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和班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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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作《史記》，完成于漢武帝末年。
班固作《漢書》，書未成而作者因過去與外戚窦憲的關系，死于獄中，事在和帝永元四年。
一屬西漢，一屬東漢，相去公元前及公元後各約九十年。
我們今日看來，這兩部書好像聯袂而出。
其實它們間隔了一百八十年的距離，等于我們之去前清嘉慶年代。
《史記》和《漢書》一為私人著作，另一書稿則經皇帝看過，有國史的色彩。
司馬遷自稱“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經和班固作書的宗旨不同。
況且《史記》是通史，《漢書》是斷代史。
兩位作家的個性癖好不同，也使他們取材行文之間，有相當的出入。
然則公元前90年和公元後90年，中國的作家和思想家所處的環境已有大幅度的變化。
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在于漢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其實漢朝立國行雜霸之制，有法家思想。
文景之際，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舒自己的著作，還摻和着陰陽五行的成分涉及災異。
總之整個漢代思想，是一種有選擇性的大綜合，早經中外學者闡釋。
我們在這裡要特别強調指出的，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為目的，而是樹立一種統一帝國的正規思想（orthodoxy），這有他自己的言辭為證。
他曾對武帝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異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
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紀統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這段話否定學術的獨立性，坦白地承認提倡學術，旨在支持當今政權。
武帝之置五經博士，立學校之官，策賢良，都根據這宗旨着眼，從此中國龐大的文官集團，有了他們施政的正統邏輯。
司馬遷和董仲舒同時，他讀書不受這政策的影響。
而班固年輕時“正規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礎。
況且後漢創業之主光武帝劉秀自己就曾為大學生。
第二個皇帝明帝劉莊更以
班固作《漢書》，書未成而作者因過去與外戚窦憲的關系，死于獄中，事在和帝永元四年。
一屬西漢，一屬東漢，相去公元前及公元後各約九十年。
我們今日看來，這兩部書好像聯袂而出。
其實它們間隔了一百八十年的距離，等于我們之去前清嘉慶年代。
《史記》和《漢書》一為私人著作，另一書稿則經皇帝看過，有國史的色彩。
司馬遷自稱“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經和班固作書的宗旨不同。
況且《史記》是通史，《漢書》是斷代史。
兩位作家的個性癖好不同，也使他們取材行文之間，有相當的出入。
然則公元前90年和公元後90年，中國的作家和思想家所處的環境已有大幅度的變化。
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在于漢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其實漢朝立國行雜霸之制，有法家思想。
文景之際，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舒自己的著作，還摻和着陰陽五行的成分涉及災異。
總之整個漢代思想，是一種有選擇性的大綜合，早經中外學者闡釋。
我們在這裡要特别強調指出的，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為目的，而是樹立一種統一帝國的正規思想（orthodoxy），這有他自己的言辭為證。
他曾對武帝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異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
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紀統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這段話否定學術的獨立性，坦白地承認提倡學術，旨在支持當今政權。
武帝之置五經博士，立學校之官，策賢良，都根據這宗旨着眼，從此中國龐大的文官集團，有了他們施政的正統邏輯。
司馬遷和董仲舒同時，他讀書不受這政策的影響。
而班固年輕時“正規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礎。
況且後漢創業之主光武帝劉秀自己就曾為大學生。
第二個皇帝明帝劉莊更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