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

吝拍手稱快的心情，也像我的舊币承蒙它的恩惠而值錢了似的心情。

     但是，在觀看的過程中發現，這些人的動作是相當政治性的，聽說大家都是堀辰雄的弟子，我内心就叫哎呀哎呀。

    當然，盡管堀辰雄自身也由于生病而作為孤高的詩人貫徹始終，但也潛在着這樣的因素。

    一般地說，如果沒有這種俗氣，大概也就寫不了小說。

    不可否認，詩歌朗誦會詩人們的詩一般的衣裳，與文壇的動向之間，也有讓人感到存在某種的不調和。

    我初次邂逅加藤周一和中村真一郎，确實是在一個叫《光》的雜志的座談會上，有幾個像是讀者代表的女性，不是什麼太了不起的文學座談會。

    我害怕加藤那雙檢察官般的眼睛。

    他每說一句話，我就覺得像在教員室裡頑皮的學生遭到教師的訓斥一樣，相比之下，中村真一郎遠比他平穩，使人覺得容易親近。

     談論不時觸及到殉情的問題，這顯然是在太宰的殉情事件發生以前的事，我曾口吐狂言，說：“年輕人雙雙殉情很美，這不是很好嗎？”和盤托出了戰争期間浪漫派的老底。

     “這就不好哩，有這種想法就不好辦啦。

    ”中村真一郎真的露出了不好辦的神情說了這麼一句，并作了種種反駁，但聽起來通篇都是概論式的人道主義式的說教，我斷定“這些人是不承認危險的美的啊”、“這樣又怎能懂得能樂和《新古今和歌集》呢？” 我不是想批評現在的中村是“不承認危險的美”的作家。

    歸根到底，我隻是想盡可能如實地回憶起我當時的感想。

    當時我對任何事物都是直覺地、斷定性地、無過程的主張，堅持一種難以對付的非邏輯的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