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美國在越南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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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戰争萌芽
（1945&mdash1946）
連續五任美國總統在越南所采取的行動并非簡單地出于無知，但後來這一點卻成了他們的托詞。
他們或許不了解越南及文化，但是在美國實現政策目标的過程中，要說他們不清楚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實在令人難以信服。
在美國卷入越南事務的30年當中，我們不時認識到或者預見到阻礙我們成功的所有情況和原因。
美國并非毫無預料地逐步陷入幹預之泥潭。
決策者也并非沒有意識到各種危險、障礙和事态的消極發展趨勢。
美國有足夠的情報來源，有翔實而見解深刻的評論，這些都源源不斷地從戰場傳遞回首都，特别調查團被多次派遣出去，當輿論被專業人士的樂觀情緒所主導時，也從來不乏獨立的報道加以平衡。
愚蠢行為并不源于追求目标的過程中對所存障礙的無知，而來自在諸多不利條件下對該目标固執的追求。
這些不利條件包括：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該目标實在難以企及；行動之效果與美國利益毫不相稱，并最終還會損害美國社會、美國聲譽及美國在全球的可支配力量。
問題在于，決策者為什麼對各種證據及其影響置若罔聞？這是愚蠢行徑的典型症狀：拒絕從證據中得出結論，沉迷于适得其反的政策不能自拔。
回顧一下美國對越南政策的制定過程，或許就能清楚地看到這種拒絕和沉迷的&ldquo根源&rdquo。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幾個月，羅斯福總統起初不同意，當然更不會協助法國恢複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但這一政策的逆轉開啟了愚蠢行徑的大門。
由于法國被德國占領後感覺顔面盡失，因此強烈要求維持其在印度支那的地位。
而對美國人來說，随着勝利的臨近，蘇聯的擴張成為華盛頓的心頭大患，因此有必要加強法國在西歐的核心地位以便對抗蘇聯的擴張。
直到此時，羅斯福内心仍然非常厭惡殖民主義，并始終堅定地希望消除亞洲的殖民主義（這是與英國發生沖突的基本原因）。
他認為，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暴政是一種最為惡劣的殖民主義形式。
印度支那&ldquo不應該重新由法國人統治&rdquo，他在1943年1月告訴國務卿科德爾·赫爾，&ldquo情況非常清楚。
法國對這個擁有3000萬人口的國家已經統治了将近一個世紀，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卻每況愈下。
（他們）有權過上更好的生活。
&rdquo 丘吉爾對安東尼·伊登說，總統&ldquo對于這個問題比對任何其他殖民問題都更為坦率。
我想，将印度支那從法國人手中解放出來，應該是他參與戰争的首要目标之一&rdquo。
的确如此。
在1943年的開羅會議上，史迪威将軍在日記中用顯著的大寫字母記錄了總統的印度支那計劃：&ldquo不要回到法國統治的局面！&rdquo羅斯福建議采取托管統治，&ldquo就像菲律賓那樣，用25年左右的時間使其站穩腳跟。
&rdquo這一想法徹底驚醒了英國人，但并未引起曾經統治過越南的中國政府的關注。
&ldquo我問蔣介石他是否想要印度支那，&rdquo羅斯福告訴史迪威将軍說，&ldquo他斷然拒絕了，說&lsquo絕對不要！&rsquo就那個意思&mdash&mdash&lsquo絕對不要！&rsquo&rdquo 在法國人到來之前，越南已經是一個獨立的王國，由交趾支那、安南和東京組成，并在反對中國統治的長期鬥争中緻力于建立自治政府。
盡管如此，羅斯福卻似乎從未想到自治的可能性。
羅斯福對這個問題認識不足，是源于當時對受壓迫民族的普遍态度。
無論他們的曆史背景如何，在西方人眼裡，他們尚不&ldquo具備&rdquo自治的條件，得等到萬事俱備，在西方人的指導下，他們才可能實現自治。
英國堅決反對托管，因為這将作為一個&ldquo惡劣的先例&rdquo，成為自己重返印度、緬甸和馬來亞的障礙。
羅斯福也沒有堅持。
他并不希望在印度問題上火上澆油，因為每次提及這個問題，丘吉爾都會煩躁不安。
此後，法國于1944年在桀骜不馴的夏爾·戴高樂領導下獲得解放，并堅持其重返印度支那的&ldquo權利&rdquo；當時的而中國顯然過于孱弱，難以擔當托管重任。
在這種情況下，總統有些束手無策。
由于缺乏廣泛的支持，國際托管計劃逐漸土崩瓦解。
羅斯福的軍事顧問們之所以不喜歡托管計劃，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可能會影響美國自由掌控作為海軍基地的前日本列島。
國務院中一貫親法的歐洲派，徹底采納了法國外長喬治·比多（GeorgesBidault）的假設，即除非&ldquo與法國通力合作&rdquo，否則，&ldquo由蘇聯所主導的歐洲将會威脅&lsquo西方文明&rsquo&rdquo。
而所謂的合作，在歐洲派看來，就是滿足法國的要求。
另一方面，他們在遠東（後來東南亞）的同僚極力主張，美國對越南的政策目标，應該是先采取某種過渡政府的形式，然後最終實現獨立。
這個過渡政府，可以&ldquo教&rdquo越南人&ldquo重新履行自治職責&rdquo。
在為各種政策路線的選擇而進行的鬥争中，亞洲的未來遠不及蘇聯對歐洲的影響力。
1944年8月，在關于建立戰後機構組織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美國在有關殖民地的提案中對未來獨立隻字未提，隻是提出了軟弱無力的托管計劃，而這樣的托管計劃也得由先前的殖民帝國&ldquo自願&rdquo同意才可協商執行。
其實印度支那早就表現出對該方案的抵觸态度，這種态度在未來的30年隻會日益加劇。
早在戰争期間，通過與日本及維希政府達成的協議，包括軍隊及文官的法國殖民政府就留在了印度支那執行代理統治職能。
但在最後一刻，即1945年3月，日本人取而代之。
這時，一些法國團體加入了越盟領導的本土抵抗組織。
越盟是一個包括共産黨在内的民族主義團體組成的聯盟，自1939年以來就一直要求獨立，從事抗日活動。
由英國控制的東南亞地區司令部（SEAC）與他們取得聯系，并請求與之合作。
由于對抵抗組織提供任何援助都将不可避免地有助于法國人的回歸，羅斯福對這個問題避而不談；他在1945年1月氣急敗壞地對赫爾說，他不希望在将印度支那從日本人手上解放出來的過程中搞得&ldquo一團糟&rdquo。
在法國請求美國船隻運送法國軍隊到印度支那時，他斷然拒絕了。
同時，他也不允許對抵抗運動提供援助。
但随後他又轉變了态度，說任何援助必須隻限于抗日活動，且不能對法國有利。
但是，在抗日戰争勝利後，誰來接管印度支那呢？過去一年與中國的交涉不太順利，而法國的要求也日益迫切，令人心煩意亂。
一方面有來自盟友的壓力，另一方面又根深蒂固地認為法國不應&ldquo重返印度支那&rdquo，徘徊其間的羅斯福身心俱疲，生命也行将走到盡頭。
他極力避免給出明确答複，盡力推遲做出決定。
随着勝利的臨近，同盟國的所有其他問題被逐漸提上日程。
在這種情況下，雅爾塔會議于1945年2月召開了。
大會沒有讨論印度支那問題，而是将它留給即将在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組織會議。
在籌備此次會議的過程中，羅斯福對印度支那問題仍然憂心忡忡，并與來自國務院的一名顧問進行了讨論。
現在，他又回到了最初的建議，即&ldquo隻要最終目标是實現（印度支那的）獨立&rdquo，法國可以當托管者。
當被問及他是否會允許讓印度支那獲得自治領地位時，他斷然否決了，說&ldquo必須是獨立&hellip&hellip你可以在國務院引述我的話&rdquo。
一個月後，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與世長辭。
現在路線已經清晰，在羅斯福去世26天後，國務卿斯特蒂紐斯（Stettinius）在舊金山告訴法國代表說，美國并不質疑法國對印度支那的統治權。
他這樣說是為美國駐法大使考慮，因為戴高樂先前曾十分生氣。
戴高樂當時說，他手下有一支遠征軍，随時準備向印度支那開拔；但由于美國拒絕運送這支部隊，他們始終未能出發。
另外，&ldquo如果你們在印度支那跟我們作對&rdquo，法國将會&ldquo失望至極&rdquo，可能會因此投入蘇聯懷抱。
&ldquo我們不想成為共産黨&hellip&hellip但我希望你們不要把我們推過去。
&rdquo這樣赤裸裸的敲詐，正合美國的歐洲派之意。
5月，代理國務卿約瑟夫·格魯（JosephGrew），這位精力充沛的前駐日大使和精幹老練的外事服務元老，在舊金山以異乎尋常的冷靜口吻向比多保證說，&ldquo找不到任何官方聲明能夠證明甚至暗示美國政府對法國在這一區域的主權有所質疑。
&rdquo不質疑是一回事，而認可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專家就是這樣通過咬文嚼字來制定政策的。
羅斯福的擔憂無疑是正确的，因為法國對印度支那的剝削和壓榨在整個亞洲可謂無出其右。
法國當局大量生産并出口最有利可圖的商品，比如大米、煤炭、橡膠、絲綢、香料和礦物等，而同時又操縱當地經濟，使之成為法國産品的出口市場。
有4.5萬名法國官僚借此過上了舒适惬意的生活，其中大多是平庸之輩。
法國1910年的一項調查發現，這些人當中隻有3人可以講比較流利的越南語。
他們從本地的上流社會中招募&ldquo可靠&rdquo的越南人當助理，擔任翻譯和中間商，為他們提供工作，獎勵他們土地，并為其中皈依天主教的人提供高等教育的獎學金。
他們取消了傳統的鄉村學校，代之以法國式的教育。
但由于缺乏合格的教師，學齡兒童入學率幾乎還不到1/5。
結果，據一位法國作家描述，越南人的&ldquo文盲率比在法國占領前還要高&rdquo。
公衆健康和醫療服務幾乎不起作用，每3.8萬人才有一名醫生，而在美國管轄的菲律賓，則為每3000人一名醫生。
來自法國的法律條文取代了傳統的司法系統，交趾支那成立了殖民地議會，占少數的越南議員被稱為&ldquo被征服種族的代表&rdquo。
最重要的是，通過開發公司所有的大型種植園和無視與法國合作的越南官僚的貪污腐敗，法國将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農民階層改造成了沒有土地的佃農，這一階層的人口數量在&ldquo二戰&rdquo前夕超過總人口的50%。
法國人将他們的殖民制度稱為&ldquo文明的使命&rdquo（lamissioncivilisatrice），這符合他們眼中的自我形象，卻同現實相違背。
在法國本土并不缺乏直言不諱的左派反對者，在殖民地也不乏善意的總督和公務員，他們不時做出努力，倡導改革，這有損于帝國的既得利益。
越南人民反對法國統治的抗議和起義從一開始就層出不窮。
在古代，他們曾推翻中國上千年的統治，後來又結束了中國的短暫征服，屢次反抗本土王朝的壓迫并将他們趕下寶座，他們緬懷曆代革命英雄，歌頌遊擊戰術的偉大壯舉，并為此感到自豪和驕傲，怎麼會被動地默許遠比中國人還陌生的外國人對自己的統治呢？在19世紀80年代和1916年，越南的國王們自己也曾兩次支持起義，但均以失敗告終。
當與法國沆瀣一氣的上流階層正從法國人的殘羹冷炙中大快朵頤之時，其他人卻在20世紀民族主義的悸動中抛頭顱、灑熱血。
各種教派和黨派、民族主義、憲政主義及準宗教秘密社團如雨後春筍般成立起來，他們舉行示威遊行，領導罷工，群情激昂，但很多人被投入監獄、遭到流放，甚至槍斃。
1919年，在凡爾賽和平會議上，胡志明呼籲讓越南獨立，但代表們連聽都沒聽就把他打發走了。
他随後加入了印度支那共産黨，該黨派和中國共産黨一樣于20世紀20年代在莫斯科的指導下建立，并逐漸掌握了獨立運動的領導權，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發動農民起義。
成千上萬人被逮捕和監禁，許多人被槍決，大約500人被判終身監禁。
法國人民陣線政府上台後，被赦免的幸存者逐漸恢複并重新開始獨立運動，并于1939年成立了越盟。
1940年法國向納粹德國投降，似乎正是再次起義的好時機。
盡管這次起義同樣遭到殘酷鎮壓，但其精神和目标在随後的抗日運動中重新燃燒起來，由胡志明領導的共産黨最為活躍。
就像在中國一樣，日本将其侵略行為美化為民族主義事業，法國殖民地當局竟讓他們沒有費一槍一彈就進入這片土地。
抵抗組織對法國的行為嗤之以鼻，并從中發現了新的機會。
戰争期間，美國戰略服務局活躍在印度支那，參與抵抗組織的活動并為他們提供幫助。
他們為抵抗組織空投武器，空投的奎甯和磺胺類藥物幫胡志明治好了瘧疾和痢疾，着實救了他一命。
在與戰略服務局成員交談時，胡志明說，他了解美國反抗殖民統治争取獨立自主的曆史，所以他相信&ldquo美國将幫助越南人民擺脫法國統治，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rdquo。
美國對菲律賓的承諾令他異常感動，他認為&ldquo美國在全世界廣泛支持自由民選政府，反對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rdquo。
此次談話當然并非沒有私心。
他想傳達出更進一步的信息；他所說的政府已經&ldquo組織起來，随時可以行動&rdquo，因此他希望得到武器等援助。
OSS[1]成員們表示贊同他所說的話，但他們的大中國區長官堅持認為&ldquo不能給像胡志明這樣的個人提供幫助，因為他們是衆所周知的共産黨，會制造許多麻煩&rdquo。
就在日本戰敗前的1945年7月，在波茨坦會議上，關于誰來接管印度支那及接受日本投降的問題，盟軍做出了一個秘密決定，即北緯16度線以南的國家由英國管轄，16度線以北的國家由中國管轄。
由于英國明顯想要恢複殖民地，這個決定也保證了法國能分到一杯羹。
美國之所以勉強同意，是因為羅斯福已經去世了，而從情感上來說，美國人更關心的總是讓美國的士兵回國，而不是戰争之後對退伍軍人及傷殘士兵的照料；而且，歐洲實力已大不如前，美國不想與盟國發生摩擦。
法國提出願為太平洋前線提供6.2萬人的軍隊，由解放法國的英雄雅克·勒克萊爾（JacquesLeclerc）将軍任總指揮，在波茨坦召開的盟國參謀長聯合會議原則上接受了這一提議，他們主要基于這樣的想法：該法國軍隊在某個待定的區域将由美國或英國指揮，且到1946年春天才能将部隊運送到前線。
這裡的待定區域就是印度支那，而軍隊的使命就是重新占領并統治該地區，這幾乎毫無秘密可言。
這樣，允許法國恢複殖民統治逐漸演變成了美國的政策。
雖然杜魯門總統打算貫徹羅斯福的政策，但他覺得自己沒有必要背負反對殖民主義的十字架，況且也沒有發現羅斯福留下的書面指令。
而且，他周圍的軍事參謀，按照海軍參謀長歐内斯特·J·金上将的話來說，&ldquo絲毫不贊成讓法國人遠離印度支那的做法&rdquo。
相反，他們想要讓西方軍事大國代替日本對該地區進行統治。
美國接受了這一做法，在8月戴高樂将軍訪問華盛頓時，杜魯門總統對此予以确認。
總統此刻滿腦子都是蘇聯擴張的威脅，他說，&ldquo美國政府不反對法國軍隊重返印度支那，恢複對該地區的統治&rdquo。
戴高樂第二天就迅速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了這一聲明，另外還說，&ldquo當然，（法國）也打算成立一個新政權&rdquo推行政治改革，&ldquo但對我們而言，主權仍然是首要問題&rdquo。
這一表述已經再清楚不過了。
早在1944年1月，戴高樂就在布拉柴維爾會議上告訴自由法國成員，他們必須認識到，戰争加快了殖民地的政治演變；法國将以&ldquo高貴而大方的&rdquo姿态迎接這種變化，但在主權問題上決不讓步。
就&ldquo殖民政策&rdquo而言，《布拉柴維爾宣言》認為，&ldquo&lsquo文明使命&rsquo的目标&hellip&hellip就是排除任何自治的想法，排除法蘭西帝國集團以外發展的任何可能性。
不論是現在還是遙遠的将來，必須防止在殖民地實現&lsquo自治&rsquo&rdquo。
1945年8月，在日本投降後一個星期，河内舉行了越盟大會，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并在奪回西貢後宣布獨立，還在宣言中引用了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的開篇語。
在一份由戰略服務局傳達給聯合國的電文裡，胡志明警告說，如果聯合國不能履行其憲章的承諾，準予印度支那獨立，&ldquo我們将繼續戰鬥，直到獨立&rdquo。
一向委曲求全的越南末代皇帝保大，先後服務過法國、日本，現在又謙和而友好地讓位于民主共和國。
在以他的名義發給戴高樂的一封電報中，可以看到他對未來的預見：&ldquo如果你能親眼看到這裡發生的事情，親自感受到這裡每個人内心對獨立的渴望，你就會更好地理解這裡的境況，因為沒有任何人可以繼續抑制這種渴望。
即便你們到這裡重新建立法國政府機構，也不再有人會服從你們的命令&mdash&mdash每個村莊都将成為抵抗運動的策源地，每個之前的合作者都将成為你們的敵人，你們的官員和殖民者将會自己要求離開這片土地，因為他們在此将舉步維艱、寸步難行。
&rdquo 這一預言再一次被無視了。
戴高樂在華盛頓收到了這封電文，但毫無疑問，他沒有将内容轉達給美國，但即使他這麼做了，也沒有迹象證明美國會聽進去。
幾個星期之後，華盛頓方面通知在河内的美國政府機構，說美國正在采取措施，以&ldquo幫助法國恢複（在印度支那的）統治&rdquo。
越南自行宣布獨立不到一個月，一位英國将軍率領一批英國軍隊，以及零散的法國部隊，在錫蘭登上美國C-47運輸機，于9月12日進入西貢。
兩天後，一支1500人組成的法國軍隊也乘法國軍艦抵達。
同時，兩個法國師團的大部分兵力搭乘兩艘美國運兵船分别從馬賽和馬達加斯加起航，這是美國第一次重大的援助行動。
由于運輸聯營由盟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控制，并且波茨坦會議已經就相關政策做出了決定，東南亞指揮部可以請求使用聯營中可運輸工具。
随後，國務院取消了這一做法，通知陸軍部說，&ldquo使用懸挂美國國旗的船隻或飛機，将任何國家的部隊運送到荷屬東印度群島或法屬印度支那或者從那裡運出來，或允許使用這種船隻或飛機向這些地區運送武器、彈藥或軍事裝備&rdquo的行為都違背了美國的政策。
在法國人抵達之前，西貢的英國指揮官使用推遲解除武裝的日本軍隊對付叛亂政權[2]越盟的一個代表團拜訪英國指揮官道格拉斯·格雷西将軍時，向他提出維持秩序的建議，&ldquo他們說，&lsquo歡迎&rsquo以及諸如此類的話，&rdquo他回憶說，&ldquo我感到非常别扭，就立馬将他們趕出去了。
&rdquo雖然這是典型的英式思維，但這句話也表明了一種态度。
這種态度如果在越南蔓延開，它将慢慢影響到未來美國在越南的努力。
使用諸如&ldquo亞洲人&rdquo和&ldquo東方人&rdquo這樣的詞彙，不僅反映出亞洲人不如白人的觀點，還反映了印度支那人不如日本人或中國人的觀點。
因此他們對獨立的主張和訴求也遠沒有這兩個國家強烈。
盡管日本人有令人不齒的暴行，但他們有槍炮、戰艦和現代工業；中國人一方面因為傳教士的影響而備受崇拜，另一方面又被當作&ldquo黃禍&rdquo而令人膽戰心驚；此外，中國廣袤的領土和衆多的人口也足以使人畏懼。
而印度支那人因為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而得不到外人的尊重。
格雷西将軍的話預示着，低估對手隻會帶來緻命的後果。
來自歐洲的法國師團在10月及11月抵達，一些人身着美國頒發的制服，攜帶美式裝備。
他們一來就采取以往的武裝鎮壓手段，大肆逮捕，瘋狂屠殺。
盡管他們重新控制了西貢，逼迫越盟退到鄉村，但并未完全恢複對殖民地的統治。
在分配給中國的北部地區，越南人用中國人從日本投降中繳獲得來而賣給他們的武器武裝起來，在胡志明臨時政府的領導下重新控制了河内。
令民衆和政黨困惑的是，戰略服務局各部門&ldquo缺少&rdquo來自華盛頓的&ldquo指令&rdquo，這反映出美國國内政策的混亂。
傳統的反殖民主義政策造成了許多矛盾心理，但主導觀念認為，一個&ldquo穩定、強大和友好的&rdquo法國對于填補歐洲的真空是必不可少的，這種假設打破了政策的平衡。
1945年底，美國将價值1.6億美元的裝備賣給法國用于印度支那，并指示仍駐留在那裡的戰略服務局作為&ldquo觀察員，密切關注對叛亂的越南人所執行的懲戒性任務&rdquo。
在五個月時間裡，胡志明曾八次向杜魯門總統以及國務卿請求提供支持和經濟援助，但并沒有得到答複，因為他的政府尚未被美國承認。
美國如此怠慢胡志明并非因為對越南形勢一無所知，美國駐河内情報服務處的阿瑟·黑爾在10月份的報告中明确指出，美國政策所依賴的法國對改革的承諾以及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自治，将難以令人滿意。
當地人民希望法國人滾蛋。
北部的每一個城鎮和每一個村莊都張貼着海報，上面寫着&ldquo獨立或死亡！&rdquo号召&ldquo不要放過眼皮底下的任何一個法國人&rdquo。
共産黨的影響處處可見；臨時政府的旗幟類似于蘇維埃國旗，官方辦公桌上放着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但美國的影響力也同樣不可小觑。
對菲律賓的承諾是一個永恒的主題，人們熱切感受到美國在戰争中所表現出來的英勇無畏的精神和先進超凡的技術，實用高效的能力以及技術和社會方面的進步。
然而，考慮到美國對越盟方面愛搭不理，加之&ldquo法國軍隊最近由美國船隻運送到西貢&rdquo這類事件，人們已經感受不到美國的善意。
黑爾的報告也同樣對未來有預警作用&mdash&mdash即使法國打敗了越南臨時政府，&ldquo可以肯定的是，獨立運動也不會消亡&rdquo。
這種确定性從一開始就存在。
其他觀察員也有同樣的見解。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一位記者寫道，法國可能會占領北方城市，&ldquo但是，非常值得懷疑的是，他們是否能夠完全撲滅獨立運動的火苗。
他們沒有足夠的兵力來鏟除北方的每一股遊擊隊，他們也幾乎沒有展現出對付遊擊戰的能力&rdquo。
國務院懷疑美國在亞洲的威望正&ldquo日落西山&rdquo，于是請查爾斯·約斯特對此進行評估。
這位當時駐曼谷的政治官員和未來駐聯合國大使證實了國務院的看法，而且也援引了用美國船隻運輸法國軍隊，以及&ldquo這些部隊使用美式裝備&rdquo的事例。
戰後，附屬國人民一直向美國表達友好的善意。
但美國沒有支持民族主義運動，這一政策&ldquo似乎并沒有為東南亞地區帶來長期穩定局面&rdquo。
約斯特警告說，恢複殖民政權不合時宜，&ldquo除非使用武力手段，否則這種局面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rdquo。
然而，美國支持法國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無奈之舉。
國務卿喬治·馬歇爾承認，&ldquo該地區存在過時的殖民觀點和方法，這是極其危險的&rdquo，但&ldquo另一方面&hellip&hellip我們不希望看到殖民帝國當局被由來自克裡姆林宮的意識形态以及由它支持成立并控制的政治組織所取代&rdquo。
這就是問題的症結所在。
法國人不斷利用胡志明與莫斯科接觸的&ldquo證據&rdquo向華盛頓施壓。
副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對此毫不懷疑。
他通過電報告知1946年12月到達河内的東南亞事務主管阿博特·洛·莫法特說：&ldquo記住，胡志明是國際共産主義的代理人，他的話絕不可信。
&rdquo 對亞洲解放事業持支持态度的莫法特報告說，胡志明在談話中曾否認将共産主義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标，并且說，如果能夠實現獨立，他這一生就足夠了。
&ldquo也許，&rdquo他不無挖苦地補充說，&ldquo50年後，美國将成為共産主義國家，而後，越南也實現共産主義目标。
&rdquo莫法特總結說，掌管越南這個組織&ldquo在這一階段首先是民族主義者&rdquo，而且先有民族主義國家，後有共産主義國家，共産主義國家的目标&ldquo在現階段必須放在第二位&rdquo。
他是否受到了蠱惑，曆史無法回答。
但是誰又能肯定，當胡志明尋求美國支持的時候，越南民主共和國會像事态發展的那樣，朝着共産主義方向，一如既往地走下去呢？ 在經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屈辱後，法國人有種恢複法蘭西帝國的強烈沖動，因為在他們看來，法國作為世界大國的未來危在旦夕。
但同時，他們也意識到，必須至少要在形式上做一些調整。
在1946年與越盟臨時停火期間，法國試圖通過談判達成基本協議，承諾在某個并不明确的日期實現某種并不明确的自治，而其措辭中對主權問題卻隻字不提。
按照國務院遠東事務局的說法，這些都是&ldquo紙上讓步&rdquo。
由于陰謀未能得逞，他們又恢複了敵對行動，在1946年底，第一次印度支那戰争，或稱法國的印度支那戰争全面爆發。
沒有人心存幻想。
西貢的美國領事報告說，如果法國恢複過去的高壓措施和武力政策，&ldquo不要指望形勢會得到緩解，而在可預見的未來一段時期，階段性的遊擊戰争将不期而至&rdquo。
被派去執行這次重新征服任務的法國指揮官自己也看到或感受到了事實真相。
在第一次勘察情況後，勒克萊爾将軍對他的政治顧問說：&ldquo這個任務需要50萬人，而即便有這麼多兵力，也不可能完成。
&rdquo他用一句話就刻畫了未來。
20年後，當50萬美國士兵真正進入該地區時，他的判斷仍然能被證明充滿遠見卓識。
早在1945&mdash1946年間，美國政策就已經荒唐之極了嗎？即使以當時的思維來判斷，答案也必然是肯定的，因為大多數關心外交政策的美國人很清楚，殖民地時代已經過去，重建殖民地實在是逆曆史潮流而動。
無論援助或支持法國的理由有多麼充分，但當各方面情報都顯示這是一項毫無希望的事業時，仍然繼續制定各種政策，就是愚蠢行徑。
決策者們自我安慰說，他們并沒有将美國的命運寄托于這一事業。
因為法國信誓旦旦地表示未來要在印度支那實行自治，或者認為法國缺乏恢複其帝國的能力，因而最終會與越南方面達成和解，他們為此頗感寬慰。
杜魯門和艾奇遜都向美國公衆保證，美國的立場是&ldquo基于這樣一種假定，即法國是出于對未來事件的判斷而聲稱獲得了印度支那人民的支持&rdquo。
現在為了表示美國在歐洲擁有強大的影響力而幫助法國，盡管是虧本生意，但起碼不是犯罪行為。
美國也有另一種選擇：在西方國家中建立誠信，讓他們唯美國馬首是瞻；通過與獨立運動合作以及提供支持，在亞洲傳播善意。
如果對有些人，特别是遠東事務部來說，這種做法太過明顯，那麼對另一些人來說，這似乎并不令人信服。
因為對于後者而言，歐洲的安全至關重要，而亞洲人的自治微不足道，因此不應該作為制定政策的基礎。
在印度支那問題上采用這種選擇需要想象力&mdash&mdash而這從來不是政府的長處&mdash&mdash并且在共産主義仍然被認為是鐵闆一塊時，還得甘願承擔支持共産分子的風險。
鐵托是當時唯一的異數，無法想象會出現另外一個。
此外，它會分裂盟友的關系。
政府最終還是選擇了支持一個不堪一擊的政策，一旦這一政策被采納實施，就必須承擔其後果。
在處理與越南關系的整個過程中，我們始終都在懷疑政策是否荒唐愚蠢，這總令人惶恐不安；而這一點，從有時被歪曲的政策指令中可見一斑。
1947年，在為駐巴黎、西貢和河内的外交官準備的美國立場綜述中，法國事務局為喬治·馬歇爾起草了一份指令，内中盡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與不确定性。
它把代表着全世界1/4人口（文章中這麼說）的東南亞新興國家的獨立運動，看作&ldquo影響世界穩定的重大因素&rdquo；它認為要防止這場鬥争受到共産主義的影響、防止其傾向于反西方思想，最好的辦法就是繼續與前殖民帝國結成同盟；一方面，它認為這種同盟&ldquo必須是自願的&rdquo，另一方面，它又認為印度支那戰争隻會破壞自願合作，并&ldquo不可挽回地疏遠越南&rdquo；它說美國希望提供幫助，而同時又不願幹預或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還&ldquo不可避免地關注&rdquo印度支那局勢的發展。
外交人員是否從這份文件中受到啟迪，實在值得懷疑。
2.自我催眠 （1946&mdash1954） 1946年3月，丘吉爾在密蘇裡州的富爾頓發表了&ldquo鐵幕&rdquo演說，這标志着&ldquo冷戰&rdquo正式開始。
丘吉爾在該演說中指出，沒有人知道蘇聯及共産國際&ldquo為改變人們的信仰而變本加厲的做法究竟會瘋狂到何種地步，不知是否存在下限&rdquo。
形勢非常緊張。
羅斯福關于戰時同盟結成戰後合作夥伴以維持國際秩序的幻想已經徹底破滅，他在華盛頓度過了最後一天，在其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終于承認，&ldquo斯大林早已打破了在雅爾塔所做的每一個承諾&rdquo。
直至1946年，蘇維埃的統治已遍布波蘭、民主德國、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并且波及南斯拉夫。
出現在法國和意大利國内的共産主義黨派成為一種隐患。
喬治·凱南在駐莫斯科大使館表示&ldquo要長期性地、嚴厲地、高度警覺地對俄國的擴張趨勢進行遏制&rdquo。
1947年，國務卿馬歇爾呼籲，美國方面應該要培養一種對&ldquo世界秩序和安全的責任感&rdquo，為了達成此項使命，美國無論成敗，都應&ldquo勢不可擋&rdquo。
對此，莫斯科方面通過宣言做出回應，号召世界上所有共産主義黨派團結一緻共同抵抗美帝國主義。
接着，美國出現了杜魯門主義，承諾支持自由民族抵禦來自&ldquo少數武裝力量&rdquo或外部勢力的鎮壓或侵略，并推行馬歇爾計劃以便為戰争中被削弱的歐洲諸國提供經濟援助，使其早日恢複活力。
這一重大努力成功阻遏了共産主義在希臘和土耳其的傳播。
1948年2月，蘇聯将捷克斯洛伐克納入麾下。
美國重新制定了征兵草案。
同年4月，俄國對柏林實施封鎖。
華盛頓方面果斷利用空運為柏林補給所需物資，這種空運行動持續了1年，直至封鎖解除。
194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共同抵禦對其任一成員國的進攻。
1949年10月，共産黨在中國的勝利打破了各方勢力的均衡，其所帶來的沖擊不亞于珍珠港事件。
美國沉浸在&ldquo失去&rdquo中國的歇斯底裡中；而無論在國會還是商界，院外援華集團發言人的極端言論，都是美國政治生活中壓倒一切的聲音。
而這一沖擊之所以更加令人驚恐，是因為早在幾周之前的9月份，俄國就已經成功試爆了一顆原子彈。
1950年初，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宣稱其持有一份包含有205個受雇于美國國務院的&ldquo真正&rdquo共産黨員的名單，他認為共産黨已經滲透到美國社會各個階層；而在接下來的4年中，美國人不僅沒有反對這一诽謗，而且還為其呐喊助威。
1950年6月，朝鮮戰争爆發，杜魯門總統下令美國根據聯合國授權采取軍事行動。
在這個動蕩不安的年代，羅森伯格夫婦因叛國罪受到審判并于1951年被宣判。
因為艾森豪爾總統拒絕對死刑進行緩期執行，兩人随後被處決，他們的兩個孩子成了孤兒。
&ldquo冷戰&rdquo的這一系列動作決定了印度支那的命運。
其核心理念便是，每一次打着共産主義旗号的運動意圖都是在蘇維埃俄國的領導下征服世界。
毛澤東在中國的勝利似乎令人擔憂地證實了這一點；而随後的抗美援朝更導緻美國對亞洲的政策進入恐慌期。
現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ldquo清楚&rdquo的是，&ldquo東南亞地區是由克裡姆林宮指揮的協同進攻的目标&rdquo。
印度支那之所以被視為重心，部分原因在于那裡早就硝煙四起，歐洲軍隊正在與共産黨領導的本土武裝力量打得不可開交。
印度支那被稱為&ldquo關鍵地區&rdquo，一旦它陷入共産主義的魔掌，緬甸和泰國也将不可避免。
最初，人們認為是蘇維埃俄國發動了共産主義進攻。
在中國軍隊加入朝鮮戰争之後，中國被看作是主要發起方，而越南則是它的下一個目标。
胡志明和越盟與共産國際合作，對美國表現出了敵意。
當中國共産黨的作戰部隊奪取了一直被蔣介石占領的瓊州灣的海南島時，警戒等級随之上升。
于是，杜魯門總統于1950年5月8日宣布給予法國和印度支那相關國家總計1000萬美元的首批直接軍事援助撥款。
早在前一年，法國就根據《愛麗舍協議》組建了包括老撾、柬埔寨和越南在内的法屬印度支那聯邦，該協議承認越南&ldquo獨立&rdquo，并恢複了越南末代皇帝保大國家元首的地位。
随即，1950年2月，在美國承認保大政權之後，蘇聯和中國立即宣布承認河内的民主共和國為越南合法政府。
然而越南人民并沒有因為《愛麗舍協議》而獲得實際的行政權力，法國仍像從前一樣控制着越南軍隊。
保大政權腐敗無能，其行政人員疏于政府管理卻精于貪污腐敗。
盡管如此，美國人還是極力相信，保大政權能夠有效替代胡志明政權，而法國是支持保大政權的，這樣美國就可以通過援助法國來支持保大而不必背殖民主義的黑鍋。
然而，事與願違，保大政權的領袖也承認，政府隻是一個空殼。
他對顧問潘光誕博士說，&ldquo目前的政治形勢無法讓人民和軍隊相信，他們擁有值得為之一戰的東西。
&rdquo如果他像美國極力倡導的那樣擴充自己的軍隊，可能會很危險，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集體背叛了越盟。
更毋庸置疑的是，潘光誕博士是一位熱誠的民族主義者。
他說，越南軍隊實際上聽從法國人的指揮，沒有自己的領袖人物，他們&ldquo沒有意識形态，沒有目标，沒有熱情，沒有戰鬥精神，沒有人民的支持&rdquo。
美國政府對這一事态并非一無所知。
美國駐越南技術和經濟代表團代表羅伯特·布魯姆彙報說，保大政府&ldquo能力有限，難當大任，或者說難以赢得人心&rdquo，而當時的形勢也&ldquo顯示不出任何有實質性改善的迹象&rdquo。
在這種情況下，法國不可能取得任何決定性的軍事勝利，從而得出令人沮喪的結論，即&ldquo美國要實現目标還遙遙無期&rdquo。
在曆經18個月的挫折之後，布魯姆終于在1952年打道回府。
美國政府各部門一方面不斷相互保證說，印度支那&ldquo真正的民族主義的發展&rdquo對于其防禦至關重要，并不厭其煩地極力推動法國及消極被動的保大本人為此采取更為積極主動的措施；而另一方面，他們繼續無視自己掌握的情況可能帶來的後果。
盡管保大政權缺乏廣泛的支持，但出于對不斷推進的共産主義的恐懼，他們還是要求法國進行援助，以對抗越盟。
朝鮮戰争剛一爆發，杜魯門就宣布派遣美方首批人員到印度支那，也就是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
該顧問團在戰争之初隻有35人，後來增加到約200人，意在推廣美軍作戰訣竅并監督美方設施（第一批貨物于7月份被空運到西貢）的使用情況。
法國方面并不想要這些援助，而且始終很排斥。
由于法國方面堅持如此，物資沒有被送到法屬印度支那聯邦，而是直接運到法國人那裡，這就清楚地說明，所謂的獨立隻不過是天方夜譚。
由于美國已經踏上争端之地，決策者們感到有必要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從而為接下來的行動找到充分的理由。
于是，政府炮制了一個又一個政策聲明，強調東南亞地區有着至關重要的意義，&ldquo對于自由世界的未來舉足輕重&rdquo，其戰略位置及豐富的自然資源必須為自由國家所支配，決不能落到國際共産主義手中。
杜魯門總統在一次廣播中告訴美國人民，克裡姆林宮裡的共産黨領袖們策劃了一個&ldquo可怕的陰謀，企圖在世界範圍内消滅自由主義&rdquo。
一旦他們得逞，美國将會成為&ldquo首當其沖的受害者&rdquo。
他認為當前處于&ldquo千鈞一發的緊急關頭&rdquo，并且提議召開慕尼黑會議，其主要内容便是：如果自由國家能夠協同行動，及時粉碎獨裁者的侵犯，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許就不會爆發了。
或許情況确實如此，但人們并沒有吸取經驗教訓。
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國家公然用飛機和炮彈武裝侵略中國滿洲裡、中國華北、埃塞俄比亞、萊茵高地、西班牙和蘇台德區，随之駐紮軍隊；而1950年為反對印度支那而進行的這種想象式進攻，在觀察家們看來則源于一種自我誘導的心理狀态。
1950年2月，在對局勢所做的一次公開評估中，國家安全委員會聲稱，對印度支那的威脅僅僅是&ldquo預料之中的&rdquo共産主義&ldquo占領整個東南亞&rdquo計劃中的一個環節。
然而，1948年調查共産主義對東南亞滲透情況的美國國務院調查小組并未發現克裡姆林宮在印度支那地區的活動蹤迹。
該小組報告說，&ldquo如果東南亞地區存在莫斯科方面領導的陰謀活動的話，印度支那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
&rdquo 然而，俄國對世界構成的威脅是确實存在的，共産主義制度與美國的民主和利益處于對立的狀态，蘇維埃共産主義大肆擴張，意圖囊括鄰近國家及其他弱不禁風的小國，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人們很自然地認為，它與共産主義中國結成了侵略夥伴關系。
但這種結論實在有些言過其實，并将很快被證明是錯誤的。
對美國的政策制定者來說，為了國家利益對共産主義進行遏制阻撓等，無疑是正确的、适當的。
但是，認為共産主義制度通過印度支那威脅到美國的安全卻完全是一個愚蠢荒謬的推斷。
随着事态的發展，中國加入朝鮮戰争，杜魯門總統認為&ldquo共産主義侵略&rdquo将美國置于了&ldquo極度危險&rdquo之中，美國安全至此受到威脅。
毫無疑問，麥克阿瑟将軍越過&ldquo三八&rdquo線進入共産黨控制的領土範圍，由此緻使中國軍隊的介入，因為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一行為嚴重威脅到中國的安全；但是對于戰争的偏執狂而言，他們極少從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
從中國軍隊開始打響抗美援朝戰争的那一刻起，華盛頓方面就始終認為，中國軍隊正開始行軍，并将出現在與中國南部邊界接壤的印度支那。
艾奇遜在其&ldquo周邊&rdquo（将朝鮮置于該周邊之外）演講中指責杜魯門政府&ldquo失去&rdquo了中國，并引發其對朝鮮的進攻。
焦頭爛額的杜魯門政府于是決定武裝對抗共産主義陰謀，顯示自己大無畏的英雄氣概。
對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威脅成為至高無上的教義。
杜魯門在宣布對東南亞提供9.3億美元的軍事及經濟援助的特别咨文中對國會議員們說，蘇維埃統治者早已将中國當成了附屬國，而同樣的命運也将落到朝鮮、印度支那、緬甸和菲律賓等國家頭上，并威脅要&ldquo将東方的人力資源和至關重要的自然資源納入蘇維埃征服世界的計劃中&rdquo。
這種做法将會&ldquo使許多自由國家失去他們賴以生存的原材料&rdquo，将東方國家數以百萬的愛好和平的人民變為&ldquo克裡姆林宮的爪牙&rdquo。
表面上文質彬彬的艾奇遜也在衆多場合積極響應這番言辭。
他在蘇維埃和中國承認胡志明政府的行為中找到了共産主義陰謀的證據，這應該能夠&ldquo消除&rdquo對胡志明民族主義的&ldquo所有幻想&rdquo，并揭露其&ldquo作為印度支那民族獨立運動的死敵的真面目&rdquo。
作為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DeanRusk）将證明自己是越南問題的所有政策制定者中最堅定、最确信、最誠摯、最固執且最有韌性的一個，他提出的新見解，為人們重新審視越南争取獨立自主的鬥争，即令美國如此搖擺不定的根源，找到了新的方向。
他告訴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說，問題的關鍵并非法國殖民主義，而是越南人民是否會被&ldquo蘇維埃共産主義帝國以武力手段納入新的殖民主義範疇&rdquo。
越盟将是&ldquo共産黨政治局的一個工具&rdquo，因此也是&ldquo世界戰争的一部分&rdquo。
基于這些理由，美國政府确信，将印度支那排除在共産主義勢力範圍之外事關美國切身利益；因此，無論法國是否通過殖民戰争的方式在印度支那地區取得勝利，這對于&ldquo維護自由世界的安全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rdquo。
（&ldquo如果越南的确是為了&lsquo獨立&rsquo而戰，那麼法國參戰的意義何在&rdquo這一問題并不在讨論之列）。
這一立場通過《紐約時報》社論傳達給美國公衆，宣稱&ldquo現在所有美國人民都應該明白，對于整個自由世界來說，法國駐守在極其重要的前線地區&rdquo。
盡管并沒有派遣軍隊的沖動，但美國決意要&ldquo為西方國家守住東南亞的糧倉、占據戰略要沖，并維護其良好的聲譽。
不然，從整個東南亞一直到突尼斯和摩洛哥，所有這一切都将岌岌可危&rdquo。
就在此時，國家安全委員會甚至設想了日本從馬來半島和印尼獲取橡膠、錫和石油，以及從緬甸和泰國進口大米的途徑被切斷的情況下垮掉的情形。
從這一自我催眠的過程，我們得出如下合乎邏輯的結論：如果使印度支那地區免受共産黨控制對美國利益的而言确實如此重要，那麼我們不應該積極投身于該地區的防禦嗎？鑒于朝鮮戰争的教訓，我們害怕武裝幹預有可能引起中國的軍事反彈，因此美國軍方不會去這麼做。
&ldquo在亞洲不要發動地面戰争&rdquo是美國軍隊中流傳已久并且深信不疑的信條。
其實并不乏警告勸誡的聲音。
早在1950年，中國介入朝鮮戰争之時，一份由共同防禦援助辦公室副主任約翰·奧利起草的美國國務院備忘錄就建議我們應該适當重新審視一下我們在印度支那地區的行動方向。
我們不僅有可能一敗塗地，浪費大量資源，而且當我們的職責&ldquo傾向于取代法國而非與之相輔相成&rdquo時，我們就會極力維護這種局面，這樣我們就将成為法國的&ldquo替罪羊&rdquo而不得不直接出面幹預。
&ldquo種種境況一如滾雪球。
&rdquo奧利總結說。
與衆多有先見之明的備忘錄的命運一樣，奧利的忠告（如果曾為上層所知悉的話）對上層決策者并沒有産生任何效果，而是靜靜地躺在文件夾中，唯有曆史最終驗證了其中的每一句話。
在這份備忘錄被發出之前，杜魯門政府采納了一份由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供的政策文件。
該文件建議，一旦中國公然幹涉印度支那，美國就派遣海軍和空軍支援法國，并攻擊中國大陸的目标。
但該文件對地面力量卻隻字未提。
在1952年的總統大選中，艾森豪爾将軍領導的共和黨上台，新政府得到極端右翼反共分子和援華集團的支持。
新任助理國務卿沃爾特·羅伯遜（WalterRobertson）在一次講話中将援華集團的主張進行了簡要概括。
沃爾特強烈支持蔣介石，而後者在收到中央情報局對新中國鋼鐵産量的估算時，怒不可遏地回答說，這一數字一定是錯誤的，因為&ldquo像中國共産黨那樣的政權，根本不可能生産出500萬噸鋼鐵&rdquo。
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威廉·諾蘭是極端主義分子的領軍人物，他指責民主黨&ldquo将亞洲置于被蘇維埃占領的危險中&rdquo，并經常譴責新中國，還發誓說，如果毛澤東領導的人民共和國被聯合國所接納，那美國政府将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極右勢力始終不厭其煩地對政府施壓。
林登·約翰遜，盡管所受的壓力要小得多，但在近15年之後就極右勢力的力量進行作證時說，它就是&ldquo令人恐懼的龐大怪獸&rdquo。
共和黨還任命了一位專橫跋扈的人物負責外交事務的決策，他就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一個因職業訓練和性格特質而一味采取攻擊行為的人。
如果杜魯門和艾奇遜對冷戰論調有些過于言聽計從的話，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有人指責他們是&ldquo叛黨&rdquo（麥卡錫就是這麼稱呼民主黨的），他們不得不予以回應；另一方面這也是對&ldquo失去&rdquo中國的美國民衆狂熱情緒的安撫。
而新任國務卿杜勒斯則是天生的冷戰極端分子、本性恃強淩弱的吹鼓手，處心積慮地表現出嗜勇好鬥的一面，因為在他看來，外交關系就應該這麼處理。
他發明了&ldquo邊緣政策&rdquo，采取反攻而非遏制的策略，并信奉&ldquo激情洋溢，掌控一切&rdquo。
1949年，随着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失敗，時任參議員的杜勒斯說，&ldquo我們的太平洋前線&rdquo現在&ldquo完全處于東方的包圍之中&hellip&hellip現在形勢危急萬分&rdquo。
他所謂的包圍是指中國共産黨向台灣挺進，并從那裡一直到菲律賓；而且，一旦允許他們邁出中國大陸，将具備&ldquo前進并繼續前進&rdquo的能力。
當麥克阿瑟的部隊在朝鮮被中國志願軍打得節節敗退的時候，杜勒斯對敵人的預測更加令人心驚膽戰。
菲律賓的胡克農民起義、胡志明在印度支那領導的戰争、馬來亞共産黨的崛起、中國的共産主義革命和抗美援朝戰争，都是&ldquo精心策劃了35年的暴力模式的内容&rdquo，并最終導緻了貫穿整個亞洲的&ldquo戰争與混亂狀态&rdquo。
将東亞各國混為一談，而不考慮各國的國民性、曆史、差異或各自的國情，這是無知膚淺的表現，也可能明知錯誤而蓄意為之。
但無論如何，這種想法演變成為多米諾理論，并成為一種教條。
在西方人眼中，東方國家總體上都差不多，因此希望它們采取相似的行動，并像多米諾骨牌那樣，動作要領完全一緻。
作為長老會牧師的兒子、傳教士的親戚以及虔誠的教徒，杜勒斯擁有這些家庭背景所賦予的一腔熱血和沉着鎮定的品質，當然這并不妨礙他在處理某些官方問題時表現出無賴行徑。
在他看來，蔣介石和李承晚&ldquo這兩位紳士就好像是現代社會的教會創始人。
他們是虔誠的基督徒，為了信仰而遭受苦難&rdquo。
與其說他們的信念是苦難的源泉，倒不如說已經成為力量的源泉。
1952年，杜勒斯在《生活》雜志上發了題為&ldquo大無畏政策&rdquo的文章，他堅信面對共産黨所統治的國家，美國必須表明&ldquo它想要并期盼這些國家的解放&rdquo&mdash&mdash&ldquo解放&rdquo當然是指推翻共産主義政權。
作為當年共和黨政綱外交政策的起草者，杜勒斯摒棄了遏制政策，認為這種政策&ldquo消極、沒用且不道德&rdquo，他用一種低沉壓抑的語調說，要鼓勵&ldquo解放那些被壓抑的國家&rdquo，這勢必會造成壓力，從而使&ldquo統治者無力繼續并最終結束其殘暴行徑&rdquo。
如果此番言辭不僅僅是選舉之年政黨綱領的鼓吹手段的話，那麼它其實表現出了杜勒斯的性格特征。
在接下來的7年時間裡他将一直擔任國務卿，對他而言不僅要身居高位，而且要制定政策。
在其任職期間，杜勒斯成為美國對越南事務進行幹涉的最為重要的公共關系官員。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日内瓦會議于1954年召開，拉開了通過國際力量結束印度支那戰争的序幕。
新上任的俄國總理格奧爾基·馬林科夫在斯大林葬禮的緻辭中表示要&ldquo和平共存&rdquo，這令歐洲的緊張态勢有所緩和。
随後，外交部部長莫洛托夫提議大國召開會議。
艾森豪爾總統發表演講予以回應，對俄國發出的緩和信号表示歡迎，同時也表達了美國人民的願望，即隻要朝鮮半島的戰争能夠&ldquo體面地結束&rdquo，那麼整個亞洲以至于全世界都能迎來&ldquo真正的全面和平&rdquo。
杜勒斯對這一表态嗤之以鼻。
《真理報》和《消息報》将艾森豪爾這番演講印刷出來，大力贊許。
杜勒斯曾試圖借機讓克裡姆林宮明确承諾結束越盟的叛亂，并以此為條件簽署朝鮮停戰協議；他像往常一樣想當然地認為，莫斯科在幕後操縱了河内的一切行動。
不過這一次，他的建議沒有被采納；但在他心目中，蘇聯是世界陰謀詭計的罪魁禍首這一認定從未動搖。
1953年7月，随着《關于朝鮮軍事停戰協定》的簽訂，朝鮮戰争結束。
新的警報随之而來，中國軍隊可能會轉戰越南，幫助越南共産黨取勝。
越盟已成功開辟了通往中國的補給線，借此從中國接收的燃料和彈藥等物資從每月10噸增加到了500噸。
這時，美國是否派兵介入的問題在政府内部引起激烈争論。
因為一旦開戰，地面戰争将不可避免，而在這方面，美軍在朝鮮戰場上已然吃了大虧，這樣一來，軍隊難免心存顧慮。
參謀總部的規劃部請求&ldquo重新評估印度支那和東南亞地區的重要性以及拯救該地區可能付出的代價&rdquo，這一問題正中要害。
巴林頓公爵也曾有過同樣的憂慮，他認為，如果英國在殖民地發動戰争，&ldquo即便我們取得勝利，最後也是得不償失&rdquo。
正如英國對殖民地所發動的戰争那樣，就越南戰争而言，從未有人回答過相對價值這樣的關鍵問題。
參與讨論的幾位海軍和空軍指揮官極力主張作戰，而國防部長的對外軍事顧問、海軍中将A·C·戴維斯則認為，&ldquo應該盡一切可能避免&rdquo卷入印度支那戰争；但如果美國政府決意參戰，就&ldquo不應該自欺欺人地認為可以淺嘗辄止，隻投入&lsquo海軍和空軍&rsquo力量&rdquo。
他提醒在座人員說，空中力量至關重要，但必須要有地勤的支持；而地勤基地又需要地面部隊，這些都需要有地面作戰部隊提供保護。
&ldquo我們必須要明白，一旦參戰，毫無省錢省力可言。
&rdquo 由此看來，&ldquo局部參戰&rdquo成為人們反對的主要理由也不無道理。
五角大樓的官員們在給總統的建議中強烈譴責對印度支那的&ldquo靜态&rdquo防禦，并認為對侵略者要迎頭痛擊，&ldquo這次指的是共産黨領導的中國&rdquo，就是美國在亞洲的敵人；而越南人民，在五角大樓看來，不過是中共的爪牙。
官員們還警告說，&ldquo一旦美國開始調撥軍隊，發揮其威望，勝利就将手到擒來。
&rdquo 華盛頓方面獲悉了可能妨礙戰争勝利的因素，也就是說，我們假定各部門主管和負責人能夠充分利用派出的特工人員所獲取的情報。
中央情報局的一份報告在談到當地人的&ldquo仇外&rdquo情結時說，&ldquo即便美國打敗越盟的地面部隊，他們也會通過遊擊戰的形式與我們無休止地周旋下去&rdquo，以阻止非共産黨政權對該地區的控制。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ldquo或許在接下來的很多年都将不得不保持在印度支那地區的軍事力量&rdquo。
國務院、國防部、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情報機關等部門為此争論不休，結果還是一籌莫展，毫無良策，糾結于&ldquo要是&hellip&hellip該怎麼辦&rdquo的一團亂麻中：要是中國卷進來怎麼辦；要是法國要求美國積極參戰怎麼辦；或者恰恰相反，法國政府迫于本國民衆的強烈要求，從中退出而将印度支那拱手讓予共産黨政權怎麼辦。
他們仔細考慮了每一種可能性。
跨部門工作小組還提供了詳盡的研究報告，情況同樣不容樂觀。
各部門普遍認為，法國隻有與越南人民建立真正的政治軍事夥伴關系，才有可能赢得勝利。
然而，考慮到法國不會願意移交手中的權力，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除共産黨之外，該地區尚未出現其他合法的地方領導機構；法國的處境日益艱難，單純憑借美國海軍和空軍的力量也難以扭轉這種局勢。
艾森豪爾總統由此得出結論，美國武裝幹涉必須滿足三個條件：與同盟國聯合行動，獲得國會的批準，法國要&ldquo加快&rdquo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獨立的步伐。
與此同時，随着法國在越南的形勢一落千丈，危機迫在眉睫，美國加大了援助力度。
轟炸機、運輸機、艦艇、坦克、卡車、自動武器、輕武器和彈藥、炮彈、無線電台、醫院和工程設備以及經濟援助都于1953年源源不斷地運送到位。
在此前的三年時間裡，共有350艘（或者以每周至少兩艘的數量）艦船作為軍需物資運到法國部隊手中。
然而在1953年6月，美國一家情報機構根據評估報告做出判斷，認為在接下來的12個月裡，法軍的各種努力最終&ldquo很可能使結果更糟&rdquo，并且如果當前這種趨勢繼續下去，局勢隻會&ldquo迅速惡化&rdquo；&ldquo公衆的冷漠态度&rdquo不會有所好轉，而越盟&ldquo将保持軍事主動權&rdquo。
不論是聽從建議，從這一開始就危機重重的事業中抽身而退，還是增加援助，繼續對法國予以支持，情報機構的這份評估至少應該引起美國當局再次審慎的思考。
但是美國方面并沒有這樣做，因為他們害怕一旦停止對法國的援助，法國在歐洲大陸将不再與美國合作。
正如艾奇遜所說，&ldquo法國人敲詐了我們&rdquo；對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戰争進行援助成為法國加入歐洲防禦共同體的條件。
美國對歐政策與該方案捆綁在一起，目的是與主要國家結成統一聯盟；而法國對此憂心忡忡，極不情願，因為該體系也包括不久前曾侵占過法國的德國。
如果美國想要法國成為歐洲防禦共同體的一員，并希望法國的12個師成為北約的軍事力量，那麼它就必須為法國在抑制共産主義在亞洲的蔓延所做出的努力付出代價，并順帶維護其在該地區的帝國威望。
隻有法國加入歐洲防禦共同體，該體系才能夠有效運作。
美國方面對此躊躇滿志，并答應了法國的要求。
法國擁有超強的人員配備，還有美國提供的充足的後勤物資，但表現卻如此不如人意，原因不言自明。
殖民地軍隊中有兩萬多人來自印度支那，此外還有8萬法國人，4.8萬北非人和兩萬外籍兵團成員，他們沒有理由為法國英勇獻身。
美國人總是談論沒有共産主義的自由，而越南廣大人民所要的自由是擺脫法國及本國的剝削者。
讓全人類擁有西方的民主自由價值觀不過是美國的一廂情願妄想。
艾森豪爾總統曾在就職演說中說過，&ldquo我們在歐洲所珍愛并守護的自由，與亞洲危機四伏的自由并無二緻&rdquo。
他錯了。
人類或許有共同之處，但與生俱來的生存環境會導緻不同的需求和願望。
沒有人會幻想能夠改變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缺乏鬥志的狀态。
托馬斯·特拉普内爾少将是1954年從軍事援助顧問團退役的高級軍官，他彙報說，這是一場充滿矛盾的戰争，&ldquo越南方面并沒有要赢得勝利的普遍願望&rdquo，而&ldquo與越南國家領導相比，越盟領袖更受民衆的愛戴&rdquo。
然而，盡管他承認軍隊缺乏鬥志，但他還是建議将戰争進行到底。
艾森豪爾總統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也不得不承認越南&ldquo缺乏我們希望看到的興緻和熱情&rdquo。
在其1963年（恰逢其繼任者帶領美國參戰之前）出版的回憶錄中，他承認&ldquo大多數人站在敵人一方&rdquo，因此法國不可能依靠越南軍隊取勝。
美國的援助&ldquo無法改變這一劣勢&rdquo。
到1953年，法國國内對這場無休止的、令衆多法國人難以接受的戰争越來越持厭煩的态度。
人們日益堅信，法國不可能在維持印度支那的軍事行動及歐洲的防禦任務的同時滿足國内百姓的生活需求。
盡管美國承擔了大部分費用，但經過共産黨的大力宣傳，法國人民反戰的呼聲越來越高，并不斷施加強大的政治壓力要求政府通過談判的方式解決争端。
此時的杜勒斯不顧一切地要使法國繼續戰鬥下去，以免印度支那落入共産黨手中，造成不堪設想的後果。
1954年初，40架B-26轟炸機将200名身着便衣的美國空軍技術人員運送到印度支那。
國會先後撥款4億和3.85億美元對亨利·納瓦爾将軍制訂的進攻計劃提供資金支持，幫助法國采取最後一次瘋狂的軍事行動。
從1946年以來，到幾個月後發生在奠邊府的那場災難為止，美國在印度支那的戰争中總共投入20億美元，為法國承擔了80%的軍事費用，還不包括為維護法屬印度支那聯邦政權的穩定及加強反抗越盟的力量而提供的援助。
像大多數的類似援助一樣，大部分資金流入了借機牟取暴利的官員的腰包。
正如奧利備忘錄中曾經預言的那樣，不管美國是否願意，它都将不可避免地逐漸取代而不是協助法國參與到這場殖民戰争之中。
明知問題所在，美國官員們還是在内部轉發的大量政策性文件以及給法國聲援的建議中強調，必須切實&ldquo加快&rdquo獨立進程。
這是明顯的愚蠢行為。
一方面讓法國更為賣力地戰鬥以實現對越南的控制，而另一方面又讓它信誓旦旦地保證越南最終會真正獨立，這怎麼可能呢？如果他們意欲讓越南保持獨立，卻為什麼又花費大量的精力像控制殖民地那樣牢牢地控制着它呢？ 法國人十分清楚這一矛盾，但不論贊成還是反對這場戰争，他們都希望獲得某種形式的有限主權，以便使印度支那仍為法蘭西聯盟的成員，該聯盟是戰後人們對法蘭西帝國的委婉稱呼。
法國的自豪、法國的榮耀、法國所做出的犧牲，還有法國的貿易，這一切都需要印度支那；更為重要的是，法國擔心，一旦印度支那脫離聯盟，它将成為另一個阿爾及利亞。
美國在制定政策時，既希望法國繼續戰鬥，又希望法國能放棄殖民地，這種看似荒謬的做法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美國隻從對抗共産主義的角度考慮戰争，這可能涵蓋了争取獨立自主的鬥争；但另一方面，它對與獨立自主相矛盾的垂死的殖民主義卻置若罔聞。
杜勒斯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海軍上将阿瑟·雷德福以及其他人都擔心中國會加以幹涉，不過他們認為，隻要對中國進行必要的警告，比如使用像核武器那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進行報複，或對中國大陸采取其他軍事行動，使其不敢貿然出擊，印度支那的局勢就會朝着對法國有利的方向傾斜。
很顯然，這種想法忽略了越盟以及越南人民一個世紀以來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而直到最後，美國也沒有改變這一錯誤的判斷。
與此同時，制定政策的人很清楚，在亞洲人看來，美國人作為這場由白人發動的戰争的同盟，已經聲名掃地，這在他們措辭焦慮的備忘錄中已經表露出來；而法軍憑借納瓦爾計劃取勝隻是一個假象；也就是說，盡管美軍軍事援助顧問團主席、&ldquo鐵血麥克&rdquo奧·丹尼爾将軍表達了他的樂觀态度，但增加軍需物資供應并不能确保納瓦爾将軍一定獲勝。
美國的援助其實并沒起到什麼作用。
他們清楚地知道，中國對越南的軍需物資供應已達到每月1500噸，除非這批供應被切斷，否則河内方面不會投降；而令他們焦躁不安的是，法國公衆和國民大會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因此戰争很有可能會因為政治危機而被迫終止，令美國前功盡棄，或者獨自繼續這一結果不明的事業。
他們知道，沒有美國的支持，法屬印度支那聯邦難以為繼。
既然了解并意識到了這一點，美國還有什麼理由繼續将大筆金錢浪費在遠在地球另一邊且無法自食其力的國家身上呢？ 美國先認定印度支那是共産主義侵略的主要目标，而後又在每一個政策建議和公開聲明中再三重申：防止印度支那落入共産黨魔掌對美國安全至關重要&mdash&mdash結果它落入了自己的宣傳陷阱中。
對&ldquo冷戰&rdquo言過其實的宣傳最終令決策者也思路混亂。
美國政府認為，或者說在杜勒斯的諄諄教導下早就确信，當務之急是阻止共産主義勢力滲入東南亞。
而且，在&ldquo丢掉&rdquo中國之後再&ldquo丢掉&rdquo印度支那無疑會引發政治危機。
自由黨人也這麼認為。
最高法院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在1953年訪問東南亞五個地區之後，得出了自己的判斷：&ldquo共産主義蓄意擴張蘇維埃帝國版圖，這個意圖在每一個前線戰場都确實表現得淋漓盡緻&hellip&hellip今天越南的淪陷将會使整個東南亞陷入危險之中。
&rdquo國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在對外政策方面始終具有相當影響力，而且他還是外交關系委員會的資深成員，他從擔任遠東曆史教授時就對亞洲特别感興趣。
他在1953年結束前線視察回國後，向參議院報告說，&ldquo共産主義在遠東地區的擴張所到之處&rdquo，&ldquo世界和平懸而未決&rdquo；&ldquo因此，印度支那地區比朝鮮更關乎美國的安全&rdquo。
正是由于認識到印度支那對&ldquo不受共産主義控制的地區以及美國自身的國家安全至關重要&rdquo，我們才為當前的沖突提供援助。
這番極盡誇張的言論背後，是聯盟在共産主義巨獸的嚴重威脅下的形勢。
麥卡錫主義和衆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主導的政治迫害行徑、共和黨右翼勢力及援華集團中的告密者、黑名單和暴力分子，對中斷職業生涯人員的追蹤調查，這一切令所有人擔心，美國陷入極度恐慌之中。
每個人都焦躁不安、戰戰兢兢，随時随地準備出示反共憑證，甚至連杜勒斯也不例外。
據一位同事所說，杜勒斯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擔心麥卡錫的下一個矛頭可能會指向自己。
這一運動也逐漸波及了總統，當麥卡錫抨擊馬歇爾将軍時，艾森豪爾也隻是默然以對。
麥考利曾經寫道，英國公衆周期性出現的道德滑坡實在荒唐至極，而現在可以再加上一句，美國民衆在20世紀50年代所表現出的膽小懦弱更是前所未有。
艾森豪爾政府時期，軍事戰略被&ldquo新景&rdquo所取代。
這一&ldquo新景&rdquo便是核武器。
根據戰略專家和内閣成員組成的委員會所制定的核構想，在與共産主義的對抗中，這種新式武器将會在未來給對手造成更為嚴重的威脅；而且，與依靠大規模傳統武器裝備和&ldquo過時的戰争方式&rdquo相比，戰争本身也會變得更激烈、更迅速，成本也更低。
艾森豪爾非常關心未來的預算赤字，其财政部長喬治·漢弗萊也同樣憂心忡忡，後者直截了當地說，&ldquo無視國家的資源和經濟發展問題，單純為了保護一個已經垮台的國家而耗費巨資建立浩大的防禦體系，這樣的軍事計劃不會起到防禦作用，隻會帶來巨大的災難。
&rdquo（這已經是30年前的事了。
）&ldquo新景&rdquo的出現一方面是受到國内經濟的刺激，另一方面也受到&ldquo冷戰&rdquo思維的影響。
1954年1月，杜勒斯在題為&ldquo大規模報複&rdquo的演講中公布了這一戰略，目的是為了向莫斯科發出警告。
美國借此向所有&ldquo潛在的侵略者&rdquo清楚地表明，美國不會對任何侵略行為坐視不管；人們對這一演講歡呼雀躍，混亂和喧嚣蓋過了武器的威懾力。
世界上有一半國家認為這隻是虛張聲勢，另一半則心存畏懼。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印度支那的形勢逐步陷入危機。
1953年11月，納瓦爾将軍派遣1.2萬名法國軍隊攻占了靠北的奠邊府要塞地區，直到河内西部。
他的目的是将敵人引誘至正面戰場，然而他選擇的這個位置，四周都是高地且大部分已在越盟的掌控之下，這個草率的選擇最終導緻了災難性後果。
幾乎同一時間，在柏林舉行的外交部長會議上，莫洛托夫提議擴大讨論範圍，即召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内的五大國會議讨論亞洲問題。
奠邊府戰事的失利、國内民衆要求結束戰争的巨大呼聲令法國政府焦頭爛額，它于是緊緊抓住這個談判機會。
五大國的提議令杜勒斯感到擔憂，因為在他看來，與共産黨達成任何協議都是不可接受的，與中國人坐下來談判更令人難以置信，因為那樣可能就意味着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他認為，自從馬林科夫發表共存演說以來，蘇聯所提出的種種建議都不過是&ldquo精心設計的假和平&rdquo策略，旨在使對手放松警惕。
于是他用盡渾身解數，利用軍火庫進行恫吓，抵制五大國會議；而另一方面，他努力使法國全身心繼續戰争，不要顧及美國方面的壓力而危及歐洲防禦集團。
法國政府為了從政治上挽回些面子，決意要将印度支那問題提上日程。
杜勒斯要一味堅持，就得與其争吵不休，但他拉不下這樣的臉面，因此不得不讓步。
最終，五大國會議定于4月底在日内瓦召開。
承認共産黨在越南的存在和法國放棄戰争這兩點在美國政策規劃中心引起了軒然大波。
于是，美國開始正式制訂武裝幹涉的應急計劃以取代法國，而幹勁十足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為參加日内瓦會議準備了一份政策文件，更極盡誇張之能事。
&ldquo二戰&rdquo時曾任航母指揮官的海軍上将雷德福是空中力量和核武器的強烈支持者，但其在政治方面的認知卻實在難以令人恭維。
在談及美國武裝幹涉的理由時，他說，一旦允許印度支那落入共産黨之手，那麼接下來整個東南亞都&ldquo逃脫不了&rdquo被征服的命運；長此以往，這将會對美國在遠東地區最根本的安全利益構成&ldquo巨大威脅&rdquo，進而&ldquo甚至危及歐洲的安全和穩定&rdquo。
可能出現的結果就是&ldquo日本被赤化&rdquo。
一旦共産黨領導的中國控制了東南亞的水稻、錫礦、橡膠和石油以及被赤化了的日本的工業生産能力，它就能&ldquo建立起規模龐大統一的軍事組織，甚至比&lsquo二戰&rsquo前的日本更加可怕&rdquo。
那時，中國将會控制整個西太平洋地區和亞洲大部分地區，其威懾力甚至會波及中東地區。
海軍上将雷福德頭腦中湧現出來的各種恐懼念頭，至今尚未成為現實，但對于研究愚蠢行徑卻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
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對事物的認識究竟要達到何種程度，有多少虛構或者想象的成分在裡面？在對現狀的合理評估外有多少是天馬行空般的臆想？對有關事實或數據要令人信服到何種程度，或相反，要刻意誇大到何種程度才會在決策中起作用？論點是否有人相信，或者是否有人編造了這樣的言論用來貫徹想要的行動路線？ 我們無法确定是雷德福的觀點受到杜勒斯的影響還是杜勒斯的想法被雷德福所左右，但不論哪種情況，他們都小題大做了。
杜勒斯現在正竭盡全力，以确保日内瓦會議在河内問題上不會有絲毫妥協，法國不要有任何松懈，并希望其國民能夠清楚地明白會議中潛藏的可怕危機。
他召集國會議員、新聞記者、商界人士及其他權威或知名人士，就美國在印度支那的利害關系進行了簡要介紹。
他向他們展示了一幅标示共産主義影響範圍的彩色圖片，紅色波浪由内向外，從印度支那向泰國、緬甸、馬來半島和印度尼西亞輻射開來。
他的發言人列舉了那些将會被蘇聯和中國獲取而西方無法得到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原材料，并進一步強調說，如果美國無法守住印度支那地區，那麼整個亞洲從日本到印度都将被共産黨所占領。
據一位現場的聽衆說，杜勒斯的講演給人留下了這樣的印象，既然美國不能使法國留在前線浴血奮戰，那麼我們就要動用自己的力量參與這場戰争。
領會到杜勒斯講演精神的副總統尼克松，預料到總統将要發動戰争，他在一次被廣泛引用的可能是非正式的講演中說，&ldquo為了避免共産黨在亞洲和印度支那的進一步擴張，我們必須要冒險派軍隊進入該地區，我認為總統先生不得不采取在政治上并不受歡迎的決定，并一以貫之。
&rdquo 在1954年4月7日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艾森豪爾總統使用了&ldquo多米諾骨牌效應&rdquo一詞來描述一旦印度支那第一個倒下後所帶來的一系列後果，從而加速美國進入催眠狀态的過程。
在這一點上，他功不可沒。
這一理論認為，東南亞周邊國家将會借由某些亘古不變的自然法則一個又一個地屈從于共産黨的領導。
該觀點早已有之，但艾森豪爾在新聞發布會上對之加以概括凝練，從而，它就像當年&ldquo門戶開放&rdquo政策那樣被迅速載入史冊。
雖然這一說法在國外遭到質疑，但在國内，卻沒有人懷疑其可行性，艾森豪爾在其回憶錄中也證實了這一點。
&ldquo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讓全世界相信，東南亞戰争是共産黨企圖征服該地區全部領土的侵略行為。
&rdquo美國人&ldquo以及法屬印度支那聯邦國家的人民必須要了解這場戰争的真正含義&rdquo。
簡言之，必須要擴大催眠狀态的影響範圍，并且，要由局外人将戰争的&ldquo真正含義&rdquo傳達給那些在自己的領土上已經遭受&ldquo七年戰争&rdquo之痛的人民。
但這一提法還需要更多的解釋和依據，這就說明它一開始就存在破綻，且随着時間的推移，漏洞會越來越多。
面對即将召開的日内瓦會議，越盟集結大批軍隊展示實力。
他們通過突襲和炮擊的方式将奠邊府包圍，并在1954年3月破壞了法軍的飛機跑道，切斷了他們的物資供給線；并且利用中國日益增加的物資供應（戰争期間每月最多達4000噸），徹底摧毀了法軍的防禦工事，使他們舉步維艱。
華盛頓方面不得不對此做出回應。
法國參謀總長保羅·埃利将軍抵達華盛頓，明确請求美軍空中打擊，解救奠邊府。
為了應對這一緊急情況，海軍上将雷德福調派B-29轟炸機編隊從馬尼拉的克拉克空軍基地出發，發動空襲。
他曾試探性地詢問幾位從國務院和國防部選出來官員，是否可能請求法國在原則上同意使用戰術原子彈，挽救奠邊府危局。
五角大樓一個研究小組早就得出結論，隻要投放得當，三顆原子彈将足以粉碎越盟的所有努力，但這一做法不僅沒有得到法國的同意，甚至提都沒被提出來過[3]。
雷德福建議使用傳統的空軍力量予以幹涉，雖然在曆史上獲得了&ldquo秃鷹行動&rdquo的神聖代号，但這次行動總體上卻并沒有得到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授權，因此，正如這位海軍上将後來所說的那樣，它僅僅是&ldquo概念上的&rdquo。
就這樣，美國除承諾再提供25架轟炸機供法軍使用外，并沒有其他明确的答複。
埃利就這樣回國了。
與此同時，杜勒斯也在密切關注事态的發展，以便法國崩潰以後美國進行武裝幹涉。
他召集了包括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威廉·諾蘭和少數黨領袖和林登·約翰遜在内的八個國會議員舉行秘密會議，要求他們起草一份國會聯合決議，允許美國在印度支那地區動用空軍和海軍力量。
雷德福在會上解釋了突發事件的性質，并提議從停駐在中國南海的航空母艦上派出200架飛機進行空襲。
杜勒斯面色凝重，詳細闡述了他對未來的預測，一旦印度支那地區淪陷，亞洲将會面臨四面楚歌的境地。
與會的國會議員們發現，雷德福的計劃并沒有得到參謀長聯席會議其他成員的首肯，而杜勒斯也并沒有找到采取統一行動的同盟。
他們隻能表示，除非美國能找到同盟國，且法國能夠承諾留在戰場并&ldquo加快&rdquo該地區的獨立步伐，否則他們不可能達成這樣一項決議。
遠在巴黎的法國内閣于周日讓大使道格拉斯·狄龍（D
他們或許不了解越南及文化，但是在美國實現政策目标的過程中，要說他們不清楚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實在令人難以信服。
在美國卷入越南事務的30年當中，我們不時認識到或者預見到阻礙我們成功的所有情況和原因。
美國并非毫無預料地逐步陷入幹預之泥潭。
決策者也并非沒有意識到各種危險、障礙和事态的消極發展趨勢。
美國有足夠的情報來源，有翔實而見解深刻的評論，這些都源源不斷地從戰場傳遞回首都，特别調查團被多次派遣出去，當輿論被專業人士的樂觀情緒所主導時，也從來不乏獨立的報道加以平衡。
愚蠢行為并不源于追求目标的過程中對所存障礙的無知，而來自在諸多不利條件下對該目标固執的追求。
這些不利條件包括：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該目标實在難以企及；行動之效果與美國利益毫不相稱，并最終還會損害美國社會、美國聲譽及美國在全球的可支配力量。
問題在于，決策者為什麼對各種證據及其影響置若罔聞？這是愚蠢行徑的典型症狀：拒絕從證據中得出結論，沉迷于适得其反的政策不能自拔。
回顧一下美國對越南政策的制定過程，或許就能清楚地看到這種拒絕和沉迷的&ldquo根源&rdquo。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幾個月，羅斯福總統起初不同意，當然更不會協助法國恢複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但這一政策的逆轉開啟了愚蠢行徑的大門。
由于法國被德國占領後感覺顔面盡失，因此強烈要求維持其在印度支那的地位。
而對美國人來說，随着勝利的臨近，蘇聯的擴張成為華盛頓的心頭大患，因此有必要加強法國在西歐的核心地位以便對抗蘇聯的擴張。
直到此時，羅斯福内心仍然非常厭惡殖民主義，并始終堅定地希望消除亞洲的殖民主義（這是與英國發生沖突的基本原因）。
他認為，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暴政是一種最為惡劣的殖民主義形式。
印度支那&ldquo不應該重新由法國人統治&rdquo，他在1943年1月告訴國務卿科德爾·赫爾，&ldquo情況非常清楚。
法國對這個擁有3000萬人口的國家已經統治了将近一個世紀，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卻每況愈下。
（他們）有權過上更好的生活。
&rdquo 丘吉爾對安東尼·伊登說，總統&ldquo對于這個問題比對任何其他殖民問題都更為坦率。
我想，将印度支那從法國人手中解放出來，應該是他參與戰争的首要目标之一&rdquo。
的确如此。
在1943年的開羅會議上，史迪威将軍在日記中用顯著的大寫字母記錄了總統的印度支那計劃：&ldquo不要回到法國統治的局面！&rdquo羅斯福建議采取托管統治，&ldquo就像菲律賓那樣，用25年左右的時間使其站穩腳跟。
&rdquo這一想法徹底驚醒了英國人，但并未引起曾經統治過越南的中國政府的關注。
&ldquo我問蔣介石他是否想要印度支那，&rdquo羅斯福告訴史迪威将軍說，&ldquo他斷然拒絕了，說&lsquo絕對不要！&rsquo就那個意思&mdash&mdash&lsquo絕對不要！&rsquo&rdquo 在法國人到來之前，越南已經是一個獨立的王國，由交趾支那、安南和東京組成，并在反對中國統治的長期鬥争中緻力于建立自治政府。
盡管如此，羅斯福卻似乎從未想到自治的可能性。
羅斯福對這個問題認識不足，是源于當時對受壓迫民族的普遍态度。
無論他們的曆史背景如何，在西方人眼裡，他們尚不&ldquo具備&rdquo自治的條件，得等到萬事俱備，在西方人的指導下，他們才可能實現自治。
英國堅決反對托管，因為這将作為一個&ldquo惡劣的先例&rdquo，成為自己重返印度、緬甸和馬來亞的障礙。
羅斯福也沒有堅持。
他并不希望在印度問題上火上澆油，因為每次提及這個問題，丘吉爾都會煩躁不安。
此後，法國于1944年在桀骜不馴的夏爾·戴高樂領導下獲得解放，并堅持其重返印度支那的&ldquo權利&rdquo；當時的而中國顯然過于孱弱，難以擔當托管重任。
在這種情況下，總統有些束手無策。
由于缺乏廣泛的支持，國際托管計劃逐漸土崩瓦解。
羅斯福的軍事顧問們之所以不喜歡托管計劃，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可能會影響美國自由掌控作為海軍基地的前日本列島。
國務院中一貫親法的歐洲派，徹底采納了法國外長喬治·比多（GeorgesBidault）的假設，即除非&ldquo與法國通力合作&rdquo，否則，&ldquo由蘇聯所主導的歐洲将會威脅&lsquo西方文明&rsquo&rdquo。
而所謂的合作，在歐洲派看來，就是滿足法國的要求。
另一方面，他們在遠東（後來東南亞）的同僚極力主張，美國對越南的政策目标，應該是先采取某種過渡政府的形式，然後最終實現獨立。
這個過渡政府，可以&ldquo教&rdquo越南人&ldquo重新履行自治職責&rdquo。
在為各種政策路線的選擇而進行的鬥争中，亞洲的未來遠不及蘇聯對歐洲的影響力。
1944年8月，在關于建立戰後機構組織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美國在有關殖民地的提案中對未來獨立隻字未提，隻是提出了軟弱無力的托管計劃，而這樣的托管計劃也得由先前的殖民帝國&ldquo自願&rdquo同意才可協商執行。
其實印度支那早就表現出對該方案的抵觸态度，這種态度在未來的30年隻會日益加劇。
早在戰争期間，通過與日本及維希政府達成的協議，包括軍隊及文官的法國殖民政府就留在了印度支那執行代理統治職能。
但在最後一刻，即1945年3月，日本人取而代之。
這時，一些法國團體加入了越盟領導的本土抵抗組織。
越盟是一個包括共産黨在内的民族主義團體組成的聯盟，自1939年以來就一直要求獨立，從事抗日活動。
由英國控制的東南亞地區司令部（SEAC）與他們取得聯系，并請求與之合作。
由于對抵抗組織提供任何援助都将不可避免地有助于法國人的回歸，羅斯福對這個問題避而不談；他在1945年1月氣急敗壞地對赫爾說，他不希望在将印度支那從日本人手上解放出來的過程中搞得&ldquo一團糟&rdquo。
在法國請求美國船隻運送法國軍隊到印度支那時，他斷然拒絕了。
同時，他也不允許對抵抗運動提供援助。
但随後他又轉變了态度，說任何援助必須隻限于抗日活動，且不能對法國有利。
但是，在抗日戰争勝利後，誰來接管印度支那呢？過去一年與中國的交涉不太順利，而法國的要求也日益迫切，令人心煩意亂。
一方面有來自盟友的壓力，另一方面又根深蒂固地認為法國不應&ldquo重返印度支那&rdquo，徘徊其間的羅斯福身心俱疲，生命也行将走到盡頭。
他極力避免給出明确答複，盡力推遲做出決定。
随着勝利的臨近，同盟國的所有其他問題被逐漸提上日程。
在這種情況下，雅爾塔會議于1945年2月召開了。
大會沒有讨論印度支那問題，而是将它留給即将在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組織會議。
在籌備此次會議的過程中，羅斯福對印度支那問題仍然憂心忡忡，并與來自國務院的一名顧問進行了讨論。
現在，他又回到了最初的建議，即&ldquo隻要最終目标是實現（印度支那的）獨立&rdquo，法國可以當托管者。
當被問及他是否會允許讓印度支那獲得自治領地位時，他斷然否決了，說&ldquo必須是獨立&hellip&hellip你可以在國務院引述我的話&rdquo。
一個月後，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與世長辭。
現在路線已經清晰，在羅斯福去世26天後，國務卿斯特蒂紐斯（Stettinius）在舊金山告訴法國代表說，美國并不質疑法國對印度支那的統治權。
他這樣說是為美國駐法大使考慮，因為戴高樂先前曾十分生氣。
戴高樂當時說，他手下有一支遠征軍，随時準備向印度支那開拔；但由于美國拒絕運送這支部隊，他們始終未能出發。
另外，&ldquo如果你們在印度支那跟我們作對&rdquo，法國将會&ldquo失望至極&rdquo，可能會因此投入蘇聯懷抱。
&ldquo我們不想成為共産黨&hellip&hellip但我希望你們不要把我們推過去。
&rdquo這樣赤裸裸的敲詐，正合美國的歐洲派之意。
5月，代理國務卿約瑟夫·格魯（JosephGrew），這位精力充沛的前駐日大使和精幹老練的外事服務元老，在舊金山以異乎尋常的冷靜口吻向比多保證說，&ldquo找不到任何官方聲明能夠證明甚至暗示美國政府對法國在這一區域的主權有所質疑。
&rdquo不質疑是一回事，而認可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專家就是這樣通過咬文嚼字來制定政策的。
羅斯福的擔憂無疑是正确的，因為法國對印度支那的剝削和壓榨在整個亞洲可謂無出其右。
法國當局大量生産并出口最有利可圖的商品，比如大米、煤炭、橡膠、絲綢、香料和礦物等，而同時又操縱當地經濟，使之成為法國産品的出口市場。
有4.5萬名法國官僚借此過上了舒适惬意的生活，其中大多是平庸之輩。
法國1910年的一項調查發現，這些人當中隻有3人可以講比較流利的越南語。
他們從本地的上流社會中招募&ldquo可靠&rdquo的越南人當助理，擔任翻譯和中間商，為他們提供工作，獎勵他們土地，并為其中皈依天主教的人提供高等教育的獎學金。
他們取消了傳統的鄉村學校，代之以法國式的教育。
但由于缺乏合格的教師，學齡兒童入學率幾乎還不到1/5。
結果，據一位法國作家描述，越南人的&ldquo文盲率比在法國占領前還要高&rdquo。
公衆健康和醫療服務幾乎不起作用，每3.8萬人才有一名醫生，而在美國管轄的菲律賓，則為每3000人一名醫生。
來自法國的法律條文取代了傳統的司法系統，交趾支那成立了殖民地議會，占少數的越南議員被稱為&ldquo被征服種族的代表&rdquo。
最重要的是，通過開發公司所有的大型種植園和無視與法國合作的越南官僚的貪污腐敗，法國将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農民階層改造成了沒有土地的佃農，這一階層的人口數量在&ldquo二戰&rdquo前夕超過總人口的50%。
法國人将他們的殖民制度稱為&ldquo文明的使命&rdquo（lamissioncivilisatrice），這符合他們眼中的自我形象，卻同現實相違背。
在法國本土并不缺乏直言不諱的左派反對者，在殖民地也不乏善意的總督和公務員，他們不時做出努力，倡導改革，這有損于帝國的既得利益。
越南人民反對法國統治的抗議和起義從一開始就層出不窮。
在古代，他們曾推翻中國上千年的統治，後來又結束了中國的短暫征服，屢次反抗本土王朝的壓迫并将他們趕下寶座，他們緬懷曆代革命英雄，歌頌遊擊戰術的偉大壯舉，并為此感到自豪和驕傲，怎麼會被動地默許遠比中國人還陌生的外國人對自己的統治呢？在19世紀80年代和1916年，越南的國王們自己也曾兩次支持起義，但均以失敗告終。
當與法國沆瀣一氣的上流階層正從法國人的殘羹冷炙中大快朵頤之時，其他人卻在20世紀民族主義的悸動中抛頭顱、灑熱血。
各種教派和黨派、民族主義、憲政主義及準宗教秘密社團如雨後春筍般成立起來，他們舉行示威遊行，領導罷工，群情激昂，但很多人被投入監獄、遭到流放，甚至槍斃。
1919年，在凡爾賽和平會議上，胡志明呼籲讓越南獨立，但代表們連聽都沒聽就把他打發走了。
他随後加入了印度支那共産黨，該黨派和中國共産黨一樣于20世紀20年代在莫斯科的指導下建立，并逐漸掌握了獨立運動的領導權，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發動農民起義。
成千上萬人被逮捕和監禁，許多人被槍決，大約500人被判終身監禁。
法國人民陣線政府上台後，被赦免的幸存者逐漸恢複并重新開始獨立運動，并于1939年成立了越盟。
1940年法國向納粹德國投降，似乎正是再次起義的好時機。
盡管這次起義同樣遭到殘酷鎮壓，但其精神和目标在随後的抗日運動中重新燃燒起來，由胡志明領導的共産黨最為活躍。
就像在中國一樣，日本将其侵略行為美化為民族主義事業，法國殖民地當局竟讓他們沒有費一槍一彈就進入這片土地。
抵抗組織對法國的行為嗤之以鼻，并從中發現了新的機會。
戰争期間，美國戰略服務局活躍在印度支那，參與抵抗組織的活動并為他們提供幫助。
他們為抵抗組織空投武器，空投的奎甯和磺胺類藥物幫胡志明治好了瘧疾和痢疾，着實救了他一命。
在與戰略服務局成員交談時，胡志明說，他了解美國反抗殖民統治争取獨立自主的曆史，所以他相信&ldquo美國将幫助越南人民擺脫法國統治，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rdquo。
美國對菲律賓的承諾令他異常感動，他認為&ldquo美國在全世界廣泛支持自由民選政府，反對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rdquo。
此次談話當然并非沒有私心。
他想傳達出更進一步的信息；他所說的政府已經&ldquo組織起來，随時可以行動&rdquo，因此他希望得到武器等援助。
OSS[1]成員們表示贊同他所說的話，但他們的大中國區長官堅持認為&ldquo不能給像胡志明這樣的個人提供幫助，因為他們是衆所周知的共産黨，會制造許多麻煩&rdquo。
就在日本戰敗前的1945年7月，在波茨坦會議上，關于誰來接管印度支那及接受日本投降的問題，盟軍做出了一個秘密決定，即北緯16度線以南的國家由英國管轄，16度線以北的國家由中國管轄。
由于英國明顯想要恢複殖民地，這個決定也保證了法國能分到一杯羹。
美國之所以勉強同意，是因為羅斯福已經去世了，而從情感上來說，美國人更關心的總是讓美國的士兵回國，而不是戰争之後對退伍軍人及傷殘士兵的照料；而且，歐洲實力已大不如前，美國不想與盟國發生摩擦。
法國提出願為太平洋前線提供6.2萬人的軍隊，由解放法國的英雄雅克·勒克萊爾（JacquesLeclerc）将軍任總指揮，在波茨坦召開的盟國參謀長聯合會議原則上接受了這一提議，他們主要基于這樣的想法：該法國軍隊在某個待定的區域将由美國或英國指揮，且到1946年春天才能将部隊運送到前線。
這裡的待定區域就是印度支那，而軍隊的使命就是重新占領并統治該地區，這幾乎毫無秘密可言。
這樣，允許法國恢複殖民統治逐漸演變成了美國的政策。
雖然杜魯門總統打算貫徹羅斯福的政策，但他覺得自己沒有必要背負反對殖民主義的十字架，況且也沒有發現羅斯福留下的書面指令。
而且，他周圍的軍事參謀，按照海軍參謀長歐内斯特·J·金上将的話來說，&ldquo絲毫不贊成讓法國人遠離印度支那的做法&rdquo。
相反，他們想要讓西方軍事大國代替日本對該地區進行統治。
美國接受了這一做法，在8月戴高樂将軍訪問華盛頓時，杜魯門總統對此予以确認。
總統此刻滿腦子都是蘇聯擴張的威脅，他說，&ldquo美國政府不反對法國軍隊重返印度支那，恢複對該地區的統治&rdquo。
戴高樂第二天就迅速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了這一聲明，另外還說，&ldquo當然，（法國）也打算成立一個新政權&rdquo推行政治改革，&ldquo但對我們而言，主權仍然是首要問題&rdquo。
這一表述已經再清楚不過了。
早在1944年1月，戴高樂就在布拉柴維爾會議上告訴自由法國成員，他們必須認識到，戰争加快了殖民地的政治演變；法國将以&ldquo高貴而大方的&rdquo姿态迎接這種變化，但在主權問題上決不讓步。
就&ldquo殖民政策&rdquo而言，《布拉柴維爾宣言》認為，&ldquo&lsquo文明使命&rsquo的目标&hellip&hellip就是排除任何自治的想法，排除法蘭西帝國集團以外發展的任何可能性。
不論是現在還是遙遠的将來，必須防止在殖民地實現&lsquo自治&rsquo&rdquo。
1945年8月，在日本投降後一個星期，河内舉行了越盟大會，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并在奪回西貢後宣布獨立，還在宣言中引用了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的開篇語。
在一份由戰略服務局傳達給聯合國的電文裡，胡志明警告說，如果聯合國不能履行其憲章的承諾，準予印度支那獨立，&ldquo我們将繼續戰鬥，直到獨立&rdquo。
一向委曲求全的越南末代皇帝保大，先後服務過法國、日本，現在又謙和而友好地讓位于民主共和國。
在以他的名義發給戴高樂的一封電報中，可以看到他對未來的預見：&ldquo如果你能親眼看到這裡發生的事情，親自感受到這裡每個人内心對獨立的渴望，你就會更好地理解這裡的境況，因為沒有任何人可以繼續抑制這種渴望。
即便你們到這裡重新建立法國政府機構，也不再有人會服從你們的命令&mdash&mdash每個村莊都将成為抵抗運動的策源地，每個之前的合作者都将成為你們的敵人，你們的官員和殖民者将會自己要求離開這片土地，因為他們在此将舉步維艱、寸步難行。
&rdquo 這一預言再一次被無視了。
戴高樂在華盛頓收到了這封電文，但毫無疑問，他沒有将内容轉達給美國，但即使他這麼做了，也沒有迹象證明美國會聽進去。
幾個星期之後，華盛頓方面通知在河内的美國政府機構，說美國正在采取措施，以&ldquo幫助法國恢複（在印度支那的）統治&rdquo。
越南自行宣布獨立不到一個月，一位英國将軍率領一批英國軍隊，以及零散的法國部隊，在錫蘭登上美國C-47運輸機，于9月12日進入西貢。
兩天後，一支1500人組成的法國軍隊也乘法國軍艦抵達。
同時，兩個法國師團的大部分兵力搭乘兩艘美國運兵船分别從馬賽和馬達加斯加起航，這是美國第一次重大的援助行動。
由于運輸聯營由盟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控制，并且波茨坦會議已經就相關政策做出了決定，東南亞指揮部可以請求使用聯營中可運輸工具。
随後，國務院取消了這一做法，通知陸軍部說，&ldquo使用懸挂美國國旗的船隻或飛機，将任何國家的部隊運送到荷屬東印度群島或法屬印度支那或者從那裡運出來，或允許使用這種船隻或飛機向這些地區運送武器、彈藥或軍事裝備&rdquo的行為都違背了美國的政策。
在法國人抵達之前，西貢的英國指揮官使用推遲解除武裝的日本軍隊對付叛亂政權[2]越盟的一個代表團拜訪英國指揮官道格拉斯·格雷西将軍時，向他提出維持秩序的建議，&ldquo他們說，&lsquo歡迎&rsquo以及諸如此類的話，&rdquo他回憶說，&ldquo我感到非常别扭，就立馬将他們趕出去了。
&rdquo雖然這是典型的英式思維，但這句話也表明了一種态度。
這種态度如果在越南蔓延開，它将慢慢影響到未來美國在越南的努力。
使用諸如&ldquo亞洲人&rdquo和&ldquo東方人&rdquo這樣的詞彙，不僅反映出亞洲人不如白人的觀點，還反映了印度支那人不如日本人或中國人的觀點。
因此他們對獨立的主張和訴求也遠沒有這兩個國家強烈。
盡管日本人有令人不齒的暴行，但他們有槍炮、戰艦和現代工業；中國人一方面因為傳教士的影響而備受崇拜，另一方面又被當作&ldquo黃禍&rdquo而令人膽戰心驚；此外，中國廣袤的領土和衆多的人口也足以使人畏懼。
而印度支那人因為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而得不到外人的尊重。
格雷西将軍的話預示着，低估對手隻會帶來緻命的後果。
來自歐洲的法國師團在10月及11月抵達，一些人身着美國頒發的制服，攜帶美式裝備。
他們一來就采取以往的武裝鎮壓手段，大肆逮捕，瘋狂屠殺。
盡管他們重新控制了西貢，逼迫越盟退到鄉村，但并未完全恢複對殖民地的統治。
在分配給中國的北部地區，越南人用中國人從日本投降中繳獲得來而賣給他們的武器武裝起來，在胡志明臨時政府的領導下重新控制了河内。
令民衆和政黨困惑的是，戰略服務局各部門&ldquo缺少&rdquo來自華盛頓的&ldquo指令&rdquo，這反映出美國國内政策的混亂。
傳統的反殖民主義政策造成了許多矛盾心理，但主導觀念認為，一個&ldquo穩定、強大和友好的&rdquo法國對于填補歐洲的真空是必不可少的，這種假設打破了政策的平衡。
1945年底，美國将價值1.6億美元的裝備賣給法國用于印度支那，并指示仍駐留在那裡的戰略服務局作為&ldquo觀察員，密切關注對叛亂的越南人所執行的懲戒性任務&rdquo。
在五個月時間裡，胡志明曾八次向杜魯門總統以及國務卿請求提供支持和經濟援助，但并沒有得到答複，因為他的政府尚未被美國承認。
美國如此怠慢胡志明并非因為對越南形勢一無所知，美國駐河内情報服務處的阿瑟·黑爾在10月份的報告中明确指出，美國政策所依賴的法國對改革的承諾以及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自治，将難以令人滿意。
當地人民希望法國人滾蛋。
北部的每一個城鎮和每一個村莊都張貼着海報，上面寫着&ldquo獨立或死亡！&rdquo号召&ldquo不要放過眼皮底下的任何一個法國人&rdquo。
共産黨的影響處處可見；臨時政府的旗幟類似于蘇維埃國旗，官方辦公桌上放着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但美國的影響力也同樣不可小觑。
對菲律賓的承諾是一個永恒的主題，人們熱切感受到美國在戰争中所表現出來的英勇無畏的精神和先進超凡的技術，實用高效的能力以及技術和社會方面的進步。
然而，考慮到美國對越盟方面愛搭不理，加之&ldquo法國軍隊最近由美國船隻運送到西貢&rdquo這類事件，人們已經感受不到美國的善意。
黑爾的報告也同樣對未來有預警作用&mdash&mdash即使法國打敗了越南臨時政府，&ldquo可以肯定的是，獨立運動也不會消亡&rdquo。
這種确定性從一開始就存在。
其他觀察員也有同樣的見解。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一位記者寫道，法國可能會占領北方城市，&ldquo但是，非常值得懷疑的是，他們是否能夠完全撲滅獨立運動的火苗。
他們沒有足夠的兵力來鏟除北方的每一股遊擊隊，他們也幾乎沒有展現出對付遊擊戰的能力&rdquo。
國務院懷疑美國在亞洲的威望正&ldquo日落西山&rdquo，于是請查爾斯·約斯特對此進行評估。
這位當時駐曼谷的政治官員和未來駐聯合國大使證實了國務院的看法，而且也援引了用美國船隻運輸法國軍隊，以及&ldquo這些部隊使用美式裝備&rdquo的事例。
戰後，附屬國人民一直向美國表達友好的善意。
但美國沒有支持民族主義運動，這一政策&ldquo似乎并沒有為東南亞地區帶來長期穩定局面&rdquo。
約斯特警告說，恢複殖民政權不合時宜，&ldquo除非使用武力手段，否則這種局面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rdquo。
然而，美國支持法國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無奈之舉。
國務卿喬治·馬歇爾承認，&ldquo該地區存在過時的殖民觀點和方法，這是極其危險的&rdquo，但&ldquo另一方面&hellip&hellip我們不希望看到殖民帝國當局被由來自克裡姆林宮的意識形态以及由它支持成立并控制的政治組織所取代&rdquo。
這就是問題的症結所在。
法國人不斷利用胡志明與莫斯科接觸的&ldquo證據&rdquo向華盛頓施壓。
副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對此毫不懷疑。
他通過電報告知1946年12月到達河内的東南亞事務主管阿博特·洛·莫法特說：&ldquo記住，胡志明是國際共産主義的代理人，他的話絕不可信。
&rdquo 對亞洲解放事業持支持态度的莫法特報告說，胡志明在談話中曾否認将共産主義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标，并且說，如果能夠實現獨立，他這一生就足夠了。
&ldquo也許，&rdquo他不無挖苦地補充說，&ldquo50年後，美國将成為共産主義國家，而後，越南也實現共産主義目标。
&rdquo莫法特總結說，掌管越南這個組織&ldquo在這一階段首先是民族主義者&rdquo，而且先有民族主義國家，後有共産主義國家，共産主義國家的目标&ldquo在現階段必須放在第二位&rdquo。
他是否受到了蠱惑，曆史無法回答。
但是誰又能肯定，當胡志明尋求美國支持的時候，越南民主共和國會像事态發展的那樣，朝着共産主義方向，一如既往地走下去呢？ 在經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屈辱後，法國人有種恢複法蘭西帝國的強烈沖動，因為在他們看來，法國作為世界大國的未來危在旦夕。
但同時，他們也意識到，必須至少要在形式上做一些調整。
在1946年與越盟臨時停火期間，法國試圖通過談判達成基本協議，承諾在某個并不明确的日期實現某種并不明确的自治，而其措辭中對主權問題卻隻字不提。
按照國務院遠東事務局的說法，這些都是&ldquo紙上讓步&rdquo。
由于陰謀未能得逞，他們又恢複了敵對行動，在1946年底，第一次印度支那戰争，或稱法國的印度支那戰争全面爆發。
沒有人心存幻想。
西貢的美國領事報告說，如果法國恢複過去的高壓措施和武力政策，&ldquo不要指望形勢會得到緩解，而在可預見的未來一段時期，階段性的遊擊戰争将不期而至&rdquo。
被派去執行這次重新征服任務的法國指揮官自己也看到或感受到了事實真相。
在第一次勘察情況後，勒克萊爾将軍對他的政治顧問說：&ldquo這個任務需要50萬人，而即便有這麼多兵力，也不可能完成。
&rdquo他用一句話就刻畫了未來。
20年後，當50萬美國士兵真正進入該地區時，他的判斷仍然能被證明充滿遠見卓識。
早在1945&mdash1946年間，美國政策就已經荒唐之極了嗎？即使以當時的思維來判斷，答案也必然是肯定的，因為大多數關心外交政策的美國人很清楚，殖民地時代已經過去，重建殖民地實在是逆曆史潮流而動。
無論援助或支持法國的理由有多麼充分，但當各方面情報都顯示這是一項毫無希望的事業時，仍然繼續制定各種政策，就是愚蠢行徑。
決策者們自我安慰說，他們并沒有将美國的命運寄托于這一事業。
因為法國信誓旦旦地表示未來要在印度支那實行自治，或者認為法國缺乏恢複其帝國的能力，因而最終會與越南方面達成和解，他們為此頗感寬慰。
杜魯門和艾奇遜都向美國公衆保證，美國的立場是&ldquo基于這樣一種假定，即法國是出于對未來事件的判斷而聲稱獲得了印度支那人民的支持&rdquo。
現在為了表示美國在歐洲擁有強大的影響力而幫助法國，盡管是虧本生意，但起碼不是犯罪行為。
美國也有另一種選擇：在西方國家中建立誠信，讓他們唯美國馬首是瞻；通過與獨立運動合作以及提供支持，在亞洲傳播善意。
如果對有些人，特别是遠東事務部來說，這種做法太過明顯，那麼對另一些人來說，這似乎并不令人信服。
因為對于後者而言，歐洲的安全至關重要，而亞洲人的自治微不足道，因此不應該作為制定政策的基礎。
在印度支那問題上采用這種選擇需要想象力&mdash&mdash而這從來不是政府的長處&mdash&mdash并且在共産主義仍然被認為是鐵闆一塊時，還得甘願承擔支持共産分子的風險。
鐵托是當時唯一的異數，無法想象會出現另外一個。
此外，它會分裂盟友的關系。
政府最終還是選擇了支持一個不堪一擊的政策，一旦這一政策被采納實施，就必須承擔其後果。
在處理與越南關系的整個過程中，我們始終都在懷疑政策是否荒唐愚蠢，這總令人惶恐不安；而這一點，從有時被歪曲的政策指令中可見一斑。
1947年，在為駐巴黎、西貢和河内的外交官準備的美國立場綜述中，法國事務局為喬治·馬歇爾起草了一份指令，内中盡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與不确定性。
它把代表着全世界1/4人口（文章中這麼說）的東南亞新興國家的獨立運動，看作&ldquo影響世界穩定的重大因素&rdquo；它認為要防止這場鬥争受到共産主義的影響、防止其傾向于反西方思想，最好的辦法就是繼續與前殖民帝國結成同盟；一方面，它認為這種同盟&ldquo必須是自願的&rdquo，另一方面，它又認為印度支那戰争隻會破壞自願合作，并&ldquo不可挽回地疏遠越南&rdquo；它說美國希望提供幫助，而同時又不願幹預或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還&ldquo不可避免地關注&rdquo印度支那局勢的發展。
外交人員是否從這份文件中受到啟迪，實在值得懷疑。
2.自我催眠 （1946&mdash1954） 1946年3月，丘吉爾在密蘇裡州的富爾頓發表了&ldquo鐵幕&rdquo演說，這标志着&ldquo冷戰&rdquo正式開始。
丘吉爾在該演說中指出，沒有人知道蘇聯及共産國際&ldquo為改變人們的信仰而變本加厲的做法究竟會瘋狂到何種地步，不知是否存在下限&rdquo。
形勢非常緊張。
羅斯福關于戰時同盟結成戰後合作夥伴以維持國際秩序的幻想已經徹底破滅，他在華盛頓度過了最後一天，在其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終于承認，&ldquo斯大林早已打破了在雅爾塔所做的每一個承諾&rdquo。
直至1946年，蘇維埃的統治已遍布波蘭、民主德國、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并且波及南斯拉夫。
出現在法國和意大利國内的共産主義黨派成為一種隐患。
喬治·凱南在駐莫斯科大使館表示&ldquo要長期性地、嚴厲地、高度警覺地對俄國的擴張趨勢進行遏制&rdquo。
1947年，國務卿馬歇爾呼籲，美國方面應該要培養一種對&ldquo世界秩序和安全的責任感&rdquo，為了達成此項使命，美國無論成敗，都應&ldquo勢不可擋&rdquo。
對此，莫斯科方面通過宣言做出回應，号召世界上所有共産主義黨派團結一緻共同抵抗美帝國主義。
接着，美國出現了杜魯門主義，承諾支持自由民族抵禦來自&ldquo少數武裝力量&rdquo或外部勢力的鎮壓或侵略，并推行馬歇爾計劃以便為戰争中被削弱的歐洲諸國提供經濟援助，使其早日恢複活力。
這一重大努力成功阻遏了共産主義在希臘和土耳其的傳播。
1948年2月，蘇聯将捷克斯洛伐克納入麾下。
美國重新制定了征兵草案。
同年4月，俄國對柏林實施封鎖。
華盛頓方面果斷利用空運為柏林補給所需物資，這種空運行動持續了1年，直至封鎖解除。
194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共同抵禦對其任一成員國的進攻。
1949年10月，共産黨在中國的勝利打破了各方勢力的均衡，其所帶來的沖擊不亞于珍珠港事件。
美國沉浸在&ldquo失去&rdquo中國的歇斯底裡中；而無論在國會還是商界，院外援華集團發言人的極端言論，都是美國政治生活中壓倒一切的聲音。
而這一沖擊之所以更加令人驚恐，是因為早在幾周之前的9月份，俄國就已經成功試爆了一顆原子彈。
1950年初，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宣稱其持有一份包含有205個受雇于美國國務院的&ldquo真正&rdquo共産黨員的名單，他認為共産黨已經滲透到美國社會各個階層；而在接下來的4年中，美國人不僅沒有反對這一诽謗，而且還為其呐喊助威。
1950年6月，朝鮮戰争爆發，杜魯門總統下令美國根據聯合國授權采取軍事行動。
在這個動蕩不安的年代，羅森伯格夫婦因叛國罪受到審判并于1951年被宣判。
因為艾森豪爾總統拒絕對死刑進行緩期執行，兩人随後被處決，他們的兩個孩子成了孤兒。
&ldquo冷戰&rdquo的這一系列動作決定了印度支那的命運。
其核心理念便是，每一次打着共産主義旗号的運動意圖都是在蘇維埃俄國的領導下征服世界。
毛澤東在中國的勝利似乎令人擔憂地證實了這一點；而随後的抗美援朝更導緻美國對亞洲的政策進入恐慌期。
現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ldquo清楚&rdquo的是，&ldquo東南亞地區是由克裡姆林宮指揮的協同進攻的目标&rdquo。
印度支那之所以被視為重心，部分原因在于那裡早就硝煙四起，歐洲軍隊正在與共産黨領導的本土武裝力量打得不可開交。
印度支那被稱為&ldquo關鍵地區&rdquo，一旦它陷入共産主義的魔掌，緬甸和泰國也将不可避免。
最初，人們認為是蘇維埃俄國發動了共産主義進攻。
在中國軍隊加入朝鮮戰争之後，中國被看作是主要發起方，而越南則是它的下一個目标。
胡志明和越盟與共産國際合作，對美國表現出了敵意。
當中國共産黨的作戰部隊奪取了一直被蔣介石占領的瓊州灣的海南島時，警戒等級随之上升。
于是，杜魯門總統于1950年5月8日宣布給予法國和印度支那相關國家總計1000萬美元的首批直接軍事援助撥款。
早在前一年，法國就根據《愛麗舍協議》組建了包括老撾、柬埔寨和越南在内的法屬印度支那聯邦，該協議承認越南&ldquo獨立&rdquo，并恢複了越南末代皇帝保大國家元首的地位。
随即，1950年2月，在美國承認保大政權之後，蘇聯和中國立即宣布承認河内的民主共和國為越南合法政府。
然而越南人民并沒有因為《愛麗舍協議》而獲得實際的行政權力，法國仍像從前一樣控制着越南軍隊。
保大政權腐敗無能，其行政人員疏于政府管理卻精于貪污腐敗。
盡管如此，美國人還是極力相信，保大政權能夠有效替代胡志明政權，而法國是支持保大政權的，這樣美國就可以通過援助法國來支持保大而不必背殖民主義的黑鍋。
然而，事與願違，保大政權的領袖也承認，政府隻是一個空殼。
他對顧問潘光誕博士說，&ldquo目前的政治形勢無法讓人民和軍隊相信，他們擁有值得為之一戰的東西。
&rdquo如果他像美國極力倡導的那樣擴充自己的軍隊，可能會很危險，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集體背叛了越盟。
更毋庸置疑的是，潘光誕博士是一位熱誠的民族主義者。
他說，越南軍隊實際上聽從法國人的指揮，沒有自己的領袖人物，他們&ldquo沒有意識形态，沒有目标，沒有熱情，沒有戰鬥精神，沒有人民的支持&rdquo。
美國政府對這一事态并非一無所知。
美國駐越南技術和經濟代表團代表羅伯特·布魯姆彙報說，保大政府&ldquo能力有限，難當大任，或者說難以赢得人心&rdquo，而當時的形勢也&ldquo顯示不出任何有實質性改善的迹象&rdquo。
在這種情況下，法國不可能取得任何決定性的軍事勝利，從而得出令人沮喪的結論，即&ldquo美國要實現目标還遙遙無期&rdquo。
在曆經18個月的挫折之後，布魯姆終于在1952年打道回府。
美國政府各部門一方面不斷相互保證說，印度支那&ldquo真正的民族主義的發展&rdquo對于其防禦至關重要，并不厭其煩地極力推動法國及消極被動的保大本人為此采取更為積極主動的措施；而另一方面，他們繼續無視自己掌握的情況可能帶來的後果。
盡管保大政權缺乏廣泛的支持，但出于對不斷推進的共産主義的恐懼，他們還是要求法國進行援助，以對抗越盟。
朝鮮戰争剛一爆發，杜魯門就宣布派遣美方首批人員到印度支那，也就是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
該顧問團在戰争之初隻有35人，後來增加到約200人，意在推廣美軍作戰訣竅并監督美方設施（第一批貨物于7月份被空運到西貢）的使用情況。
法國方面并不想要這些援助，而且始終很排斥。
由于法國方面堅持如此，物資沒有被送到法屬印度支那聯邦，而是直接運到法國人那裡，這就清楚地說明，所謂的獨立隻不過是天方夜譚。
由于美國已經踏上争端之地，決策者們感到有必要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從而為接下來的行動找到充分的理由。
于是，政府炮制了一個又一個政策聲明，強調東南亞地區有着至關重要的意義，&ldquo對于自由世界的未來舉足輕重&rdquo，其戰略位置及豐富的自然資源必須為自由國家所支配，決不能落到國際共産主義手中。
杜魯門總統在一次廣播中告訴美國人民，克裡姆林宮裡的共産黨領袖們策劃了一個&ldquo可怕的陰謀，企圖在世界範圍内消滅自由主義&rdquo。
一旦他們得逞，美國将會成為&ldquo首當其沖的受害者&rdquo。
他認為當前處于&ldquo千鈞一發的緊急關頭&rdquo，并且提議召開慕尼黑會議，其主要内容便是：如果自由國家能夠協同行動，及時粉碎獨裁者的侵犯，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許就不會爆發了。
或許情況确實如此，但人們并沒有吸取經驗教訓。
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國家公然用飛機和炮彈武裝侵略中國滿洲裡、中國華北、埃塞俄比亞、萊茵高地、西班牙和蘇台德區，随之駐紮軍隊；而1950年為反對印度支那而進行的這種想象式進攻，在觀察家們看來則源于一種自我誘導的心理狀态。
1950年2月，在對局勢所做的一次公開評估中，國家安全委員會聲稱，對印度支那的威脅僅僅是&ldquo預料之中的&rdquo共産主義&ldquo占領整個東南亞&rdquo計劃中的一個環節。
然而，1948年調查共産主義對東南亞滲透情況的美國國務院調查小組并未發現克裡姆林宮在印度支那地區的活動蹤迹。
該小組報告說，&ldquo如果東南亞地區存在莫斯科方面領導的陰謀活動的話，印度支那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
&rdquo 然而，俄國對世界構成的威脅是确實存在的，共産主義制度與美國的民主和利益處于對立的狀态，蘇維埃共産主義大肆擴張，意圖囊括鄰近國家及其他弱不禁風的小國，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人們很自然地認為，它與共産主義中國結成了侵略夥伴關系。
但這種結論實在有些言過其實，并将很快被證明是錯誤的。
對美國的政策制定者來說，為了國家利益對共産主義進行遏制阻撓等，無疑是正确的、适當的。
但是，認為共産主義制度通過印度支那威脅到美國的安全卻完全是一個愚蠢荒謬的推斷。
随着事态的發展，中國加入朝鮮戰争，杜魯門總統認為&ldquo共産主義侵略&rdquo将美國置于了&ldquo極度危險&rdquo之中，美國安全至此受到威脅。
毫無疑問，麥克阿瑟将軍越過&ldquo三八&rdquo線進入共産黨控制的領土範圍，由此緻使中國軍隊的介入，因為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一行為嚴重威脅到中國的安全；但是對于戰争的偏執狂而言，他們極少從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
從中國軍隊開始打響抗美援朝戰争的那一刻起，華盛頓方面就始終認為，中國軍隊正開始行軍，并将出現在與中國南部邊界接壤的印度支那。
艾奇遜在其&ldquo周邊&rdquo（将朝鮮置于該周邊之外）演講中指責杜魯門政府&ldquo失去&rdquo了中國，并引發其對朝鮮的進攻。
焦頭爛額的杜魯門政府于是決定武裝對抗共産主義陰謀，顯示自己大無畏的英雄氣概。
對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威脅成為至高無上的教義。
杜魯門在宣布對東南亞提供9.3億美元的軍事及經濟援助的特别咨文中對國會議員們說，蘇維埃統治者早已将中國當成了附屬國，而同樣的命運也将落到朝鮮、印度支那、緬甸和菲律賓等國家頭上，并威脅要&ldquo将東方的人力資源和至關重要的自然資源納入蘇維埃征服世界的計劃中&rdquo。
這種做法将會&ldquo使許多自由國家失去他們賴以生存的原材料&rdquo，将東方國家數以百萬的愛好和平的人民變為&ldquo克裡姆林宮的爪牙&rdquo。
表面上文質彬彬的艾奇遜也在衆多場合積極響應這番言辭。
他在蘇維埃和中國承認胡志明政府的行為中找到了共産主義陰謀的證據，這應該能夠&ldquo消除&rdquo對胡志明民族主義的&ldquo所有幻想&rdquo，并揭露其&ldquo作為印度支那民族獨立運動的死敵的真面目&rdquo。
作為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DeanRusk）将證明自己是越南問題的所有政策制定者中最堅定、最确信、最誠摯、最固執且最有韌性的一個，他提出的新見解，為人們重新審視越南争取獨立自主的鬥争，即令美國如此搖擺不定的根源，找到了新的方向。
他告訴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說，問題的關鍵并非法國殖民主義，而是越南人民是否會被&ldquo蘇維埃共産主義帝國以武力手段納入新的殖民主義範疇&rdquo。
越盟将是&ldquo共産黨政治局的一個工具&rdquo，因此也是&ldquo世界戰争的一部分&rdquo。
基于這些理由，美國政府确信，将印度支那排除在共産主義勢力範圍之外事關美國切身利益；因此，無論法國是否通過殖民戰争的方式在印度支那地區取得勝利，這對于&ldquo維護自由世界的安全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rdquo。
（&ldquo如果越南的确是為了&lsquo獨立&rsquo而戰，那麼法國參戰的意義何在&rdquo這一問題并不在讨論之列）。
這一立場通過《紐約時報》社論傳達給美國公衆，宣稱&ldquo現在所有美國人民都應該明白，對于整個自由世界來說，法國駐守在極其重要的前線地區&rdquo。
盡管并沒有派遣軍隊的沖動，但美國決意要&ldquo為西方國家守住東南亞的糧倉、占據戰略要沖，并維護其良好的聲譽。
不然，從整個東南亞一直到突尼斯和摩洛哥，所有這一切都将岌岌可危&rdquo。
就在此時，國家安全委員會甚至設想了日本從馬來半島和印尼獲取橡膠、錫和石油，以及從緬甸和泰國進口大米的途徑被切斷的情況下垮掉的情形。
從這一自我催眠的過程，我們得出如下合乎邏輯的結論：如果使印度支那地區免受共産黨控制對美國利益的而言确實如此重要，那麼我們不應該積極投身于該地區的防禦嗎？鑒于朝鮮戰争的教訓，我們害怕武裝幹預有可能引起中國的軍事反彈，因此美國軍方不會去這麼做。
&ldquo在亞洲不要發動地面戰争&rdquo是美國軍隊中流傳已久并且深信不疑的信條。
其實并不乏警告勸誡的聲音。
早在1950年，中國介入朝鮮戰争之時，一份由共同防禦援助辦公室副主任約翰·奧利起草的美國國務院備忘錄就建議我們應該适當重新審視一下我們在印度支那地區的行動方向。
我們不僅有可能一敗塗地，浪費大量資源，而且當我們的職責&ldquo傾向于取代法國而非與之相輔相成&rdquo時，我們就會極力維護這種局面，這樣我們就将成為法國的&ldquo替罪羊&rdquo而不得不直接出面幹預。
&ldquo種種境況一如滾雪球。
&rdquo奧利總結說。
與衆多有先見之明的備忘錄的命運一樣，奧利的忠告（如果曾為上層所知悉的話）對上層決策者并沒有産生任何效果，而是靜靜地躺在文件夾中，唯有曆史最終驗證了其中的每一句話。
在這份備忘錄被發出之前，杜魯門政府采納了一份由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供的政策文件。
該文件建議，一旦中國公然幹涉印度支那，美國就派遣海軍和空軍支援法國，并攻擊中國大陸的目标。
但該文件對地面力量卻隻字未提。
在1952年的總統大選中，艾森豪爾将軍領導的共和黨上台，新政府得到極端右翼反共分子和援華集團的支持。
新任助理國務卿沃爾特·羅伯遜（WalterRobertson）在一次講話中将援華集團的主張進行了簡要概括。
沃爾特強烈支持蔣介石，而後者在收到中央情報局對新中國鋼鐵産量的估算時，怒不可遏地回答說，這一數字一定是錯誤的，因為&ldquo像中國共産黨那樣的政權，根本不可能生産出500萬噸鋼鐵&rdquo。
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威廉·諾蘭是極端主義分子的領軍人物，他指責民主黨&ldquo将亞洲置于被蘇維埃占領的危險中&rdquo，并經常譴責新中國，還發誓說，如果毛澤東領導的人民共和國被聯合國所接納，那美國政府将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極右勢力始終不厭其煩地對政府施壓。
林登·約翰遜，盡管所受的壓力要小得多，但在近15年之後就極右勢力的力量進行作證時說，它就是&ldquo令人恐懼的龐大怪獸&rdquo。
共和黨還任命了一位專橫跋扈的人物負責外交事務的決策，他就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一個因職業訓練和性格特質而一味采取攻擊行為的人。
如果杜魯門和艾奇遜對冷戰論調有些過于言聽計從的話，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有人指責他們是&ldquo叛黨&rdquo（麥卡錫就是這麼稱呼民主黨的），他們不得不予以回應；另一方面這也是對&ldquo失去&rdquo中國的美國民衆狂熱情緒的安撫。
而新任國務卿杜勒斯則是天生的冷戰極端分子、本性恃強淩弱的吹鼓手，處心積慮地表現出嗜勇好鬥的一面，因為在他看來，外交關系就應該這麼處理。
他發明了&ldquo邊緣政策&rdquo，采取反攻而非遏制的策略，并信奉&ldquo激情洋溢，掌控一切&rdquo。
1949年，随着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失敗，時任參議員的杜勒斯說，&ldquo我們的太平洋前線&rdquo現在&ldquo完全處于東方的包圍之中&hellip&hellip現在形勢危急萬分&rdquo。
他所謂的包圍是指中國共産黨向台灣挺進，并從那裡一直到菲律賓；而且，一旦允許他們邁出中國大陸，将具備&ldquo前進并繼續前進&rdquo的能力。
當麥克阿瑟的部隊在朝鮮被中國志願軍打得節節敗退的時候，杜勒斯對敵人的預測更加令人心驚膽戰。
菲律賓的胡克農民起義、胡志明在印度支那領導的戰争、馬來亞共産黨的崛起、中國的共産主義革命和抗美援朝戰争，都是&ldquo精心策劃了35年的暴力模式的内容&rdquo，并最終導緻了貫穿整個亞洲的&ldquo戰争與混亂狀态&rdquo。
将東亞各國混為一談，而不考慮各國的國民性、曆史、差異或各自的國情，這是無知膚淺的表現，也可能明知錯誤而蓄意為之。
但無論如何，這種想法演變成為多米諾理論，并成為一種教條。
在西方人眼中，東方國家總體上都差不多，因此希望它們采取相似的行動，并像多米諾骨牌那樣，動作要領完全一緻。
作為長老會牧師的兒子、傳教士的親戚以及虔誠的教徒，杜勒斯擁有這些家庭背景所賦予的一腔熱血和沉着鎮定的品質，當然這并不妨礙他在處理某些官方問題時表現出無賴行徑。
在他看來，蔣介石和李承晚&ldquo這兩位紳士就好像是現代社會的教會創始人。
他們是虔誠的基督徒，為了信仰而遭受苦難&rdquo。
與其說他們的信念是苦難的源泉，倒不如說已經成為力量的源泉。
1952年，杜勒斯在《生活》雜志上發了題為&ldquo大無畏政策&rdquo的文章，他堅信面對共産黨所統治的國家，美國必須表明&ldquo它想要并期盼這些國家的解放&rdquo&mdash&mdash&ldquo解放&rdquo當然是指推翻共産主義政權。
作為當年共和黨政綱外交政策的起草者，杜勒斯摒棄了遏制政策，認為這種政策&ldquo消極、沒用且不道德&rdquo，他用一種低沉壓抑的語調說，要鼓勵&ldquo解放那些被壓抑的國家&rdquo，這勢必會造成壓力，從而使&ldquo統治者無力繼續并最終結束其殘暴行徑&rdquo。
如果此番言辭不僅僅是選舉之年政黨綱領的鼓吹手段的話，那麼它其實表現出了杜勒斯的性格特征。
在接下來的7年時間裡他将一直擔任國務卿，對他而言不僅要身居高位，而且要制定政策。
在其任職期間，杜勒斯成為美國對越南事務進行幹涉的最為重要的公共關系官員。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日内瓦會議于1954年召開，拉開了通過國際力量結束印度支那戰争的序幕。
新上任的俄國總理格奧爾基·馬林科夫在斯大林葬禮的緻辭中表示要&ldquo和平共存&rdquo，這令歐洲的緊張态勢有所緩和。
随後，外交部部長莫洛托夫提議大國召開會議。
艾森豪爾總統發表演講予以回應，對俄國發出的緩和信号表示歡迎，同時也表達了美國人民的願望，即隻要朝鮮半島的戰争能夠&ldquo體面地結束&rdquo，那麼整個亞洲以至于全世界都能迎來&ldquo真正的全面和平&rdquo。
杜勒斯對這一表态嗤之以鼻。
《真理報》和《消息報》将艾森豪爾這番演講印刷出來，大力贊許。
杜勒斯曾試圖借機讓克裡姆林宮明确承諾結束越盟的叛亂，并以此為條件簽署朝鮮停戰協議；他像往常一樣想當然地認為，莫斯科在幕後操縱了河内的一切行動。
不過這一次，他的建議沒有被采納；但在他心目中，蘇聯是世界陰謀詭計的罪魁禍首這一認定從未動搖。
1953年7月，随着《關于朝鮮軍事停戰協定》的簽訂，朝鮮戰争結束。
新的警報随之而來，中國軍隊可能會轉戰越南，幫助越南共産黨取勝。
越盟已成功開辟了通往中國的補給線，借此從中國接收的燃料和彈藥等物資從每月10噸增加到了500噸。
這時，美國是否派兵介入的問題在政府内部引起激烈争論。
因為一旦開戰，地面戰争将不可避免，而在這方面，美軍在朝鮮戰場上已然吃了大虧，這樣一來，軍隊難免心存顧慮。
參謀總部的規劃部請求&ldquo重新評估印度支那和東南亞地區的重要性以及拯救該地區可能付出的代價&rdquo，這一問題正中要害。
巴林頓公爵也曾有過同樣的憂慮，他認為，如果英國在殖民地發動戰争，&ldquo即便我們取得勝利，最後也是得不償失&rdquo。
正如英國對殖民地所發動的戰争那樣，就越南戰争而言，從未有人回答過相對價值這樣的關鍵問題。
參與讨論的幾位海軍和空軍指揮官極力主張作戰，而國防部長的對外軍事顧問、海軍中将A·C·戴維斯則認為，&ldquo應該盡一切可能避免&rdquo卷入印度支那戰争；但如果美國政府決意參戰，就&ldquo不應該自欺欺人地認為可以淺嘗辄止，隻投入&lsquo海軍和空軍&rsquo力量&rdquo。
他提醒在座人員說，空中力量至關重要，但必須要有地勤的支持；而地勤基地又需要地面部隊，這些都需要有地面作戰部隊提供保護。
&ldquo我們必須要明白，一旦參戰，毫無省錢省力可言。
&rdquo 由此看來，&ldquo局部參戰&rdquo成為人們反對的主要理由也不無道理。
五角大樓的官員們在給總統的建議中強烈譴責對印度支那的&ldquo靜态&rdquo防禦，并認為對侵略者要迎頭痛擊，&ldquo這次指的是共産黨領導的中國&rdquo，就是美國在亞洲的敵人；而越南人民，在五角大樓看來，不過是中共的爪牙。
官員們還警告說，&ldquo一旦美國開始調撥軍隊，發揮其威望，勝利就将手到擒來。
&rdquo 華盛頓方面獲悉了可能妨礙戰争勝利的因素，也就是說，我們假定各部門主管和負責人能夠充分利用派出的特工人員所獲取的情報。
中央情報局的一份報告在談到當地人的&ldquo仇外&rdquo情結時說，&ldquo即便美國打敗越盟的地面部隊，他們也會通過遊擊戰的形式與我們無休止地周旋下去&rdquo，以阻止非共産黨政權對該地區的控制。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ldquo或許在接下來的很多年都将不得不保持在印度支那地區的軍事力量&rdquo。
國務院、國防部、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情報機關等部門為此争論不休，結果還是一籌莫展，毫無良策，糾結于&ldquo要是&hellip&hellip該怎麼辦&rdquo的一團亂麻中：要是中國卷進來怎麼辦；要是法國要求美國積極參戰怎麼辦；或者恰恰相反，法國政府迫于本國民衆的強烈要求，從中退出而将印度支那拱手讓予共産黨政權怎麼辦。
他們仔細考慮了每一種可能性。
跨部門工作小組還提供了詳盡的研究報告，情況同樣不容樂觀。
各部門普遍認為，法國隻有與越南人民建立真正的政治軍事夥伴關系，才有可能赢得勝利。
然而，考慮到法國不會願意移交手中的權力，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除共産黨之外，該地區尚未出現其他合法的地方領導機構；法國的處境日益艱難，單純憑借美國海軍和空軍的力量也難以扭轉這種局勢。
艾森豪爾總統由此得出結論，美國武裝幹涉必須滿足三個條件：與同盟國聯合行動，獲得國會的批準，法國要&ldquo加快&rdquo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獨立的步伐。
與此同時，随着法國在越南的形勢一落千丈，危機迫在眉睫，美國加大了援助力度。
轟炸機、運輸機、艦艇、坦克、卡車、自動武器、輕武器和彈藥、炮彈、無線電台、醫院和工程設備以及經濟援助都于1953年源源不斷地運送到位。
在此前的三年時間裡，共有350艘（或者以每周至少兩艘的數量）艦船作為軍需物資運到法國部隊手中。
然而在1953年6月，美國一家情報機構根據評估報告做出判斷，認為在接下來的12個月裡，法軍的各種努力最終&ldquo很可能使結果更糟&rdquo，并且如果當前這種趨勢繼續下去，局勢隻會&ldquo迅速惡化&rdquo；&ldquo公衆的冷漠态度&rdquo不會有所好轉，而越盟&ldquo将保持軍事主動權&rdquo。
不論是聽從建議，從這一開始就危機重重的事業中抽身而退，還是增加援助，繼續對法國予以支持，情報機構的這份評估至少應該引起美國當局再次審慎的思考。
但是美國方面并沒有這樣做，因為他們害怕一旦停止對法國的援助，法國在歐洲大陸将不再與美國合作。
正如艾奇遜所說，&ldquo法國人敲詐了我們&rdquo；對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戰争進行援助成為法國加入歐洲防禦共同體的條件。
美國對歐政策與該方案捆綁在一起，目的是與主要國家結成統一聯盟；而法國對此憂心忡忡，極不情願，因為該體系也包括不久前曾侵占過法國的德國。
如果美國想要法國成為歐洲防禦共同體的一員，并希望法國的12個師成為北約的軍事力量，那麼它就必須為法國在抑制共産主義在亞洲的蔓延所做出的努力付出代價，并順帶維護其在該地區的帝國威望。
隻有法國加入歐洲防禦共同體，該體系才能夠有效運作。
美國方面對此躊躇滿志，并答應了法國的要求。
法國擁有超強的人員配備，還有美國提供的充足的後勤物資，但表現卻如此不如人意，原因不言自明。
殖民地軍隊中有兩萬多人來自印度支那，此外還有8萬法國人，4.8萬北非人和兩萬外籍兵團成員，他們沒有理由為法國英勇獻身。
美國人總是談論沒有共産主義的自由，而越南廣大人民所要的自由是擺脫法國及本國的剝削者。
讓全人類擁有西方的民主自由價值觀不過是美國的一廂情願妄想。
艾森豪爾總統曾在就職演說中說過，&ldquo我們在歐洲所珍愛并守護的自由，與亞洲危機四伏的自由并無二緻&rdquo。
他錯了。
人類或許有共同之處，但與生俱來的生存環境會導緻不同的需求和願望。
沒有人會幻想能夠改變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缺乏鬥志的狀态。
托馬斯·特拉普内爾少将是1954年從軍事援助顧問團退役的高級軍官，他彙報說，這是一場充滿矛盾的戰争，&ldquo越南方面并沒有要赢得勝利的普遍願望&rdquo，而&ldquo與越南國家領導相比，越盟領袖更受民衆的愛戴&rdquo。
然而，盡管他承認軍隊缺乏鬥志，但他還是建議将戰争進行到底。
艾森豪爾總統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也不得不承認越南&ldquo缺乏我們希望看到的興緻和熱情&rdquo。
在其1963年（恰逢其繼任者帶領美國參戰之前）出版的回憶錄中，他承認&ldquo大多數人站在敵人一方&rdquo，因此法國不可能依靠越南軍隊取勝。
美國的援助&ldquo無法改變這一劣勢&rdquo。
到1953年，法國國内對這場無休止的、令衆多法國人難以接受的戰争越來越持厭煩的态度。
人們日益堅信，法國不可能在維持印度支那的軍事行動及歐洲的防禦任務的同時滿足國内百姓的生活需求。
盡管美國承擔了大部分費用，但經過共産黨的大力宣傳，法國人民反戰的呼聲越來越高，并不斷施加強大的政治壓力要求政府通過談判的方式解決争端。
此時的杜勒斯不顧一切地要使法國繼續戰鬥下去，以免印度支那落入共産黨手中，造成不堪設想的後果。
1954年初，40架B-26轟炸機将200名身着便衣的美國空軍技術人員運送到印度支那。
國會先後撥款4億和3.85億美元對亨利·納瓦爾将軍制訂的進攻計劃提供資金支持，幫助法國采取最後一次瘋狂的軍事行動。
從1946年以來，到幾個月後發生在奠邊府的那場災難為止，美國在印度支那的戰争中總共投入20億美元，為法國承擔了80%的軍事費用，還不包括為維護法屬印度支那聯邦政權的穩定及加強反抗越盟的力量而提供的援助。
像大多數的類似援助一樣，大部分資金流入了借機牟取暴利的官員的腰包。
正如奧利備忘錄中曾經預言的那樣，不管美國是否願意，它都将不可避免地逐漸取代而不是協助法國參與到這場殖民戰争之中。
明知問題所在，美國官員們還是在内部轉發的大量政策性文件以及給法國聲援的建議中強調，必須切實&ldquo加快&rdquo獨立進程。
這是明顯的愚蠢行為。
一方面讓法國更為賣力地戰鬥以實現對越南的控制，而另一方面又讓它信誓旦旦地保證越南最終會真正獨立，這怎麼可能呢？如果他們意欲讓越南保持獨立，卻為什麼又花費大量的精力像控制殖民地那樣牢牢地控制着它呢？ 法國人十分清楚這一矛盾，但不論贊成還是反對這場戰争，他們都希望獲得某種形式的有限主權，以便使印度支那仍為法蘭西聯盟的成員，該聯盟是戰後人們對法蘭西帝國的委婉稱呼。
法國的自豪、法國的榮耀、法國所做出的犧牲，還有法國的貿易，這一切都需要印度支那；更為重要的是，法國擔心，一旦印度支那脫離聯盟，它将成為另一個阿爾及利亞。
美國在制定政策時，既希望法國繼續戰鬥，又希望法國能放棄殖民地，這種看似荒謬的做法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美國隻從對抗共産主義的角度考慮戰争，這可能涵蓋了争取獨立自主的鬥争；但另一方面，它對與獨立自主相矛盾的垂死的殖民主義卻置若罔聞。
杜勒斯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海軍上将阿瑟·雷德福以及其他人都擔心中國會加以幹涉，不過他們認為，隻要對中國進行必要的警告，比如使用像核武器那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進行報複，或對中國大陸采取其他軍事行動，使其不敢貿然出擊，印度支那的局勢就會朝着對法國有利的方向傾斜。
很顯然，這種想法忽略了越盟以及越南人民一個世紀以來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而直到最後，美國也沒有改變這一錯誤的判斷。
與此同時，制定政策的人很清楚，在亞洲人看來，美國人作為這場由白人發動的戰争的同盟，已經聲名掃地，這在他們措辭焦慮的備忘錄中已經表露出來；而法軍憑借納瓦爾計劃取勝隻是一個假象；也就是說，盡管美軍軍事援助顧問團主席、&ldquo鐵血麥克&rdquo奧·丹尼爾将軍表達了他的樂觀态度，但增加軍需物資供應并不能确保納瓦爾将軍一定獲勝。
美國的援助其實并沒起到什麼作用。
他們清楚地知道，中國對越南的軍需物資供應已達到每月1500噸，除非這批供應被切斷，否則河内方面不會投降；而令他們焦躁不安的是，法國公衆和國民大會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因此戰争很有可能會因為政治危機而被迫終止，令美國前功盡棄，或者獨自繼續這一結果不明的事業。
他們知道，沒有美國的支持，法屬印度支那聯邦難以為繼。
既然了解并意識到了這一點，美國還有什麼理由繼續将大筆金錢浪費在遠在地球另一邊且無法自食其力的國家身上呢？ 美國先認定印度支那是共産主義侵略的主要目标，而後又在每一個政策建議和公開聲明中再三重申：防止印度支那落入共産黨魔掌對美國安全至關重要&mdash&mdash結果它落入了自己的宣傳陷阱中。
對&ldquo冷戰&rdquo言過其實的宣傳最終令決策者也思路混亂。
美國政府認為，或者說在杜勒斯的諄諄教導下早就确信，當務之急是阻止共産主義勢力滲入東南亞。
而且，在&ldquo丢掉&rdquo中國之後再&ldquo丢掉&rdquo印度支那無疑會引發政治危機。
自由黨人也這麼認為。
最高法院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在1953年訪問東南亞五個地區之後，得出了自己的判斷：&ldquo共産主義蓄意擴張蘇維埃帝國版圖，這個意圖在每一個前線戰場都确實表現得淋漓盡緻&hellip&hellip今天越南的淪陷将會使整個東南亞陷入危險之中。
&rdquo國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在對外政策方面始終具有相當影響力，而且他還是外交關系委員會的資深成員，他從擔任遠東曆史教授時就對亞洲特别感興趣。
他在1953年結束前線視察回國後，向參議院報告說，&ldquo共産主義在遠東地區的擴張所到之處&rdquo，&ldquo世界和平懸而未決&rdquo；&ldquo因此，印度支那地區比朝鮮更關乎美國的安全&rdquo。
正是由于認識到印度支那對&ldquo不受共産主義控制的地區以及美國自身的國家安全至關重要&rdquo，我們才為當前的沖突提供援助。
這番極盡誇張的言論背後，是聯盟在共産主義巨獸的嚴重威脅下的形勢。
麥卡錫主義和衆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主導的政治迫害行徑、共和黨右翼勢力及援華集團中的告密者、黑名單和暴力分子，對中斷職業生涯人員的追蹤調查，這一切令所有人擔心，美國陷入極度恐慌之中。
每個人都焦躁不安、戰戰兢兢，随時随地準備出示反共憑證，甚至連杜勒斯也不例外。
據一位同事所說，杜勒斯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擔心麥卡錫的下一個矛頭可能會指向自己。
這一運動也逐漸波及了總統，當麥卡錫抨擊馬歇爾将軍時，艾森豪爾也隻是默然以對。
麥考利曾經寫道，英國公衆周期性出現的道德滑坡實在荒唐至極，而現在可以再加上一句，美國民衆在20世紀50年代所表現出的膽小懦弱更是前所未有。
艾森豪爾政府時期，軍事戰略被&ldquo新景&rdquo所取代。
這一&ldquo新景&rdquo便是核武器。
根據戰略專家和内閣成員組成的委員會所制定的核構想，在與共産主義的對抗中，這種新式武器将會在未來給對手造成更為嚴重的威脅；而且，與依靠大規模傳統武器裝備和&ldquo過時的戰争方式&rdquo相比，戰争本身也會變得更激烈、更迅速，成本也更低。
艾森豪爾非常關心未來的預算赤字，其财政部長喬治·漢弗萊也同樣憂心忡忡，後者直截了當地說，&ldquo無視國家的資源和經濟發展問題，單純為了保護一個已經垮台的國家而耗費巨資建立浩大的防禦體系，這樣的軍事計劃不會起到防禦作用，隻會帶來巨大的災難。
&rdquo（這已經是30年前的事了。
）&ldquo新景&rdquo的出現一方面是受到國内經濟的刺激，另一方面也受到&ldquo冷戰&rdquo思維的影響。
1954年1月，杜勒斯在題為&ldquo大規模報複&rdquo的演講中公布了這一戰略，目的是為了向莫斯科發出警告。
美國借此向所有&ldquo潛在的侵略者&rdquo清楚地表明，美國不會對任何侵略行為坐視不管；人們對這一演講歡呼雀躍，混亂和喧嚣蓋過了武器的威懾力。
世界上有一半國家認為這隻是虛張聲勢，另一半則心存畏懼。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印度支那的形勢逐步陷入危機。
1953年11月，納瓦爾将軍派遣1.2萬名法國軍隊攻占了靠北的奠邊府要塞地區，直到河内西部。
他的目的是将敵人引誘至正面戰場，然而他選擇的這個位置，四周都是高地且大部分已在越盟的掌控之下，這個草率的選擇最終導緻了災難性後果。
幾乎同一時間，在柏林舉行的外交部長會議上，莫洛托夫提議擴大讨論範圍，即召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内的五大國會議讨論亞洲問題。
奠邊府戰事的失利、國内民衆要求結束戰争的巨大呼聲令法國政府焦頭爛額，它于是緊緊抓住這個談判機會。
五大國的提議令杜勒斯感到擔憂，因為在他看來，與共産黨達成任何協議都是不可接受的，與中國人坐下來談判更令人難以置信，因為那樣可能就意味着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他認為，自從馬林科夫發表共存演說以來，蘇聯所提出的種種建議都不過是&ldquo精心設計的假和平&rdquo策略，旨在使對手放松警惕。
于是他用盡渾身解數，利用軍火庫進行恫吓，抵制五大國會議；而另一方面，他努力使法國全身心繼續戰争，不要顧及美國方面的壓力而危及歐洲防禦集團。
法國政府為了從政治上挽回些面子，決意要将印度支那問題提上日程。
杜勒斯要一味堅持，就得與其争吵不休，但他拉不下這樣的臉面，因此不得不讓步。
最終，五大國會議定于4月底在日内瓦召開。
承認共産黨在越南的存在和法國放棄戰争這兩點在美國政策規劃中心引起了軒然大波。
于是，美國開始正式制訂武裝幹涉的應急計劃以取代法國，而幹勁十足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為參加日内瓦會議準備了一份政策文件，更極盡誇張之能事。
&ldquo二戰&rdquo時曾任航母指揮官的海軍上将雷德福是空中力量和核武器的強烈支持者，但其在政治方面的認知卻實在難以令人恭維。
在談及美國武裝幹涉的理由時，他說，一旦允許印度支那落入共産黨之手，那麼接下來整個東南亞都&ldquo逃脫不了&rdquo被征服的命運；長此以往，這将會對美國在遠東地區最根本的安全利益構成&ldquo巨大威脅&rdquo，進而&ldquo甚至危及歐洲的安全和穩定&rdquo。
可能出現的結果就是&ldquo日本被赤化&rdquo。
一旦共産黨領導的中國控制了東南亞的水稻、錫礦、橡膠和石油以及被赤化了的日本的工業生産能力，它就能&ldquo建立起規模龐大統一的軍事組織，甚至比&lsquo二戰&rsquo前的日本更加可怕&rdquo。
那時，中國将會控制整個西太平洋地區和亞洲大部分地區，其威懾力甚至會波及中東地區。
海軍上将雷福德頭腦中湧現出來的各種恐懼念頭，至今尚未成為現實，但對于研究愚蠢行徑卻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
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對事物的認識究竟要達到何種程度，有多少虛構或者想象的成分在裡面？在對現狀的合理評估外有多少是天馬行空般的臆想？對有關事實或數據要令人信服到何種程度，或相反，要刻意誇大到何種程度才會在決策中起作用？論點是否有人相信，或者是否有人編造了這樣的言論用來貫徹想要的行動路線？ 我們無法确定是雷德福的觀點受到杜勒斯的影響還是杜勒斯的想法被雷德福所左右，但不論哪種情況，他們都小題大做了。
杜勒斯現在正竭盡全力，以确保日内瓦會議在河内問題上不會有絲毫妥協，法國不要有任何松懈，并希望其國民能夠清楚地明白會議中潛藏的可怕危機。
他召集國會議員、新聞記者、商界人士及其他權威或知名人士，就美國在印度支那的利害關系進行了簡要介紹。
他向他們展示了一幅标示共産主義影響範圍的彩色圖片，紅色波浪由内向外，從印度支那向泰國、緬甸、馬來半島和印度尼西亞輻射開來。
他的發言人列舉了那些将會被蘇聯和中國獲取而西方無法得到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原材料，并進一步強調說，如果美國無法守住印度支那地區，那麼整個亞洲從日本到印度都将被共産黨所占領。
據一位現場的聽衆說，杜勒斯的講演給人留下了這樣的印象，既然美國不能使法國留在前線浴血奮戰，那麼我們就要動用自己的力量參與這場戰争。
領會到杜勒斯講演精神的副總統尼克松，預料到總統将要發動戰争，他在一次被廣泛引用的可能是非正式的講演中說，&ldquo為了避免共産黨在亞洲和印度支那的進一步擴張，我們必須要冒險派軍隊進入該地區，我認為總統先生不得不采取在政治上并不受歡迎的決定，并一以貫之。
&rdquo 在1954年4月7日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艾森豪爾總統使用了&ldquo多米諾骨牌效應&rdquo一詞來描述一旦印度支那第一個倒下後所帶來的一系列後果，從而加速美國進入催眠狀态的過程。
在這一點上，他功不可沒。
這一理論認為，東南亞周邊國家将會借由某些亘古不變的自然法則一個又一個地屈從于共産黨的領導。
該觀點早已有之，但艾森豪爾在新聞發布會上對之加以概括凝練，從而，它就像當年&ldquo門戶開放&rdquo政策那樣被迅速載入史冊。
雖然這一說法在國外遭到質疑，但在國内，卻沒有人懷疑其可行性，艾森豪爾在其回憶錄中也證實了這一點。
&ldquo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讓全世界相信，東南亞戰争是共産黨企圖征服該地區全部領土的侵略行為。
&rdquo美國人&ldquo以及法屬印度支那聯邦國家的人民必須要了解這場戰争的真正含義&rdquo。
簡言之，必須要擴大催眠狀态的影響範圍，并且，要由局外人将戰争的&ldquo真正含義&rdquo傳達給那些在自己的領土上已經遭受&ldquo七年戰争&rdquo之痛的人民。
但這一提法還需要更多的解釋和依據，這就說明它一開始就存在破綻，且随着時間的推移，漏洞會越來越多。
面對即将召開的日内瓦會議，越盟集結大批軍隊展示實力。
他們通過突襲和炮擊的方式将奠邊府包圍，并在1954年3月破壞了法軍的飛機跑道，切斷了他們的物資供給線；并且利用中國日益增加的物資供應（戰争期間每月最多達4000噸），徹底摧毀了法軍的防禦工事，使他們舉步維艱。
華盛頓方面不得不對此做出回應。
法國參謀總長保羅·埃利将軍抵達華盛頓，明确請求美軍空中打擊，解救奠邊府。
為了應對這一緊急情況，海軍上将雷德福調派B-29轟炸機編隊從馬尼拉的克拉克空軍基地出發，發動空襲。
他曾試探性地詢問幾位從國務院和國防部選出來官員，是否可能請求法國在原則上同意使用戰術原子彈，挽救奠邊府危局。
五角大樓一個研究小組早就得出結論，隻要投放得當，三顆原子彈将足以粉碎越盟的所有努力，但這一做法不僅沒有得到法國的同意，甚至提都沒被提出來過[3]。
雷德福建議使用傳統的空軍力量予以幹涉，雖然在曆史上獲得了&ldquo秃鷹行動&rdquo的神聖代号，但這次行動總體上卻并沒有得到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授權，因此，正如這位海軍上将後來所說的那樣，它僅僅是&ldquo概念上的&rdquo。
就這樣，美國除承諾再提供25架轟炸機供法軍使用外，并沒有其他明确的答複。
埃利就這樣回國了。
與此同時，杜勒斯也在密切關注事态的發展，以便法國崩潰以後美國進行武裝幹涉。
他召集了包括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威廉·諾蘭和少數黨領袖和林登·約翰遜在内的八個國會議員舉行秘密會議，要求他們起草一份國會聯合決議，允許美國在印度支那地區動用空軍和海軍力量。
雷德福在會上解釋了突發事件的性質，并提議從停駐在中國南海的航空母艦上派出200架飛機進行空襲。
杜勒斯面色凝重，詳細闡述了他對未來的預測，一旦印度支那地區淪陷，亞洲将會面臨四面楚歌的境地。
與會的國會議員們發現，雷德福的計劃并沒有得到參謀長聯席會議其他成員的首肯，而杜勒斯也并沒有找到采取統一行動的同盟。
他們隻能表示，除非美國能找到同盟國，且法國能夠承諾留在戰場并&ldquo加快&rdquo該地區的獨立步伐，否則他們不可能達成這樣一項決議。
遠在巴黎的法國内閣于周日讓大使道格拉斯·狄龍（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