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戰争結束後，我當小說家的夢也沒有破滅。

    盡管如此，我也毫無自信，隻靠這單一念頭生活下去，正如任何人都會這樣想的那樣，我朝着兩重生活的方向走去。

    在學校學習和創作同時放在天平的兩邊，這時期對我自己來說，是平凡的法學學生的生活，不像現在那樣有誘惑年輕人的各種享樂，也沒有遊樂場所。

    學校放學後即徑直回家，别無去處。

    外面的社會猶如暴風雨，文壇正迎來疾風怒濤的時代。

     我内心中也想在時代中乘風破浪，但戰争期間的小團體内的評價如泡沫似的消失了。

    戰争末期，确信惟有自己才是時代的象征者的這種夢想也消失了。

    自己發現自己雖然隻有二十歲，但竟早早地完全成為時代的落伍者。

    對此，我也束手無策。

    我向來所愛的拉迪蓋、王爾德、葉芝、日本古典，所有的一切都與時代的好尚背道而馳。

    其實，這種說法有點誇大其實，戰争期間私下的個人嗜好反而是被允許的。

    可是，戰後的社會立即重開了粗野的思想和藝術理念的自由市場，社會對不合自己體質的東西抛棄一邊而不顧。

    戰争期間，在小團體裡擺着天才架子的少年，戰後卻隻不過是一個誰都看不上的、無力的學生而已。

     這時，合并了七丈書院的築摩書房，遷移到面向水道橋和禦茶水之間的電車道旁的舊大廈的二層，我就把包括《鮮花盛開的森林》、《中世》和《海角的故事》的大部分原稿帶去了。

     這是十多年以後才明白的笑話，後來年長的友人、當時築摩書房的顧問中村光夫讀了這些原稿，好像是給打了負一百二十分，這樣的稿件當然見不到天日。

    盡管我多次去打聽，結果都是白搭。

    我終于将原稿要了回來。

    二十歲的我，面對這種事态，幸好有母校的訓練，有自信采取相當冷靜的貴族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