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之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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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氣勢的闊大,規模的弘博,卻竟有點像李世民與忽必烈,雖未及建國立業,其氣勢與規模已足以駭人了。

    他在政治上雖是一位溫情主義的改良論者,野心一點也不大,然在學術上,他卻是一位虎視眈眈的野心家。

    他不動手則已,一動手便有極大的格局放在那裡;不管這個格局能否計劃得成功。

    他喜于将某一件事物,某一國學術作一個通盤的打算,上下古今地大規模地研究着,永不肯安于小就,作一種狹窄專門的精密工作。

    例如,他要論中國的學術,便寫了一篇《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要論中國的民族,便寫了一篇《曆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要對于“國學”有所講述,便動手去寫一篇《國學小史》,要對于中國民族的文化有所探究,便又動手去寫《中國文化史》。

    這些都是極浩瀚的工作,然而他卻一往無前地做去;絕不問這個工作究竟有無成功的可能。

    他的《中國學術史》,據他的計劃要分為五部分,其一:先秦學術,其二:兩漢六朝經學及魏晉玄學,其三:隋唐佛學,其四:宋明理學,其五:則為清學。

    他的《國學小史》為民九在清華學校的課外講演;五十次的講述,講義草稿盈尺。

    我們未見此稿,不知内容究竟如何,然即就其論墨子的一部分(已印行,即《墨子學案》)而觀之,已可想見其全書内容的如何弘博了。

    最可駭人的還有他的《中國文化史》的計劃;他為了要寫此書,特地先寫了一篇極長的叙論印行,名為《中國曆史研究法》。

    在他的已成的《中國文化史》本文的一小部分社會組織篇上,我們又見到他的《中國文化史》的全部計劃。

    這個文化史,範圍極為廣大,凡分三部,二十九篇,上自叙述曆史事實的《朝代篇》,下至研究圖書的印刷、編纂、收藏的《載籍篇》,凡關于中國的一切事物,幾無不被包括在内。

    現在且鈔錄其全目于下: 第一部 《朝代篇》(神話及史阙時代,宗周及春秋,戰國及秦,兩漢,三國南北朝,隋唐及五代,宋遼) 《種族篇》上(漢族之成分,南蠻諸族) 《種族篇》下(北狄諸族,東胡諸族,西羌諸族) 《地理篇》(中原,秦隴,幽并,江淮,揚越,梁益,遼海,漠北,西域,衛藏) 《政制篇》上(周之封建,秦之郡縣,漢之郡國及州牧,三國南北朝之郡縣及諸鎮,唐之郡縣及藩鎮,唐之藩屬統治法,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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