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小說《中世》，是從我向保田與重郎詢問有關謠曲文體的時候起，就凝聚在我心中的末日觀美學的作品化，是在參加當時大學的“勤務勞動”，去中島飛機廠勞動時所創作的。

    後來作品中所用的宴曲和年輕小夥子們的名字等，是在中世研究家多田侑史的建議下修訂過的。

    因此，與第一稿有二三處差異。

     《中世》得到中河與一的關照，在《文藝世紀》雜志上連載。

    差不多同時得到野田宇太郎的厚意，我的短篇《獵人也速該》也在《文藝》雜志上刊載。

    《現代》雜志又來約稿，我寫了《菖蒲前》，在空襲激化期間，我的文學世界一點點擴展開去。

     一九四五年早春，入伍通知令終于來了。

    這時候，我因支氣管炎而發高燒，後被誤診為胸膜炎，即日令我返鄉，這樣的經曆總是同樣重複，所以此處從略。

    但在入伍通知将到未到之時，我感到“玉碎”的局面必将到來，我的每一部作品，都當作遺作來寫。

    跨越戰争結束繼續寫的《海角的故事》，也是這樣的作品之一。

    這種氣氛給我的心靈造成長期的強烈的影響。

    至今我之所以感到核戰争必至，可能是過去一個時期的感情體驗對未來的投影的緣故。

     戰後已經十七年了，對我來說，還沒有看到現實的确實。

    假使說我容易看到一時的姿影，是我天生的性格，那也就沒什麼可說，不過明天也許會因空襲而毀滅，事實上，由于空襲，昨日還在的東西今天就沒有了。

    這種時代留下的強烈印象，光憑十七年的時間推移是難以消滅的。

     戰争期間，我憑着自己的感性生活過來了。

    現在回想起來，簡直像個傻瓜，可是在當時來說，這是無可奈何的生活方式。

     可是，人的記憶是靠不住的。

    去年某文學全集的月報上，清水文雄先生發表了當時我的明信片。

    明信片上說，一九四五年五月在神奈川縣高座郡、海軍高座工廠的我，向先生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