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時間也許就在這前後吧，我和太宰治有了短暫的相會，無疑這是必須記錄下來的事件。

     盡管不像我在戰争期間的交友那麼熱心，但戰後我也有幾個文學友人。

     當時我的頭銜是“在《人間》雜志上寫小說的三島”。

    以這樣的頭銜成為一個生活豪放不羁的文學家也很容易，但是膽小的我，連這個也做不到。

    少年時代我所師事的川路柳虹先生的兒子川路明，現在是松尾芭蕾舞團的執牛耳者，他當時是個好勝心強、喜歡自我炫耀的少年詩人，現在社會黨的麻生良方是眉清目秀的不良少年，又是《黑薔薇》詩集的作者，劇作家矢代靜一是狂熱推崇太宰治的青年，也是第一個傳染給我的人。

    此外還有豐滿的三十歲女詩人等，有各種不可思議的人物。

    但由于我已喪失了所有戰争期間夢想第一的勁頭，所以現實的悲慘的東西，隻能是凄慘的，雖然是青春的年華，卻沒有太多橫溢的朝氣。

     太宰治于一九四六年也就是戰争結束後的翌年十一月上東京，發表了各種著名的短篇之後，從一九四七年夏天起在《新潮》雜志上開始連載《斜陽》。

     我以前曾在舊書店裡找了《虛構的彷徨》，讀了其三部曲和《青年的奇态》等。

    我開始讀太宰治的東西，對我來說也許是最壞的選擇，這些自我戲劇化是我生來最讨厭的東西，作品裡所散布的文壇意識和類似負笈上京的少年的鄉巴佬的野心，對我來說是最受不了的。

     當然，我承認他那罕見的才能，不過說也奇怪，他是我從未有過的、從一開始就如此産生出生理上的抵觸的作家。

    也許是由于愛憎的法則，也許他是一個故意把我最想隐蔽的部分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