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變法與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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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仕鳳翔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十九日的黎明，朔風凜冽，地凍天寒的曉色朦胧中，鄭州城裡出來一簇旅人，約有六七匹乘騎，跟着一輛大車，來到西門外。
這一行中，三匹馬并辔聯行在前面，中間那匹馬上，坐着一個高顴大耳、濃眉插鬓、雙目炯炯有神的青年，即是要赴鳳翔府出任簽書判官的蘇轼；緊靠在他身旁騎着一匹瘦馬的那個瘦長個子是他的弟弟蘇轍；稍微落後一步的馬上，則是年歲相若，但留着一把大胡子的他的朋友馬夢得；後面那輛車上，是從行的内眷&mdash&mdash王弗夫人、不滿三歲的兒子邁和兩三個婢仆。
蘇氏兩兄弟，二十餘年的生命中，從來形影不離，未曾分開過一日，如今行至鄭州的西門郊外，蓦然驚覺，必須于此告别，就情不自禁地惶恐起來。
蘇轼驟然勒住馬頭，看了那清瘦的弟弟一眼，臉色突然變得非常蒼白，嘴角抽動了一下，差點流下淚來。
一路來，無論是在屋子裡的，或是走在路上的行人，個個都很安詳快樂，随行的僮仆們非常詫異，何以這位去上任做官的主人，卻要這麼悲傷。
兄弟倆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蘇轼的頭腦裡，忽然變得茫茫的一片空白，騎在馬上，心神恍惚，搖搖欲墜。
今兒早上明明沒有喝過酒，何以虛飄飄地直有暈眩的感覺？仿佛看見弟弟揮揮手，急急忙忙回去了，他還策馬高岡上，一直眺望那個騎在瘦馬上的颀長的身影。
忽然間，連這個熟悉的背影，也被無情的坡壟隔斷了，隻看到他頭上那頂烏帽，一聳一聳地，一會兒出現，一會兒又隐沒到山坡後面不見了。
蘇轼定定神，轉上荒茫的驿路，然後，他就在馬上構想一篇詩作，要寄給蘇轍： 不飲胡為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
歸人猶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壟隔，但見烏帽出複沒。
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
路人行歌居人樂，童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歲月去飄忽。
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
這次，蘇轼把朋友馬夢得帶到鳳翔去，原因起于喜歡塗牆抹壁，寫“題壁詩”。
杞人馬夢得，字正卿，原在京師裡做“太學正”的學官，生活清苦，性情耿介，所以“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
有一天，蘇轼去訪他未晤，随手抓起筆來在他書齋壁上，題了杜甫《秋雨歎》的三首之一。
蘇轼自己說是“初無意也”，但那首詩卻是以資質明麗的決明草，将在風雨中随百草一同爛死，用來比喻書生的命運，感慨最深的一章。
1原詩是：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顔色鮮。
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
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
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寫者無意，讀者有心，馬夢得看了，決心不做這終身坐冷闆凳的學官，甯願跟從蘇轼到鳳翔府去做幕僚。
從汴京陸行到鳳翔，重過五年前舊遊的渑池，再訪奉閑的精舍。
不料從前接待過他們的那位老和尚已經死了，變成廟後一座新造的墓塔；兄弟倆曾經題詩在上面的寺中牆壁，也已頹壞，更無字迹可循。
蘇轼覺得人生變幻無常，不過如天上飛翔的鴻鳥，偶然在雪地上留下一二爪痕，一忽兒便又各自西東飛散，了無蹤影。
作詩告訴蘇轍：“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這滿懷孤獨的旅人，心裡隻是一片蒼茫。
來自京華的蘇轼，行程所經的關中地區，盡是地方殘破、村落蕭條的景象，這還是仁宗康定、慶曆年間，西夏兵連年入寇陝甘，所造成的破壞和災害，到現在仍未恢複元氣。
宋代兩大外患，契丹之外，就是西夏。
契丹本來亦是遊牧民族，其富以馬，其強以兵。
但自五代時，遼太祖阿保機立國後，竭力倡導耕織，已漸次進為農業社會。
宋遼關系亦自改觀，澶淵和談後，遼每歲坐得大宗銀絹，建設内部，似已無意南侵，所以北宋當前之患，實為西夏。
西夏的祖先，原是唐末慶州黨項族的酋長李思恭，當時做夏州（今陝西靖邊）節度使。
至宋，他的兒子雖曾一度叛離中朝，但至李德明繼位後，一方面受宋朝西平王的封号，一方面又受契丹大夏國王的冊封，身事兩朝，相安無事。
然而，李德明的兒子李元昊，野心勃勃，不以他父親的保守态度為然，屢屢勸他不必臣事宋朝。
德明說：“吾族三十年衣錦绮，都是宋朝的恩賜，不可負！”元昊卻說：“穿皮毛，事畜牧，這是我們番人的本等。
天生英雄，應當自為帝王，何必要穿别人賞賜的錦绮。
”他也确有能力，率兵西破吐蕃、回鹘（纥），奪甘州，盡取河西的土地，因此被立為太子。
仁宗明道元年，德明病死，元昊繼立，他便整軍經武，建立政治體制，大力發揮他的抱負，國勢日強。
不久，就據有了現在的甯夏、陝西、甘肅的大部分和内蒙古西南部分的領土，分立一十八州，奠都興慶（今甯夏銀川），實現了自當皇帝的野心。
立國後，遣使奉表宋朝，說他已自建國，國号“大夏”，建元“天授”，要宋朝“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
仁宗不能忍受元昊的公開叛逆，便下诏削奪他的官爵，斷絕雙方的互市，并且揭榜邊城，重賞緝購元昊的頭顱，于是西夏兵便連年入寇陝甘了。
康定元年，元昊引兵攻保安軍，破金明寨（今陝西安塞），直薄延州城下，宋兵大敗。
朝命韓琦安撫陝西，韓又舉薦範仲淹知永興軍，同負經略招讨之責。
不料韓主集中兵力，先發制賊；而範則穩重，主張屯兵營田，備邊觀釁。
主帥的意見不同，政策遂不一緻。
至慶曆元年二月，西夏傾全國之力，入寇渭州（今甘肅隴西縣西南），好水川一役，宋軍又是大敗，于是朝廷将陝西分為四路，以韓琦、王?、範仲淹、龐籍各領重兵，都二十萬人環邊守禦，以抑西夏兇焰。
但是慶曆二年之秋，西夏兵又再度入寇渭州，幅員六七百裡之間，焚蕩搶掠，幾成赤地，自泾邠以東，各地都隻閉壘自守，莫能救禦。
西夏軍雖然年年入寇，屢屢得勝，但其人馬的傷亡也很嚴重，财用亦複不繼。
而宋朝既于西邊布下重兵，韓範兩人雖然戰守意見不同，但其治軍嚴明，風紀大振，則是一樣。
更重要的是他們兩人傾全力收拾邊疆的人心，諸羌畏威懷恩，不敢輕犯。
所以西夏兵于大肆焚殺擄掠之後，無力長期占領，就撤兵自去。
基于此一情勢，宋與西夏終于慶曆四年，達成和議，由宋朝冊封元昊為夏國主，歲賜币帛，西邊自此才得安靜。
事距蘇轼之去鳳翔，已經相隔十八九年了，但是陝甘兩地，經曆那種野蠻的焚燒劫掠，原始性戰争的殺戮和破壞，西夏兵所至城邑，不但廬舍田地都變成了廢墟，所有壯丁牲畜又全被擄劫而去，連資以恢複生産的人力、畜力和工具也都沒有了。
劫後荒原，亘二十年而不得恢複。
蘇轼一路所見，地曠人稀，蕭條滿目，處處都還是戰争留下來的殘迹，以及苟活在殘迹上赤貧的百姓。
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蘇轼到鳳翔府簽判任。
現任太守宋選，字子才，鄭州荥陽人，進士出身，早年在京，曾與司馬光、韓宗彥、沈遘同為三司僚屬，做地方官又一向聲望甚好，溫文爾雅，頗能敬禮同僚。
他也是今年八月才來鳳翔的，待蘇轼尤其溫厚，使初次出仕的這個青年人頗有“幸遇”之感，如《和子由除日詩》說：“兄今雖小官，幸忝佐方伯。
”《東湖詩》說：“予今正疏懶，官長幸見涵。
”日後與宋選的兒子，畫家宋漢傑書說：“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顧遇之厚，話及疇昔，良複慨然！” 鳳翔縣令胡允文，在蜀時曾從老蘇問學，至此方才識面，相得甚歡。
蘇轼住居官舍，在府衙之東北，為州長官官邸之西鄰，府衙的後圃，高柯喬木，森蔭繁茂，城北的終南山色都為這叢叢樹木所遮蔽。
而他的園内，卻隻有一株老槐，一株榆樹，一株不夠大的棗樹，非常荒伧。
蘇轼在廨北葺一小園，開辟一方隙地，築一亭，亭前為橫池，分堂屋北廈的一部分，裝置軒窗曲檻，可以俯瞰池水。
堂屋南邊，加建回廊，廊之兩旁各鑿一池，引府廨的水注入池中，種蓮養魚于池内。
池端造一闆橋，以達池北，手植桃杏松桧三十餘本，使與原有的槐榆相映帶，老槐樹上有野鶴巢居，又買了一叢牡丹花，種在池北。
蘇轼辛辛苦苦經營這個小園，隻為“臨池飲酒”而已，但一想到任期有限，“三年辄去豈無鄉，種樹穿池亦漫忙”，自己也覺得好笑起來。
抵任之初，時逢新年假期，蘇轼得有閑暇，遍遊鳳翔附近的名勝，浏覽古物。
首谒孔廟，參觀了保藏在那裡的石鼓。
這十個石雕的大鼓，表面刻有銘文，唐時出土，當時大家認是周文王時代的石刻，但據最近研究，推定為戰國時代秦靈公（？&mdash前415）或秦襄公（？&mdash前766）時的制作。
很多唐代詩人為此古石刻作詩，而以韓愈的《石鼓歌》為最知名。
初時這批石刻還随便散置在原野的露天裡，雨淋日曬，無人看顧，還是韓愈的朋友鄭餘慶将它搬進鳳翔縣的孔廟裡保存起來。
石鼓上的銘文，歐陽修錄時存四百六十五字，磨滅不可辨識者過半，但仍是古文字學和考古學上非常重要的資料。
蘇轼用心辨認，在所作《石鼓歌》中，說他“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鉗在口”。
初尋偏旁，再一點一畫地推詳，隻能認得十之一二，其餘的文字，像霧裡的月，稂莠間的禾，見面不識，它似乎隻是軒轅、倉颉的朋友，李斯、李陽冰的前輩，蘇轼雖有“餘生也晚”的惆怅，但當面對這個古代戰鼓的形象，禁不住要緬懷周代的王化政治，而慨然譴責暴虐的秦政，對幫兇法家李斯更投以無情的諷刺，如言：“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
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
當年何人佐祖龍（始皇），上蔡公子（李斯）牽黃狗。
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
皆雲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
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當遭擊掊。
&hellip&hellip”2自古以來，野心家一旦擁有權力，便都挂起救國救民的招牌而無所不為，也不愁沒有人來歌功頌德。
蘇轼遊城北街開元寺，看了先秦的詛楚文碑，觀賞了吳道子畫的佛像和王維的畫竹。
吳道子畫的是雙林樹下，朝暾暈彩，中有菩薩正在講說寂滅之理，很多人在聽道。
王維畫竹兩叢，交柯亂葉，飛動若舞，而一枝一葉都有來處。
在性情上，蘇轼很喜歡吳道子雄放得浩如波翻的筆墨，稱他“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
王維本是詩人，以詩心寫竹，蘇轼稱其“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
兩者比較，蘇轼認為吳道子的畫雖然“妙絕”，但總還是畫工之畫，而對于王維所寫的竹，則衷心傾倒，說道：“吾觀二子皆神俊，又于維也斂衽無間言。
” 長安，從前有座故藏經龛，唐明皇所建，四邊各有一門，門各兩扇，門闆的兩面，都是吳道子畫佛像真迹，陽面是菩薩像，陰面是天王像，共十六軀。
廣明之亂時，藏經龛遭賊兵焚燒，有個和尚搶下四扇門闆從兵火中舍命逃出。
奔至半途，力竭不支，他想了一個辦法，将門闆各穿一洞，套在頭頸上跑路，如此輾轉來到鳳翔，寄住在烏牙僧舍裡。
他死後，這四扇門闆留在那裡已經有一百八十多年了。
有人花十萬錢将它買了下來，恰巧給蘇轼看到。
其時，他已經做了一年多的官，身邊稍有積蓄，想到父親平生别無嗜好，就隻喜歡書畫，收藏一百餘件，但沒有吳道子的真迹，他就和這個畫主商量，照原價購買，以此獻與父親，這四扇門闆就成了老蘇收藏中天字第一号的珍品。
3 蘇轼再遊鳳翔東北郊的天柱寺，參觀了楊惠之雕塑的維摩像。
維摩的造型，顯得病骨支離如枯龜。
蘇轼不禁生出一個感想，天下的至人，本來已将生死置于度外，人的肉體像天上的浮雲一樣，随時變滅，全不足恃，隻有心靈才是主宰的永恒。
世上盡多體格非常壯碩而心病獨多的人，宛轉人間，才堪悲憫。
岐山風物，實在不堪入目，“有山秃如赭，有水濁如泔”。
蘇轼老是懷念他家鄉澄碧的蜀江，後來發現東門外，有個東湖，為古飲鳳池的舊迹，“入門便清奧，恍如夢西南”，才使他的休沐假日，有個去處，一遊再遊。
以上諸遊，各有詩篇，連同《真興寺閣》《李氏園》及《秦穆公墓》三詩，合為《鳳翔八觀》。
蘇轼到底年輕，又是一個文人氣質偏重的人，被派到這荒涼的鳳翔來，不免時有“爾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人生營居止，竟為何人蔔”的慨歎。
趁着新年假期，遊山玩水，訪古、讀畫、寫詩，是他的興趣，而“扶風古三輔，政事豈汝谙”則又是初仕當時的心理壓力，但見别人都很忙碌，隻能獨自一個，往東湖去尋求一醉，借求片刻的解脫。
所幸者，王弗夫人賢淑，使他由衷敬愛；與弟轍雖然遠别，但是還可通信。
“詩成十日到，誰謂千裡隔。
一月寄一篇，憂愁何足擲。
” 二 懷鄉念弟 嘉祐七年（1062）正月，到任謝執政啟，述其任務曰： 所任簽署一局，兼掌五曹文書。
内有衙司，最為要事。
編木筏竹，東下河渭；飛刍挽粟，西赴邊陲。
大河有每歲之防，販務有不蠲之課。
破蕩民業，忽如春冰。
于今雖有優輕酬獎之名，其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
救之無術，坐以自慚。
惟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勞而無怨。
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面所說的，都是蘇轼在簽判這個職務上該做的工作。
核判五曹文書，雖已甚繁，但是本等的工作，且不說它。
鳳翔府有兩大特别任務，一是終南山特産的木材，每年均須編成木筏，自渭水放入黃河，運往中央，供皇家土木建造之用；二則鳳翔是對西夏邊防軍的兵站基地，要負責集運糧米和刍秣，供給軍需。
這兩大事務，且都以“衙前”被征召的老百姓來義務工作，困難重重，何況黃河堤防，每年要修，販務征課，更是繁雜。
蘇轼是甚不耐煩的人，苦于被事務工作所困。
衙前之役，始自五代，而宋承之，是由政府征召百姓義務擔任官物之供給或運輸的一種制度。
老百姓服役“衙前”，費時失業不說，更須擔負運輸中途的風險，如公物損失，就必須賠償，這無窮無盡的負擔，使老百姓幾至無以為生的地步。
鳳翔這地方，原來土地富足，中産之家所有土地，不以畝計，而以頃為計算單位，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
但自西夏之變，經曆戰争以來，如湯沃雪，頓見消融，有産者殘存不及十之三四。
戰争的傷殘未複，而又重之以衙前重役，一般人民，既負勞役，更苦于賠償，因而破産者，比比皆是。
蘇轼遍問老校：“何以至此？”老校說：“木筏之害，本來還不至于到此地步，假如政府能将時間安排得好，趁渭水黃河都未漲水時放筏操運，以時進止，費用省而危險少，衙前服役的老百姓負擔就輕。
目前的毛病，出在政府令不以時，叫木筏逆拒水勢挽運，就造成數不清的災難了。
”蘇轼分析後，認為有理，就着手修訂衙規，使衙前可以自擇水工的運作時間，筏行不發生危難，老百姓就不必于出力冒險之餘，再來承擔公物的賠償。
此案經過宋太守的核可後實施，從此衙前之害，減了一半。
七年二月，诏令淹水諸州減決囚禁。
鳳翔所屬共有十縣，蘇轼被派往寶雞、虢、郿、盩四縣，督饬減刑釋囚的公事。
至十七日事畢，回程朝谒盩厔東南二十餘裡的太平宮，瞻仰二聖禦容，泛舟南溪，複遊樓觀、大秦寺、延生觀，訪玉真公主遺迹，觀仙遊潭，取中興寺玉女洞的飛泉，從郿縣歸府複命，就整個遊程，寫成五百字的五排一首，寄與蘇轍。
三月，因久旱不雨，蘇轼赴郿，祈雨于太白山之上清宮。
數日後，雖有微雨，父老以為不足，于是，再陪宋太守親往祭禱，回程路上，便見道中有雲氣自山中來，如群馬奔突而至車座左右，蘇轼一時好奇心起，開籠收雲歸家，作《攓雲篇》。
太守祭禱靈應，不久，大雨沛然而下，老百姓奔躍歡呼，垂枯的二麥，立見複起，生氣洋溢。
蘇轼以北亭為喜雨之所，作《喜雨亭記》。
凡是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對這篇名文，大多耳熟能詳，所謂：“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
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
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
&hellip&hellip” 蘇轼有位好夫人，王弗夫人非但精明幹練，而且頗識大體。
蘇轼在外面做些什麼，回到家去，夫人一項一項地要問個仔細，她說：“你離開父親遠了，凡事沒人指點，不可以不謹慎。
”她常引用公公說過的話來警戒蘇轼。
蘇轼在家裡見客，她就站在屏風後面，聽他們說些什麼，然後對丈夫說：“某某這個人，說話模棱兩可，一味逢迎你的意向，你何用與這種人談天。
”有的人慣會拍馬，跑來表示熱絡，夫人說：“這種朋友，不會長久，交情套得那麼快，其去也必速。
”蘇轼非常佩服她的眼光和見識。
4 一年大雪，住宅庭前積雪甚厚，隻見古柳樹下約有一尺見方的地方，獨無雪迹，等到天晴了，這方土地又高起數寸來，蘇轼懷疑是古人窖藏丹藥之處，丹藥性熱，所以地不積雪而土又墳起，他想發掘。
王弗夫人說：“假使先姑在，一定不會許可的。
” 這是引用程太夫人不許發掘紗縠行老宅中地下大甕的故事，如此婉轉谏阻，使蘇轼覺得慚愧而止。
5 然而，西北的強風黃土，鳳翔府的官吏生涯，處處都使蘇轼感覺厭倦。
重九日，他不願參加群官歡聚的“府會”，獨自一人跑到東門外的普門寺去玩，懷鄉念弟，心情郁悶。
作《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詩： 花開酒美盍言歸，來看南山冷翠微。
憶弟淚如雲不散，望鄉心與雁南飛。
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正違。
不問秋風強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譏。
西北早寒，九月下旬，天已微雪，再作懷子由二首，如言“愁腸别後能消酒，白發秋來已上簪”“江上同舟詩滿箧，鄭西分馬涕垂膺。
未成報國慚書劍，豈不懷歸畏友朋”等，情緒非常低落。
蘇轍十九歲登第五甲進士第，二十三歲中制科，一鼓作氣，可以算得其進也銳了，不料除命商州推官，被知制诰王安石駁回詞頭，不肯撰告，事情便在執政間琢磨拖宕了整整一年，弄得意氣消磨殆盡。
一直到今年七月，诰命才下來，而老蘇在京，身旁别無侍子，蘇轍便以這個理由，辭不赴任。
商州與鳳翔毗鄰，假使蘇轍赴商，還可希望能來鳳翔一聚，現在又落空，寄詩慰弟說：“遠别不知官爵好，思歸苦覺歲年長。
”“著書多暇真良計，從宦無功漫去鄉。
”再說，商山也不是一個什麼好地方，蘇轼聽商州縣令章惇說，商州人說話像外國語，一句也聽不懂，很多人生着大脖子（甲狀腺腫），不辨肩頸，這個樣子的地方，不去也罷，詩言：“夷音僅可通名姓，瘿俗無由辨頸腮。
答策不堪宜落此，上書求免亦何哉！” 自秋徂冬，蘇轼身體一直不好，十一月間，大雪數日，索性賴在床上不起來，年前年後，懷念故鄉度歲的年中行事，作《饋歲》《别歲》《守歲》及《和子由踏青》《蠶市》諸詩。
八年正月十五，大家都在歡度元宵夜，隻有蘇轼在家，獨坐無聊，一個人跑到城北街的開元寺東塔院去看王維的壁畫。
其時，夜色已闌，蘇轼凝眸注視，但見殘燈影下的畫中僧人，個個都栩栩欲動的樣子，竟是看得呆了，對于詩人畫家的筆墨，自此便有更深一層的領悟。
三 陳希亮 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皇帝崩于福甯殿，四月一日，皇太子趙曙即位，是為英宗。
英宗自少體弱，時方卧疾，由光獻太後曹氏權同處分國事。
是年正月，宋選罷鳳翔太守，眉州青神縣人陳希亮（公弼）自京東轉運使來代。
陳希亮身材矮小、清瘦，而為人剛勁，面目嚴冷，兩眼澄澈如水，說話斬釘截鐵，常常當面指責别人的過錯，不留情面。
士大夫宴遊間，但聞陳希亮到來，立刻阖座肅然，語笑寡味，飲酒不樂起來。
他對待僚屬，自然更加嚴厲，竟然有很多人吓得對他不敢仰視。
蘇轼雖是以京朝官差充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簡稱簽判，仍是幕職，有如現在地方政府的秘書長，職掌贊襄郡政，綜理諸案文移，斟酌可否，簽拟後報告首長，或罷或行。
他與長官公事上的關聯，非常密切，而兩個人的性格，卻是如此的冰炭不相融合。
蘇轼性豪闊，不會官僚滑頭，而做事卻勇于負責，意見不同時，便要據理力争。
這二十七八歲的簽判，年少氣盛，就不免形諸辭色，一點不肯屈就退讓。
陳希亮也有意要裁抑這個鋒芒太露的後輩，對他也一樣地端起架子，毫不客氣，使蘇轼更難忍受。
府衙中的吏役，為了對這位制科出身的判官表示敬重，大家尊稱之為“蘇賢良”，這頗類似現代人之稱某博士者一樣，實是一件平常小事。
不料被陳知府聽到了，大怒，憤然罵道：“府判官就是府判官，有什麼賢良不賢良的。
”把那吏役打了闆子，這當然使蘇轼十分難堪。
蘇轼寫的公事，他也毫不客氣地塗抹删改，往返不休，此在以文章自負的蘇轼，更不容易忍受。
陳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晉見，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來接見，甚至有人在客位中打起瞌睡來。
蘇轼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詩，諷刺他： 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
豈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愠色見髯須。
雖無性命憂，且複忍須臾。
兩人之間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見。
蘇轼益發落落寡合起來。
他不預府宴，中元節也不過知府廳。
陳希亮抓住這一點，竟然上奏朝廷糾劾他，被朝廷罰銅八斤，蘇轼也都不管，隻是日後作謝館職啟中，才說：“一參賓幕，辄蹈危機，已嘗名挂于深文，不自意全于今日。
” 陳希亮于廨宇後圃，築造一座淩虛台，以望南山，請蘇轼作記，轼乘此機會澆了他一頭冷水，如言：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
昔日的荒草野田，豈知有今日的淩虛台？而從前秦穆王的祈年、橐泉，漢武帝的長楊、五柞，隋之仁壽殿，唐之九成宮，其宏麗堅固，将百倍于淩虛台，而今複為破瓦頹垣，又安在者？所以結尾狠狠地諷刺他道：“夫台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于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欤！而或者欲以誇世而自足，則過矣。
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這是對陳知府奏劾一事，給予針鋒相對的答報。
陳希亮是眉州人，蘇陳兩家原是數代世交，論輩分，且比老蘇還長一輩，當他讀過《淩虛台記》的稿子後，不易一字，吩咐上石，并且慨然道：“吾視蘇明允，猶子也；轼，猶孫子也。
平日故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 後來，蘇轼因其子陳慥之請，為作《陳公弼傳》，其中有一段說： 公于轼之先君子為丈人行，而轼官于鳳翔，實從公二年。
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争議，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原任鳳翔法曹張琥，本與蘇轼為進士同年，共事兩載，曾同遊真興閣寺。
嘉祐八年十一月，調職回京，蘇轼作《稼說》送其行，其中有一段說： &hellip&hellip吾少也有志于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
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
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
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于此矣。
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讀此文所言，顯見蘇轼當時已經體諒到陳希亮這位老前輩，為要矯治他少年早達的弊害，所設下的苦心，因此說“已而悔之”，因此作《稼說》以贈同年張琥。
但是贈文張琥，卻真個是“與非其人”，此君陰險貪鄙，熱衷利祿，元豐年間，改名張璪，官知谏院兼侍禦史知雜事，詩獄案起，他與李定共治此案，必欲置蘇轼于死地者，就是這個同年。
陳希亮于鳳翔任上，因将他州饋送的公使酒，據為私有，坐贓去職，抑郁而殁。
後人造作希亮之所以獲罪，系由于歐陽修代
這一行中，三匹馬并辔聯行在前面，中間那匹馬上，坐着一個高顴大耳、濃眉插鬓、雙目炯炯有神的青年，即是要赴鳳翔府出任簽書判官的蘇轼；緊靠在他身旁騎着一匹瘦馬的那個瘦長個子是他的弟弟蘇轍；稍微落後一步的馬上，則是年歲相若，但留着一把大胡子的他的朋友馬夢得；後面那輛車上，是從行的内眷&mdash&mdash王弗夫人、不滿三歲的兒子邁和兩三個婢仆。
蘇氏兩兄弟，二十餘年的生命中，從來形影不離，未曾分開過一日，如今行至鄭州的西門郊外，蓦然驚覺，必須于此告别，就情不自禁地惶恐起來。
蘇轼驟然勒住馬頭，看了那清瘦的弟弟一眼，臉色突然變得非常蒼白，嘴角抽動了一下，差點流下淚來。
一路來，無論是在屋子裡的，或是走在路上的行人，個個都很安詳快樂，随行的僮仆們非常詫異，何以這位去上任做官的主人，卻要這麼悲傷。
兄弟倆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蘇轼的頭腦裡，忽然變得茫茫的一片空白，騎在馬上，心神恍惚，搖搖欲墜。
今兒早上明明沒有喝過酒，何以虛飄飄地直有暈眩的感覺？仿佛看見弟弟揮揮手，急急忙忙回去了，他還策馬高岡上，一直眺望那個騎在瘦馬上的颀長的身影。
忽然間，連這個熟悉的背影，也被無情的坡壟隔斷了，隻看到他頭上那頂烏帽，一聳一聳地，一會兒出現，一會兒又隐沒到山坡後面不見了。
蘇轼定定神，轉上荒茫的驿路，然後，他就在馬上構想一篇詩作，要寄給蘇轍： 不飲胡為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
歸人猶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壟隔，但見烏帽出複沒。
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
路人行歌居人樂，童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歲月去飄忽。
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
這次，蘇轼把朋友馬夢得帶到鳳翔去，原因起于喜歡塗牆抹壁，寫“題壁詩”。
杞人馬夢得，字正卿，原在京師裡做“太學正”的學官，生活清苦，性情耿介，所以“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
有一天，蘇轼去訪他未晤，随手抓起筆來在他書齋壁上，題了杜甫《秋雨歎》的三首之一。
蘇轼自己說是“初無意也”，但那首詩卻是以資質明麗的決明草，将在風雨中随百草一同爛死，用來比喻書生的命運，感慨最深的一章。
1原詩是：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顔色鮮。
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
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
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寫者無意，讀者有心，馬夢得看了，決心不做這終身坐冷闆凳的學官，甯願跟從蘇轼到鳳翔府去做幕僚。
從汴京陸行到鳳翔，重過五年前舊遊的渑池，再訪奉閑的精舍。
不料從前接待過他們的那位老和尚已經死了，變成廟後一座新造的墓塔；兄弟倆曾經題詩在上面的寺中牆壁，也已頹壞，更無字迹可循。
蘇轼覺得人生變幻無常，不過如天上飛翔的鴻鳥，偶然在雪地上留下一二爪痕，一忽兒便又各自西東飛散，了無蹤影。
作詩告訴蘇轍：“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這滿懷孤獨的旅人，心裡隻是一片蒼茫。
來自京華的蘇轼，行程所經的關中地區，盡是地方殘破、村落蕭條的景象，這還是仁宗康定、慶曆年間，西夏兵連年入寇陝甘，所造成的破壞和災害，到現在仍未恢複元氣。
宋代兩大外患，契丹之外，就是西夏。
契丹本來亦是遊牧民族，其富以馬，其強以兵。
但自五代時，遼太祖阿保機立國後，竭力倡導耕織，已漸次進為農業社會。
宋遼關系亦自改觀，澶淵和談後，遼每歲坐得大宗銀絹，建設内部，似已無意南侵，所以北宋當前之患，實為西夏。
西夏的祖先，原是唐末慶州黨項族的酋長李思恭，當時做夏州（今陝西靖邊）節度使。
至宋，他的兒子雖曾一度叛離中朝，但至李德明繼位後，一方面受宋朝西平王的封号，一方面又受契丹大夏國王的冊封，身事兩朝，相安無事。
然而，李德明的兒子李元昊，野心勃勃，不以他父親的保守态度為然，屢屢勸他不必臣事宋朝。
德明說：“吾族三十年衣錦绮，都是宋朝的恩賜，不可負！”元昊卻說：“穿皮毛，事畜牧，這是我們番人的本等。
天生英雄，應當自為帝王，何必要穿别人賞賜的錦绮。
”他也确有能力，率兵西破吐蕃、回鹘（纥），奪甘州，盡取河西的土地，因此被立為太子。
仁宗明道元年，德明病死，元昊繼立，他便整軍經武，建立政治體制，大力發揮他的抱負，國勢日強。
不久，就據有了現在的甯夏、陝西、甘肅的大部分和内蒙古西南部分的領土，分立一十八州，奠都興慶（今甯夏銀川），實現了自當皇帝的野心。
立國後，遣使奉表宋朝，說他已自建國，國号“大夏”，建元“天授”，要宋朝“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
仁宗不能忍受元昊的公開叛逆，便下诏削奪他的官爵，斷絕雙方的互市，并且揭榜邊城，重賞緝購元昊的頭顱，于是西夏兵便連年入寇陝甘了。
康定元年，元昊引兵攻保安軍，破金明寨（今陝西安塞），直薄延州城下，宋兵大敗。
朝命韓琦安撫陝西，韓又舉薦範仲淹知永興軍，同負經略招讨之責。
不料韓主集中兵力，先發制賊；而範則穩重，主張屯兵營田，備邊觀釁。
主帥的意見不同，政策遂不一緻。
至慶曆元年二月，西夏傾全國之力，入寇渭州（今甘肅隴西縣西南），好水川一役，宋軍又是大敗，于是朝廷将陝西分為四路，以韓琦、王?、範仲淹、龐籍各領重兵，都二十萬人環邊守禦，以抑西夏兇焰。
但是慶曆二年之秋，西夏兵又再度入寇渭州，幅員六七百裡之間，焚蕩搶掠，幾成赤地，自泾邠以東，各地都隻閉壘自守，莫能救禦。
西夏軍雖然年年入寇，屢屢得勝，但其人馬的傷亡也很嚴重，财用亦複不繼。
而宋朝既于西邊布下重兵，韓範兩人雖然戰守意見不同，但其治軍嚴明，風紀大振，則是一樣。
更重要的是他們兩人傾全力收拾邊疆的人心，諸羌畏威懷恩，不敢輕犯。
所以西夏兵于大肆焚殺擄掠之後，無力長期占領，就撤兵自去。
基于此一情勢，宋與西夏終于慶曆四年，達成和議，由宋朝冊封元昊為夏國主，歲賜币帛，西邊自此才得安靜。
事距蘇轼之去鳳翔，已經相隔十八九年了，但是陝甘兩地，經曆那種野蠻的焚燒劫掠，原始性戰争的殺戮和破壞，西夏兵所至城邑，不但廬舍田地都變成了廢墟，所有壯丁牲畜又全被擄劫而去，連資以恢複生産的人力、畜力和工具也都沒有了。
劫後荒原，亘二十年而不得恢複。
蘇轼一路所見，地曠人稀，蕭條滿目，處處都還是戰争留下來的殘迹，以及苟活在殘迹上赤貧的百姓。
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蘇轼到鳳翔府簽判任。
現任太守宋選，字子才，鄭州荥陽人，進士出身，早年在京，曾與司馬光、韓宗彥、沈遘同為三司僚屬，做地方官又一向聲望甚好，溫文爾雅，頗能敬禮同僚。
他也是今年八月才來鳳翔的，待蘇轼尤其溫厚，使初次出仕的這個青年人頗有“幸遇”之感，如《和子由除日詩》說：“兄今雖小官，幸忝佐方伯。
”《東湖詩》說：“予今正疏懶，官長幸見涵。
”日後與宋選的兒子，畫家宋漢傑書說：“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顧遇之厚，話及疇昔，良複慨然！” 鳳翔縣令胡允文，在蜀時曾從老蘇問學，至此方才識面，相得甚歡。
蘇轼住居官舍，在府衙之東北，為州長官官邸之西鄰，府衙的後圃，高柯喬木，森蔭繁茂，城北的終南山色都為這叢叢樹木所遮蔽。
而他的園内，卻隻有一株老槐，一株榆樹，一株不夠大的棗樹，非常荒伧。
蘇轼在廨北葺一小園，開辟一方隙地，築一亭，亭前為橫池，分堂屋北廈的一部分，裝置軒窗曲檻，可以俯瞰池水。
堂屋南邊，加建回廊，廊之兩旁各鑿一池，引府廨的水注入池中，種蓮養魚于池内。
池端造一闆橋，以達池北，手植桃杏松桧三十餘本，使與原有的槐榆相映帶，老槐樹上有野鶴巢居，又買了一叢牡丹花，種在池北。
蘇轼辛辛苦苦經營這個小園，隻為“臨池飲酒”而已，但一想到任期有限，“三年辄去豈無鄉，種樹穿池亦漫忙”，自己也覺得好笑起來。
抵任之初，時逢新年假期，蘇轼得有閑暇，遍遊鳳翔附近的名勝，浏覽古物。
首谒孔廟，參觀了保藏在那裡的石鼓。
這十個石雕的大鼓，表面刻有銘文，唐時出土，當時大家認是周文王時代的石刻，但據最近研究，推定為戰國時代秦靈公（？&mdash前415）或秦襄公（？&mdash前766）時的制作。
很多唐代詩人為此古石刻作詩，而以韓愈的《石鼓歌》為最知名。
初時這批石刻還随便散置在原野的露天裡，雨淋日曬，無人看顧，還是韓愈的朋友鄭餘慶将它搬進鳳翔縣的孔廟裡保存起來。
石鼓上的銘文，歐陽修錄時存四百六十五字，磨滅不可辨識者過半，但仍是古文字學和考古學上非常重要的資料。
蘇轼用心辨認，在所作《石鼓歌》中，說他“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鉗在口”。
初尋偏旁，再一點一畫地推詳，隻能認得十之一二，其餘的文字，像霧裡的月，稂莠間的禾，見面不識，它似乎隻是軒轅、倉颉的朋友，李斯、李陽冰的前輩，蘇轼雖有“餘生也晚”的惆怅，但當面對這個古代戰鼓的形象，禁不住要緬懷周代的王化政治，而慨然譴責暴虐的秦政，對幫兇法家李斯更投以無情的諷刺，如言：“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
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
當年何人佐祖龍（始皇），上蔡公子（李斯）牽黃狗。
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
皆雲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
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當遭擊掊。
&hellip&hellip”2自古以來，野心家一旦擁有權力，便都挂起救國救民的招牌而無所不為，也不愁沒有人來歌功頌德。
蘇轼遊城北街開元寺，看了先秦的詛楚文碑，觀賞了吳道子畫的佛像和王維的畫竹。
吳道子畫的是雙林樹下，朝暾暈彩，中有菩薩正在講說寂滅之理，很多人在聽道。
王維畫竹兩叢，交柯亂葉，飛動若舞，而一枝一葉都有來處。
在性情上，蘇轼很喜歡吳道子雄放得浩如波翻的筆墨，稱他“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
王維本是詩人，以詩心寫竹，蘇轼稱其“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
兩者比較，蘇轼認為吳道子的畫雖然“妙絕”，但總還是畫工之畫，而對于王維所寫的竹，則衷心傾倒，說道：“吾觀二子皆神俊，又于維也斂衽無間言。
” 長安，從前有座故藏經龛，唐明皇所建，四邊各有一門，門各兩扇，門闆的兩面，都是吳道子畫佛像真迹，陽面是菩薩像，陰面是天王像，共十六軀。
廣明之亂時，藏經龛遭賊兵焚燒，有個和尚搶下四扇門闆從兵火中舍命逃出。
奔至半途，力竭不支，他想了一個辦法，将門闆各穿一洞，套在頭頸上跑路，如此輾轉來到鳳翔，寄住在烏牙僧舍裡。
他死後，這四扇門闆留在那裡已經有一百八十多年了。
有人花十萬錢将它買了下來，恰巧給蘇轼看到。
其時，他已經做了一年多的官，身邊稍有積蓄，想到父親平生别無嗜好，就隻喜歡書畫，收藏一百餘件，但沒有吳道子的真迹，他就和這個畫主商量，照原價購買，以此獻與父親，這四扇門闆就成了老蘇收藏中天字第一号的珍品。
3 蘇轼再遊鳳翔東北郊的天柱寺，參觀了楊惠之雕塑的維摩像。
維摩的造型，顯得病骨支離如枯龜。
蘇轼不禁生出一個感想，天下的至人，本來已将生死置于度外，人的肉體像天上的浮雲一樣，随時變滅，全不足恃，隻有心靈才是主宰的永恒。
世上盡多體格非常壯碩而心病獨多的人，宛轉人間，才堪悲憫。
岐山風物，實在不堪入目，“有山秃如赭，有水濁如泔”。
蘇轼老是懷念他家鄉澄碧的蜀江，後來發現東門外，有個東湖，為古飲鳳池的舊迹，“入門便清奧，恍如夢西南”，才使他的休沐假日，有個去處，一遊再遊。
以上諸遊，各有詩篇，連同《真興寺閣》《李氏園》及《秦穆公墓》三詩，合為《鳳翔八觀》。
蘇轼到底年輕，又是一個文人氣質偏重的人，被派到這荒涼的鳳翔來，不免時有“爾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人生營居止，竟為何人蔔”的慨歎。
趁着新年假期，遊山玩水，訪古、讀畫、寫詩，是他的興趣，而“扶風古三輔，政事豈汝谙”則又是初仕當時的心理壓力，但見别人都很忙碌，隻能獨自一個，往東湖去尋求一醉，借求片刻的解脫。
所幸者，王弗夫人賢淑，使他由衷敬愛；與弟轍雖然遠别，但是還可通信。
“詩成十日到，誰謂千裡隔。
一月寄一篇，憂愁何足擲。
” 二 懷鄉念弟 嘉祐七年（1062）正月，到任謝執政啟，述其任務曰： 所任簽署一局，兼掌五曹文書。
内有衙司，最為要事。
編木筏竹，東下河渭；飛刍挽粟，西赴邊陲。
大河有每歲之防，販務有不蠲之課。
破蕩民業，忽如春冰。
于今雖有優輕酬獎之名，其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
救之無術，坐以自慚。
惟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勞而無怨。
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面所說的，都是蘇轼在簽判這個職務上該做的工作。
核判五曹文書，雖已甚繁，但是本等的工作，且不說它。
鳳翔府有兩大特别任務，一是終南山特産的木材，每年均須編成木筏，自渭水放入黃河，運往中央，供皇家土木建造之用；二則鳳翔是對西夏邊防軍的兵站基地，要負責集運糧米和刍秣，供給軍需。
這兩大事務，且都以“衙前”被征召的老百姓來義務工作，困難重重，何況黃河堤防，每年要修，販務征課，更是繁雜。
蘇轼是甚不耐煩的人，苦于被事務工作所困。
衙前之役，始自五代，而宋承之，是由政府征召百姓義務擔任官物之供給或運輸的一種制度。
老百姓服役“衙前”，費時失業不說，更須擔負運輸中途的風險，如公物損失，就必須賠償，這無窮無盡的負擔，使老百姓幾至無以為生的地步。
鳳翔這地方，原來土地富足，中産之家所有土地，不以畝計，而以頃為計算單位，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
但自西夏之變，經曆戰争以來，如湯沃雪，頓見消融，有産者殘存不及十之三四。
戰争的傷殘未複，而又重之以衙前重役，一般人民，既負勞役，更苦于賠償，因而破産者，比比皆是。
蘇轼遍問老校：“何以至此？”老校說：“木筏之害，本來還不至于到此地步，假如政府能将時間安排得好，趁渭水黃河都未漲水時放筏操運，以時進止，費用省而危險少，衙前服役的老百姓負擔就輕。
目前的毛病，出在政府令不以時，叫木筏逆拒水勢挽運，就造成數不清的災難了。
”蘇轼分析後，認為有理，就着手修訂衙規，使衙前可以自擇水工的運作時間，筏行不發生危難，老百姓就不必于出力冒險之餘，再來承擔公物的賠償。
此案經過宋太守的核可後實施，從此衙前之害，減了一半。
七年二月，诏令淹水諸州減決囚禁。
鳳翔所屬共有十縣，蘇轼被派往寶雞、虢、郿、盩四縣，督饬減刑釋囚的公事。
至十七日事畢，回程朝谒盩厔東南二十餘裡的太平宮，瞻仰二聖禦容，泛舟南溪，複遊樓觀、大秦寺、延生觀，訪玉真公主遺迹，觀仙遊潭，取中興寺玉女洞的飛泉，從郿縣歸府複命，就整個遊程，寫成五百字的五排一首，寄與蘇轍。
三月，因久旱不雨，蘇轼赴郿，祈雨于太白山之上清宮。
數日後，雖有微雨，父老以為不足，于是，再陪宋太守親往祭禱，回程路上，便見道中有雲氣自山中來，如群馬奔突而至車座左右，蘇轼一時好奇心起，開籠收雲歸家，作《攓雲篇》。
太守祭禱靈應，不久，大雨沛然而下，老百姓奔躍歡呼，垂枯的二麥，立見複起，生氣洋溢。
蘇轼以北亭為喜雨之所，作《喜雨亭記》。
凡是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對這篇名文，大多耳熟能詳，所謂：“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
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
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
&hellip&hellip” 蘇轼有位好夫人，王弗夫人非但精明幹練，而且頗識大體。
蘇轼在外面做些什麼，回到家去，夫人一項一項地要問個仔細，她說：“你離開父親遠了，凡事沒人指點，不可以不謹慎。
”她常引用公公說過的話來警戒蘇轼。
蘇轼在家裡見客，她就站在屏風後面，聽他們說些什麼，然後對丈夫說：“某某這個人，說話模棱兩可，一味逢迎你的意向，你何用與這種人談天。
”有的人慣會拍馬，跑來表示熱絡，夫人說：“這種朋友，不會長久，交情套得那麼快，其去也必速。
”蘇轼非常佩服她的眼光和見識。
4 一年大雪，住宅庭前積雪甚厚，隻見古柳樹下約有一尺見方的地方，獨無雪迹，等到天晴了，這方土地又高起數寸來，蘇轼懷疑是古人窖藏丹藥之處，丹藥性熱，所以地不積雪而土又墳起，他想發掘。
王弗夫人說：“假使先姑在，一定不會許可的。
” 這是引用程太夫人不許發掘紗縠行老宅中地下大甕的故事，如此婉轉谏阻，使蘇轼覺得慚愧而止。
5 然而，西北的強風黃土，鳳翔府的官吏生涯，處處都使蘇轼感覺厭倦。
重九日，他不願參加群官歡聚的“府會”，獨自一人跑到東門外的普門寺去玩，懷鄉念弟，心情郁悶。
作《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詩： 花開酒美盍言歸，來看南山冷翠微。
憶弟淚如雲不散，望鄉心與雁南飛。
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正違。
不問秋風強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譏。
西北早寒，九月下旬，天已微雪，再作懷子由二首，如言“愁腸别後能消酒，白發秋來已上簪”“江上同舟詩滿箧，鄭西分馬涕垂膺。
未成報國慚書劍，豈不懷歸畏友朋”等，情緒非常低落。
蘇轍十九歲登第五甲進士第，二十三歲中制科，一鼓作氣，可以算得其進也銳了，不料除命商州推官，被知制诰王安石駁回詞頭，不肯撰告，事情便在執政間琢磨拖宕了整整一年，弄得意氣消磨殆盡。
一直到今年七月，诰命才下來，而老蘇在京，身旁别無侍子，蘇轍便以這個理由，辭不赴任。
商州與鳳翔毗鄰，假使蘇轍赴商，還可希望能來鳳翔一聚，現在又落空，寄詩慰弟說：“遠别不知官爵好，思歸苦覺歲年長。
”“著書多暇真良計，從宦無功漫去鄉。
”再說，商山也不是一個什麼好地方，蘇轼聽商州縣令章惇說，商州人說話像外國語，一句也聽不懂，很多人生着大脖子（甲狀腺腫），不辨肩頸，這個樣子的地方，不去也罷，詩言：“夷音僅可通名姓，瘿俗無由辨頸腮。
答策不堪宜落此，上書求免亦何哉！” 自秋徂冬，蘇轼身體一直不好，十一月間，大雪數日，索性賴在床上不起來，年前年後，懷念故鄉度歲的年中行事，作《饋歲》《别歲》《守歲》及《和子由踏青》《蠶市》諸詩。
八年正月十五，大家都在歡度元宵夜，隻有蘇轼在家，獨坐無聊，一個人跑到城北街的開元寺東塔院去看王維的壁畫。
其時，夜色已闌，蘇轼凝眸注視，但見殘燈影下的畫中僧人，個個都栩栩欲動的樣子，竟是看得呆了，對于詩人畫家的筆墨，自此便有更深一層的領悟。
三 陳希亮 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皇帝崩于福甯殿，四月一日，皇太子趙曙即位，是為英宗。
英宗自少體弱，時方卧疾，由光獻太後曹氏權同處分國事。
是年正月，宋選罷鳳翔太守，眉州青神縣人陳希亮（公弼）自京東轉運使來代。
陳希亮身材矮小、清瘦，而為人剛勁，面目嚴冷，兩眼澄澈如水，說話斬釘截鐵，常常當面指責别人的過錯，不留情面。
士大夫宴遊間，但聞陳希亮到來，立刻阖座肅然，語笑寡味，飲酒不樂起來。
他對待僚屬，自然更加嚴厲，竟然有很多人吓得對他不敢仰視。
蘇轼雖是以京朝官差充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簡稱簽判，仍是幕職，有如現在地方政府的秘書長，職掌贊襄郡政，綜理諸案文移，斟酌可否，簽拟後報告首長，或罷或行。
他與長官公事上的關聯，非常密切，而兩個人的性格，卻是如此的冰炭不相融合。
蘇轼性豪闊，不會官僚滑頭，而做事卻勇于負責，意見不同時，便要據理力争。
這二十七八歲的簽判，年少氣盛，就不免形諸辭色，一點不肯屈就退讓。
陳希亮也有意要裁抑這個鋒芒太露的後輩，對他也一樣地端起架子，毫不客氣，使蘇轼更難忍受。
府衙中的吏役，為了對這位制科出身的判官表示敬重，大家尊稱之為“蘇賢良”，這頗類似現代人之稱某博士者一樣，實是一件平常小事。
不料被陳知府聽到了，大怒，憤然罵道：“府判官就是府判官，有什麼賢良不賢良的。
”把那吏役打了闆子，這當然使蘇轼十分難堪。
蘇轼寫的公事，他也毫不客氣地塗抹删改，往返不休，此在以文章自負的蘇轼，更不容易忍受。
陳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晉見，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來接見，甚至有人在客位中打起瞌睡來。
蘇轼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詩，諷刺他： 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
豈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愠色見髯須。
雖無性命憂，且複忍須臾。
兩人之間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見。
蘇轼益發落落寡合起來。
他不預府宴，中元節也不過知府廳。
陳希亮抓住這一點，竟然上奏朝廷糾劾他，被朝廷罰銅八斤，蘇轼也都不管，隻是日後作謝館職啟中，才說：“一參賓幕，辄蹈危機，已嘗名挂于深文，不自意全于今日。
” 陳希亮于廨宇後圃，築造一座淩虛台，以望南山，請蘇轼作記，轼乘此機會澆了他一頭冷水，如言：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
昔日的荒草野田，豈知有今日的淩虛台？而從前秦穆王的祈年、橐泉，漢武帝的長楊、五柞，隋之仁壽殿，唐之九成宮，其宏麗堅固，将百倍于淩虛台，而今複為破瓦頹垣，又安在者？所以結尾狠狠地諷刺他道：“夫台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于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欤！而或者欲以誇世而自足，則過矣。
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這是對陳知府奏劾一事，給予針鋒相對的答報。
陳希亮是眉州人，蘇陳兩家原是數代世交，論輩分，且比老蘇還長一輩，當他讀過《淩虛台記》的稿子後，不易一字，吩咐上石，并且慨然道：“吾視蘇明允，猶子也；轼，猶孫子也。
平日故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 後來，蘇轼因其子陳慥之請，為作《陳公弼傳》，其中有一段說： 公于轼之先君子為丈人行，而轼官于鳳翔，實從公二年。
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争議，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原任鳳翔法曹張琥，本與蘇轼為進士同年，共事兩載，曾同遊真興閣寺。
嘉祐八年十一月，調職回京，蘇轼作《稼說》送其行，其中有一段說： &hellip&hellip吾少也有志于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
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
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
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于此矣。
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讀此文所言，顯見蘇轼當時已經體諒到陳希亮這位老前輩，為要矯治他少年早達的弊害，所設下的苦心，因此說“已而悔之”，因此作《稼說》以贈同年張琥。
但是贈文張琥，卻真個是“與非其人”，此君陰險貪鄙，熱衷利祿，元豐年間，改名張璪，官知谏院兼侍禦史知雜事，詩獄案起，他與李定共治此案，必欲置蘇轼于死地者，就是這個同年。
陳希亮于鳳翔任上，因将他州饋送的公使酒，據為私有，坐贓去職，抑郁而殁。
後人造作希亮之所以獲罪，系由于歐陽修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