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續壯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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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心雄萬夫”的奇人
聞一多先生曾經把李白和杜甫的會面比作詩中的兩曜劈面走了來，認為該當品三通畫角，發三通擂鼓，然後提起筆來蘸飽了金墨，大書而特書。
聞先生說這話時的感情我是能理解的。
我也曾閃過這樣一個念頭：要是李白和杜甫從來沒見過面，沒有那麼一段（哪怕很短暫）值得紀念的深情交往，我是會感到寂寞的。
李白在長安時王維也在那裡，他們都有共同的好朋友孟浩然和晁衡，他們總該見過面吧？可是在他們的集子裡卻找不到任何顯示他們有過交往的痕迹。
他們是兩種不同性格的人，或許見過，恐怕也各自不會留下什麼印象，可是，我總為這兩個同齡人的未能相識而深感遺憾。
他們一個是才華橫溢的大詩人，一個是全面體現盛唐詩歌、繪畫、音樂等文藝水平的大師，他們要是見着了該有多好。
杜甫跟王是熟識的，寫到王維的詩也有好幾首。
這是後話。
李白（七〇一&mdash七六二）比杜甫大十一歲，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天水附近），先世在隋末流徙到西域。
他父親叫李客，可能是富商。
他誕生在中亞細亞的碎葉城（當時屬唐安西都護府），五歲随父遷居綿州昌隆（今四川江油縣）。
他幼年受的教育很雜，“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上安州裴長史書》），“十歲通詩書”（《新唐書·李白傳》），十九歲又随善為縱橫談、著《長短經》的趙蕤學縱橫術（見《唐詩紀事》引《彰明逸事》）。
他的興趣也很廣，“十五觀奇書，作賦淩相如”（《贈張相鎬》），“十五好劍術”（《與韓荊州書》），“十五遊神仙”（《感興八首》其五）。
他的朋友魏颢（即魏萬）說他“少任俠，手刃數人。
與友(1)自荊徂揚，路亡權窆，回棹方暑，亡友糜潰，白收其骨，江路而舟”（《李翰林集序》）。
他年輕時真是個俠客。
至于求仙訪道的活動，更是貫徹一生。
由于學得雜、興趣廣，他的志向就多而易變。
他曾在《與韓荊州書》中夫子自道：“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
”這話最能見出他的精神面貌。
他想做俠客：“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
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俠客行》）想做刺客：“燕南壯士吳門豪，築中置鉛魚隐刀。
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
”（《結襪子》）想做大将：“手中電曳倚天劍，直斬長鲸海水開。
&hellip&hellip功成獻凱見明主，丹青畫像麒麟台。
”（《司馬将軍歌》(2)）想做高士：“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
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
善卷讓天子，務光亦逃名。
所貴曠士懷，朗然合太清。
”（《設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辭》）想做聖賢：“我志在删述，垂輝映千春。
希聖如有立，絕筆于獲麟。
”（《古風》其一）想做神仙：“願餐金光草，壽與天齊傾。
”（《古風》其七）&hellip&hellip這些志向往往同時并存或前後一緻，但就其大體而論，卻有一個發展過程：“憶昔作少年，結交趙與燕。
金羁絡駿馬，錦帶橫龍泉。
&hellip&hellip晚節覺此疏，獵精草《太玄》。
&hellip&hellip中回賢明顧，揮翰淩雲煙。
騎虎不敢下，攀龍忽堕天。
還家守清真，孤潔勵秋蟬。
”（《留别廣陵諸公》）志向既然如此之多，而且前後有所改變，但其中最大最主要、為他長期所追求而始終不渝的卻隻有一個&mdash&mdash想做宰相：“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
奮其智能，願為輔弼。
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
”（《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 唐初以來，出過不少“布衣卿相”，當時有志之士，想當宰相的就更多，杜甫不是也有過“竊比稷與契”的大志嗎？想當宰相并不希罕，希罕的倒是他那個實現這一大志的如意算盤：“近者逸人李白，自峨嵋而來。
爾其天為容，道為貌，不屈己，不幹人，巢、由以來，一人而已。
&hellip&hellip将欲倚劍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橫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雲天之渺茫。
俄而李公仰天長籲，謂其友人曰：&lsquo吾未可去也。
吾與爾，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蔭君青松，乘君鸾鶴，駕君虬龍，一朝飛騰，為方丈、蓬萊之人耳？此則未可也。
&rsquo乃相與卷其丹書，匣其瑤瑟，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
奮其智能，願為輔弼。
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
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為難矣。
”（同上）他是想把積極入世的政治抱負和消極出世的老莊思想、隐逸态度結合起來，由隐出仕而終歸于隐，以退為進而急流勇退，以免偏執一端之弊，并獲“兼濟”“獨善”二者之利。
&mdash&mdash好一個非凡的理想！要想實現這樣的理想，就勢必采取非凡的方式，走非凡的途徑。
應舉入仕實在太平常了。
交遊幹谒、求仙訪道、退隐山林，本身自無足奇，但多管齊下，若能從而一步登天，感會風雲，出将入相，倒也不落俗套。
于是這就為李白所選中，而依為進身之階、上天之梯了。
交遊幹谒，是舊社會任何時代求仕進者所習用的從政活動方式之一，唐代尤甚。
前一章已提到，當時有“溫卷”的風習，而且生徒、鄉貢都須經過有關官府選拔保送。
即使是應“天子自诏”“制舉”的“非常之才”，亦須地方高級長官舉薦，如《舊唐書·玄宗本紀》載：“（開元）二十三年，春，正月，己亥，&hellip&hellip其才有霸王之略，學究天人之際，及堪将帥牧宰者，令五品已上清官及刺史各舉一人。
”即是。
由此可見，若不交遊幹谒，莫說擢第，恐怕連準考資格也得不到。
此外，還可依仗達官貴人的賞識、提拔而直接見用于朝。
如李白曾經幹谒過，并借“天下談士”的話“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贊揚過的韓朝宗，就“喜識拔後進，嘗薦崔宗之、嚴武于朝”（《新唐書·韓朝宗傳》）。
李白《與韓荊州書》說：“君侯亦薦一嚴協律入為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
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以此感激。
知君侯推赤心幹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
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
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
白谟猷籌畫，安能自矜。
至于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
若賜觀刍荛，請給紙墨，兼之書人。
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
庶青萍、結綠，長價于薛、卞之門。
幸惟下流，大開獎飾。
惟君侯圖之。
”可見李白想走這一門徑以求朝廷重用，并非毫無現實可能性。
至于隐逸、求仙，本是出世的表現，似與幹祿無關，但實際上早已為士大夫所利用，成為另一類行之偶見奇效的“登龍術”了。
六朝時，曾前後出現過據說“此人不出，如蒼生何”而從東山出仕的“名士”謝安、幹預朝政時稱“山中宰相”的“真人”陶弘景等等，便是明證。
到了唐代高宗、武後、玄宗時代，情況進一步有所加劇。
《新唐書·盧藏用傳》載：“藏用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微明偕隐終南、少室二山，學練氣，為辟谷。
&hellip&hellip長安中，召授左拾遺。
&hellip&hellip始隐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lsquo随駕隐士&rsquo。
&hellip&hellip司馬承祯嘗召至阙下，将還山，藏用指終南曰：&lsquo此中大有嘉處。
&rsquo承祯徐曰：&lsquo以仆視之，仕宦之捷徑耳。
&rsquo藏用慚。
”所謂“終南捷徑”一詞即出于此。
其實，當時借隐逸、求仙以沽名釣譽、漁獵富貴的豈止盧藏用一人。
就是那個嘲笑别人的道士司馬承祯，本身也不例外。
所不同的，隻是他所追求的是名譽而非富貴而已。
案《舊唐書·隐逸列傳》共傳二十人（《孔述睿傳》附其子敏行，敏行進士出身，除外），其中即有王遠知、田遊岩、潘師正、劉道合、史德義、王友貞、衛大經、司馬承祯、王希夷、盧鴻一、白履忠、吳筠、孔述睿、陽城、崔觐等十五人，各與其同代最高統治者高祖、太宗、高宗、武後、中宗、睿宗、玄宗、代宗、德宗、文宗等有過關系，或為他們所“臨幸”，或為他們禮聘、嘉獎、封賞過。
最值得注意的是道士王遠知、潘師正和司馬承祯、吳筠等祖孫三代。
他們與玄宗以前除中宗外的唐朝曆代皇帝一直保持着極密切的聯系，這決非偶然的事。
原來這王遠知就是“山中宰相”華陽真人陶弘景的嫡傳弟子。
他曾為陳後主召見，隋炀帝也曾對他親執弟子之禮，後又為唐高祖、太宗見知，來頭很大。
這就難怪他的徒子徒孫一直能受到唐代幾朝皇帝的特殊禮遇了。
從他們與皇帝接觸時的行為表現看，故作高尚以沽名釣譽的因素有之，但不盡然。
他們對政治都很關心，甚至還想用“無為之旨，理國之道”的老莊理論來影響皇帝，以改變其為政的基本哲學思想，或陳“名教世務”，并“間之以諷詠以達其誠”，企圖對時政能起一定作用。
潘師正曾對他的大徒弟司馬承祯說：“我自陶隐居（弘景）傳正一之法，至汝四葉（陶弘景&mdash王遠知&mdash潘師正&mdash司馬承祯）矣！”除傳正一之法外，“山中宰相”的傳統和精神也是他們所一脈相承的。
既是這樣一個頭等的“隐逸世家”，且都學會了一套以退為進、以隐幹政的“道門隐訣”，又與之有“通家之好”，那麼，就當時最高統治者方面着眼，若想“舉逸人而天下歸心”，征隐士以點綴太平，舍此其誰？開元十三年（七二五），李白二十五歲，剛出蜀，即在江陵結識了司馬承祯，曾作《大鵬遇希有鳥賦》（後改為《大鵬賦》），以鵬自況，以希有鳥況承祯。
後又于天寶元年（七四二）與孔巢父等随吳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師，筠薦之于朝；遣使召之，與筠俱待诏翰林”(3)（《舊唐書·李白傳》張元濟用宋刊校補本）。
李白和王遠知這一道派始終保持着極密切的關系，終于在政治上得到他們之中的人的大力幫助，而走上朝廷。
可見他的隐逸、求仙，雖有出世因素，但主要還是想借此作為上天之梯，以求實現他自以為非凡的志向。
高宗、武後、玄宗都喜歡征聘隐者道士，而又以玄宗為最：計自在東宮時至天寶初，約共征隐者道士達七人（包括李白在内）九次之多。
當時隻要自身有些本領，又走對了門路，從“終南捷徑”直登廟堂的現實可能性并不很小（比如陳希烈即以習老莊取相位）。
李陽冰《草堂集序》說：“天寶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馬，降辇步迎，如見绮、皓。
以七寶床賜食，禦手調羹以飯之。
謂曰：&lsquo卿是布衣，名為朕知。
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rsquo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诏诰，人無知者。
醜正同列，害能成謗。
格言不入，帝用疏之。
”對于李白來說，這已經不是有沒有可能性的問題，而是曆史事實。
李白采取交遊幹谒、隐逸求仙的從政活動方式，緻令“名動京師”，得以“召入禁掖”，“問以國政，潛草诏诰”，已獲得由隐入仕的初步成功。
可是，開元末年以來，玄宗日漸腐化，李林甫、楊國忠等貴族相繼用事，政治黑暗。
因此“醜正同列，害能成謗。
格言不入，帝用疏之”。
這當然是李白在政治上取得初步成功後又終于遭到失敗的主要原因。
此外，将由隐而仕這一從政活動方式的作用估計得過大過于理想，對于最高統治者之所以極其重視禮聘、表彰逸人高士的根本用意和真實目的認識不清，寄托了過多過于天真的幻想，指望過高，這也是他失敗的主觀原因。
隐逸本來是一種對現實、對當代政治不滿的消極表現。
但由于“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慚，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顧炎武《日知錄》），以緻成為士大夫們“托薜蘿以射利，假岩壑以釣名”（《舊唐書·隐逸列傳》）的手段。
這是一種利用。
那麼，為什麼最高統治者和當權派竟樂意于被利用，而大力加以鼓勵提倡呢？原來他們也别有用心，也要反過來利用之。
道理很簡單：隐逸既然是不滿現實、反抗時政的表現，那麼，若将逸人高士之中幾個“名揚宇宙”的代表人物找來應應景，以示“天下歸心”“聖代無隐者，英靈盡來歸”，豈不是就輕而易舉地為自己的統治坐收點綴升平、籠絡人心的奇效？隐逸肥遁，雖是消極行為，但也多少含有不滿和反抗時政的意味。
如果聽之任之，是會在觀感上輿論上給統治者帶來一些不利的。
但應過征聘、得過封賞而緻仕還山的隐士，由于已經表示歸服，且通名籍于朝，經過登記，辭歸後又“置給全祿，以畢其身”，不容不食“周粟”，此外還賦予“若知朝廷得失，具以狀聞”、随時反映情況的使命，這就不僅早已失去其對抗性，而且已變不利為有利，成為統治者不可或無的幫閑人物了。
這就是唐代許多皇帝，尤其是玄宗之所以重視并多次禮聘隐士的政治原因。
《新唐書·韓朝宗傳》載：“開元末，海内無事。
訛言兵當興，衣冠潛為避世計。
朝宗廬終南山，為長安尉霍仙奇所發。
玄宗怒，使侍禦史王訊之。
貶吳興别駕。
”盧藏用隐終南得官，韓朝宗廬終南遭貶。
可見隐逸肥遁，若一旦對他們的統治不利，他們就不僅不提倡而要嚴加法辦了。
從正反兩面來看，他們禮聘隐士的政治目的，不是很清楚嗎？ 唐代最高統治者為了表示自己确系天潢龍種，本支百世，源遠流長，曾于武德三年（六二〇）趁人捏造老子在晉州羊角山顯聖，說老子自謂是他們的祖先，高祖即遣使緻祭，立廟其地（見《封氏聞見記》）。
高宗崇尚道教，迷信神仙服食之說，對此興趣更大，曾于乾封元年（六六六）二月“次亳州，幸老君廟，追号曰&lsquo太上玄元皇帝&rsquo，創造祠堂。
其廟置令、丞各一員”（《舊唐書·高宗本紀》）。
玄宗又加倍光大之，曾于“開元二十年（七三二），正月，己醜，诏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并置崇玄學。
其生徒令習《道德經》及《莊子》《列子》《文子》等。
每年準明經例舉送”（《舊唐書·禮儀志》）。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道家、道教始祖既然同時是李家天子始祖，多此一段莫須有因緣，有心人不愁前頭沒有出路。
純做道士，不過是方伎；純做隐者，嫌不時髦。
若想在政治上容易出頭，最好是一身兼備此二重身份，何況隐逸、求仙，實質相同，往往結合，這就無怪乎當時山林隐逸多是道家、道士，無怪乎李白既隐逸山林又四處求仙訪道了（以上幾段詳見拙著《唐詩論叢·唐代某些知識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
雖說終南捷徑可達朝廷，但正像玄宗對李白所說的那樣，“卿是布衣，名為朕知”，并将之“召入禁掖”，這畢竟是很不尋常的事。
加上他品貌非凡，才情縱放，乍到長安，朝野轟動，轶事、傳聞，自然不少。
魏颢《李翰林集序》載：“入翰林，名動京師。
《大鵬賦》時家藏一本。
”這真可與“洛陽為之紙貴”的左思《三都賦》前後媲美。
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載：“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為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
上重之，欲以綸诰之任委之。
”這寫和蕃書的事，後來竟敷演成《李太白醉草吓蠻書》的小說了。
範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載：“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号公為谪仙人，吟公《烏栖曲》雲：&lsquo此詩可以哭鬼神矣！&rsquo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4)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谪仙歌百餘首。
”杜甫後來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韻》開頭幾句：“昔年有狂客（賀知章自号四明狂客），号爾谪仙人。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聲名從此大，汩沒一朝伸”，即詠其事。
當時人們争着寫的谪仙歌已失傳。
杜甫入長安後一定還見到過這些詩篇。
他的《飲中八仙歌》就是根據這風行一時的題材創作的，其中寫李白說：“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張表臣《珊瑚鈎詩話》引範傳正《李公新墓碑序》：“（白）多陪侍從之遊。
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
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軍扶以登舟”解此，并說：“世雲&lsquo不上船&rsquo，&lsquo船&rsquo，襟紐，何穿鑿如此！”都很正确。
可見杜詩所寫，系傳聞實錄，并非虛構。
其餘七人或二句或三句，唯獨李白四句，倒不一定有意突出，隻是對他感情最深，提到他不覺就話多了。
&mdash&mdash上面這些有關李白在長安的活動情況，都出于同時或稍後的人的記載，大體上是可信的。
宋代樂史《李翰林别集序》載：“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
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于興慶池東沉香亭前。
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辇從，诏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一十六色。
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闆，押衆樂前，将欲歌之。
上曰：&lsquo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焉！&rsquo遽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
白欣然承诏旨，由若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
其一曰：&lsquo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
&rsquo其二曰：&lsquo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rsquo其三曰：&lsquo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幹。
&rsquo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之。
太真妃持頗梨七寶杯，酌西涼州葡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
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換，則遲其聲以媚之。
太真妃飲罷，斂繡巾重拜。
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于諸學士。
”此即稗史《太真外傳》中的一段，《新唐書·李白傳》亦撮要采入。
即使此事出自傳聞，不很可信，但表明玄宗這時生活上早已腐化，之所以看重李白，不過是想借仗他的文才，供自己享樂，這還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李
聞先生說這話時的感情我是能理解的。
我也曾閃過這樣一個念頭：要是李白和杜甫從來沒見過面，沒有那麼一段（哪怕很短暫）值得紀念的深情交往，我是會感到寂寞的。
李白在長安時王維也在那裡，他們都有共同的好朋友孟浩然和晁衡，他們總該見過面吧？可是在他們的集子裡卻找不到任何顯示他們有過交往的痕迹。
他們是兩種不同性格的人，或許見過，恐怕也各自不會留下什麼印象，可是，我總為這兩個同齡人的未能相識而深感遺憾。
他們一個是才華橫溢的大詩人，一個是全面體現盛唐詩歌、繪畫、音樂等文藝水平的大師，他們要是見着了該有多好。
杜甫跟王是熟識的，寫到王維的詩也有好幾首。
這是後話。
李白（七〇一&mdash七六二）比杜甫大十一歲，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天水附近），先世在隋末流徙到西域。
他父親叫李客，可能是富商。
他誕生在中亞細亞的碎葉城（當時屬唐安西都護府），五歲随父遷居綿州昌隆（今四川江油縣）。
他幼年受的教育很雜，“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上安州裴長史書》），“十歲通詩書”（《新唐書·李白傳》），十九歲又随善為縱橫談、著《長短經》的趙蕤學縱橫術（見《唐詩紀事》引《彰明逸事》）。
他的興趣也很廣，“十五觀奇書，作賦淩相如”（《贈張相鎬》），“十五好劍術”（《與韓荊州書》），“十五遊神仙”（《感興八首》其五）。
他的朋友魏颢（即魏萬）說他“少任俠，手刃數人。
與友(1)自荊徂揚，路亡權窆，回棹方暑，亡友糜潰，白收其骨，江路而舟”（《李翰林集序》）。
他年輕時真是個俠客。
至于求仙訪道的活動，更是貫徹一生。
由于學得雜、興趣廣，他的志向就多而易變。
他曾在《與韓荊州書》中夫子自道：“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
”這話最能見出他的精神面貌。
他想做俠客：“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
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俠客行》）想做刺客：“燕南壯士吳門豪，築中置鉛魚隐刀。
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
”（《結襪子》）想做大将：“手中電曳倚天劍，直斬長鲸海水開。
&hellip&hellip功成獻凱見明主，丹青畫像麒麟台。
”（《司馬将軍歌》(2)）想做高士：“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
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
善卷讓天子，務光亦逃名。
所貴曠士懷，朗然合太清。
”（《設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辭》）想做聖賢：“我志在删述，垂輝映千春。
希聖如有立，絕筆于獲麟。
”（《古風》其一）想做神仙：“願餐金光草，壽與天齊傾。
”（《古風》其七）&hellip&hellip這些志向往往同時并存或前後一緻，但就其大體而論，卻有一個發展過程：“憶昔作少年，結交趙與燕。
金羁絡駿馬，錦帶橫龍泉。
&hellip&hellip晚節覺此疏，獵精草《太玄》。
&hellip&hellip中回賢明顧，揮翰淩雲煙。
騎虎不敢下，攀龍忽堕天。
還家守清真，孤潔勵秋蟬。
”（《留别廣陵諸公》）志向既然如此之多，而且前後有所改變，但其中最大最主要、為他長期所追求而始終不渝的卻隻有一個&mdash&mdash想做宰相：“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
奮其智能，願為輔弼。
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
”（《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 唐初以來，出過不少“布衣卿相”，當時有志之士，想當宰相的就更多，杜甫不是也有過“竊比稷與契”的大志嗎？想當宰相并不希罕，希罕的倒是他那個實現這一大志的如意算盤：“近者逸人李白，自峨嵋而來。
爾其天為容，道為貌，不屈己，不幹人，巢、由以來，一人而已。
&hellip&hellip将欲倚劍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橫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雲天之渺茫。
俄而李公仰天長籲，謂其友人曰：&lsquo吾未可去也。
吾與爾，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蔭君青松，乘君鸾鶴，駕君虬龍，一朝飛騰，為方丈、蓬萊之人耳？此則未可也。
&rsquo乃相與卷其丹書，匣其瑤瑟，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
奮其智能，願為輔弼。
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
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為難矣。
”（同上）他是想把積極入世的政治抱負和消極出世的老莊思想、隐逸态度結合起來，由隐出仕而終歸于隐，以退為進而急流勇退，以免偏執一端之弊，并獲“兼濟”“獨善”二者之利。
&mdash&mdash好一個非凡的理想！要想實現這樣的理想，就勢必采取非凡的方式，走非凡的途徑。
應舉入仕實在太平常了。
交遊幹谒、求仙訪道、退隐山林，本身自無足奇，但多管齊下，若能從而一步登天，感會風雲，出将入相，倒也不落俗套。
于是這就為李白所選中，而依為進身之階、上天之梯了。
交遊幹谒，是舊社會任何時代求仕進者所習用的從政活動方式之一，唐代尤甚。
前一章已提到，當時有“溫卷”的風習，而且生徒、鄉貢都須經過有關官府選拔保送。
即使是應“天子自诏”“制舉”的“非常之才”，亦須地方高級長官舉薦，如《舊唐書·玄宗本紀》載：“（開元）二十三年，春，正月，己亥，&hellip&hellip其才有霸王之略，學究天人之際，及堪将帥牧宰者，令五品已上清官及刺史各舉一人。
”即是。
由此可見，若不交遊幹谒，莫說擢第，恐怕連準考資格也得不到。
此外，還可依仗達官貴人的賞識、提拔而直接見用于朝。
如李白曾經幹谒過，并借“天下談士”的話“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贊揚過的韓朝宗，就“喜識拔後進，嘗薦崔宗之、嚴武于朝”（《新唐書·韓朝宗傳》）。
李白《與韓荊州書》說：“君侯亦薦一嚴協律入為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
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以此感激。
知君侯推赤心幹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
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
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
白谟猷籌畫，安能自矜。
至于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
若賜觀刍荛，請給紙墨，兼之書人。
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
庶青萍、結綠，長價于薛、卞之門。
幸惟下流，大開獎飾。
惟君侯圖之。
”可見李白想走這一門徑以求朝廷重用，并非毫無現實可能性。
至于隐逸、求仙，本是出世的表現，似與幹祿無關，但實際上早已為士大夫所利用，成為另一類行之偶見奇效的“登龍術”了。
六朝時，曾前後出現過據說“此人不出，如蒼生何”而從東山出仕的“名士”謝安、幹預朝政時稱“山中宰相”的“真人”陶弘景等等，便是明證。
到了唐代高宗、武後、玄宗時代，情況進一步有所加劇。
《新唐書·盧藏用傳》載：“藏用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微明偕隐終南、少室二山，學練氣，為辟谷。
&hellip&hellip長安中，召授左拾遺。
&hellip&hellip始隐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lsquo随駕隐士&rsquo。
&hellip&hellip司馬承祯嘗召至阙下，将還山，藏用指終南曰：&lsquo此中大有嘉處。
&rsquo承祯徐曰：&lsquo以仆視之，仕宦之捷徑耳。
&rsquo藏用慚。
”所謂“終南捷徑”一詞即出于此。
其實，當時借隐逸、求仙以沽名釣譽、漁獵富貴的豈止盧藏用一人。
就是那個嘲笑别人的道士司馬承祯，本身也不例外。
所不同的，隻是他所追求的是名譽而非富貴而已。
案《舊唐書·隐逸列傳》共傳二十人（《孔述睿傳》附其子敏行，敏行進士出身，除外），其中即有王遠知、田遊岩、潘師正、劉道合、史德義、王友貞、衛大經、司馬承祯、王希夷、盧鴻一、白履忠、吳筠、孔述睿、陽城、崔觐等十五人，各與其同代最高統治者高祖、太宗、高宗、武後、中宗、睿宗、玄宗、代宗、德宗、文宗等有過關系，或為他們所“臨幸”，或為他們禮聘、嘉獎、封賞過。
最值得注意的是道士王遠知、潘師正和司馬承祯、吳筠等祖孫三代。
他們與玄宗以前除中宗外的唐朝曆代皇帝一直保持着極密切的聯系，這決非偶然的事。
原來這王遠知就是“山中宰相”華陽真人陶弘景的嫡傳弟子。
他曾為陳後主召見，隋炀帝也曾對他親執弟子之禮，後又為唐高祖、太宗見知，來頭很大。
這就難怪他的徒子徒孫一直能受到唐代幾朝皇帝的特殊禮遇了。
從他們與皇帝接觸時的行為表現看，故作高尚以沽名釣譽的因素有之，但不盡然。
他們對政治都很關心，甚至還想用“無為之旨，理國之道”的老莊理論來影響皇帝，以改變其為政的基本哲學思想，或陳“名教世務”，并“間之以諷詠以達其誠”，企圖對時政能起一定作用。
潘師正曾對他的大徒弟司馬承祯說：“我自陶隐居（弘景）傳正一之法，至汝四葉（陶弘景&mdash王遠知&mdash潘師正&mdash司馬承祯）矣！”除傳正一之法外，“山中宰相”的傳統和精神也是他們所一脈相承的。
既是這樣一個頭等的“隐逸世家”，且都學會了一套以退為進、以隐幹政的“道門隐訣”，又與之有“通家之好”，那麼，就當時最高統治者方面着眼，若想“舉逸人而天下歸心”，征隐士以點綴太平，舍此其誰？開元十三年（七二五），李白二十五歲，剛出蜀，即在江陵結識了司馬承祯，曾作《大鵬遇希有鳥賦》（後改為《大鵬賦》），以鵬自況，以希有鳥況承祯。
後又于天寶元年（七四二）與孔巢父等随吳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師，筠薦之于朝；遣使召之，與筠俱待诏翰林”(3)（《舊唐書·李白傳》張元濟用宋刊校補本）。
李白和王遠知這一道派始終保持着極密切的關系，終于在政治上得到他們之中的人的大力幫助，而走上朝廷。
可見他的隐逸、求仙，雖有出世因素，但主要還是想借此作為上天之梯，以求實現他自以為非凡的志向。
高宗、武後、玄宗都喜歡征聘隐者道士，而又以玄宗為最：計自在東宮時至天寶初，約共征隐者道士達七人（包括李白在内）九次之多。
當時隻要自身有些本領，又走對了門路，從“終南捷徑”直登廟堂的現實可能性并不很小（比如陳希烈即以習老莊取相位）。
李陽冰《草堂集序》說：“天寶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馬，降辇步迎，如見绮、皓。
以七寶床賜食，禦手調羹以飯之。
謂曰：&lsquo卿是布衣，名為朕知。
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rsquo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诏诰，人無知者。
醜正同列，害能成謗。
格言不入，帝用疏之。
”對于李白來說，這已經不是有沒有可能性的問題，而是曆史事實。
李白采取交遊幹谒、隐逸求仙的從政活動方式，緻令“名動京師”，得以“召入禁掖”，“問以國政，潛草诏诰”，已獲得由隐入仕的初步成功。
可是，開元末年以來，玄宗日漸腐化，李林甫、楊國忠等貴族相繼用事，政治黑暗。
因此“醜正同列，害能成謗。
格言不入，帝用疏之”。
這當然是李白在政治上取得初步成功後又終于遭到失敗的主要原因。
此外，将由隐而仕這一從政活動方式的作用估計得過大過于理想，對于最高統治者之所以極其重視禮聘、表彰逸人高士的根本用意和真實目的認識不清，寄托了過多過于天真的幻想，指望過高，這也是他失敗的主觀原因。
隐逸本來是一種對現實、對當代政治不滿的消極表現。
但由于“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慚，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顧炎武《日知錄》），以緻成為士大夫們“托薜蘿以射利，假岩壑以釣名”（《舊唐書·隐逸列傳》）的手段。
這是一種利用。
那麼，為什麼最高統治者和當權派竟樂意于被利用，而大力加以鼓勵提倡呢？原來他們也别有用心，也要反過來利用之。
道理很簡單：隐逸既然是不滿現實、反抗時政的表現，那麼，若将逸人高士之中幾個“名揚宇宙”的代表人物找來應應景，以示“天下歸心”“聖代無隐者，英靈盡來歸”，豈不是就輕而易舉地為自己的統治坐收點綴升平、籠絡人心的奇效？隐逸肥遁，雖是消極行為，但也多少含有不滿和反抗時政的意味。
如果聽之任之，是會在觀感上輿論上給統治者帶來一些不利的。
但應過征聘、得過封賞而緻仕還山的隐士，由于已經表示歸服，且通名籍于朝，經過登記，辭歸後又“置給全祿，以畢其身”，不容不食“周粟”，此外還賦予“若知朝廷得失，具以狀聞”、随時反映情況的使命，這就不僅早已失去其對抗性，而且已變不利為有利，成為統治者不可或無的幫閑人物了。
這就是唐代許多皇帝，尤其是玄宗之所以重視并多次禮聘隐士的政治原因。
《新唐書·韓朝宗傳》載：“開元末，海内無事。
訛言兵當興，衣冠潛為避世計。
朝宗廬終南山，為長安尉霍仙奇所發。
玄宗怒，使侍禦史王訊之。
貶吳興别駕。
”盧藏用隐終南得官，韓朝宗廬終南遭貶。
可見隐逸肥遁，若一旦對他們的統治不利，他們就不僅不提倡而要嚴加法辦了。
從正反兩面來看，他們禮聘隐士的政治目的，不是很清楚嗎？ 唐代最高統治者為了表示自己确系天潢龍種，本支百世，源遠流長，曾于武德三年（六二〇）趁人捏造老子在晉州羊角山顯聖，說老子自謂是他們的祖先，高祖即遣使緻祭，立廟其地（見《封氏聞見記》）。
高宗崇尚道教，迷信神仙服食之說，對此興趣更大，曾于乾封元年（六六六）二月“次亳州，幸老君廟，追号曰&lsquo太上玄元皇帝&rsquo，創造祠堂。
其廟置令、丞各一員”（《舊唐書·高宗本紀》）。
玄宗又加倍光大之，曾于“開元二十年（七三二），正月，己醜，诏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并置崇玄學。
其生徒令習《道德經》及《莊子》《列子》《文子》等。
每年準明經例舉送”（《舊唐書·禮儀志》）。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道家、道教始祖既然同時是李家天子始祖，多此一段莫須有因緣，有心人不愁前頭沒有出路。
純做道士，不過是方伎；純做隐者，嫌不時髦。
若想在政治上容易出頭，最好是一身兼備此二重身份，何況隐逸、求仙，實質相同，往往結合，這就無怪乎當時山林隐逸多是道家、道士，無怪乎李白既隐逸山林又四處求仙訪道了（以上幾段詳見拙著《唐詩論叢·唐代某些知識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
雖說終南捷徑可達朝廷，但正像玄宗對李白所說的那樣，“卿是布衣，名為朕知”，并将之“召入禁掖”，這畢竟是很不尋常的事。
加上他品貌非凡，才情縱放，乍到長安，朝野轟動，轶事、傳聞，自然不少。
魏颢《李翰林集序》載：“入翰林，名動京師。
《大鵬賦》時家藏一本。
”這真可與“洛陽為之紙貴”的左思《三都賦》前後媲美。
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載：“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為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
上重之，欲以綸诰之任委之。
”這寫和蕃書的事，後來竟敷演成《李太白醉草吓蠻書》的小說了。
範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載：“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号公為谪仙人，吟公《烏栖曲》雲：&lsquo此詩可以哭鬼神矣！&rsquo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4)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谪仙歌百餘首。
”杜甫後來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韻》開頭幾句：“昔年有狂客（賀知章自号四明狂客），号爾谪仙人。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聲名從此大，汩沒一朝伸”，即詠其事。
當時人們争着寫的谪仙歌已失傳。
杜甫入長安後一定還見到過這些詩篇。
他的《飲中八仙歌》就是根據這風行一時的題材創作的，其中寫李白說：“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張表臣《珊瑚鈎詩話》引範傳正《李公新墓碑序》：“（白）多陪侍從之遊。
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
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軍扶以登舟”解此，并說：“世雲&lsquo不上船&rsquo，&lsquo船&rsquo，襟紐，何穿鑿如此！”都很正确。
可見杜詩所寫，系傳聞實錄，并非虛構。
其餘七人或二句或三句，唯獨李白四句，倒不一定有意突出，隻是對他感情最深，提到他不覺就話多了。
&mdash&mdash上面這些有關李白在長安的活動情況，都出于同時或稍後的人的記載，大體上是可信的。
宋代樂史《李翰林别集序》載：“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
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于興慶池東沉香亭前。
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辇從，诏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一十六色。
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闆，押衆樂前，将欲歌之。
上曰：&lsquo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焉！&rsquo遽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
白欣然承诏旨，由若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
其一曰：&lsquo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
&rsquo其二曰：&lsquo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rsquo其三曰：&lsquo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幹。
&rsquo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之。
太真妃持頗梨七寶杯，酌西涼州葡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
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換，則遲其聲以媚之。
太真妃飲罷，斂繡巾重拜。
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于諸學士。
”此即稗史《太真外傳》中的一段，《新唐書·李白傳》亦撮要采入。
即使此事出自傳聞，不很可信，但表明玄宗這時生活上早已腐化，之所以看重李白，不過是想借仗他的文才，供自己享樂，這還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