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續壯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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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既深為玄宗所重，為什麼沒有多久就把他打發掉了呢？說法很多，比較可信的是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的這段記載：“上皇豫遊，召白，白時為貴門邀飲。
比至，半醉，令制出師表，不草而成。
許中書舍人，以張垍讒逐，遊海岱間。
”這就是李陽冰《草堂集序》所說：“醜正同列，害能成謗。
格言不入，帝用疏之。
”這裡雖未點名，指的卻是同一件事。
魏颢是李白的崇拜者，曾不遠千裡追随李白。
李陽冰是李白的族叔，李白就是病死在他家裡的。
他們記載的那些話，當是聽李白親口所說，是最有根據的。
至于這班小人用以進讒的借口是什麼，不清楚。
範傳正《碑序》說：“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5)，恐掇後患，惜而遂之。
”李陽冰《集序》說：“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诏诰，人無知者。
”王琦據此“疑其醉中曾洩漏禁中事機，或者雲雲，明皇因是疏之”（見所編《李太白年譜》天寶三載下按語）。
這推測不為無因。
很可能李白在醉中洩露了機密，張垍那班忌妒他的人就乘機進讒，使得玄宗不想用他了。
不然，開頭那麼重視，這時即使不打算破格提拔，給他個中書舍人之類官職，也未嘗不可。
此外，也有認為是李白得罪了高力士，高力士挑撥楊貴妃出來阻止玄宗給他官做的。
(6)這也很有可能。
張垍等進讒于外，貴妃等又從中作梗，李白就必然不容于朝了。
從天寶元年（七四二）“皇祖下诏，征就金馬”，到天寶三載（七四四）“帝賜放還”，李白在長安待的時間不長。
作為政治家，他此行是失敗了。
但作為詩人，他的收獲可不小。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得到了難能可貴的機會，接觸到直至皇帝、貴妃的上層統治階層，逐漸認清了那幫人的腐朽實質和罪惡勾當以及封建政治的黑暗内幕，終于從“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别兒童入京》）的狂喜和迷夢中驚醒過來，抛棄了對朝廷的幻想，從思想認識上，促使他詩歌的浪漫主義發生了質的突變和飛躍。
從今以後，他收起了那天真、熱情的“太平盛世”的讴歌，一變為揭露大膽、抨擊有力的控訴。
他指出玄宗猶如“亂天紀”的“殷後”、“亦已昏”的“楚懷（王）”，貴妃是“滅纣”的“妲己”、“惑周”的“褒女”，若“擢發續罪，罪乃孔多，傾海流惡，惡無以過”，而朝廷顯貴，則不過是一些“得志鳴春風”的“蹇驢”、“貝錦喧謗聲”的“蒼蠅”；諷刺君王寵信的那些“冠蓋何輝赫，鼻息幹虹霓”“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的烜赫人物，但知“鬥雞金宮裡，蹴鞠瑤台邊”，但知醉生夢死，過着“香風引趙舞，清管随齊讴。
&hellip&hellip行樂争晝夜，自言度千秋”的荒淫生活，而不知禮賢下士，竟至于倒行逆施，以“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給那些竊據要津的佞幸小人以極大的蔑視，将他們斥為“雞狗”，對他們表示了自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7)、毅然唾棄他們的決心。
二 “亦有梁宋遊” 天寶三載三月，李白就是帶着這樣一種情緒、認識離開長安的。
這年初夏，他在東都初次遇見了杜甫。
杜甫這時寫的《贈李白》：“二年客東都，所曆厭機巧。
野人對腥膻，蔬食常不飽。
豈無青精飯，使我顔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迹如掃。
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讨。
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和後來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乞歸優诏許，遇我宿心親”，即紀其事。
“遇我宿心親”，就是說“一見如故”。
可見他倆這次确乎是初次見面。
當時杜甫已在東都活動了兩年，正為世态炎涼、人心不古而滿腹牢騷，如今得遇見這位見過大世面的“李侯金閨彥”，見他尚且要“脫身事幽讨”，這就更增強自己棄世高蹈之志（嚴格地說，這哪裡算是什麼“志”，這隻不過是初出茅廬、稍受挫折的人一時的沖動而已）。
上詩“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讨”兩句指的既是李白，緊接“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兩句當是詩人自指。
李白要去遊梁宋，恰好他也要去，所以說“亦有梁宋遊”。
于是他們就相約到那裡去求仙訪道“拾瑤草”了。
别看杜甫跟李白一見傾心，好像是很理解李白似的。
其實他所見到的、自以為很理解李白的，仍然是“谪仙人”的佯狂表象。
他哪裡知道，就在這表象下面，還深藏着許多“不足為外人道也”的廟堂黑幕和宮闱穢聞，深藏着他竭力克制、唯恐一觸即發的滿腔孤忿。
在對社會、對時政的認識上，杜甫當時是遠遠趕不上李白的。
這不僅是因為他的年紀比李白小得很多，還因為他沒有李白那一段待诏翰林、極便窺知内幕的良機。
就是對李白本人來說，他長安之行的一入一出雖然僅隔三年，但他對時局的認識，前後卻有很大的不同啊！杜甫在相遇第二年寫的《贈李白》說：“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這是現存杜詩中最早的一首絕句。
《杜詩鏡铨》引蔣弱六的話說：“是白一生小像。
公贈白詩最多，此詩最簡，而足以盡之。
”評價雖嫌過當，但這首詩仍能說明一些問題。
首先，杜甫說要求仙，這時期也跟着李白從事過這方面的一些活動，但從這詩頭兩句看，他對此并沒有多大信心，不過借此以發洩一時憤世嫉俗的情緒罷了。
其次，他對李白的規勸是很誠懇的，也不能說不切中要害，但教人讀了總覺得他對李白并不十分了解。
“痛飲狂歌”“飛揚跋扈”，寥寥八字，确乎畫出個活生生的李白來。
但詩人對促使李白加劇這種性格特色的内心的巨大痛苦和矛盾，似乎缺乏較深切的體察和諒解。
前一章中已提到，這年五月杜甫的繼祖母盧氏卒于陳留郡的私第。
八月歸葬偃師，他作墓志。
大概李、杜東都初遇在盧氏卒前（李白三月出京，很快就會到達洛陽的），當時二人即相約同遊梁宋，而成行當在八月盧氏喪事結束之後。
唐汴州，天寶元年改為陳留郡，乾元元年複為汴州，治所即在今河南開封市，這是梁宋一帶的首府。
杜家既有私第在此，祖母生前又住在這裡，這裡當是杜甫常來常往的去處。
這年秋天他偕同李白、高适來梁宋遊覽，就常情而論，他還應盡地主之誼呢。
李陽冰《草堂集序》說：“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
遂就從祖陳留采訪大使彥允。
”可見李白路過洛陽遇見杜甫之後随即先往汴州投奔李彥允去了。
前幾年杜甫漫遊齊趙，在汶上結識了高适，不久高适想又回到了梁宋（傳載高适“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給”，梁宋當是高适當時的活動中心）。
高适《東征賦》說：“歲在甲申，秋窮季月，高子遊梁既久，方适楚以超忽。
”歲次甲申即天寶三載（七四四）。
既然說這時“遊梁既久”，可見他早已從齊趙回來，并且在與李、杜就近漫遊之後又将離此往楚地流浪去了。
他們三人，一個在這裡有私第，一個來這裡投奔人，一個長期寄寓在這裡，所以他們即使未預先約定，也是不難在這裡相遇的。
梁（今河南開封市）、宋（今河南商丘縣，天寶元年改為睢陽郡，乾元元年複為宋州）兩地相距不遠，都是當時很繁華的通都大邑。
杜甫的《遣懷》說：“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
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
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
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
白刃仇不義，黃金傾有無。
殺人紅塵裡，報答在斯須。
”宋州和汴州一樣，都在廣濟渠旁，水陸交通很方便，所以說“舟車半天下”。
那裡人口稠密，建築宏偉，富室生活奢華，遊俠之風盛行。
凡此種種，寫的雖是宋州，既然說“名今陳留（汴州，即古梁地）亞”，汴州的情況想也差不多。
梁宋地區古時很有名。
漢文帝少子梁孝王劉武，于前元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以淮陽王徙封于此。
因為他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之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是大縣。
于是梁孝王築東苑三百餘裡，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于平台三十餘裡，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遊說之士，莫不畢至。
《西京雜記》載，園内有百靈山，山頂有落猿岩；又有雁池，池間有鶴洲、凫渚。
《九域志》載，菟園中有修竹園。
後代方志載梁園遺址在商丘城東，一名梁苑，或以為即菟園；而平台在城東二十裡，後又因劉宋謝惠連登此賦雪，又名雪台。
可是《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以為此台在開封：“縣有倉颉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台，梁王增以為吹台，城隍夷滅，略存故址，其台方一百許步。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記載得更具體：“吹台在開封縣東南六裡。
”《明一統志》以後開封府縣方志皆然。
明代劉醇曾來此登覽，為文描述說：“惟（開封）城東南僅三裡有荒台，故基巍然獨存，挺出風煙之外，高廣數丈，可登可眺，即古之吹台也。
台西有寺，民廬相接，竹木蕭然，風景可愛。
”（《吹台春遊序》，載《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三八六）可見曆來多以為吹台在開封附近。
梁孝王築東苑三百餘裡，當然遍及梁、宋兩地，大而化之，就整個說兩地皆有梁園亦無不可，但兩地都各坐實梁園和園内平台在本城之東若幹裡，這不僅必有一失，甚至兩者都可能是後人僞托，都不可信。
因為梁王所築三百餘裡的東苑，不可能安置在随便宋州或汴州哪個城東幾裡的小範圍之内。
至于何以兩地都說在城東呢？這顯然是根據相傳“梁孝王築東苑”的“東”字而設想出來的。
梁、宋兩地都相傳有梁園、平台等古迹。
那麼，李白、杜甫、高适他們當日相偕遊覽、賦詩的梁園古迹，到底是開封市附近的，還是商丘縣附近的呢？ 要想理出個頭緒，應該先研究一下經常在這一帶活動的高适的作品。
高适有《宋中十首》，其一說：“梁王昔全盛，賓客複多才。
悠悠一千年，陳迹唯高台。
”這“高台”就是平台（吹台）。
其四說：“梁苑白日暮，梁山秋草時。
君王不可見，修竹令人悲。
九月桑葉盡，寒風鳴樹枝。
”他認為這裡就是梁苑（梁園）遺迹，所以見到了竹子就不覺想起了“修竹園”中的“修竹”而發思古之幽情。
作者來此登臨，已是九月天寒木落之時。
其六說：“憶昔魯仲尼，凄凄此經過。
”商丘縣城東南一裡有文雅台，世傳孔子适宋，與群弟子習禮于此地大樹下。
詩即指此而言。
其二說：“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砀間。
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載，孟諸，宋大薮也，在梁國睢陽縣（故城在今商丘縣南）東北。
《元和郡縣志》載，孟諸澤，在宋州虞城縣西北十裡，周圍五十裡，俗号盟諸澤。
《漢書·高帝紀》載，漢高祖劉邦隐于芒、砀山澤間，其所居上常有雲氣。
應劭注：芒屬沛國。
砀屬梁國。
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
方志載河南永城北有芒砀山。
赤帝指漢高祖。
詩中所詠亦商丘近處事。
其九說：“常愛宓子賤，鳴琴能自親。
&hellip&hellip何意千年後，寂寞無此人。
”《呂氏春秋·察賢》：“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世傳琴堂在今山東單縣城南一裡故單父城。
詩詠此古迹。
單縣在商丘東北，相距不遠。
這組詩題名《宋中》，可見在“老梁宋”的高适的心目中，梁苑、平台、修竹園等古迹是在商丘附近而不在開封。
高适《宓公琴台詩三首》前置小序說：“甲申歲，适登子賤琴台。
”又《東征賦》說：“歲在甲申，秋窮季月，高子遊梁既久，方适楚以超忽。
”“甲申歲”即天寶三載。
“秋窮季月”，即《宋中十首》其四中所謂“九月桑葉盡”。
又其五說：“登高臨舊國，懷古對窮秋。
落日鴻雁度，寒城砧杵愁。
昔賢不複有，行矣莫淹留！”末二句豈非“遊梁既久，方适楚以超忽”之意麼？可見《宋中十首》這組詩亦當作于偕李、杜快遊宋中時。
杜甫《遣懷》詩，首段叙述“宋中”（當時的睢陽郡）城市的繁榮和風習的豪奢，接着描寫他與高、李諸人在此間遊賞情事：“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垆。
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
氣酣登吹台，懷古視平蕪。
芒砀雲一去，雁鹜空相呼。
”仇兆鳌說：“此叙高、李同遊之興。
三人相得，成千古文章知己。
芒砀雲去，漢高遺迹難尋也。
《杜臆》雲，此可見其曠懷。
”無論時地、感歎都與高适《宋中十首》相合，又點明是與高、李同遊，足證前面所做的推斷不至大訛。
高适的《别韋參軍》說：“二十解書劍，西遊長安城。
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
&hellip&hellip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幹明主。
歸來洛陽無負郭，東過梁宋非吾土。
兔苑為農歲不登，雁池垂釣心長苦。
”又《封丘作》說：“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澤中，甯堪作吏風塵下。
”據此可知高适早年入長安求仕失利後，得人薦舉中“有道科”做封丘尉前，長期寄寓梁宋，常在今商丘附近“兔苑”“雁池”等梁園遺址和孟諸澤一帶活動。
想李、杜這年來宋中時，他早已在這裡了。
李白《梁園吟》說：“我浮黃河去京阙，挂席欲進波連山。
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台間。
&hellip&hellip洪波浩蕩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
平頭奴子搖大扇，五月不熱疑清秋。
&hellip&hellip梁王宮阙今安在？枚馬先歸不相待。
舞影歌聲散渌池，空餘汴水東流海。
沉吟此事淚滿衣，黃金買醉未能歸。
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馳晖。
歌且謠，意方遠，東山高卧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
”王琦注引《漢書·梁孝王傳》和《元和郡縣志》，論證平台在宋州虞城縣西四十裡（今商丘東不遠），這是正确的；但不得又引《一統志》所主梁園在開封府城東南與此相矛盾的另一說。
據李白這首《梁園吟》，知他出長安後不久，五月間已到達宋中梁園一帶訪古。
他當時孤忿滿懷，惟借痛飲、狂歌、縱博以自遣，但仍憧憬有朝一日為天下蒼生而東山再起。
杜甫來宋中前，高、李二人很可能已在此間相遇了。
就在這年（天寶三載，七四四）秋天，杜甫來到宋中，他們三人短暫的、快意的遊覽開始了。
他們一起登臨懷古、把酒論文：“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垆。
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
氣酣登吹台，懷古視平蕪。
芒砀雲一去，雁鹜空相呼。
”後四句跟高适《宋中十首》其二“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砀間。
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的意思相近，都是寫眺望當地遠處雲山、緬懷漢高祖功業的感觸。
杜甫初來乍到，對這裡的山川古迹，哪能這麼熟悉，這還不是高适這位“我本漁樵孟諸野”的流浪詩人指點、介紹的麼？杜甫後來寫的《昔遊》說：“昔者與高李（原注：高适、李白），晚登單父台。
寒蕪際碣石，萬裡風雲來。
桑柘葉如雨，飛藿去徘徊。
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
”單父城宓子賤琴堂離宋州不遠，是高适的常遊地，這次他又陪同李、杜前來登臨憑吊了。
時節已是深秋，原野一片肅殺、凄清景象。
觸景生情，這不禁引起了詩人們對邊事的關心和議論：“是時倉廪實，洞達寰區開。
猛士思滅胡，将帥望三台。
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才。
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
肉食三十萬，獵射起黃埃”（《昔遊》）；“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
猛将收西域，長戟破林胡。
百萬攻一城，獻捷不雲輸。
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
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爐”（《遣懷》）。
吳兢《開元升平源》載姚崇拜相之前，曾向玄宗獻十事，論及其二說：“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複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
”此似好事者為之，依托兢名，難以盡信。
但開元前期，确乎不甚求邊功；到了後期，就不是這樣了。
譬如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玄宗因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屢破為患東北的契丹有功，欲以為相。
張九齡進谏說：“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
”玄宗說：“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答道。
“不可。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且守珪才破契丹，陛下即以為宰相；若盡滅奚、厥，将以何官賞之？”上乃止。
雖然沒将宰相的榮譽稱号授予他，等到這年二月他來東都獻捷，仍拜他為右羽林大将軍，兼禦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賜甚盛。
第二年（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六），玄宗因朔方節度使牛仙客以前鎮守河西有功，要任命他為尚書，又遭到張九齡的堅決反對。
由于李林甫從中撥弄，玄宗就罷了張九齡的相位，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遙領朔方節度如故。
此風一開，邊将為了邀功希寵，就競相擴充自己的力量，從而大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負擔：“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将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資治通鑒》卷二一五）後來李林甫出于專寵固位的自私打算，想杜絕文臣邊帥入相之路，就進奏道：“文臣為将，怯當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
”玄宗聽了很高興，就開始重用安祿山。
到天寶前幾年，諸道節度使盡用安祿山、安思順、哥舒翰、高仙芝等胡人，精兵都戍守北邊，天下之勢偏重，終于導緻安史之亂，傾覆天下（見《資治通鑒》卷二一六）。
&mdash&mdash了解了這樣一些曆史背景，然後再來看上面引的兩段杜詩，就能比較深切地領會詩人當時多少已覺察到的隐憂。
“猛士思滅胡，将帥望三台”，是“謂祿山領範陽節度求平章事”（蔡夢弼語）。
仇兆鳌于“幽燕盛用武”六句下引《博議》：“唐運江淮租稅以給幽燕，此天寶間海運也。
”并謂：“泛海輸粟，則民日疲。
射獵練軍，則兵日橫，欲不亂得乎？”《遣懷》中的那一段文字，也是議論玄宗開邊的事。
“收西域”，如王忠嗣、哥舒翰等的攻吐蕃。
“破林胡”，如安祿山、張守珪等的攻契丹（契丹即戰國林胡地）。
攻取豈無勝負？邊将為了邀功，隻獻捷而掩敗，所以說“不雲輸”。
驅百萬之衆以攻一城，是一尺之土不足償百夫之命，所以說“負百夫”。
“元和”，太平和樂的氣象。
《莊子·大宗師》：“以天地為大爐。
”“無和辭大爐”是說天地間失卻和平氣象。
浦起龍說這一段是“帶述明皇黩武，指出盛衰
比至，半醉，令制出師表，不草而成。
許中書舍人，以張垍讒逐，遊海岱間。
”這就是李陽冰《草堂集序》所說：“醜正同列，害能成謗。
格言不入，帝用疏之。
”這裡雖未點名，指的卻是同一件事。
魏颢是李白的崇拜者，曾不遠千裡追随李白。
李陽冰是李白的族叔，李白就是病死在他家裡的。
他們記載的那些話，當是聽李白親口所說，是最有根據的。
至于這班小人用以進讒的借口是什麼，不清楚。
範傳正《碑序》說：“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5)，恐掇後患，惜而遂之。
”李陽冰《集序》說：“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诏诰，人無知者。
”王琦據此“疑其醉中曾洩漏禁中事機，或者雲雲，明皇因是疏之”（見所編《李太白年譜》天寶三載下按語）。
這推測不為無因。
很可能李白在醉中洩露了機密，張垍那班忌妒他的人就乘機進讒，使得玄宗不想用他了。
不然，開頭那麼重視，這時即使不打算破格提拔，給他個中書舍人之類官職，也未嘗不可。
此外，也有認為是李白得罪了高力士，高力士挑撥楊貴妃出來阻止玄宗給他官做的。
(6)這也很有可能。
張垍等進讒于外，貴妃等又從中作梗，李白就必然不容于朝了。
從天寶元年（七四二）“皇祖下诏，征就金馬”，到天寶三載（七四四）“帝賜放還”，李白在長安待的時間不長。
作為政治家，他此行是失敗了。
但作為詩人，他的收獲可不小。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得到了難能可貴的機會，接觸到直至皇帝、貴妃的上層統治階層，逐漸認清了那幫人的腐朽實質和罪惡勾當以及封建政治的黑暗内幕，終于從“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别兒童入京》）的狂喜和迷夢中驚醒過來，抛棄了對朝廷的幻想，從思想認識上，促使他詩歌的浪漫主義發生了質的突變和飛躍。
從今以後，他收起了那天真、熱情的“太平盛世”的讴歌，一變為揭露大膽、抨擊有力的控訴。
他指出玄宗猶如“亂天紀”的“殷後”、“亦已昏”的“楚懷（王）”，貴妃是“滅纣”的“妲己”、“惑周”的“褒女”，若“擢發續罪，罪乃孔多，傾海流惡，惡無以過”，而朝廷顯貴，則不過是一些“得志鳴春風”的“蹇驢”、“貝錦喧謗聲”的“蒼蠅”；諷刺君王寵信的那些“冠蓋何輝赫，鼻息幹虹霓”“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的烜赫人物，但知“鬥雞金宮裡，蹴鞠瑤台邊”，但知醉生夢死，過着“香風引趙舞，清管随齊讴。
&hellip&hellip行樂争晝夜，自言度千秋”的荒淫生活，而不知禮賢下士，竟至于倒行逆施，以“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給那些竊據要津的佞幸小人以極大的蔑視，将他們斥為“雞狗”，對他們表示了自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7)、毅然唾棄他們的決心。
二 “亦有梁宋遊” 天寶三載三月，李白就是帶着這樣一種情緒、認識離開長安的。
這年初夏，他在東都初次遇見了杜甫。
杜甫這時寫的《贈李白》：“二年客東都，所曆厭機巧。
野人對腥膻，蔬食常不飽。
豈無青精飯，使我顔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迹如掃。
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讨。
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和後來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乞歸優诏許，遇我宿心親”，即紀其事。
“遇我宿心親”，就是說“一見如故”。
可見他倆這次确乎是初次見面。
當時杜甫已在東都活動了兩年，正為世态炎涼、人心不古而滿腹牢騷，如今得遇見這位見過大世面的“李侯金閨彥”，見他尚且要“脫身事幽讨”，這就更增強自己棄世高蹈之志（嚴格地說，這哪裡算是什麼“志”，這隻不過是初出茅廬、稍受挫折的人一時的沖動而已）。
上詩“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讨”兩句指的既是李白，緊接“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兩句當是詩人自指。
李白要去遊梁宋，恰好他也要去，所以說“亦有梁宋遊”。
于是他們就相約到那裡去求仙訪道“拾瑤草”了。
别看杜甫跟李白一見傾心，好像是很理解李白似的。
其實他所見到的、自以為很理解李白的，仍然是“谪仙人”的佯狂表象。
他哪裡知道，就在這表象下面，還深藏着許多“不足為外人道也”的廟堂黑幕和宮闱穢聞，深藏着他竭力克制、唯恐一觸即發的滿腔孤忿。
在對社會、對時政的認識上，杜甫當時是遠遠趕不上李白的。
這不僅是因為他的年紀比李白小得很多，還因為他沒有李白那一段待诏翰林、極便窺知内幕的良機。
就是對李白本人來說，他長安之行的一入一出雖然僅隔三年，但他對時局的認識，前後卻有很大的不同啊！杜甫在相遇第二年寫的《贈李白》說：“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這是現存杜詩中最早的一首絕句。
《杜詩鏡铨》引蔣弱六的話說：“是白一生小像。
公贈白詩最多，此詩最簡，而足以盡之。
”評價雖嫌過當，但這首詩仍能說明一些問題。
首先，杜甫說要求仙，這時期也跟着李白從事過這方面的一些活動，但從這詩頭兩句看，他對此并沒有多大信心，不過借此以發洩一時憤世嫉俗的情緒罷了。
其次，他對李白的規勸是很誠懇的，也不能說不切中要害，但教人讀了總覺得他對李白并不十分了解。
“痛飲狂歌”“飛揚跋扈”，寥寥八字，确乎畫出個活生生的李白來。
但詩人對促使李白加劇這種性格特色的内心的巨大痛苦和矛盾，似乎缺乏較深切的體察和諒解。
前一章中已提到，這年五月杜甫的繼祖母盧氏卒于陳留郡的私第。
八月歸葬偃師，他作墓志。
大概李、杜東都初遇在盧氏卒前（李白三月出京，很快就會到達洛陽的），當時二人即相約同遊梁宋，而成行當在八月盧氏喪事結束之後。
唐汴州，天寶元年改為陳留郡，乾元元年複為汴州，治所即在今河南開封市，這是梁宋一帶的首府。
杜家既有私第在此，祖母生前又住在這裡，這裡當是杜甫常來常往的去處。
這年秋天他偕同李白、高适來梁宋遊覽，就常情而論，他還應盡地主之誼呢。
李陽冰《草堂集序》說：“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
遂就從祖陳留采訪大使彥允。
”可見李白路過洛陽遇見杜甫之後随即先往汴州投奔李彥允去了。
前幾年杜甫漫遊齊趙，在汶上結識了高适，不久高适想又回到了梁宋（傳載高适“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給”，梁宋當是高适當時的活動中心）。
高适《東征賦》說：“歲在甲申，秋窮季月，高子遊梁既久，方适楚以超忽。
”歲次甲申即天寶三載（七四四）。
既然說這時“遊梁既久”，可見他早已從齊趙回來，并且在與李、杜就近漫遊之後又将離此往楚地流浪去了。
他們三人，一個在這裡有私第，一個來這裡投奔人，一個長期寄寓在這裡，所以他們即使未預先約定，也是不難在這裡相遇的。
梁（今河南開封市）、宋（今河南商丘縣，天寶元年改為睢陽郡，乾元元年複為宋州）兩地相距不遠，都是當時很繁華的通都大邑。
杜甫的《遣懷》說：“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
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
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
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
白刃仇不義，黃金傾有無。
殺人紅塵裡，報答在斯須。
”宋州和汴州一樣，都在廣濟渠旁，水陸交通很方便，所以說“舟車半天下”。
那裡人口稠密，建築宏偉，富室生活奢華，遊俠之風盛行。
凡此種種，寫的雖是宋州，既然說“名今陳留（汴州，即古梁地）亞”，汴州的情況想也差不多。
梁宋地區古時很有名。
漢文帝少子梁孝王劉武，于前元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以淮陽王徙封于此。
因為他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之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是大縣。
于是梁孝王築東苑三百餘裡，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于平台三十餘裡，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遊說之士，莫不畢至。
《西京雜記》載，園内有百靈山，山頂有落猿岩；又有雁池，池間有鶴洲、凫渚。
《九域志》載，菟園中有修竹園。
後代方志載梁園遺址在商丘城東，一名梁苑，或以為即菟園；而平台在城東二十裡，後又因劉宋謝惠連登此賦雪，又名雪台。
可是《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以為此台在開封：“縣有倉颉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台，梁王增以為吹台，城隍夷滅，略存故址，其台方一百許步。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記載得更具體：“吹台在開封縣東南六裡。
”《明一統志》以後開封府縣方志皆然。
明代劉醇曾來此登覽，為文描述說：“惟（開封）城東南僅三裡有荒台，故基巍然獨存，挺出風煙之外，高廣數丈，可登可眺，即古之吹台也。
台西有寺，民廬相接，竹木蕭然，風景可愛。
”（《吹台春遊序》，載《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三八六）可見曆來多以為吹台在開封附近。
梁孝王築東苑三百餘裡，當然遍及梁、宋兩地，大而化之，就整個說兩地皆有梁園亦無不可，但兩地都各坐實梁園和園内平台在本城之東若幹裡，這不僅必有一失，甚至兩者都可能是後人僞托，都不可信。
因為梁王所築三百餘裡的東苑，不可能安置在随便宋州或汴州哪個城東幾裡的小範圍之内。
至于何以兩地都說在城東呢？這顯然是根據相傳“梁孝王築東苑”的“東”字而設想出來的。
梁、宋兩地都相傳有梁園、平台等古迹。
那麼，李白、杜甫、高适他們當日相偕遊覽、賦詩的梁園古迹，到底是開封市附近的，還是商丘縣附近的呢？ 要想理出個頭緒，應該先研究一下經常在這一帶活動的高适的作品。
高适有《宋中十首》，其一說：“梁王昔全盛，賓客複多才。
悠悠一千年，陳迹唯高台。
”這“高台”就是平台（吹台）。
其四說：“梁苑白日暮，梁山秋草時。
君王不可見，修竹令人悲。
九月桑葉盡，寒風鳴樹枝。
”他認為這裡就是梁苑（梁園）遺迹，所以見到了竹子就不覺想起了“修竹園”中的“修竹”而發思古之幽情。
作者來此登臨，已是九月天寒木落之時。
其六說：“憶昔魯仲尼，凄凄此經過。
”商丘縣城東南一裡有文雅台，世傳孔子适宋，與群弟子習禮于此地大樹下。
詩即指此而言。
其二說：“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砀間。
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載，孟諸，宋大薮也，在梁國睢陽縣（故城在今商丘縣南）東北。
《元和郡縣志》載，孟諸澤，在宋州虞城縣西北十裡，周圍五十裡，俗号盟諸澤。
《漢書·高帝紀》載，漢高祖劉邦隐于芒、砀山澤間，其所居上常有雲氣。
應劭注：芒屬沛國。
砀屬梁國。
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
方志載河南永城北有芒砀山。
赤帝指漢高祖。
詩中所詠亦商丘近處事。
其九說：“常愛宓子賤，鳴琴能自親。
&hellip&hellip何意千年後，寂寞無此人。
”《呂氏春秋·察賢》：“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世傳琴堂在今山東單縣城南一裡故單父城。
詩詠此古迹。
單縣在商丘東北，相距不遠。
這組詩題名《宋中》，可見在“老梁宋”的高适的心目中，梁苑、平台、修竹園等古迹是在商丘附近而不在開封。
高适《宓公琴台詩三首》前置小序說：“甲申歲，适登子賤琴台。
”又《東征賦》說：“歲在甲申，秋窮季月，高子遊梁既久，方适楚以超忽。
”“甲申歲”即天寶三載。
“秋窮季月”，即《宋中十首》其四中所謂“九月桑葉盡”。
又其五說：“登高臨舊國，懷古對窮秋。
落日鴻雁度，寒城砧杵愁。
昔賢不複有，行矣莫淹留！”末二句豈非“遊梁既久，方适楚以超忽”之意麼？可見《宋中十首》這組詩亦當作于偕李、杜快遊宋中時。
杜甫《遣懷》詩，首段叙述“宋中”（當時的睢陽郡）城市的繁榮和風習的豪奢，接着描寫他與高、李諸人在此間遊賞情事：“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垆。
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
氣酣登吹台，懷古視平蕪。
芒砀雲一去，雁鹜空相呼。
”仇兆鳌說：“此叙高、李同遊之興。
三人相得，成千古文章知己。
芒砀雲去，漢高遺迹難尋也。
《杜臆》雲，此可見其曠懷。
”無論時地、感歎都與高适《宋中十首》相合，又點明是與高、李同遊，足證前面所做的推斷不至大訛。
高适的《别韋參軍》說：“二十解書劍，西遊長安城。
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
&hellip&hellip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幹明主。
歸來洛陽無負郭，東過梁宋非吾土。
兔苑為農歲不登，雁池垂釣心長苦。
”又《封丘作》說：“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澤中，甯堪作吏風塵下。
”據此可知高适早年入長安求仕失利後，得人薦舉中“有道科”做封丘尉前，長期寄寓梁宋，常在今商丘附近“兔苑”“雁池”等梁園遺址和孟諸澤一帶活動。
想李、杜這年來宋中時，他早已在這裡了。
李白《梁園吟》說：“我浮黃河去京阙，挂席欲進波連山。
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台間。
&hellip&hellip洪波浩蕩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
平頭奴子搖大扇，五月不熱疑清秋。
&hellip&hellip梁王宮阙今安在？枚馬先歸不相待。
舞影歌聲散渌池，空餘汴水東流海。
沉吟此事淚滿衣，黃金買醉未能歸。
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馳晖。
歌且謠，意方遠，東山高卧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
”王琦注引《漢書·梁孝王傳》和《元和郡縣志》，論證平台在宋州虞城縣西四十裡（今商丘東不遠），這是正确的；但不得又引《一統志》所主梁園在開封府城東南與此相矛盾的另一說。
據李白這首《梁園吟》，知他出長安後不久，五月間已到達宋中梁園一帶訪古。
他當時孤忿滿懷，惟借痛飲、狂歌、縱博以自遣，但仍憧憬有朝一日為天下蒼生而東山再起。
杜甫來宋中前，高、李二人很可能已在此間相遇了。
就在這年（天寶三載，七四四）秋天，杜甫來到宋中，他們三人短暫的、快意的遊覽開始了。
他們一起登臨懷古、把酒論文：“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垆。
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
氣酣登吹台，懷古視平蕪。
芒砀雲一去，雁鹜空相呼。
”後四句跟高适《宋中十首》其二“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砀間。
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的意思相近，都是寫眺望當地遠處雲山、緬懷漢高祖功業的感觸。
杜甫初來乍到，對這裡的山川古迹，哪能這麼熟悉，這還不是高适這位“我本漁樵孟諸野”的流浪詩人指點、介紹的麼？杜甫後來寫的《昔遊》說：“昔者與高李（原注：高适、李白），晚登單父台。
寒蕪際碣石，萬裡風雲來。
桑柘葉如雨，飛藿去徘徊。
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
”單父城宓子賤琴堂離宋州不遠，是高适的常遊地，這次他又陪同李、杜前來登臨憑吊了。
時節已是深秋，原野一片肅殺、凄清景象。
觸景生情，這不禁引起了詩人們對邊事的關心和議論：“是時倉廪實，洞達寰區開。
猛士思滅胡，将帥望三台。
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才。
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
肉食三十萬，獵射起黃埃”（《昔遊》）；“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
猛将收西域，長戟破林胡。
百萬攻一城，獻捷不雲輸。
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
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爐”（《遣懷》）。
吳兢《開元升平源》載姚崇拜相之前，曾向玄宗獻十事，論及其二說：“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複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
”此似好事者為之，依托兢名，難以盡信。
但開元前期，确乎不甚求邊功；到了後期，就不是這樣了。
譬如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玄宗因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屢破為患東北的契丹有功，欲以為相。
張九齡進谏說：“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
”玄宗說：“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答道。
“不可。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且守珪才破契丹，陛下即以為宰相；若盡滅奚、厥，将以何官賞之？”上乃止。
雖然沒将宰相的榮譽稱号授予他，等到這年二月他來東都獻捷，仍拜他為右羽林大将軍，兼禦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賜甚盛。
第二年（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六），玄宗因朔方節度使牛仙客以前鎮守河西有功，要任命他為尚書，又遭到張九齡的堅決反對。
由于李林甫從中撥弄，玄宗就罷了張九齡的相位，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遙領朔方節度如故。
此風一開，邊将為了邀功希寵，就競相擴充自己的力量，從而大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負擔：“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将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資治通鑒》卷二一五）後來李林甫出于專寵固位的自私打算，想杜絕文臣邊帥入相之路，就進奏道：“文臣為将，怯當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
”玄宗聽了很高興，就開始重用安祿山。
到天寶前幾年，諸道節度使盡用安祿山、安思順、哥舒翰、高仙芝等胡人，精兵都戍守北邊，天下之勢偏重，終于導緻安史之亂，傾覆天下（見《資治通鑒》卷二一六）。
&mdash&mdash了解了這樣一些曆史背景，然後再來看上面引的兩段杜詩，就能比較深切地領會詩人當時多少已覺察到的隐憂。
“猛士思滅胡，将帥望三台”，是“謂祿山領範陽節度求平章事”（蔡夢弼語）。
仇兆鳌于“幽燕盛用武”六句下引《博議》：“唐運江淮租稅以給幽燕，此天寶間海運也。
”并謂：“泛海輸粟，則民日疲。
射獵練軍，則兵日橫，欲不亂得乎？”《遣懷》中的那一段文字，也是議論玄宗開邊的事。
“收西域”，如王忠嗣、哥舒翰等的攻吐蕃。
“破林胡”，如安祿山、張守珪等的攻契丹（契丹即戰國林胡地）。
攻取豈無勝負？邊将為了邀功，隻獻捷而掩敗，所以說“不雲輸”。
驅百萬之衆以攻一城，是一尺之土不足償百夫之命，所以說“負百夫”。
“元和”，太平和樂的氣象。
《莊子·大宗師》：“以天地為大爐。
”“無和辭大爐”是說天地間失卻和平氣象。
浦起龍說這一段是“帶述明皇黩武，指出盛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