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

來的粗糙是由于寫得連氣也喘不過來，自己又過分介意截稿日期，拼命趕時間所造成的。

     終于到快把它寫完的時候，睡眠不足的眼睛總是睜不開。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我把三百四十頁的原稿親手交給了河出書房的坂本一龜，地點與其他多數人一樣，是在神田的“蘭波”酒吧。

     寫這些事，我大感輕松，而且也增強了信心。

     第二個月看了喜多實的《隅田川》，深受感動。

    我悄悄地記住了這樣一句詞：“我久久地聽着笛聲，古代的悲調貫于肺腑。

    那靜靜的絕望，那無限的躊躇。

    戰後派的絕望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 寫了像要設法征服内心的怪物似的小說《假面自白》之後，二十四歲的我，心中明顯地産生了兩個相反的走向，一個是不管怎樣必須活下去的想法，另一個是向明确的理智的明朗的古典主義傾斜。

    我覺得我逐漸懂得了詩的實體，逐漸懂得了少年時代那樣使我興緻勃勃、後來又那樣使我痛苦的詩，實際上是虛僞的詩，是抒情的惡醉。

    乃至認為我這樣認識正是詩的實體。

     與此同時，我對自己任性慣了的感覺上的才能，也沒了耐性，決心同感覺絕對訣别。

     對，為此我要更多地讀歐外的作品。

    試試用歐外那規矩正确的文體、冷靜的理智、一再壓抑透了的熱情去鍛煉自己。

     “裝着一副小說家是苦惱的代表者般的面孔，太怪了。

    ”我甚至這樣想。

    所謂小說家，對什麼始終都是興高采烈的。

    我不論讀司湯達的東西，還是讀巴爾紮克的作品，多麼悲傷的那頁的背後都浮現出作者興高采烈的面孔。

     我既然是個小說家，也必須總是個興高采烈的男子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