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美國在越南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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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glasDillon）召開緊急會議，要求&ldquo美國立即派遣航空母艦進行武裝幹涉&rdquo。
他們表示，東南亞以及即将召開的日内瓦會議的命運&ldquo目前都依賴于奠邊府事件的解決&rdquo。
與杜勒斯和雷德福會見過後，艾森豪爾仍堅持其出兵幹涉的前提條件。
他的立場基于兩點：一、他與生俱來的對政府憲法程序的尊重；二、他認為空軍和海軍作戰必将引發地面戰争，而且他一直堅決反對地面戰争。
他在3月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ldquo除非通過憲法程序由國會發表聲明，否則美國不會介入這場戰争。
現在我們就要弄清楚這一點；這就是我們要給出的答案&rdquo。
此外，他贊同相關的軍事預測，即沒有地面部隊的協助，空軍和海軍不可能完成預期目标；同時他堅信，如果不能像在朝鮮戰場那樣取得決定性勝利，美國不會動用地面部隊參與戰争。
在此次軍事讨論中，曾在朝鮮戰争中扭轉戰局的陸軍總參謀長馬修·邦克·李奇微（MatthewB.Ridgeway）将軍堅決反對地面作戰。
在那次戰争中，他被派去接替麥克阿瑟将軍，帶領第八軍擺脫了混亂不堪的局面，并一舉挫敗了北朝鮮占領整個朝鮮半島的企圖。
這如果不能算是勝利的話，最起碼使局勢恢複到了之前的狀況，并遏制了共産主義勢力的擴展。
李奇微的态度非常堅決。
在美國是否參戰的緊急關頭，他于6月派調查小組前往印度支那地區，反饋的結果更加堅定了他的看法。
該小組由計劃和發展部部長詹姆斯·加文将軍率領，在調查報告中說，美軍地面部隊作戰将遭受&ldquo慘重的傷亡&rdquo，且在戰事開始之際需要5個師的兵力，而全面參戰則需要10個師。
該地區&ldquo幾乎沒有現代化地面戰争所必不可少的設施。
用于推進現代化地面戰争的諸如遠程通信、公路、鐵路等，幾乎全都沒有&rdquo。
而要修建這樣的設施，需要花費巨資&ldquo進行大量的工程建設，提供巨大的後勤服務&rdquo，因此該調查小組認為，&ldquo不應勉力為之&rdquo。
艾森豪爾對此表示贊同，當然不隻是出于軍事原因。
他認為，美國單方面進行幹涉将會帶來政治性災難。
&ldquo美國無論如何都不應單獨表示對法國殖民主義的支持，&rdquo他對一位同事說，&ldquo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采取單方面行動将是自取滅亡。
&rdquo他強調，一旦中國方面公然發動侵略，美國應采取聯合行動予以對抗。
與共産主義妥協的威脅令杜勒斯氣急敗壞，情急之下他糾集同盟國，尤其是英國，采取聯合行動，讓法國繼續戰鬥，用發動核武器戰争的暗示恐吓中國不要插手；防止與胡志明政府結盟，防止地區分割，防止簽署停戰協議或其他任何妥協行為，并且從各方面阻止日内瓦會議的召開，或者在其後破壞會議的成果。
就像纖維布料會吸收染料而着色那樣，華盛頓的決策者們如今已經被徹底蠱惑了，三人已然成虎，将印度支那從共産主義魔掌中解救出來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他們對此深信不疑，并随時準備采取行動。
誇誇其談的言論已經變成了一種信條；同時，由于此次危機的刺激，總統印度支那問題特别委員會就日内瓦會議提出一項政策建議，該建議有可能讓頭腦簡單、驕傲自大的希爾斯伯勒公爵起死回生。
委員會由國防部、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等部門組成，其成員包括國防部副部長羅傑·凱斯、海軍上将雷德福、副國務卿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助理國務卿沃爾特·羅伯遜和艾倫·杜勒斯以及中情局陸軍上校愛德華·蘭斯代爾。
4月5日，該委員會提出其首要原則&mdash&mdash&ldquo美國在印度支那的軍事行動必須取勝，不能失敗。
&rdquo考慮到美國并非窮兵黩武的國家，這一要求似乎有些異想天開。
其次，如果無法就此獲得法國的支持，那麼無論法國同意與否，美國都應該&ldquo立刻與法屬印度支那聯邦各國政府一道采取行動，積極參與戰争，将其繼續下去&rdquo。
更直白地說，這就意味着美國應該接受法屬印度支那聯邦各國政府的請求全面接管戰争。
此外，在&ldquo勝利來臨之前，印度支那戰場決不能停戰&rdquo，無論這場勝利源自&ldquo成功的軍事行動還是共産黨明确承認戰敗&rdquo。
因為，随着奠邊府的淪陷，軍事行動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性；因為讓越盟承認戰敗隻不過是空中樓閣式的假設；因為美國沒有資格決定是否要停火，所以這一條款沒有任何意義。
最後，為了解決美國的被動立場，委員會敦促做出&ldquo特别&rdquo努力讓&ldquo東南亞地區的人民認識到，對于東南亞的每一個國家而言，共産帝國主義都是前所未有的威脅&rdquo。
這份文件最終命運如何，是否被讨論、摒棄或采納，并無相關記錄。
但這無關緊要，因為之所以能夠制定這一政策，就已經說明政府的想法，或者說政府的思路，為局勢的發展提供了條件，也為美國未來對越南的幹涉做了鋪墊。
杜勒斯召集統一行動的努力無功而返。
一向比較頑固的英國并不相信美國所認為的澳大利亞、新西蘭及馬來亞等國都會成為多米諾骨牌上的名單，于是在日内瓦會議結果出來之前，堅決拒絕采取任何行動。
法國盡管受危機所累，并請求美國空中打擊支援，但拒絕邀請美國參與他們的戰争，它認為草草與美國建立夥伴關系有損法國聲望，在這一點上，法國的看法可謂獨樹一幟。
他們希望将印度支那問題當作自己的内部事務處理，而不是反共産主義統一戰線的一部分。
這樣看來，英法兩國都不願附和杜勒斯的提議，部分原因還在杜勒斯本人，因為他在早一年的1月份發表&ldquo大規模報複&rdquo的演講引起了普遍的恐慌，這就使盟國擔心美國會發動核戰争。
5月7日，奠邊府淪陷。
越盟大捷，舉世震驚，這令他們在日内瓦會議上更有底氣地堅持自己的訴求。
然而，杜勒斯對此不以為然，他在一場記者招待會上信誓旦旦地說，&ldquo即便沒有越南、老撾和柬埔寨，東南亞地區也照樣安全無虞&rdquo&mdash&mdash換句話說，多米諾骨牌不會像預料的那樣倒下去。
奠邊府淪陷的消息傳來的第二天，有關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内瓦會談在陰沉抑郁的氛圍中拉開了帷幕。
會談的級别很高，法國總理約瑟夫·拉尼爾親自出席，其他各國均派外交部部長出席&mdash&mdash安東尼·伊登和莫洛托夫共同擔任主席，美國代表是杜勒斯和副國務卿比德爾·史密斯，中國派的代表是周恩來，越盟派的是範文同，老撾、柬埔寨和法屬印度支那聯邦也有代表參會。
會議劍拔弩張，因為拉尼爾需要一紙停戰協定來挽救法國政府，而美國方面卻極力要阻止停戰協議的簽訂。
歐洲諸國咄咄逼人，很難讨論出雙方都接受的條款；他們放棄了成立聯合政府的努力，轉而尋求分而治之；分界線和撤離區成為激烈争論的焦點；各方唇槍舌劍，互不相讓；代表們各執己見，群情激昂。
幾個星期後，拉尼爾政府倒台，取而代之的是皮埃爾·門德斯領導的内閣。
皮埃爾認為，如果繼續印度支那戰争，&ldquo與其說會阻止共産主義勢力在亞洲的蔓延，倒不如說會使戰火波及法國&rdquo。
他宣布将在30天以後（7月21日）結束戰争，否則就辭職。
同時他直言不諱地告訴國會，如果日内瓦會議不能達成停戰協定，那麼國會有必要授權頒布征兵制度，為駐印度支那的職業軍隊補充兵源。
他說在辭職前要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為此目的提出一項法案，并要求國會于當天對此進行表決。
實際上，戰争本就不得人心，而國會議員們更不願關心并考量頒布征兵制度。
這一招還真管用，門德斯内閣于是立刻前往日内瓦，宣布法國自願接受這一停戰日期。
會議在喋喋不休的吵鬧中繼續進行。
分割越南被認為是将交戰國分離開來的唯一方式；法國要求以北緯18度為分界線，而越盟開始要求北緯13度，後來又改為16度，這樣就可将古都順化包括在其管轄區域之内。
印度支那相關各國對于所有協議都表現得猶豫不決。
杜勒斯由于拒絕任何向共産黨讓步的行為，離開了日内瓦，之後又返回。
在回到華盛頓期間，他又重新開始鼓吹中國幹涉理論。
&ldquo如果再次出現如此公然的軍事侵略，&rdquo他在一次公共演講中說，&ldquo那将是對美國的蓄意威脅。
&rdquo就這樣，他堅定地相信，美國的安危與印度支那地區的局勢緊密相連。
門德斯提出的最後期限日益臨近，無論是分割線還是擇機最終重新實現統一，都可能會因談判破裂而前功盡棄。
各方在幕後你來我往，讨價還價。
斯大林去世後，蘇聯希望與各國緩和關系，借此向胡志明施壓，促其和解。
中國代表周恩來則告訴胡志明，要擺脫法國并将美國拒之門外，取一半領土對其利大于弊，而且他最終将會收複失地。
就這樣，胡志明極不情願地同意以北緯17度線作為分界線，并且在舉行選舉前有兩年的過渡期。
7月21日，各方終于按時達成協議，并發表宣言，從而結束了戰争。
至此，法國不得不承認戰敗，将越南一半領土讓與越盟；而如果它從一開始就主動這麼做，也不至于如此蒙羞。
美國後來，也犯了同樣的錯誤。
《日内瓦協議》宣布停戰，并且在國際各方支持下承認老撾和柬埔寨的獨立，同時将越南劃分為南北兩部分，并明确規定&ldquo該軍事分界線是暫時的，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将之理解為政治或領土分界線&rdquo。
該協議還準許法國軍隊繼續駐留越南，直至應法屬印度支那聯邦國家的要求離開，但其前提是1956年7月舉行選舉，對外國軍事基地、武器裝備及人員進行監管和限制，并由國際監察委員會對條款的實施情況進行監督。
河内政府、西貢政府以及美國政府都沒有在協議上簽字，因為該協議隻不過是一紙死氣沉沉的聲明，并不能防止某些國家&ldquo威脅或使用武力&rdquo來破壞協議的内容。
《日内瓦協議》結束了一場戰争，并避免了中國和美國更大範圍地參與其中。
但是，由于各方對會談結果并不滿意，幾乎沒有哪個國家對該協議鼎力支持；相反，他們極力要改變這一結果，因而，該協議從一開始就漏洞百出。
對此最為不滿的莫過于美國了。
日内瓦會議表明杜勒斯的印度支那政策全面失敗。
他未能阻止共産黨在北越建立政權，未能說服英國或任何其他國家采取統一行動，未能讓法國繼續戰鬥，未能讓總統同意美國進行武裝幹涉，甚至未能成功組建起歐洲防禦共同體（法國國會在8月份毫不客氣地摒棄了這一計劃）。
然而這些結果對他而言似乎無關痛癢，因為他并不打算從中總結經驗教訓，重新審視所制定的政策。
在這一點上，他跟當年的腓力二世非常相似，&ldquo無論其政策如何失敗，都無法撼動他堅定的信念，即自己本質上卓爾不群&rdquo。
他在日内瓦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不是為了&ldquo緬懷過去&rdquo，而是，正如他自己所說的，&ldquo抓住未來的機會，防止因為失去北越而導緻共産主義勢力滲透至整個東南亞及西南太平洋地區&rdquo。
這種遏制政策還是一如既往。
不過，他還是從這次經曆中得出一個結論：&ldquo抵抗共産主義需要民衆的廣泛支持&hellip&hellip并且應該讓人民認識到，他們正在捍衛自己的國家體制。
&rdquo這一結論深刻而紮實，再也不可能有更好的表述了。
然而事實将會證明，他盡管說得很好聽，但并沒有從中吸取任何經驗教訓。
3.培植代理人 （1954&mdash1960） 在這一階段，美國已經花了8年多時間援助法國，結果卻一事無成；法國也同樣慘遭失敗，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法蘭西聯邦[4]有5萬名士兵陣亡，10萬名士兵受傷。
美國由此可能已經看到從印度支那事務中抽身而退的迹象。
在中國徒勞無功的例子尚曆曆在目，美國在那裡花費了更長的時間，付出了更多的努力，為中國命運指引方向，但結果卻像大漠中的沙子一樣，被共産主義革命運動的風潮吹得煙消雲散。
從西方國家在中國的經曆來看，他們的意願或許不适合這裡的情況，對外政治也隻能針對可能發生的事情，因此，并不能推導出值得借鑒的結論。
實際上讓美國政府徹夜難寐的并不是中國的革命抑或越南民族主義本身，而是國内激進右翼勢力的恐吓以及公衆對共産主義的畏懼。
這種畏懼心理産生的社會和心理原因不是我們要讨論的主題，但是從這些原因中，我們能夠找到美國制定越南政策的依據。
美國既不想從印度支那抽身而退，也不願勉強同意日内瓦解決方案。
在杜勒斯看來，他最直接的任務包括兩方面：首先，成立一個類似于北約組織的非殖民東南亞公約組織，該組織應事先提供武裝力量，以便通過集體防衛的形式防止共産主義在該地區的挺進，或者維護集體的形象和利益；其次，在南越建立民族政府，确保其有效地運作，使其能夠擋住北方的進攻，并最終奪回對全國的統治。
在《日内瓦宣言》發布之前，國務卿已經開始着手這兩方面的工作。
早在5月份，杜勒斯就已經開始鼓吹簽署東南亞國家相互安全協定，這是他用來消除《日内瓦公約》影響的活動的一部分。
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此舉将使美國逐漸取代殖民帝國，實現對該地區的控制。
他想為幹預行動尋找國際法律基礎，一如朝鮮戰争期間要為突破聯合國所劃定的邊界而找到充分的理由一樣。
其言外之意令衆多觀察家憂心忡忡，其中《聖路易斯郵報》在《日内瓦公約》規定的停火之前為此刊發了一系列社論，拷問杜勒斯，說他的目的是不是&ldquo開一個後門，使美國由此可以介入印度支那戰争&rdquo。
&ldquo組織武裝力量鎮壓挑起印度支那戰争的内部叛亂分子&rdquo是美國人民所希望的嗎？《聖路易斯郵報》給出了否定的回答，并重申&ldquo這是一場不能介入的戰争&rdquo。
它預言說，一旦美國介入，将發動一場&ldquo有限&rdquo戰争，而這場&ldquo有限&rdquo戰争，&ldquo隻有擴大為無限戰争才可能會取得最終勝利&rdquo。
為了進一步強調立場，該報紙又刊登了丹尼爾·菲茨帕特裡克的漫畫，其中&ldquo山姆大叔&rdquo正凝視着一片黑暗的沼澤，沼澤上方寫着&ldquo法國在印度支那的錯誤&rdquo。
說明文字是：&ldquo再犯一次錯誤于事有補嗎？&rdquo該漫畫赢得了普利策獎，從而有力地證明，早在1954年，該報紙就已經毫不隐諱地傳達了其對美國在越南問題的立場上所持有的态度。
同年，一位密切關注美國與亞洲關系的觀察員就看到了遠比錯誤更為嚴重的悲劇。
這個人就是埃德溫·O·賴肖爾（EdwinO.Reischauer），遠東問題專家和未來駐日大使。
他在自己寫的《尋求：我們在亞洲的政策》一書中認為，悲劇的原因在于西方國家允許印度支那的民族主義發展成為共産主義事業。
這就是美國支持法國的後果&mdash&mdash&ldquo極力要維持現狀，但卻無濟于事，并最終不可救藥&rdquo。
結果表明，&ldquo我們不去幫助亞洲民族主義，反而與之對抗，是多麼荒謬絕倫的錯誤&rdquo。
經過杜勒斯一番不遺餘力的組織，1954年9月在馬尼拉召開了旨在建立&ldquo東南亞公約組織&rdquo的會議。
由于隻有三個亞洲國家參加，其中隻有泰國和菲律賓兩個國家來自東南亞（還有一個是巴基斯坦），且隻有一個國家與印度支那接壤，而來自印度支那本身的則一個也沒有，因而此次會議從一開始就缺乏可信度。
其他成員分别為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美國。
杜勒斯像以往一樣殺氣騰騰地告訴與會代表，他們的目的是提前同意做出這樣的回應，即&ldquo團結一心，排除萬難，立場堅定，摧枯拉朽&rdquo，任何膽敢侵犯公約所界定區域的人，都将有來無回。
由于與會的亞洲成員沒有足夠的軍事實力，其他國家有的由于地緣關系沒有在該地區部署力量，有的已經從該地區撤出軍事力量，而美國自己尚未就東南亞的防衛問題做出派駐軍隊的承諾，因此國務卿的要求不過是一種模拟演練。
在公約的第四款，即執行核心中，每個成員國均承諾&ldquo依照憲法程序應對共同的危險&rdquo。
所以，這并不是可以随時出鞘的亞瑟王的&ldquo王者之劍&rdquo。
在一個單獨的協議中，杜勒斯成功地将印度支那聯邦納入第四條款的保護之下，并且令他自己滿意的是，還将其義務界定為&ldquo簽署國家清晰明确地同意&rdquo對任何受到侵犯的成員國提供援助。
而實質上，正如國防部代表海軍中将戴維斯所說，該公約使東南亞地區&ldquo在對付共産主義侵略方面，并沒有比以前有更好的準備&rdquo。
與此同時，美國早就為南越安排了一位新總理，從一開始到通過暴力方式退場，始終是美國的代理人。
他不是從越南國内選出的，而是從在外流亡的越南人中選出來，經由美國和法國的操縱而被提拔起來。
在此過程中，法國并非心甘情願地配合了美國。
為了激勵南越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美國決定将法國趕出去。
但是，在打造起一支可靠的越南軍隊取代法國武裝力量之前，還是有必要保留法國的軍隊。
根據《日内瓦協議》，法國人有義務監督停戰協定和最終的選舉，并且他們很自然地認為，在過渡期間，可以保持并發展當地的商業、管理及文化紐帶，并最終使印度支那自願加入法蘭西聯邦。
美國的想法正好相反，他們找到了符合他們要求的人&mdash&mdash吳庭豔（NgoDinhDiem）。
吳庭豔來自信仰天主教的官宦家庭，是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他的父親曾在安南王朝任宮廷大臣。
吳庭豔本人曾在法國殖民地擔任省長，又在寶大政權中擔任過内政部部長。
但是，為了抗議法國統治，表示對法國取消所承諾的改革的不滿，他于1933年辭官歸隐。
随後他去了日本，後來又返回越南。
1945年，日本邀請他成立一個以保大領導的政府，但被他拒絕了。
作為一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他也不遺餘力地反對共産黨，因此也同樣拒絕與胡志明為伍，哪怕後者為他提供高官厚祿。
因為他的這種不合作态度，越盟将其逮捕并扣留了半年。
作為非共産主義派别的民族主義領袖人物，他以有損主權為由拒絕接受《愛麗舍協議》，并于1949年再次流亡日本。
1950年，他來到美國，通過一個擔任天主教主教的哥哥的關系，結識了紐約紅衣主教斯佩爾曼。
紅衣主教将吳庭豔介紹給達官貴人，使他得以在華盛頓遇見法官道格拉斯，後者不久前剛發現了東南亞的&ldquo五大戰線&rdquo。
在吳庭豔看來，越南不僅要實現獨立，而且要進行社會改革，這種對國家未來的願景給道格拉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他認為已經找到了能夠真正替代法國傀儡保大和共産黨人士胡志明的人選。
他将這一發現傳達給中央情報局，并把他的候選人介紹給同為天主教徒的參議員曼斯菲爾德和約翰·肯尼迪。
就這樣，吳庭豔閃亮登場了。
這就是美國最終選定的候選人，一個貨真價實的越南民族主義者。
因為他的法國文化恐懼症，人們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殖民主義傾向；而紅衣主教斯佩爾曼的批準，又為其反共行為披上了合法外衣，參議員麥卡錫也沒法找他的麻煩。
1953年，他去了歐洲，目的在于向在法國的越南同胞宣揚其候選人資格，并于1954年利用日内瓦談判期間急需找到一位前途無量的領導人之際在巴黎積極遊說。
法國肯定不會選擇吳庭豔，但在其迫切需要停火的情況下，對他的厭惡也就不那麼強烈了。
在美國的支持下，經流亡法國的越南同胞各方斡旋，加上孟戴斯·弗朗斯所承諾的最後期限的臨近，吳庭豔被勉強接受了。
當時還舒适惬意地隐居在裡維埃拉住所的國家元首保大，經過一番說服動員，在《日内瓦協議》簽署之前，同意任命吳庭豔為總理。
在接下來的9年中，各方集中精力、财力、物力，圍繞這個人構建一個可行的自給自足的南越民主國家，但最終，所有努力都付諸東流了。
吳庭豔裝備落後，喜歡高談闊論，對建立民族獨立政府毫無經驗可言；與大多數人一樣，他對法國懷有敵意，但他所屬的階層受益于殖民統治，他從而又繼承了殖民遺産；在一個佛教居主導地位的社會中，他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不得不用私人軍隊和強盜式的手段與各分裂教派和黑社會性質的派别進行你死我活的鬥争。
他剛愎自用，不會妥協，沒有民主觀念，除了頒布法令或使用武力外，不知如何對付反對派或持不同政見人士。
令人遺憾的是，因為一次由高級軍官出于善意而發生的背叛行為，他被迫成了一位獨裁者，但他卻沒有獲得獨裁者應有的鐵腕力量。
現在，除了軍事援助顧問團之外，美國在西貢設立了功能完備的大使館，派駐了大使，增加了顧問人數，擴充了辦事機構，并将訓練一支英勇善戰當然也希望忠誠可靠、鬥志昂揚的越南軍隊作為其首要任務，這些都使政策的目的性變得更強。
顧問團認為，美國将借此展示出與法國截然不同的影響力，因此想在沒有法國參與的情況下獨自完成這一使命。
我們沒有考慮到的是，越南人對任何白人的入侵都極為反感。
美國人自認為他們與法國人&ldquo不同&rdquo，他們衷心希望越南獨立，因此應該受到歡迎；而事實上，正是美國讓法國重新回到越南戰場，并對其提供資助，這一點被美國處心積慮地掩藏了起來。
通過幫助獨立的南越建國立業，他們好像就能夠證明自己的良好意願。
鑒于軍事訓練需要滿足的必要條件，華盛頓的軍事決策者們對于是否更進一步介入有些猶豫不決。
但隻要有任務，出色的士兵總是會一絲不苟地完成。
援助團司令官奧丹尼爾将軍制定了訓練計劃和程序，列出了訓練方案所需要的裝備和設施，并請求在《日内瓦協議》規定的停止增加人員條款生效之前派遣更多人員對顧問團加以擴充。
在收到大量有關越南軍隊士氣不振、軍心不穩的報告後，參謀長聯席會議對形勢完全持懷疑态度；他們不想對失敗負責，或者更糟的是，如果發生沖突，不想讓美國軍隊去營救一群蝦兵蟹将。
在1954年8月的一份立場鮮明的備忘錄中，他們得出結論，認為，&ldquo成立強大穩定的适當文官政府來掌控局勢&rdquo是&ldquo絕對必要的&rdquo，而且，如果這個國家不能有效地履行招募兵員及維護穩定等所有職能，那麼就&ldquo不要指望單純通過一個美國軍官訓練團取得成功&rdquo。
他們認為，如果法國軍隊撤出，那麼越南将是&ldquo完全的軍事真空狀态&rdquo；而如果美國接手，則勢必&ldquo對計劃中的任何閃失負責任&rdquo，這是美國不希望承擔的。
因此他們最後得出結論，美國&ldquo不應該參與其中&rdquo。
他們用政府顧問特有的審慎态度（即永遠不要過于肯定）又趕緊補充說，如果&ldquo政治上的考慮壓倒一切&rdquo，他們将&ldquo同意軍官訓練團的任務&rdquo。
在正式的程序中，所給的意見往往是靈活易于變通的，否則決策者就沒有了選擇。
緊接着是喋喋不休的争論，主要是關于接受訓練的部隊的層次，維持法國軍隊所需的開支（1955年1億美元，1956年1.93億美元），以及法國分階段撤出的時間表；而參謀長聯席會議對美國能否成功的疑慮也日益加重。
1954年11月，在越南内部政局混亂之際，他們發現&ldquo沒有把握對吳庭豔政府提供忠誠有力的支持&rdquo，或者難以确保&ldquo南越内部的政治和軍事穩定&rdquo。
除非越南人民自己表現出對抗共産主義的強大意志，否則&ldquo任何外部壓力和援助都難以阻止共産黨在南越的勝利&rdquo。
事後看來，難免要問這樣的問題&mdash&mdash美國政府派出人員通過調查反饋意見，但在決策時為什麼對這些建議置若罔聞呢？ 内部對手的競争，無能和腐敗，持不同政見者，這些都令吳庭豔焦頭爛額；另外，根據《日内瓦協定》中允許南北方可以在300天時間内交換人口的規定，有近100萬難民從北方湧入南方，這也是吳庭豔必須要應付的問題。
由于在天主教的宣傳中流傳着這樣的話，&ldquo基督已經南遷&rdquo，&ldquo聖母馬利亞已經南遷&rdquo，這種大規模人口遷徙中有85%是天主教徒。
然而，這也說明相當部分人口不想生活在共産黨統治的地區；盡管吳庭豔在政府職務安排上偏袒天主教徒并由此引發敵對情緒，但大批天主教徒的南遷卻也有助于鞏固他的統治。
美國人挑起了重擔：海軍運送了30萬難民；而難民安置所需資金則主要由天主教慈善機構等組織籌集解決。
據一份報告說，&ldquo來自華盛頓的高官們&rdquo在考察西貢後私下得出結論，認為&ldquo美國将可能因為虧本而放棄越南&rdquo。
美國決策者們受到反對派的強烈抨擊，他們不得不艱難地應對一個又一個問題，比如，如何加強吳庭豔的實力從而穩定其統治，如何保留法國軍隊同時消除他們的利益，在訓練越南軍隊方面做出何種決定，總體上對越南進行多大程度的投入。
而與此同時，他們也發現，美國政策已經陷入了泥潭。
從來沒有對吳庭豔有過好感的法國人，在報道他時引用法國總理福爾的話說，&ldquo不僅愚蠢無能，而且魯莽狂熱。
&rdquo而另一方面，參議員曼斯菲爾德在完成第二次實情調查後彙報說，吳庭豔是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他的存在對美國政策至關重要。
然而，曼斯菲爾德向參議院的報告遠不如上一年令人鼓舞。
他說，由于所有人都&ldquo一緻低估&rdquo了越南獨立同盟會的政治和軍事實力，情況已經&ldquo嚴重惡化&rdquo。
由于對吳庭豔政策的不滿，現在出現了一種說法，即&ldquo在不久的将來實現我們在印度支那的目标希望渺茫&rdquo。
曼斯菲爾德認為，如果吳庭豔倒台，他的繼任者們的民主觀念更差。
一旦出現這種情況，美國&ldquo應考慮立即停止對越南及在那裡的法國聯盟部隊的援助&rdquo。
最後，他用冰冷的常識總結說，&ldquo除非按照合理的預期我們能夠實現目标，否則我們沒有必要繼續耗費美國公民的資源，這也是不可原諒的。
&rdquo 艾森豪爾猶豫了。
他在10月份給吳庭豔寫了一封信，表達了他對越南前途的深深憂慮。
他說，越南&ldquo暫時被一個人為的軍事集團分裂開來&rdquo（不是他的繼任者所喜歡使用的&ldquo國際邊界&rdquo），但他表示準備與吳庭豔一道努力，制訂&ldquo一項美國直接向你所領導的政府提供援助的計劃&rdquo，但前提是，一旦援助到位，吳庭豔必須确保其政府能夠維持&ldquo業績标準&rdquo。
由于對承諾幾無信心，總統派J·勞頓·柯林斯将軍&mdash&mdash一位&ldquo二戰&rdquo期間令人信賴的同事，率領特别代表團，前去解決與法國的關系，以及期望吳庭豔所能達到的&ldquo标準&rdquo問題。
柯林斯的報告是消極的。
他希望吳庭豔&ldquo充分展示自己能夠實現國家統一的那種領導權威，從而有機會與強硬果敢、一呼百應的胡志明分庭抗禮&rdquo，但實際卻發現吳庭豔對此&ldquo完全沒有思想準備&rdquo。
在柯林斯看來，美國決策者能夠選擇的，要麼就是支持吳庭豔更長一點時間而不做出承諾，要麼，如果他不能取得任何進展，則重新扶植保大；而如果這不能接受的話，&ldquo我建議重新評估我們對東南亞的援助計劃，尤其要考慮先前的建議&rdquo，即&ldquo逐漸撤出我們對越南的援助&rdquo。
這是&ldquo最不理想的情況；但開誠布公地說，以迄今為止我在這裡的所見所聞來看，這可能是唯一的解決方案&rdquo。
5個月後，當柯林斯被要求留下來與埃利将軍共同制定一個援助方案時，他重申了自己的意見。
他報告說，除非越南、美國和法國之間能夠全心全意配合協調，制定完善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改革方案并真正落實到位，否則，越南難以脫離共産主義的控制。
如果這一點做不到的話，&ldquo據我判斷，我們應該從越南撤出&rdquo。
面對所有這些懷疑和否定，美國為什麼沒有利用這個機會撤出呢？它之所以沒有這麼做，是因為總是出現這樣的觀點&mdash&mdash如果美國撤回援助，南越政權将會瓦解，印度支那的反共産主義戰線将會崩潰。
而恰在此時，中國近海的金門馬祖島嶼問題導緻的台海危機使杜勒斯極為偏執地認為，美國已經處于與紅色中國爆發戰争的&ldquo邊緣&rdquo（他的用詞）。
因為這場危機，美國無法再心平氣和地以現實主義态度看待越南問題或考慮柯林斯将軍的替代方案了。
柯林斯本人，盡管相信吳庭豔能力有限，但還是幹勁十足，努力為吳庭豔的政權争取美國的支持；并且，面對來自各方的壓力，他主持制定了土地改革方案，任命臨時大會起草憲法。
華盛頓方面看到了這些進展，同時也希望挫敗法國想要扶植吳庭豔對手的提議，便正式确認美國對吳庭豔的政府提供支持。
與此同時，在1955年2月，美國政府決定負責訓練一支&ldquo完全自治&rdquo的越南軍隊，美國由此更深地陷入了越南事務之中。
随着美國在越南承擔更多責任，它已悄然開始了各種形式的幹預計劃和秘密活動。
一個自稱西貢軍事特派團的戰鬥隊在奧丹尼爾将軍的指導及蘭斯代爾上校的指揮下，早就已經開始了在北越的行動。
蘭斯代爾上校時任空軍指揮官，後來到了中央情報局，并曾在菲律賓領導過抗擊胡克遊擊隊的活動。
軍事特派團的構想和組織工作在《日内瓦協議》之前已經完成，在《日内瓦協議》的條款規定此類特派團的活動為非法之後，該特派團又繼續活動了一年時間。
特派團最初的任務就是&ldquo對敵人發動準軍事進攻&rdquo，雖然從技術上來講，美國作為一個非交戰國是沒有&ldquo敵人&rdquo的。
日内瓦會談之後，特派團的目的變為&ldquo從方法和手段上為準軍事行動做準備&rdquo。
為此，在蘭斯代爾率領下，該特派團開展了大量破壞卡車和鐵路的活動，為南越兩支秘密的&ldquo準軍事&rdquo隊伍招募人員、組織訓練及協助滲透工作，還為他們存放走私物資、武器和彈藥。
由于《日内瓦協議》中規定，1954年7月23日以後，禁止運送戰争物資和人員到越南；而美國也已承諾不&ldquo破壞&rdquo這些規定，因此特派團在該日期之後的所作所為違反了美國的承諾。
盡管這些行為本身并非罪大惡極，且對于正在發生戰争的國家來說也極為正常，但&ldquo千裡之堤，潰于蟻穴&rdquo，一系列錯誤由此開啟并愈演愈烈，直至完全吞噬了美國的聲譽，損害了美國的自尊。
對于一個優柔寡斷的當事人而言，找個适當的人取代他也并非不可能，而實際上，法國人也嘗試這麼做了。
法國人如今公然表示要與河内和解，這不僅是出于法國在南北越的投資及商業利益考量，而且也是借機檢驗一下孟戴斯·弗朗斯的和平共處政治哲學。
駐法國大使道格拉斯·狄龍彙報說，法國&ldquo越來越希望探讨并考慮與北越最終建立友好關系&rdquo，而且為此還将一位重要人物讓·聖特尼派到河内。
此人先前曾任殖民地官員，戰争期間是自由法國組織軍官，并在印度支那戰争期間任法國駐北越專員，與胡志明一直保持密切關系。
從表面上看，他在河内的使命是保護法國的商業利益，但狄龍大使了解到，聖特尼早就讓法國政府相信南越政權注定要失敗，并且&ldquo要想獲得一線生機，就要利用越盟，争取讓越盟與共産黨脫離關系，其目的在于建立一個鐵托主義[5]的越南，從而與法國合作，甚至奉行法蘭西聯邦的政策&rdquo。
雖然鐵托主義解決方案現在看來好像有些虛無缥缈，但美國的想法也并非行之有效。
美國想把吳庭豔政權建成一個不同于胡志明體制的強大的民主政體，與法國的方案一樣，都可以輕而易舉地進行嘗試。
法國的方案之所以沒有開花結果，是因為孟戴斯·弗朗斯于1955年下台；而法國商人受共産黨諸多制約無法獲得利潤，從而逐漸從北越撤出；與此同時，由于美國的介入，法國在當地的影響也日漸衰微。
不過，失敗并不一定意味着目标遙不可及。
胡志明此時的首要目标就是赢得并保持越南的獨立，使越南擺脫法國的束縛，與鐵托将軍脫離蘇聯的控制而赢得南斯拉夫的獨立如出一轍。
既然美國能夠幫助鐵托，那為什麼非要挫敗胡志明的理想呢？答案就是自我催眠：由于模糊地感到像中國共産黨那樣的&ldquo黃禍&rdquo如潮水般鋪天蓋地洶湧而來，他們認為亞洲的共産主義似乎極其險惡。
而作為亞洲共産主義在越南的代理，北越理所當然成了&ldquo敵人&rdquo。
這位當事人的表現并不盡如人意。
吳庭豔的對手在1955年4月發動了一起未遂的政變，内閣危機重重，他的參謀長總是心懷二心，這些都重新令美國焦慮萬分。
據一位《紐約時報》記者報道，吳庭豔政府&ldquo已被證明軟弱無能、極不稱職、不得人心&rdquo，&ldquo拯救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rdquo，&ldquo内戰的陰雲有可能使國家四分五裂&rdquo。
即使杜勒斯也曾在柯林斯将軍前去就職之際說過，&ldquo我們改變局勢的可能性不到1/10。
&rdquo鑒于更多吳庭豔的棘手問題，他現在總結說，&ldquo我們尚未解決的唯一的嚴重問題，就是土生土長的領導人。
&rdquo這一評價着實令人震驚，但他并沒有想到其所蘊含的意思。
華盛頓方面有些左右為難，徒勞地想要找個人取代吳庭豔，更為是否要為這個搖擺不定的政權提供更多的援助而焦慮萬分。
柯林斯将軍被召回華盛頓進行協商。
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講話猶豫不決，幾度停頓，令艾森豪爾總統對他投去幾乎是痛苦的一瞥，他說，&ldquo我們在越南遭遇了很多困難。
有人從内閣離職，還有&hellip&hellip情況有些難以預料，令人幾乎莫名其妙&hellip&hellip至于我們未來政策到底如何，我也不好說。
&rdquo 這是又一個脫身的機會。
吳庭豔政府沒有達到&ldquo業績标準&rdquo，而這是艾森豪爾先前設定的美國提供援助的前提條件。
法國戰敗，英國拒絕參與聯合行動，北約國家之間的夥伴關系若有若無，在這種情況下，在國内享有崇高威望的艾森豪爾總統所領導的政府為什麼沒有綜合考慮這些因素，從一項注定要失敗的事業中抽身而退呢？毫無疑問，在官僚體系中，确實沒有人綜合考慮這些因素；此外，害怕被冠以&ldquo對共産主義軟弱無能&rdquo的思想占了上風。
在經美國訓練的部隊幫助下，吳庭豔成功地挫敗了政變，這給了他一個喘息的機會。
他借機将其三個兄弟安插到政府中來，取代了先前的競争對手，由此加強了對政府的控制，也讓他給人一種強硬果敢的印象。
美國人暫時如釋重負，公開重申對他的支持，主要還是害怕他倒台将産生的後果。
新任大使唐納德·希思在闡述這一選擇的理由時說，為了保住一個自由的越南而投入&ldquo3億多美元，外加美國的聲譽&rdquo，就是一場賭博；但停止援助的結果更糟，因為那樣會有助于共産黨占領整個越南。
這種選擇，往往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而政府之所以做出選擇，往往是由于害怕國内強烈反對的聲音。
據說資深議員曼斯菲爾德&ldquo相信吳庭豔&rdquo。
而對于紅衣主教斯佩爾曼來說，假如有他的門徒被抛棄，可以想象，他的反應肯定令人不快。
他曾在日内瓦會議之後聲明說，&ldquo唉！對剛剛遭受背叛的數百萬印度支那人而言，他們現在一定會從他們野心勃勃的共産黨主人那裡了解到被奴役的殘酷事實&rdquo，這實際上是&ldquo紅色蘇聯野蠻殘忍的專制制度下可憐的受害者遭受創痛和惡名&rdquo的重演。
共産主義一直遵循&ldquo精心設置的時間表，目的是實現他們解放全人類的計劃&rdquo。
紅色統治者知道他們想要什麼，&ldquo目标清晰，令人恐怖&rdquo，而且他們為達目标&ldquo堅韌不拔，不擇手段&rdquo。
紅衣主教一直這樣宣傳共産主義，以至于在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所有人都覺得毛骨悚然。
1955年年中，當艾森豪爾正準備競選第二個任期之際，他也絲毫無意放棄這種慷慨激昂的演說。
根據在日内瓦達成的協議，南越要于1956年舉行全國大選。
現在吳庭豔拒絕選舉無疑是緻命的決定，而美國選擇他作為代理人則表明對他這一做法的支持。
與南越1200萬人口相比，北越有1500萬人，而且衆所周知的是，越盟在北越有更為廣泛的基礎，因此它也一直希望通過選舉來實現對整個國家的控制。
1955年7月，北越邀請南越政府就選舉的準備進行磋商，吳庭豔斷然拒絕了，因為他認為，河内政權統治下的北越不會有自由選舉，這樣經過操控的選票肯定會大大超過南越的選票，而且無論如何，他都不會遵守《日内瓦協議》的相關條款。
盡管他的反對也不無道理，但很快就失去了意義。
因為3個月後，南越舉行全民公決，罷黜了實際并無實權的國家元首保大的職位并授予吳庭豔總統一職。
吳庭豔使用&ldquo駭人聽聞&rdquo（一位外國觀察員的話）的手段，獲得了98.8%的選票支持，達到了他所想要的結果。
顯然，不論在南越還是北越，都難以指望選民自由表達意願，在一個缺少民主經驗的國家，也不可能會有其他的結果。
作為避免越南内戰的解決方案，本該由沒有武裝手段的國際控制委員會予以監督的選舉，不過是日内瓦會議上采取的權宜之計，就像是看手勢猜字謎遊戲一樣，隻是為了在越南實現臨時分界和停火。
如果舉行選舉的話，正如一位官員所說，&ldquo絕大多數越南人會投共産黨的票&rdquo，這一點無可置疑。
在一次反對共産黨政權獲得平等地位的講話中，參議員約翰·肯尼迪承認，胡志明所領導的黨派在&ldquo整個印度支那&rdquo&ldquo大受歡迎，無處不在&rdquo，這似乎是美國不允許它參與聯合政府的原因。
艾森豪爾從顧問那裡得知胡志明肯定會赢得選舉之後，&ldquo堅決反對&rdquo（據李奇微将軍所說）發生這樣的事。
而吳庭豔在這個問題上不需要美國的建議，他之所以拒絕選舉是基于美國的援助。
到1956年，有迹象表明，北越采取了更嚴厲的措施，包括大規模打擊地主。
在選舉中使用恐怖手段也不難設想。
1956年6月，國務院正式宣布：&ldquo我們完全支持吳庭豔總統留任，隻要存在&lsquo恐吓或脅迫&rsquo行為&hellip&hellip自由選擇就無從談起。
&rdquo 其後果便是，通過選舉實現統一的想法破滅了。
北越于是轉而采取其他方式，即鼓動叛亂，緊随其後的是所謂的解放戰争。
在這件事上，可以說美國并沒有太過分的愚蠢行為。
但是，由于支持吳庭豔的決定，在戰争批評者看來，美國似乎是在公然壓制人民的意願，從而迫使北越除了叛亂之外别無選擇。
其實壓制倒也談不上，因為在何種情況下，人民都無法自由地表達他們的意志。
沒有舉行選舉是再次發動戰争的借口而不是原因。
北越副總理範文同曾在日内瓦警告說，&ldquo我們将實現統一&rdquo，&ldquo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無論是内部還是外部，能夠使我們偏離自己的道路&rdquo。
在接下來的5年中，美國支付了南越預算的60%至75%的資金，包括其軍隊的全部花費，維持其貿易逆差，使南越獲得了異乎尋常的繁榮和發展。
法國軍隊迫于美國咄咄逼人的壓力，逐漸分階段撤出，直至1956年2月法國最高統帥部解散。
越南的美國朋友，在天主教救濟服務組織和國際救援委員會（成立最初是為拯救納粹主義的受害者，從信箋擡頭往下有一列最受人尊敬的慷慨捐助人的名單）的組織下，在西貢的一家公關機構的協助下，以每月3000美元的報酬，大力宣傳南越&ldquo奇迹&rdquo。
南越好像在這5年時間裡，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進展，這一投機冒險行為也将開花結果。
在奇迹背後，事實卻難以令人滿意。
土地改革由于計劃不完善不僅沒有幫助農民，反而疏遠了與他們的關系；根據&ldquo譴責共産黨&rdquo計劃，鄰裡之間要相互揭發，忙碌腐敗的官員于是無休無止地幹擾農民的生活，對吳庭豔的抵觸情緒由此産生。
批評家和持不同政見者要麼被逮捕，送到&ldquo再教育營&rdquo，要麼保持沉默。
由美國出資進口的大量商品被當作政治工具，都被慷慨地供應給了中産階級，以赢得他們的支持。
由美國政治學家所做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南越&ldquo正在成為一個永久的乞讨者&rdquo，完全依賴外部的支持，并得出結論說，&ldquo美國的援助如同沙上建塔&rdquo。
農民的不滿為叛亂分子提供了行動的理由。
出生于南方，劃界分治之後一直留在後方的越盟成員組成了遊擊隊，那些在南北分區之時跑到北方去的遊擊隊員也加入了進來。
他們在經過訓練和思想教育之後，又越過邊界滲透回來。
到1959年，叛亂分子控制了越南南方的廣大地區。
&ldquo如果你橫貫南越地圖刷上一筆的話，&rdquo一位情報人員告訴參議員曼斯菲爾德說，&ldquo刷子上的每一根毛都會碰到一個越盟成員。
&rdquo 同期的北越也有過不滿和叛離現象，部分原因在于南方切斷了大米供應造成糧食短缺，還有部分原因則是共産黨的壓迫。
在1956年一次向黨内同志公開認罪中，武元甲将軍承認說：&ldquo我們處死了太多誠實正直的人&hellip&hellip采取恐怖手段&hellip&hellip使用紀律處分&hellip&hellip酷刑。
&rdquo内部的壓力使河内政府過于糾結于領土上的問題，以至于無暇發動對南方的戰争，但統一仍然是其固有的目标。
1955年到1960年間，在挫敗各種反抗行為及實現對北部的控制之際，河内擴充了軍隊，加強了訓練，儲存了中國援助的武器，并逐漸與南方叛亂分子建立了聯系。
到1960年，被西貢政府稱為&ldquo越共&rdquo&mdash&mdash也就是越南共産黨&mdash&mdash的約5000名到1萬名遊擊隊員，估計要在南越采取行動。
南越軍隊根據美國的建議，主要沿南北分割線駐紮，以防止類似朝鮮戰争那樣的攻擊行動，而此時，叛亂分子則到處破壞，制造混亂。
據西貢政府的消息，他們在過去的一年裡，暗殺了1400名官員和平民，綁架了700人。
吳庭豔最為嚴酷的措施，主要包括将恐怖分子、颠覆分子和&ldquo謠言傳播者&rdquo判處死刑；将農民聚居的村落搬遷到四周有防禦工事的村莊，但事實證明，所有這些都無濟于事。
人們既不忠于吳庭豔，也不擁護共産主義，更對統一沒有興趣。
他們想要安全，想要土地，想要收獲莊稼。
&ldquo情況可以簡要概括為，&rdquo1960年1月美國大使館記錄道，&ldquo事實上，當地政府總是用懷疑的眼光對待民衆，或者對他們采取強制和脅迫手段，而民衆隻好用冷漠和怨恨予以回應。
&rdquo 在這一年，包括10位前内閣成員在内的&ldquo進步與自由委員會&rdquo發布了《十八人聲明》，要求吳庭豔辭職，政府要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吳庭豔将這些人全部逮捕。
半年後發生的一場軍事政變試圖推翻他的統治，因為人們認為，吳庭豔已經&ldquo表明自己無法拯救國家于危難之中，無法抵禦共産主義的進攻，無法維護民族團結&rdquo。
在從西貢城外召集的部隊的幫助下，吳庭豔隻用了24個小時就将政變鎮壓了下去。
華盛頓方面對他表示祝賀，并希望随着力量的加強，他現在應該能夠着手&ldquo迅速實施根本的改革了&rdquo。
美國人将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告知吳庭豔，後面總要加以暗示，根據吳庭豔的&ldquo表現如何&rdquo決定是否繼續提供援助。
然而，當改革沒有如期進行時，美國并未停止援助，因為害怕一旦撤回援助，吳庭豔就完蛋了。
1957年，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進入距地面560英裡高的軌道，并以每小時1.8萬英裡的速度繞地球飛行，美國的信心再一次遭受打擊。
在實現這一令人震驚的壯舉的前一年，蘇聯軍隊已經占領了匈牙利；而杜勒斯隻知誇誇其談，令美國處于消極被動狀态。
在蘇聯發射人造衛星一年後，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共産黨取得古巴革命的勝利，雖然距離美國隻有90英裡遠，但美國也隻能同樣眼睜睜地看着古巴共産黨登上領導寶座。
然而，遠在萬裡之遙的越南共産黨卻被視為是對美國安全的直接威脅。
華盛頓與西貢方面進行了磋商，制訂了反遊擊或反叛亂計劃，以便協調美國機構與越南軍隊之間的工作。
為此，軍事援助顧問團人數翻了一番，達到685名。
新任大使艾爾布裡奇·德布羅有些擔憂。
他認為，假如沒有政治方面的改善，就不應該提供計劃所要求的更多的軍事援助，或者就不應該生效。
但吳庭豔極盡死皮賴臉之能事：他的麻煩越大，他所要求并收到的援助就越多。
在這樣一種依賴關系中，被保護者總能以倒台或瓦解相威脅，實現對保護者的控制。
1960年9月，共産黨在河内召開代表大會，号召推翻吳庭豔政權和&ldquo美帝國主義統治&rdquo。
随後在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了。
雖然名義上是在南方成立的組織，但它與号召推翻吳庭豔政權和&ldquo美帝國主義殖民僞政權&rdquo的聲音遙相呼應，并打着慣用的&ldquo民主&rdquo&ldquo平等&rdquo&ldquo和平&rdquo與&ldquo中立&rdquo口号宣布了一項馬克思主義社會改革的《十點方案》。
就在新任美國總統約翰·F·肯尼迪就職之際，越南内戰爆發了。
4.&ldquo厄運難逃&rdquo （1960&mdash1963） 新一屆政府上台了。
他們設立了智囊團，多了些務實，少了些意識形态。
然而這屆政府卻是20世紀裡以最為微弱的優勢取勝的選舉，隻比對手超出0.5%的選票。
總統及其同僚們都是比較激進的人，受危機的刺激，急于采取積極措施。
就記錄顯示而言，他們并未舉行特别會議，就所承襲的越南政策進行重新審視，也沒有就美國在越南所介入的程度或者所涉及的國家利益的深度進行反思。
從卷帙浩繁的備忘錄中可以看到，盡管他們就各種選擇方案進行了無休止的讨論，但從未從長遠角度考慮制定長遠戰略。
相反，他們所制定的政策似乎總是朝令夕改，得過且過。
當時在白宮任職的一位官員後來被問及美國1961年在東南亞的利益是如何界定時，他回答說：&ldquo很簡單，這是我們的既定方針，我們認為沒有問題，不容置疑。
&rdquo這種既定方針就是，不論哪裡出現共産主義，我們都要阻止其前進的步伐。
而越南正是當時對抗的前沿陣地。
如果不能在此阻止共産主義，下一次它就會變本加厲，更加強大。
早在擔任國會議員期間，年輕的肯尼迪就曾于1951年親自訪問過印度支那，并得出了對大多數美國觀察員而言顯而易見的結論，即要遏制共産主義向南部的推進，最為根本的是&ldquo在當地人心目中構築起他們對共産主義的強烈反感&rdquo。
&ldquo偏離并無視固有的民族主義目标注定要失敗。
&rdquo令人沮喪的事實是，在對越南所采取的長期的愚蠢行動中，自始至終，美國人都在不斷對結果做出預言，但在實際行動中卻将自己的深謀遠慮和真知灼見抛到九霄雲外。
1956年，肯尼迪已經逐漸趨向于&ldquo冷戰&rdquo的正統思維，越來越少談及&ldquo強烈的本土情緒&rdquo，更多地用各種隐喻談論多米諾骨牌：越南是&ldquo自由世界在東南亞的基石，是自由拱門的基石，是自由之壩的閘門&rdquo，在&ldquo因為共産主義紅潮流入越南&rdquo而将要倒下的一般鄰邦名單中，他加上了印度和日本兩個國家。
華麗的修辭使他落入兩個陷阱：越南是&ldquo亞洲的民主試驗場&rdquo，是&ldquo檢驗美國在亞洲的責任和決心的工具&rdquo。
在肯尼迪入主白宮兩周前，蘇聯總理尼基塔·赫魯曉夫發表聲明說，民族&ldquo解放戰争&rdquo将是推動共産主義事業前進的手段，從而向美國發起了在當時具有決定性的挑戰。
他說，這些&ldquo正義的戰争&rdquo，無論發生在古巴、越南還是阿爾及利亞，都将得到蘇聯的全力支持。
肯尼迪在就職演說中對此進行了回應，說要在自由受到威脅的&ldquo最危急時刻&rdquo堅決捍衛之。
此言一出，震驚世界。
不幸的是，第一次檢驗就遭受了莫名其妙奇恥大辱般的慘敗。
1961年4月，由艾森豪爾發起的這一行動試圖在豬灣将古巴從共産主義手中解放出來。
這也是古巴流亡分子與中央情報局采取的聯合行動，但此次行動過于輕率，既缺乏足夠的手段，在計劃執行過程中又過于自信。
盡管該計劃并非由肯尼迪制訂，但他在上任前聽取了相關彙報，并批準執行。
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執行該計劃比叫停這個愚蠢的行動更加容易，而這也是他的職責所在。
此次入侵低估了對手的實力，也預示了越南戰争的結局。
事實證明，卡斯特羅政權組織嚴密、精于防範、時刻警惕，随時準備作戰。
登陸行動很快就被發現并遭到激烈阻擊；原先預料的具有反共色彩的起義有的被有力鎮壓下去，有的根本就沒有發起。
事實上，比起美國所支持的流亡者，卡斯特羅更受古巴民衆的擁護，這一情形也将在越南複現。
肯尼迪的意志令人欽佩，他做出了艱難的決定，派遣空軍和海軍陸戰隊參與救援，許多反政府武裝力量因而被消滅。
新政府在執政的前三個月出師不利，促使其所有政府成員痛下決心，要在與共産主義的較量中證明自己的力量。
肯尼迪既非自由議者，也非保守派，但他思維敏捷，雄心勃勃，在高談闊論之時口若懸河，激情洋溢，往往令人心悅誠服，但他在實際行動中卻總是頗有紙上談兵之味道。
在政府主要部門和白宮工作人員安排上，他傾向于挑選頭腦靈活、能力出衆，并盡可能腳踏實地的人以便跟上他的節奏。
他們大多數40多歲，與他年齡相仿，都不是羅斯福新政時期那樣的社會哲學家、革新派及理想主義者。
在肯尼迪陣營中，他們通常把理想主義者與&ldquo懶蟲&rdquo或者&ldquo菩薩心腸&rdquo等詞彙聯系起來。
新政是另一個時代；世界大戰和&ldquo冷戰&rdquo迷霧重重，極右翼勢力甚嚣塵上。
而政府中的新成員，無論他們是羅德斯學者，還是哈佛大學和布魯金斯學會的學究，抑或是從華爾街、政界及法律界招募的成員，都要求注重實際，經驗豐富，作風強硬。
盡管性格和能力千差萬别，但強硬的作風必不可少，這是肯尼迪團隊的工作基調，就像王宮上下圍繞着君主，或是工作團隊服從團隊領袖那樣，每個成員根據所任命的職位各司其職。
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是哈佛商學院高才生，&ldquo二戰&rdquo期間空軍&ldquo系統分析&rdquo奇才，後來更平步青雲，成為福特汽車公司總裁，是國防部長的出色人選。
他思維缜密，從容自信，頭發光滑平整，戴一副無框眼鏡，是&ldquo統計控制&rdquo管理專家，這一點他在空軍和福特汽車公司已經表現得淋漓盡緻。
任何可以量化的東西，他都可以信手拈來。
盡管有人說他就像《舊約》裡的先知那樣真摯誠懇，但為了成功他可以冷酷無情；他是統計天才，人類所知的變量無不在他掌握。
在他看來，大千世界也沒有不可預知的事物。
物質就是工具和手段，他對此深信不疑，信心滿懷。
他曾經在五角大樓的新聞發布會上說，&ldquo我們有能力将任何一個組織或社團趕出20世紀。
&rdquo正是這種确定無疑地把握事物的禀賦，讓先後兩任總統都将其視之為不可多得的人才，并讓他去檢驗戰争的好壞。
阿德萊·史蒂文森盡管沒有被選為國務卿，卻也毫不遜色。
由于做事深思熟慮，他被視為&ldquo哈姆雷特&rdquo式的人物，但他也像哈姆雷特一樣，猶豫不決，優柔軟弱&mdash&mdash這是不可原諒的缺點。
盡管黨内埃莉諾·羅斯福一派極力支持由他執掌國務院，但這一職務最終還是給了迪安·臘斯克。
臘斯克嚴肅穩重，審慎精明，少言寡語，并不契合肯尼迪的風格，但他有在國務院任職的經驗，同時擔任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席，而且，他絕不會像史蒂文森那樣，可能給總統制造難題。
他在戰争期間曾負責中國&mdash&mdash緬甸&mdash&mdash印度戰區的戰争規劃，因此得到機會積累了一些美國在中國的作戰經驗。
但是，這些經驗讓他産生了對中國共産主義明顯而又強烈的反感。
在朝鮮戰争期間，臘斯克作為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曾堅定并錯誤地預測中國将不會參戰，因此，他對後來美國遭受的損失深感自責。
掌管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麥喬治·邦迪[6]來自波士頓在白宮擁有一席之地。
此人沉着自信，做事無懈可擊，睿智果敢。
他在格羅頓的同學說，他在12歲時就準備當學校的校長。
而實際上，他在34歲時成為哈佛大學校長。
盡管邦迪在政治上屬于共和黨，且其家族曾兩次投票支持艾森豪爾而非史蒂文森，但這并沒有阻礙他的提名；對肯尼迪而言，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因為他也想與這樣受人尊敬的右派建立聯系。
如薄紙般的勉強委任，在參議院6個席位的微弱優勢，這些都讓肯尼迪覺得，本屆政府的問題将主要來自右派，因此他感到必須得采取主動。
他任命約翰·麥科恩為中央情報局局長則是另一個更為極端的做法。
約翰來自加利福尼亞州，是一位非常保守的共和黨百萬富翁，崇尚大規模報複行動，在尼安德特參議員斯特羅姆·瑟蒙德看來，&ldquo美國之所以偉大，正是因為有麥科恩這樣的人物&rdquo。
總統的許多幕僚就像他本人一樣，曾經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有的曾擔任海軍軍官和飛行員，有的做過轟炸機的轟炸手和導航員；而負責遠東事務的新助理國務卿羅傑·希爾斯曼，曾在緬甸負責戰略情報局部隊，活躍在日本戰線後方。
他們在戰争中打過勝仗，戰後又有良好的職業發展，因此對成功習以為常，更希望在華盛頓有一番建樹。
這些新來的佼佼者中，沒有一個是經過選舉擔任職位。
權力和地位讓這些人及他們的随從歡欣鼓舞；他們熱衷于處理政府的緊急事務，即便筋疲力盡也樂此不疲；他們喜歡稱自己為&ldquo危機管理人員&rdquo；他們盡職盡責，充分運用自己的技巧和智慧，被譽為&ldquo卓越超群、絕頂聰明&rdquo的一個群體；而他們也會像之前和之後的人一樣，悲哀地發現，他們并沒有掌控局勢，而是深陷其中難以自拔。
用他們其中的一員&mdash&mdashJ·K·加爾布雷思的話來說：政府，隻不過是人們基于&ldquo兩害相權取其輕&rdquo而做出的一種選擇。
五角大樓早先已起草了一份行動計劃，意在支持南越對抗民族解放陣線的鬥争。
肯尼迪上任不到10天就批準了該計劃，從而使美國的行動開始升級。
根據該計劃，美國将增加人員和開支以訓練并裝備3.2萬名越南國民警衛隊對抗遊擊活動；同時給越南軍隊擴增兩萬人。
總統之所以批準這項計劃，是因為蘭斯代爾将軍在報告中說，越南民族解放陣線的活動日益頻繁。
盡管蘭斯代爾認為吳庭豔的統治是必要的，但他已經處于節節敗退狀态，對突如其來的戰鬥毫無防備，而且，他由于害怕交出權力，不願進行政治改革。
他的越南顧問和美國顧問都不明白，要對付敵人的遊擊戰和宣傳攻勢，不能僅靠簡單的軍事行動，戰略戰術也極其重要。
肯尼迪在看了這份報告後說：&ldquo這是我們最糟的情況了，是嗎？&rdquo 蘭斯代爾主張徹底改變顧問的角色，把&ldquo真正了解并喜歡亞洲和亞洲人&rdquo的那些經驗豐富、樂于奉獻的美國人派到越南，讓他們與越南人共同工作、生活，并&ldquo盡力影響并引導他們朝着美國的政策目标努力&rdquo。
他就工作程序及人員派遣制訂了一個計劃。
肯尼迪對該計劃非常感興趣，于是打算讓蘭斯代爾本人來負責推進這項計劃的實施或負責一個跨部門的華盛頓對越特遣部隊，但這一想法遭到了國務院和國防部官僚們的抵制。
蘭斯代爾的計劃沒有付諸實施，但即便真的實施了，哪怕是滿懷真誠與同情，也不過是被迫完成一種使命，引導越南走向&ldquo美國的政策目标&rdquo，而不是越南人自己設定的目标。
肯尼迪也意識到了這個缺陷及其可能導緻的後果，因此他說：&ldquo如果這場戰争演變成為白人的戰争，我們就會像10年前的法國人一樣，以失敗告終。
&rdquo這是一個經典案例，即人們在計劃中看到了事實真相，但是在實際行動中卻沒有參照執行。
包括外籍軍團在内，裝備精良的法國軍隊敗給了身材矮小、皮包骨頭、衣衫褴褛的亞洲遊擊隊，而美國人居然未能從中吸取任何教訓，這是當時人們巨大的困惑之一。
奠邊府戰役怎麼就被如此忽略了呢？當曾經報道過法國在越南戰争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戴維·舍恩布倫試圖讓總統認識到戰争的現實，告訴他每年犧牲的法國軍官的數量相當于法國聖西爾軍校一屆的畢業生時，總統回答說，&ldquo舍恩布倫先生，你說的是法國人。
他們在為殖民地而戰，為一個不光彩的事業而戰。
而我們是為自由而戰，是為了将越南人從共産黨和中國人手中解放出來而戰，是為他們的獨立而戰。
&rdquo美國人自認為他們&ldquo不一樣&rdquo，但他們忘了，他們也是白人。
在舍棄了蘭斯代爾方案後，美國定期增派人員到軍事援助顧問團，使人員數量增加到3000多人，從而加快執行訓練計劃；與此同時，美國還從位于布拉格堡的特種作戰訓練中心抽調了400人，派遣到越南參與鎮壓叛亂。
這一行動違反了《日内瓦公約》，但美國認為，北越也越境向南越滲透武器及人員，因此這樣做也無可厚非。
肯尼迪入主白宮後，軍事理論和軍事戰略經曆了重大的轉變。
艾森豪爾執政時期，軍方奉行&ldquo大規模報複&rdquo思想，并以此為基礎制訂了一系列計劃，因為他們聲稱這樣可以快速解決問題，而且還能夠減少投入。
肯尼迪對此深感震驚，于是和麥克納馬拉轉而在主張防禦的學者的新學說中尋求理論基礎，這就是他們的有限戰争理念。
該理念的目的不是征服，而是壓制；隻有經過合理的計算和評估以後才會使用武力改變敵人的意願和能力，從而讓他們認識到&ldquo結束沖突遠比繼續沖突有利得多&rdquo。
這樣就等于向敵方傳遞一種信息，而敵方在面對自己哀鴻遍野、斷壁殘垣的局面也會做出理性的回應，從而結束自己的敵對行動，就此實現了對戰争的理性&ldquo管理&rdquo。
這一理論的奠基者威廉·考夫曼寫道，&ldquo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受理性約束的時代。
&rdquo這種情形正好契合積極倡導理性管理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
然而，事物的另一面卻被遺漏了。
戰争是具有兩面性的，如果另外一方對我們所傳遞的壓制信息不是以理性的方式來回應會怎麼樣呢？麥克納馬拉并不太了解人性因素，人類行為有時并不是理性的，它們荒誕怪異，難以捉摸，因此沒有成為分析考量的要素。
由于赫魯曉夫對解放戰争的質疑，有限戰争理論的副産品出現了&mdash&mdash反叛亂理論。
這一理論在肯尼迪執政時期風靡一時，而總統本人也是這一理論的倡導者。
他那些一貫謹言慎行的幕僚對這一理論大加贊揚。
這表明他們已經清醒地意識到對抗形勢已經今非昔比。
他們将在叛亂者的領土上與他們針鋒相對，應對發展中國家因叛亂而滋生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就像輝格黨人迪斯雷利曾經說過的，趁共産黨人沐浴之際，拿走他們的衣服。
受蘭斯代爾報告的激發，肯尼迪閱讀了毛澤東和格瓦拉有關遊擊戰的論述，并指定在軍隊中傳閱。
他下令制訂了一項反叛亂特别計劃，意在讓&ldquo美國政府上下都意識到，颠覆性叛亂（&lsquo解放戰争&rsquo）是政治軍事沖突的主要形式，它與常規戰争具有同等的重要性&rdquo。
這一理念需要在對美國武裝力量及國外民間機構進行組織、訓練和裝備中反映出來，以确保制定并順利實施預防、擊敗叛亂或間接侵略行動的方案，尤其是越南、老撾和泰國。
在發現布拉格堡的招募人數還不到1000人後，總統下令将這一任務進行擴展，恢複了綠色貝雷帽特種部隊，以其作為新方案的标志。
總統特别軍事代表馬克斯韋爾·泰勒将軍對這一理念進行了不遺餘力的宣傳，其他人也如信徒般對其進行大力傳播，甚至連身為總檢察長的羅伯特·肯尼迪也毫不例外。
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沃爾特·羅斯托，位居國家安全委員會二把手。
此君能言善辯，就該理論和方法發表了大量論文。
1961年6月，在布拉格堡的畢業演習上，他談到遊擊戰争，将第三世界的&ldquo革命過程&rdquo稱為&ldquo現代化&rdquo，并将其納入美利堅體系之中。
他說，美國緻力于這樣一種信念，即&ldquo應該允許每個國家根據自己的文化和願望塑造其想要的現代社會&rdquo，美國尊重&ldquo每個社會的獨特性&rdquo，尋求讓各國都&ldquo挺直腰闆&hellip&hellip保護自己的獨立自主&rdquo，并承諾&ldquo保護目前正在前進中的革命進程的獨立性&rdquo。
這就是美國的真正原則，連托馬斯·傑斐遜本人也沒有如此完美地表述過，羅斯托在這裡講了出來，但他始終認為，這些原則在實踐中是相互矛盾的。
盡管該理論強調采取政治措施，但在實踐中，人們往往會采用軍事手段對叛亂活動進行鎮壓。
軍方并不歡迎來自精英階層的命令，也不喜歡他們的例行事務受到幹涉，他們的任務就是訓練軍人進行操練射擊，改革隻會妨礙他們的日常活動，因此他們打心眼兒裡并不太贊成這一理論，這樣在實際操作中，對叛亂進行壓制的行動并不能達到該理論所設想的良好效果。
所有的話題都圍繞&ldquo赢得人民對他們政府的擁戴&rdquo，但是，如果一個政府指望由外人幫其赢得人民對它的愛戴，這樣的政府不要也罷。
事實上，美國和吳庭豔為這些無動于衷、異化疏遠的人們做了些什麼呢？防洪、農村開發、青年團體、貧民窟整饬、沿海運輸的改善、教育援助等等，都是美國援助計劃的内容，所有這些都值得去做，但這些并沒有解決實質性問題。
要成功地應對叛亂，就得将土地和财産、官吏和黑手黨手中的權力重新分配給農民，解散布滿西貢監獄的安全部隊。
總而言之，就是要改造舊政權，開創新事業，就像蘭斯代爾所說的那樣，&ldquo其對人民的吸引力遠遠勝過共産主義事業&rdquo。
但是，吳庭豔和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弟弟吳庭儒和弟媳吳夫人，以及他們統治階層的成員，都沒有這樣的意向，他們的美國後台也無意為之。
美國仍然要求實行改革，并以此作為提供援助的交換條件，就好像那種可以&ldquo赢得人民擁護&rdquo的意義深遠的改革幾個月内就可以完成似的。
西方國家政府用了2500年時間，才開始從窮苦人民角度出發考慮問題，而東方國家這種改變的步伐還要緩慢得多。
吳庭豔之所以從未對美國要求其改革的呼聲予以回應，是因為改革與他自己的利益相左。
他抵制改革的原因與文藝複興時期的教皇如出一轍，因為這樣隻會削弱他的絕對權力。
美國堅持要求他獲得民衆的支持，在他看來不過是聒噪之音，與亞洲的情況毫無關系。
亞洲國家認為，服從政府是公民的義務；而在西方民主社會，政府是公民的代表。
這二者沒有交集，也不可能有。
然而，由于南越是共産主義事業的障礙，美國對顯而易見的現實情況視而不見，堅持要使吳庭豔政府不辜負美國的期望。
對這種&ldquo堅持謬誤&rdquo的用處，埃德蒙·伯克曾經說過：&ldquo我實在看不出來。
&rdquo 随着&ldquo失去&rdquo老撾這一危機的爆發，1961年5月，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如果要阻止共産主義席卷東南亞，就應部署足夠的美國部隊以阻止北越和中國的行動，并協助訓練南越部隊，使他們更積極地投入反叛亂行動。
在五角大樓，人們開始讨論&ldquo一旦美國承諾派遣軍隊到越南，應派出多少兵力，采取何種建制&rdquo。
這隻是個應急計劃，因為這年夏天人們關注的焦點是老撾而非越南。
老撾就是隻騷動的老鼠，這個狹長的内陸山地國家，橫亘于越南和泰國之間，人口據信不超過200萬，這裡活躍着另一個共産主義幽靈，那就是巴特寮[7]。
巴特寮是越盟在老撾的翻版，也信奉民族共産主義。
因為老撾北部與中國接壤，南部與柬埔寨相接，它作為一條長廊，在外人看來，着實是個戰略要沖，因為在未來某一天，胡志明和毛澤東的共産黨人可能會經由該走廊，洶湧而來，将他們的紅色浪潮向前推進。
老撾人民過着悠閑自在的生活，幾個政權之間的鬥争和更疊并沒有對他們造成嚴重的幹擾。
在這些勢力集團中，實力最強的當屬梭發那·富馬親王（PrinceSouvannaPhouma)，他是老撾的合法統治者，曾在&ldquo冷戰&rdquo期間保持中立；其次是他的同父異母兄弟，巴特寮集團的領導者，也是位親王；第三位靠政府供養的是美國的代理人，任職已經頗有一段時間，是由中央情報局操控上台的，但後來遭到了罷黜。
因為這對同父異母的兄弟正在協商成立聯合政府，老撾從而有可能成為中立國家，巴特寮也可能控制山中的通道，因此在艾森豪爾和杜勒斯執掌白宮時期，老撾突然成了東方的小魯裡坦尼亞[8]王國&mdash&mdash&ldquo自由世界舉足輕重的要素&rdquo&ldquo抗擊共産主義的要塞&rdquo&ldquo維護自由的堡壘&rdquo。
美國的金錢和物資被源源不斷地送來，令老撾的統治者眼花缭亂。
在肯尼迪總統就職典禮之前，艾森豪爾在其述職報告中認為老撾是第一張多米諾骨牌，他說：&ldquo如果我們讓老撾淪陷，我們就不得不放棄整個東南亞地區。
&rdquo他建議盡一切努力說服東南亞條約組織成員加入共同行動，但如果他們不同意的話，就得考慮&ldquo我們單獨進行幹預&rdquo。
由于老撾地形複雜，美國駐太平洋的海上和空中力量無法到達，因而顯然難以展開有效的戰鬥。
艾森豪爾曾反對介入比老撾更容易抵達的越南，此番言論與之前形成巨大反差，說明老撾有些特别之處令人欲罷不能。
局部的狂熱有時也會令國際關系陡然升溫，到1961年，當地局勢已經演變成為由一系列陰謀所引發的危機。
老撾聯合政府威脅要宣戰，英國和法國懇請援用《日内瓦協定》，并随之在日内瓦重新召開了有14個國家參加的會議。
在華盛頓，總統召集人員在白宮開會，從白天一直持續到深夜。
對僅僅幾天前的豬灣慘敗仍心有餘悸的肯尼迪，決心要向世人表明，美國反對共産主義的行動絕非妄言，如果聯合政府能夠成功，就得盡量防止右翼的公開抗議。
他授權第七艦隊進入南中國海，派遣直升機和作戰部隊進入泰國，并命令在沖繩的美國軍隊保持警戒。
參謀長聯席會議新任主席萊曼·K·菜姆尼策将軍向總統建議，如果中國和北越膽敢幹涉的話，可以用核武器予以遏制，這讓肯尼迪頗為震驚，因為他覺得應該更加冷靜地看待這個問題。
他決定接受老撾的中立立場，并允許梭發那·富馬親王重掌權力，同時還派資深外交官埃夫裡爾·哈裡曼前去日内瓦就此簽署相關協議。
該方案之所以可行，是因為，一方面，蘇聯和美國都能夠接受；另一方面，老撾也希望獨善其身，不想參與戰争。
盡管讓老撾保持中立阻斷了外部勢力幹預的可能，但這一做法也帶來了負面效應：讓巴特寮保持原狀令該地區東南亞條約組織國家産生了疑慮，他們開始懷疑美國是否會堅定履行在亞洲抗擊共産主義的承諾。
由于大張旗鼓的宣傳，這些疑慮深深觸動了即将到訪的副總統林登·約翰遜。
1961年5月，約翰遜被派往中國台灣、南越和東南亞條約組織周邊國家，重申美國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支持。
副總統對外交事務不怎麼感興趣，相關經驗也少之又少，但是作為參議員和多數黨領袖，他又不得不去關注這些問題，因此他調整了自己的态度，以适應傳統的&ldquo冷戰&rdquo思維。
約翰遜最關心的不是外交事務，而是他自己的升遷，且他的思想和行為也被&ldquo冷戰&rdquo思維所左右。
他的公開聲明都是針對最底層的普通民衆，比如在西貢時，他宣稱吳庭豔是&ldquo亞洲的溫斯頓·丘吉爾&rdquo。
他給總統的報告倒不是如此荒唐，他建議勇敢堅定地進行幹預。
他已經準備好讓美國擔負起對亞洲的責任。
&ldquo亞洲人在維護東南亞自由方面所作所為的關鍵，&rdquo他寫道，&ldquo就是對美國的信心。
美國在東南亞的領導作用不可替代。
實現對單個國家的領導&hellip&hellip主要基于對美國的實力和意志的了解和信任。
&rdquo盡管這番言語幾乎完全忽略了亞洲領導者賴以生存的根基，但卻充分表達了對美國無所不能的力量的贊頌，因為美國就是據此在&ldquo二戰&rdquo後崛起的。
我們曾經遠渡重洋，粉碎了德國和日本的戰争機器，恢複了歐洲的秩序，實現了對日本的統治，因此，我們是橫跨兩個半球的保羅·班揚[9]。
&ldquo我建議，&rdquo約翰遜繼續強調說，&ldquo我們應該立即行動，大力幫助這些國家捍衛自己的主權&hellip&hellip我還要再次強調，在這次任務之後，其他的措施、行動和努力要立刻跟進，這一點非常重要。
&rdquo當然，這裡他指的應該是軍事行動。
他采取了平時并不經常主張的現實主義的态度，建議說，在做出決定的時候&ldquo必須充分意識到美國在人力、物力方面所做的持續的大量投入，以及美國的威望&rdquo，而且，&ldquo在某些時候，我們可能還要做出進一步的決定，即一旦我們的其他努力前功盡棄，我們是要向該地區派遣大批美國軍隊，還是為減少損失而大舉撤退&rdquo。
他警告說，&ldquo毫無疑問，事态最近的發展已經在老撾産生了深遠的影響&hellip&hellip讓人們對美國在整個東南亞的意圖産生了懷疑和憂慮。
&rdquo東方人講話習慣
他們表示，東南亞以及即将召開的日内瓦會議的命運&ldquo目前都依賴于奠邊府事件的解決&rdquo。
與杜勒斯和雷德福會見過後，艾森豪爾仍堅持其出兵幹涉的前提條件。
他的立場基于兩點：一、他與生俱來的對政府憲法程序的尊重；二、他認為空軍和海軍作戰必将引發地面戰争，而且他一直堅決反對地面戰争。
他在3月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ldquo除非通過憲法程序由國會發表聲明，否則美國不會介入這場戰争。
現在我們就要弄清楚這一點；這就是我們要給出的答案&rdquo。
此外，他贊同相關的軍事預測，即沒有地面部隊的協助，空軍和海軍不可能完成預期目标；同時他堅信，如果不能像在朝鮮戰場那樣取得決定性勝利，美國不會動用地面部隊參與戰争。
在此次軍事讨論中，曾在朝鮮戰争中扭轉戰局的陸軍總參謀長馬修·邦克·李奇微（MatthewB.Ridgeway）将軍堅決反對地面作戰。
在那次戰争中，他被派去接替麥克阿瑟将軍，帶領第八軍擺脫了混亂不堪的局面，并一舉挫敗了北朝鮮占領整個朝鮮半島的企圖。
這如果不能算是勝利的話，最起碼使局勢恢複到了之前的狀況，并遏制了共産主義勢力的擴展。
李奇微的态度非常堅決。
在美國是否參戰的緊急關頭，他于6月派調查小組前往印度支那地區，反饋的結果更加堅定了他的看法。
該小組由計劃和發展部部長詹姆斯·加文将軍率領，在調查報告中說，美軍地面部隊作戰将遭受&ldquo慘重的傷亡&rdquo，且在戰事開始之際需要5個師的兵力，而全面參戰則需要10個師。
該地區&ldquo幾乎沒有現代化地面戰争所必不可少的設施。
用于推進現代化地面戰争的諸如遠程通信、公路、鐵路等，幾乎全都沒有&rdquo。
而要修建這樣的設施，需要花費巨資&ldquo進行大量的工程建設，提供巨大的後勤服務&rdquo，因此該調查小組認為，&ldquo不應勉力為之&rdquo。
艾森豪爾對此表示贊同，當然不隻是出于軍事原因。
他認為，美國單方面進行幹涉将會帶來政治性災難。
&ldquo美國無論如何都不應單獨表示對法國殖民主義的支持，&rdquo他對一位同事說，&ldquo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采取單方面行動将是自取滅亡。
&rdquo他強調，一旦中國方面公然發動侵略，美國應采取聯合行動予以對抗。
與共産主義妥協的威脅令杜勒斯氣急敗壞，情急之下他糾集同盟國，尤其是英國，采取聯合行動，讓法國繼續戰鬥，用發動核武器戰争的暗示恐吓中國不要插手；防止與胡志明政府結盟，防止地區分割，防止簽署停戰協議或其他任何妥協行為，并且從各方面阻止日内瓦會議的召開，或者在其後破壞會議的成果。
就像纖維布料會吸收染料而着色那樣，華盛頓的決策者們如今已經被徹底蠱惑了，三人已然成虎，将印度支那從共産主義魔掌中解救出來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他們對此深信不疑，并随時準備采取行動。
誇誇其談的言論已經變成了一種信條；同時，由于此次危機的刺激，總統印度支那問題特别委員會就日内瓦會議提出一項政策建議，該建議有可能讓頭腦簡單、驕傲自大的希爾斯伯勒公爵起死回生。
委員會由國防部、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等部門組成，其成員包括國防部副部長羅傑·凱斯、海軍上将雷德福、副國務卿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助理國務卿沃爾特·羅伯遜和艾倫·杜勒斯以及中情局陸軍上校愛德華·蘭斯代爾。
4月5日，該委員會提出其首要原則&mdash&mdash&ldquo美國在印度支那的軍事行動必須取勝，不能失敗。
&rdquo考慮到美國并非窮兵黩武的國家，這一要求似乎有些異想天開。
其次，如果無法就此獲得法國的支持，那麼無論法國同意與否，美國都應該&ldquo立刻與法屬印度支那聯邦各國政府一道采取行動，積極參與戰争，将其繼續下去&rdquo。
更直白地說，這就意味着美國應該接受法屬印度支那聯邦各國政府的請求全面接管戰争。
此外，在&ldquo勝利來臨之前，印度支那戰場決不能停戰&rdquo，無論這場勝利源自&ldquo成功的軍事行動還是共産黨明确承認戰敗&rdquo。
因為，随着奠邊府的淪陷，軍事行動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性；因為讓越盟承認戰敗隻不過是空中樓閣式的假設；因為美國沒有資格決定是否要停火，所以這一條款沒有任何意義。
最後，為了解決美國的被動立場，委員會敦促做出&ldquo特别&rdquo努力讓&ldquo東南亞地區的人民認識到，對于東南亞的每一個國家而言，共産帝國主義都是前所未有的威脅&rdquo。
這份文件最終命運如何，是否被讨論、摒棄或采納，并無相關記錄。
但這無關緊要，因為之所以能夠制定這一政策，就已經說明政府的想法，或者說政府的思路，為局勢的發展提供了條件，也為美國未來對越南的幹涉做了鋪墊。
杜勒斯召集統一行動的努力無功而返。
一向比較頑固的英國并不相信美國所認為的澳大利亞、新西蘭及馬來亞等國都會成為多米諾骨牌上的名單，于是在日内瓦會議結果出來之前，堅決拒絕采取任何行動。
法國盡管受危機所累，并請求美國空中打擊支援，但拒絕邀請美國參與他們的戰争，它認為草草與美國建立夥伴關系有損法國聲望，在這一點上，法國的看法可謂獨樹一幟。
他們希望将印度支那問題當作自己的内部事務處理，而不是反共産主義統一戰線的一部分。
這樣看來，英法兩國都不願附和杜勒斯的提議，部分原因還在杜勒斯本人，因為他在早一年的1月份發表&ldquo大規模報複&rdquo的演講引起了普遍的恐慌，這就使盟國擔心美國會發動核戰争。
5月7日，奠邊府淪陷。
越盟大捷，舉世震驚，這令他們在日内瓦會議上更有底氣地堅持自己的訴求。
然而，杜勒斯對此不以為然，他在一場記者招待會上信誓旦旦地說，&ldquo即便沒有越南、老撾和柬埔寨，東南亞地區也照樣安全無虞&rdquo&mdash&mdash換句話說，多米諾骨牌不會像預料的那樣倒下去。
奠邊府淪陷的消息傳來的第二天，有關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内瓦會談在陰沉抑郁的氛圍中拉開了帷幕。
會談的級别很高，法國總理約瑟夫·拉尼爾親自出席，其他各國均派外交部部長出席&mdash&mdash安東尼·伊登和莫洛托夫共同擔任主席，美國代表是杜勒斯和副國務卿比德爾·史密斯，中國派的代表是周恩來，越盟派的是範文同，老撾、柬埔寨和法屬印度支那聯邦也有代表參會。
會議劍拔弩張，因為拉尼爾需要一紙停戰協定來挽救法國政府，而美國方面卻極力要阻止停戰協議的簽訂。
歐洲諸國咄咄逼人，很難讨論出雙方都接受的條款；他們放棄了成立聯合政府的努力，轉而尋求分而治之；分界線和撤離區成為激烈争論的焦點；各方唇槍舌劍，互不相讓；代表們各執己見，群情激昂。
幾個星期後，拉尼爾政府倒台，取而代之的是皮埃爾·門德斯領導的内閣。
皮埃爾認為，如果繼續印度支那戰争，&ldquo與其說會阻止共産主義勢力在亞洲的蔓延，倒不如說會使戰火波及法國&rdquo。
他宣布将在30天以後（7月21日）結束戰争，否則就辭職。
同時他直言不諱地告訴國會，如果日内瓦會議不能達成停戰協定，那麼國會有必要授權頒布征兵制度，為駐印度支那的職業軍隊補充兵源。
他說在辭職前要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為此目的提出一項法案，并要求國會于當天對此進行表決。
實際上，戰争本就不得人心，而國會議員們更不願關心并考量頒布征兵制度。
這一招還真管用，門德斯内閣于是立刻前往日内瓦，宣布法國自願接受這一停戰日期。
會議在喋喋不休的吵鬧中繼續進行。
分割越南被認為是将交戰國分離開來的唯一方式；法國要求以北緯18度為分界線，而越盟開始要求北緯13度，後來又改為16度，這樣就可将古都順化包括在其管轄區域之内。
印度支那相關各國對于所有協議都表現得猶豫不決。
杜勒斯由于拒絕任何向共産黨讓步的行為，離開了日内瓦，之後又返回。
在回到華盛頓期間，他又重新開始鼓吹中國幹涉理論。
&ldquo如果再次出現如此公然的軍事侵略，&rdquo他在一次公共演講中說，&ldquo那将是對美國的蓄意威脅。
&rdquo就這樣，他堅定地相信，美國的安危與印度支那地區的局勢緊密相連。
門德斯提出的最後期限日益臨近，無論是分割線還是擇機最終重新實現統一，都可能會因談判破裂而前功盡棄。
各方在幕後你來我往，讨價還價。
斯大林去世後，蘇聯希望與各國緩和關系，借此向胡志明施壓，促其和解。
中國代表周恩來則告訴胡志明，要擺脫法國并将美國拒之門外，取一半領土對其利大于弊，而且他最終将會收複失地。
就這樣，胡志明極不情願地同意以北緯17度線作為分界線，并且在舉行選舉前有兩年的過渡期。
7月21日，各方終于按時達成協議，并發表宣言，從而結束了戰争。
至此，法國不得不承認戰敗，将越南一半領土讓與越盟；而如果它從一開始就主動這麼做，也不至于如此蒙羞。
美國後來，也犯了同樣的錯誤。
《日内瓦協議》宣布停戰，并且在國際各方支持下承認老撾和柬埔寨的獨立，同時将越南劃分為南北兩部分，并明确規定&ldquo該軍事分界線是暫時的，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将之理解為政治或領土分界線&rdquo。
該協議還準許法國軍隊繼續駐留越南，直至應法屬印度支那聯邦國家的要求離開，但其前提是1956年7月舉行選舉，對外國軍事基地、武器裝備及人員進行監管和限制，并由國際監察委員會對條款的實施情況進行監督。
河内政府、西貢政府以及美國政府都沒有在協議上簽字，因為該協議隻不過是一紙死氣沉沉的聲明，并不能防止某些國家&ldquo威脅或使用武力&rdquo來破壞協議的内容。
《日内瓦協議》結束了一場戰争，并避免了中國和美國更大範圍地參與其中。
但是，由于各方對會談結果并不滿意，幾乎沒有哪個國家對該協議鼎力支持；相反，他們極力要改變這一結果，因而，該協議從一開始就漏洞百出。
對此最為不滿的莫過于美國了。
日内瓦會議表明杜勒斯的印度支那政策全面失敗。
他未能阻止共産黨在北越建立政權，未能說服英國或任何其他國家采取統一行動，未能讓法國繼續戰鬥，未能讓總統同意美國進行武裝幹涉，甚至未能成功組建起歐洲防禦共同體（法國國會在8月份毫不客氣地摒棄了這一計劃）。
然而這些結果對他而言似乎無關痛癢，因為他并不打算從中總結經驗教訓，重新審視所制定的政策。
在這一點上，他跟當年的腓力二世非常相似，&ldquo無論其政策如何失敗，都無法撼動他堅定的信念，即自己本質上卓爾不群&rdquo。
他在日内瓦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不是為了&ldquo緬懷過去&rdquo，而是，正如他自己所說的，&ldquo抓住未來的機會，防止因為失去北越而導緻共産主義勢力滲透至整個東南亞及西南太平洋地區&rdquo。
這種遏制政策還是一如既往。
不過，他還是從這次經曆中得出一個結論：&ldquo抵抗共産主義需要民衆的廣泛支持&hellip&hellip并且應該讓人民認識到，他們正在捍衛自己的國家體制。
&rdquo這一結論深刻而紮實，再也不可能有更好的表述了。
然而事實将會證明，他盡管說得很好聽，但并沒有從中吸取任何經驗教訓。
3.培植代理人 （1954&mdash1960） 在這一階段，美國已經花了8年多時間援助法國，結果卻一事無成；法國也同樣慘遭失敗，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法蘭西聯邦[4]有5萬名士兵陣亡，10萬名士兵受傷。
美國由此可能已經看到從印度支那事務中抽身而退的迹象。
在中國徒勞無功的例子尚曆曆在目，美國在那裡花費了更長的時間，付出了更多的努力，為中國命運指引方向，但結果卻像大漠中的沙子一樣，被共産主義革命運動的風潮吹得煙消雲散。
從西方國家在中國的經曆來看，他們的意願或許不适合這裡的情況，對外政治也隻能針對可能發生的事情，因此，并不能推導出值得借鑒的結論。
實際上讓美國政府徹夜難寐的并不是中國的革命抑或越南民族主義本身，而是國内激進右翼勢力的恐吓以及公衆對共産主義的畏懼。
這種畏懼心理産生的社會和心理原因不是我們要讨論的主題，但是從這些原因中，我們能夠找到美國制定越南政策的依據。
美國既不想從印度支那抽身而退，也不願勉強同意日内瓦解決方案。
在杜勒斯看來，他最直接的任務包括兩方面：首先，成立一個類似于北約組織的非殖民東南亞公約組織，該組織應事先提供武裝力量，以便通過集體防衛的形式防止共産主義在該地區的挺進，或者維護集體的形象和利益；其次，在南越建立民族政府，确保其有效地運作，使其能夠擋住北方的進攻，并最終奪回對全國的統治。
在《日内瓦宣言》發布之前，國務卿已經開始着手這兩方面的工作。
早在5月份，杜勒斯就已經開始鼓吹簽署東南亞國家相互安全協定，這是他用來消除《日内瓦公約》影響的活動的一部分。
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此舉将使美國逐漸取代殖民帝國，實現對該地區的控制。
他想為幹預行動尋找國際法律基礎，一如朝鮮戰争期間要為突破聯合國所劃定的邊界而找到充分的理由一樣。
其言外之意令衆多觀察家憂心忡忡，其中《聖路易斯郵報》在《日内瓦公約》規定的停火之前為此刊發了一系列社論，拷問杜勒斯，說他的目的是不是&ldquo開一個後門，使美國由此可以介入印度支那戰争&rdquo。
&ldquo組織武裝力量鎮壓挑起印度支那戰争的内部叛亂分子&rdquo是美國人民所希望的嗎？《聖路易斯郵報》給出了否定的回答，并重申&ldquo這是一場不能介入的戰争&rdquo。
它預言說，一旦美國介入，将發動一場&ldquo有限&rdquo戰争，而這場&ldquo有限&rdquo戰争，&ldquo隻有擴大為無限戰争才可能會取得最終勝利&rdquo。
為了進一步強調立場，該報紙又刊登了丹尼爾·菲茨帕特裡克的漫畫，其中&ldquo山姆大叔&rdquo正凝視着一片黑暗的沼澤，沼澤上方寫着&ldquo法國在印度支那的錯誤&rdquo。
說明文字是：&ldquo再犯一次錯誤于事有補嗎？&rdquo該漫畫赢得了普利策獎，從而有力地證明，早在1954年，該報紙就已經毫不隐諱地傳達了其對美國在越南問題的立場上所持有的态度。
同年，一位密切關注美國與亞洲關系的觀察員就看到了遠比錯誤更為嚴重的悲劇。
這個人就是埃德溫·O·賴肖爾（EdwinO.Reischauer），遠東問題專家和未來駐日大使。
他在自己寫的《尋求：我們在亞洲的政策》一書中認為，悲劇的原因在于西方國家允許印度支那的民族主義發展成為共産主義事業。
這就是美國支持法國的後果&mdash&mdash&ldquo極力要維持現狀，但卻無濟于事，并最終不可救藥&rdquo。
結果表明，&ldquo我們不去幫助亞洲民族主義，反而與之對抗，是多麼荒謬絕倫的錯誤&rdquo。
經過杜勒斯一番不遺餘力的組織，1954年9月在馬尼拉召開了旨在建立&ldquo東南亞公約組織&rdquo的會議。
由于隻有三個亞洲國家參加，其中隻有泰國和菲律賓兩個國家來自東南亞（還有一個是巴基斯坦），且隻有一個國家與印度支那接壤，而來自印度支那本身的則一個也沒有，因而此次會議從一開始就缺乏可信度。
其他成員分别為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美國。
杜勒斯像以往一樣殺氣騰騰地告訴與會代表，他們的目的是提前同意做出這樣的回應，即&ldquo團結一心，排除萬難，立場堅定，摧枯拉朽&rdquo，任何膽敢侵犯公約所界定區域的人，都将有來無回。
由于與會的亞洲成員沒有足夠的軍事實力，其他國家有的由于地緣關系沒有在該地區部署力量，有的已經從該地區撤出軍事力量，而美國自己尚未就東南亞的防衛問題做出派駐軍隊的承諾，因此國務卿的要求不過是一種模拟演練。
在公約的第四款，即執行核心中，每個成員國均承諾&ldquo依照憲法程序應對共同的危險&rdquo。
所以，這并不是可以随時出鞘的亞瑟王的&ldquo王者之劍&rdquo。
在一個單獨的協議中，杜勒斯成功地将印度支那聯邦納入第四條款的保護之下，并且令他自己滿意的是，還将其義務界定為&ldquo簽署國家清晰明确地同意&rdquo對任何受到侵犯的成員國提供援助。
而實質上，正如國防部代表海軍中将戴維斯所說，該公約使東南亞地區&ldquo在對付共産主義侵略方面，并沒有比以前有更好的準備&rdquo。
與此同時，美國早就為南越安排了一位新總理，從一開始到通過暴力方式退場，始終是美國的代理人。
他不是從越南國内選出的，而是從在外流亡的越南人中選出來，經由美國和法國的操縱而被提拔起來。
在此過程中，法國并非心甘情願地配合了美國。
為了激勵南越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美國決定将法國趕出去。
但是，在打造起一支可靠的越南軍隊取代法國武裝力量之前，還是有必要保留法國的軍隊。
根據《日内瓦協議》，法國人有義務監督停戰協定和最終的選舉，并且他們很自然地認為，在過渡期間，可以保持并發展當地的商業、管理及文化紐帶，并最終使印度支那自願加入法蘭西聯邦。
美國的想法正好相反，他們找到了符合他們要求的人&mdash&mdash吳庭豔（NgoDinhDiem）。
吳庭豔來自信仰天主教的官宦家庭，是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他的父親曾在安南王朝任宮廷大臣。
吳庭豔本人曾在法國殖民地擔任省長，又在寶大政權中擔任過内政部部長。
但是，為了抗議法國統治，表示對法國取消所承諾的改革的不滿，他于1933年辭官歸隐。
随後他去了日本，後來又返回越南。
1945年，日本邀請他成立一個以保大領導的政府，但被他拒絕了。
作為一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他也不遺餘力地反對共産黨，因此也同樣拒絕與胡志明為伍，哪怕後者為他提供高官厚祿。
因為他的這種不合作态度，越盟将其逮捕并扣留了半年。
作為非共産主義派别的民族主義領袖人物，他以有損主權為由拒絕接受《愛麗舍協議》，并于1949年再次流亡日本。
1950年，他來到美國，通過一個擔任天主教主教的哥哥的關系，結識了紐約紅衣主教斯佩爾曼。
紅衣主教将吳庭豔介紹給達官貴人，使他得以在華盛頓遇見法官道格拉斯，後者不久前剛發現了東南亞的&ldquo五大戰線&rdquo。
在吳庭豔看來，越南不僅要實現獨立，而且要進行社會改革，這種對國家未來的願景給道格拉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他認為已經找到了能夠真正替代法國傀儡保大和共産黨人士胡志明的人選。
他将這一發現傳達給中央情報局，并把他的候選人介紹給同為天主教徒的參議員曼斯菲爾德和約翰·肯尼迪。
就這樣，吳庭豔閃亮登場了。
這就是美國最終選定的候選人，一個貨真價實的越南民族主義者。
因為他的法國文化恐懼症，人們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殖民主義傾向；而紅衣主教斯佩爾曼的批準，又為其反共行為披上了合法外衣，參議員麥卡錫也沒法找他的麻煩。
1953年，他去了歐洲，目的在于向在法國的越南同胞宣揚其候選人資格，并于1954年利用日内瓦談判期間急需找到一位前途無量的領導人之際在巴黎積極遊說。
法國肯定不會選擇吳庭豔，但在其迫切需要停火的情況下，對他的厭惡也就不那麼強烈了。
在美國的支持下，經流亡法國的越南同胞各方斡旋，加上孟戴斯·弗朗斯所承諾的最後期限的臨近，吳庭豔被勉強接受了。
當時還舒适惬意地隐居在裡維埃拉住所的國家元首保大，經過一番說服動員，在《日内瓦協議》簽署之前，同意任命吳庭豔為總理。
在接下來的9年中，各方集中精力、财力、物力，圍繞這個人構建一個可行的自給自足的南越民主國家，但最終，所有努力都付諸東流了。
吳庭豔裝備落後，喜歡高談闊論，對建立民族獨立政府毫無經驗可言；與大多數人一樣，他對法國懷有敵意，但他所屬的階層受益于殖民統治，他從而又繼承了殖民遺産；在一個佛教居主導地位的社會中，他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不得不用私人軍隊和強盜式的手段與各分裂教派和黑社會性質的派别進行你死我活的鬥争。
他剛愎自用，不會妥協，沒有民主觀念，除了頒布法令或使用武力外，不知如何對付反對派或持不同政見人士。
令人遺憾的是，因為一次由高級軍官出于善意而發生的背叛行為，他被迫成了一位獨裁者，但他卻沒有獲得獨裁者應有的鐵腕力量。
現在，除了軍事援助顧問團之外，美國在西貢設立了功能完備的大使館，派駐了大使，增加了顧問人數，擴充了辦事機構，并将訓練一支英勇善戰當然也希望忠誠可靠、鬥志昂揚的越南軍隊作為其首要任務，這些都使政策的目的性變得更強。
顧問團認為，美國将借此展示出與法國截然不同的影響力，因此想在沒有法國參與的情況下獨自完成這一使命。
我們沒有考慮到的是，越南人對任何白人的入侵都極為反感。
美國人自認為他們與法國人&ldquo不同&rdquo，他們衷心希望越南獨立，因此應該受到歡迎；而事實上，正是美國讓法國重新回到越南戰場，并對其提供資助，這一點被美國處心積慮地掩藏了起來。
通過幫助獨立的南越建國立業，他們好像就能夠證明自己的良好意願。
鑒于軍事訓練需要滿足的必要條件，華盛頓的軍事決策者們對于是否更進一步介入有些猶豫不決。
但隻要有任務，出色的士兵總是會一絲不苟地完成。
援助團司令官奧丹尼爾将軍制定了訓練計劃和程序，列出了訓練方案所需要的裝備和設施，并請求在《日内瓦協議》規定的停止增加人員條款生效之前派遣更多人員對顧問團加以擴充。
在收到大量有關越南軍隊士氣不振、軍心不穩的報告後，參謀長聯席會議對形勢完全持懷疑态度；他們不想對失敗負責，或者更糟的是，如果發生沖突，不想讓美國軍隊去營救一群蝦兵蟹将。
在1954年8月的一份立場鮮明的備忘錄中，他們得出結論，認為，&ldquo成立強大穩定的适當文官政府來掌控局勢&rdquo是&ldquo絕對必要的&rdquo，而且，如果這個國家不能有效地履行招募兵員及維護穩定等所有職能，那麼就&ldquo不要指望單純通過一個美國軍官訓練團取得成功&rdquo。
他們認為，如果法國軍隊撤出，那麼越南将是&ldquo完全的軍事真空狀态&rdquo；而如果美國接手，則勢必&ldquo對計劃中的任何閃失負責任&rdquo，這是美國不希望承擔的。
因此他們最後得出結論，美國&ldquo不應該參與其中&rdquo。
他們用政府顧問特有的審慎态度（即永遠不要過于肯定）又趕緊補充說，如果&ldquo政治上的考慮壓倒一切&rdquo，他們将&ldquo同意軍官訓練團的任務&rdquo。
在正式的程序中，所給的意見往往是靈活易于變通的，否則決策者就沒有了選擇。
緊接着是喋喋不休的争論，主要是關于接受訓練的部隊的層次，維持法國軍隊所需的開支（1955年1億美元，1956年1.93億美元），以及法國分階段撤出的時間表；而參謀長聯席會議對美國能否成功的疑慮也日益加重。
1954年11月，在越南内部政局混亂之際，他們發現&ldquo沒有把握對吳庭豔政府提供忠誠有力的支持&rdquo，或者難以确保&ldquo南越内部的政治和軍事穩定&rdquo。
除非越南人民自己表現出對抗共産主義的強大意志，否則&ldquo任何外部壓力和援助都難以阻止共産黨在南越的勝利&rdquo。
事後看來，難免要問這樣的問題&mdash&mdash美國政府派出人員通過調查反饋意見，但在決策時為什麼對這些建議置若罔聞呢？ 内部對手的競争，無能和腐敗，持不同政見者，這些都令吳庭豔焦頭爛額；另外，根據《日内瓦協定》中允許南北方可以在300天時間内交換人口的規定，有近100萬難民從北方湧入南方，這也是吳庭豔必須要應付的問題。
由于在天主教的宣傳中流傳着這樣的話，&ldquo基督已經南遷&rdquo，&ldquo聖母馬利亞已經南遷&rdquo，這種大規模人口遷徙中有85%是天主教徒。
然而，這也說明相當部分人口不想生活在共産黨統治的地區；盡管吳庭豔在政府職務安排上偏袒天主教徒并由此引發敵對情緒，但大批天主教徒的南遷卻也有助于鞏固他的統治。
美國人挑起了重擔：海軍運送了30萬難民；而難民安置所需資金則主要由天主教慈善機構等組織籌集解決。
據一份報告說，&ldquo來自華盛頓的高官們&rdquo在考察西貢後私下得出結論，認為&ldquo美國将可能因為虧本而放棄越南&rdquo。
美國決策者們受到反對派的強烈抨擊，他們不得不艱難地應對一個又一個問題，比如，如何加強吳庭豔的實力從而穩定其統治，如何保留法國軍隊同時消除他們的利益，在訓練越南軍隊方面做出何種決定，總體上對越南進行多大程度的投入。
而與此同時，他們也發現，美國政策已經陷入了泥潭。
從來沒有對吳庭豔有過好感的法國人，在報道他時引用法國總理福爾的話說，&ldquo不僅愚蠢無能，而且魯莽狂熱。
&rdquo而另一方面，參議員曼斯菲爾德在完成第二次實情調查後彙報說，吳庭豔是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他的存在對美國政策至關重要。
然而，曼斯菲爾德向參議院的報告遠不如上一年令人鼓舞。
他說，由于所有人都&ldquo一緻低估&rdquo了越南獨立同盟會的政治和軍事實力，情況已經&ldquo嚴重惡化&rdquo。
由于對吳庭豔政策的不滿，現在出現了一種說法，即&ldquo在不久的将來實現我們在印度支那的目标希望渺茫&rdquo。
曼斯菲爾德認為，如果吳庭豔倒台，他的繼任者們的民主觀念更差。
一旦出現這種情況，美國&ldquo應考慮立即停止對越南及在那裡的法國聯盟部隊的援助&rdquo。
最後，他用冰冷的常識總結說，&ldquo除非按照合理的預期我們能夠實現目标，否則我們沒有必要繼續耗費美國公民的資源，這也是不可原諒的。
&rdquo 艾森豪爾猶豫了。
他在10月份給吳庭豔寫了一封信，表達了他對越南前途的深深憂慮。
他說，越南&ldquo暫時被一個人為的軍事集團分裂開來&rdquo（不是他的繼任者所喜歡使用的&ldquo國際邊界&rdquo），但他表示準備與吳庭豔一道努力，制訂&ldquo一項美國直接向你所領導的政府提供援助的計劃&rdquo，但前提是，一旦援助到位，吳庭豔必須确保其政府能夠維持&ldquo業績标準&rdquo。
由于對承諾幾無信心，總統派J·勞頓·柯林斯将軍&mdash&mdash一位&ldquo二戰&rdquo期間令人信賴的同事，率領特别代表團，前去解決與法國的關系，以及期望吳庭豔所能達到的&ldquo标準&rdquo問題。
柯林斯的報告是消極的。
他希望吳庭豔&ldquo充分展示自己能夠實現國家統一的那種領導權威，從而有機會與強硬果敢、一呼百應的胡志明分庭抗禮&rdquo，但實際卻發現吳庭豔對此&ldquo完全沒有思想準備&rdquo。
在柯林斯看來，美國決策者能夠選擇的，要麼就是支持吳庭豔更長一點時間而不做出承諾，要麼，如果他不能取得任何進展，則重新扶植保大；而如果這不能接受的話，&ldquo我建議重新評估我們對東南亞的援助計劃，尤其要考慮先前的建議&rdquo，即&ldquo逐漸撤出我們對越南的援助&rdquo。
這是&ldquo最不理想的情況；但開誠布公地說，以迄今為止我在這裡的所見所聞來看，這可能是唯一的解決方案&rdquo。
5個月後，當柯林斯被要求留下來與埃利将軍共同制定一個援助方案時，他重申了自己的意見。
他報告說，除非越南、美國和法國之間能夠全心全意配合協調，制定完善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改革方案并真正落實到位，否則，越南難以脫離共産主義的控制。
如果這一點做不到的話，&ldquo據我判斷，我們應該從越南撤出&rdquo。
面對所有這些懷疑和否定，美國為什麼沒有利用這個機會撤出呢？它之所以沒有這麼做，是因為總是出現這樣的觀點&mdash&mdash如果美國撤回援助，南越政權将會瓦解，印度支那的反共産主義戰線将會崩潰。
而恰在此時，中國近海的金門馬祖島嶼問題導緻的台海危機使杜勒斯極為偏執地認為，美國已經處于與紅色中國爆發戰争的&ldquo邊緣&rdquo（他的用詞）。
因為這場危機，美國無法再心平氣和地以現實主義态度看待越南問題或考慮柯林斯将軍的替代方案了。
柯林斯本人，盡管相信吳庭豔能力有限，但還是幹勁十足，努力為吳庭豔的政權争取美國的支持；并且，面對來自各方的壓力，他主持制定了土地改革方案，任命臨時大會起草憲法。
華盛頓方面看到了這些進展，同時也希望挫敗法國想要扶植吳庭豔對手的提議，便正式确認美國對吳庭豔的政府提供支持。
與此同時，在1955年2月，美國政府決定負責訓練一支&ldquo完全自治&rdquo的越南軍隊，美國由此更深地陷入了越南事務之中。
随着美國在越南承擔更多責任，它已悄然開始了各種形式的幹預計劃和秘密活動。
一個自稱西貢軍事特派團的戰鬥隊在奧丹尼爾将軍的指導及蘭斯代爾上校的指揮下，早就已經開始了在北越的行動。
蘭斯代爾上校時任空軍指揮官，後來到了中央情報局，并曾在菲律賓領導過抗擊胡克遊擊隊的活動。
軍事特派團的構想和組織工作在《日内瓦協議》之前已經完成，在《日内瓦協議》的條款規定此類特派團的活動為非法之後，該特派團又繼續活動了一年時間。
特派團最初的任務就是&ldquo對敵人發動準軍事進攻&rdquo，雖然從技術上來講，美國作為一個非交戰國是沒有&ldquo敵人&rdquo的。
日内瓦會談之後，特派團的目的變為&ldquo從方法和手段上為準軍事行動做準備&rdquo。
為此，在蘭斯代爾率領下，該特派團開展了大量破壞卡車和鐵路的活動，為南越兩支秘密的&ldquo準軍事&rdquo隊伍招募人員、組織訓練及協助滲透工作，還為他們存放走私物資、武器和彈藥。
由于《日内瓦協議》中規定，1954年7月23日以後，禁止運送戰争物資和人員到越南；而美國也已承諾不&ldquo破壞&rdquo這些規定，因此特派團在該日期之後的所作所為違反了美國的承諾。
盡管這些行為本身并非罪大惡極，且對于正在發生戰争的國家來說也極為正常，但&ldquo千裡之堤，潰于蟻穴&rdquo，一系列錯誤由此開啟并愈演愈烈，直至完全吞噬了美國的聲譽，損害了美國的自尊。
對于一個優柔寡斷的當事人而言，找個适當的人取代他也并非不可能，而實際上，法國人也嘗試這麼做了。
法國人如今公然表示要與河内和解，這不僅是出于法國在南北越的投資及商業利益考量，而且也是借機檢驗一下孟戴斯·弗朗斯的和平共處政治哲學。
駐法國大使道格拉斯·狄龍彙報說，法國&ldquo越來越希望探讨并考慮與北越最終建立友好關系&rdquo，而且為此還将一位重要人物讓·聖特尼派到河内。
此人先前曾任殖民地官員，戰争期間是自由法國組織軍官，并在印度支那戰争期間任法國駐北越專員，與胡志明一直保持密切關系。
從表面上看，他在河内的使命是保護法國的商業利益，但狄龍大使了解到，聖特尼早就讓法國政府相信南越政權注定要失敗，并且&ldquo要想獲得一線生機，就要利用越盟，争取讓越盟與共産黨脫離關系，其目的在于建立一個鐵托主義[5]的越南，從而與法國合作，甚至奉行法蘭西聯邦的政策&rdquo。
雖然鐵托主義解決方案現在看來好像有些虛無缥缈，但美國的想法也并非行之有效。
美國想把吳庭豔政權建成一個不同于胡志明體制的強大的民主政體，與法國的方案一樣，都可以輕而易舉地進行嘗試。
法國的方案之所以沒有開花結果，是因為孟戴斯·弗朗斯于1955年下台；而法國商人受共産黨諸多制約無法獲得利潤，從而逐漸從北越撤出；與此同時，由于美國的介入，法國在當地的影響也日漸衰微。
不過，失敗并不一定意味着目标遙不可及。
胡志明此時的首要目标就是赢得并保持越南的獨立，使越南擺脫法國的束縛，與鐵托将軍脫離蘇聯的控制而赢得南斯拉夫的獨立如出一轍。
既然美國能夠幫助鐵托，那為什麼非要挫敗胡志明的理想呢？答案就是自我催眠：由于模糊地感到像中國共産黨那樣的&ldquo黃禍&rdquo如潮水般鋪天蓋地洶湧而來，他們認為亞洲的共産主義似乎極其險惡。
而作為亞洲共産主義在越南的代理，北越理所當然成了&ldquo敵人&rdquo。
這位當事人的表現并不盡如人意。
吳庭豔的對手在1955年4月發動了一起未遂的政變，内閣危機重重，他的參謀長總是心懷二心，這些都重新令美國焦慮萬分。
據一位《紐約時報》記者報道，吳庭豔政府&ldquo已被證明軟弱無能、極不稱職、不得人心&rdquo，&ldquo拯救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rdquo，&ldquo内戰的陰雲有可能使國家四分五裂&rdquo。
即使杜勒斯也曾在柯林斯将軍前去就職之際說過，&ldquo我們改變局勢的可能性不到1/10。
&rdquo鑒于更多吳庭豔的棘手問題，他現在總結說，&ldquo我們尚未解決的唯一的嚴重問題，就是土生土長的領導人。
&rdquo這一評價着實令人震驚，但他并沒有想到其所蘊含的意思。
華盛頓方面有些左右為難，徒勞地想要找個人取代吳庭豔，更為是否要為這個搖擺不定的政權提供更多的援助而焦慮萬分。
柯林斯将軍被召回華盛頓進行協商。
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講話猶豫不決，幾度停頓，令艾森豪爾總統對他投去幾乎是痛苦的一瞥，他說，&ldquo我們在越南遭遇了很多困難。
有人從内閣離職，還有&hellip&hellip情況有些難以預料，令人幾乎莫名其妙&hellip&hellip至于我們未來政策到底如何，我也不好說。
&rdquo 這是又一個脫身的機會。
吳庭豔政府沒有達到&ldquo業績标準&rdquo，而這是艾森豪爾先前設定的美國提供援助的前提條件。
法國戰敗，英國拒絕參與聯合行動，北約國家之間的夥伴關系若有若無，在這種情況下，在國内享有崇高威望的艾森豪爾總統所領導的政府為什麼沒有綜合考慮這些因素，從一項注定要失敗的事業中抽身而退呢？毫無疑問，在官僚體系中，确實沒有人綜合考慮這些因素；此外，害怕被冠以&ldquo對共産主義軟弱無能&rdquo的思想占了上風。
在經美國訓練的部隊幫助下，吳庭豔成功地挫敗了政變，這給了他一個喘息的機會。
他借機将其三個兄弟安插到政府中來，取代了先前的競争對手，由此加強了對政府的控制，也讓他給人一種強硬果敢的印象。
美國人暫時如釋重負，公開重申對他的支持，主要還是害怕他倒台将産生的後果。
新任大使唐納德·希思在闡述這一選擇的理由時說，為了保住一個自由的越南而投入&ldquo3億多美元，外加美國的聲譽&rdquo，就是一場賭博；但停止援助的結果更糟，因為那樣會有助于共産黨占領整個越南。
這種選擇，往往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而政府之所以做出選擇，往往是由于害怕國内強烈反對的聲音。
據說資深議員曼斯菲爾德&ldquo相信吳庭豔&rdquo。
而對于紅衣主教斯佩爾曼來說，假如有他的門徒被抛棄，可以想象，他的反應肯定令人不快。
他曾在日内瓦會議之後聲明說，&ldquo唉！對剛剛遭受背叛的數百萬印度支那人而言，他們現在一定會從他們野心勃勃的共産黨主人那裡了解到被奴役的殘酷事實&rdquo，這實際上是&ldquo紅色蘇聯野蠻殘忍的專制制度下可憐的受害者遭受創痛和惡名&rdquo的重演。
共産主義一直遵循&ldquo精心設置的時間表，目的是實現他們解放全人類的計劃&rdquo。
紅色統治者知道他們想要什麼，&ldquo目标清晰，令人恐怖&rdquo，而且他們為達目标&ldquo堅韌不拔，不擇手段&rdquo。
紅衣主教一直這樣宣傳共産主義，以至于在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所有人都覺得毛骨悚然。
1955年年中，當艾森豪爾正準備競選第二個任期之際，他也絲毫無意放棄這種慷慨激昂的演說。
根據在日内瓦達成的協議，南越要于1956年舉行全國大選。
現在吳庭豔拒絕選舉無疑是緻命的決定，而美國選擇他作為代理人則表明對他這一做法的支持。
與南越1200萬人口相比，北越有1500萬人，而且衆所周知的是，越盟在北越有更為廣泛的基礎，因此它也一直希望通過選舉來實現對整個國家的控制。
1955年7月，北越邀請南越政府就選舉的準備進行磋商，吳庭豔斷然拒絕了，因為他認為，河内政權統治下的北越不會有自由選舉，這樣經過操控的選票肯定會大大超過南越的選票，而且無論如何，他都不會遵守《日内瓦協議》的相關條款。
盡管他的反對也不無道理，但很快就失去了意義。
因為3個月後，南越舉行全民公決，罷黜了實際并無實權的國家元首保大的職位并授予吳庭豔總統一職。
吳庭豔使用&ldquo駭人聽聞&rdquo（一位外國觀察員的話）的手段，獲得了98.8%的選票支持，達到了他所想要的結果。
顯然，不論在南越還是北越，都難以指望選民自由表達意願，在一個缺少民主經驗的國家，也不可能會有其他的結果。
作為避免越南内戰的解決方案，本該由沒有武裝手段的國際控制委員會予以監督的選舉，不過是日内瓦會議上采取的權宜之計，就像是看手勢猜字謎遊戲一樣，隻是為了在越南實現臨時分界和停火。
如果舉行選舉的話，正如一位官員所說，&ldquo絕大多數越南人會投共産黨的票&rdquo，這一點無可置疑。
在一次反對共産黨政權獲得平等地位的講話中，參議員約翰·肯尼迪承認，胡志明所領導的黨派在&ldquo整個印度支那&rdquo&ldquo大受歡迎，無處不在&rdquo，這似乎是美國不允許它參與聯合政府的原因。
艾森豪爾從顧問那裡得知胡志明肯定會赢得選舉之後，&ldquo堅決反對&rdquo（據李奇微将軍所說）發生這樣的事。
而吳庭豔在這個問題上不需要美國的建議，他之所以拒絕選舉是基于美國的援助。
到1956年，有迹象表明，北越采取了更嚴厲的措施，包括大規模打擊地主。
在選舉中使用恐怖手段也不難設想。
1956年6月，國務院正式宣布：&ldquo我們完全支持吳庭豔總統留任，隻要存在&lsquo恐吓或脅迫&rsquo行為&hellip&hellip自由選擇就無從談起。
&rdquo 其後果便是，通過選舉實現統一的想法破滅了。
北越于是轉而采取其他方式，即鼓動叛亂，緊随其後的是所謂的解放戰争。
在這件事上，可以說美國并沒有太過分的愚蠢行為。
但是，由于支持吳庭豔的決定，在戰争批評者看來，美國似乎是在公然壓制人民的意願，從而迫使北越除了叛亂之外别無選擇。
其實壓制倒也談不上，因為在何種情況下，人民都無法自由地表達他們的意志。
沒有舉行選舉是再次發動戰争的借口而不是原因。
北越副總理範文同曾在日内瓦警告說，&ldquo我們将實現統一&rdquo，&ldquo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無論是内部還是外部，能夠使我們偏離自己的道路&rdquo。
在接下來的5年中，美國支付了南越預算的60%至75%的資金，包括其軍隊的全部花費，維持其貿易逆差，使南越獲得了異乎尋常的繁榮和發展。
法國軍隊迫于美國咄咄逼人的壓力，逐漸分階段撤出，直至1956年2月法國最高統帥部解散。
越南的美國朋友，在天主教救濟服務組織和國際救援委員會（成立最初是為拯救納粹主義的受害者，從信箋擡頭往下有一列最受人尊敬的慷慨捐助人的名單）的組織下，在西貢的一家公關機構的協助下，以每月3000美元的報酬，大力宣傳南越&ldquo奇迹&rdquo。
南越好像在這5年時間裡，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進展，這一投機冒險行為也将開花結果。
在奇迹背後，事實卻難以令人滿意。
土地改革由于計劃不完善不僅沒有幫助農民，反而疏遠了與他們的關系；根據&ldquo譴責共産黨&rdquo計劃，鄰裡之間要相互揭發，忙碌腐敗的官員于是無休無止地幹擾農民的生活，對吳庭豔的抵觸情緒由此産生。
批評家和持不同政見者要麼被逮捕，送到&ldquo再教育營&rdquo，要麼保持沉默。
由美國出資進口的大量商品被當作政治工具，都被慷慨地供應給了中産階級，以赢得他們的支持。
由美國政治學家所做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南越&ldquo正在成為一個永久的乞讨者&rdquo，完全依賴外部的支持，并得出結論說，&ldquo美國的援助如同沙上建塔&rdquo。
農民的不滿為叛亂分子提供了行動的理由。
出生于南方，劃界分治之後一直留在後方的越盟成員組成了遊擊隊，那些在南北分區之時跑到北方去的遊擊隊員也加入了進來。
他們在經過訓練和思想教育之後，又越過邊界滲透回來。
到1959年，叛亂分子控制了越南南方的廣大地區。
&ldquo如果你橫貫南越地圖刷上一筆的話，&rdquo一位情報人員告訴參議員曼斯菲爾德說，&ldquo刷子上的每一根毛都會碰到一個越盟成員。
&rdquo 同期的北越也有過不滿和叛離現象，部分原因在于南方切斷了大米供應造成糧食短缺，還有部分原因則是共産黨的壓迫。
在1956年一次向黨内同志公開認罪中，武元甲将軍承認說：&ldquo我們處死了太多誠實正直的人&hellip&hellip采取恐怖手段&hellip&hellip使用紀律處分&hellip&hellip酷刑。
&rdquo内部的壓力使河内政府過于糾結于領土上的問題，以至于無暇發動對南方的戰争，但統一仍然是其固有的目标。
1955年到1960年間，在挫敗各種反抗行為及實現對北部的控制之際，河内擴充了軍隊，加強了訓練，儲存了中國援助的武器，并逐漸與南方叛亂分子建立了聯系。
到1960年，被西貢政府稱為&ldquo越共&rdquo&mdash&mdash也就是越南共産黨&mdash&mdash的約5000名到1萬名遊擊隊員，估計要在南越采取行動。
南越軍隊根據美國的建議，主要沿南北分割線駐紮，以防止類似朝鮮戰争那樣的攻擊行動，而此時，叛亂分子則到處破壞，制造混亂。
據西貢政府的消息，他們在過去的一年裡，暗殺了1400名官員和平民，綁架了700人。
吳庭豔最為嚴酷的措施，主要包括将恐怖分子、颠覆分子和&ldquo謠言傳播者&rdquo判處死刑；将農民聚居的村落搬遷到四周有防禦工事的村莊，但事實證明，所有這些都無濟于事。
人們既不忠于吳庭豔，也不擁護共産主義，更對統一沒有興趣。
他們想要安全，想要土地，想要收獲莊稼。
&ldquo情況可以簡要概括為，&rdquo1960年1月美國大使館記錄道，&ldquo事實上，當地政府總是用懷疑的眼光對待民衆，或者對他們采取強制和脅迫手段，而民衆隻好用冷漠和怨恨予以回應。
&rdquo 在這一年，包括10位前内閣成員在内的&ldquo進步與自由委員會&rdquo發布了《十八人聲明》，要求吳庭豔辭職，政府要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吳庭豔将這些人全部逮捕。
半年後發生的一場軍事政變試圖推翻他的統治，因為人們認為，吳庭豔已經&ldquo表明自己無法拯救國家于危難之中，無法抵禦共産主義的進攻，無法維護民族團結&rdquo。
在從西貢城外召集的部隊的幫助下，吳庭豔隻用了24個小時就将政變鎮壓了下去。
華盛頓方面對他表示祝賀，并希望随着力量的加強，他現在應該能夠着手&ldquo迅速實施根本的改革了&rdquo。
美國人将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告知吳庭豔，後面總要加以暗示，根據吳庭豔的&ldquo表現如何&rdquo決定是否繼續提供援助。
然而，當改革沒有如期進行時，美國并未停止援助，因為害怕一旦撤回援助，吳庭豔就完蛋了。
1957年，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進入距地面560英裡高的軌道，并以每小時1.8萬英裡的速度繞地球飛行，美國的信心再一次遭受打擊。
在實現這一令人震驚的壯舉的前一年，蘇聯軍隊已經占領了匈牙利；而杜勒斯隻知誇誇其談，令美國處于消極被動狀态。
在蘇聯發射人造衛星一年後，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共産黨取得古巴革命的勝利，雖然距離美國隻有90英裡遠，但美國也隻能同樣眼睜睜地看着古巴共産黨登上領導寶座。
然而，遠在萬裡之遙的越南共産黨卻被視為是對美國安全的直接威脅。
華盛頓與西貢方面進行了磋商，制訂了反遊擊或反叛亂計劃，以便協調美國機構與越南軍隊之間的工作。
為此，軍事援助顧問團人數翻了一番，達到685名。
新任大使艾爾布裡奇·德布羅有些擔憂。
他認為，假如沒有政治方面的改善，就不應該提供計劃所要求的更多的軍事援助，或者就不應該生效。
但吳庭豔極盡死皮賴臉之能事：他的麻煩越大，他所要求并收到的援助就越多。
在這樣一種依賴關系中，被保護者總能以倒台或瓦解相威脅，實現對保護者的控制。
1960年9月，共産黨在河内召開代表大會，号召推翻吳庭豔政權和&ldquo美帝國主義統治&rdquo。
随後在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了。
雖然名義上是在南方成立的組織，但它與号召推翻吳庭豔政權和&ldquo美帝國主義殖民僞政權&rdquo的聲音遙相呼應，并打着慣用的&ldquo民主&rdquo&ldquo平等&rdquo&ldquo和平&rdquo與&ldquo中立&rdquo口号宣布了一項馬克思主義社會改革的《十點方案》。
就在新任美國總統約翰·F·肯尼迪就職之際，越南内戰爆發了。
4.&ldquo厄運難逃&rdquo （1960&mdash1963） 新一屆政府上台了。
他們設立了智囊團，多了些務實，少了些意識形态。
然而這屆政府卻是20世紀裡以最為微弱的優勢取勝的選舉，隻比對手超出0.5%的選票。
總統及其同僚們都是比較激進的人，受危機的刺激，急于采取積極措施。
就記錄顯示而言，他們并未舉行特别會議，就所承襲的越南政策進行重新審視，也沒有就美國在越南所介入的程度或者所涉及的國家利益的深度進行反思。
從卷帙浩繁的備忘錄中可以看到，盡管他們就各種選擇方案進行了無休止的讨論，但從未從長遠角度考慮制定長遠戰略。
相反，他們所制定的政策似乎總是朝令夕改，得過且過。
當時在白宮任職的一位官員後來被問及美國1961年在東南亞的利益是如何界定時，他回答說：&ldquo很簡單，這是我們的既定方針，我們認為沒有問題，不容置疑。
&rdquo這種既定方針就是，不論哪裡出現共産主義，我們都要阻止其前進的步伐。
而越南正是當時對抗的前沿陣地。
如果不能在此阻止共産主義，下一次它就會變本加厲，更加強大。
早在擔任國會議員期間，年輕的肯尼迪就曾于1951年親自訪問過印度支那，并得出了對大多數美國觀察員而言顯而易見的結論，即要遏制共産主義向南部的推進，最為根本的是&ldquo在當地人心目中構築起他們對共産主義的強烈反感&rdquo。
&ldquo偏離并無視固有的民族主義目标注定要失敗。
&rdquo令人沮喪的事實是，在對越南所采取的長期的愚蠢行動中，自始至終，美國人都在不斷對結果做出預言，但在實際行動中卻将自己的深謀遠慮和真知灼見抛到九霄雲外。
1956年，肯尼迪已經逐漸趨向于&ldquo冷戰&rdquo的正統思維，越來越少談及&ldquo強烈的本土情緒&rdquo，更多地用各種隐喻談論多米諾骨牌：越南是&ldquo自由世界在東南亞的基石，是自由拱門的基石，是自由之壩的閘門&rdquo，在&ldquo因為共産主義紅潮流入越南&rdquo而将要倒下的一般鄰邦名單中，他加上了印度和日本兩個國家。
華麗的修辭使他落入兩個陷阱：越南是&ldquo亞洲的民主試驗場&rdquo，是&ldquo檢驗美國在亞洲的責任和決心的工具&rdquo。
在肯尼迪入主白宮兩周前，蘇聯總理尼基塔·赫魯曉夫發表聲明說，民族&ldquo解放戰争&rdquo将是推動共産主義事業前進的手段，從而向美國發起了在當時具有決定性的挑戰。
他說，這些&ldquo正義的戰争&rdquo，無論發生在古巴、越南還是阿爾及利亞，都将得到蘇聯的全力支持。
肯尼迪在就職演說中對此進行了回應，說要在自由受到威脅的&ldquo最危急時刻&rdquo堅決捍衛之。
此言一出，震驚世界。
不幸的是，第一次檢驗就遭受了莫名其妙奇恥大辱般的慘敗。
1961年4月，由艾森豪爾發起的這一行動試圖在豬灣将古巴從共産主義手中解放出來。
這也是古巴流亡分子與中央情報局采取的聯合行動，但此次行動過于輕率，既缺乏足夠的手段，在計劃執行過程中又過于自信。
盡管該計劃并非由肯尼迪制訂，但他在上任前聽取了相關彙報，并批準執行。
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執行該計劃比叫停這個愚蠢的行動更加容易，而這也是他的職責所在。
此次入侵低估了對手的實力，也預示了越南戰争的結局。
事實證明，卡斯特羅政權組織嚴密、精于防範、時刻警惕，随時準備作戰。
登陸行動很快就被發現并遭到激烈阻擊；原先預料的具有反共色彩的起義有的被有力鎮壓下去，有的根本就沒有發起。
事實上，比起美國所支持的流亡者，卡斯特羅更受古巴民衆的擁護，這一情形也将在越南複現。
肯尼迪的意志令人欽佩，他做出了艱難的決定，派遣空軍和海軍陸戰隊參與救援，許多反政府武裝力量因而被消滅。
新政府在執政的前三個月出師不利，促使其所有政府成員痛下決心，要在與共産主義的較量中證明自己的力量。
肯尼迪既非自由議者，也非保守派，但他思維敏捷，雄心勃勃，在高談闊論之時口若懸河，激情洋溢，往往令人心悅誠服，但他在實際行動中卻總是頗有紙上談兵之味道。
在政府主要部門和白宮工作人員安排上，他傾向于挑選頭腦靈活、能力出衆，并盡可能腳踏實地的人以便跟上他的節奏。
他們大多數40多歲，與他年齡相仿，都不是羅斯福新政時期那樣的社會哲學家、革新派及理想主義者。
在肯尼迪陣營中，他們通常把理想主義者與&ldquo懶蟲&rdquo或者&ldquo菩薩心腸&rdquo等詞彙聯系起來。
新政是另一個時代；世界大戰和&ldquo冷戰&rdquo迷霧重重，極右翼勢力甚嚣塵上。
而政府中的新成員，無論他們是羅德斯學者，還是哈佛大學和布魯金斯學會的學究，抑或是從華爾街、政界及法律界招募的成員，都要求注重實際，經驗豐富，作風強硬。
盡管性格和能力千差萬别，但強硬的作風必不可少，這是肯尼迪團隊的工作基調，就像王宮上下圍繞着君主，或是工作團隊服從團隊領袖那樣，每個成員根據所任命的職位各司其職。
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是哈佛商學院高才生，&ldquo二戰&rdquo期間空軍&ldquo系統分析&rdquo奇才，後來更平步青雲，成為福特汽車公司總裁，是國防部長的出色人選。
他思維缜密，從容自信，頭發光滑平整，戴一副無框眼鏡，是&ldquo統計控制&rdquo管理專家，這一點他在空軍和福特汽車公司已經表現得淋漓盡緻。
任何可以量化的東西，他都可以信手拈來。
盡管有人說他就像《舊約》裡的先知那樣真摯誠懇，但為了成功他可以冷酷無情；他是統計天才，人類所知的變量無不在他掌握。
在他看來，大千世界也沒有不可預知的事物。
物質就是工具和手段，他對此深信不疑，信心滿懷。
他曾經在五角大樓的新聞發布會上說，&ldquo我們有能力将任何一個組織或社團趕出20世紀。
&rdquo正是這種确定無疑地把握事物的禀賦，讓先後兩任總統都将其視之為不可多得的人才，并讓他去檢驗戰争的好壞。
阿德萊·史蒂文森盡管沒有被選為國務卿，卻也毫不遜色。
由于做事深思熟慮，他被視為&ldquo哈姆雷特&rdquo式的人物，但他也像哈姆雷特一樣，猶豫不決，優柔軟弱&mdash&mdash這是不可原諒的缺點。
盡管黨内埃莉諾·羅斯福一派極力支持由他執掌國務院，但這一職務最終還是給了迪安·臘斯克。
臘斯克嚴肅穩重，審慎精明，少言寡語，并不契合肯尼迪的風格，但他有在國務院任職的經驗，同時擔任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席，而且，他絕不會像史蒂文森那樣，可能給總統制造難題。
他在戰争期間曾負責中國&mdash&mdash緬甸&mdash&mdash印度戰區的戰争規劃，因此得到機會積累了一些美國在中國的作戰經驗。
但是，這些經驗讓他産生了對中國共産主義明顯而又強烈的反感。
在朝鮮戰争期間，臘斯克作為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曾堅定并錯誤地預測中國将不會參戰，因此，他對後來美國遭受的損失深感自責。
掌管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麥喬治·邦迪[6]來自波士頓在白宮擁有一席之地。
此人沉着自信，做事無懈可擊，睿智果敢。
他在格羅頓的同學說，他在12歲時就準備當學校的校長。
而實際上，他在34歲時成為哈佛大學校長。
盡管邦迪在政治上屬于共和黨，且其家族曾兩次投票支持艾森豪爾而非史蒂文森，但這并沒有阻礙他的提名；對肯尼迪而言，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因為他也想與這樣受人尊敬的右派建立聯系。
如薄紙般的勉強委任，在參議院6個席位的微弱優勢，這些都讓肯尼迪覺得，本屆政府的問題将主要來自右派，因此他感到必須得采取主動。
他任命約翰·麥科恩為中央情報局局長則是另一個更為極端的做法。
約翰來自加利福尼亞州，是一位非常保守的共和黨百萬富翁，崇尚大規模報複行動，在尼安德特參議員斯特羅姆·瑟蒙德看來，&ldquo美國之所以偉大，正是因為有麥科恩這樣的人物&rdquo。
總統的許多幕僚就像他本人一樣，曾經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有的曾擔任海軍軍官和飛行員，有的做過轟炸機的轟炸手和導航員；而負責遠東事務的新助理國務卿羅傑·希爾斯曼，曾在緬甸負責戰略情報局部隊，活躍在日本戰線後方。
他們在戰争中打過勝仗，戰後又有良好的職業發展，因此對成功習以為常，更希望在華盛頓有一番建樹。
這些新來的佼佼者中，沒有一個是經過選舉擔任職位。
權力和地位讓這些人及他們的随從歡欣鼓舞；他們熱衷于處理政府的緊急事務，即便筋疲力盡也樂此不疲；他們喜歡稱自己為&ldquo危機管理人員&rdquo；他們盡職盡責，充分運用自己的技巧和智慧，被譽為&ldquo卓越超群、絕頂聰明&rdquo的一個群體；而他們也會像之前和之後的人一樣，悲哀地發現，他們并沒有掌控局勢，而是深陷其中難以自拔。
用他們其中的一員&mdash&mdashJ·K·加爾布雷思的話來說：政府，隻不過是人們基于&ldquo兩害相權取其輕&rdquo而做出的一種選擇。
五角大樓早先已起草了一份行動計劃，意在支持南越對抗民族解放陣線的鬥争。
肯尼迪上任不到10天就批準了該計劃，從而使美國的行動開始升級。
根據該計劃，美國将增加人員和開支以訓練并裝備3.2萬名越南國民警衛隊對抗遊擊活動；同時給越南軍隊擴增兩萬人。
總統之所以批準這項計劃，是因為蘭斯代爾将軍在報告中說，越南民族解放陣線的活動日益頻繁。
盡管蘭斯代爾認為吳庭豔的統治是必要的，但他已經處于節節敗退狀态，對突如其來的戰鬥毫無防備，而且，他由于害怕交出權力，不願進行政治改革。
他的越南顧問和美國顧問都不明白，要對付敵人的遊擊戰和宣傳攻勢，不能僅靠簡單的軍事行動，戰略戰術也極其重要。
肯尼迪在看了這份報告後說：&ldquo這是我們最糟的情況了，是嗎？&rdquo 蘭斯代爾主張徹底改變顧問的角色，把&ldquo真正了解并喜歡亞洲和亞洲人&rdquo的那些經驗豐富、樂于奉獻的美國人派到越南，讓他們與越南人共同工作、生活，并&ldquo盡力影響并引導他們朝着美國的政策目标努力&rdquo。
他就工作程序及人員派遣制訂了一個計劃。
肯尼迪對該計劃非常感興趣，于是打算讓蘭斯代爾本人來負責推進這項計劃的實施或負責一個跨部門的華盛頓對越特遣部隊，但這一想法遭到了國務院和國防部官僚們的抵制。
蘭斯代爾的計劃沒有付諸實施，但即便真的實施了，哪怕是滿懷真誠與同情，也不過是被迫完成一種使命，引導越南走向&ldquo美國的政策目标&rdquo，而不是越南人自己設定的目标。
肯尼迪也意識到了這個缺陷及其可能導緻的後果，因此他說：&ldquo如果這場戰争演變成為白人的戰争，我們就會像10年前的法國人一樣，以失敗告終。
&rdquo這是一個經典案例，即人們在計劃中看到了事實真相，但是在實際行動中卻沒有參照執行。
包括外籍軍團在内，裝備精良的法國軍隊敗給了身材矮小、皮包骨頭、衣衫褴褛的亞洲遊擊隊，而美國人居然未能從中吸取任何教訓，這是當時人們巨大的困惑之一。
奠邊府戰役怎麼就被如此忽略了呢？當曾經報道過法國在越南戰争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戴維·舍恩布倫試圖讓總統認識到戰争的現實，告訴他每年犧牲的法國軍官的數量相當于法國聖西爾軍校一屆的畢業生時，總統回答說，&ldquo舍恩布倫先生，你說的是法國人。
他們在為殖民地而戰，為一個不光彩的事業而戰。
而我們是為自由而戰，是為了将越南人從共産黨和中國人手中解放出來而戰，是為他們的獨立而戰。
&rdquo美國人自認為他們&ldquo不一樣&rdquo，但他們忘了，他們也是白人。
在舍棄了蘭斯代爾方案後，美國定期增派人員到軍事援助顧問團，使人員數量增加到3000多人，從而加快執行訓練計劃；與此同時，美國還從位于布拉格堡的特種作戰訓練中心抽調了400人，派遣到越南參與鎮壓叛亂。
這一行動違反了《日内瓦公約》，但美國認為，北越也越境向南越滲透武器及人員，因此這樣做也無可厚非。
肯尼迪入主白宮後，軍事理論和軍事戰略經曆了重大的轉變。
艾森豪爾執政時期，軍方奉行&ldquo大規模報複&rdquo思想，并以此為基礎制訂了一系列計劃，因為他們聲稱這樣可以快速解決問題，而且還能夠減少投入。
肯尼迪對此深感震驚，于是和麥克納馬拉轉而在主張防禦的學者的新學說中尋求理論基礎，這就是他們的有限戰争理念。
該理念的目的不是征服，而是壓制；隻有經過合理的計算和評估以後才會使用武力改變敵人的意願和能力，從而讓他們認識到&ldquo結束沖突遠比繼續沖突有利得多&rdquo。
這樣就等于向敵方傳遞一種信息，而敵方在面對自己哀鴻遍野、斷壁殘垣的局面也會做出理性的回應，從而結束自己的敵對行動，就此實現了對戰争的理性&ldquo管理&rdquo。
這一理論的奠基者威廉·考夫曼寫道，&ldquo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受理性約束的時代。
&rdquo這種情形正好契合積極倡導理性管理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
然而，事物的另一面卻被遺漏了。
戰争是具有兩面性的，如果另外一方對我們所傳遞的壓制信息不是以理性的方式來回應會怎麼樣呢？麥克納馬拉并不太了解人性因素，人類行為有時并不是理性的，它們荒誕怪異，難以捉摸，因此沒有成為分析考量的要素。
由于赫魯曉夫對解放戰争的質疑，有限戰争理論的副産品出現了&mdash&mdash反叛亂理論。
這一理論在肯尼迪執政時期風靡一時，而總統本人也是這一理論的倡導者。
他那些一貫謹言慎行的幕僚對這一理論大加贊揚。
這表明他們已經清醒地意識到對抗形勢已經今非昔比。
他們将在叛亂者的領土上與他們針鋒相對，應對發展中國家因叛亂而滋生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就像輝格黨人迪斯雷利曾經說過的，趁共産黨人沐浴之際，拿走他們的衣服。
受蘭斯代爾報告的激發，肯尼迪閱讀了毛澤東和格瓦拉有關遊擊戰的論述，并指定在軍隊中傳閱。
他下令制訂了一項反叛亂特别計劃，意在讓&ldquo美國政府上下都意識到，颠覆性叛亂（&lsquo解放戰争&rsquo）是政治軍事沖突的主要形式，它與常規戰争具有同等的重要性&rdquo。
這一理念需要在對美國武裝力量及國外民間機構進行組織、訓練和裝備中反映出來，以确保制定并順利實施預防、擊敗叛亂或間接侵略行動的方案，尤其是越南、老撾和泰國。
在發現布拉格堡的招募人數還不到1000人後，總統下令将這一任務進行擴展，恢複了綠色貝雷帽特種部隊，以其作為新方案的标志。
總統特别軍事代表馬克斯韋爾·泰勒将軍對這一理念進行了不遺餘力的宣傳，其他人也如信徒般對其進行大力傳播，甚至連身為總檢察長的羅伯特·肯尼迪也毫不例外。
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沃爾特·羅斯托，位居國家安全委員會二把手。
此君能言善辯，就該理論和方法發表了大量論文。
1961年6月，在布拉格堡的畢業演習上，他談到遊擊戰争，将第三世界的&ldquo革命過程&rdquo稱為&ldquo現代化&rdquo，并将其納入美利堅體系之中。
他說，美國緻力于這樣一種信念，即&ldquo應該允許每個國家根據自己的文化和願望塑造其想要的現代社會&rdquo，美國尊重&ldquo每個社會的獨特性&rdquo，尋求讓各國都&ldquo挺直腰闆&hellip&hellip保護自己的獨立自主&rdquo，并承諾&ldquo保護目前正在前進中的革命進程的獨立性&rdquo。
這就是美國的真正原則，連托馬斯·傑斐遜本人也沒有如此完美地表述過，羅斯托在這裡講了出來，但他始終認為，這些原則在實踐中是相互矛盾的。
盡管該理論強調采取政治措施，但在實踐中，人們往往會采用軍事手段對叛亂活動進行鎮壓。
軍方并不歡迎來自精英階層的命令，也不喜歡他們的例行事務受到幹涉，他們的任務就是訓練軍人進行操練射擊，改革隻會妨礙他們的日常活動，因此他們打心眼兒裡并不太贊成這一理論，這樣在實際操作中，對叛亂進行壓制的行動并不能達到該理論所設想的良好效果。
所有的話題都圍繞&ldquo赢得人民對他們政府的擁戴&rdquo，但是，如果一個政府指望由外人幫其赢得人民對它的愛戴，這樣的政府不要也罷。
事實上，美國和吳庭豔為這些無動于衷、異化疏遠的人們做了些什麼呢？防洪、農村開發、青年團體、貧民窟整饬、沿海運輸的改善、教育援助等等，都是美國援助計劃的内容，所有這些都值得去做，但這些并沒有解決實質性問題。
要成功地應對叛亂，就得将土地和财産、官吏和黑手黨手中的權力重新分配給農民，解散布滿西貢監獄的安全部隊。
總而言之，就是要改造舊政權，開創新事業，就像蘭斯代爾所說的那樣，&ldquo其對人民的吸引力遠遠勝過共産主義事業&rdquo。
但是，吳庭豔和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弟弟吳庭儒和弟媳吳夫人，以及他們統治階層的成員，都沒有這樣的意向，他們的美國後台也無意為之。
美國仍然要求實行改革，并以此作為提供援助的交換條件，就好像那種可以&ldquo赢得人民擁護&rdquo的意義深遠的改革幾個月内就可以完成似的。
西方國家政府用了2500年時間，才開始從窮苦人民角度出發考慮問題，而東方國家這種改變的步伐還要緩慢得多。
吳庭豔之所以從未對美國要求其改革的呼聲予以回應，是因為改革與他自己的利益相左。
他抵制改革的原因與文藝複興時期的教皇如出一轍，因為這樣隻會削弱他的絕對權力。
美國堅持要求他獲得民衆的支持，在他看來不過是聒噪之音，與亞洲的情況毫無關系。
亞洲國家認為，服從政府是公民的義務；而在西方民主社會，政府是公民的代表。
這二者沒有交集，也不可能有。
然而，由于南越是共産主義事業的障礙，美國對顯而易見的現實情況視而不見，堅持要使吳庭豔政府不辜負美國的期望。
對這種&ldquo堅持謬誤&rdquo的用處，埃德蒙·伯克曾經說過：&ldquo我實在看不出來。
&rdquo 随着&ldquo失去&rdquo老撾這一危機的爆發，1961年5月，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如果要阻止共産主義席卷東南亞，就應部署足夠的美國部隊以阻止北越和中國的行動，并協助訓練南越部隊，使他們更積極地投入反叛亂行動。
在五角大樓，人們開始讨論&ldquo一旦美國承諾派遣軍隊到越南，應派出多少兵力，采取何種建制&rdquo。
這隻是個應急計劃，因為這年夏天人們關注的焦點是老撾而非越南。
老撾就是隻騷動的老鼠，這個狹長的内陸山地國家，橫亘于越南和泰國之間，人口據信不超過200萬，這裡活躍着另一個共産主義幽靈，那就是巴特寮[7]。
巴特寮是越盟在老撾的翻版，也信奉民族共産主義。
因為老撾北部與中國接壤，南部與柬埔寨相接，它作為一條長廊，在外人看來，着實是個戰略要沖，因為在未來某一天，胡志明和毛澤東的共産黨人可能會經由該走廊，洶湧而來，将他們的紅色浪潮向前推進。
老撾人民過着悠閑自在的生活，幾個政權之間的鬥争和更疊并沒有對他們造成嚴重的幹擾。
在這些勢力集團中，實力最強的當屬梭發那·富馬親王（PrinceSouvannaPhouma)，他是老撾的合法統治者，曾在&ldquo冷戰&rdquo期間保持中立；其次是他的同父異母兄弟，巴特寮集團的領導者，也是位親王；第三位靠政府供養的是美國的代理人，任職已經頗有一段時間，是由中央情報局操控上台的，但後來遭到了罷黜。
因為這對同父異母的兄弟正在協商成立聯合政府，老撾從而有可能成為中立國家，巴特寮也可能控制山中的通道，因此在艾森豪爾和杜勒斯執掌白宮時期，老撾突然成了東方的小魯裡坦尼亞[8]王國&mdash&mdash&ldquo自由世界舉足輕重的要素&rdquo&ldquo抗擊共産主義的要塞&rdquo&ldquo維護自由的堡壘&rdquo。
美國的金錢和物資被源源不斷地送來，令老撾的統治者眼花缭亂。
在肯尼迪總統就職典禮之前，艾森豪爾在其述職報告中認為老撾是第一張多米諾骨牌，他說：&ldquo如果我們讓老撾淪陷，我們就不得不放棄整個東南亞地區。
&rdquo他建議盡一切努力說服東南亞條約組織成員加入共同行動，但如果他們不同意的話，就得考慮&ldquo我們單獨進行幹預&rdquo。
由于老撾地形複雜，美國駐太平洋的海上和空中力量無法到達，因而顯然難以展開有效的戰鬥。
艾森豪爾曾反對介入比老撾更容易抵達的越南，此番言論與之前形成巨大反差，說明老撾有些特别之處令人欲罷不能。
局部的狂熱有時也會令國際關系陡然升溫，到1961年，當地局勢已經演變成為由一系列陰謀所引發的危機。
老撾聯合政府威脅要宣戰，英國和法國懇請援用《日内瓦協定》，并随之在日内瓦重新召開了有14個國家參加的會議。
在華盛頓，總統召集人員在白宮開會，從白天一直持續到深夜。
對僅僅幾天前的豬灣慘敗仍心有餘悸的肯尼迪，決心要向世人表明，美國反對共産主義的行動絕非妄言，如果聯合政府能夠成功，就得盡量防止右翼的公開抗議。
他授權第七艦隊進入南中國海，派遣直升機和作戰部隊進入泰國，并命令在沖繩的美國軍隊保持警戒。
參謀長聯席會議新任主席萊曼·K·菜姆尼策将軍向總統建議，如果中國和北越膽敢幹涉的話，可以用核武器予以遏制，這讓肯尼迪頗為震驚，因為他覺得應該更加冷靜地看待這個問題。
他決定接受老撾的中立立場，并允許梭發那·富馬親王重掌權力，同時還派資深外交官埃夫裡爾·哈裡曼前去日内瓦就此簽署相關協議。
該方案之所以可行，是因為，一方面，蘇聯和美國都能夠接受；另一方面，老撾也希望獨善其身，不想參與戰争。
盡管讓老撾保持中立阻斷了外部勢力幹預的可能，但這一做法也帶來了負面效應：讓巴特寮保持原狀令該地區東南亞條約組織國家産生了疑慮，他們開始懷疑美國是否會堅定履行在亞洲抗擊共産主義的承諾。
由于大張旗鼓的宣傳，這些疑慮深深觸動了即将到訪的副總統林登·約翰遜。
1961年5月，約翰遜被派往中國台灣、南越和東南亞條約組織周邊國家，重申美國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支持。
副總統對外交事務不怎麼感興趣，相關經驗也少之又少，但是作為參議員和多數黨領袖，他又不得不去關注這些問題，因此他調整了自己的态度，以适應傳統的&ldquo冷戰&rdquo思維。
約翰遜最關心的不是外交事務，而是他自己的升遷，且他的思想和行為也被&ldquo冷戰&rdquo思維所左右。
他的公開聲明都是針對最底層的普通民衆，比如在西貢時，他宣稱吳庭豔是&ldquo亞洲的溫斯頓·丘吉爾&rdquo。
他給總統的報告倒不是如此荒唐，他建議勇敢堅定地進行幹預。
他已經準備好讓美國擔負起對亞洲的責任。
&ldquo亞洲人在維護東南亞自由方面所作所為的關鍵，&rdquo他寫道，&ldquo就是對美國的信心。
美國在東南亞的領導作用不可替代。
實現對單個國家的領導&hellip&hellip主要基于對美國的實力和意志的了解和信任。
&rdquo盡管這番言語幾乎完全忽略了亞洲領導者賴以生存的根基，但卻充分表達了對美國無所不能的力量的贊頌，因為美國就是據此在&ldquo二戰&rdquo後崛起的。
我們曾經遠渡重洋，粉碎了德國和日本的戰争機器，恢複了歐洲的秩序，實現了對日本的統治，因此，我們是橫跨兩個半球的保羅·班揚[9]。
&ldquo我建議，&rdquo約翰遜繼續強調說，&ldquo我們應該立即行動，大力幫助這些國家捍衛自己的主權&hellip&hellip我還要再次強調，在這次任務之後，其他的措施、行動和努力要立刻跟進，這一點非常重要。
&rdquo當然，這裡他指的應該是軍事行動。
他采取了平時并不經常主張的現實主義的态度，建議說，在做出決定的時候&ldquo必須充分意識到美國在人力、物力方面所做的持續的大量投入，以及美國的威望&rdquo，而且，&ldquo在某些時候，我們可能還要做出進一步的決定，即一旦我們的其他努力前功盡棄，我們是要向該地區派遣大批美國軍隊，還是為減少損失而大舉撤退&rdquo。
他警告說，&ldquo毫無疑問，事态最近的發展已經在老撾産生了深遠的影響&hellip&hellip讓人們對美國在整個東南亞的意圖産生了懷疑和憂慮。
&rdquo東方人講話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