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馬入塵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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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産好茶，蘇轼好飲而無酒量，但卻能大量喝茶。
有一天到湖上去沿路遊覽寺院，和尚們知道他講究茗飲，都以上好泉水烹茶來招待他。
一日之間，他竟痛飲酽茶七盞，歡喜得連羽化登仙都不稀罕了，題詩孤山道：“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茶。
” 在寺裡飽食齋飯，飯後午覺睡起，一瓯清茶，這是蘇轼最大的享受。
《佛日山榮長老方丈五絕》中，有一首記其無上的滿足曰： 食罷茶瓯未要深，清風一榻抵千金。
腹搖鼻息庭花落，還盡平生未足心。
方外中也有很多奇才異能之士，如僧智周不讀佛書，卻窮研《易經》。
寶山有個雲阇黎，十五年足不出戶，低頭讀書，什麼人對他說話，都不理睬。
蘇轼第二次去時，知他死且葬矣，複至其室，空空洞洞，了無一物，不禁獨自感歎道：“卻疑此室中，嘗有斯人否？所遇孰非夢，事過吾何求。
”生命無常，故人生隻是連綿起伏的夢境，和雲阇黎之室一樣的空虛。
僧昭素，善琴。
蘇轼說，昭素所作的微妙琴聲，不知何所從來，但能“散我不平氣，洗我不和心”。
隻是還有這顆心在，雖然可因藝術的力量，消散或清洗于一時，而人生鑿枘的痛苦，卻仍隐隐存在。
&mdash&mdash這是人生的悲哀。
三 監試鄉舉 太守沈立，調任審官西院，福建侯官人陳襄自陳州以尚書刑部郎中移知杭州，于熙甯五年五月間莅任。
陳襄，字述古，文惠公堯佐長子，舉進士，曆知縣事，專心教化。
熙甯初，因富弼之薦，入京為知谏院，改侍禦史知雜事，上論“青苗法為商鞅之術，乞貶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
安石想辦法調開他，打算派他去做陝西轉運使，而神宗不答應，留他在京修起居注。
逾年，為知制诰。
不久，又改直學士院。
安石、惠卿等更加忌他，從他所撰的書诏中，挑瑕剔疵，終被外放，出知陳州。
不到一年，改調到杭州來。
述古為政，認為教育是國家的根本，莅官所至，必先興辦學校，隻要有空，也不辭親自講授。
做官認真講求民間利病，學者間稱之為古靈先生。
陳襄的品德，蘇轼十分敬視，但看兩人在杭州重聚，蘇轼作《和陳述古拒霜花》詩： 千林掃作一番黃，隻有芙蓉獨自芳。
喚作拒霜知未稱，細思卻是最宜霜。
人生中，能抗拒霜雪欺淩的，固是勇者，但有更高一層的生命本質，不經風霜鍛煉，就開不出瑰偉的奇葩來，是謂“宜霜”。
蘇轼此意，甚為深曲，也許以此頌贊陳襄的風骨，也許自期得此境界。
蘇轼為人，人人皆知其豪邁；而豪邁者，大多是從剛健的個性中化生出來的一種風度。
蘇轼治事的态度，就常看得到剛健不屈的一面。
史載熙甯四年（1071）五月，高麗始來入貢。
在此以前，高麗被北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已四十三年。
是年，福建轉運使羅拯令商人黃真出面，招待通好，高麗王就托黃真移牒福建，稱願備禮朝貢中國。
羅拯奏上，朝議認為可以結合高麗，共謀北遼，決定接受。
高麗王就派其國侍郎金悌等由登州上陸，入貢京師，自此朝貢不絕。
蘇轼抵任未久，有一批高麗的朝貢使者到杭州來，他們自以為是外國的特使，根本不把州郡長官放在眼裡。
而擔任押伴的使臣，本來都是本路的管庫官，暫時兼差，他們卻假借外國貢使的名義，乘勢作威作福，甚至要與钤轄1分庭抗禮。
蘇轼叫人警告他們道：“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如今竟敢這樣橫暴放肆，不是你們教唆，決不至于如此，倘不立刻悛改，我這邊馬上出奏。
”押伴者大懼，氣焰低了不少。
高麗使者發來的公文，但書甲子，不寫年号。
蘇轼退還來文，拒不收受，谕之曰：“高麗稱臣本朝，而公文上不禀正朔，我怎麼敢收。
”高麗使者急忙換了文來，恭書“熙甯某年”。
由是時人莫不欽佩這位通判臨事剛健不屈，處理得體。
熙甯五年（1072）秋八月，蘇轼主持本州鄉試，闱場設于州廨内中和堂之望海樓。
關于科舉取士之法，神宗以王安石的變更計劃，依照程序，下中書省複議，中書言： 古之取士，皆本學校。
道德一于上，習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于世。
今欲追複古制，則患于無漸。
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
于是，上述更定科舉之法，于熙甯四年（1071）二月公布施行。
從此罷廢明經諸科，罷進士之試詩賦，各專治《易》《詩》《書》《周禮》中的一經，兼以《論語》《孟子》。
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題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
中書省撰七義式頒行。
葉夢得《石林燕語》曰：“熙甯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遍讀《五經》。
餘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蓋自幼習之，故終老不忘。
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
教者未必皆讀《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多遺誤。
今人問答之間，稱其習為貴經，而自稱敝經，尤可笑也。
” 是試經而經亡，這個樣子的士風，這個樣子的試法，怎能選拔得出真正的人才？蘇轼心裡非常沮喪，隻因職務上不能拒絕這個差使，勉強承擔，心裡不抱太大的希望。
蘇轼作《監試呈諸試官》詩，說他自己本是山野中人，隻為家貧才出來謀求廪祿。
少年時雖也弄過文字辭章之學，但也隻是用過功而已，并無什麼天賦，所以旋得旋忘，距今且已十年，舊學大都荒廢。
假如現在叫他重來應考，一定會被罰飲墨水2，聽到開科诏下，就會吓得渾身出汗。
杭州是東南要會，濟濟多士，實在不敢随意品題。
蘇轼說他回想嘉祐初年的文風，非常卑靡，雕镂割裂，竟至不能句讀，“千金碎全璧，百衲收寸錦”。
正如一盤珍美菜肴中卻夾雜許多沙礫，使人不能下咽。
幸虧歐陽學士有那麼大的氣魄，力創變革，文風始振，當時的士人還群相驚疑，肆力诋斥，現在到底可以相信他的卓見了。
但是，試法又變，詩賦被視為雕蟲小技而罷廢了，時尚大唱經學的高調，像我這樣既老且鈍的人，實已難于适應，希望各位容我閉口，容我偷懶，濫竽在望海樓裡聽聽秋濤，睡睡午覺。
蘇轼這首詩中，将他滿肚皮不合時宜的牢騷，盡情發洩。
同時，與葉夢得書說：“某被差本州監試，得閑二十餘日，在中和堂望海樓閑坐，漸覺快适。
”借此逃避無窮的吏事，飽看錢塘江上的秋潮，在試院中煎茶自娛。
望海樓位居鳳凰山腰，唐武德七年建置，樓高十八丈，面對錢江，當茲八月秋潮時節，蘇轼日在樓上飽看著名勝景的錢江潮，作《望海樓五絕》中，有一首雲： 海上濤頭一線來，樓前指顧雪成堆。
從今潮上君須上，更看銀山二十回。
唐人好酒，至宋始以飲茶為日常生活中一種重要的享受。
善于享受生活的蘇轼，尤好茗茶，隻要能夠偷得浮生半日的閑暇，不辭親自生火煎茶。
一瓯好茶在手，從袅袅茶煙中，便能把自己從憂煩勞苦的塵網中，解脫出來，神遊太虛，獲得精神上的滿足，心靈裡的寬容，如其自言：“乳瓯十分滿，人世真局促。
意爽飄欲仙，頭輕快如沐。
&hellip&hellip” 《試院煎茶》詩，蘇轼詳細記述他的煎茶方法，以為第一要有新鮮的泉水，注入铫中，先用文火慢慢燒，一面取出精琢的石碾來，将翠綠的茶餅放入碾船裡，細細研磨，一面靜聽壺中水沸的聲音。
水有三沸。
初發，水泡僅如蟹眼一樣微細；逾時，沸聲漸大，如風動簧管，嘈嘈低吟，則壺中水面，起泡已大如魚眼，是為一沸。
到這時候，應将炭火煽旺，使鮮紅的火焰不斷躍起，是謂“活火”。
活火急煎，壺水便四向騰湧，散如滾珠，沸聲益發激越清澈，是為二沸。
二沸是“湯”之最佳火候，過此，壺水騰波鼓浪，是為三沸，湯已太老了。
碾好的蒙茸新綠，放入茶瓯，将二沸的水沖入，則茶在瓯中，翠屑旋轉，清香四溢，然後細細品味，塵俗頓消。
蘇轼說，我雖患貧，不能如文潞公（彥博）那樣，用名貴的定窯花瓷作飲器，有豔麗如花的姬妾侍茶，但望能于睡足一個好覺後，有一瓯好茶喝，不要再為那五千份考卷“牽腸挂肚”，就已經非常滿足了。
鄉貢進士試，例于八月十五發榜，這一年考生特别多，總在千名以上，眼看考卷山積，顯已來不及如期出榜，遂作《催試官考較戲作》詩說，縱已不及于中秋節前出闱，但也不要錯過八月十八看潮，添點蠟燭，趕夜班完成評卷工作，白袍考生都站在試院大門外，焦急等候看榜哩。
經此催促，始于八月十七發榜，外間風評雖然很好，“眼昏燭暗細行斜，考閱精強外已誇”。
但是，蘇轼心裡明白，這樣的考試，人才未必出頭，惘然道：“秋花不見眼花紅，身在孤舟兀兀中。
細雨作寒知有意，未教金菊出蒿蓬。
” 試事忙完未久，九月初，蘇轼突然接到座師歐陽修于今年閏七月薨逝颍州的訃告。
歐陽修于熙甯四年（1071）六月緻仕，回到颍州家居，不過一年，燈盡油幹，倏忽謝世。
蘇轼為官守所牽掣，不能親往吊唁，隻好在孤山借惠勤僧舍，設位祭奠，依門生服座主喪之禮成服，恸哭失聲，作祭文略曰： 嗚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
民有父母，國有蓍龜。
斯文有傳，學者有師。
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
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于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
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庇，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于用夷。
君子以為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
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鳅鳝而号狐狸。
&hellip&hellip 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緻。
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于門下者，十有六年。
于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
緘詞千裡，以寓一哀而已矣。
蓋上以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
嗚呼哀哉！ 這篇祭文，應是蘇集中的大文章之一，尤其第二節論及時世這一段，充分寫出“哲人雲亡，邦國殄瘁”之痛。
蘇轼之哭歐陽者，亦所以哭國家的阽危和生民的困苦。
十月十日，太守陳襄宴該科鄉薦貢士于中和堂，親賦《登彼公堂》四章以勉中式的舉人，囑蘇轼為序，遂撰《送杭州進士詩叙》。
文中說：“熙甯五年錢塘之士貢于禮部者九人。
”顯有刊誤。
蓋以杭州文風之盛及應試者千人以上，中式的舉人決不止于九人，想是刊刻落字之故。
四 相度堤岸工程 熙甯四五年間，荊公制訂新法，陸續頒行天下。
浙西各地，除青苗、免役、市易等外，更須兼行水利和鹽法。
鹽是任何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愈是窮人，鹽在消費比率中的地位愈高，向來是政府重要的稅源。
宋代，鹽和茶且因是政府專賣的物資，在國家财政收入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江南是食鹽的主要産地之一，政府在各地遍設榷場，統一購銷。
由于公定的收購價格偏低，不但使鹽民的生活困苦不堪，而鹽法尤為峻刻，小民偶犯鹽例，立即流配（充軍），于是強者常常結合為一支數百人的鹽枭集團，多帶刀杖，公然武裝販運。
地方政府兵力不足，無力制止，又因他們除了販運私鹽外，不做其他壞事，所以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不管他們了。
但是私鹽在總産量内占了相當大的數量時，便明顯影響國家收入，中央政府就不得不管了。
熙甯五年（1072），據兩浙發運使的報告，杭、越、湖三州，不行新法，鹽的公賣收益不足。
于是，中央派遣盧秉提舉兩浙鹽事。
王安石初設制置條例司，第一次派赴各路考察農田水利的八個特使，盧秉是其中的一人，根據盧秉調查地方鹽業所制訂的改革方案，就叫“盧秉鹽法”，名義上雖說是要振興鹽業，改善鹽民生活，實際上則是欲以酷烈的刑罰，杜絕私鹽的販賣而已。
盧秉奉派前來督導兩浙鹽務，一方面調派北方的軍隊一千人到杭、越、湖來，加強緝私的力量；一方面厲行鹽法，計算曆年來鹽戶的虧課，不如期清償者，一律用刑獄追索。
沿海制鹽的竈戶，被迫得走投無路，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
有人奏劾他任事以後，鹽課雖然增加了，但是刑獄累累，甚至有母親手刃親生兒子的慘事發生。
據蘇轼所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但是，王安石強辯道：“捕鹽法急，可以止刑。
” 杭州仁和縣的湯村，有赭山、岩門鹽場，盧秉主于該村開鑿一條運鹽河，征召農民千餘人為開河的夫役，轉運使檄請蘇轼前往工地，督導工程進行。
這一千多名被征服役的老百姓，丢棄了自家繁忙的田事，卻來開鑿河道，隻為運鹽之用，生活的憂慮不說，而其時天又久雨不歇，一路皆是泥淖，人人被雨淋得渾身濕透，簡直就像豬鴨一樣，在泥漿中打滾。
河道中段，有一處地下湧沙，長達數裡，開鑿更是困苦。
蘇轼要察看實際施工的情形，也必須在這上淋下淖、窄不容足的工程線道上與牛羊争路，心裡憤郁不平，作《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詩，為老百姓叫屈道：“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
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
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
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
”說他自己：“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
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争。
”心裡着實抱怨，即使回家種田去，頂苦也不過像這樣在泥漿中打滾而已：“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
” 晚上，寄宿在當地的水陸寺裡，則曰：“乞食繞村真為飽，無言對客本非禅。
披榛覓路沖泥入，洗足關門聽雨眠。
”他就這樣辛苦地做他不願做的差事，隻為一飽而已。
其後，他又公差到有鹽場十所的鹽官縣去，天寒地凍裡，奔走鄉野，夙興夜寐，疲憊不堪，作詩寄州衙同僚說：“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衣生棱。
野廬半與牛羊共，曉鼓卻随鴉鵲興。
夜來履破裘穿縫，紅頰曲眉應入夢。
&hellip&hellip”奔波得一身狼狽，皮袍斷裂了縫線，靴子走穿了洞，他真不知所為何來。
從鹽官回杭不久，漕司又請蘇轼赴湖州視察新築的堤岸工程。
荊公實施新政，首先調查全國農田水利的情況，制定農田水利條約，以這個條約，作為後來開發農村的指導原則。
為“天下谷倉”之江南地方，當然是開發工作的中心地區，朝廷多次所派專使和監督财政的兩浙路轉運使，也都特别選任通曉地方情況的農業專家來擔任工作。
江南平原内，有一太湖，古稱震澤，跨越現代的江浙兩省，面積号稱三萬六千頃，湖水東溢，為浏河、黃埔、吳淞諸水，分注長江。
太湖之水，像個大網，網脈向四方流布，澤潤沃野，江浙的富饒，賴有此湖。
但在宋代，太湖流域幾乎年年發生湖水泛濫的災害，使這一片肥沃的田原，歸于荒敗。
政府為挽救财政的困乏，自仁宗朝就開始研究江南水利問題，講求對策。
名臣範仲淹首創治水的議論，依照傳統方法提出了有關疏導海口的幾個方針，未能觸及湖水泛濫的實際成因。
不過因他提倡，引起世人注意，續有各種不同的水利學說發表，其中以蘇州人郏亶（正夫，嘉祐進士）的“治田說”，最有力量。
郏亶認為湖水泛濫的最大原因，是大地主、官僚和寺觀等社會上的特權分子，用盡方法将沼澤地圍起堤牆來，占為私有，稱為水田（又稱湖田、園田或圩田），人人如此築堤圍田，必然将自然的水道堵塞，使太湖的水，失掉了出口，使一向擔任排洩湖水的吳淞江，完全失卻了功能。
所以郏亶認為傳統的治水說，不足以消滅泛濫，要盡水之利，必須以治田為先。
治田成功，可以化水患為水利，達到增強生産的效果。
王安石的農田水利政策，其精神在于抑制富豪的土地兼并，所以郏亶的治田說，極受王安石的贊同，就派他擔任辦理江南水利的職務，俾便實行他的計劃。
計劃中，對于大地主們各為自家田地所挖設的引水道，必須先加整頓，而整頓溝洫，又必先改編私地。
郏亶一經着手，立即遭到地主們強力的反對，造成民間極大的騷亂與動蕩，連王安石的左右手呂惠卿也反對郏亶的做法。
不得罪于巨室，是官僚們的金科玉律，郏亶的水利事業，做了不到半年，就完全失敗了。
郏亶遭遇反對做不下去時，中央派赴江南善後其事者，是中國曆史上屈指可數的大科學家沈括。
王安石對正為江南水利問題發愁的神宗舉薦沈括時說道： “沈括是江南人，熟知該地的土地利弊，其為人謹密，決不會輕舉妄動。
” 神宗沉吟道：“事須慎重計劃，不能再有第二個郏亶，留下大害。
” 沈括實地考察後，制定計劃，奏報朝廷許可，并也得到當地人民的一緻支持。
湖州的改修堤岸工程，即是沈括計劃中的一部分。
湖州位于太湖南岸，距杭州八十公裡。
知州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相貌奇醜，曾問學于陳襄，登進士第，嘉祐中擢右正言，熙甯初知谏院，因與王安石異議，出知廣德軍，現任知湖州事。
他就沈括的計劃，将太湖南岸原有的木造堤防，全部改用大石塊重築，堤高一尋（八尺）有奇，長達百餘裡。
這個堤岸，目的即在防禦松江的溢水為患。
其實改造堤岸，仍然隻是權宜之計，如遇長期霪雨，真的發起大水來，水位漲過堤岸的高度，必然仍将溢水為患，木造石造都是一樣。
兩浙轉運使檄請蘇轼前往湖州實地考察，蘇轼之注意江南水利問題，此行是其發端。
蘇轼與孫莘老是在京師時的老朋友，行前先寄以詩，曆數湖州的名産，如湖島上的橘子、顧渚山的紫筍茶、梅溪的帶蒂木瓜和吳興廚子脍魚的手藝等，要他請客，而曰：“未去先說饞涎垂。
” 孫覺舉行盛大的宴會招待蘇轼，轼行酒令，莫談時事，違令者罰酒一大盞。
《贈孫莘老七絕》中的第一首即是： 嗟予與子久離群，耳冷心灰百不聞。
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
不料此事在後來“詩獄”中亦成罪案之一，真是“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蘇轼認為改築石堤的工程，實在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而自己又不是辦水利事務的人，卻被轉運使派了這個差事，所以贈詩第二首，流露了心裡的不平，詩曰： 天目山前綠浸裾，碧瀾堂上看銜舻。
作堤捍水非吾事，閑送苕溪入太湖。
現代的心理學家說，人在失意的時候，常常會尋求美食，用放縱食欲來補償心理上的缺憾。
贈詩中又一首就說他坐在船上，看人家網魚，那地方的刀魚，腴美非凡，他就想望糟魚的滋味： 三年京國厭藜蒿，長羨淮魚壓楚糟。
今日駱駝橋下泊，恣看修網出銀刀。
蘇轼在湖州結識了幾個不得志的窮朋友，氣味相投，倒是十分愉悅。
一是進士同年邵迎（茂誠），本不相識，如今方才初見。
十五年來，邵氏官僅止于州縣，後又窮死無嗣，蘇轼為作《邵茂誠詩集叙》者。
一是秀才賈收（耘老），烏程人，自此訂交，詩筒往返甚密。
最重要的是，蘇轼此時，始知世有黃庭堅其人。
孫莘老是庭堅的嶽父，取出他的詩文稿來請蘇轼鑒評，蘇轼讀後“聳然驚異”，贊歎不絕。
莘老說：“庭堅詩文之好，人人皆知，但少一個像你這樣的人物，為之稱揚。
” 其時，黃庭堅在北京（大名府）國子監當教授，未能識面，一個滞留北方，一個徘徊江南，一直沒有接觸的機會。
改元元豐後，蘇黃間才有詩書往還，開始文字之交。
蘇轼自來杭州，幾乎席不暇暖地奔走于轄屬各縣之間，使他有機會深入民間，體味窮鄉僻壤裡老百姓真實的生活内容。
他們被政府橫征暴斂，被胥吏壓迫，被豪強侵淩，種種苦難，口不能言，隻好咬緊牙關，忍受饑餓與貧困。
一幅一幅悲慘的景象，呈現在蘇轼的眼前。
古往今來，知識分子本于良知，都自覺有為民代言的責任，何況親眼看到人民的苦難，已經如此深刻和普遍。
除非本是沒有心肝的人，何忍默不作聲？然而，蘇轼現在是外官，在嚴格的官僚體制下，沒有說話的地位，他不能說，也不敢說，于是，如其弟蘇轍為作墓志銘中所代申述者： 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
緣詩人之義，托事以諷，庶幾有補于國，言者從而媒孽之。
&hellip&hellip 如此次湖州之行，道中作《畫魚歌》，乃因三吳水鄉，吳人慣于杖頭釘上長釘，用這釘杖劃水取魚，俗稱“畫魚”。
蘇轼初看覺得非常新鮮，但忽又聯想到法網誅求中整個社會的驚惶和混亂，與釘杖攪亂的水底泥中的鳅鲵一樣可憐。
詩曰： 天寒水落魚在泥，短鈎畫水如耕犁。
渚蒲披折藻荇亂，此意豈複遺鳅鲵。
偶然信手皆虛擊，本不辭勞幾萬一。
一魚中刃百魚驚，蝦蟹奔忙誤跳擲。
漁人養魚如養雛，插竿冠笠驚鹈鹕。
豈知白梃鬧如雨，攪水覓魚嗟已疏。
這一年（熙甯五年，1072）秋冬間，久雨不晴，稻谷都遭水淹。
好不容易等到天晴收割，而市場上的糧價已被壓得很低。
農民繳稅，本來法律規定納米交錢，任從民便。
但自新法實行後，到處都錢荒米賤，于是官吏就一定要錢不要米。
農民将米換錢，隻剩得一半的價值，也等于加倍納稅，這是法外的剝削。
蘇轼一腔悲憤，作《吳中田婦歎》，前一段寫水患，後一段寫虐政，是一首顔色鮮明的政治社會詩，詩曰：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霜風來幾時。
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鐮生衣。
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隴上宿，天晴獲稻随車歸。
汗流肩赪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粃。
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饑。
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裡招羌兒。
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
“龔黃”者，指漢朝的龔遂與黃霸，二人俱以恤民著稱，如今“循吏”滿朝，而人民更苦，其意蓋有諷焉。
“河伯婦”用《史記》西門豹治邺的典故，意謂人民被逼得走投無路，不如效河伯婦之投河。
另一篇《鴉種麥行》，則是指述地方豪強之掠奪農民辛勤的成果
有一天到湖上去沿路遊覽寺院，和尚們知道他講究茗飲，都以上好泉水烹茶來招待他。
一日之間，他竟痛飲酽茶七盞，歡喜得連羽化登仙都不稀罕了，題詩孤山道：“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茶。
” 在寺裡飽食齋飯，飯後午覺睡起，一瓯清茶，這是蘇轼最大的享受。
《佛日山榮長老方丈五絕》中，有一首記其無上的滿足曰： 食罷茶瓯未要深，清風一榻抵千金。
腹搖鼻息庭花落，還盡平生未足心。
方外中也有很多奇才異能之士，如僧智周不讀佛書，卻窮研《易經》。
寶山有個雲阇黎，十五年足不出戶，低頭讀書，什麼人對他說話，都不理睬。
蘇轼第二次去時，知他死且葬矣，複至其室，空空洞洞，了無一物，不禁獨自感歎道：“卻疑此室中，嘗有斯人否？所遇孰非夢，事過吾何求。
”生命無常，故人生隻是連綿起伏的夢境，和雲阇黎之室一樣的空虛。
僧昭素，善琴。
蘇轼說，昭素所作的微妙琴聲，不知何所從來，但能“散我不平氣，洗我不和心”。
隻是還有這顆心在，雖然可因藝術的力量，消散或清洗于一時，而人生鑿枘的痛苦，卻仍隐隐存在。
&mdash&mdash這是人生的悲哀。
三 監試鄉舉 太守沈立，調任審官西院，福建侯官人陳襄自陳州以尚書刑部郎中移知杭州，于熙甯五年五月間莅任。
陳襄，字述古，文惠公堯佐長子，舉進士，曆知縣事，專心教化。
熙甯初，因富弼之薦，入京為知谏院，改侍禦史知雜事，上論“青苗法為商鞅之術，乞貶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
安石想辦法調開他，打算派他去做陝西轉運使，而神宗不答應，留他在京修起居注。
逾年，為知制诰。
不久，又改直學士院。
安石、惠卿等更加忌他，從他所撰的書诏中，挑瑕剔疵，終被外放，出知陳州。
不到一年，改調到杭州來。
述古為政，認為教育是國家的根本，莅官所至，必先興辦學校，隻要有空，也不辭親自講授。
做官認真講求民間利病，學者間稱之為古靈先生。
陳襄的品德，蘇轼十分敬視，但看兩人在杭州重聚，蘇轼作《和陳述古拒霜花》詩： 千林掃作一番黃，隻有芙蓉獨自芳。
喚作拒霜知未稱，細思卻是最宜霜。
人生中，能抗拒霜雪欺淩的，固是勇者，但有更高一層的生命本質，不經風霜鍛煉，就開不出瑰偉的奇葩來，是謂“宜霜”。
蘇轼此意，甚為深曲，也許以此頌贊陳襄的風骨，也許自期得此境界。
蘇轼為人，人人皆知其豪邁；而豪邁者，大多是從剛健的個性中化生出來的一種風度。
蘇轼治事的态度，就常看得到剛健不屈的一面。
史載熙甯四年（1071）五月，高麗始來入貢。
在此以前，高麗被北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已四十三年。
是年，福建轉運使羅拯令商人黃真出面，招待通好，高麗王就托黃真移牒福建，稱願備禮朝貢中國。
羅拯奏上，朝議認為可以結合高麗，共謀北遼，決定接受。
高麗王就派其國侍郎金悌等由登州上陸，入貢京師，自此朝貢不絕。
蘇轼抵任未久，有一批高麗的朝貢使者到杭州來，他們自以為是外國的特使，根本不把州郡長官放在眼裡。
而擔任押伴的使臣，本來都是本路的管庫官，暫時兼差，他們卻假借外國貢使的名義，乘勢作威作福，甚至要與钤轄1分庭抗禮。
蘇轼叫人警告他們道：“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如今竟敢這樣橫暴放肆，不是你們教唆，決不至于如此，倘不立刻悛改，我這邊馬上出奏。
”押伴者大懼，氣焰低了不少。
高麗使者發來的公文，但書甲子，不寫年号。
蘇轼退還來文，拒不收受，谕之曰：“高麗稱臣本朝，而公文上不禀正朔，我怎麼敢收。
”高麗使者急忙換了文來，恭書“熙甯某年”。
由是時人莫不欽佩這位通判臨事剛健不屈，處理得體。
熙甯五年（1072）秋八月，蘇轼主持本州鄉試，闱場設于州廨内中和堂之望海樓。
關于科舉取士之法，神宗以王安石的變更計劃，依照程序，下中書省複議，中書言： 古之取士，皆本學校。
道德一于上，習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于世。
今欲追複古制，則患于無漸。
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
于是，上述更定科舉之法，于熙甯四年（1071）二月公布施行。
從此罷廢明經諸科，罷進士之試詩賦，各專治《易》《詩》《書》《周禮》中的一經，兼以《論語》《孟子》。
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題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
中書省撰七義式頒行。
葉夢得《石林燕語》曰：“熙甯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遍讀《五經》。
餘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蓋自幼習之，故終老不忘。
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
教者未必皆讀《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多遺誤。
今人問答之間，稱其習為貴經，而自稱敝經，尤可笑也。
” 是試經而經亡，這個樣子的士風，這個樣子的試法，怎能選拔得出真正的人才？蘇轼心裡非常沮喪，隻因職務上不能拒絕這個差使，勉強承擔，心裡不抱太大的希望。
蘇轼作《監試呈諸試官》詩，說他自己本是山野中人，隻為家貧才出來謀求廪祿。
少年時雖也弄過文字辭章之學，但也隻是用過功而已，并無什麼天賦，所以旋得旋忘，距今且已十年，舊學大都荒廢。
假如現在叫他重來應考，一定會被罰飲墨水2，聽到開科诏下，就會吓得渾身出汗。
杭州是東南要會，濟濟多士，實在不敢随意品題。
蘇轼說他回想嘉祐初年的文風，非常卑靡，雕镂割裂，竟至不能句讀，“千金碎全璧，百衲收寸錦”。
正如一盤珍美菜肴中卻夾雜許多沙礫，使人不能下咽。
幸虧歐陽學士有那麼大的氣魄，力創變革，文風始振，當時的士人還群相驚疑，肆力诋斥，現在到底可以相信他的卓見了。
但是，試法又變，詩賦被視為雕蟲小技而罷廢了，時尚大唱經學的高調，像我這樣既老且鈍的人，實已難于适應，希望各位容我閉口，容我偷懶，濫竽在望海樓裡聽聽秋濤，睡睡午覺。
蘇轼這首詩中，将他滿肚皮不合時宜的牢騷，盡情發洩。
同時，與葉夢得書說：“某被差本州監試，得閑二十餘日，在中和堂望海樓閑坐，漸覺快适。
”借此逃避無窮的吏事，飽看錢塘江上的秋潮，在試院中煎茶自娛。
望海樓位居鳳凰山腰，唐武德七年建置，樓高十八丈，面對錢江，當茲八月秋潮時節，蘇轼日在樓上飽看著名勝景的錢江潮，作《望海樓五絕》中，有一首雲： 海上濤頭一線來，樓前指顧雪成堆。
從今潮上君須上，更看銀山二十回。
唐人好酒，至宋始以飲茶為日常生活中一種重要的享受。
善于享受生活的蘇轼，尤好茗茶，隻要能夠偷得浮生半日的閑暇，不辭親自生火煎茶。
一瓯好茶在手，從袅袅茶煙中，便能把自己從憂煩勞苦的塵網中，解脫出來，神遊太虛，獲得精神上的滿足，心靈裡的寬容，如其自言：“乳瓯十分滿，人世真局促。
意爽飄欲仙，頭輕快如沐。
&hellip&hellip” 《試院煎茶》詩，蘇轼詳細記述他的煎茶方法，以為第一要有新鮮的泉水，注入铫中，先用文火慢慢燒，一面取出精琢的石碾來，将翠綠的茶餅放入碾船裡，細細研磨，一面靜聽壺中水沸的聲音。
水有三沸。
初發，水泡僅如蟹眼一樣微細；逾時，沸聲漸大，如風動簧管，嘈嘈低吟，則壺中水面，起泡已大如魚眼，是為一沸。
到這時候，應将炭火煽旺，使鮮紅的火焰不斷躍起，是謂“活火”。
活火急煎，壺水便四向騰湧，散如滾珠，沸聲益發激越清澈，是為二沸。
二沸是“湯”之最佳火候，過此，壺水騰波鼓浪，是為三沸，湯已太老了。
碾好的蒙茸新綠，放入茶瓯，将二沸的水沖入，則茶在瓯中，翠屑旋轉，清香四溢，然後細細品味，塵俗頓消。
蘇轼說，我雖患貧，不能如文潞公（彥博）那樣，用名貴的定窯花瓷作飲器，有豔麗如花的姬妾侍茶，但望能于睡足一個好覺後，有一瓯好茶喝，不要再為那五千份考卷“牽腸挂肚”，就已經非常滿足了。
鄉貢進士試，例于八月十五發榜，這一年考生特别多，總在千名以上，眼看考卷山積，顯已來不及如期出榜，遂作《催試官考較戲作》詩說，縱已不及于中秋節前出闱，但也不要錯過八月十八看潮，添點蠟燭，趕夜班完成評卷工作，白袍考生都站在試院大門外，焦急等候看榜哩。
經此催促，始于八月十七發榜，外間風評雖然很好，“眼昏燭暗細行斜，考閱精強外已誇”。
但是，蘇轼心裡明白，這樣的考試，人才未必出頭，惘然道：“秋花不見眼花紅，身在孤舟兀兀中。
細雨作寒知有意，未教金菊出蒿蓬。
” 試事忙完未久，九月初，蘇轼突然接到座師歐陽修于今年閏七月薨逝颍州的訃告。
歐陽修于熙甯四年（1071）六月緻仕，回到颍州家居，不過一年，燈盡油幹，倏忽謝世。
蘇轼為官守所牽掣，不能親往吊唁，隻好在孤山借惠勤僧舍，設位祭奠，依門生服座主喪之禮成服，恸哭失聲，作祭文略曰： 嗚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
民有父母，國有蓍龜。
斯文有傳，學者有師。
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
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于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
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庇，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于用夷。
君子以為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
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鳅鳝而号狐狸。
&hellip&hellip 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緻。
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于門下者，十有六年。
于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
緘詞千裡，以寓一哀而已矣。
蓋上以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
嗚呼哀哉！ 這篇祭文，應是蘇集中的大文章之一，尤其第二節論及時世這一段，充分寫出“哲人雲亡，邦國殄瘁”之痛。
蘇轼之哭歐陽者，亦所以哭國家的阽危和生民的困苦。
十月十日，太守陳襄宴該科鄉薦貢士于中和堂，親賦《登彼公堂》四章以勉中式的舉人，囑蘇轼為序，遂撰《送杭州進士詩叙》。
文中說：“熙甯五年錢塘之士貢于禮部者九人。
”顯有刊誤。
蓋以杭州文風之盛及應試者千人以上，中式的舉人決不止于九人，想是刊刻落字之故。
四 相度堤岸工程 熙甯四五年間，荊公制訂新法，陸續頒行天下。
浙西各地，除青苗、免役、市易等外，更須兼行水利和鹽法。
鹽是任何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愈是窮人，鹽在消費比率中的地位愈高，向來是政府重要的稅源。
宋代，鹽和茶且因是政府專賣的物資，在國家财政收入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江南是食鹽的主要産地之一，政府在各地遍設榷場，統一購銷。
由于公定的收購價格偏低，不但使鹽民的生活困苦不堪，而鹽法尤為峻刻，小民偶犯鹽例，立即流配（充軍），于是強者常常結合為一支數百人的鹽枭集團，多帶刀杖，公然武裝販運。
地方政府兵力不足，無力制止，又因他們除了販運私鹽外，不做其他壞事，所以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不管他們了。
但是私鹽在總産量内占了相當大的數量時，便明顯影響國家收入，中央政府就不得不管了。
熙甯五年（1072），據兩浙發運使的報告，杭、越、湖三州，不行新法，鹽的公賣收益不足。
于是，中央派遣盧秉提舉兩浙鹽事。
王安石初設制置條例司，第一次派赴各路考察農田水利的八個特使，盧秉是其中的一人，根據盧秉調查地方鹽業所制訂的改革方案，就叫“盧秉鹽法”，名義上雖說是要振興鹽業，改善鹽民生活，實際上則是欲以酷烈的刑罰，杜絕私鹽的販賣而已。
盧秉奉派前來督導兩浙鹽務，一方面調派北方的軍隊一千人到杭、越、湖來，加強緝私的力量；一方面厲行鹽法，計算曆年來鹽戶的虧課，不如期清償者，一律用刑獄追索。
沿海制鹽的竈戶，被迫得走投無路，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
有人奏劾他任事以後，鹽課雖然增加了，但是刑獄累累，甚至有母親手刃親生兒子的慘事發生。
據蘇轼所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但是，王安石強辯道：“捕鹽法急，可以止刑。
” 杭州仁和縣的湯村，有赭山、岩門鹽場，盧秉主于該村開鑿一條運鹽河，征召農民千餘人為開河的夫役，轉運使檄請蘇轼前往工地，督導工程進行。
這一千多名被征服役的老百姓，丢棄了自家繁忙的田事，卻來開鑿河道，隻為運鹽之用，生活的憂慮不說，而其時天又久雨不歇，一路皆是泥淖，人人被雨淋得渾身濕透，簡直就像豬鴨一樣，在泥漿中打滾。
河道中段，有一處地下湧沙，長達數裡，開鑿更是困苦。
蘇轼要察看實際施工的情形，也必須在這上淋下淖、窄不容足的工程線道上與牛羊争路，心裡憤郁不平，作《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詩，為老百姓叫屈道：“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
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
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
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
”說他自己：“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
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争。
”心裡着實抱怨，即使回家種田去，頂苦也不過像這樣在泥漿中打滾而已：“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
” 晚上，寄宿在當地的水陸寺裡，則曰：“乞食繞村真為飽，無言對客本非禅。
披榛覓路沖泥入，洗足關門聽雨眠。
”他就這樣辛苦地做他不願做的差事，隻為一飽而已。
其後，他又公差到有鹽場十所的鹽官縣去，天寒地凍裡，奔走鄉野，夙興夜寐，疲憊不堪，作詩寄州衙同僚說：“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衣生棱。
野廬半與牛羊共，曉鼓卻随鴉鵲興。
夜來履破裘穿縫，紅頰曲眉應入夢。
&hellip&hellip”奔波得一身狼狽，皮袍斷裂了縫線，靴子走穿了洞，他真不知所為何來。
從鹽官回杭不久，漕司又請蘇轼赴湖州視察新築的堤岸工程。
荊公實施新政，首先調查全國農田水利的情況，制定農田水利條約，以這個條約，作為後來開發農村的指導原則。
為“天下谷倉”之江南地方，當然是開發工作的中心地區，朝廷多次所派專使和監督财政的兩浙路轉運使，也都特别選任通曉地方情況的農業專家來擔任工作。
江南平原内，有一太湖，古稱震澤，跨越現代的江浙兩省，面積号稱三萬六千頃，湖水東溢，為浏河、黃埔、吳淞諸水，分注長江。
太湖之水，像個大網，網脈向四方流布，澤潤沃野，江浙的富饒，賴有此湖。
但在宋代，太湖流域幾乎年年發生湖水泛濫的災害，使這一片肥沃的田原，歸于荒敗。
政府為挽救财政的困乏，自仁宗朝就開始研究江南水利問題，講求對策。
名臣範仲淹首創治水的議論，依照傳統方法提出了有關疏導海口的幾個方針，未能觸及湖水泛濫的實際成因。
不過因他提倡，引起世人注意，續有各種不同的水利學說發表，其中以蘇州人郏亶（正夫，嘉祐進士）的“治田說”，最有力量。
郏亶認為湖水泛濫的最大原因，是大地主、官僚和寺觀等社會上的特權分子，用盡方法将沼澤地圍起堤牆來，占為私有，稱為水田（又稱湖田、園田或圩田），人人如此築堤圍田，必然将自然的水道堵塞，使太湖的水，失掉了出口，使一向擔任排洩湖水的吳淞江，完全失卻了功能。
所以郏亶認為傳統的治水說，不足以消滅泛濫，要盡水之利，必須以治田為先。
治田成功，可以化水患為水利，達到增強生産的效果。
王安石的農田水利政策，其精神在于抑制富豪的土地兼并，所以郏亶的治田說，極受王安石的贊同，就派他擔任辦理江南水利的職務，俾便實行他的計劃。
計劃中，對于大地主們各為自家田地所挖設的引水道，必須先加整頓，而整頓溝洫，又必先改編私地。
郏亶一經着手，立即遭到地主們強力的反對，造成民間極大的騷亂與動蕩，連王安石的左右手呂惠卿也反對郏亶的做法。
不得罪于巨室，是官僚們的金科玉律，郏亶的水利事業，做了不到半年，就完全失敗了。
郏亶遭遇反對做不下去時，中央派赴江南善後其事者，是中國曆史上屈指可數的大科學家沈括。
王安石對正為江南水利問題發愁的神宗舉薦沈括時說道： “沈括是江南人，熟知該地的土地利弊，其為人謹密，決不會輕舉妄動。
” 神宗沉吟道：“事須慎重計劃，不能再有第二個郏亶，留下大害。
” 沈括實地考察後，制定計劃，奏報朝廷許可，并也得到當地人民的一緻支持。
湖州的改修堤岸工程，即是沈括計劃中的一部分。
湖州位于太湖南岸，距杭州八十公裡。
知州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相貌奇醜，曾問學于陳襄，登進士第，嘉祐中擢右正言，熙甯初知谏院，因與王安石異議，出知廣德軍，現任知湖州事。
他就沈括的計劃，将太湖南岸原有的木造堤防，全部改用大石塊重築，堤高一尋（八尺）有奇，長達百餘裡。
這個堤岸，目的即在防禦松江的溢水為患。
其實改造堤岸，仍然隻是權宜之計，如遇長期霪雨，真的發起大水來，水位漲過堤岸的高度，必然仍将溢水為患，木造石造都是一樣。
兩浙轉運使檄請蘇轼前往湖州實地考察，蘇轼之注意江南水利問題，此行是其發端。
蘇轼與孫莘老是在京師時的老朋友，行前先寄以詩，曆數湖州的名産，如湖島上的橘子、顧渚山的紫筍茶、梅溪的帶蒂木瓜和吳興廚子脍魚的手藝等，要他請客，而曰：“未去先說饞涎垂。
” 孫覺舉行盛大的宴會招待蘇轼，轼行酒令，莫談時事，違令者罰酒一大盞。
《贈孫莘老七絕》中的第一首即是： 嗟予與子久離群，耳冷心灰百不聞。
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
不料此事在後來“詩獄”中亦成罪案之一，真是“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蘇轼認為改築石堤的工程，實在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而自己又不是辦水利事務的人，卻被轉運使派了這個差事，所以贈詩第二首，流露了心裡的不平，詩曰： 天目山前綠浸裾，碧瀾堂上看銜舻。
作堤捍水非吾事，閑送苕溪入太湖。
現代的心理學家說，人在失意的時候，常常會尋求美食，用放縱食欲來補償心理上的缺憾。
贈詩中又一首就說他坐在船上，看人家網魚，那地方的刀魚，腴美非凡，他就想望糟魚的滋味： 三年京國厭藜蒿，長羨淮魚壓楚糟。
今日駱駝橋下泊，恣看修網出銀刀。
蘇轼在湖州結識了幾個不得志的窮朋友，氣味相投，倒是十分愉悅。
一是進士同年邵迎（茂誠），本不相識，如今方才初見。
十五年來，邵氏官僅止于州縣，後又窮死無嗣，蘇轼為作《邵茂誠詩集叙》者。
一是秀才賈收（耘老），烏程人，自此訂交，詩筒往返甚密。
最重要的是，蘇轼此時，始知世有黃庭堅其人。
孫莘老是庭堅的嶽父，取出他的詩文稿來請蘇轼鑒評，蘇轼讀後“聳然驚異”，贊歎不絕。
莘老說：“庭堅詩文之好，人人皆知，但少一個像你這樣的人物，為之稱揚。
” 其時，黃庭堅在北京（大名府）國子監當教授，未能識面，一個滞留北方，一個徘徊江南，一直沒有接觸的機會。
改元元豐後，蘇黃間才有詩書往還，開始文字之交。
蘇轼自來杭州，幾乎席不暇暖地奔走于轄屬各縣之間，使他有機會深入民間，體味窮鄉僻壤裡老百姓真實的生活内容。
他們被政府橫征暴斂，被胥吏壓迫，被豪強侵淩，種種苦難，口不能言，隻好咬緊牙關，忍受饑餓與貧困。
一幅一幅悲慘的景象，呈現在蘇轼的眼前。
古往今來，知識分子本于良知，都自覺有為民代言的責任，何況親眼看到人民的苦難，已經如此深刻和普遍。
除非本是沒有心肝的人，何忍默不作聲？然而，蘇轼現在是外官，在嚴格的官僚體制下，沒有說話的地位，他不能說，也不敢說，于是，如其弟蘇轍為作墓志銘中所代申述者： 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
緣詩人之義，托事以諷，庶幾有補于國，言者從而媒孽之。
&hellip&hellip 如此次湖州之行，道中作《畫魚歌》，乃因三吳水鄉，吳人慣于杖頭釘上長釘，用這釘杖劃水取魚，俗稱“畫魚”。
蘇轼初看覺得非常新鮮，但忽又聯想到法網誅求中整個社會的驚惶和混亂，與釘杖攪亂的水底泥中的鳅鲵一樣可憐。
詩曰： 天寒水落魚在泥，短鈎畫水如耕犁。
渚蒲披折藻荇亂，此意豈複遺鳅鲵。
偶然信手皆虛擊，本不辭勞幾萬一。
一魚中刃百魚驚，蝦蟹奔忙誤跳擲。
漁人養魚如養雛，插竿冠笠驚鹈鹕。
豈知白梃鬧如雨，攪水覓魚嗟已疏。
這一年（熙甯五年，1072）秋冬間，久雨不晴，稻谷都遭水淹。
好不容易等到天晴收割，而市場上的糧價已被壓得很低。
農民繳稅，本來法律規定納米交錢，任從民便。
但自新法實行後，到處都錢荒米賤，于是官吏就一定要錢不要米。
農民将米換錢，隻剩得一半的價值，也等于加倍納稅，這是法外的剝削。
蘇轼一腔悲憤，作《吳中田婦歎》，前一段寫水患，後一段寫虐政，是一首顔色鮮明的政治社會詩，詩曰：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霜風來幾時。
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鐮生衣。
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隴上宿，天晴獲稻随車歸。
汗流肩赪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粃。
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饑。
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裡招羌兒。
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
“龔黃”者，指漢朝的龔遂與黃霸，二人俱以恤民著稱，如今“循吏”滿朝，而人民更苦，其意蓋有諷焉。
“河伯婦”用《史記》西門豹治邺的典故，意謂人民被逼得走投無路，不如效河伯婦之投河。
另一篇《鴉種麥行》，則是指述地方豪強之掠奪農民辛勤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