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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過着這種文學生活,終于發展到想寫書,這是人之常情,再加上如果被抓去當兵,我就不能期望活着回來,于是我想留下二十年的短暫生涯的紀念這種念頭就日益強烈起來。

     聽起來這似乎十分悲壯,不過應該說,當時的學生中間是充滿了輕松愉快、虛無主義的氛圍的。

    十九歲的我自認為不僅純情,而且有文學的野心,這也是時局的造化。

    現在回過頭來讀《鮮花盛開的森林》初版的序文時,感到讨厭的是,雖說書中寫的不全都是自己,但在這幾分之幾的自己中,我發現了自己的小小的機會主義的影子。

     處女短篇集《鮮花盛開的森林》,于一九四四年的晚秋由七丈書院出版社出版了。

    這大概是七丈書院被築摩書房吞并前的最後一次出版吧。

    出這樣一個無名作家的短篇集,全靠《文藝文化》雜志同仁諸君的美言,以及直接仰仗了富士正晴的盡力。

     富士正晴至今仍然是不斷輸送新人問世的名人。

    這是他無償的勞動,對這樣一個與他毫無關聯的我,竟突然迅速給我以這種意想不到的機會,後來我與他也沒有任何交往,他的這番厚意在我心中永遠留下了明朗愉快的不可思議的記憶。

     後來回想起來,戰争期間的富士正晴已經看到了某種戰後精神的萌芽,這個小個子青年,不知什麼原因和幾家小出版社很有交情,他帶着我急急忙忙地、事務性地走在戰争末期東京的馬路上。

    他與林富士馬不同,不太搞文學論,他說話快,帶大阪口音,常惹人開他的玩笑,後來他在《海盜号》雜志上揚名,做出了成績。

    他那無止境地開玩笑的精神很飽滿,開的玩笑也很生動,他是個充滿活力的人,但他不明示其活力的方向。

    他閃爍着所向無敵的目光,但卻不忘自我韬晦。

    我感到在富士正晴心中,早已架起一座戰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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