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期間的日本浪漫派與充滿活力的關西式的戰後精神之間的一座自然的橋梁。

     像《鮮花盛開的森林》這樣一本不急又無用的小說集，怎麼竟能在空襲早已開始的東京出版了呢？要出書就得确保紙張分配到手，我記得我在申請書上羅列了許多諸如“為了捍衛吾國的文學傳統”等之類的字句，總之同意配給紙張的許可證批下來了。

    七丈書院使用了黃色的上好的紙張（很像是棉紙），德川義恭描摹光琳的彩色版印刷的美麗的封面裝幀。

    也許是破罐破摔的出版，不過它還是把《鮮花盛開的森林》給出版了。

    那是一個沒有其他書籍的時代，所以一周之内四千冊書便銷售一空，因此我感到随時死也無憾了。

     那個時代，文壇當然不可能有什麼反響，不過在很久以後，當我看到在戰争末期有相當多的人買那本書并談讀後感時，我才明白在當時的形勢下出版這種書是多麼的異常。

     那時我正上大學，是處在随時都有可能接到入伍通知書的狀态。

     這一時期，豈止我一人的生死難蔔，就連日本明日的命運如何也難以推測，自己一個人的末日觀，同時代以及整個社會的末日觀，可以說是罕見地完全一緻了。

    我沒有滑過雪，但是急速滑降的不可思議的快感，大概同那種感覺相似吧。

     少年期與青年期交界的自我陶醉，就是為了自己什麼都可以利用。

    連世界的滅亡也可以利用，鏡面越大越好。

    戰争前後，我對自己做着種種的夢想，諸如自己是薄命的天才、日本美的傳統的最後一個年輕人、頹廢派中的頹廢派、頹唐期的最後的皇帝、還有美的特攻隊……這種瘋狂般的想法愈發高漲，我終于把自己與室町時代的足利義尚将軍同一化，我開始寫随時會因接到入伍通知令而被中斷的“最後的”小說《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