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之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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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上，梁氏對于他自己的成就也有很正确的分析與批判。
他的話是那樣地坦白可喜，竟使我們無從于此外再贊一辭： 啟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壞力确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
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淺薄，啟超與有罪焉。
啟超常稱佛說，謂：“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為菩薩發心。
”故其生平著作極多，皆随有所見，随即發表。
彼嘗言：“我讀到&lsquo性本善&rsquo，則教人以&lsquo人之初&rsquo而已。
”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讀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見其不為誤人。
啟超平素主張，謂須将世界學說為無限制的盡量輸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輸入者确為該思想之本來面目，又必具其條理本末，始能供國人切實研究之資；此其事非多數人專門分擔不能。
啟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
平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萎靡，非用此種鹵莽疏闊手段，不能烈山澤以辟新局；就此點論，梁啟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
&hellip&hellip啟超與康有為有最相反之一點，有為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其治學也亦有然。
有為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複有進，亦不必求進。
”啟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
故有為之學，在今日可以論定；啟超之學則未能論定。
然啟超以太無成見之故，往往徇物而奪其所守；其創造力不逮有為，殆可斷言矣。
啟超“學問欲”極熾，其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沉溺焉，集中精力，盡抛其他；曆若幹時日，移于他業，則又抛其前所治者。
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時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
彼嘗有詩題其女令娴《藝蘅館日記》雲：“吾學病愛博，是用淺且蕪，尤病在無恒，有獲旋失諸。
百凡可效我，此二無我如。
”可謂有自知之明。
（《清代學術概論》第一百四十七至一百四十九頁） 他因為“愛博”，所以不能專，不能深入，因為他“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所以“淺且蕪”的弊，也免不了。
然而他究竟是中國“新思想界之陳涉”，雖未必有精湛不磨的成功，然他的筚路藍縷，以開荒荊的功績已經不小了。
且他還不僅僅為一個陳涉而已，他
他的話是那樣地坦白可喜，竟使我們無從于此外再贊一辭： 啟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壞力确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
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淺薄，啟超與有罪焉。
啟超常稱佛說，謂：“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為菩薩發心。
”故其生平著作極多，皆随有所見，随即發表。
彼嘗言：“我讀到&lsquo性本善&rsquo，則教人以&lsquo人之初&rsquo而已。
”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讀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見其不為誤人。
啟超平素主張，謂須将世界學說為無限制的盡量輸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輸入者确為該思想之本來面目，又必具其條理本末，始能供國人切實研究之資；此其事非多數人專門分擔不能。
啟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
平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萎靡，非用此種鹵莽疏闊手段，不能烈山澤以辟新局；就此點論，梁啟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
&hellip&hellip啟超與康有為有最相反之一點，有為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其治學也亦有然。
有為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複有進，亦不必求進。
”啟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
故有為之學，在今日可以論定；啟超之學則未能論定。
然啟超以太無成見之故，往往徇物而奪其所守；其創造力不逮有為，殆可斷言矣。
啟超“學問欲”極熾，其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沉溺焉，集中精力，盡抛其他；曆若幹時日，移于他業，則又抛其前所治者。
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時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
彼嘗有詩題其女令娴《藝蘅館日記》雲：“吾學病愛博，是用淺且蕪，尤病在無恒，有獲旋失諸。
百凡可效我，此二無我如。
”可謂有自知之明。
（《清代學術概論》第一百四十七至一百四十九頁） 他因為“愛博”，所以不能專，不能深入，因為他“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所以“淺且蕪”的弊，也免不了。
然而他究竟是中國“新思想界之陳涉”，雖未必有精湛不磨的成功，然他的筚路藍縷，以開荒荊的功績已經不小了。
且他還不僅僅為一個陳涉而已，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