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與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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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複向西而歸。
至日本，聞北京失守。
至上海時，又知漢口難作，唐才常等皆已被殺。
他便匆匆地複由上海過香港，至南洋，經印度，到澳洲。
居澳洲半年，複回日本。
自此以後便又進入了著述的時代了，這個時代便是《新民叢報》的時代。
于《新民叢報》外，複創刊《新小說》。
“述其所學所懷抱者，以質于當世達人志士，冀以為中國國民遒铎之一助。
”（《三十自述》）這個時代，自壬寅（一九〇二）至辛亥（一九一一），幾曆十年，中間惟丙午（一九〇六）及己酉（一九〇九）二年所作絕少。
其餘幾年則所寫著作極為豐富，實可謂名副其實的大量生産者。
在這個時代，他的影響與勢力最大。
一方面結束了三十以前的作品，集為《飲冰室文集》，一方面則更從事于新方面的努力與工作。
除了少數的應時的時事評論及著作《開明專制論》等等，力與當時的持共和論者相搏戰之外，他的這幾年來的成績，可分為六方面： 第一方面，是鼓吹宣傳“新民”之必要，欲從國民性格上加以根本的改革，以為政治改革的入手。
他知道沒有良好的國民，任何形式的政體都是空的，任何樣子的改革也都是沒有好結果的。
于是他便舍棄了枝枝節節的“變法論”、“保皇論”，而從事于《新民叢報》的努力；所謂《新民叢報》，蓋即表示這個刊物是注重在講述“新民之道”的。
他在這個報上，一開頭便著部《新民說》，說明：“國也者，積民而成。
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髒，筋脈血輪也。
未有四肢已斷，五髒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
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
”以後便逐漸地讨論到“公德”、“國家思想”、“進取冒險”、“權利思想”、“自治”、“自由”、“進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義務思想”、“私德”、“民氣”等，很有幾點是切中了我們的古舊民族的劣根性病的。
他如大教主似的，坐在大講座上，以獅子吼，作喚愚啟蒙的訓講。
庚戌年（一九一〇）創刊《國風報》時，他又依樣的以《說國風》冠于首，說明“國風之善惡，則國命之興替所攸系也”，而思以文字之力，改變幾千年來怯懦因循的國風。
第二方面，是介紹西方的哲學、經濟學等等的學說；所介紹的有霍布士、斯片挪莎、盧梭、培根、笛卡兒、達爾文、孟德斯鸠、邊沁、康德諸人。
他的根據當然不是原著，而是日本人的重述、節述或譯文。
然因了他文筆的流暢明達，國内大多數人之略略能夠知道培根、笛卡兒、孟德斯鸠、盧梭諸人的學說一脔的，卻不是由于嚴複幾個翻譯原作者，而是由于再三重譯或重述的梁任公先生。
這原因有一大半是因為梁氏文章的明白易曉，叙述又簡易無難解之處，也有一小半因為梁氏的著作流傳的範圍極廣。
我常常覺得很可怪：中國懂得歐西文字的人及明白歐西學說的專門家都不算不少，然而除了嚴複、馬建忠等寥寥可數的幾位之外，其他的人每都無聲無息過去了，一點也沒有什麼表現；反是幾位不十分懂得西文或專門學問的人如林琴南、梁任公他們，倒有許許多多的成績，真未免有點太放棄自己的責任了；林、梁諸人之視他們真是如巨人之視嬰兒了！即使林、梁他們有什麼隔膜錯誤的地方，我們還忍去責備他們麼？而林、梁之中，林氏的工作雖較梁氏多，梁氏的影響似乎較他為更大。
第三方面，是運用全新的見解與方法以整理中國的舊思想與學說。
這樣的見解與方法并不是梁氏所自創的，其得力處仍在日本人的著作。
然梁氏得之，卻能運用自如，加之以他的迷人的叙述力，大氣包舉的融化力，很有根柢的舊學基礎，于是他的文章便與一班僅僅以轉述或稗販外國學說以論中國事物的人大異。
他的這些論學的文字，是不粘着的，不枯澀的，不艱深的；一般人都能懂得，卻并不是沒有内容，似若淺顯袒露，卻又是十分的華澤精深。
他的文字的電力，即在這些論學的文章上，仍不會消失了分毫。
這一方面重要的著作是：《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子墨子學說》、《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國文語原解》、《中國古代币制考》等。
在其中，《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作尤為重要；在梁氏以前，從沒有過這樣的一部著作發見過。
她是這樣簡明扼要地将中國幾千年來的學術加以叙述，估價，研究；可以說是第一部中國學術史（第二部至今仍未有人敢于着手呢），也可以說是第一部的将中國的學術思想有系統地整理出來的書。
雖有人說她是膚淺，是轉販他人之作，然作者的魄力與雄心已是十分地可敬了。
此作共分七部分：一，總論；二，胚胎時代；三，全盛時代；四，儒學統一時代；五，老學時代；六，佛學時代；七，近世之學術。
梁氏在十餘年之後，更欲成中國學術史的大著，為深一層的探讨，惜僅成一部分&mdash&mdash《清代學術概論》&mdash&mdash而止。
今梁氏亡矣，這部偉大著作是永沒有告成的希望了。
第四方面，是研究政治上經濟上的各種實際的問題。
在這個時候，梁氏的政論，已不僅是宣傳鼓吹自己的主張，或攻擊、推翻古舊的制度而已，這樣的時代，即著《變法通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現在是要讨論實際上的種種問題以供給所謂“建設時代”的參考了。
所以他一方面介紹各國的實例，一方面讨論本國的當前問題。
在這些問題中，關于政治的，以憲法問題為中心；關于經濟的，以貨币、國債問題為中心。
這些問題，都是那個時代的舉國人民所要着眼的問題。
關于前者，他著有《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壬寅），《外官制私議》（庚戌），《立憲法議》（庚子），《論立法權》（壬寅），《責任内閣釋義》（辛亥），《憲政淺說》（庚戌），《中國國會制度私議》（庚戌）及《各國憲法異同論》（己亥）諸作。
關于後者，他著有《中國國債史》（甲辰），《中國貨币問題》（甲辰），《外資輸入問題》（甲辰），《改鹽法議》（庚戌），《币制條議》（庚戌），《外債平議》（庚戌）諸作。
第五方面，是對于曆史著作的努力。
梁氏的事業，除了政論家外，便始終是一位曆史家。
他的對于中國學術思想的研究也完全是站在曆史家的立場上的。
他一方面攻擊舊式曆史的纰缪可笑，将曆來所謂“史學”上所最聚訟的問題，如“正統”，如“書法”等等，皆一切推翻之，抹煞之，以為不成問題。
他以為：所謂曆史，不是一姓史、個人史，也不僅僅是鋪叙故實的點鬼簿、地理志而已；曆史乃是活潑潑的，乃是“叙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乃是供“今世之人，鑒之裁之，以為經世之用也”。
在這一方面，他著有《新史學》（壬寅），《中國史叙論》（辛醜）等。
他又在第二方面，寫出許多的史書、史傳來，以示新的曆史，所謂“使今世之人，鑒之裁之”的曆史的模式。
這一方面的著作有《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壬寅），《曆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南海康先生傳》（辛醜），《李鴻章》（辛醜），《張博望班定遠合傳》（壬寅），《趙武靈王傳》、《袁崇煥傳》（甲辰），《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甲辰），《鄭和傳》（乙巳），《管子傳》（辛亥），《王荊公傳》，《匈牙利愛國者噶蘇士傳》（壬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雅典小史》、《朝鮮亡國史略》（甲辰）等等，都是火辣辣的文字，有光有熱，有聲有色的；決不是什麼平鋪直叙的尋常史傳而已。
第六方面，是對于文學的創作。
梁氏在這十年中，不僅努力于作史著論，即對于純文藝，也十分地努力。
他既發刊《新小說》，登載時人之作品，如《我佛山人的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九命奇冤》，以及蘇曼殊諸人的翻譯等等
至日本，聞北京失守。
至上海時，又知漢口難作，唐才常等皆已被殺。
他便匆匆地複由上海過香港，至南洋，經印度，到澳洲。
居澳洲半年，複回日本。
自此以後便又進入了著述的時代了，這個時代便是《新民叢報》的時代。
于《新民叢報》外，複創刊《新小說》。
“述其所學所懷抱者，以質于當世達人志士，冀以為中國國民遒铎之一助。
”（《三十自述》）這個時代，自壬寅（一九〇二）至辛亥（一九一一），幾曆十年，中間惟丙午（一九〇六）及己酉（一九〇九）二年所作絕少。
其餘幾年則所寫著作極為豐富，實可謂名副其實的大量生産者。
在這個時代，他的影響與勢力最大。
一方面結束了三十以前的作品，集為《飲冰室文集》，一方面則更從事于新方面的努力與工作。
除了少數的應時的時事評論及著作《開明專制論》等等，力與當時的持共和論者相搏戰之外，他的這幾年來的成績，可分為六方面： 第一方面，是鼓吹宣傳“新民”之必要，欲從國民性格上加以根本的改革，以為政治改革的入手。
他知道沒有良好的國民，任何形式的政體都是空的，任何樣子的改革也都是沒有好結果的。
于是他便舍棄了枝枝節節的“變法論”、“保皇論”，而從事于《新民叢報》的努力；所謂《新民叢報》，蓋即表示這個刊物是注重在講述“新民之道”的。
他在這個報上，一開頭便著部《新民說》，說明：“國也者，積民而成。
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髒，筋脈血輪也。
未有四肢已斷，五髒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
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
”以後便逐漸地讨論到“公德”、“國家思想”、“進取冒險”、“權利思想”、“自治”、“自由”、“進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義務思想”、“私德”、“民氣”等，很有幾點是切中了我們的古舊民族的劣根性病的。
他如大教主似的，坐在大講座上，以獅子吼，作喚愚啟蒙的訓講。
庚戌年（一九一〇）創刊《國風報》時，他又依樣的以《說國風》冠于首，說明“國風之善惡，則國命之興替所攸系也”，而思以文字之力，改變幾千年來怯懦因循的國風。
第二方面，是介紹西方的哲學、經濟學等等的學說；所介紹的有霍布士、斯片挪莎、盧梭、培根、笛卡兒、達爾文、孟德斯鸠、邊沁、康德諸人。
他的根據當然不是原著，而是日本人的重述、節述或譯文。
然因了他文筆的流暢明達，國内大多數人之略略能夠知道培根、笛卡兒、孟德斯鸠、盧梭諸人的學說一脔的，卻不是由于嚴複幾個翻譯原作者，而是由于再三重譯或重述的梁任公先生。
這原因有一大半是因為梁氏文章的明白易曉，叙述又簡易無難解之處，也有一小半因為梁氏的著作流傳的範圍極廣。
我常常覺得很可怪：中國懂得歐西文字的人及明白歐西學說的專門家都不算不少，然而除了嚴複、馬建忠等寥寥可數的幾位之外，其他的人每都無聲無息過去了，一點也沒有什麼表現；反是幾位不十分懂得西文或專門學問的人如林琴南、梁任公他們，倒有許許多多的成績，真未免有點太放棄自己的責任了；林、梁諸人之視他們真是如巨人之視嬰兒了！即使林、梁他們有什麼隔膜錯誤的地方，我們還忍去責備他們麼？而林、梁之中，林氏的工作雖較梁氏多，梁氏的影響似乎較他為更大。
第三方面，是運用全新的見解與方法以整理中國的舊思想與學說。
這樣的見解與方法并不是梁氏所自創的，其得力處仍在日本人的著作。
然梁氏得之，卻能運用自如，加之以他的迷人的叙述力，大氣包舉的融化力，很有根柢的舊學基礎，于是他的文章便與一班僅僅以轉述或稗販外國學說以論中國事物的人大異。
他的這些論學的文字，是不粘着的，不枯澀的，不艱深的；一般人都能懂得，卻并不是沒有内容，似若淺顯袒露，卻又是十分的華澤精深。
他的文字的電力，即在這些論學的文章上，仍不會消失了分毫。
這一方面重要的著作是：《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子墨子學說》、《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國文語原解》、《中國古代币制考》等。
在其中，《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作尤為重要；在梁氏以前，從沒有過這樣的一部著作發見過。
她是這樣簡明扼要地将中國幾千年來的學術加以叙述，估價，研究；可以說是第一部中國學術史（第二部至今仍未有人敢于着手呢），也可以說是第一部的将中國的學術思想有系統地整理出來的書。
雖有人說她是膚淺，是轉販他人之作，然作者的魄力與雄心已是十分地可敬了。
此作共分七部分：一，總論；二，胚胎時代；三，全盛時代；四，儒學統一時代；五，老學時代；六，佛學時代；七，近世之學術。
梁氏在十餘年之後，更欲成中國學術史的大著，為深一層的探讨，惜僅成一部分&mdash&mdash《清代學術概論》&mdash&mdash而止。
今梁氏亡矣，這部偉大著作是永沒有告成的希望了。
第四方面，是研究政治上經濟上的各種實際的問題。
在這個時候，梁氏的政論，已不僅是宣傳鼓吹自己的主張，或攻擊、推翻古舊的制度而已，這樣的時代，即著《變法通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現在是要讨論實際上的種種問題以供給所謂“建設時代”的參考了。
所以他一方面介紹各國的實例，一方面讨論本國的當前問題。
在這些問題中，關于政治的，以憲法問題為中心；關于經濟的，以貨币、國債問題為中心。
這些問題，都是那個時代的舉國人民所要着眼的問題。
關于前者，他著有《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壬寅），《外官制私議》（庚戌），《立憲法議》（庚子），《論立法權》（壬寅），《責任内閣釋義》（辛亥），《憲政淺說》（庚戌），《中國國會制度私議》（庚戌）及《各國憲法異同論》（己亥）諸作。
關于後者，他著有《中國國債史》（甲辰），《中國貨币問題》（甲辰），《外資輸入問題》（甲辰），《改鹽法議》（庚戌），《币制條議》（庚戌），《外債平議》（庚戌）諸作。
第五方面，是對于曆史著作的努力。
梁氏的事業，除了政論家外，便始終是一位曆史家。
他的對于中國學術思想的研究也完全是站在曆史家的立場上的。
他一方面攻擊舊式曆史的纰缪可笑，将曆來所謂“史學”上所最聚訟的問題，如“正統”，如“書法”等等，皆一切推翻之，抹煞之，以為不成問題。
他以為：所謂曆史，不是一姓史、個人史，也不僅僅是鋪叙故實的點鬼簿、地理志而已；曆史乃是活潑潑的，乃是“叙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乃是供“今世之人，鑒之裁之，以為經世之用也”。
在這一方面，他著有《新史學》（壬寅），《中國史叙論》（辛醜）等。
他又在第二方面，寫出許多的史書、史傳來，以示新的曆史，所謂“使今世之人，鑒之裁之”的曆史的模式。
這一方面的著作有《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壬寅），《曆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南海康先生傳》（辛醜），《李鴻章》（辛醜），《張博望班定遠合傳》（壬寅），《趙武靈王傳》、《袁崇煥傳》（甲辰），《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甲辰），《鄭和傳》（乙巳），《管子傳》（辛亥），《王荊公傳》，《匈牙利愛國者噶蘇士傳》（壬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雅典小史》、《朝鮮亡國史略》（甲辰）等等，都是火辣辣的文字，有光有熱，有聲有色的；決不是什麼平鋪直叙的尋常史傳而已。
第六方面，是對于文學的創作。
梁氏在這十年中，不僅努力于作史著論，即對于純文藝，也十分地努力。
他既發刊《新小說》，登載時人之作品，如《我佛山人的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九命奇冤》，以及蘇曼殊諸人的翻譯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