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家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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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說曆史剔除了肮髒和堕落，而是關注真實，同時又自知節制，這是一個度的問題。
曆史學家和小說家相比一開始就有個優勢，他們的主角作為公共人物，被賦予了操控命運的能力。
他們是船長和國王，是聖人和狂徒，是叛國者，是流氓和惡棍，是開創者和探險家，是思想者和創造者，有時甚至是英雄。
他們不必可敬，但絕對重要。
他們可能邪惡腐化，可能瘋狂愚蠢，可能自命不凡，但至少，憑着環境、機遇、職位和性格，他們發揮了作用。
他們是曆史的施動者，而不是受動者，所以他們有趣得多。
讀者想要看到人能塑造命運，至少是抗争命運，這才是曆史的内容。
讀者想知道事情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發生，更具體的是他們自己剛經曆了什麼，就像剛經曆過一場創紀錄的酷熱或者暴雪的人，第二天一早就要翻看晨報查閱昨天的天氣情況。
現在，當人類的地位更勝以往地臣服于未知，當&ldquo疏遠（alienation）&rdquo成為流行詞，公衆便想獲知一些命運的指導，一些在這個飛速旋轉的世界上生存的模式和意義。
不管曆史學家作為個人信奉哪種模式，或像一些人一樣什麼都不信，我們的筆下都提供了一種事實證據，展示了人們是如何從之前的黑暗時代走出來的。
當我還是個年輕媽媽的時候，阿諾德·格塞爾醫生和他耶魯診所的同事寫了許多兒童行為學的書。
在書中，家長在格塞爾醫生的單向觀察玻璃後面觀察到，他們孩子那些最為變态、讨厭和明顯有精神病的行為其實是該年齡段孩子最為正常的自娛自樂。
一切無比惬意。
曆史學家就提供了這樣一面單向玻璃，通過它，人們看到各個時代的人類做着那些今天他們同樣會做的惡劣、下流和愚蠢的事。
這些都記錄在案，隻有程度不同，沒有本質區别。
我可不是在說曆史就像格塞爾醫生的觀察一樣惬意，因為其程度上的不同在今天已經非常劇烈&mdash&mdash我們創造的社會機制，它的運行速度和影響已經非常巨大&mdash&mdash緻使問題和危險加速增長，我們尋找解決辦法的速度遠遠落後。
亨利·亞當斯（HenryAdams）的加速法則已被可怕地證明是正确的。
無論如何，亞當斯法則是曆史學家提供的衆多指導中的一種。
過去的故事和研究，不論遠近，都無法揭示未來，隻是在路上灑下些許光亮，不讓人過于絕望罷了。
曆史學家尚不能輕易地取得文學領域的領先地位而不經曆一場鏖戰。
去年夏天，《生活》雜志的科學編輯艾伯特·羅森菲爾德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有創造力的作家要複興文學，一定要轉去進行科學題材的寫作，因為&ldquo那才是該做的&rdquo。
他的話非常對，也非常有挑戰性。
科學題材确實很有價值，極富活力。
&ldquo任何時代的偉大寫作，&rdquo他接着說，&ldquo都給當代的困境以啟示。
&rdquo這句話仍然無可辯駁。
如果科學能激發最有才華的作家寫作空間航天學、遺傳學、核物理學，就像蕾切爾·卡遜筆下的海洋那樣，那他們一定可以吸引相當一部分公衆的關注。
然而，他們最大的障礙就是語言。
優秀的科學寫作必須遵照嚴格的規範，而打破技術術語的窠臼，用大衆語言寫作則是更為稀有的品質，成敗全賴于此。
在這一點，我們又占優勢。
曆史學家盡管不是所有，但絕大部分都能運用日常英語表達&mdash&mdash那種從喬叟到丘吉爾都使用的英語。
讓我們來看看同行的困境。
行為科學家，他們使用的&ldquo黑話&rdquo越來越多，把自己逼入了無法讓人理解的死角&mdash&mdash或者說，隔離病房。
他們懂自己的話，可别人都不懂。
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患此病久矣，幾乎無可救藥。
如果他們不是有意為之的話，我們尚可對其處境施以同情。
但他們故弄玄虛，自我區别于大部分的非專業者，以此顯示自己獨得某些不傳之秘。
不論他們的研究多麼有益，如果行為科學家還堅持這種隻有同行能懂的寫作方式，他們将是最後一批使用那些&ldquo中國話&rdquo的人。
畢竟，表達才是發明語言的目的。
如果曆史寫作的目的是要應公衆的需求分享對曆史的見識的話，它就需要講究表達的藝術，就像吉本、帕克曼那樣。
當然，曆史也有其他的層次，分三個方面：調查和研究，教學和理論，叙述和表達。
我想讨論的僅僅是表達這一部分，對我來說，無法表達的曆史一無是處。
研究提供了素材，理論提供了思維模式，隻有通過表達，曆史才被聽到和理解。
我不憚累贅想說一說的是，表達的成功依賴于叙述的魅力（我在非常嚴肅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
西奧多·羅斯福1912年作為美國曆史協會會長宣稱：&ldquo如果沒有人讀，則寫作無用，如果它不可讀，也就沒有人讀。
&rdquo 按照大衆的認知，曆史寫作最為成功的表達，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由年度十大暢銷書榜來衡量。
從以往到1960年為止，最為暢銷的曆史書是H·G·威爾斯于1921年首次出版的《世界史綱》，它連續三年上榜十大暢銷書名單，并在1930年出平價版時重回榜上。
到1960年為止，那是唯一一本銷售超過200萬冊的曆史書&mdash&mdash真奇怪，比《金賽性學報告》賣得還多。
第二年，曆史暢銷榜冠軍就變成了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這本書的最終銷售報告顯示，它僅在美國就賣了近300萬冊。
以下這些名字顯示的是有據可查的事實：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當嚴肅題材圖書更有機會沖擊十大榜單的那段時間，曆史傳記暢銷書和單純的曆史暢銷書（不包括個人史類和時事類）中包含了如下學者：詹姆斯·哈維·羅賓遜、查爾斯·比爾德、卡爾·範·多倫、詹姆斯·特拉斯洛·亞當斯。
最後這位三次以上登上&ldquo十大&rdquo。
剩下還有12位非學者：有四本書上榜的埃米爾·路德維希、三本書的亨德裡克·房龍，以及利頓·斯特雷奇、克勞德·鮑爾斯、範·威克·布魯克斯、安德烈·莫洛亞、弗朗西斯·哈克特、斯蒂芬·茨威格（每本書兩次）、威爾·杜蘭特、弗雷德裡克·劉易斯
曆史學家和小說家相比一開始就有個優勢，他們的主角作為公共人物，被賦予了操控命運的能力。
他們是船長和國王，是聖人和狂徒，是叛國者，是流氓和惡棍，是開創者和探險家，是思想者和創造者，有時甚至是英雄。
他們不必可敬，但絕對重要。
他們可能邪惡腐化，可能瘋狂愚蠢，可能自命不凡，但至少，憑着環境、機遇、職位和性格，他們發揮了作用。
他們是曆史的施動者，而不是受動者，所以他們有趣得多。
讀者想要看到人能塑造命運，至少是抗争命運，這才是曆史的内容。
讀者想知道事情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發生，更具體的是他們自己剛經曆了什麼，就像剛經曆過一場創紀錄的酷熱或者暴雪的人，第二天一早就要翻看晨報查閱昨天的天氣情況。
現在，當人類的地位更勝以往地臣服于未知，當&ldquo疏遠（alienation）&rdquo成為流行詞，公衆便想獲知一些命運的指導，一些在這個飛速旋轉的世界上生存的模式和意義。
不管曆史學家作為個人信奉哪種模式，或像一些人一樣什麼都不信，我們的筆下都提供了一種事實證據，展示了人們是如何從之前的黑暗時代走出來的。
當我還是個年輕媽媽的時候，阿諾德·格塞爾醫生和他耶魯診所的同事寫了許多兒童行為學的書。
在書中，家長在格塞爾醫生的單向觀察玻璃後面觀察到，他們孩子那些最為變态、讨厭和明顯有精神病的行為其實是該年齡段孩子最為正常的自娛自樂。
一切無比惬意。
曆史學家就提供了這樣一面單向玻璃，通過它，人們看到各個時代的人類做着那些今天他們同樣會做的惡劣、下流和愚蠢的事。
這些都記錄在案，隻有程度不同，沒有本質區别。
我可不是在說曆史就像格塞爾醫生的觀察一樣惬意，因為其程度上的不同在今天已經非常劇烈&mdash&mdash我們創造的社會機制，它的運行速度和影響已經非常巨大&mdash&mdash緻使問題和危險加速增長，我們尋找解決辦法的速度遠遠落後。
亨利·亞當斯（HenryAdams）的加速法則已被可怕地證明是正确的。
無論如何，亞當斯法則是曆史學家提供的衆多指導中的一種。
過去的故事和研究，不論遠近，都無法揭示未來，隻是在路上灑下些許光亮，不讓人過于絕望罷了。
曆史學家尚不能輕易地取得文學領域的領先地位而不經曆一場鏖戰。
去年夏天，《生活》雜志的科學編輯艾伯特·羅森菲爾德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有創造力的作家要複興文學，一定要轉去進行科學題材的寫作，因為&ldquo那才是該做的&rdquo。
他的話非常對，也非常有挑戰性。
科學題材确實很有價值，極富活力。
&ldquo任何時代的偉大寫作，&rdquo他接着說，&ldquo都給當代的困境以啟示。
&rdquo這句話仍然無可辯駁。
如果科學能激發最有才華的作家寫作空間航天學、遺傳學、核物理學，就像蕾切爾·卡遜筆下的海洋那樣，那他們一定可以吸引相當一部分公衆的關注。
然而，他們最大的障礙就是語言。
優秀的科學寫作必須遵照嚴格的規範，而打破技術術語的窠臼，用大衆語言寫作則是更為稀有的品質，成敗全賴于此。
在這一點，我們又占優勢。
曆史學家盡管不是所有，但絕大部分都能運用日常英語表達&mdash&mdash那種從喬叟到丘吉爾都使用的英語。
讓我們來看看同行的困境。
行為科學家，他們使用的&ldquo黑話&rdquo越來越多，把自己逼入了無法讓人理解的死角&mdash&mdash或者說，隔離病房。
他們懂自己的話，可别人都不懂。
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患此病久矣，幾乎無可救藥。
如果他們不是有意為之的話，我們尚可對其處境施以同情。
但他們故弄玄虛，自我區别于大部分的非專業者，以此顯示自己獨得某些不傳之秘。
不論他們的研究多麼有益，如果行為科學家還堅持這種隻有同行能懂的寫作方式，他們将是最後一批使用那些&ldquo中國話&rdquo的人。
畢竟，表達才是發明語言的目的。
如果曆史寫作的目的是要應公衆的需求分享對曆史的見識的話，它就需要講究表達的藝術，就像吉本、帕克曼那樣。
當然，曆史也有其他的層次，分三個方面：調查和研究，教學和理論，叙述和表達。
我想讨論的僅僅是表達這一部分，對我來說，無法表達的曆史一無是處。
研究提供了素材，理論提供了思維模式，隻有通過表達，曆史才被聽到和理解。
我不憚累贅想說一說的是，表達的成功依賴于叙述的魅力（我在非常嚴肅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
西奧多·羅斯福1912年作為美國曆史協會會長宣稱：&ldquo如果沒有人讀，則寫作無用，如果它不可讀，也就沒有人讀。
&rdquo 按照大衆的認知，曆史寫作最為成功的表達，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由年度十大暢銷書榜來衡量。
從以往到1960年為止，最為暢銷的曆史書是H·G·威爾斯于1921年首次出版的《世界史綱》，它連續三年上榜十大暢銷書名單，并在1930年出平價版時重回榜上。
到1960年為止，那是唯一一本銷售超過200萬冊的曆史書&mdash&mdash真奇怪，比《金賽性學報告》賣得還多。
第二年，曆史暢銷榜冠軍就變成了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這本書的最終銷售報告顯示，它僅在美國就賣了近300萬冊。
以下這些名字顯示的是有據可查的事實：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當嚴肅題材圖書更有機會沖擊十大榜單的那段時間，曆史傳記暢銷書和單純的曆史暢銷書（不包括個人史類和時事類）中包含了如下學者：詹姆斯·哈維·羅賓遜、查爾斯·比爾德、卡爾·範·多倫、詹姆斯·特拉斯洛·亞當斯。
最後這位三次以上登上&ldquo十大&rdquo。
剩下還有12位非學者：有四本書上榜的埃米爾·路德維希、三本書的亨德裡克·房龍，以及利頓·斯特雷奇、克勞德·鮑爾斯、範·威克·布魯克斯、安德烈·莫洛亞、弗朗西斯·哈克特、斯蒂芬·茨威格（每本書兩次）、威爾·杜蘭特、弗雷德裡克·劉易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