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變法與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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轼報複的謠言，實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妄人妄語。
希亮有四子，唯幼子陳慥（季常）不樂仕進，使酒好劍，用财如糞土。
蘇轼在岐山碰到他，他正帶了兩個朋友，騎馬攜箭，在長林豐草間出入射獵。
兩人自此相識，高談用兵及古今成敗之事，陳慥自以為是“一世豪士”，蘇轼很喜歡他的遊俠氣概，遂成莫逆之交。
仁宗崩，以韓琦為山陵使。
興築皇陵，需用竹木，饬由鳳翔供應，而“編木筏竹，東下河渭”，則為簽判蘇轼的專職。
不幸其時天旱，渭河幹涸，挽木不下；而山陵工期迫切，運材須于限定時日内到達，否則，這延誤王事的責任，怎麼擔當得起。
詩言：“橋山日月迫，府縣煩抽差。
&hellip&hellip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
渭水涸無泥，菑堰旋插修。
對之食不飽，餘事更遑求。
”蘇轼整日忙于督抽差役，集材付運，弄得寝食不安，整整忙了五個多月，直至是年秋間，才算交完差，透了一口氣。
然而剛剛交完皇差，又逢地方大旱，蘇轼禱雨于太白山，不驗，再經虢縣，渡渭水而禱于磻溪。
回程自陽平入斜谷，九月至終南，住在太平宮的溪堂裡，得遂一讀《道藏》的宿願。
自來鳳翔，他對于這麼許多牽連不斷的吏事，厭倦不堪，以為除了浪費生命之外，身名兩皆無益。
案牍勞形，問囚理訟，不知所為何來，從前所學，完全抛棄，而一官在身，卻又不得不奔走勞役，弄得心神俱疲。
他在《和子由聞子瞻将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詩中，大發牢騷： 役名則已勤，徇身則已媮。
我誠愚且拙，身名兩無謀。
始者學書判，近亦知問囚。
但知今當為，敢問向所由。
士方其未得，惟以不得憂。
既得又憂失，此心浩難收。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然而，在這一年中，蘇轼仍有出其所學，極論民生國是兩篇大文章，一是《上韓魏公論場務書》，以所見鳳翔老百姓為衙前之役所困，請求政府行寬大久長之政；二是《思治論》，指出嘉祐政治之弊，症結在于沒有一定的國策，所以法弊而事無成。
關于前者，蘇轼指陳鳳翔的老百姓所最怕的，莫如衙前之役，而課役的标準，從每一人家的盤碗鍋罐算起，長役十千，鄉戶及二十千者，都該占股一分。
一分之役，名為十千可辦，其實須十五六千至二十千，役重如此，老百姓焉能不窮。
課役本隻限于上戶，但事繁而役不足時，則遞取其次，而現在家赀二百千者都須服役。
事實上，連盤碗鍋罐都計算在内，家赀不滿二百千者，何以為民，則任何人已皆不免于衙前之役，困窮可知。
蘇轼希望政府行寬大久長之政，以官榷優與人民，先裕民而後裕國。
蘇轼作《思治論》，立論甚大。
他說，世有三患，終莫能去：一是宮室祠禱繁興，錢币茶鹽法壞，加以龐大的軍事費用，天下常患無财；二自澶淵之盟後，遼與西夏，日益驕橫，而宋則戰不勝，守不固，天下常患無兵；三則選舉法嚴，吏不重視考功，考铨之法壞，天下常患無吏。
這三大問題的形成，是由于國家沒有通盤的計劃，沒有一定政策之故。
五六十年來，規模未立，雖有很多人對這三個重要問題，遊談聚議而上，但都各就個人的見解，做枝枝節節的議論，人心不同，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聚訟紛纭，莫衷一是。
朝廷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成功與否不可知，前政尚未見效，而後政又發，政令紛纭而法日弊，故症結在于“其始規模未立，其卒事功無成”。
他的主張是政府應該于衆論中“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規模之内，而無務出于其所規模之外。
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
蘇轼雖然以最大的政治熱忱上書時宰，力求稍解老百姓衙前之役的困苦，但是韓琦方欲持重，決不能用這新進的書生之言。
英宗即位，覃恩各有升遷，蘇轼在鳳翔，其本官為大理評事，是年晉升為從八品的大理寺丞。
翌年，改元為治平元年（1064）。
正月，蘇轼自清平鎮至盩厔縣，商洛令章惇率同僚蘇旦、安師孟自長安來谒，同遊樓觀，訪老子出關時的關令尹喜的舊宅與授經台，經五郡城而至大秦寺、延生觀；下山西行十餘裡而至黑水谷，谷中有仙遊潭，潭上有南北二寺，倚峻峰，面清溪，林木深翠，怪石不可勝數；潭水深不可測，以繩缒下數百尺不得其底，以瓦礫投之，翔揚徐下，好久才不見；水深如此，而兩岸萬仞絕壁，山壁之間架一獨木為橋，危險萬分。
章惇邀蘇轼過橋去題字山壁，蘇轼謝不敢，詩曰：“猶有愛山心未至，不将雙腳踏飛梯。
” 章惇說：“你不去，我去。
”他平步過橋，乘索挽樹，攝衣而下。
以黑漆濡筆，在石壁上書大字曰：“蘇轼章惇來。
”再照樣攀繩拊樹而還，神色不動。
蘇轼拍拍章惇的背脊道：“子厚他日必能殺人。
” “為何？”惇問。
“能自判（拼）命者，即能殺人。
”轼答。
6 蘇轼既不敢過橋，遂與諸人向潭北循黑水而上，至南寺，以章惇遠來，留他們在寺午餐，詩有“野饋慚微薄，村沽慰寂寥”句。
飯後，章惇等将往渼陂，遂别。
蘇轼還至岐山，與文同相遇于岐下。
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他們是西蜀的同鄉。
與可長得眉清目秀，而志氣方剛，淡泊名利。
他是畫竹的名家，傾談之下，蘇轼稱他有四絕，詩一、楚辭二、草書三、畫四，為作《文同畫竹贊》。
與可向人說：“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
”7自此訂交，以後相見之日雖不多，卻成為死生不渝的好朋友。
治平元年八月，西夏又大舉犯邊，入寇靜邊寨，圍童家堡。
倉猝之間，朝廷暫以當地的轉運使攝帥事，而他卻與軍中的副總管發生嚴重的摩擦，軍無紀律，民心惶恐，沿邊各城，風聲鶴唳，整個西北邊區都為之動搖。
大軍雲集西邊，鳳翔為邊軍的糧秣供應中心，蘇轼職掌所在，就日夜忙于“飛刍挽粟，西赴邊陲”的任務，疲憊不堪。
幸而朝廷诏以端明殿學士王素再知渭州，自許州移鎮平涼，泾原故老互相歡賀，沿邊将士聽說老将重來，踴躍傳呼，從此旗幟鮮明，鼓角歡亮，軍容大振。
西夏習聞王素威名，聞訊立即撤兵，至素到任時，虜圍已解，他不過宴勞将佐而已，而人心大定。
韓琦以派駐陝西的戍兵太多，軍糧不足，請科陝西民戶，三丁抽一，籍為義勇軍，得十四萬人。
軍糧不足而籍民為兵，因為義勇可以不必供食之故。
當時的谏官司馬光上疏累谏，不聽。
诏下之日，蘇轼便須巡回所屬各縣，親自提舉這件“刺勇”的大事，而他所親眼目睹的，則是“愁怨之民，哭聲振動”。
但這是诏令，地方官責在奉命行事，一點辦法也沒有。
幸而三年任期屆滿，蘇轼遂于是年十二月十七日罷簽到任。
宋有“磨勘”之法，文資三年一遷，武資五年一遷，蘇轼以磨勘得升官為殿中丞。
宋吏，殿中省監、丞各一人，掌奉天子玉食、醫藥、服禦、幄帟、輿辇、舍次之政。
其實有官無職，隻是銜名而已。
蘇轼攜家帶眷，回開封去，自長安而至華陰，時又寒冬臘月，霪風凜冽，道路泥濘難行，隻得全家留在華陰的旅舍裡度歲，忍寒苦吟： 三年無日不思歸，夢裡還家旋覺非。
臘酒送寒催去國，東風吹雪滿征衣。
（《華陰寄子由》） 四 亡妻·喪父 治平二年（1065）正月，蘇轼返京，與父親和弟弟一家團聚。
旋奉诏命，差判登聞鼓院。
這登聞鼓院是谏官組織中的一個單位，隸屬于司谏和正言，掌管收受官民投遞的章奏表疏，不論是說朝政得失、公私利害，還是理雪冤濫等，皆許到鼓院來擊鼓進狀，如為告密或檢舉官吏，并許密封呈進。
吏民如有冤屈，都可借此申告，是北宋政制中一個很好的制度。
英宗皇帝自在藩邸，久已習聞蘇轼的文名，是時，便欲循唐朝的先例，特命召入翰林，知制诰。
宰相韓琦以為不可，對曰：“轼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
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複異辭矣。
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适足以累之也。
” 英宗說：“且與修注，如何？” 琦對曰：“記注與制诰為鄰，未可遽授。
不若于館閣中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
” 英宗說：“未知其能否，則試之。
如轼，有不能耶？” 韓琦仍然堅持蘇轼年少資淺，未經試用，不可驟與侍從之職，最後決定依照一般通例，召試學士院，且與館職。
殿陛間這番讨論的言語，不免外傳，歐陽修還怕執政官中有與韓琦不睦者（暗指曾公亮），借此挑撥是非，所以特地向蘇轼解說，蘇轼道：“韓公所以于某之意，乃古之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
”8對于韓琦此舉，倒是後來的史論家有很多批評，以為韓琦号為名相，但面對傑出異能的人才，仍計尋常尺寸，不能破格擢用，認為他太官僚化了。
二月，召試學士院。
試兩篇論文，題一為《孔子從先進論》，一為《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轼複以最高分的“三等”入選，于治平三年（1066）二月乙酉，得以殿中丞直史館。
宋設三館&mdash&mdash集賢院、史館與昭文館，掌管校雠典籍，管理圖書等事。
館職首重文才，故試論文，一經入選，便為名流，其職位高者為修撰，次為直館，再次為校理，卑者曰校勘、檢讨等。
蘇轼作《夜值秘閣呈王敏甫》詩，一時也頗有些許富貴氣象： 蓬瀛宮阙隔埃氛，帝樂天香似許聞。
瓦弄寒晖鴛卧月，樓生晴霭鳳盤雲。
共誰交臂論今古，隻有閑心對此君（藏書）。
大隐本來無境界，北山猿鶴謾移文。
蘇轼既已回京供職，老父得人随侍，閑居南園已曆三年的蘇轍便開始活動，三月得為大名府推官。
但至五月二十八日，蘇轼忽又逢喪妻之痛。
夫人王弗時僅二十七歲，隻有一個兒子，還不滿七歲。
他倆的婚姻生活隻有十年，而這十年裡面，正是丈夫出外求取功名，家庭殘破，離合無常的艱難時期。
她在家侍奉翁姑，勤儉謹肅，聲聞戚黨；到随夫遊宦鳳翔，深知她的丈夫缺乏社會經驗，生性又大而化之，她就專心注意他在外面的每日行事，細心觀察與丈夫交往的朋友，以她精明的頭腦，幫他辨析人情事理，及時谏诤，避免上當。
王弗夫人的謹言慎行，正是蘇轼所最缺乏的修養。
她的精明幹練，使蘇轼對她産生很多依賴，隐然做了丈夫的護身神，而今一旦喪逝，怎不令他痛恸。
父親也囑咐兒子道：媳婦從你于艱難，将來，你必須要将她葬在其姑之側。
這在當時的家族觀念裡，是一種崇尚與敬愛的表征。
所以蘇轼作《亡妻王氏墓志銘》說：“君得從先夫人于九泉，餘不能。
嗚呼哀哉！餘永無所依怙。
君雖沒，其有與為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蘇轼對夫人王弗的敬愛，也永遠不衰。
後十年，熙甯八年（1075）的正月二十日，他在密州夢見夫人，猶是凄切難遣，作《江城子》詞： 十年生死兩茫茫。
不思量，自難忘。
千裡孤墳，無處話凄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鬓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
小軒窗，正梳妝。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六月初六，殡王夫人于京城之西，後來運柩回籍，葬于翁姑茔墓之西北八步。
這些年來，蘇氏的家運實在不好，死亡相繼，骨肉凋零，蘇洵《極樂院造六菩薩記》說：“自長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憂。
&hellip&hellip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蘇澹），又一年而長子（景先）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
至于丁亥之歲，先君（父蘇序）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嫁程之才之八娘），服未既，而有長姊之喪。
悲憂慘怆之氣，郁積而未散。
”越四年，轼、轍兄弟又丁程太夫人之憂，所謂“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這也是促使老蘇誓去遠遊四方的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曾不幾年，喪母之後，蘇轼又悼妻亡。
距妻亡十一個月，治平三年（1066）之四月，老父忽又疾革，二十五日逝世，享年五十八歲。
蘇洵所編禮書，甫經脫稿，由歐陽修領銜，與禮官李柬之、宋敏求、陳繹、李育、姚辟、蘇洵等聯名奏上，尚未得報；而私撰《易傳》，亦未完稿。
臨終前，蘇洵遺囑兩件大事：“未完成的《易傳》，希望他們兩兄弟續寫成書；兄澹（希白）過世得早，子孫未立，要他們照顧；妹嫁杜氏，死而未葬，要轼負責葬事。
”蘇轼涕泣受命。
後于熙甯元年遵遺命為這個杜氏姑母茔葬于眉山，又當他官可蔭補親族時，奏請蔭補大伯父（蘇澹）的曾孫蘇彭，都決定于這個時候。
蘇洵逝世事，奏聞于朝，英宗诏賜銀一百兩，絹一百匹。
蘇轼辭賜銀絹，為父求賜官爵。
六月九日诰贈光祿寺丞，同時特饬有司備具船隻，載送靈柩歸蜀。
韓琦、歐陽修各緻厚赙，均辭不受。
據歐陽修所撰墓志，蘇洵的著述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又《易傳》未成。
另見于其他著錄者則有《洪範圖論》《皇祐谥錄》（《宋史·藝文志》）及《批點孟子》二卷。
六月，兄弟扶護父親的靈榇和王弗夫人柩，一舟兩棺，自汴入淮，溯江而上。
至江陵，初識他夙所敬佩、風骨嶙嶙的劉摯，其時他為江陵府的觀察推官；在途中又與史館的同事李師中相遇，其時師中方欲出守鳳翔，赴任中山。
兄弟護喪還鄉，遵禮在家守制。
治平四年八月，合葬父母于武陽（彭山）縣安鎮（蟆頤）山之老翁泉；同時葬王弗夫人于其側。
家居無事，蘇轼在整理舊書中，發現父親疏寫數紙祖父（蘇序）的事迹，似乎是想要寫篇行狀而并未完稿的殘篇，于是決定代他父親了此心願，撰《蘇廷評行狀》。
然後又将這篇行狀抄錄副本，寫了信托人攜交曾鞏，求撰墓碣書。
《曾南豐集》有《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志銘》，即是轼所求文。
居喪期間，聽了許多道家的神秘故事，也看了不少名畫，他的族兄僧惟簡從成都來看他，以蘇轍所得的河朔蘭亭拓本交他帶回寺去刻石，并為作跋。
蘇轼在鳳翔所購得的四扇吳道子畫四菩薩真迹的門闆，這次也帶回家來，就代他父親施舍給惟簡的廟中，要惟簡造一大閣，專藏此畫，且繪蘇洵像于其上，以為永念。
造這大閣預算需錢百萬，蘇轼認捐二十分之一。
9 熙甯元年（1068）七月除喪。
十月，蘇轼續娶王弗夫人的堂妹王閏之為繼室。
閏之夫人字季璋，青神縣王介（君錫）的幼女，其弟王箴（元直）于蘇轼前次母喪歸鄉時，兩人嘗同坐在莊門前吃瓜子炒豆者，現在則已長大，時從蘇轼問學。
十二月，轼、轍兄弟再度攜同家屬還京，将鄉中祖墳的修護照看，田宅的出納經紀，親戚家的酬酢等事，委托了老鄰居而又總角之交的楊五哥（濟甫），如遇大事，則要堂兄子安做主。
同鄉的父執輩王淮奇（慶源）、蔡褒（子華）、楊宗文（君素）來送行，蔡褒在他紗縠行的老宅中為種荔樹一棵，說待荔樹長大，望能見他回來。
但是蘇轼此去，過了二十二年，他還在杭州任上，不能還鄉，《寄蔡子華》詩，無限惆怅： 故人送我東來時，手栽荔子待我歸。
荔子已丹吾發白，猶作江南未歸客。
五 荊公變法 宋代繼承天下于唐之安史、黃巢之亂，五代十國的軍人割據之後，國家經曆長達六十餘年的分裂和戰争，民窮财盡，積弱已深，而開國不到二十年，外患又起，初受北方契丹族遼人的入侵，一敗于高梁河，再敗于歧溝，大小八十一戰，宋隻勝了太原一仗。
太宗兩次親征，被遼兵包圍，僅得身免，而股為箭傷，每年都要發病，自此簽訂了不平等的“澶淵之盟”，年輸大宗币帛，暫得相安。
不料羌夏又崛起于西北，他們以遊牧民族強悍的騎兵，環伺邊境，年年入侵。
沿邊地方，遭受掃蕩式的洗劫、擄掠和破壞，政府不得不在沿邊設置重兵，又須消耗極大的軍費和補給。
後來雖稍平靖，但是宋朝每年均須輸與白銀一百二十五萬餘兩，其他慶節、聘問、賂遺近幸諸費，幾是正額的一倍。
似此敲骨吸髓的剝削，使原本疲弱的國力，不但沒有休養生息的機會，更是斫傷日甚，幾至衰竭的困境。
何況遼居上遊，俯以臨宋，夏與遼結，托以自重，掎角之勢已成，宋朝腹背皆是強敵，這是一個充滿危機的時代，而年輕有為的神宗皇帝，适于是時踐祚。
神宗趙顼，是英宗的長子，母為宣仁太後高氏，生于濮王府邸，嘉祐八年始侍英宗入居慶甯宮，隆準龍顔，儀表英偉，治平三年（1066）十二月被立為太子，四年正月正式即位。
神宗在藩邸時，留心國事，已知民窮财困，軍政敝弛的情況，有志于富國強兵，而深患曆來的執政皆非其人，譬如“濮議”，隻是讨論如何尊禮他的祖父一事而已，無關國計民生，但是朝臣聚訟紛纭，數年不決，舍大論小，心裡甚不謂然。
神宗好學深思，即位後，更欲奮發有為，心裡隐藏着一段國恨家仇，曾于滕元發（範仲淹的表弟）陛見時，因他向以熟谙兵學出名，所以留他長談天下事，語及北遼，神宗說：太宗自燕京城下兵敗，被北虜窮追不舍，僅得脫身。
行在服禦的寶器，都為所奪。
随行的宮嫔，皆淪陷虜中。
太宗股上中了兩箭，每年都要發病，其崩，也是箭創複發之故。
像這樣的不共戴天之仇，我們還要年年捐獻金帛以事之，為人子孫者，應當這樣的嗎？ 言下，不禁唏噓哭泣起來。
10 宋太祖對于唐及五代藩鎮之禍，親身體驗，非常警惕，所以建國之初，竭力裁抑兵權，建立一個文治國家，是其基本政策。
文彥博對神宗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就是說明宋代行士大夫政治的特性。
士大夫十有九為文章之士，果于有為者少，樂于無事者多，尤其是出身高門華族的子弟，更缺乏淬厲奮發的志氣；而且表面上國家承平百年，大家也就耽于苟安，但求逸樂，因而形成非常保守的政治風氣，民心士氣，也一樣萎靡不振，這是神宗所不滿意的現實。
蘇轼也說： 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争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
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于怠廢。
&hellip&hellip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
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複往時之喜事也。
于是能者不自激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
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
（本集·策略第四） 神宗所面對的現實，就是這樣一個墨守成規、無人樂有作為的朝局。
神宗首先試探幾個老臣。
一日，對文彥博說：“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
” 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
”但他并無具體建議。
神宗認為國家當前最大的困難，在于欲舉兵而兵不足，欲足兵而饷不濟，所以“政事之先，理财為急”。
過了幾日，又試探他說： “當今理财，最為急務。
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
大臣宜共留意節用。
” 神宗的心事，不便直講，恐怕引起敵國注意，隻好說“養兵備邊”。
文彥博的對答，就更不着邊際。
四月，知汝州富弼入見，神宗與他從容坐語，竟至日昃。
帝問以治道，富弼知道皇帝銳于有為，對曰： “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
可窺測，則奸人得以附會其意。
陛下當如天之鑒，人之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随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
” 久之，帝又以當前大事為問，則對曰： “陛下臨禦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幹戈一起，所關禍福不細。
”帝默然良久。
環顧盈廷朝士，幾乎無人可以與言大計。
神宗苦悶之中，馬上想起一個夙所聞知，“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的王安石來。
在當時的政治社會裡，大家心目中的王安石，是個館閣之命屢下，辄辭不起的高士，朝廷數欲授以美官，他都辭不應召。
嘉祐時，來朝為知制诰，未及大用，又因母喪而出居江甯，韓維和呂公著和他比較接近，非常佩服他的品德和學問，逢人便為稱揚。
北宋官場裡面，人人勇于獵官，争權奪利，視為本等，像王安石這樣耿介自重的人，實所罕見，使國之大老如富弼、文彥博、韓琦、司馬光等都視之為“聖人複出”，非常欽重。
神宗在颍邸，韓維為太子記室，講書時，如獲神宗稱許，便說：“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
”韓維遷官庶子時，又薦王安石自代，因此，神宗對王安石這個名字印象很深，即位未久，便欲召見其人，而安石不至。
神宗問輔臣道：“安石曆先帝朝，屢召不赴，人以為不恭；現在召又不至，果真是病還是有所要求呢？” 其時左相韓琦專權，右相曾公亮很不服氣，他就趁這機會力薦安石，想用他來離間韓琦，遂對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
” 韓琦求去，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
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
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 韓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 于是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安石遲遲其行，六七個月後，才到閤門報到。
熙甯元年（1068）四月，越次召對。
帝問：“治國以何者為先？” 安石對曰：“擇術為先。
” 帝又問：“唐太宗如此？” 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曉，以為高不可及耳。
” 帝曰：“卿可謂責難于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跻此道。
” 接着一日，講席終了，群臣告退，帝獨留安石坐，說：“有話欲與卿從容談論。
”接下去說道：“唐太宗必須有魏徵，漢昭烈必須有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
但魏徵、諸葛，都不是随時可有的人物。
” 安石對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而慮無人助治，是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
即有賢者，亦将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
”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世，亦不能無四兇。
”“惟能辨四兇而誅之，此所以為堯舜！” 安石退而進《百年無事劄子》，論曰：“天下無事，過于百年。
雖曰人事，亦天助也。
伏惟陛下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 這番話，針對神宗亟欲有為的興奮心理，發生極大的作用。
越日，遂再召安石問曰：“卿條陳衆失，想必已一一有所經畫，試為朕詳言設施之方。
” 安石對曰：“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頹壞，在于廷臣。
庸人則安習故常而無所知，奸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創之于前，而無所知者和之于後，雖有昭然獨見，恐未效功，早為異論所勝。
陛下誠欲用臣，恐不宜遽，謂宜先講學，使于臣所學本末不疑，然後用之，庶粗有所成。
” 神宗對于當時的保守政風及那些老成的舊臣，本不滿意，一聽安石變風俗、立法度的新論，有深得我心，契合非常之感。
這情形，很像秦孝公之得商鞅，劉備之見孔明，君臣遇合，如魚得水。
自此，神宗專任安石，而安石之主張變法，也确為時勢之所急需。
強敵壓境，外患嚴重，幸無戰争，但須年付北遼和西夏無窮的需索，割地獻金，了無餍足。
而廟堂内外，洩沓成風，人皆安于無事，不樂有為。
按照實際，大宋帝國到這時候，早已民窮财盡，國用空虛，軍備政事兩皆窳敗的衰頹局面，再不及時振奮求變，則未來的命運，恐怕就不堪設想了。
所以王安石倡言變法之初，朝中重臣莫不對他高遠的理想寄以厚望，也都欽佩他那任勞任怨的政治勇氣與抱負。
不幸他自視過高，而個性又非常偏執，滿朝臣士，在他眼中，不是庸人，就是奸人，目無餘子，而獨行其是
希亮有四子，唯幼子陳慥（季常）不樂仕進，使酒好劍，用财如糞土。
蘇轼在岐山碰到他，他正帶了兩個朋友，騎馬攜箭，在長林豐草間出入射獵。
兩人自此相識，高談用兵及古今成敗之事，陳慥自以為是“一世豪士”，蘇轼很喜歡他的遊俠氣概，遂成莫逆之交。
仁宗崩，以韓琦為山陵使。
興築皇陵，需用竹木，饬由鳳翔供應，而“編木筏竹，東下河渭”，則為簽判蘇轼的專職。
不幸其時天旱，渭河幹涸，挽木不下；而山陵工期迫切，運材須于限定時日内到達，否則，這延誤王事的責任，怎麼擔當得起。
詩言：“橋山日月迫，府縣煩抽差。
&hellip&hellip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
渭水涸無泥，菑堰旋插修。
對之食不飽，餘事更遑求。
”蘇轼整日忙于督抽差役，集材付運，弄得寝食不安，整整忙了五個多月，直至是年秋間，才算交完差，透了一口氣。
然而剛剛交完皇差，又逢地方大旱，蘇轼禱雨于太白山，不驗，再經虢縣，渡渭水而禱于磻溪。
回程自陽平入斜谷，九月至終南，住在太平宮的溪堂裡，得遂一讀《道藏》的宿願。
自來鳳翔，他對于這麼許多牽連不斷的吏事，厭倦不堪，以為除了浪費生命之外，身名兩皆無益。
案牍勞形，問囚理訟，不知所為何來，從前所學，完全抛棄，而一官在身，卻又不得不奔走勞役，弄得心神俱疲。
他在《和子由聞子瞻将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詩中，大發牢騷： 役名則已勤，徇身則已媮。
我誠愚且拙，身名兩無謀。
始者學書判，近亦知問囚。
但知今當為，敢問向所由。
士方其未得，惟以不得憂。
既得又憂失，此心浩難收。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然而，在這一年中，蘇轼仍有出其所學，極論民生國是兩篇大文章，一是《上韓魏公論場務書》，以所見鳳翔老百姓為衙前之役所困，請求政府行寬大久長之政；二是《思治論》，指出嘉祐政治之弊，症結在于沒有一定的國策，所以法弊而事無成。
關于前者，蘇轼指陳鳳翔的老百姓所最怕的，莫如衙前之役，而課役的标準，從每一人家的盤碗鍋罐算起，長役十千，鄉戶及二十千者，都該占股一分。
一分之役，名為十千可辦，其實須十五六千至二十千，役重如此，老百姓焉能不窮。
課役本隻限于上戶，但事繁而役不足時，則遞取其次，而現在家赀二百千者都須服役。
事實上，連盤碗鍋罐都計算在内，家赀不滿二百千者，何以為民，則任何人已皆不免于衙前之役，困窮可知。
蘇轼希望政府行寬大久長之政，以官榷優與人民，先裕民而後裕國。
蘇轼作《思治論》，立論甚大。
他說，世有三患，終莫能去：一是宮室祠禱繁興，錢币茶鹽法壞，加以龐大的軍事費用，天下常患無财；二自澶淵之盟後，遼與西夏，日益驕橫，而宋則戰不勝，守不固，天下常患無兵；三則選舉法嚴，吏不重視考功，考铨之法壞，天下常患無吏。
這三大問題的形成，是由于國家沒有通盤的計劃，沒有一定政策之故。
五六十年來，規模未立，雖有很多人對這三個重要問題，遊談聚議而上，但都各就個人的見解，做枝枝節節的議論，人心不同，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聚訟紛纭，莫衷一是。
朝廷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成功與否不可知，前政尚未見效，而後政又發，政令紛纭而法日弊，故症結在于“其始規模未立，其卒事功無成”。
他的主張是政府應該于衆論中“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規模之内，而無務出于其所規模之外。
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
蘇轼雖然以最大的政治熱忱上書時宰，力求稍解老百姓衙前之役的困苦，但是韓琦方欲持重，決不能用這新進的書生之言。
英宗即位，覃恩各有升遷，蘇轼在鳳翔，其本官為大理評事，是年晉升為從八品的大理寺丞。
翌年，改元為治平元年（1064）。
正月，蘇轼自清平鎮至盩厔縣，商洛令章惇率同僚蘇旦、安師孟自長安來谒，同遊樓觀，訪老子出關時的關令尹喜的舊宅與授經台，經五郡城而至大秦寺、延生觀；下山西行十餘裡而至黑水谷，谷中有仙遊潭，潭上有南北二寺，倚峻峰，面清溪，林木深翠，怪石不可勝數；潭水深不可測，以繩缒下數百尺不得其底，以瓦礫投之，翔揚徐下，好久才不見；水深如此，而兩岸萬仞絕壁，山壁之間架一獨木為橋，危險萬分。
章惇邀蘇轼過橋去題字山壁，蘇轼謝不敢，詩曰：“猶有愛山心未至，不将雙腳踏飛梯。
” 章惇說：“你不去，我去。
”他平步過橋，乘索挽樹，攝衣而下。
以黑漆濡筆，在石壁上書大字曰：“蘇轼章惇來。
”再照樣攀繩拊樹而還，神色不動。
蘇轼拍拍章惇的背脊道：“子厚他日必能殺人。
” “為何？”惇問。
“能自判（拼）命者，即能殺人。
”轼答。
6 蘇轼既不敢過橋，遂與諸人向潭北循黑水而上，至南寺，以章惇遠來，留他們在寺午餐，詩有“野饋慚微薄，村沽慰寂寥”句。
飯後，章惇等将往渼陂，遂别。
蘇轼還至岐山，與文同相遇于岐下。
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他們是西蜀的同鄉。
與可長得眉清目秀，而志氣方剛，淡泊名利。
他是畫竹的名家，傾談之下，蘇轼稱他有四絕，詩一、楚辭二、草書三、畫四，為作《文同畫竹贊》。
與可向人說：“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
”7自此訂交，以後相見之日雖不多，卻成為死生不渝的好朋友。
治平元年八月，西夏又大舉犯邊，入寇靜邊寨，圍童家堡。
倉猝之間，朝廷暫以當地的轉運使攝帥事，而他卻與軍中的副總管發生嚴重的摩擦，軍無紀律，民心惶恐，沿邊各城，風聲鶴唳，整個西北邊區都為之動搖。
大軍雲集西邊，鳳翔為邊軍的糧秣供應中心，蘇轼職掌所在，就日夜忙于“飛刍挽粟，西赴邊陲”的任務，疲憊不堪。
幸而朝廷诏以端明殿學士王素再知渭州，自許州移鎮平涼，泾原故老互相歡賀，沿邊将士聽說老将重來，踴躍傳呼，從此旗幟鮮明，鼓角歡亮，軍容大振。
西夏習聞王素威名，聞訊立即撤兵，至素到任時，虜圍已解，他不過宴勞将佐而已，而人心大定。
韓琦以派駐陝西的戍兵太多，軍糧不足，請科陝西民戶，三丁抽一，籍為義勇軍，得十四萬人。
軍糧不足而籍民為兵，因為義勇可以不必供食之故。
當時的谏官司馬光上疏累谏，不聽。
诏下之日，蘇轼便須巡回所屬各縣，親自提舉這件“刺勇”的大事，而他所親眼目睹的，則是“愁怨之民，哭聲振動”。
但這是诏令，地方官責在奉命行事，一點辦法也沒有。
幸而三年任期屆滿，蘇轼遂于是年十二月十七日罷簽到任。
宋有“磨勘”之法，文資三年一遷，武資五年一遷，蘇轼以磨勘得升官為殿中丞。
宋吏，殿中省監、丞各一人，掌奉天子玉食、醫藥、服禦、幄帟、輿辇、舍次之政。
其實有官無職，隻是銜名而已。
蘇轼攜家帶眷，回開封去，自長安而至華陰，時又寒冬臘月，霪風凜冽，道路泥濘難行，隻得全家留在華陰的旅舍裡度歲，忍寒苦吟： 三年無日不思歸，夢裡還家旋覺非。
臘酒送寒催去國，東風吹雪滿征衣。
（《華陰寄子由》） 四 亡妻·喪父 治平二年（1065）正月，蘇轼返京，與父親和弟弟一家團聚。
旋奉诏命，差判登聞鼓院。
這登聞鼓院是谏官組織中的一個單位，隸屬于司谏和正言，掌管收受官民投遞的章奏表疏，不論是說朝政得失、公私利害，還是理雪冤濫等，皆許到鼓院來擊鼓進狀，如為告密或檢舉官吏，并許密封呈進。
吏民如有冤屈，都可借此申告，是北宋政制中一個很好的制度。
英宗皇帝自在藩邸，久已習聞蘇轼的文名，是時，便欲循唐朝的先例，特命召入翰林，知制诰。
宰相韓琦以為不可，對曰：“轼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
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複異辭矣。
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适足以累之也。
” 英宗說：“且與修注，如何？” 琦對曰：“記注與制诰為鄰，未可遽授。
不若于館閣中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
” 英宗說：“未知其能否，則試之。
如轼，有不能耶？” 韓琦仍然堅持蘇轼年少資淺，未經試用，不可驟與侍從之職，最後決定依照一般通例，召試學士院，且與館職。
殿陛間這番讨論的言語，不免外傳，歐陽修還怕執政官中有與韓琦不睦者（暗指曾公亮），借此挑撥是非，所以特地向蘇轼解說，蘇轼道：“韓公所以于某之意，乃古之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
”8對于韓琦此舉，倒是後來的史論家有很多批評，以為韓琦号為名相，但面對傑出異能的人才，仍計尋常尺寸，不能破格擢用，認為他太官僚化了。
二月，召試學士院。
試兩篇論文，題一為《孔子從先進論》，一為《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轼複以最高分的“三等”入選，于治平三年（1066）二月乙酉，得以殿中丞直史館。
宋設三館&mdash&mdash集賢院、史館與昭文館，掌管校雠典籍，管理圖書等事。
館職首重文才，故試論文，一經入選，便為名流，其職位高者為修撰，次為直館，再次為校理，卑者曰校勘、檢讨等。
蘇轼作《夜值秘閣呈王敏甫》詩，一時也頗有些許富貴氣象： 蓬瀛宮阙隔埃氛，帝樂天香似許聞。
瓦弄寒晖鴛卧月，樓生晴霭鳳盤雲。
共誰交臂論今古，隻有閑心對此君（藏書）。
大隐本來無境界，北山猿鶴謾移文。
蘇轼既已回京供職，老父得人随侍，閑居南園已曆三年的蘇轍便開始活動，三月得為大名府推官。
但至五月二十八日，蘇轼忽又逢喪妻之痛。
夫人王弗時僅二十七歲，隻有一個兒子，還不滿七歲。
他倆的婚姻生活隻有十年，而這十年裡面，正是丈夫出外求取功名，家庭殘破，離合無常的艱難時期。
她在家侍奉翁姑，勤儉謹肅，聲聞戚黨；到随夫遊宦鳳翔，深知她的丈夫缺乏社會經驗，生性又大而化之，她就專心注意他在外面的每日行事，細心觀察與丈夫交往的朋友，以她精明的頭腦，幫他辨析人情事理，及時谏诤，避免上當。
王弗夫人的謹言慎行，正是蘇轼所最缺乏的修養。
她的精明幹練，使蘇轼對她産生很多依賴，隐然做了丈夫的護身神，而今一旦喪逝，怎不令他痛恸。
父親也囑咐兒子道：媳婦從你于艱難，将來，你必須要将她葬在其姑之側。
這在當時的家族觀念裡，是一種崇尚與敬愛的表征。
所以蘇轼作《亡妻王氏墓志銘》說：“君得從先夫人于九泉，餘不能。
嗚呼哀哉！餘永無所依怙。
君雖沒，其有與為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蘇轼對夫人王弗的敬愛，也永遠不衰。
後十年，熙甯八年（1075）的正月二十日，他在密州夢見夫人，猶是凄切難遣，作《江城子》詞： 十年生死兩茫茫。
不思量，自難忘。
千裡孤墳，無處話凄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鬓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
小軒窗，正梳妝。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六月初六，殡王夫人于京城之西，後來運柩回籍，葬于翁姑茔墓之西北八步。
這些年來，蘇氏的家運實在不好，死亡相繼，骨肉凋零，蘇洵《極樂院造六菩薩記》說：“自長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憂。
&hellip&hellip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蘇澹），又一年而長子（景先）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
至于丁亥之歲，先君（父蘇序）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嫁程之才之八娘），服未既，而有長姊之喪。
悲憂慘怆之氣，郁積而未散。
”越四年，轼、轍兄弟又丁程太夫人之憂，所謂“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這也是促使老蘇誓去遠遊四方的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曾不幾年，喪母之後，蘇轼又悼妻亡。
距妻亡十一個月，治平三年（1066）之四月，老父忽又疾革，二十五日逝世，享年五十八歲。
蘇洵所編禮書，甫經脫稿，由歐陽修領銜，與禮官李柬之、宋敏求、陳繹、李育、姚辟、蘇洵等聯名奏上，尚未得報；而私撰《易傳》，亦未完稿。
臨終前，蘇洵遺囑兩件大事：“未完成的《易傳》，希望他們兩兄弟續寫成書；兄澹（希白）過世得早，子孫未立，要他們照顧；妹嫁杜氏，死而未葬，要轼負責葬事。
”蘇轼涕泣受命。
後于熙甯元年遵遺命為這個杜氏姑母茔葬于眉山，又當他官可蔭補親族時，奏請蔭補大伯父（蘇澹）的曾孫蘇彭，都決定于這個時候。
蘇洵逝世事，奏聞于朝，英宗诏賜銀一百兩，絹一百匹。
蘇轼辭賜銀絹，為父求賜官爵。
六月九日诰贈光祿寺丞，同時特饬有司備具船隻，載送靈柩歸蜀。
韓琦、歐陽修各緻厚赙，均辭不受。
據歐陽修所撰墓志，蘇洵的著述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又《易傳》未成。
另見于其他著錄者則有《洪範圖論》《皇祐谥錄》（《宋史·藝文志》）及《批點孟子》二卷。
六月，兄弟扶護父親的靈榇和王弗夫人柩，一舟兩棺，自汴入淮，溯江而上。
至江陵，初識他夙所敬佩、風骨嶙嶙的劉摯，其時他為江陵府的觀察推官；在途中又與史館的同事李師中相遇，其時師中方欲出守鳳翔，赴任中山。
兄弟護喪還鄉，遵禮在家守制。
治平四年八月，合葬父母于武陽（彭山）縣安鎮（蟆頤）山之老翁泉；同時葬王弗夫人于其側。
家居無事，蘇轼在整理舊書中，發現父親疏寫數紙祖父（蘇序）的事迹，似乎是想要寫篇行狀而并未完稿的殘篇，于是決定代他父親了此心願，撰《蘇廷評行狀》。
然後又将這篇行狀抄錄副本，寫了信托人攜交曾鞏，求撰墓碣書。
《曾南豐集》有《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志銘》，即是轼所求文。
居喪期間，聽了許多道家的神秘故事，也看了不少名畫，他的族兄僧惟簡從成都來看他，以蘇轍所得的河朔蘭亭拓本交他帶回寺去刻石，并為作跋。
蘇轼在鳳翔所購得的四扇吳道子畫四菩薩真迹的門闆，這次也帶回家來，就代他父親施舍給惟簡的廟中，要惟簡造一大閣，專藏此畫，且繪蘇洵像于其上，以為永念。
造這大閣預算需錢百萬，蘇轼認捐二十分之一。
9 熙甯元年（1068）七月除喪。
十月，蘇轼續娶王弗夫人的堂妹王閏之為繼室。
閏之夫人字季璋，青神縣王介（君錫）的幼女，其弟王箴（元直）于蘇轼前次母喪歸鄉時，兩人嘗同坐在莊門前吃瓜子炒豆者，現在則已長大，時從蘇轼問學。
十二月，轼、轍兄弟再度攜同家屬還京，将鄉中祖墳的修護照看，田宅的出納經紀，親戚家的酬酢等事，委托了老鄰居而又總角之交的楊五哥（濟甫），如遇大事，則要堂兄子安做主。
同鄉的父執輩王淮奇（慶源）、蔡褒（子華）、楊宗文（君素）來送行，蔡褒在他紗縠行的老宅中為種荔樹一棵，說待荔樹長大，望能見他回來。
但是蘇轼此去，過了二十二年，他還在杭州任上，不能還鄉，《寄蔡子華》詩，無限惆怅： 故人送我東來時，手栽荔子待我歸。
荔子已丹吾發白，猶作江南未歸客。
五 荊公變法 宋代繼承天下于唐之安史、黃巢之亂，五代十國的軍人割據之後，國家經曆長達六十餘年的分裂和戰争，民窮财盡，積弱已深，而開國不到二十年，外患又起，初受北方契丹族遼人的入侵，一敗于高梁河，再敗于歧溝，大小八十一戰，宋隻勝了太原一仗。
太宗兩次親征，被遼兵包圍，僅得身免，而股為箭傷，每年都要發病，自此簽訂了不平等的“澶淵之盟”，年輸大宗币帛，暫得相安。
不料羌夏又崛起于西北，他們以遊牧民族強悍的騎兵，環伺邊境，年年入侵。
沿邊地方，遭受掃蕩式的洗劫、擄掠和破壞，政府不得不在沿邊設置重兵，又須消耗極大的軍費和補給。
後來雖稍平靖，但是宋朝每年均須輸與白銀一百二十五萬餘兩，其他慶節、聘問、賂遺近幸諸費，幾是正額的一倍。
似此敲骨吸髓的剝削，使原本疲弱的國力，不但沒有休養生息的機會，更是斫傷日甚，幾至衰竭的困境。
何況遼居上遊，俯以臨宋，夏與遼結，托以自重，掎角之勢已成，宋朝腹背皆是強敵，這是一個充滿危機的時代，而年輕有為的神宗皇帝，适于是時踐祚。
神宗趙顼，是英宗的長子，母為宣仁太後高氏，生于濮王府邸，嘉祐八年始侍英宗入居慶甯宮，隆準龍顔，儀表英偉，治平三年（1066）十二月被立為太子，四年正月正式即位。
神宗在藩邸時，留心國事，已知民窮财困，軍政敝弛的情況，有志于富國強兵，而深患曆來的執政皆非其人，譬如“濮議”，隻是讨論如何尊禮他的祖父一事而已，無關國計民生，但是朝臣聚訟紛纭，數年不決，舍大論小，心裡甚不謂然。
神宗好學深思，即位後，更欲奮發有為，心裡隐藏着一段國恨家仇，曾于滕元發（範仲淹的表弟）陛見時，因他向以熟谙兵學出名，所以留他長談天下事，語及北遼，神宗說：太宗自燕京城下兵敗，被北虜窮追不舍，僅得脫身。
行在服禦的寶器，都為所奪。
随行的宮嫔，皆淪陷虜中。
太宗股上中了兩箭，每年都要發病，其崩，也是箭創複發之故。
像這樣的不共戴天之仇，我們還要年年捐獻金帛以事之，為人子孫者，應當這樣的嗎？ 言下，不禁唏噓哭泣起來。
10 宋太祖對于唐及五代藩鎮之禍，親身體驗，非常警惕，所以建國之初，竭力裁抑兵權，建立一個文治國家，是其基本政策。
文彥博對神宗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就是說明宋代行士大夫政治的特性。
士大夫十有九為文章之士，果于有為者少，樂于無事者多，尤其是出身高門華族的子弟，更缺乏淬厲奮發的志氣；而且表面上國家承平百年，大家也就耽于苟安，但求逸樂，因而形成非常保守的政治風氣，民心士氣，也一樣萎靡不振，這是神宗所不滿意的現實。
蘇轼也說： 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争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
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于怠廢。
&hellip&hellip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
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複往時之喜事也。
于是能者不自激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
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
（本集·策略第四） 神宗所面對的現實，就是這樣一個墨守成規、無人樂有作為的朝局。
神宗首先試探幾個老臣。
一日，對文彥博說：“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
” 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
”但他并無具體建議。
神宗認為國家當前最大的困難，在于欲舉兵而兵不足，欲足兵而饷不濟，所以“政事之先，理财為急”。
過了幾日，又試探他說： “當今理财，最為急務。
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
大臣宜共留意節用。
” 神宗的心事，不便直講，恐怕引起敵國注意，隻好說“養兵備邊”。
文彥博的對答，就更不着邊際。
四月，知汝州富弼入見，神宗與他從容坐語，竟至日昃。
帝問以治道，富弼知道皇帝銳于有為，對曰： “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
可窺測，則奸人得以附會其意。
陛下當如天之鑒，人之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随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
” 久之，帝又以當前大事為問，則對曰： “陛下臨禦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幹戈一起，所關禍福不細。
”帝默然良久。
環顧盈廷朝士，幾乎無人可以與言大計。
神宗苦悶之中，馬上想起一個夙所聞知，“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的王安石來。
在當時的政治社會裡，大家心目中的王安石，是個館閣之命屢下，辄辭不起的高士，朝廷數欲授以美官，他都辭不應召。
嘉祐時，來朝為知制诰，未及大用，又因母喪而出居江甯，韓維和呂公著和他比較接近，非常佩服他的品德和學問，逢人便為稱揚。
北宋官場裡面，人人勇于獵官，争權奪利，視為本等，像王安石這樣耿介自重的人，實所罕見，使國之大老如富弼、文彥博、韓琦、司馬光等都視之為“聖人複出”，非常欽重。
神宗在颍邸，韓維為太子記室，講書時，如獲神宗稱許，便說：“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
”韓維遷官庶子時，又薦王安石自代，因此，神宗對王安石這個名字印象很深，即位未久，便欲召見其人，而安石不至。
神宗問輔臣道：“安石曆先帝朝，屢召不赴，人以為不恭；現在召又不至，果真是病還是有所要求呢？” 其時左相韓琦專權，右相曾公亮很不服氣，他就趁這機會力薦安石，想用他來離間韓琦，遂對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
” 韓琦求去，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
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
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 韓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 于是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安石遲遲其行，六七個月後，才到閤門報到。
熙甯元年（1068）四月，越次召對。
帝問：“治國以何者為先？” 安石對曰：“擇術為先。
” 帝又問：“唐太宗如此？” 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曉，以為高不可及耳。
” 帝曰：“卿可謂責難于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跻此道。
” 接着一日，講席終了，群臣告退，帝獨留安石坐，說：“有話欲與卿從容談論。
”接下去說道：“唐太宗必須有魏徵，漢昭烈必須有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
但魏徵、諸葛，都不是随時可有的人物。
” 安石對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而慮無人助治，是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
即有賢者，亦将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
”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世，亦不能無四兇。
”“惟能辨四兇而誅之，此所以為堯舜！” 安石退而進《百年無事劄子》，論曰：“天下無事，過于百年。
雖曰人事，亦天助也。
伏惟陛下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 這番話，針對神宗亟欲有為的興奮心理，發生極大的作用。
越日，遂再召安石問曰：“卿條陳衆失，想必已一一有所經畫，試為朕詳言設施之方。
” 安石對曰：“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頹壞，在于廷臣。
庸人則安習故常而無所知，奸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創之于前，而無所知者和之于後，雖有昭然獨見，恐未效功，早為異論所勝。
陛下誠欲用臣，恐不宜遽，謂宜先講學，使于臣所學本末不疑，然後用之，庶粗有所成。
” 神宗對于當時的保守政風及那些老成的舊臣，本不滿意，一聽安石變風俗、立法度的新論，有深得我心，契合非常之感。
這情形，很像秦孝公之得商鞅，劉備之見孔明，君臣遇合，如魚得水。
自此，神宗專任安石，而安石之主張變法，也确為時勢之所急需。
強敵壓境，外患嚴重，幸無戰争，但須年付北遼和西夏無窮的需索，割地獻金，了無餍足。
而廟堂内外，洩沓成風，人皆安于無事，不樂有為。
按照實際，大宋帝國到這時候，早已民窮财盡，國用空虛，軍備政事兩皆窳敗的衰頹局面，再不及時振奮求變，則未來的命運，恐怕就不堪設想了。
所以王安石倡言變法之初，朝中重臣莫不對他高遠的理想寄以厚望，也都欽佩他那任勞任怨的政治勇氣與抱負。
不幸他自視過高，而個性又非常偏執，滿朝臣士，在他眼中，不是庸人，就是奸人，目無餘子，而獨行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