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與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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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一個人的生平,他自己的話,當然是最可靠的。

    在冠于第一次出版的,即當梁任公先生三十歲那一年出版的《飲冰室文集》之前,有他的一篇《三十自述》。

    在這一篇自述裡,已将他自己的一個很重要的活動時期,即三十歲以前,辦《時務報》,時務學堂,公車上書,戊戌政變,刊行《新民叢報》、《新小說》的一個時期的事迹叙述得頗為詳細了。

    本文僅就之而作一番的簡節複述而已。

    三十以後的事迹也多半采用他自己的叙述。

    又他的《清代學術概論》也略有叙述到他自己的地方。

     梁任公先生名啟超,字卓如,别署飲冰室主人,任公是他的号。

    父名寶瑛,字蓮澗,母趙氏。

    他為中國極南部的一個島民,即廣東新會的熊子鄉。

    熊子鄉是正當西江入海之沖的一個島。

    他生于同治十二年癸酉正月二十六日,正是中國受外患最危急的一個時代;也正是西歐的科學、文藝以排山倒海之勢輸入中國的時代;一切舊的東西,自日常用品以至社會政治的組織,自聖經舊典以至思想、生活,都漸漸地崩解了,被破壞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嶄新的外來的東西。

    梁氏恰恰生于這一個偉大的時代,為這一個偉大時代的主角之一。

    梁氏四五歲時,“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書、《詩經》,夜則就睡王父榻,日與言古豪傑、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舉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津津道之。

    六歲後,就父讀,受中國略史,五經卒業。

    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

    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

    日治帖括,&hellip&hellip顧頗喜詞章。

    王父父母時授以唐人詩,嗜之過于八股。

    &hellip&hellip父慈而嚴,督課之外,使之勞作。

    言語舉動稍不謹,辄呵斥,不少假借。

    常訓之曰:&lsquo汝自視乃如常兒乎?&rsquo&hellip&hellip十三歲始知有段、王訓诂之學,大好之。

    ”十五歲,母死。

    其時肄業于廣東省城的學海堂。

    學海堂是阮元在廣東時所設立的。

    他沉酣于乾嘉時代的“訓诂、詞章”的空氣中,乃決舍帖括而有意訓诂、詞章。

    十七歲,梁氏舉于鄉。

    第二年,他的父親偕他一同赴京會試。

    李端棻以他的妹子許字給他。

    下第歸,過上海,從坊間購得《瀛環志略》讀之,乃知有所謂世界。

    這一年的秋天,他和陳千秋同去拜谒康有為。

    這是梁氏與康氏的第一次的會面,也即是使梁氏的生活與思想起了一個大變動的一次重要的會面。

    梁氏在《三十自述》裡曾有一段話提到這一次的會面情形,很足以動人: 于是乃因通甫(即千秋)修弟子禮事南海先生。

    時餘以少年科第,且于時流所推重之訓诂詞章學,頗有所知,辄沾沾自喜。

    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诘,悉舉而摧陷廓清之。

    自辰入見,及戌始退。

    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

    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床,竟夕不能寐。

    明日再谒,請為學方針。

    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并及史學西學之梗概。

    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

    生平知有學自茲始。

     第二年,康有為開始講學于廣東省城長興裡的萬木草堂。

    康氏講述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

    梁氏與諸同學日劄記其講義。

    他自己說,他“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三十自述》)。

    康氏著《新學僞經考》時,他從事校勘。

    康著《孔子改制考》時,他從事分纂。

    這一年十月,梁氏入北平,與李氏結婚。

    第二年,他的祖父病卒。

    自此,學于萬木草堂中凡三年。

    然梁氏雖服膺康氏,卻也并不十分贊同他的主張。

    “治《僞經考》,時複不慊于其師之武斷,後遂置不複道;其師好引緯書,以神秘性說孔子,啟超亦不謂然。

    ”(《清代學術概論》一百三十八頁) 甲午,梁氏年二十二,複入北平,“與京國所謂名士者多所往還。

    ”(《三十自述》)“而其講學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譚嗣同。

    曾佑方治龔(自珍)劉(逢祿)今文學,每發一義,辄相視莫逆。

    &hellip&hellip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學,喜談名理,談經濟,及交啟超,亦盛言大同,運動尤烈。

    而啟超之學,受夏、譚影響亦至巨。

    ”(《清代學術概論》一百三十九頁)本年六月,中日戰事起,梁氏惋憤時局,時有所言,卻不見有什麼人聽信他。

    他因此益讀譯書,研究算學史地,明年,和議成。

    他代表廣東公車百九十人,上書陳時局。

    康有為也聯合公車三千人,上書請變法。

    梁氏亦從其後奔走。

    這一次可以說是梁氏第一次的政治運動。

    七月,北平創立強學會,梁氏被委為會中書記員。

    不三月,強學會被封。

    第二年,黃遵憲在上海辦《時務報》,以書招梁氏南下。

    他便住在上海,專任《時務報》的撰述之役。

    他的報館生活實開始于此時。

    著《變法通議》,以淹貫流暢,若有電力足以吸住人的文字,婉曲地表達出當時人人所欲言而迄未能言或未能暢言的政論。

    這一篇文字的影響,當然是極大。

    像那樣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筆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辯驚人的嶄新的文筆,在當時文壇上,耳目實為之一新。

    丁酉十月,陳寶箴、江标,聘他到湖南,就時務學堂講席。

    這時,黃遵憲恰官湖南按察使,譚嗣同亦歸湘助鄉治。

    湖南人才稱極盛。

    不久,德國割據膠州灣事起,這更給他們以新的刺激。

    時務學堂學生僅四十人;而于這四十人中,在後來政治上有影響的卻很不少。

    助教唐才常為第一次起義于漢口而不成的主動者。

    學生蔡锷則為起師雲南推覆袁氏帝制的一位最重要的主角。

    在那時,梁氏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劄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

    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胪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掊擊無完膚”。

    及年假,學生各回故鄉,出劄記示親友。

    全湘大嘩。

    反動的勢力便一時蜂起。

    葉德輝編《翼教叢編》,張之洞著《勸學篇》,皆系對于梁氏及康氏、譚氏諸人的言論加以掊擊的。

    當時的康梁,談者幾視之與“洪水猛獸”同科。

     明年戊戌,梁氏年二十六。

    春大病幾死,出就醫上海。

    病愈,更入北京。

    時康有為方開保國會,梁氏多所贊畫奔走。

    四月,以徐緻靖之薦,被召見,命辦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時朝廷銳意變法,百度更新。

    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聽谏行。

    複生(譚嗣同)、暾谷(林旭)、叔峤(楊銳)、裴村(劉光第),以京卿參預新政。

    ”(《三十自述》)梁氏亦在其中有所盡力。

    在這個時候,又遇到一個極大的反動;康氏諸行新政者,以德宗為護法主;舊勢力卻投到西太後那裡去。

    雙方怒目而視,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恰巧有一個禦史,胪舉梁氏劄記批語數十條指斥清室鼓吹民權的,具折揭參。

    于是,卒興大獄。

    譚、林等六君子于八月被殺。

    德宗被幽禁。

    康有為以英人的仗義出險。

    梁氏亦設法乘日本大島兵艦而東。

    梁氏的第一期政治生活遂告了一段落。

    以後便入了一個以著述為生的時期了。

    他的影響也以這個第一期的著述時代或《清議報》、《新民叢報》時代為最大。

    十月,與橫濱商人,創刊《清議報》,仍以其沛沛浩浩若有電力的熱烘烘的文字鼓蕩着,或可以說是主宰着當時的輿論界。

    自此,居日本一年,“稍能讀東文,思想為之一變”。

    蓋因東籍的介紹,對于近代、古代的歐洲思想與政治,很覺得了然,而對于中國的學術曆史,也突然地另感到了一種與前全異的新的研究方法。

    以後發表于《新民叢報》中的許多學術論文,皆可以說是受了東籍的感應力的産品。

    己亥冬天,美洲的中國維新會招他去遊曆。

    道過夏威夷島,因治疫故,航路不通,留居在那裡半年。

    庚子六月,正欲赴美,而義和團運動已大起,北方紛擾不堪。

    梁氏便由夏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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