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藝複興時期的教皇：147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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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在哥倫布發現美洲的同時，文藝複興在意大利正進入全盛時期。
也就在這個時期，歐洲的價值觀開始走向世界。
在這股潮流中，人們發現，規劃并把握自己命運的是自己本人而不是上帝。
人們的需求、野心和欲望，人們的樂趣和财産，人們的思維、藝術、權力和榮耀，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人們的塵世今生，也不再像中世紀那樣，為了至高無上的精神追求而疲于奔命。
在60年的時間裡，從大約1470年到1530年，世俗精神在連續6任教皇[1]身上都得到了集中體現。
他們唯利是圖、道德淪喪、貪得無厭，引火自焚般地玩弄權術。
他們的統治令盡忠職守的人感到無望，他們對改革的呼聲置之不理，對所有抗議、警告以及日益高漲的反抗置若罔聞，教廷的權威受到質疑，最終，基督教的統一被打破，羅馬教皇的支持者中有一半轉而信仰新教。
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剛愎自用的愚蠢行為，從随後幾個世紀的相互敵對和自相殘殺的戰争來看，這或許是西方曆史上後果最為嚴重的行為。
這6位教皇濫用職權的行為并非從文藝複興高潮時期才出現。
因為，在14世紀大部分時間裡，教皇一直在阿維尼翁[2]流亡。
他們逐漸養成了形成于教皇流亡150年間的教皇政府的統治習慣，并最終将種種惡習發展到極度的愚蠢行徑。
他們試圖返回羅馬，這導緻了1378年教派的分裂，一位教皇在羅馬，一位教皇在阿維尼翁，而他們各自的繼任者在之後半個多世紀中均聲稱自己是真正的教皇。
此後，每個國家或王國對随便哪個提出主張的教皇的服從，都取決于政治利益，因而，此次分裂所遺留下來的嚴重後果便是對世俗統治者的依賴，因為對立的教皇認為有必要通過與國王及王公貴族讨價還價、退縮讓步以及建立聯盟的手段彌補因分裂而被削弱的權力。
另外，由于收入也被分割，教皇職位走向商業化和政治化，稅收成了其首要關心的問題。
從這時起，經教會批準的一切精神或物質産品的銷售，從赦免和救贖到主教職位和修道院，都發展成永久的商業行為，它所提供的産品很有吸引力，但對于宗教的意義而言卻令人反感。
由于文藝複興時期風頭正勁的人文主義的影響，在15世紀30年代終于返回羅馬的教皇，接受了意大利城邦海盜王子的作風和價值觀。
意大利的統治者們生活奢侈考究，做事毫無原則，相互争吵不休。
由于自身的渙散和有限的領土範圍，作為當權者的他們根本改變不了沖突混亂的局面。
這6位教皇的貪婪和奢侈作風，并不比他們先前的榜樣好到哪裡去；而且，由于地位優越，他們通常變本加厲。
他們就像獵犬追尋氣味那樣緊随着各種職位油水，包括一位博基亞家族[3]成員和兩位美第奇家族[4]成員在内的6位教皇中，每一位都癡迷于建立永久的家族财富。
基于這種追求，他們先後卷入當時的政治旋渦，不斷地變換着各種組合、陰謀和手段，從不考慮長遠利益和指導原則，隻有當時的力量平衡似乎才起到一定制約和調節作用。
由于政治方面的平衡非常脆弱，搖擺不定，他們相互間達成的協定總是由于背叛而被推翻，這從而允許，當然也确實需要各種交易、賄賂和陰謀，它們取代了深思熟慮和良好規劃。
這一時期，法國、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三大帝國聯合了不是這個就是那個意大利城邦，對意大利進行反複入侵，目的是奪取半島或其部分地區，這成為該時期的主導政治因素。
盡管教廷也參與其中，但由于軍事資源匮乏，它無法發揮決定性作用。
它越多地參與到具有持久惡性後果的臨時沖突中，就越在君主面前顯示出自己的無能，而實際上，它也确實變得無能了。
與此同時，面對顯然需要的宗教改革任務，它又畏首畏尾，因為它害怕失去權威，失去謀取私利的機會。
作為意大利人，文藝複興時期的教皇在使他們國家成為戰争受害者、遭受外國壓迫并失去獨立的過程中起了為虎作伥的作用；作為教宗，他們的所作所為被路德派所嘲笑，同時也成為路德派成長的搖籃。
是否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呢？由于整個腐敗階層的既得利益，從宗教方面着手回應對改革的持續不斷的呼聲實在難上加難，但并非不可行。
人們不斷發出強烈的警告，公開地抱怨教皇玩忽職守的行為。
就像羅曼諾夫王朝[5]或國民黨統治後期，如果沒有全國性的動亂或解體，對腐敗無能的政權的改革就難以完成。
就文藝複興時期的羅馬教廷來說，讓在乎自己職位的教會領袖去自上而下發起改革，而後讓具有同樣思想的繼任者不遺餘力、不屈不撓地将改革繼續下去，可能會消除那些最令人切齒的做法，給那些懷疑教會和牧師存在價值的人以回答，滿足人們精神寬慰的需求，這樣或許就避免了最終的分裂。
在政治領域，一以貫之地實行始終如一的政治方針也不失為一種選擇。
如果教皇們朝着這個方向努力，而不是将精力消耗在無盡的私欲上，他們就可能避免世俗權力的敵對行為，這對教皇城邦國家是有利的。
這也并非他們力不能及。
6位教皇中的3位，包括西克斯圖斯四世（1414&mdash1484）、亞曆山大六世和尤利烏斯二世，都是能力超群、意志堅定的人。
然而，除了尤利烏斯有資格成為例外之外，并沒有人去施展哪怕一丁點兒的治國之才，或者受到聖彼得的椅子這樣的榮耀鼓舞而産生一些适當的有關政治責任的想法，更别提有什麼精神的使命了。
可以說，當時的道德能力和處世哲學使他們從心理上不可能采取這種策略。
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未能被選擇的選項都是面對這一問題的人力不能及的。
當時的社會情況塑造了教皇的思維并指引了他們的行動，這是不可否認的，但權力的責任通常需要他們去抵制和扭轉這種無處不在的氛圍。
然而事實恰恰相反，我們将會看到，教皇向社會上最為邪惡腐敗的事物屈服了，并且在越來越多顯而易見的社會挑戰面前，始終顯示出一種不可救藥的榆木疙瘩式的思維。
改革是這個時代普遍的主旋律，它通過文學、布道、小冊子、歌曲及政治集會等方式被表達出來。
每個時代總有被追逐名利的教會所疏遠的人，他們呼籲體制的改革，并崇尚以更為純潔的心态膜拜上帝，自12世紀以來，這種呼聲變得越來越普遍。
聖弗朗西斯在聖達勉堂祈禱時，在幻覺中聽到一個聲音：&ldquo我的廟宇快要倒塌了。
替我重建吧！&rdquo這是對從教廷到村莊教區各個階層的物質主義及不合格的神職人員的不滿，是對普遍存在的腐敗和貪婪的不滿，因此人們要求從&ldquo教皇到教會成員&rdquo的改革。
有人僞造特許狀進行銷售，為十字軍東征的捐贈被教廷據為己有，天主教的豁免權被沿街兜售，這樣一來，正如牛津校長在1450年所抱怨的，人們不再介意自己曾經的惡行，因為他們僅用6便士就能夠獲得赦免，或者可以把赦免當一場網球比賽的獎品一樣赢回來。
對于缺席宗教活動和占有多個有俸聖職，對于冷漠的教會和上下層神職人員日益嚴重的分離，對于高級教士的毛皮長袍和帶仆人的套房，對于粗魯無知的鄉村牧師，對于教會文書包養情婦、像普通人一樣飲酒作樂，人們已經極為不滿了。
這是深刻怨恨的根本原因，因為在普通人看來，教士作為人與神之間的中間人，理應更加聖潔。
如果這些中間人玩忽職守，人類到哪裡去尋求寬恕和救贖呢？基督代理人日常的所作所為與他們的神聖使命之間的巨大差異，讓人們有種被背叛的感覺。
基本上，用達勒姆[6]某修道院副院長的話來說，人們&ldquo渴望上帝的話語&rdquo，而從上帝的那些卑微拙劣的牧師那裡并不能獲得&ldquo能夠拯救靈魂的真正信仰和道德戒律&rdquo。
許多牧師&ldquo從未讀過《舊約》，也幾乎沒有讀過祈禱用的聖詩集&rdquo，甚至很多人醉醺醺地就來到講壇傳經布道。
身居高位的教士很少訪問教區，初級神職人員沒有接受過培訓、教育或宗教領導，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職責所在或儀式如何進行，不知道怎麼給予聖禮。
雖然世俗傳教士對牧師提出批評是被禁止的，但這經常會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
&ldquo隻要傳教士說出一句對牧師或神父不利的話，沉睡的人就會立即睡意全無，百無聊賴的人就會興奮異常&hellip&hellip以至于人們廢寝忘食起來&rdquo，連最邪惡的人也認為，與那些神職人員相比，他們自己是&ldquo多麼正直或高尚&rdquo。
到了14世紀，抗議日益形成并通過羅拉得派和胡斯派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表達呼聲，此外還有像&ldquo兄弟共同生活&rdquo之類的社區世俗團體，該組織是官方教會外擁有真正虔敬之心的人找到家庭溫暖的地方。
在這裡，人們已經表達出後來标志着新教徒反抗的不同政見理論：否認聖餐變體，拒絕認罪，拒絕對赦免權的非法交易，拒絕朝聖活動以及對聖徒和遺迹的崇拜。
從羅馬分離出去并非不可想象。
在14世紀，著名神學博士威廉·奧卡姆已經可以設想沒有教皇的教會；在1453年，羅馬人斯特凡諾·波爾卡羅策劃了一場旨在徹底推翻羅馬教皇的陰謀活動（盡管該陰謀最初似乎是出于政治而非宗教目的）。
印刷技術的應用和識字率的增長，特别是讓人們通過用方言讓人們直接閱讀《聖經》，滋養了持不同政見者的土壤。
在印刷術應用的最初60年裡，《聖經》就出現了400多個版本，任何識字的人都能夠在《聖經》福音書中發現，與他們同時代的身披紅袍、紫袍的主教并不在等級制度中。
教會本身也經常談及改革。
在15世紀上半葉的康斯坦茨和巴塞爾會議上，一些著名的傳教士會在每個星期天向代表們發表長篇演講，主要是關于腐敗行為和放任的道德，尤其是關于聖職的買賣，關于沒能夠産生基督教複興的拯救工具&mdash&mdash對土耳其的東征，關于導緻基督教腐爛生活的所有罪惡行為。
他們呼籲采取積極行動和措施。
會議涉及無休止的讨論，就大量的提案進行辯論，并發布一系列法令，主要處理統治階層與教廷之間就收入及有俸聖職分配等的糾紛。
但是，他們并沒有深入對這些方面有基本需求的地方，比如主教對所轄教區的視察、對年輕神職人員的教育，寺院階層的重組等問題。
職位較高的神職人員也并非完全漠不關心，他們中有修道院長、主教，甚至有些紅衣主教對改革非常熱切。
教皇也間或做出些回應的姿态。
根據尼古拉五世和庇護二世的命令，改革方案分别于15世紀40年代和15世紀60年代起草出來，後者的起草人是一心一意倡導改革的庫薩的尼古拉，他既是德國紅衣主教又是教皇特使。
在向庇護二世介紹他的方案時，尼古拉說，改革對于&ldquo從把教皇改變成基督的樣子開始轉變所有的基督徒&rdquo是非常必要的。
他的改革同僚多梅尼科主教對此也同樣不遺餘力。
他寫道，對不講法律的王公貴族堅持教廷的神聖是沒有用的，因為主教和地方議會的邪惡生活使得教會被一般信徒稱為&ldquo巴比倫，地球上所有通奸亂倫和可憎行為的源頭&rdquo。
在1464年選舉庇護二世繼任者的秘密會議上，多梅尼科将本應引起西克斯圖斯及其繼任者注意的問題概括如下：&ldquo必須重申教會的尊嚴，恢複教會的權威，對道德進行改革，對教廷予以監管，确保司法公正，大力傳播信仰。
&rdquo在他看來，這樣就能奪回教皇的領土，&ldquo将信徒武裝起來進行聖戰&rdquo。
文藝複興時期的這6位教皇幾乎一事無成。
教皇及統治層的個人财富與現有體制休戚相關；在他們看來，改革就是建立議會制度，就是削弱教皇權威，因此，即便他們不主動表現出厭惡情緒，所采取的不支持立場也挫敗了改革。
縱觀15世紀自胡斯起義以來這段曆史，宗教革命風起雲湧，但教會的統治者卻沒有注意到這些。
他們僅僅把抗議視為表達不同政見的方式，隻需壓制一下即可，卻沒有看到，這已經嚴重威脅到他們存在的合法性。
與此同時，作為全新信仰的民族主義和在國家教會興起過程中出現的全新挑戰已經在削弱羅馬的統治。
由于政治壓力和因分裂而達成的交易，原本屬于地方神職人員但卻被教廷篡奪的任命權被逐步移交給世俗機構或者根據他們的命令、朝着有利于他們利益的方向改變，這種任免權是教會權力與收入的最基本來源。
在法國和英國，根據被迫與統治者達成的協議，這種權力基本喪失殆盡，并且在各種政治上的讨價還價過程中，它在這一時期被進一步移交給了哈布斯堡帝國、西班牙及外國當權者。
在文藝複興時期，盡管政治退化、道德堕落、罪惡行為比比皆是，但藝術卻奇迹般地有了繁榮發展，善與惡并駕齊驅，這種結合達到不同尋常的地步。
經典古迹所反映的是人類巧奪天工的能力而不是虛幻的三位一體的教義，這種發現本身就是豐富的體驗，引起人們對人文主義的熱烈追捧。
這一點首先在意大利表現得尤為明顯，人們能夠感到古代民族輝煌的回歸。
它強調世俗的善，意味着放棄基督教那種忘我的理想；而對個體的自豪感又削弱了教會所傳達的對上帝意志的服從。
他們深愛異教徒所遺留下來的文化習俗，以至于意大利的統治階層對基督教并不那麼崇敬。
正如馬基雅維利[7]在《論李維》中所寫，這使得&ldquo至高的幸福包含謙遜、克制以及對世俗的蔑視&rdquo，而在異教徒看來，善主要存在于&ldquo偉大的靈魂、強健的體魄，以及使人類令人敬畏的所有品質中&rdquo。
日漸衰落的中世紀經曆了漫長的苦難和蕭條，随後的新經濟體在15世紀下半葉伴随着人文主義而出現。
對這一複蘇，人們有各種解釋：印刷術的發明極大地普及了知識和思想；科技的進步擴大了人們對宇宙的認識，應用科學提供了新的技術；新的資本融資方式刺激了生産；新的航海和造船技術擴大了貿易範圍及地理視野；從衰微的中世紀公社中建立起來的新的中央集權落到了君主的手中，而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不斷增長的民族主義給它注入了推力；新世界的發現和環球航行為人們打開了無限願景。
無論這些是原因還是偶然，抑或人類神秘的潮漲潮落事件中的反常現象，它們都标志着曆史學家所稱的近代的開端。
在這60年中，哥白尼計算出地球與太陽之間的真正關系，葡萄牙船隻從非洲帶來了奴隸、香料、黃金和象牙，科爾特斯征服了墨西哥，德國的富格家族（theFuggers）因經營羊毛、金融和房地産獲益，創造了歐洲最富有的商業帝國，而其創始人的兒子富翁雅各布，号稱汲取了時代精神，隻要還有一口氣，就将繼續賺錢。
他的意大利同行，羅馬的阿戈斯蒂諾·基吉，雇用了兩萬名員工，他們分布在裡昂、倫敦、安特衛普、君士坦丁堡和開羅的各分支機構，并且隻要有豐厚的利潤，并不介意與異教徒有生意往來。
在1453年占領君士坦丁堡并挺進巴爾幹之後，土耳其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是曾經的蘇聯，鐵幕一般威脅着整個歐洲，但盡管如此，基督教國家卻忙于相互之間的沖突，并沒有聯合起來對抗土耳其人。
在西班牙，北部阿拉貢的斐迪南和卡斯蒂利亞的伊莎貝拉通過聯姻而結盟，恢複了宗教裁判所并驅逐猶太人；法國的弗朗西斯一世在金布料場會見了亨利八世；阿爾布雷希特·丢勒在德國盛極一時，希羅尼穆斯·博斯和漢斯·梅姆林[8]的作品在佛蘭德斯大受追捧。
伊拉斯谟因其敏銳機智而廣受歡迎，是他那個時代的托爾斯泰。
托馬斯·莫爾爵士在這60年的末期出版了《烏托邦》，而馬基雅維利，觀點與前者截然相反的意大利作家，在《君主論》中用更晦暗的角度看待人類。
在意大利，藝術和文學都被譽為最高的人類成就，并且在這一備享榮耀的時期，它造就了一批非凡的天才，從萊昂納多到米開朗琪羅，從提香到其他許多名人。
這一期間，文學方面主要有馬基雅維利的作品，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9]的《意大利史》，彼得羅·阿雷蒂諾的喜劇和諷刺作品，阿裡奧斯托（Ariosto）廣受推崇的關于基督徒和穆斯林鬥争的奢華史詩《奧蘭多·富裡索》，以及卡斯蒂利奧内的《廷臣論》。
奇怪的是，文化的繁榮并未反映與之相應的人類行為的改進，人類行為反倒顯示出令人驚訝的堕落。
部分原因在于，意大利君主沒有中央集權，這使得五個主要地區威尼斯、米蘭、佛羅倫薩、那不勒斯和羅馬城邦&mdash&mdash以及像曼圖亞[10]、費拉拉[11]這些小城邦處于無休無止的沖突之中。
因為居統治地位的王公貴族最初也是依靠他們的先輩采用的不同程度的暴力獲得權位，因此他們用來維持統治地位的措施同樣毫無節制。
占有、下毒、背叛、暗殺、同室操戈、監禁、酷刑，無所不用其極。
要了解教皇，我們必須看看王公貴族。
米蘭的統治者加萊亞佐·馬裡亞·斯福爾紮（GaleazzoMariaSforza）因欺壓百姓、罪惡滔天，在教堂裡被臣民謀殺。
他的弟弟盧多維科·伊爾·莫羅（LudovicoilMoro）将其侄子，即王位繼承人關進監獄，自己攫取了米蘭的統治權。
當洛倫佐·德·美第奇（Lorenzode&rsquoMedici）的對手，佛羅倫薩的帕齊（Pazzi）家族無法再忍受仇恨和挫敗時，他們策劃在教堂大彌撒期間謀殺他以及他英俊倜傥的弟弟朱利亞諾（Giuliano）。
他們行動的信号便是聖體升起來時的鐘聲。
在這莊嚴神聖的時刻，刺客的劍寒光一閃，朱利亞諾被殺死了，而洛倫佐用其長劍抵抗，并機警地躲過一劫。
他随後大舉報複，将帕齊家族及其黨羽全部殲滅。
教堂裡經常有暗殺行動，因為暗殺對象在那裡不太可能被武裝警衛團團圍住。
而最不幸的應該是統治那不勒斯的阿拉貢國王費蘭特（費迪南一世）。
他不擇手段，殘忍兇暴，玩世不恭，有強烈的報複心理。
在1494年去世之前，他始終不遺餘力地打擊對手，并在此過程中發動自相殘殺的戰争，因此，他比任何其他王公貴族給意大利造成的傷害都大。
他的兒子和繼承人阿方索二世殘酷無情、揮金如土，被當代法國曆史學家康明（Comines）形容為&ldquo有史以來最殘酷、最糟糕、最惡毒、最卑鄙的人&rdquo。
就像他的同類人一樣，他公開宣稱對宗教的蔑視。
他借以維持權力的雇傭兵也擁有同樣的觀點。
他們是為錢而戰，而不是出于忠誠。
他們對&ldquo所有神聖的事物充滿蔑視，對是否因教會的禁令而死去毫不在意&rdquo。
統治者的習慣總不乏臣民的效仿。
聖約翰·拉特蘭醫院外科醫生的故事，經由約翰·伯查德不露聲色、單調乏味的描述，變得更令人毛骨悚然。
伯查德是教皇法庭司儀，他的日常記錄是了解文藝複興時期羅馬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來源。
這名外科醫生&ldquo每天一早就穿着短袍離開醫院，拿着弩箭朝每個他碰到的人射擊并把他們的錢放到自己的口袋裡&rdquo。
他與醫院的神父合作，後者将那些承認自己有錢的病人的名字告訴他，于是外科醫生就為這些病人進行&ldquo有效的治療&rdquo，然後将所得收入與告密者分配。
伯查德補充說，後來該醫生與其他17名作惡者一起被絞死了。
專斷的權力往往伴随着自我放縱和毫無約束的行為，以及對對手的不斷懷疑；它容易産生行事古怪的暴君，使其無意間養成暴力習慣；這種情況在附屬小國和龐大帝國同樣頻繁。
潘多爾福·彼得魯奇（PandolfoPetrucci）是15世紀90年代的錫耶納暴君，喜歡從高處往下滾石頭，從不考慮會砸到誰。
佩魯賈（Perugia）的巴廖尼（Baglioni）和裡米尼（Rimini）的馬拉泰斯塔記錄了長期争鬥和世族仇殺的血腥曆史。
其他諸如費拉拉最古老的王侯家族德斯特（d&rsquoEsteofFerrara）和因能言善辯在《廷臣論》中受到大加贊美的烏爾比諾（Urbino）的蒙泰費爾特羅都是高尚可敬行為端正的家族，甚至深受人們愛戴。
烏爾比諾的費代裡戈（Federigo）公爵據說是唯一一位不攜帶武器、無須護送就四處走動或敢于在開放公園行走的親王。
然而可悲的是，烏爾比諾而後将成為六位教皇之一利奧十世（LeoX）赤裸裸的軍事侵略目标，該教皇想要為其侄子攫取公爵領地。
除了流氓和醜聞之外，涵養和虔誠自始至終也存在。
從來沒有一個單一的特點能夠主導整個社會。
文藝複興時期各個階層的許多人仍然崇拜上帝，相信聖賢的存在，想要精神的安慰，希望生活中沒有犯罪行為。
顯然，這是因為仍然存在真正的宗教和道德情感，人們對神職人員尤其是羅馬教廷的腐敗深惡痛絕，強烈希望進行改革。
如果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效仿他們領導人的不道德生活，教皇的堕落就不會成為人們抗議的理由。
在結束因分裂而造成的混亂不安的長期鬥争中，在恢複教會團結的鬥争中，一般信徒和牧師訴諸教會大會的召喚，認為它比羅馬教廷擁有更加至高無上的權力。
這當然遭到後者強烈的反抗。
在整個15世紀上半葉，大會鬥争主導了教會事務，而且，盡管大會最終成功建立起單一的教宗，但沒有任何支持者承認大會至高無上的權力。
随後的曆屆教皇緊緊把持着他們的特權，處心積慮地維護着他們的權威，盡管并非沒有争議。
庇護二世，他更為知名的稱謂是受人推崇的人文主義者和小說家埃涅阿斯·西爾維厄斯·皮科洛米尼（AneasSylviusPiccolomini），在其早期職業生涯中曾主張建立議會，但在1460年，作為教皇的他發表了可怕的《公牛記》，威脅要将教會中所有呼籲建立大議會制度的人驅逐出教會。
他的繼任者繼續将建立議會制度視為與土耳其人具有同等危險性的言行。
在羅馬重新設立的教皇成了文藝複興時期的産物，在為藝術提供贊助方面遠超王公貴族，認為輝煌的繪畫和雕塑、音樂和文學作品是宮廷的華美裝飾，彰顯了他們的宏偉壯觀。
如果達·芬奇作品令盧多維科·斯福爾紮（LudovicoSforza）在米蘭的宮廷熠熠生輝，詩人托爾誇脫·塔索（TorquatoTasso）的作品為費拉拉的德斯特的宮廷增光添彩，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其他藝術家和作家會紛紛湧向羅馬了，因為那裡的教皇總是慷慨大方地提供贊助。
不管在自己的職位上有什麼樣的過失，他們留給世界的是不朽的遺産：米開朗琪羅所作的西斯廷壁畫，拉斐爾創作的梵蒂岡詩節，平圖裡基奧（Pinturicchio）留在位于錫耶納的大教堂圖書館的壁畫，波提切利（Botticelli）、基爾蘭達約（Ghirlandaio）、佩魯吉諾（Perugino）、西尼奧雷利（Signorelli）在西斯廷牆壁上所作的壁畫。
他們将曾經蓬頭垢面、人口稀少并在阿維尼翁流亡期間一度被抛棄的羅馬進行維修并美化。
他們發掘出典藏珍品，修複了教堂，鋪設了街道，建立起無與倫比的梵蒂岡圖書館，并且決定重建聖彼得大教堂，由布拉曼特和米開朗琪羅擔任建築師。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該教堂不僅是教皇最高權力的象征，還曾經引發新教起義。
他們認為，通過可以看到的美妙絕倫、宏偉莊嚴的事物，教皇将擁有至高無上的尊嚴，教會也借此施加對人民的掌控。
尼古拉五世（NicholasV）被稱為第一位文藝複興教皇，他在1455年臨終前明确表達了這一觀點。
在敦促主教們繼續對羅馬進行整修時，他說：&ldquo為了創造堅實、穩定的信念，必須有能夠吸引眼球的東西。
僅僅通過教義來維持某種信仰是脆弱的、搖擺不定的&hellip&hellip如果羅馬教廷的權威能夠通過雄偉的建築展現在人們面前&hellip&hellip全世界都會接受并尊重它。
莊嚴肅穆的建築，高貴典雅的品位，富麗堂皇的裝飾，壯觀宏偉的氣勢，将極大地提升聖彼得教堂的地位。
&rdquo自出身漁民的彼得以來，教會已經在漫長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1.大教堂謀殺案： 西克斯圖斯四世（1471&mdash1484） 弗朗西斯·德拉·羅韋雷（FrancescodellaRovere）曾任方濟會會長，1471年被選為紅衣主教，史稱西克斯圖斯四世。
在此之前，早期文藝複興時期的（天主教）教皇，如果不是熱衷于宗教革新的話，也都始終在名義上維持着他們職位的莊嚴和神聖。
西克斯圖斯開啟了厚顔無恥、毫不掩飾地大肆謀取私利，大搞強權政治的時代。
他曾在博洛尼亞和帕維亞大學講授神學，傳經布道，并聲名鵲起；而在任方濟會會長期間，又因能力超群、作風嚴峻而赢得良好的聲譽。
他的前任保羅二世是威尼斯貴族和商人，世俗氣十足，這大概就是作為修道士的他被選為主教的原因。
事實上，他的當選更多地歸因于野心勃勃、做事毫無原則但富可敵國的紅衣主教羅德裡戈·博爾賈的巧妙運作，且此人很快就為自己攫取了教皇職權。
博爾賈對西克斯圖斯的支持本身就說明了後者的品質，而曆史也早就認識到這種關系，并将他們與他們中間的英諾森八世一起稱為&ldquo三個邪惡的天才&rdquo。
身着方濟會禮服的西克斯圖斯實際上強硬專橫、冷峻無情。
他來自一個貧困而作風嚴苛的大家族，富有激情。
他假公濟私，利用自己所掌控的所有資源為其家族成員攫取财富和領土、加官晉爵、封妻蔭子。
上任伊始，他便任命其二十幾歲的兩個侄子彼得羅（Pietro）和吉羅拉莫·裡亞裡奧（GirolamoRiario）為紅衣主教，令公衆大為震驚。
而這兩個侄子因為舉止癫狂、揮霍無度，很快就臭名昭著。
在他卸任之前，西克斯圖斯将紅帽授予另外三個侄子和一個侄孫，将一個侄子任命為主教，并使四個侄子和兩個侄女分别與那不勒斯、米蘭、烏爾比諾、奧斯尼斯及法爾内塞的執政家族聯姻。
不能任教職的親屬被委任為諸如羅馬行政長官、聖安傑洛城堡以及幾個教皇城邦的總督等高職，便于搜刮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
他可謂将裙帶關系提升到一個全新的水平。
紅衣主教團[12]裡都是他自己任命的人員，在擔任教皇的13年時間裡，他任命了至少34個職位，而該主教團之前隻确定為24個職位，在他去世時隻剩下5個空缺。
為了偏袒這個或那個王子或者君主，他有自己的一套選擇辦法，在選拔領主、公爵或大家族的年輕繼承人時從不考慮他們的品行或資質。
他将裡斯本的大主教職權授予年僅8歲的小孩，而米蘭的大主教職權則給了11歲的孩子，兩人的父親都是王子。
就這樣，他将紅衣主教團徹底世俗化，以至于他的繼任者也遵循他的做法，好像成了某種規則。
在英諾森八世和亞曆山大六世擔任教皇的20年時間中，有至少50個職位被授予不足教規所規定年齡的年輕人。
彼得羅·裡亞裡奧是西克斯圖斯最疼愛的侄子，盡管新獲萬貫家财，但由于舉止粗野狂放，不久就到了幾近入不敷出的境地；然而新富羅韋雷的加入，又使其财富劇增，這樣他就更加肆無忌憚，揮霍無度，緻使鋪張浪費之習成為教廷特色。
紅衣主教裡亞裡奧的窮奢極欲在1480年的一次狂歡宴會上達到頂峰。
烤全熊的嘴裡銜着一根棍子，牡鹿的皮被按原樣修複，鹭和孔雀全身羽毛尚在，客人們放蕩狂歡的行為絲毫不遜于古羅馬時期。
彼時，土耳其人實際已經侵入意大利南部，并占領了奧特朗托，盡管并未持續很久，全國上下驚恐萬狀，戰事報告更加令人震驚。
君士坦丁堡陷落後，土耳其人更勢如破竹。
在意大利人看來，這是經過上帝允許的，是對教會罪孽的懲罰。
羅韋雷家族将統治階層中的放蕩行為進一步發揚光大，但他們并不是始作俑者；這一現象早在1460年就已經存在，當時庇護二世在寫給紅衣主教博基亞的一封信中，譴責他在錫耶納舉辦的一個晚會，說&ldquo到處充斥愛欲的誘惑&rdquo，并且&ldquo為了讓色欲無所節制&rdquo，到場婦女的丈夫、父親及兄弟們一概不予邀請。
庇護對宗教法庭的這一&ldquo恥辱&rdquo予以警告。
&ldquo這就是王公貴族鄙視我們，普通信徒嘲笑我們的理由&hellip&hellip羅馬教宗注定要受到藐視，因為他似乎容忍這些行為。
&rdquo西克斯圖斯的情況并非新鮮事；區别在于，庇護想要阻止這種日益惡化的狀況，而他的繼任者們既沒有嘗試過，也毫不關心。
西克斯圖斯周圍的敵對行動越來越多，尤其是在德國，在那裡，一方面牧師對金錢貪婪無度；另一方面教廷又橫征暴斂，從而加劇了因恨而生的反天主教現象。
1479年，科布倫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部城市）議會向羅馬發出控訴或一系列抱怨。
在胡斯（Hussite）信徒的家鄉波希米亞，一則諷刺聲明将西克斯圖斯比作撒旦，說他因&ldquo全盤否定基督教義&rdquo而備感自豪。
由于15個世紀以來一直習慣于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被找碴，教會的臉皮實在變得太厚了，以至不屑于理會來自帝國的風捎來的信号。
為了确保有效的财政收入，西克斯圖斯設立了一個由100名律師組成的牧師團，以監督諸教皇國的财務以及涉及羅馬教皇财政利益的法律案件。
他用所得收入擴大其親屬的領地，并粉飾羅馬教廷表面的輝煌。
正是他修複了梵蒂岡圖書館，将其館藏擴大了三倍，并召集學者對所藏書目予以登記，制定目錄。
他重新開放了羅馬學院，邀請知名人士前來講學，鼓勵戲劇表演，資助繪畫。
他命令将舊的聖彼得教堂翻新，并修建了西斯廷教堂，另外還改建醫院，修複倒塌的橋梁，重鋪泥濘的街道。
盡管他對文化方面的關切令人欽佩，但在行使陰謀詭計方面，文藝複興時期的王公貴族中幾乎無人能出其右。
他對威尼斯和費拉拉發動戰争，不遺餘力地削弱在羅馬居主導地位的科隆納家族的力量。
最可恥的是，他參與并可能指使了謀殺美第奇兄弟的帕齊陰謀。
因為複雜的家族利益，他與帕齊家族結成聯盟。
由于後來陰謀夭折時他的極端反應，人們普遍認為，他同意并甚至參與了其中。
随後，美第奇家族對帕齊家族實施瘋狂的報複，其中就包括違反牧師豁免權而将一位大主教絞死。
西克斯圖斯一怒之下開除了洛倫佐·德·美第奇及所有佛羅倫薩人的教籍。
這種為圖一時之快而使用宗教制裁的做法盡管在教會而言并非新鮮做法，卻令西克斯圖斯被廣泛诟病。
因為，一方面，這對佛羅倫薩人及其商業造成了傷害；另一方面，它讓人不由得懷疑教皇個人的參與。
心懷虔誠的法國國王路易十一憂心忡忡地寫道：&ldquo上帝啊，但願教皇陛下沒有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rdquo盡管不久以後聖父策劃大教堂謀殺的想法看上去并不算反常行為，但在那時仍讓人難以接受。
教會内部的狀況并沒有引起西克斯圖斯的興趣，他反而基于保羅二世時的先例，斷然拒絕了日益高漲的要求設立議會的訴求。
但這種要求并沒有因為他的拒絕而結束。
1481年要求改革的呼聲越發迫切。
大主教查默麥德克（Zamometic）作為國王的特使抵達羅馬，對西克斯圖斯及宗教法庭提出嚴厲的批評。
教皇下令将其囚禁在聖安傑洛城堡。
被一位友好的紅衣主教釋放後，盡管深知所處的危險，他還是堅持對教皇的譴責。
他發表了一份宣言，呼籲基督教王公貴族繼續召開巴塞爾大會，以防止教會被教皇西克斯圖斯所毀壞。
他還指責教皇發表異端邪說、買賣聖職、罪惡無恥、浪費教會遺産、煽動帕齊陰謀，并暗中與蘇丹結盟。
西克斯圖斯毫不示弱，對巴塞爾城下了詛咒，有力隔絕了其與外界的聯系，并再次将目中無人的大主教關進監獄。
兩年後，查默麥德克死在了監獄裡，明顯是由于受到嚴刑拷打，但卻被說成是自殺。
監獄并沒有阻止思想的火花，新的時代已經來臨了，專制的君主往往忽略這一事實，從這一點來看他們其實一點兒都不明智。
在西克斯圖斯生命的最後一年，法國圖爾[13]三級議會[14]提交了一份合理的方案，但被他棄置一旁。
在激情洋溢的改革者讓·戴熱力的鼓動下，議會提議對濫用财政、身兼多職以及令人痛恨的暫時代理牧師職務時所享受的薪俸代領權做法進行改革。
根據該做法，可以基于&ldquo推薦&rdquo對通常是一般教徒的人員進行臨時任命，而被任命者無須履行職責。
這一做法是那個年代引起群情激奮的事件之一，西克斯圖斯本可以輕易禁止這樣的操作，從而為他在改革運動中赢得巨大的聲譽，但他對這一機會視而不見，對該方案置若罔聞。
幾個月後，他死了。
他統治期間積累了如此多的憤恨，以至于兩周後他曾試圖予以打擊的科隆納派系士兵帶頭在羅馬發起暴動，并大肆燒殺搶掠。
對于西克斯圖斯四世所領導的這個機構而言，除了臭名昭著的名聲外，他一無所成，因此也沒有人為之扼腕歎息。
2.異教徒的庇護神： 英諾森八世（1484&mdash1492） 除因玩忽職守及性格軟弱而同樣令教皇職位岌岌可危之外，西克斯圖斯的繼任者在各方面都與他截然相反。
這位繼任者和藹可親，但處事優柔寡斷，對強勢的下屬言聽計從。
他本名叫喬瓦尼·巴蒂斯塔·茲博（GiovanniBattistaCibo），出生于熱那亞的一個富裕家庭，最初并未打算在教會謀取差事。
年少輕狂的他也曾虛度光陰，由于放蕩不羁而有了私生子，不過也并未否認。
他之所以加入教會，并非由于思想方面的突然轉變或生活中戲劇性的事件，隻是因為其不錯的職業前景。
茲博在37歲時成為主教，在西克斯圖斯領導的羅馬教廷任職。
由于欣賞其溫順謙恭的性格，西克斯圖斯在1473年将他提拔為紅衣主教。
原本做事平庸、前途黯淡的人現在坐到教皇的位子，着實讓人有些出乎意料，而兩位雄心勃勃的候選人則相互阻擋了對方的前程。
這兩個随後也将實現各自抱負的人就是紅衣主教博基亞和朱利亞諾·德拉·羅韋雷，前者就是未來的亞曆山大六世，而後者是西克斯圖斯最有能力的侄子，未來的尤利烏斯二世。
同伯父西克斯圖斯一樣，羅韋雷霸氣十足，能言善辯，且做事更果敢有力。
在威克裡（Vincoli），盡管人人都知他就是聖彼得紅衣主教，但他仍難以在紅衣主教團中獲得多數票。
而博基亞盡管花費2.5萬達克特[15]向其同事行賄并允諾高官厚祿，但也未能夠獲得多數投票。
佛羅倫薩特使向總部彙報說，博基亞主教&ldquo虛情假意、傲慢自負，因此他當選不會帶來任何危險&rdquo。
在這一僵持不下的局面中，對手察覺到威尼斯的紅衣主教馬爾科·巴爾博（MarcoBarbo）當選的危險，因為此人品行端正，做事嚴謹，廣受敬重，無疑會限制博基亞或羅韋雷家族的勢力範圍，甚至可能會醞釀改革。
因此，當巴爾博僅差5票即當選時，博基亞與羅韋雷轉而支持謙卑低調的茲博。
在改革者看來，選舉公認有私生子的人為教皇是對他們的公然冒犯，但兩人對此無動于衷。
有了他們兩人的投票，他們的候選人茲博就被适時地加冕為英諾森八世了。
作為教皇，英諾森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其對一無是處的兒子弗朗斯凱托（Franceschetto）的極度遷就和縱容，他是第一個公開承認私生子的教皇。
除此之外，他對德拉·羅韋雷主教凡事言聽計從。
&ldquo向聖彼得主教寫信示好，&rdquo佛羅倫薩特使在寫給洛倫佐·德·美第奇的信中說，&ldquo因為他是教皇，而且不隻是教皇。
&rdquo德拉·羅韋雷搬進了梵蒂岡，并在不到兩個月時間内就将自己的兄弟喬瓦尼從羅馬的地方行政長官提拔為教會秘書長。
而另外一個也曾提拔英諾森的博基亞主教仍然是副主教，但實際控制着教廷。
作為纨绔子弟的弗朗斯凱托貪婪好色，放蕩無度，每每與狐朋狗友深夜在街上遊蕩，四處尋花問柳，但英諾森對其疼愛有加。
1486年，他成功地促成了兒子與洛倫佐·德·美第奇一個女兒的婚事，并在梵蒂岡舉辦婚禮大肆慶祝。
但由于長期資金短缺，他不得不抵押教皇的首飾和金銀珠寶支付慶典費用。
兩年後，為了孫女與一位熱那亞商人的婚禮，他又舉辦了一場同樣奢侈豪華的慶典。
在教皇肆意妄為之際，更有商業頭腦的副主教博基亞為下屬官員提供了大量職位，想要一官半職的人必須付錢才行，隻有這樣才能證明他們意在獲得豐厚的回報。
即便是本來一直為品行出衆的人保留的梵蒂岡圖書管理員職位，現在也被挂牌出售。
為了高價出售各種恩惠和赦免證書，他們還專門成立了一個辦事處，每筆交易中的150達克特歸教皇所有，其餘歸其兒子所有。
當有人質疑對過失殺人、謀殺和其他重大罪行予以赦免而非判處死刑時，博基亞主教振振有詞：&ldquo上帝并不想要犯罪的人去死，而是要他們活着付出代價。
&rdquo 在這種政體下，加之受先前體制的影響，教廷道德水準如燭淚融化般急轉直下，達到了見利忘義的地步。
1488年，在英諾森任期過半之際，教廷中幾位高級官員因在兩年時間内僞造了50份教廷特許狀文書用于出售而被捕，其中兩人被執行死刑。
這種極刑處罰本來是為顯示教皇義憤填膺的态度，實際卻突出表現了其當政時的情況。
随着西克斯圖斯任期内大
也就在這個時期，歐洲的價值觀開始走向世界。
在這股潮流中，人們發現，規劃并把握自己命運的是自己本人而不是上帝。
人們的需求、野心和欲望，人們的樂趣和财産，人們的思維、藝術、權力和榮耀，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人們的塵世今生，也不再像中世紀那樣，為了至高無上的精神追求而疲于奔命。
在60年的時間裡，從大約1470年到1530年，世俗精神在連續6任教皇[1]身上都得到了集中體現。
他們唯利是圖、道德淪喪、貪得無厭，引火自焚般地玩弄權術。
他們的統治令盡忠職守的人感到無望，他們對改革的呼聲置之不理，對所有抗議、警告以及日益高漲的反抗置若罔聞，教廷的權威受到質疑，最終，基督教的統一被打破，羅馬教皇的支持者中有一半轉而信仰新教。
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剛愎自用的愚蠢行為，從随後幾個世紀的相互敵對和自相殘殺的戰争來看，這或許是西方曆史上後果最為嚴重的行為。
這6位教皇濫用職權的行為并非從文藝複興高潮時期才出現。
因為，在14世紀大部分時間裡，教皇一直在阿維尼翁[2]流亡。
他們逐漸養成了形成于教皇流亡150年間的教皇政府的統治習慣，并最終将種種惡習發展到極度的愚蠢行徑。
他們試圖返回羅馬，這導緻了1378年教派的分裂，一位教皇在羅馬，一位教皇在阿維尼翁，而他們各自的繼任者在之後半個多世紀中均聲稱自己是真正的教皇。
此後，每個國家或王國對随便哪個提出主張的教皇的服從，都取決于政治利益，因而，此次分裂所遺留下來的嚴重後果便是對世俗統治者的依賴，因為對立的教皇認為有必要通過與國王及王公貴族讨價還價、退縮讓步以及建立聯盟的手段彌補因分裂而被削弱的權力。
另外，由于收入也被分割，教皇職位走向商業化和政治化，稅收成了其首要關心的問題。
從這時起，經教會批準的一切精神或物質産品的銷售，從赦免和救贖到主教職位和修道院，都發展成永久的商業行為，它所提供的産品很有吸引力，但對于宗教的意義而言卻令人反感。
由于文藝複興時期風頭正勁的人文主義的影響，在15世紀30年代終于返回羅馬的教皇，接受了意大利城邦海盜王子的作風和價值觀。
意大利的統治者們生活奢侈考究，做事毫無原則，相互争吵不休。
由于自身的渙散和有限的領土範圍，作為當權者的他們根本改變不了沖突混亂的局面。
這6位教皇的貪婪和奢侈作風，并不比他們先前的榜樣好到哪裡去；而且，由于地位優越，他們通常變本加厲。
他們就像獵犬追尋氣味那樣緊随着各種職位油水，包括一位博基亞家族[3]成員和兩位美第奇家族[4]成員在内的6位教皇中，每一位都癡迷于建立永久的家族财富。
基于這種追求，他們先後卷入當時的政治旋渦，不斷地變換着各種組合、陰謀和手段，從不考慮長遠利益和指導原則，隻有當時的力量平衡似乎才起到一定制約和調節作用。
由于政治方面的平衡非常脆弱，搖擺不定，他們相互間達成的協定總是由于背叛而被推翻，這從而允許，當然也确實需要各種交易、賄賂和陰謀，它們取代了深思熟慮和良好規劃。
這一時期，法國、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三大帝國聯合了不是這個就是那個意大利城邦，對意大利進行反複入侵，目的是奪取半島或其部分地區，這成為該時期的主導政治因素。
盡管教廷也參與其中，但由于軍事資源匮乏，它無法發揮決定性作用。
它越多地參與到具有持久惡性後果的臨時沖突中，就越在君主面前顯示出自己的無能，而實際上，它也确實變得無能了。
與此同時，面對顯然需要的宗教改革任務，它又畏首畏尾，因為它害怕失去權威，失去謀取私利的機會。
作為意大利人，文藝複興時期的教皇在使他們國家成為戰争受害者、遭受外國壓迫并失去獨立的過程中起了為虎作伥的作用；作為教宗，他們的所作所為被路德派所嘲笑，同時也成為路德派成長的搖籃。
是否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呢？由于整個腐敗階層的既得利益，從宗教方面着手回應對改革的持續不斷的呼聲實在難上加難，但并非不可行。
人們不斷發出強烈的警告，公開地抱怨教皇玩忽職守的行為。
就像羅曼諾夫王朝[5]或國民黨統治後期，如果沒有全國性的動亂或解體，對腐敗無能的政權的改革就難以完成。
就文藝複興時期的羅馬教廷來說，讓在乎自己職位的教會領袖去自上而下發起改革，而後讓具有同樣思想的繼任者不遺餘力、不屈不撓地将改革繼續下去，可能會消除那些最令人切齒的做法，給那些懷疑教會和牧師存在價值的人以回答，滿足人們精神寬慰的需求，這樣或許就避免了最終的分裂。
在政治領域，一以貫之地實行始終如一的政治方針也不失為一種選擇。
如果教皇們朝着這個方向努力，而不是将精力消耗在無盡的私欲上，他們就可能避免世俗權力的敵對行為，這對教皇城邦國家是有利的。
這也并非他們力不能及。
6位教皇中的3位，包括西克斯圖斯四世（1414&mdash1484）、亞曆山大六世和尤利烏斯二世，都是能力超群、意志堅定的人。
然而，除了尤利烏斯有資格成為例外之外，并沒有人去施展哪怕一丁點兒的治國之才，或者受到聖彼得的椅子這樣的榮耀鼓舞而産生一些适當的有關政治責任的想法，更别提有什麼精神的使命了。
可以說，當時的道德能力和處世哲學使他們從心理上不可能采取這種策略。
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未能被選擇的選項都是面對這一問題的人力不能及的。
當時的社會情況塑造了教皇的思維并指引了他們的行動，這是不可否認的，但權力的責任通常需要他們去抵制和扭轉這種無處不在的氛圍。
然而事實恰恰相反，我們将會看到，教皇向社會上最為邪惡腐敗的事物屈服了，并且在越來越多顯而易見的社會挑戰面前，始終顯示出一種不可救藥的榆木疙瘩式的思維。
改革是這個時代普遍的主旋律，它通過文學、布道、小冊子、歌曲及政治集會等方式被表達出來。
每個時代總有被追逐名利的教會所疏遠的人，他們呼籲體制的改革，并崇尚以更為純潔的心态膜拜上帝，自12世紀以來，這種呼聲變得越來越普遍。
聖弗朗西斯在聖達勉堂祈禱時，在幻覺中聽到一個聲音：&ldquo我的廟宇快要倒塌了。
替我重建吧！&rdquo這是對從教廷到村莊教區各個階層的物質主義及不合格的神職人員的不滿，是對普遍存在的腐敗和貪婪的不滿，因此人們要求從&ldquo教皇到教會成員&rdquo的改革。
有人僞造特許狀進行銷售，為十字軍東征的捐贈被教廷據為己有，天主教的豁免權被沿街兜售，這樣一來，正如牛津校長在1450年所抱怨的，人們不再介意自己曾經的惡行，因為他們僅用6便士就能夠獲得赦免，或者可以把赦免當一場網球比賽的獎品一樣赢回來。
對于缺席宗教活動和占有多個有俸聖職，對于冷漠的教會和上下層神職人員日益嚴重的分離，對于高級教士的毛皮長袍和帶仆人的套房，對于粗魯無知的鄉村牧師，對于教會文書包養情婦、像普通人一樣飲酒作樂，人們已經極為不滿了。
這是深刻怨恨的根本原因，因為在普通人看來，教士作為人與神之間的中間人，理應更加聖潔。
如果這些中間人玩忽職守，人類到哪裡去尋求寬恕和救贖呢？基督代理人日常的所作所為與他們的神聖使命之間的巨大差異，讓人們有種被背叛的感覺。
基本上，用達勒姆[6]某修道院副院長的話來說，人們&ldquo渴望上帝的話語&rdquo，而從上帝的那些卑微拙劣的牧師那裡并不能獲得&ldquo能夠拯救靈魂的真正信仰和道德戒律&rdquo。
許多牧師&ldquo從未讀過《舊約》，也幾乎沒有讀過祈禱用的聖詩集&rdquo，甚至很多人醉醺醺地就來到講壇傳經布道。
身居高位的教士很少訪問教區，初級神職人員沒有接受過培訓、教育或宗教領導，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職責所在或儀式如何進行，不知道怎麼給予聖禮。
雖然世俗傳教士對牧師提出批評是被禁止的，但這經常會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
&ldquo隻要傳教士說出一句對牧師或神父不利的話，沉睡的人就會立即睡意全無，百無聊賴的人就會興奮異常&hellip&hellip以至于人們廢寝忘食起來&rdquo，連最邪惡的人也認為，與那些神職人員相比，他們自己是&ldquo多麼正直或高尚&rdquo。
到了14世紀，抗議日益形成并通過羅拉得派和胡斯派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表達呼聲，此外還有像&ldquo兄弟共同生活&rdquo之類的社區世俗團體，該組織是官方教會外擁有真正虔敬之心的人找到家庭溫暖的地方。
在這裡，人們已經表達出後來标志着新教徒反抗的不同政見理論：否認聖餐變體，拒絕認罪，拒絕對赦免權的非法交易，拒絕朝聖活動以及對聖徒和遺迹的崇拜。
從羅馬分離出去并非不可想象。
在14世紀，著名神學博士威廉·奧卡姆已經可以設想沒有教皇的教會；在1453年，羅馬人斯特凡諾·波爾卡羅策劃了一場旨在徹底推翻羅馬教皇的陰謀活動（盡管該陰謀最初似乎是出于政治而非宗教目的）。
印刷技術的應用和識字率的增長，特别是讓人們通過用方言讓人們直接閱讀《聖經》，滋養了持不同政見者的土壤。
在印刷術應用的最初60年裡，《聖經》就出現了400多個版本，任何識字的人都能夠在《聖經》福音書中發現，與他們同時代的身披紅袍、紫袍的主教并不在等級制度中。
教會本身也經常談及改革。
在15世紀上半葉的康斯坦茨和巴塞爾會議上，一些著名的傳教士會在每個星期天向代表們發表長篇演講，主要是關于腐敗行為和放任的道德，尤其是關于聖職的買賣，關于沒能夠産生基督教複興的拯救工具&mdash&mdash對土耳其的東征，關于導緻基督教腐爛生活的所有罪惡行為。
他們呼籲采取積極行動和措施。
會議涉及無休止的讨論，就大量的提案進行辯論，并發布一系列法令，主要處理統治階層與教廷之間就收入及有俸聖職分配等的糾紛。
但是，他們并沒有深入對這些方面有基本需求的地方，比如主教對所轄教區的視察、對年輕神職人員的教育，寺院階層的重組等問題。
職位較高的神職人員也并非完全漠不關心，他們中有修道院長、主教，甚至有些紅衣主教對改革非常熱切。
教皇也間或做出些回應的姿态。
根據尼古拉五世和庇護二世的命令，改革方案分别于15世紀40年代和15世紀60年代起草出來，後者的起草人是一心一意倡導改革的庫薩的尼古拉，他既是德國紅衣主教又是教皇特使。
在向庇護二世介紹他的方案時，尼古拉說，改革對于&ldquo從把教皇改變成基督的樣子開始轉變所有的基督徒&rdquo是非常必要的。
他的改革同僚多梅尼科主教對此也同樣不遺餘力。
他寫道，對不講法律的王公貴族堅持教廷的神聖是沒有用的，因為主教和地方議會的邪惡生活使得教會被一般信徒稱為&ldquo巴比倫，地球上所有通奸亂倫和可憎行為的源頭&rdquo。
在1464年選舉庇護二世繼任者的秘密會議上，多梅尼科将本應引起西克斯圖斯及其繼任者注意的問題概括如下：&ldquo必須重申教會的尊嚴，恢複教會的權威，對道德進行改革，對教廷予以監管，确保司法公正，大力傳播信仰。
&rdquo在他看來，這樣就能奪回教皇的領土，&ldquo将信徒武裝起來進行聖戰&rdquo。
文藝複興時期的這6位教皇幾乎一事無成。
教皇及統治層的個人财富與現有體制休戚相關；在他們看來，改革就是建立議會制度，就是削弱教皇權威，因此，即便他們不主動表現出厭惡情緒，所采取的不支持立場也挫敗了改革。
縱觀15世紀自胡斯起義以來這段曆史，宗教革命風起雲湧，但教會的統治者卻沒有注意到這些。
他們僅僅把抗議視為表達不同政見的方式，隻需壓制一下即可，卻沒有看到，這已經嚴重威脅到他們存在的合法性。
與此同時，作為全新信仰的民族主義和在國家教會興起過程中出現的全新挑戰已經在削弱羅馬的統治。
由于政治壓力和因分裂而達成的交易，原本屬于地方神職人員但卻被教廷篡奪的任命權被逐步移交給世俗機構或者根據他們的命令、朝着有利于他們利益的方向改變，這種任免權是教會權力與收入的最基本來源。
在法國和英國，根據被迫與統治者達成的協議，這種權力基本喪失殆盡，并且在各種政治上的讨價還價過程中，它在這一時期被進一步移交給了哈布斯堡帝國、西班牙及外國當權者。
在文藝複興時期，盡管政治退化、道德堕落、罪惡行為比比皆是，但藝術卻奇迹般地有了繁榮發展，善與惡并駕齊驅，這種結合達到不同尋常的地步。
經典古迹所反映的是人類巧奪天工的能力而不是虛幻的三位一體的教義，這種發現本身就是豐富的體驗，引起人們對人文主義的熱烈追捧。
這一點首先在意大利表現得尤為明顯，人們能夠感到古代民族輝煌的回歸。
它強調世俗的善，意味着放棄基督教那種忘我的理想；而對個體的自豪感又削弱了教會所傳達的對上帝意志的服從。
他們深愛異教徒所遺留下來的文化習俗，以至于意大利的統治階層對基督教并不那麼崇敬。
正如馬基雅維利[7]在《論李維》中所寫，這使得&ldquo至高的幸福包含謙遜、克制以及對世俗的蔑視&rdquo，而在異教徒看來，善主要存在于&ldquo偉大的靈魂、強健的體魄，以及使人類令人敬畏的所有品質中&rdquo。
日漸衰落的中世紀經曆了漫長的苦難和蕭條，随後的新經濟體在15世紀下半葉伴随着人文主義而出現。
對這一複蘇，人們有各種解釋：印刷術的發明極大地普及了知識和思想；科技的進步擴大了人們對宇宙的認識，應用科學提供了新的技術；新的資本融資方式刺激了生産；新的航海和造船技術擴大了貿易範圍及地理視野；從衰微的中世紀公社中建立起來的新的中央集權落到了君主的手中，而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不斷增長的民族主義給它注入了推力；新世界的發現和環球航行為人們打開了無限願景。
無論這些是原因還是偶然，抑或人類神秘的潮漲潮落事件中的反常現象，它們都标志着曆史學家所稱的近代的開端。
在這60年中，哥白尼計算出地球與太陽之間的真正關系，葡萄牙船隻從非洲帶來了奴隸、香料、黃金和象牙，科爾特斯征服了墨西哥，德國的富格家族（theFuggers）因經營羊毛、金融和房地産獲益，創造了歐洲最富有的商業帝國，而其創始人的兒子富翁雅各布，号稱汲取了時代精神，隻要還有一口氣，就将繼續賺錢。
他的意大利同行，羅馬的阿戈斯蒂諾·基吉，雇用了兩萬名員工，他們分布在裡昂、倫敦、安特衛普、君士坦丁堡和開羅的各分支機構，并且隻要有豐厚的利潤，并不介意與異教徒有生意往來。
在1453年占領君士坦丁堡并挺進巴爾幹之後，土耳其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是曾經的蘇聯，鐵幕一般威脅着整個歐洲，但盡管如此，基督教國家卻忙于相互之間的沖突，并沒有聯合起來對抗土耳其人。
在西班牙，北部阿拉貢的斐迪南和卡斯蒂利亞的伊莎貝拉通過聯姻而結盟，恢複了宗教裁判所并驅逐猶太人；法國的弗朗西斯一世在金布料場會見了亨利八世；阿爾布雷希特·丢勒在德國盛極一時，希羅尼穆斯·博斯和漢斯·梅姆林[8]的作品在佛蘭德斯大受追捧。
伊拉斯谟因其敏銳機智而廣受歡迎，是他那個時代的托爾斯泰。
托馬斯·莫爾爵士在這60年的末期出版了《烏托邦》，而馬基雅維利，觀點與前者截然相反的意大利作家，在《君主論》中用更晦暗的角度看待人類。
在意大利，藝術和文學都被譽為最高的人類成就，并且在這一備享榮耀的時期，它造就了一批非凡的天才，從萊昂納多到米開朗琪羅，從提香到其他許多名人。
這一期間，文學方面主要有馬基雅維利的作品，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9]的《意大利史》，彼得羅·阿雷蒂諾的喜劇和諷刺作品，阿裡奧斯托（Ariosto）廣受推崇的關于基督徒和穆斯林鬥争的奢華史詩《奧蘭多·富裡索》，以及卡斯蒂利奧内的《廷臣論》。
奇怪的是，文化的繁榮并未反映與之相應的人類行為的改進，人類行為反倒顯示出令人驚訝的堕落。
部分原因在于，意大利君主沒有中央集權，這使得五個主要地區威尼斯、米蘭、佛羅倫薩、那不勒斯和羅馬城邦&mdash&mdash以及像曼圖亞[10]、費拉拉[11]這些小城邦處于無休無止的沖突之中。
因為居統治地位的王公貴族最初也是依靠他們的先輩采用的不同程度的暴力獲得權位，因此他們用來維持統治地位的措施同樣毫無節制。
占有、下毒、背叛、暗殺、同室操戈、監禁、酷刑，無所不用其極。
要了解教皇，我們必須看看王公貴族。
米蘭的統治者加萊亞佐·馬裡亞·斯福爾紮（GaleazzoMariaSforza）因欺壓百姓、罪惡滔天，在教堂裡被臣民謀殺。
他的弟弟盧多維科·伊爾·莫羅（LudovicoilMoro）将其侄子，即王位繼承人關進監獄，自己攫取了米蘭的統治權。
當洛倫佐·德·美第奇（Lorenzode&rsquoMedici）的對手，佛羅倫薩的帕齊（Pazzi）家族無法再忍受仇恨和挫敗時，他們策劃在教堂大彌撒期間謀殺他以及他英俊倜傥的弟弟朱利亞諾（Giuliano）。
他們行動的信号便是聖體升起來時的鐘聲。
在這莊嚴神聖的時刻，刺客的劍寒光一閃，朱利亞諾被殺死了，而洛倫佐用其長劍抵抗，并機警地躲過一劫。
他随後大舉報複，将帕齊家族及其黨羽全部殲滅。
教堂裡經常有暗殺行動，因為暗殺對象在那裡不太可能被武裝警衛團團圍住。
而最不幸的應該是統治那不勒斯的阿拉貢國王費蘭特（費迪南一世）。
他不擇手段，殘忍兇暴，玩世不恭，有強烈的報複心理。
在1494年去世之前，他始終不遺餘力地打擊對手，并在此過程中發動自相殘殺的戰争，因此，他比任何其他王公貴族給意大利造成的傷害都大。
他的兒子和繼承人阿方索二世殘酷無情、揮金如土，被當代法國曆史學家康明（Comines）形容為&ldquo有史以來最殘酷、最糟糕、最惡毒、最卑鄙的人&rdquo。
就像他的同類人一樣，他公開宣稱對宗教的蔑視。
他借以維持權力的雇傭兵也擁有同樣的觀點。
他們是為錢而戰，而不是出于忠誠。
他們對&ldquo所有神聖的事物充滿蔑視，對是否因教會的禁令而死去毫不在意&rdquo。
統治者的習慣總不乏臣民的效仿。
聖約翰·拉特蘭醫院外科醫生的故事，經由約翰·伯查德不露聲色、單調乏味的描述，變得更令人毛骨悚然。
伯查德是教皇法庭司儀，他的日常記錄是了解文藝複興時期羅馬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來源。
這名外科醫生&ldquo每天一早就穿着短袍離開醫院，拿着弩箭朝每個他碰到的人射擊并把他們的錢放到自己的口袋裡&rdquo。
他與醫院的神父合作，後者将那些承認自己有錢的病人的名字告訴他，于是外科醫生就為這些病人進行&ldquo有效的治療&rdquo，然後将所得收入與告密者分配。
伯查德補充說，後來該醫生與其他17名作惡者一起被絞死了。
專斷的權力往往伴随着自我放縱和毫無約束的行為，以及對對手的不斷懷疑；它容易産生行事古怪的暴君，使其無意間養成暴力習慣；這種情況在附屬小國和龐大帝國同樣頻繁。
潘多爾福·彼得魯奇（PandolfoPetrucci）是15世紀90年代的錫耶納暴君，喜歡從高處往下滾石頭，從不考慮會砸到誰。
佩魯賈（Perugia）的巴廖尼（Baglioni）和裡米尼（Rimini）的馬拉泰斯塔記錄了長期争鬥和世族仇殺的血腥曆史。
其他諸如費拉拉最古老的王侯家族德斯特（d&rsquoEsteofFerrara）和因能言善辯在《廷臣論》中受到大加贊美的烏爾比諾（Urbino）的蒙泰費爾特羅都是高尚可敬行為端正的家族，甚至深受人們愛戴。
烏爾比諾的費代裡戈（Federigo）公爵據說是唯一一位不攜帶武器、無須護送就四處走動或敢于在開放公園行走的親王。
然而可悲的是，烏爾比諾而後将成為六位教皇之一利奧十世（LeoX）赤裸裸的軍事侵略目标，該教皇想要為其侄子攫取公爵領地。
除了流氓和醜聞之外，涵養和虔誠自始至終也存在。
從來沒有一個單一的特點能夠主導整個社會。
文藝複興時期各個階層的許多人仍然崇拜上帝，相信聖賢的存在，想要精神的安慰，希望生活中沒有犯罪行為。
顯然，這是因為仍然存在真正的宗教和道德情感，人們對神職人員尤其是羅馬教廷的腐敗深惡痛絕，強烈希望進行改革。
如果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效仿他們領導人的不道德生活，教皇的堕落就不會成為人們抗議的理由。
在結束因分裂而造成的混亂不安的長期鬥争中，在恢複教會團結的鬥争中，一般信徒和牧師訴諸教會大會的召喚，認為它比羅馬教廷擁有更加至高無上的權力。
這當然遭到後者強烈的反抗。
在整個15世紀上半葉，大會鬥争主導了教會事務，而且，盡管大會最終成功建立起單一的教宗，但沒有任何支持者承認大會至高無上的權力。
随後的曆屆教皇緊緊把持着他們的特權，處心積慮地維護着他們的權威，盡管并非沒有争議。
庇護二世，他更為知名的稱謂是受人推崇的人文主義者和小說家埃涅阿斯·西爾維厄斯·皮科洛米尼（AneasSylviusPiccolomini），在其早期職業生涯中曾主張建立議會，但在1460年，作為教皇的他發表了可怕的《公牛記》，威脅要将教會中所有呼籲建立大議會制度的人驅逐出教會。
他的繼任者繼續将建立議會制度視為與土耳其人具有同等危險性的言行。
在羅馬重新設立的教皇成了文藝複興時期的産物，在為藝術提供贊助方面遠超王公貴族，認為輝煌的繪畫和雕塑、音樂和文學作品是宮廷的華美裝飾，彰顯了他們的宏偉壯觀。
如果達·芬奇作品令盧多維科·斯福爾紮（LudovicoSforza）在米蘭的宮廷熠熠生輝，詩人托爾誇脫·塔索（TorquatoTasso）的作品為費拉拉的德斯特的宮廷增光添彩，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其他藝術家和作家會紛紛湧向羅馬了，因為那裡的教皇總是慷慨大方地提供贊助。
不管在自己的職位上有什麼樣的過失，他們留給世界的是不朽的遺産：米開朗琪羅所作的西斯廷壁畫，拉斐爾創作的梵蒂岡詩節，平圖裡基奧（Pinturicchio）留在位于錫耶納的大教堂圖書館的壁畫，波提切利（Botticelli）、基爾蘭達約（Ghirlandaio）、佩魯吉諾（Perugino）、西尼奧雷利（Signorelli）在西斯廷牆壁上所作的壁畫。
他們将曾經蓬頭垢面、人口稀少并在阿維尼翁流亡期間一度被抛棄的羅馬進行維修并美化。
他們發掘出典藏珍品，修複了教堂，鋪設了街道，建立起無與倫比的梵蒂岡圖書館，并且決定重建聖彼得大教堂，由布拉曼特和米開朗琪羅擔任建築師。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該教堂不僅是教皇最高權力的象征，還曾經引發新教起義。
他們認為，通過可以看到的美妙絕倫、宏偉莊嚴的事物，教皇将擁有至高無上的尊嚴，教會也借此施加對人民的掌控。
尼古拉五世（NicholasV）被稱為第一位文藝複興教皇，他在1455年臨終前明确表達了這一觀點。
在敦促主教們繼續對羅馬進行整修時，他說：&ldquo為了創造堅實、穩定的信念，必須有能夠吸引眼球的東西。
僅僅通過教義來維持某種信仰是脆弱的、搖擺不定的&hellip&hellip如果羅馬教廷的權威能夠通過雄偉的建築展現在人們面前&hellip&hellip全世界都會接受并尊重它。
莊嚴肅穆的建築，高貴典雅的品位，富麗堂皇的裝飾，壯觀宏偉的氣勢，将極大地提升聖彼得教堂的地位。
&rdquo自出身漁民的彼得以來，教會已經在漫長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1.大教堂謀殺案： 西克斯圖斯四世（1471&mdash1484） 弗朗西斯·德拉·羅韋雷（FrancescodellaRovere）曾任方濟會會長，1471年被選為紅衣主教，史稱西克斯圖斯四世。
在此之前，早期文藝複興時期的（天主教）教皇，如果不是熱衷于宗教革新的話，也都始終在名義上維持着他們職位的莊嚴和神聖。
西克斯圖斯開啟了厚顔無恥、毫不掩飾地大肆謀取私利，大搞強權政治的時代。
他曾在博洛尼亞和帕維亞大學講授神學，傳經布道，并聲名鵲起；而在任方濟會會長期間，又因能力超群、作風嚴峻而赢得良好的聲譽。
他的前任保羅二世是威尼斯貴族和商人，世俗氣十足，這大概就是作為修道士的他被選為主教的原因。
事實上，他的當選更多地歸因于野心勃勃、做事毫無原則但富可敵國的紅衣主教羅德裡戈·博爾賈的巧妙運作，且此人很快就為自己攫取了教皇職權。
博爾賈對西克斯圖斯的支持本身就說明了後者的品質，而曆史也早就認識到這種關系，并将他們與他們中間的英諾森八世一起稱為&ldquo三個邪惡的天才&rdquo。
身着方濟會禮服的西克斯圖斯實際上強硬專橫、冷峻無情。
他來自一個貧困而作風嚴苛的大家族，富有激情。
他假公濟私，利用自己所掌控的所有資源為其家族成員攫取财富和領土、加官晉爵、封妻蔭子。
上任伊始，他便任命其二十幾歲的兩個侄子彼得羅（Pietro）和吉羅拉莫·裡亞裡奧（GirolamoRiario）為紅衣主教，令公衆大為震驚。
而這兩個侄子因為舉止癫狂、揮霍無度，很快就臭名昭著。
在他卸任之前，西克斯圖斯将紅帽授予另外三個侄子和一個侄孫，将一個侄子任命為主教，并使四個侄子和兩個侄女分别與那不勒斯、米蘭、烏爾比諾、奧斯尼斯及法爾内塞的執政家族聯姻。
不能任教職的親屬被委任為諸如羅馬行政長官、聖安傑洛城堡以及幾個教皇城邦的總督等高職，便于搜刮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
他可謂将裙帶關系提升到一個全新的水平。
紅衣主教團[12]裡都是他自己任命的人員，在擔任教皇的13年時間裡，他任命了至少34個職位，而該主教團之前隻确定為24個職位，在他去世時隻剩下5個空缺。
為了偏袒這個或那個王子或者君主，他有自己的一套選擇辦法，在選拔領主、公爵或大家族的年輕繼承人時從不考慮他們的品行或資質。
他将裡斯本的大主教職權授予年僅8歲的小孩，而米蘭的大主教職權則給了11歲的孩子，兩人的父親都是王子。
就這樣，他将紅衣主教團徹底世俗化，以至于他的繼任者也遵循他的做法，好像成了某種規則。
在英諾森八世和亞曆山大六世擔任教皇的20年時間中，有至少50個職位被授予不足教規所規定年齡的年輕人。
彼得羅·裡亞裡奧是西克斯圖斯最疼愛的侄子，盡管新獲萬貫家财，但由于舉止粗野狂放，不久就到了幾近入不敷出的境地；然而新富羅韋雷的加入，又使其财富劇增，這樣他就更加肆無忌憚，揮霍無度，緻使鋪張浪費之習成為教廷特色。
紅衣主教裡亞裡奧的窮奢極欲在1480年的一次狂歡宴會上達到頂峰。
烤全熊的嘴裡銜着一根棍子，牡鹿的皮被按原樣修複，鹭和孔雀全身羽毛尚在，客人們放蕩狂歡的行為絲毫不遜于古羅馬時期。
彼時，土耳其人實際已經侵入意大利南部，并占領了奧特朗托，盡管并未持續很久，全國上下驚恐萬狀，戰事報告更加令人震驚。
君士坦丁堡陷落後，土耳其人更勢如破竹。
在意大利人看來，這是經過上帝允許的，是對教會罪孽的懲罰。
羅韋雷家族将統治階層中的放蕩行為進一步發揚光大，但他們并不是始作俑者；這一現象早在1460年就已經存在，當時庇護二世在寫給紅衣主教博基亞的一封信中，譴責他在錫耶納舉辦的一個晚會，說&ldquo到處充斥愛欲的誘惑&rdquo，并且&ldquo為了讓色欲無所節制&rdquo，到場婦女的丈夫、父親及兄弟們一概不予邀請。
庇護對宗教法庭的這一&ldquo恥辱&rdquo予以警告。
&ldquo這就是王公貴族鄙視我們，普通信徒嘲笑我們的理由&hellip&hellip羅馬教宗注定要受到藐視，因為他似乎容忍這些行為。
&rdquo西克斯圖斯的情況并非新鮮事；區别在于，庇護想要阻止這種日益惡化的狀況，而他的繼任者們既沒有嘗試過，也毫不關心。
西克斯圖斯周圍的敵對行動越來越多，尤其是在德國，在那裡，一方面牧師對金錢貪婪無度；另一方面教廷又橫征暴斂，從而加劇了因恨而生的反天主教現象。
1479年，科布倫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部城市）議會向羅馬發出控訴或一系列抱怨。
在胡斯（Hussite）信徒的家鄉波希米亞，一則諷刺聲明将西克斯圖斯比作撒旦，說他因&ldquo全盤否定基督教義&rdquo而備感自豪。
由于15個世紀以來一直習慣于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被找碴，教會的臉皮實在變得太厚了，以至不屑于理會來自帝國的風捎來的信号。
為了确保有效的财政收入，西克斯圖斯設立了一個由100名律師組成的牧師團，以監督諸教皇國的财務以及涉及羅馬教皇财政利益的法律案件。
他用所得收入擴大其親屬的領地，并粉飾羅馬教廷表面的輝煌。
正是他修複了梵蒂岡圖書館，将其館藏擴大了三倍，并召集學者對所藏書目予以登記，制定目錄。
他重新開放了羅馬學院，邀請知名人士前來講學，鼓勵戲劇表演，資助繪畫。
他命令将舊的聖彼得教堂翻新，并修建了西斯廷教堂，另外還改建醫院，修複倒塌的橋梁，重鋪泥濘的街道。
盡管他對文化方面的關切令人欽佩，但在行使陰謀詭計方面，文藝複興時期的王公貴族中幾乎無人能出其右。
他對威尼斯和費拉拉發動戰争，不遺餘力地削弱在羅馬居主導地位的科隆納家族的力量。
最可恥的是，他參與并可能指使了謀殺美第奇兄弟的帕齊陰謀。
因為複雜的家族利益，他與帕齊家族結成聯盟。
由于後來陰謀夭折時他的極端反應，人們普遍認為，他同意并甚至參與了其中。
随後，美第奇家族對帕齊家族實施瘋狂的報複，其中就包括違反牧師豁免權而将一位大主教絞死。
西克斯圖斯一怒之下開除了洛倫佐·德·美第奇及所有佛羅倫薩人的教籍。
這種為圖一時之快而使用宗教制裁的做法盡管在教會而言并非新鮮做法，卻令西克斯圖斯被廣泛诟病。
因為，一方面，這對佛羅倫薩人及其商業造成了傷害；另一方面，它讓人不由得懷疑教皇個人的參與。
心懷虔誠的法國國王路易十一憂心忡忡地寫道：&ldquo上帝啊，但願教皇陛下沒有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rdquo盡管不久以後聖父策劃大教堂謀殺的想法看上去并不算反常行為，但在那時仍讓人難以接受。
教會内部的狀況并沒有引起西克斯圖斯的興趣，他反而基于保羅二世時的先例，斷然拒絕了日益高漲的要求設立議會的訴求。
但這種要求并沒有因為他的拒絕而結束。
1481年要求改革的呼聲越發迫切。
大主教查默麥德克（Zamometic）作為國王的特使抵達羅馬，對西克斯圖斯及宗教法庭提出嚴厲的批評。
教皇下令将其囚禁在聖安傑洛城堡。
被一位友好的紅衣主教釋放後，盡管深知所處的危險，他還是堅持對教皇的譴責。
他發表了一份宣言，呼籲基督教王公貴族繼續召開巴塞爾大會，以防止教會被教皇西克斯圖斯所毀壞。
他還指責教皇發表異端邪說、買賣聖職、罪惡無恥、浪費教會遺産、煽動帕齊陰謀，并暗中與蘇丹結盟。
西克斯圖斯毫不示弱，對巴塞爾城下了詛咒，有力隔絕了其與外界的聯系，并再次将目中無人的大主教關進監獄。
兩年後，查默麥德克死在了監獄裡，明顯是由于受到嚴刑拷打，但卻被說成是自殺。
監獄并沒有阻止思想的火花，新的時代已經來臨了，專制的君主往往忽略這一事實，從這一點來看他們其實一點兒都不明智。
在西克斯圖斯生命的最後一年，法國圖爾[13]三級議會[14]提交了一份合理的方案，但被他棄置一旁。
在激情洋溢的改革者讓·戴熱力的鼓動下，議會提議對濫用财政、身兼多職以及令人痛恨的暫時代理牧師職務時所享受的薪俸代領權做法進行改革。
根據該做法，可以基于&ldquo推薦&rdquo對通常是一般教徒的人員進行臨時任命，而被任命者無須履行職責。
這一做法是那個年代引起群情激奮的事件之一，西克斯圖斯本可以輕易禁止這樣的操作，從而為他在改革運動中赢得巨大的聲譽，但他對這一機會視而不見，對該方案置若罔聞。
幾個月後，他死了。
他統治期間積累了如此多的憤恨，以至于兩周後他曾試圖予以打擊的科隆納派系士兵帶頭在羅馬發起暴動，并大肆燒殺搶掠。
對于西克斯圖斯四世所領導的這個機構而言，除了臭名昭著的名聲外，他一無所成，因此也沒有人為之扼腕歎息。
2.異教徒的庇護神： 英諾森八世（1484&mdash1492） 除因玩忽職守及性格軟弱而同樣令教皇職位岌岌可危之外，西克斯圖斯的繼任者在各方面都與他截然相反。
這位繼任者和藹可親，但處事優柔寡斷，對強勢的下屬言聽計從。
他本名叫喬瓦尼·巴蒂斯塔·茲博（GiovanniBattistaCibo），出生于熱那亞的一個富裕家庭，最初并未打算在教會謀取差事。
年少輕狂的他也曾虛度光陰，由于放蕩不羁而有了私生子，不過也并未否認。
他之所以加入教會，并非由于思想方面的突然轉變或生活中戲劇性的事件，隻是因為其不錯的職業前景。
茲博在37歲時成為主教，在西克斯圖斯領導的羅馬教廷任職。
由于欣賞其溫順謙恭的性格，西克斯圖斯在1473年将他提拔為紅衣主教。
原本做事平庸、前途黯淡的人現在坐到教皇的位子，着實讓人有些出乎意料，而兩位雄心勃勃的候選人則相互阻擋了對方的前程。
這兩個随後也将實現各自抱負的人就是紅衣主教博基亞和朱利亞諾·德拉·羅韋雷，前者就是未來的亞曆山大六世，而後者是西克斯圖斯最有能力的侄子，未來的尤利烏斯二世。
同伯父西克斯圖斯一樣，羅韋雷霸氣十足，能言善辯，且做事更果敢有力。
在威克裡（Vincoli），盡管人人都知他就是聖彼得紅衣主教，但他仍難以在紅衣主教團中獲得多數票。
而博基亞盡管花費2.5萬達克特[15]向其同事行賄并允諾高官厚祿，但也未能夠獲得多數投票。
佛羅倫薩特使向總部彙報說，博基亞主教&ldquo虛情假意、傲慢自負，因此他當選不會帶來任何危險&rdquo。
在這一僵持不下的局面中，對手察覺到威尼斯的紅衣主教馬爾科·巴爾博（MarcoBarbo）當選的危險，因為此人品行端正，做事嚴謹，廣受敬重，無疑會限制博基亞或羅韋雷家族的勢力範圍，甚至可能會醞釀改革。
因此，當巴爾博僅差5票即當選時，博基亞與羅韋雷轉而支持謙卑低調的茲博。
在改革者看來，選舉公認有私生子的人為教皇是對他們的公然冒犯，但兩人對此無動于衷。
有了他們兩人的投票，他們的候選人茲博就被适時地加冕為英諾森八世了。
作為教皇，英諾森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其對一無是處的兒子弗朗斯凱托（Franceschetto）的極度遷就和縱容，他是第一個公開承認私生子的教皇。
除此之外，他對德拉·羅韋雷主教凡事言聽計從。
&ldquo向聖彼得主教寫信示好，&rdquo佛羅倫薩特使在寫給洛倫佐·德·美第奇的信中說，&ldquo因為他是教皇，而且不隻是教皇。
&rdquo德拉·羅韋雷搬進了梵蒂岡，并在不到兩個月時間内就将自己的兄弟喬瓦尼從羅馬的地方行政長官提拔為教會秘書長。
而另外一個也曾提拔英諾森的博基亞主教仍然是副主教，但實際控制着教廷。
作為纨绔子弟的弗朗斯凱托貪婪好色，放蕩無度，每每與狐朋狗友深夜在街上遊蕩，四處尋花問柳，但英諾森對其疼愛有加。
1486年，他成功地促成了兒子與洛倫佐·德·美第奇一個女兒的婚事，并在梵蒂岡舉辦婚禮大肆慶祝。
但由于長期資金短缺，他不得不抵押教皇的首飾和金銀珠寶支付慶典費用。
兩年後，為了孫女與一位熱那亞商人的婚禮，他又舉辦了一場同樣奢侈豪華的慶典。
在教皇肆意妄為之際，更有商業頭腦的副主教博基亞為下屬官員提供了大量職位，想要一官半職的人必須付錢才行，隻有這樣才能證明他們意在獲得豐厚的回報。
即便是本來一直為品行出衆的人保留的梵蒂岡圖書管理員職位，現在也被挂牌出售。
為了高價出售各種恩惠和赦免證書，他們還專門成立了一個辦事處，每筆交易中的150達克特歸教皇所有，其餘歸其兒子所有。
當有人質疑對過失殺人、謀殺和其他重大罪行予以赦免而非判處死刑時，博基亞主教振振有詞：&ldquo上帝并不想要犯罪的人去死，而是要他們活着付出代價。
&rdquo 在這種政體下，加之受先前體制的影響，教廷道德水準如燭淚融化般急轉直下，達到了見利忘義的地步。
1488年，在英諾森任期過半之際，教廷中幾位高級官員因在兩年時間内僞造了50份教廷特許狀文書用于出售而被捕，其中兩人被執行死刑。
這種極刑處罰本來是為顯示教皇義憤填膺的态度，實際卻突出表現了其當政時的情況。
随着西克斯圖斯任期内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