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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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孩子都被強行帶走，送給基督教奴隸主。
面對滅絕的威脅，他們通過在北非的其他猶太部落與摩爾人接觸并向後者提供情報。
對他們來說，什麼都比基督教統治好。
然而，社會分裂的緻命缺陷導緻了突發行動。
公元710年，部分貴族策劃了一起陰謀，拒絕承認前一君主的兒子為國王，于是擊敗并廢黜了他，并推選他們中的羅德裡戈（Rodrigo）公爵登上了王位，這使國家陷入争端和混亂。
由于認為摩爾人會非常熱心地為他們奪回王位，被推翻的國王和他的追随者越過海峽，邀請摩爾人予以協助。
摩爾人本來就與西班牙不和，于是在公元711年大舉入侵，勢如破竹。
羅德裡戈的軍隊無力抵抗，摩爾人用1.2萬人的部隊很快控制了局勢。
他們攻城略地，占領首都，确立代理人（将其中一座城市交由猶太人管理），然後繼續前進。
他們在7年内完成了對半島的征服。
哥特式的君主立憲制，由于沒能夠制定可行的治理原則，或是實現與國民的融合，未能建立牢固的根基，在受到攻擊時轟然瓦解了。
在羅馬衰落和中世紀複興之間的黑暗年代，政府除任意使用武力外并沒有有效的理論、體系或手段。
由于社會的混亂是最令人難以忍受的，因此在中世紀時政府開始逐漸成形，随後具備了公認的功能，包括普遍接受的原則、方法、機構、議會和官僚體制。
它獲取了權力、話語權，改善了行事手段并提升了能力，但并沒有變得更加聰明或是不再有愚蠢的行徑。
這并不是說，王公貴族和各位大臣不能夠英明地管理好自己的國家。
在強大有力的，有時甚至是良性或明智的統治下，也會定期出現例外情況。
就像愚蠢行徑一樣，這些現象并沒有随時間和地點而發生變化。
雅典的梭倫也許是最明智的，也是其中最早的例子之一。
他值得我們探讨一下。
公元前6世紀，時值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梭倫被選為執政官（或首席大法官），人們希望他能拯救國家，調和分歧。
當時的債務法非常嚴厲，允許債權人将被典當的土地作為抵押物，甚或驅使債務人從事奴役勞動，這無疑讓平民更加貧困，民怨沸騰，反抗情緒高漲。
梭倫既沒有參與富人對平民的壓迫，也沒有支持窮人的反抗行為，因此雙方都接納他。
在富人眼裡，據普魯塔克（Plutarch）講，他擁有物質方面的财富；而在窮人看來，他誠實可信。
在梭倫所頒布的大部分律法中，他關注的不是黨派之争，而是正義，強弱之間的公平交易，以及穩定的政府。
他廢除了債務奴役，解放了被奴役者，将選舉權擴大到平民，進行貨币改革以鼓勵貿易，規範度量衡，建立法律法規對财産繼承及公民權利進行規範，對犯罪行為施以刑罰。
這樣還是絲毫不敢大意，他最後要求雅典理事會宣誓，将他的改革維持10年。
然後，他做了一件極不平凡的事，在國家元首中可謂獨一無二：他借周遊世界之名買了一艘船，并乘船自我放逐達10年之久。
作為一位政治家，梭倫做事公平公正；作為一個人，他又非常智慧。
他本可以保留最高控制，擴大權力範圍直至成為獨裁者&mdash&mdash他由于沒有這樣做反而受到诟病。
可是他深知如果人們永無休止地請願并提議修改這條或那條法律而他并不依從，隻會增加對他的罵名，于是他決定離開，以便維持他所制定的法律的完整性，因為不經過他的許可，雅典人無法廢除法律。
他的決定表明，不去試圖淩駕于他人之上的雄心，以及用來判斷分析的常識，是智慧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梭倫的日記中，他用第三人稱描寫自己時，換了一種表達方式：&ldquo他每天都在變老，可是學會了新的東西。
&rdquo 強勢而果敢的統治者，如果缺乏梭倫那樣完備的素質，往往會如英雄般逐漸淩駕于他人之上，成為随後幾個世紀的燈塔。
伯裡克利具有良好的判斷力，做事很有分寸，聲譽卓著，在其統治下，雅典達到了最為強盛的時期。
羅馬的恺撒死于對手的刺殺，或許并不是非常智慧，但他卻具有非凡的執政能力。
後來，安東尼王朝出現了4個&ldquo好皇帝&rdquo：即圖拉真和哈德良，組織者和建設者；安敦尼·庇護，仁慈的庇護者；馬可·奧勒留，令人崇敬的哲學家。
在他們的統治下，羅馬公民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因為政府管理有方而生活富足，相互尊重。
在英格蘭，阿爾弗雷德大帝擊退了侵略者，實現了國家的統一。
查理曼得以在紛亂蕪雜的社會中建立良好的秩序。
他打造的文明藝術并不比戰争時期少，并因此在中世紀赢得崇高的聲望，這一點在之後的4個世紀裡無人能及，直至被稱為StuporMundi，意為&ldquo世界奇觀&rdquo的腓特烈二世趕超。
腓特烈凡事都要親力親為：藝術、科學、法律、詩歌、大學、十字軍東征、議會、戰争、政治以及與教皇的争奪。
盡管他各方面才能卓著，最後遭受挫敗。
洛倫佐·德·美第奇，作為傑出的政要，使得佛羅倫薩更為輝煌，但他卻因為想要建立王朝的野心而使共和國逐漸削弱。
兩個女王，英國的伊麗莎白一世和奧地利的瑪麗娅·特蕾莎，都是精明能幹、睿智無比的統治者，為各自國家創造了無盡的财富。
作為一個新興國家的締造者，喬治·華盛頓在衆多領袖中閃耀着最為奪目的光芒。
與學富五車、文質彬彬、頭腦非凡、智慧超群、多才多藝的傑斐遜相比，華盛頓意志堅定、品格高尚，擁有天然的領袖氣質；另外，他精力過人、不屈不撓，能夠克服重重障礙，無往而不勝。
他不僅帶領美國人民赢得國家的獨立，而且使羽翼未豐的年輕共和國度過了最初幾年的危機得以茁壯成長。
他的周圍群星閃耀，人才濟濟，更有無數政治精英如雨後春筍，充滿無限生機。
盡管他們并非完美之士，且時常争吵不休，但在大阿瑟·M·施萊辛格看來，這些開國元勳們&ldquo是美國，或者可能是所有國家最為傑出的一代公務人員&rdquo，這并非言過其實。
這位曆史學家所賦予他們的品質值得一提：他們無所畏懼，具有高度的原則性，精通古代和現代的政治思想，精明務實，勇于嘗試，并且，更為重要的一點是，&ldquo相信人類有能力通過自己的智慧改善所處的環境&rdquo。
這就是塑造了他們個性的理性時代的标志；而且，雖然18世紀有一種傾向，認為人類在内心深處更為理性，但恰恰在這個年代，這些人将他們在社會治理方面的才能發揮到了極緻。
如果我們能夠知道從僅僅250萬居民中就産生如此衆多精英的原因就好了，它将具有非常寶貴的價值。
施萊辛格提出了一些起到促進作用的因素：教育的廣泛傳播，富有挑戰性的經濟發展機遇，社會的流動性，自我管理方面的培訓&mdash&mdash所有這些都有助于公民竭力培育并提升他們的政治素養。
教會威信的降低，商業、科學和藝術領域尚未提供努力進取的方向，因而對于那些精力充沛、意志堅定的人來說，治國方略幾乎是他們唯一的出路。
或許在時代的需求中最為重要的是激發人們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勇氣和機會。
那麼有什麼東西更加令人振奮，并且更有可能讓這些精力充沛、意志堅定的人付諸行動呢？ 不論之前或之後，都從未有人對政府體制的構成進行過如此審慎和理性的思考。
在法國和俄國革命中，有太多的階級仇恨和流血沖突，以至于人們無法實現公平的結果或建立永久的體系。
兩個世紀以來，在每次危機之後，美國的政治制度始終能夠在壓力下糾正其不合理的做法，同時不放棄既有體制去尋求其他制度，而諸如意大利、德國、法國和西班牙則并非如此。
随着惰性的加劇，美國這種情況可能會改變。
在曆史上，當各種條件有利的時候，或者拙劣的決策因為豐富的資源而并未産生嚴重後果的時候，或者因為規模宏大而減弱了不利影響的時候，社會制度往往不會因為衆多荒唐愚蠢的行徑而發生變化，處于擴張時期的美國就是這樣。
時至今日，已經不再有那麼多的緩沖因素，愚蠢行為所導緻的後果是我們無法承受的。
美國開國元勳們的思想和行為難能可貴，在正常的曆史進程中無法期望再次出現這樣一個群體。
但他們非凡的形象始終銘刻在我們心中，有助于我們對人類行為的可能性做出良好的評估和判斷。
在昙花一現般的明智的政府間隙，總有愚蠢行徑大行其道。
在法國波旁王朝時期，這種愚蠢行徑更綻放出絢麗的花朵。
路易十四通常被認為是一位優秀的君主，主要是因為人們傾向于接受誇大其詞的自我評價。
實際上，他發動了無休止的戰争，大量發行國債，外加傷亡、饑荒和疾病，耗盡了法國的經濟和社會資源，将國家推向崩潰邊緣，并最終導緻兩代君主之後絕對君主制被推翻。
從這個角度看，路易十四所奉行的政策違背了最終的自身利益。
其繼任者路易十五的情婦蓬帕杜夫人評價這種統治的後果道：&ldquo在我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
&rdquo 曆史學家普遍認為，路易生涯中最應受到譴責的行為和最為糟糕的錯誤就在于1685年廢除了《南特敕令》，取消了他祖父時期所貫徹的寬容政策，恢複對胡格諾派的迫害。
這還稱不上是絕對的愚蠢政策，因為在當時根本就無人對此進行責備或告誡，這反而受到了熱烈的歡迎，而且在30年後國王的葬禮上，人們還将其作為最值得贊揚的行為大加肯定。
然而，這一事實卻使另外一項标準顯得更為重要，即愚蠢政策必須是某個群體而非個人的決策。
沒過多久，人們就認識到了該政策之愚蠢。
幾十年後，伏爾泰将其稱為&ldquo法國最大的災難之一&rdquo，其結果&ldquo完全違背了初衷&rdquo。
和所有愚蠢行徑一樣，它受到當時人們的态度、信仰和政治傾向的影響；而像某些愚蠢行徑一樣，若并非所有的話，它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不采取措施也能平安無事的時候，它太過激進。
舊的宗教分裂和加爾文殘忍教義的力量正在逐漸削弱；人數不足200萬或大約人口1/10的胡格諾派是辛勤工作的忠誠公民，而他們太過勤奮反而令天主教派感到不安。
這樣就造成了雙方的摩擦。
胡格諾派隻有一個新年作為休息日，而天主教徒則有100個聖徒和神聖假日；且胡格諾派工作高效，創造力強，在經商方面更為成功。
他們的商店和作坊搶走了大批生意，這也是天主教徒要求對他們進行壓制的主要原因。
在更高層次上，這一要求被賦予充分的理由，因為在宗教方面持不同政見是對國王的背叛，而取消對是非感的自由選擇（&ldquo這緻命的自由&rdquo）不僅是為國家利益，也是對上帝的忠誠。
擺脫了紅衣主教馬薩林（Mazarin）早期監護之後的國王越來越專制，因而這一建議對他很有吸引力。
他的專制權力越大，似乎就越不能接受政見不同者的存在。
&ldquo一部法律，一個國王，一個上帝&rdquo是他對國家的概念，并且在他當政25年之後，他的政治力量日益加強，對分歧的包容也逐漸萎縮。
他所認為的神聖使命對統治者來說通常會造成災難性後果，深信&ldquo我應該成為上帝的使者，讓所有臣服于我的人按照上帝的教導行事&rdquo是全能的上帝的意志。
此外，他還有自己的政治動機。
鑒于英國詹姆斯二世對天主教的了解，路易認為，歐洲正在回歸到天主教至上，他可以擺出一副極力反對新教徒的姿态對此表示支持。
而且，由于與教宗在其他問題上的争執，他想表明自己是正統觀念的捍衛者，由此重申古代法國的&ldquo最具基督教意味的國王&rdquo的稱号。
1681年，廢除《南特敕令》的法令尚未被真正頒布，迫害行為就開始了。
新教活動被禁止，學校和教堂被關閉，人們被強制接受天主教洗禮，兒童從7歲開始就與家人分離，被撫養成天主教徒，行業行為與職業被逐步限制直至完全禁止，胡格諾派官員被責令辭職，政府組織專門人員進行改宗，且給每個轉變信仰的人提供賞金。
一個又一個法令将胡格諾派教徒從他們自己的社區及國家生活分離開來并徹底根除聯系。
随着迫害行為的升級，他們開始采取暴力措施，其中最為殘忍且最為有效的莫過于對新教徒的&ldquo武力迫害&rdquo，即讓那些兇暴粗野的男人分别駐守在胡格諾派家庭中，并鼓勵他們為所欲為。
由這些粗野男人組成的軍隊，因粗暴散漫而臭名昭著。
他們大肆屠殺，毆打搶劫戶主，強奸婦女，四處破壞，所到之處一片狼藉。
而當局以免除家庭被進駐從而擺脫這種恐怖行為為幌子，誘使人們轉變信仰。
在這種情況下，大規模的信仰轉變幾乎不可能真心實意，這引起了天主教徒的不滿，因為這些人發假誓，亵渎了教會的神聖。
并非心甘情願領受聖餐的人有時被驅趕着去做彌撒，其中有的反抗者對聖餐吐口水，并倒在地上踐踏，他們因為玷污了聖禮而被燒死在了火刑柱上。
法令禁止遭受處罰的胡格諾派教徒離開，而他們一旦被抓到，則被判決到船上的廚房接受勞役。
為了反抗，胡格諾派開始移民。
另一方面，如果他們拒絕公開發誓放棄原有信仰，當局就會迫使他們的牧師流亡海外，因為怕這些牧師會在暗中傳教，鼓勵那些已經轉變信仰的人恢複原有信仰。
那些繼續布道的頑固的牧師被施以輪刑，很多牧師因此成為殉道者，這同時也激勵了他們的追随者繼續反抗。
當有人将大規模信仰轉變情況彙報給國王，說僅一個地區三天時間就有6萬人轉變信仰時，國王決定廢除《南特敕令》，因為在他看來胡格諾派已經不複存在，不再需要這個敕令了。
這時，有人質疑這一政策的明智性。
在廢除敕令前夕舉行的一次會議上，皇太子或許是想表達有人私下轉達給他的憂慮之情，提醒說如果廢除這一敕令可能導緻反抗和大規模移民，由此損害法國的商業。
但是，他似乎是唯一提出反對聲音的人，毫無疑問這是因為他不用怕遭到報複。
一個星期後，即1685年10月18日，廢除的法令正式頒布，并被人們譽為
面對滅絕的威脅，他們通過在北非的其他猶太部落與摩爾人接觸并向後者提供情報。
對他們來說，什麼都比基督教統治好。
然而，社會分裂的緻命缺陷導緻了突發行動。
公元710年，部分貴族策劃了一起陰謀，拒絕承認前一君主的兒子為國王，于是擊敗并廢黜了他，并推選他們中的羅德裡戈（Rodrigo）公爵登上了王位，這使國家陷入争端和混亂。
由于認為摩爾人會非常熱心地為他們奪回王位，被推翻的國王和他的追随者越過海峽，邀請摩爾人予以協助。
摩爾人本來就與西班牙不和，于是在公元711年大舉入侵，勢如破竹。
羅德裡戈的軍隊無力抵抗，摩爾人用1.2萬人的部隊很快控制了局勢。
他們攻城略地，占領首都，确立代理人（将其中一座城市交由猶太人管理），然後繼續前進。
他們在7年内完成了對半島的征服。
哥特式的君主立憲制，由于沒能夠制定可行的治理原則，或是實現與國民的融合，未能建立牢固的根基，在受到攻擊時轟然瓦解了。
在羅馬衰落和中世紀複興之間的黑暗年代，政府除任意使用武力外并沒有有效的理論、體系或手段。
由于社會的混亂是最令人難以忍受的，因此在中世紀時政府開始逐漸成形，随後具備了公認的功能，包括普遍接受的原則、方法、機構、議會和官僚體制。
它獲取了權力、話語權，改善了行事手段并提升了能力，但并沒有變得更加聰明或是不再有愚蠢的行徑。
這并不是說，王公貴族和各位大臣不能夠英明地管理好自己的國家。
在強大有力的，有時甚至是良性或明智的統治下，也會定期出現例外情況。
就像愚蠢行徑一樣，這些現象并沒有随時間和地點而發生變化。
雅典的梭倫也許是最明智的，也是其中最早的例子之一。
他值得我們探讨一下。
公元前6世紀，時值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梭倫被選為執政官（或首席大法官），人們希望他能拯救國家，調和分歧。
當時的債務法非常嚴厲，允許債權人将被典當的土地作為抵押物，甚或驅使債務人從事奴役勞動，這無疑讓平民更加貧困，民怨沸騰，反抗情緒高漲。
梭倫既沒有參與富人對平民的壓迫，也沒有支持窮人的反抗行為，因此雙方都接納他。
在富人眼裡，據普魯塔克（Plutarch）講，他擁有物質方面的财富；而在窮人看來，他誠實可信。
在梭倫所頒布的大部分律法中，他關注的不是黨派之争，而是正義，強弱之間的公平交易，以及穩定的政府。
他廢除了債務奴役，解放了被奴役者，将選舉權擴大到平民，進行貨币改革以鼓勵貿易，規範度量衡，建立法律法規對财産繼承及公民權利進行規範，對犯罪行為施以刑罰。
這樣還是絲毫不敢大意，他最後要求雅典理事會宣誓，将他的改革維持10年。
然後，他做了一件極不平凡的事，在國家元首中可謂獨一無二：他借周遊世界之名買了一艘船，并乘船自我放逐達10年之久。
作為一位政治家，梭倫做事公平公正；作為一個人，他又非常智慧。
他本可以保留最高控制，擴大權力範圍直至成為獨裁者&mdash&mdash他由于沒有這樣做反而受到诟病。
可是他深知如果人們永無休止地請願并提議修改這條或那條法律而他并不依從，隻會增加對他的罵名，于是他決定離開，以便維持他所制定的法律的完整性，因為不經過他的許可，雅典人無法廢除法律。
他的決定表明，不去試圖淩駕于他人之上的雄心，以及用來判斷分析的常識，是智慧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梭倫的日記中，他用第三人稱描寫自己時，換了一種表達方式：&ldquo他每天都在變老，可是學會了新的東西。
&rdquo 強勢而果敢的統治者，如果缺乏梭倫那樣完備的素質，往往會如英雄般逐漸淩駕于他人之上，成為随後幾個世紀的燈塔。
伯裡克利具有良好的判斷力，做事很有分寸，聲譽卓著，在其統治下，雅典達到了最為強盛的時期。
羅馬的恺撒死于對手的刺殺，或許并不是非常智慧，但他卻具有非凡的執政能力。
後來，安東尼王朝出現了4個&ldquo好皇帝&rdquo：即圖拉真和哈德良，組織者和建設者；安敦尼·庇護，仁慈的庇護者；馬可·奧勒留，令人崇敬的哲學家。
在他們的統治下，羅馬公民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因為政府管理有方而生活富足，相互尊重。
在英格蘭，阿爾弗雷德大帝擊退了侵略者，實現了國家的統一。
查理曼得以在紛亂蕪雜的社會中建立良好的秩序。
他打造的文明藝術并不比戰争時期少，并因此在中世紀赢得崇高的聲望，這一點在之後的4個世紀裡無人能及，直至被稱為StuporMundi，意為&ldquo世界奇觀&rdquo的腓特烈二世趕超。
腓特烈凡事都要親力親為：藝術、科學、法律、詩歌、大學、十字軍東征、議會、戰争、政治以及與教皇的争奪。
盡管他各方面才能卓著，最後遭受挫敗。
洛倫佐·德·美第奇，作為傑出的政要，使得佛羅倫薩更為輝煌，但他卻因為想要建立王朝的野心而使共和國逐漸削弱。
兩個女王，英國的伊麗莎白一世和奧地利的瑪麗娅·特蕾莎，都是精明能幹、睿智無比的統治者，為各自國家創造了無盡的财富。
作為一個新興國家的締造者，喬治·華盛頓在衆多領袖中閃耀着最為奪目的光芒。
與學富五車、文質彬彬、頭腦非凡、智慧超群、多才多藝的傑斐遜相比，華盛頓意志堅定、品格高尚，擁有天然的領袖氣質；另外，他精力過人、不屈不撓，能夠克服重重障礙，無往而不勝。
他不僅帶領美國人民赢得國家的獨立，而且使羽翼未豐的年輕共和國度過了最初幾年的危機得以茁壯成長。
他的周圍群星閃耀，人才濟濟，更有無數政治精英如雨後春筍，充滿無限生機。
盡管他們并非完美之士，且時常争吵不休，但在大阿瑟·M·施萊辛格看來，這些開國元勳們&ldquo是美國，或者可能是所有國家最為傑出的一代公務人員&rdquo，這并非言過其實。
這位曆史學家所賦予他們的品質值得一提：他們無所畏懼，具有高度的原則性，精通古代和現代的政治思想，精明務實，勇于嘗試，并且，更為重要的一點是，&ldquo相信人類有能力通過自己的智慧改善所處的環境&rdquo。
這就是塑造了他們個性的理性時代的标志；而且，雖然18世紀有一種傾向，認為人類在内心深處更為理性，但恰恰在這個年代，這些人将他們在社會治理方面的才能發揮到了極緻。
如果我們能夠知道從僅僅250萬居民中就産生如此衆多精英的原因就好了，它将具有非常寶貴的價值。
施萊辛格提出了一些起到促進作用的因素：教育的廣泛傳播，富有挑戰性的經濟發展機遇，社會的流動性，自我管理方面的培訓&mdash&mdash所有這些都有助于公民竭力培育并提升他們的政治素養。
教會威信的降低，商業、科學和藝術領域尚未提供努力進取的方向，因而對于那些精力充沛、意志堅定的人來說，治國方略幾乎是他們唯一的出路。
或許在時代的需求中最為重要的是激發人們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勇氣和機會。
那麼有什麼東西更加令人振奮，并且更有可能讓這些精力充沛、意志堅定的人付諸行動呢？ 不論之前或之後，都從未有人對政府體制的構成進行過如此審慎和理性的思考。
在法國和俄國革命中，有太多的階級仇恨和流血沖突，以至于人們無法實現公平的結果或建立永久的體系。
兩個世紀以來，在每次危機之後，美國的政治制度始終能夠在壓力下糾正其不合理的做法，同時不放棄既有體制去尋求其他制度，而諸如意大利、德國、法國和西班牙則并非如此。
随着惰性的加劇，美國這種情況可能會改變。
在曆史上，當各種條件有利的時候，或者拙劣的決策因為豐富的資源而并未産生嚴重後果的時候，或者因為規模宏大而減弱了不利影響的時候，社會制度往往不會因為衆多荒唐愚蠢的行徑而發生變化，處于擴張時期的美國就是這樣。
時至今日，已經不再有那麼多的緩沖因素，愚蠢行為所導緻的後果是我們無法承受的。
美國開國元勳們的思想和行為難能可貴，在正常的曆史進程中無法期望再次出現這樣一個群體。
但他們非凡的形象始終銘刻在我們心中，有助于我們對人類行為的可能性做出良好的評估和判斷。
在昙花一現般的明智的政府間隙，總有愚蠢行徑大行其道。
在法國波旁王朝時期，這種愚蠢行徑更綻放出絢麗的花朵。
路易十四通常被認為是一位優秀的君主，主要是因為人們傾向于接受誇大其詞的自我評價。
實際上，他發動了無休止的戰争，大量發行國債，外加傷亡、饑荒和疾病，耗盡了法國的經濟和社會資源，将國家推向崩潰邊緣，并最終導緻兩代君主之後絕對君主制被推翻。
從這個角度看，路易十四所奉行的政策違背了最終的自身利益。
其繼任者路易十五的情婦蓬帕杜夫人評價這種統治的後果道：&ldquo在我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
&rdquo 曆史學家普遍認為，路易生涯中最應受到譴責的行為和最為糟糕的錯誤就在于1685年廢除了《南特敕令》，取消了他祖父時期所貫徹的寬容政策，恢複對胡格諾派的迫害。
這還稱不上是絕對的愚蠢政策，因為在當時根本就無人對此進行責備或告誡，這反而受到了熱烈的歡迎，而且在30年後國王的葬禮上，人們還将其作為最值得贊揚的行為大加肯定。
然而，這一事實卻使另外一項标準顯得更為重要，即愚蠢政策必須是某個群體而非個人的決策。
沒過多久，人們就認識到了該政策之愚蠢。
幾十年後，伏爾泰将其稱為&ldquo法國最大的災難之一&rdquo，其結果&ldquo完全違背了初衷&rdquo。
和所有愚蠢行徑一樣，它受到當時人們的态度、信仰和政治傾向的影響；而像某些愚蠢行徑一樣，若并非所有的話，它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不采取措施也能平安無事的時候，它太過激進。
舊的宗教分裂和加爾文殘忍教義的力量正在逐漸削弱；人數不足200萬或大約人口1/10的胡格諾派是辛勤工作的忠誠公民，而他們太過勤奮反而令天主教派感到不安。
這樣就造成了雙方的摩擦。
胡格諾派隻有一個新年作為休息日，而天主教徒則有100個聖徒和神聖假日；且胡格諾派工作高效，創造力強，在經商方面更為成功。
他們的商店和作坊搶走了大批生意，這也是天主教徒要求對他們進行壓制的主要原因。
在更高層次上，這一要求被賦予充分的理由，因為在宗教方面持不同政見是對國王的背叛，而取消對是非感的自由選擇（&ldquo這緻命的自由&rdquo）不僅是為國家利益，也是對上帝的忠誠。
擺脫了紅衣主教馬薩林（Mazarin）早期監護之後的國王越來越專制，因而這一建議對他很有吸引力。
他的專制權力越大，似乎就越不能接受政見不同者的存在。
&ldquo一部法律，一個國王，一個上帝&rdquo是他對國家的概念，并且在他當政25年之後，他的政治力量日益加強，對分歧的包容也逐漸萎縮。
他所認為的神聖使命對統治者來說通常會造成災難性後果，深信&ldquo我應該成為上帝的使者，讓所有臣服于我的人按照上帝的教導行事&rdquo是全能的上帝的意志。
此外，他還有自己的政治動機。
鑒于英國詹姆斯二世對天主教的了解，路易認為，歐洲正在回歸到天主教至上，他可以擺出一副極力反對新教徒的姿态對此表示支持。
而且，由于與教宗在其他問題上的争執，他想表明自己是正統觀念的捍衛者，由此重申古代法國的&ldquo最具基督教意味的國王&rdquo的稱号。
1681年，廢除《南特敕令》的法令尚未被真正頒布，迫害行為就開始了。
新教活動被禁止，學校和教堂被關閉，人們被強制接受天主教洗禮，兒童從7歲開始就與家人分離，被撫養成天主教徒，行業行為與職業被逐步限制直至完全禁止，胡格諾派官員被責令辭職，政府組織專門人員進行改宗，且給每個轉變信仰的人提供賞金。
一個又一個法令将胡格諾派教徒從他們自己的社區及國家生活分離開來并徹底根除聯系。
随着迫害行為的升級，他們開始采取暴力措施，其中最為殘忍且最為有效的莫過于對新教徒的&ldquo武力迫害&rdquo，即讓那些兇暴粗野的男人分别駐守在胡格諾派家庭中，并鼓勵他們為所欲為。
由這些粗野男人組成的軍隊，因粗暴散漫而臭名昭著。
他們大肆屠殺，毆打搶劫戶主，強奸婦女，四處破壞，所到之處一片狼藉。
而當局以免除家庭被進駐從而擺脫這種恐怖行為為幌子，誘使人們轉變信仰。
在這種情況下，大規模的信仰轉變幾乎不可能真心實意，這引起了天主教徒的不滿，因為這些人發假誓，亵渎了教會的神聖。
并非心甘情願領受聖餐的人有時被驅趕着去做彌撒，其中有的反抗者對聖餐吐口水，并倒在地上踐踏，他們因為玷污了聖禮而被燒死在了火刑柱上。
法令禁止遭受處罰的胡格諾派教徒離開，而他們一旦被抓到，則被判決到船上的廚房接受勞役。
為了反抗，胡格諾派開始移民。
另一方面，如果他們拒絕公開發誓放棄原有信仰，當局就會迫使他們的牧師流亡海外，因為怕這些牧師會在暗中傳教，鼓勵那些已經轉變信仰的人恢複原有信仰。
那些繼續布道的頑固的牧師被施以輪刑，很多牧師因此成為殉道者，這同時也激勵了他們的追随者繼續反抗。
當有人将大規模信仰轉變情況彙報給國王，說僅一個地區三天時間就有6萬人轉變信仰時，國王決定廢除《南特敕令》，因為在他看來胡格諾派已經不複存在，不再需要這個敕令了。
這時，有人質疑這一政策的明智性。
在廢除敕令前夕舉行的一次會議上，皇太子或許是想表達有人私下轉達給他的憂慮之情，提醒說如果廢除這一敕令可能導緻反抗和大規模移民，由此損害法國的商業。
但是，他似乎是唯一提出反對聲音的人，毫無疑問這是因為他不用怕遭到報複。
一個星期後，即1685年10月18日，廢除的法令正式頒布，并被人們譽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