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關燈
小
中
大
3年畢業，在那關鍵的一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阿道夫·希特勒就任德國總理。
之後我在太平洋關系學會（InstituteofPacificRelations，IPR）的美國分會工作（隻是作為志願者，有報酬的工作在1933年沒有那麼好找）。
那是一個國際組織，成員國都是太平洋沿岸的國家，英國、法國、荷蘭、美國、加拿大，還有中國和日本。
當時學會的會長認為，日本分會代表的是在日本處境艱難的自由派，需要學會全體的鼓勵和支持，所以，東京被定為《太平洋經濟手冊》的編纂地。
這是學會當時的一大主要工作。
學會的國際秘書長威廉·L·霍蘭也被派去東京的日本分會指導這項工作，我則在1934年的10月成為他的助手。
我在東京待了一年，然後在北京暫住了一個月，在1935年年底，我乘西伯利亞鐵路經莫斯科、巴黎回到了美國。
在日本的一年，我為學會的出版物《遠東調查》和《太平洋事務》寫了一些文章，主要是一些不太熱門的主題，比如俄日漁業争端。
不過有一次，我正在為一本寫日本的書寫評論，我驚訝地看到，這位法國作者在給我的信中稱我為&ldquoChèreconsoeur&rdquo（這是confrere的陰性形式，即我們所說的&ldquo同人、同行&rdquo）。
我突然感到我被一個國際的專業圈子所接受。
這一點，連同我為《太平洋事務》寫的第一篇稿子所得的40美元稿費（我用來買了一台留聲機和《蝴蝶夫人》選段《晴朗的一天》的唱片），讓我覺得，我的職業生涯已經開始。
在我回美國的路上，我想寫一寫我對日本人的了解和思考，這篇文章被重新收錄于本書。
我不記得它是怎麼被投給了《外交事務》這樣的權威雜志，但總之很快，我這個24歲新人的名字就變成了鉛字，赫然列于外交部部長和輿論領袖的名字中間。
更重要的是，我還結識了雜志智慧、文雅的編輯&mdash&mdash漢密爾頓·菲什·阿姆斯特朗。
與此同時，1936年我開始在《國家》雜志工作。
《國家》是我父親莫裡斯·沃特海姆（MauriceWertheim）&mdash&mdash一個興趣廣泛的銀行家&mdash&mdash從奧斯瓦爾德·加裡森·維拉德（OswaldGarrisonVillard）手中買下，救其于破産威脅之中。
弗蕾達·柯奇韋（FredaKirchwey）繼維拉德之後擔任主編，和她的新同事馬克斯·萊納（MaxLerner）一起掌管雜志，她是我父母的朋友。
我一開始的工作就是做剪報，整理各種報紙和期刊中包羅萬象的内容；接着，是為《國家》每周的首頁寫出兩段百字的時下新聞摘要。
我被要求寫一些我一無所知的題材&mdash&mdash包括&ldquo累犯不改&rdquo&ldquo外來勞工&rdq
之後我在太平洋關系學會（InstituteofPacificRelations，IPR）的美國分會工作（隻是作為志願者，有報酬的工作在1933年沒有那麼好找）。
那是一個國際組織，成員國都是太平洋沿岸的國家，英國、法國、荷蘭、美國、加拿大，還有中國和日本。
當時學會的會長認為，日本分會代表的是在日本處境艱難的自由派，需要學會全體的鼓勵和支持，所以，東京被定為《太平洋經濟手冊》的編纂地。
這是學會當時的一大主要工作。
學會的國際秘書長威廉·L·霍蘭也被派去東京的日本分會指導這項工作，我則在1934年的10月成為他的助手。
我在東京待了一年，然後在北京暫住了一個月，在1935年年底，我乘西伯利亞鐵路經莫斯科、巴黎回到了美國。
在日本的一年，我為學會的出版物《遠東調查》和《太平洋事務》寫了一些文章，主要是一些不太熱門的主題，比如俄日漁業争端。
不過有一次，我正在為一本寫日本的書寫評論，我驚訝地看到，這位法國作者在給我的信中稱我為&ldquoChèreconsoeur&rdquo（這是confrere的陰性形式，即我們所說的&ldquo同人、同行&rdquo）。
我突然感到我被一個國際的專業圈子所接受。
這一點，連同我為《太平洋事務》寫的第一篇稿子所得的40美元稿費（我用來買了一台留聲機和《蝴蝶夫人》選段《晴朗的一天》的唱片），讓我覺得，我的職業生涯已經開始。
在我回美國的路上，我想寫一寫我對日本人的了解和思考，這篇文章被重新收錄于本書。
我不記得它是怎麼被投給了《外交事務》這樣的權威雜志，但總之很快，我這個24歲新人的名字就變成了鉛字，赫然列于外交部部長和輿論領袖的名字中間。
更重要的是，我還結識了雜志智慧、文雅的編輯&mdash&mdash漢密爾頓·菲什·阿姆斯特朗。
與此同時，1936年我開始在《國家》雜志工作。
《國家》是我父親莫裡斯·沃特海姆（MauriceWertheim）&mdash&mdash一個興趣廣泛的銀行家&mdash&mdash從奧斯瓦爾德·加裡森·維拉德（OswaldGarrisonVillard）手中買下，救其于破産威脅之中。
弗蕾達·柯奇韋（FredaKirchwey）繼維拉德之後擔任主編，和她的新同事馬克斯·萊納（MaxLerner）一起掌管雜志，她是我父母的朋友。
我一開始的工作就是做剪報，整理各種報紙和期刊中包羅萬象的内容；接着，是為《國家》每周的首頁寫出兩段百字的時下新聞摘要。
我被要求寫一些我一無所知的題材&mdash&mdash包括&ldquo累犯不改&rdquo&ldquo外來勞工&rd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