二、流浪歌手的情人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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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出口,有那麼單一嗎? 寫這篇文章時,我窩在濟南文化東路松果餐廳的角落裡,一邊打字,一邊和一個臉蛋像蘋果一樣的服務員鬥智鬥勇。

    算了一下,已半年未回麗江。

    半年未見了,有那麼一點兒想大軍,沒我給他敲鼓,不知道碟片賣得怎樣。

     上次從麗江離開的前夜,大家喝了一夜的酒,靳松彈着吉他,老兵送來燒烤,大冰的小屋清清淨淨,滿地空酒瓶。

    搖曳的燭火裡,我慨歎了那些死在滇西北的朋友,又回顧了這些年共同走過的路。

    我借着酒勁兒問他:“大軍,這麼多年,有件事我一直沒搞明白……你怎麼這麼能吃啊你。

    ” 我沒見過他喝醉過,可那次他醉得直搖晃肩膀,他盯着腳尖和我說:“我挨過餓。

    ” 彼時,他酒氣滿身滿臉赭紅。

     這個男人在仫佬山寨長大,成年之前吃肉的次數兩隻手就能數過來。

    年少時迫于生計,跟着同鄉在離家千裡的建築工地打工,扛水泥,切割鋼筋,在沒有保護的腳手架上結束了自己的青春期。

     他因為飯量大而被工頭奚落,為了唱一次街頭卡拉OK而生平第一次進理發店。

    被欠薪,讨薪水被打成重傷,見識了江湖郎中的虎狼藥,同鄉冷漠的臉,然後帶着滿腹委屈和對這個世界的不解去流浪。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鄉村裡被迫接受不同程度的屈辱,他住過收容所,也住過水泥管,偶爾靠力氣換來一些糧食,卻始終被饑餓的恐怖籠罩。

     弱冠之年,在一個遙遠的城市結識了好心的流浪歌手,他尊稱那人為老師,老師把所會的所有吉他知識傾囊相授—不過是幾個最基本的吉他和弦,卻由此拯救了他接下來的人生,他說:“自打會流暢地掃弦那天開始,我就再沒有考慮過自殺。

    ” 接下來的日子,唱過地下通道,也唱過鄉村的紅白喜事班子,依舊是流浪,路卻越來越晴朗,掙了錢就買米,自己做飯,一開始熬粥,後來煮飯,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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