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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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任朝日新聞社出版局長的嘉治隆一,是我父親的老朋友,由于這個緣故,他總要提攜我、照顧我。

    “你要不要到外國去看看?”他說。

    在當時來說,這是求之不得的事。

    兩三年前,我也曾計劃過去外國旅行,結果失敗了。

     在美國召開青年藝術家會議,别人推薦我,我就去面試了。

    在NHK大廈一間美軍文化教育辦公室裡,我見了美國人,接受了許多提問。

    而且考我的會話能力,如獲通過,就能赴美。

     我的英語會話能力等于零,我聽不懂考官說些什麼。

     “你的小說屬于什麼流派?”他問了諸如此類問題。

    我把流派誤聽為學校,我回答說:“不,大學是法律系畢業。

    ”這樣,我通過才奇怪呢。

     當時日本還是處在美軍的占領之下,出國旅遊的困難在今天是想象不到的。

    如果沒有特别的情況是不可能離開日本的。

    如今文壇某人要去外國,就一定可以去,這與當時的情況相比,真有隔世之感。

     如上所述,對抱有一種危機感的我來說,我痛切地感到有必要去外國旅行。

    總之,我越來越想離開日本,打開自己的眼界,發現新的自己。

     嘉治氏非常冷靜,但卻是一位非常親切的叔叔。

    後來我在寫《鹿鳴館》時,他給我無微不至的關照,總是不斷地訓誡我說: “小說家要長期保持的秘訣:一是要學習,二還是要學習。

    眼界開闊,深入研究,是很重要的。

    哪怕每天學一點也好,不斷讀點古典原著,養成這個習慣吧。

    ” 讀古典和原著談何容易。

    小說家無論多忙,每天都要抽出一定時間讀點難讀的書,來完成他的作業。

    這是嘉治氏的忠告。

    承蒙他的忠告,我從中得到了好處。

    可是,同行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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