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

一九五〇年，二十五歲的我依然拼命地往返于幸福感的山頂和憂郁的深谷之間。

    此後，一九五一年年底我啟程赴外國旅行。

    我的生活感情處于最激烈的坎坷中，而且我總是遭到孤獨的襲擊。

    我妒忌世間平凡的青春，我認為自己是“奇怪啊，一個微笑的二十五歲的老人”，我常常受胃痛的折磨，我想加入捕鲸船去南極，我曾拜托報社的人聯系，可是實現的可能性甚微。

     從這個時候起，我産生了這樣的想法：作品和現實生活把我的熱情一分為二，其中間地帶——日本的所謂交往——交際，我必須不再為此分心。

    我之所以能夠明确地實現這種想法，乃是因為後來體育運動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在這裡潛藏着有趣的反論。

    因此，人無論如何需要有中間地帶，而且需要從這裡不斷地吸取生活和作品兩方面的養分。

    後來我才明白，作為這個中間地帶，理想的東西就是“無目的地運動身體”，也就是運動。

     一九五〇年初秋，我到某書店去買書，在書店前的茶館的高台階上吃冰激淩。

     書店的入口處立着一塊布告牌，牌前聚集着一群人，我想大概是有什麼新聞捷報吧，仔細一看，原來是中尊寺的木乃伊圖片。

     于是看起來，出入書店并駐步圖片前的人們的臉，突然看起來一張張都像是木乃伊。

    我對這種醜惡十分惱火，知識人的臉是多麼醜陋啊！所謂智慧的人，看起來是多麼醜惡啊！ 我對希臘的向往，原本是沒有錯的，多半就在這瞬間，發自受不了的嫌惡。

    當然這也是自我嫌惡的一種，在我的體内産生了對不調和與誇張的嫌惡，以及對調和無法抑制的欲望，這當然是從自己内心的危機産生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