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之政治

每個人都有自知之明；然真能深知灼見他自己的病根與缺點與好處之所在的，卻不很多；每個人都能夠于某一個時候，坦白披露他自己的病根，他自己的缺點，他自己的好處；然真能将自己的病根與缺點與好處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衆，一無隐諱的，卻更不多。

    梁任公先生便是一位真能深知灼見他自己的病根與缺點與好處的，便是一位真能将他自己的病根與缺點與好處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衆，一無隐諱的。

    世人對于梁任公先生毀譽不一；然有誰人曾将梁任公罵得比他自己所罵得更透徹更中的的麼？有誰人曾将梁任公恭維得比他自己所恭維得更得體、更恰當的麼？一部傳記的最好材料是傳中人物的自己的記載，同此，一篇批評的最好材料，也便是被批評者對于他自己的批評。

    這句話，在别一方面或未能完全适合，然論到梁任公，卻是再恰當也沒有的了。

     梁任公最為人所恭維的&mdash&mdash或者可以說，最為人所诟病的&mdash&mdash一點是“善變”。

    無論在學問上，在政治活動上，在文學的作風上都是如此。

    他在很早的時候曾著一篇《善變之豪傑》（見《飲冰室自由書》），其中有幾句話道：“語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

    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後已焉。

    若夫其方法，随時與境而變，又随吾腦識之發達而變，百變不離其宗。

    ”他又有一句常常自誦的名語，是“不惜以今日之吾與昨日之吾宣戰”。

    我們看他，在政治上則初而保皇，繼而與袁世凱合作，繼而又反抗袁氏，為擁護共和政體而戰，繼而又反抗張勳，反抗清室的複辟；由保皇而至于反對複辟，恰恰是一個對面，然而梁氏在六七年間，主張卻已不同至此。

    這難道便是如許多人所诟病于他的“反複無常”麼？我們看他，在學問上則初而沉浸于詞章訓诂，繼而從事于今文運動，說僞經，談改制，繼而又反對康有為氏的保教尊孔的主張，繼而又從事于介紹的工作，繼而又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