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與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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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也有所作，如《新中國未來記》、《世界末日記》（此為翻譯）、《十五小豪傑》（此亦為翻譯）等；又作傳奇數種，如《劫灰夢傳奇》，《新羅馬傳奇》、《俠情記傳奇》，雖皆未成，卻已傳誦一時。
他的詩詞也以在這個時間所作者為特多。
又有詩話一冊，亦作于此時。
他對于小說的勢力是深切地認識的，所以他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中，說起：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
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小說之支配人道，有四種力，一是熏，“熏也者，如入雲煙中而為其烘，如近墨朱處而為其所染”。
二是浸，“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
三是刺，“刺也者，能入于一刹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制者也”。
四是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脫之使出”。
他既明白小說的感化力如此地偉大，所以決意便于《新民叢報》之外複創刊《新小說》，然《新小說》刊行半年之後，梁氏的著作卻已不甚見。
大約他努力的方面後來又轉變了。
這十年，居日本的十年，可以說是梁氏影響與勢力最大的時代；也可以說是他最勤于發表的時代。
我們看民國十四年（乙醜）出版的第四次編訂的《飲冰室文集》裡，這十年的作品，竟占了一半有強。
《新民叢報》與《新小說》創刊的第二年（一九〇三），梁氏曾應美洲華僑之招，又作北美洲之遊。
這一次卻不曾中途折回。
他到了北美合衆國之後，随筆記所見聞，對于“美國政治上、曆史上、社會上種種事實，時或加以論斷”。
結果便成了《新大陸遊記》一書。
在這一個時期内，還有一件事足記的，便是從戊戌以後，他與康有為所走的路已漸漸地分歧，然在表面上還是合作的。
到了他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一篇《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後，便顯然地與康氏背道而馳了。
他自己說：“啟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lsquo僞經&rsquo，亦不甚談&lsquo改制&rsquo；而其師康有為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
”（《清代學術概論》二百四十三頁）世人往往以康梁并稱，實則梁氏很早便已與康氏不能同調了。
他們兩個人的性情是如此的不同；康氏是執着的，不肯稍變其主張，梁氏則為一個流動性的人，往往“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不肯故步自封而不向前走去。
辛亥（一九一一）十月，革命軍起于武昌，很快地便蔓延到江南各省。
南京也随武昌而被革命軍所占領。
梁氏在這個時候，便由日本經奉天而複回中國。
這時離他出國期已經是十四年了。
因為情勢的混沌，他曾住在大連以觀變。
南北統一以後，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以司法次長招之。
梁氏卻不肯赴召。
這時，國民黨與“進步黨”（民元時代名共和黨）的對峙情形已成。
袁氏極力地牽合進步黨，進步黨也倚袁氏以為重。
梁氏因與進步黨關系密切，便也不得不與袁氏連合。
他到了北京與袁氏會見。
會見的結果，卻使他由純粹的一位政論家一變而為實際的政治家。
自此以後，他便過着很不自然的政治家生活，竟有七年之久。
這七年的政治生活時代是他的生活最不安定的時代，也是他的著述力最消退，文字出産量最減少的時代。
這個時代，又可分為三期： 第一期是與袁世凱合作的時代。
癸醜（一九一三）熊希齡組織内閣，以梁氏為司法總長；這是戊戌以後，他第一次地踏上政治舞台。
這一次的内閣，即所謂“名流内閣”者是。
然熊氏竟無所表現，不久竟倒。
梁氏亦随之而去，這一次的登台，在梁氏可以說是一點的成績也沒有。
然他卻并不灰心，也并未以袁世凱為不足合作的人。
他始終要立在維持現狀的局面之下，欲有所作為，欲有所表現，欲有所救益。
這時，最困難的問題便是财政問題。
梁氏在前幾年已有好幾篇關于财政及币制的文章發表（這時他的文章多發表在《庸言報》上），這時更銳然欲有以自見，著《銀行制度之建設》等文，發表他的主張。
進步黨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也出于他的手筆。
袁世凱因此特設一個币制局，以他為總裁（一九一四），俾他能夠實行他的主張。
然梁氏就任總裁之後，卻又遇到了種種的未之前遇的困難；他的主張一點也不能施行。
實際問題與理論竟是這樣地不能調合。
結果，僅獲得《餘之币制金融政策》一篇空文，而不得不辭職以去。
自此，他對于袁氏方漸漸地絕望了，對于政治生涯也決然地生了厭惡、舍棄之心。
他寫了一篇很深痛的宣言，即：吾今後所以報國者，極懇摯地說明，他自己是很不适宜于實際的政治活動的。
他說：“夫社會以分勞相濟為宜，而能力以用其所長為貴。
吾立于政治當局，吾自審雖早作夜思，鞠躬盡瘁，吾所能自效于國家者有幾？夫一年來之效既可睹矣。
吾以此心力，轉而用諸他方面，安見其所自效于國家者，不有以加于今日！”他更決絕地說道：“故吾自今以往，除學問上或與二三朋輩結合讨論外，一切政治團體之關系，皆當中止。
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師長，最親習之友生，亦惟以道義相切劘，學藝相商榷。
至其政治上之言論行動，吾決不願有所與聞，更不能負絲毫之連帶責任。
非孤僻也，人各有其見地，各有其所以自信者。
雖以骨肉之親，或不能苟同也。
”他這樣地痛切地悔恨着過去的政治生涯，應該再度地入于“著述時代”了。
然而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大變動的時代卻恰恰與他當面。
歐戰在這時候發生了；繼之而中日交涉勃起，日本欲乘機在中國獲得意外的權利；繼之而帝制運動突興，袁世凱也竟欲乘機改元洪憲，改國号中華帝國，而自為第一代的中華帝國的皇帝。
種種大事變緊迫而來，使他那麼一位敏于感覺的人，不得不立刻興起而謀所以應付之。
于是他便又入于第二期的政治生涯。
第二期是“護國戰役”時代。
他對于歐戰，曾著有《歐洲大戰史論》一冊；後主編《大中華月刊》，便又著《歐戰蠡測》一文。
更重大的事件，中日交涉，使他與時人一樣地受了極大的刺激。
他接連在《大中華》上寫着極鋒利極沉痛的評論，如《中日最近交涉平議》，《解決懸案耶新要求耶》，《外交軌道外之外交》，《交涉乎命令乎》，《示威耶挑戰耶》諸作。
及這次交涉結束之後，他又作《痛定罪言》，《傷心之言》二文。
他不曾作過什麼悲苦的文字，然而這次他卻再也忍不住了！他說道：“吾固深感厭世說之無益于群治，恒思作壯語留餘望以稍蘇國民已死之氣。
而吾乃時時為外境界所激刺，所壓迫，幾于不能自舉其軀。
嗚呼！吾非傷心之言而複何言哉！”（《傷心之言》） 更重大的事件帝制運動，又使他受了極大的刺激。
他對于這次的刺激，卻不僅僅以言論而竟以實際行動來應付他了。
帝制問題其内裡的主動當然是袁世凱，然表面上則發動于古德諾的一篇論文及籌安會的勸進。
這是乙卯（一九一五）七月間的事。
梁氏便立刻著《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發表于《大中華》。
梁氏在十年前，原是君主立憲論的主持者，然對于這次的政體變更，卻期期以為不可。
他的理由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裡說得又透徹，又嚴肅，又光明，又譏诮。
他以為自辛亥八月以來，未及四年而政局已變更了無數次，“使全國民彷徨迷惑，莫知适從”。
作帝制論者何苦又“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贻國家以無窮之戚”，并為袁氏及籌安會諸人打算利害，以為此種舉動是與“元首”以不利的。
當時他亦“不敢望此文之發生效力。
不過因舉國正氣銷亡，對于此大事無一人敢發正論，則人心将死盡，故不顧利害死生，為全國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
（以上引文皆錄自《盾鼻集》）他的此文草成未印時
他自己也有所作，如《新中國未來記》、《世界末日記》（此為翻譯）、《十五小豪傑》（此亦為翻譯）等；又作傳奇數種，如《劫灰夢傳奇》，《新羅馬傳奇》、《俠情記傳奇》，雖皆未成，卻已傳誦一時。
他的詩詞也以在這個時間所作者為特多。
又有詩話一冊，亦作于此時。
他對于小說的勢力是深切地認識的，所以他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中，說起：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
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小說之支配人道，有四種力，一是熏，“熏也者，如入雲煙中而為其烘，如近墨朱處而為其所染”。
二是浸，“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
三是刺，“刺也者，能入于一刹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制者也”。
四是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脫之使出”。
他既明白小說的感化力如此地偉大，所以決意便于《新民叢報》之外複創刊《新小說》，然《新小說》刊行半年之後，梁氏的著作卻已不甚見。
大約他努力的方面後來又轉變了。
這十年，居日本的十年，可以說是梁氏影響與勢力最大的時代；也可以說是他最勤于發表的時代。
我們看民國十四年（乙醜）出版的第四次編訂的《飲冰室文集》裡，這十年的作品，竟占了一半有強。
《新民叢報》與《新小說》創刊的第二年（一九〇三），梁氏曾應美洲華僑之招，又作北美洲之遊。
這一次卻不曾中途折回。
他到了北美合衆國之後，随筆記所見聞，對于“美國政治上、曆史上、社會上種種事實，時或加以論斷”。
結果便成了《新大陸遊記》一書。
在這一個時期内，還有一件事足記的，便是從戊戌以後，他與康有為所走的路已漸漸地分歧，然在表面上還是合作的。
到了他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一篇《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後，便顯然地與康氏背道而馳了。
他自己說：“啟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lsquo僞經&rsquo，亦不甚談&lsquo改制&rsquo；而其師康有為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
”（《清代學術概論》二百四十三頁）世人往往以康梁并稱，實則梁氏很早便已與康氏不能同調了。
他們兩個人的性情是如此的不同；康氏是執着的，不肯稍變其主張，梁氏則為一個流動性的人，往往“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不肯故步自封而不向前走去。
辛亥（一九一一）十月，革命軍起于武昌，很快地便蔓延到江南各省。
南京也随武昌而被革命軍所占領。
梁氏在這個時候，便由日本經奉天而複回中國。
這時離他出國期已經是十四年了。
因為情勢的混沌，他曾住在大連以觀變。
南北統一以後，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以司法次長招之。
梁氏卻不肯赴召。
這時，國民黨與“進步黨”（民元時代名共和黨）的對峙情形已成。
袁氏極力地牽合進步黨，進步黨也倚袁氏以為重。
梁氏因與進步黨關系密切，便也不得不與袁氏連合。
他到了北京與袁氏會見。
會見的結果，卻使他由純粹的一位政論家一變而為實際的政治家。
自此以後，他便過着很不自然的政治家生活，竟有七年之久。
這七年的政治生活時代是他的生活最不安定的時代，也是他的著述力最消退，文字出産量最減少的時代。
這個時代，又可分為三期： 第一期是與袁世凱合作的時代。
癸醜（一九一三）熊希齡組織内閣，以梁氏為司法總長；這是戊戌以後，他第一次地踏上政治舞台。
這一次的内閣，即所謂“名流内閣”者是。
然熊氏竟無所表現，不久竟倒。
梁氏亦随之而去，這一次的登台，在梁氏可以說是一點的成績也沒有。
然他卻并不灰心，也并未以袁世凱為不足合作的人。
他始終要立在維持現狀的局面之下，欲有所作為，欲有所表現，欲有所救益。
這時，最困難的問題便是财政問題。
梁氏在前幾年已有好幾篇關于财政及币制的文章發表（這時他的文章多發表在《庸言報》上），這時更銳然欲有以自見，著《銀行制度之建設》等文，發表他的主張。
進步黨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也出于他的手筆。
袁世凱因此特設一個币制局，以他為總裁（一九一四），俾他能夠實行他的主張。
然梁氏就任總裁之後，卻又遇到了種種的未之前遇的困難；他的主張一點也不能施行。
實際問題與理論竟是這樣地不能調合。
結果，僅獲得《餘之币制金融政策》一篇空文，而不得不辭職以去。
自此，他對于袁氏方漸漸地絕望了，對于政治生涯也決然地生了厭惡、舍棄之心。
他寫了一篇很深痛的宣言，即：吾今後所以報國者，極懇摯地說明，他自己是很不适宜于實際的政治活動的。
他說：“夫社會以分勞相濟為宜，而能力以用其所長為貴。
吾立于政治當局，吾自審雖早作夜思，鞠躬盡瘁，吾所能自效于國家者有幾？夫一年來之效既可睹矣。
吾以此心力，轉而用諸他方面，安見其所自效于國家者，不有以加于今日！”他更決絕地說道：“故吾自今以往，除學問上或與二三朋輩結合讨論外，一切政治團體之關系，皆當中止。
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師長，最親習之友生，亦惟以道義相切劘，學藝相商榷。
至其政治上之言論行動，吾決不願有所與聞，更不能負絲毫之連帶責任。
非孤僻也，人各有其見地，各有其所以自信者。
雖以骨肉之親，或不能苟同也。
”他這樣地痛切地悔恨着過去的政治生涯，應該再度地入于“著述時代”了。
然而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大變動的時代卻恰恰與他當面。
歐戰在這時候發生了；繼之而中日交涉勃起，日本欲乘機在中國獲得意外的權利；繼之而帝制運動突興，袁世凱也竟欲乘機改元洪憲，改國号中華帝國，而自為第一代的中華帝國的皇帝。
種種大事變緊迫而來，使他那麼一位敏于感覺的人，不得不立刻興起而謀所以應付之。
于是他便又入于第二期的政治生涯。
第二期是“護國戰役”時代。
他對于歐戰，曾著有《歐洲大戰史論》一冊；後主編《大中華月刊》，便又著《歐戰蠡測》一文。
更重大的事件，中日交涉，使他與時人一樣地受了極大的刺激。
他接連在《大中華》上寫着極鋒利極沉痛的評論，如《中日最近交涉平議》，《解決懸案耶新要求耶》，《外交軌道外之外交》，《交涉乎命令乎》，《示威耶挑戰耶》諸作。
及這次交涉結束之後，他又作《痛定罪言》，《傷心之言》二文。
他不曾作過什麼悲苦的文字，然而這次他卻再也忍不住了！他說道：“吾固深感厭世說之無益于群治，恒思作壯語留餘望以稍蘇國民已死之氣。
而吾乃時時為外境界所激刺，所壓迫，幾于不能自舉其軀。
嗚呼！吾非傷心之言而複何言哉！”（《傷心之言》） 更重大的事件帝制運動，又使他受了極大的刺激。
他對于這次的刺激，卻不僅僅以言論而竟以實際行動來應付他了。
帝制問題其内裡的主動當然是袁世凱，然表面上則發動于古德諾的一篇論文及籌安會的勸進。
這是乙卯（一九一五）七月間的事。
梁氏便立刻著《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發表于《大中華》。
梁氏在十年前，原是君主立憲論的主持者，然對于這次的政體變更，卻期期以為不可。
他的理由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裡說得又透徹，又嚴肅，又光明，又譏诮。
他以為自辛亥八月以來，未及四年而政局已變更了無數次，“使全國民彷徨迷惑，莫知适從”。
作帝制論者何苦又“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贻國家以無窮之戚”，并為袁氏及籌安會諸人打算利害，以為此種舉動是與“元首”以不利的。
當時他亦“不敢望此文之發生效力。
不過因舉國正氣銷亡，對于此大事無一人敢發正論，則人心将死盡，故不顧利害死生，為全國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
（以上引文皆錄自《盾鼻集》）他的此文草成未印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