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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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客東園
熙甯十年（1077）正月，朔風凜冽，大雪紛飛，蘇轼一家冒着寒風大雪行路，将至濟南，知齊州的李常，先派急足來迎，蘇轼次韻答詩，有“敝裘羸馬古河濱，野闊天低糁玉塵。
自笑餐氈典屬國，來看換酒谪仙人”句。
蘇轼常尊公擇為太白，而自比為北海牧羊的蘇武，可能是酒間的玩笑話，成了慣稱。
三個侄子，遲、适、遠都在雪中迎候，帶領他們回家，雖然蘇轍去冬赴京，還沒有回來，但兄弟兩家，闊别多年，一朝團聚，“酒食淋漓渾舍喜”，真是無比歡慶。
蘇轍去冬匆匆赴京，是因朝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有意去作一番觀察，尋找活動的機會。
熙甯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複相，呂惠卿堵塞安石再起的陰謀既完全失敗，同年十月，就被出知陳州。
神宗凜于水旱失常，災禍頻仍，這時候，又有彗星出轸的異象發生，帝權雖是至上，但是不能不怕天怒，所以避殿減膳，诏求直言。
安石進曰：“天道茫遠，未免妄誕。
先王雖有官占，所言者，卻還都是人事。
” 神宗就盯着他道：“聞民間殊苦新法。
” “祁寒暑雨，民猶咨怨，此毋甯恤。
”安石對答。
皇上顯然有被蒙蔽的憤怒，诘曰：“老百姓莫非連祁寒暑雨之怨也都沒有嗎？” 安石碰了這個釘子，郁郁不樂，就此稱病不出。
但是，神宗沒有其他辦法，還是再三慰勉，促令複起視事。
殊不知安石此時，曾、呂皆去，無人為助，隻可依賴他的兒子王雱，而王雱雖有才幹，到底是個狂率少年，他要徹底打擊呂惠卿，卻被惠卿反告一狀。
安石知道了，非常責怪他的莽撞，雱恚慎不平，患發背疽而死。
安石再相後，眼前情況，已與從前大不相同，皇上的信心也已不如往昔，無可作為，屢次稱病求去。
到這個獨子忽爾病亡，老人悲傷不堪，萬念灰滅，力請解職，神宗知道留他無益，才命以使相判江甯府，歸居金陵（今江蘇南京），時在熙甯九年（1076）之十月。
新政派的大頭既皆罷出，帝以吳充、王珪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吳充，字沖卿，與王安石進士同年，年亦相同，又是兒女親家，私人關系非常密切。
由于安石的提拔，熙甯間得越兩制三十餘輩舊人，擢為三司使、樞密副使等要職；但在政治上，吳充卻并不贊同安石的作為，屢次向皇上陳說新法種種不便，神宗也因為他一向中立無與，所以用以為相。
他一上台，處處要顯示與安石不同。
他請帝召還司馬光、呂公著等，力薦因與安石論事不協而遭貶斥的李常、程颢諸人，又稍變新法，多所修正，甚至将安石家兄弟間不睦的私事，也在皇帝面前講了。
無論從皇帝的意向上，還是吳充的作為上來看，這都是政治上一個轉變的關鍵。
其時，蘇轍适罷齊州掌書記的職務，他想捕捉這個變局開始的機會，就匆匆上京，上書皇帝，力言青苗、保甲、免役、市易四事的弊害，以為“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歎，願其速改。
今者皇天悔禍，啟導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睹寬政”，所以請求朝廷即行罷免前述四大弊事，不要太多顧慮，遲遲不決，以失天下民心雲雲。
蘇轼不大現實，對于王安石之再度罷相，認為是一個迷信古書、不達世務的學者，出來操持實際政治，不自量力，終告失敗，借《贈錢道人》詩，緻其無限的悲憫： 書生苦信書，世事仍臆度。
不量力所負，輕出千鈞諾。
當時一快意，事過有餘怍。
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
我生涉憂患，常恐長罪惡。
靜觀殊可喜，腳淺猶容卻。
而況錢夫子，萬事初不作。
相逢更何言，無病亦無藥。
政治波浪中，難得出現一個機會，在這個時機中，蘇氏兄弟表現不同，蘇轍是個行動者，而蘇轼隻是個言論家而已。
蘇轍在京，寄寓郊外範鎮的東園，蜀公與蘇家是鄉裡世舊，留轍在京度歲，所以至今未回。
李常邀蘇轼遊濟南名勝&mdash&mdash大明湖，臨水設宴，舉行折花盛會，公擇又取出他的外甥黃庭堅一束詩文稿來，請轼指教。
其時，庭堅仍在北京國子監當教授，雖然還是無緣相見，但對蘇轼這位學養深厚的人，自有更深一層的印象。
蘇轼在濟南弟弟家住了個把月，日與李常縱談劇飲，他說喝得幾乎把頭都浸到酒裡去了。
二月上旬，才離濟南，蘇轍出京來迎，相遇于澶濮之間的道上，自蘇轼赴杭，後又移知密州，兄弟二人不相見者，已經七年了。
蘇轼約他老弟同往河中，不料行至陳橋驿，奉到诏告，又被改知徐州軍州事。
相将至京師的陳橋門，卻為門官所阻，當時有旨，外官非奉诏，一律不許入國門，于是，隻好同回東園，《栾城集》詩《自南京寄範景仁》，有雲： 敝裘瘦馬不知路，獨向城西尋隐君。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欣然為我解東閣，明窗淨幾舒華茵。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我兄東來自東武（密州），走馬出見黃河濱。
及門卻遣不得入，回顧欲去行無人。
東園桃李正欲發，開門借與停車輪。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留連四月聽鶗鴂，扁舟一去浮奔渾。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蘇氏兄弟在東園一住兩個多月，說是為蘇轼長子邁娶婦于京師，恐亦不盡為此。
其時邁年十九，娶的是同鄉王宜甫的女兒。
當時通行早婚，蘇轼也是十九歲結婚的，蘇轍更早，隻有十七歲。
蘇轼到後不久，東園主人範鎮忽有嵩洛之遊，蘇轼作詩送行，有“小人真暗事，閑退豈公難。
道大吾何病，言深聽者寒”句，蓋從前新政派逼迫範鎮退休，王安石又剝奪一切應與的恩禮，蘇轼心頗不平，此時才敢一吐。
範鎮行前，設宴東園道别，似有不少叮咛，所以蘇轼作《次韻景仁留别》詩，有“臨行一杯酒，此意重山嶽”的話，其間蛛絲馬迹，都可看出他們三人正在進行一個計劃，蜀公此行就是為鼓勵那位在洛陽閉戶纂書的司馬光，出山來匡救時弊，撫慰蒼生。
這些元老們，雖然身在江湖，心當仍存社稷，今則更有“安石已矣，其如帝何”的關切。
範鎮與司馬光交誼非常深切，在朝時議論如出一口，司馬光信為笃誠君子，所以，要說動君實出山，範鎮是第一人選。
範鎮到洛陽後與司馬光的讨論如何，雖不清楚，但司馬光曾自洛陽贻書吳充，書曰： 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
民困于煩苛，迫于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
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
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
&hellip&hellip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
失今不治，遂為瘤疾矣。
司馬此函，與蘇轍上神宗皇帝書裡的建議，如出一轍。
當此“曙光一現”的轉變期中，蘇轼回到别已七年的京城，心裡卻另有一番特别的感受。
檢點變法之初，在京時所作言論，大都出于狂熱的意氣，缺乏冷靜思考，也有很多不盡合理之處，至安石已去，反而覺得今日朝堂中，就缺乏像他這麼一個敢作敢為的勇者，痛自檢點，頗有悔意。
宋至熙甯年間，國家處境，非有一番徹底變革，無以救危圖存。
荊公變法，原是适應時勢要求的産物，并世諸賢，亦莫不抱有求新求變的意圖，即使蘇轼，努力揭發陳弊，亦未始不是力主變革的人，而且部分意見，也有與荊公不謀而合之處。
如朱熹論曰： 熙甯變法，亦是勢當如此，凡荊公所變者，東坡亦欲為之。
及見荊公做得狼狽，遂不複言，卻去攻他。
1 朱熹論蘇，不免門戶之見，并不公平，如蘇轼評騷新法，早在變法之初，豈是看他狼狽，才落井下石的。
不過争論當時，出言落筆，太過意氣用事，卻是事實。
蘇轼今自回顧，當年如有一方面能不那麼偏執，依神宗目前之能從善如流，情形絕不會如現在這樣糟糕。
這次離京後，在與老友滕達道（元發）書中，痛自悔咎道：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為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見，至有同異之論。
雖此心耿耿，歸于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
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
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
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則憂患愈深。
歐陽修次子歐陽奕來訪，亦曾勸他。
奕字仲純，時官光祿寺丞，聽說蘇轼住在東園，他就襆被來訪，對床夜話，直到天光大白。
他們有說不盡的話題，謀道憂時，無所不談，而仲純所關切的，是政治場中，人情險惡，勸蘇轼必須保身遠禍。
蘇轼十分感動，他說：“仲純說這話時，那副懇摯的神情，完全和文忠公一模一樣。
” 二蘇住在東園，等待主人歸來，這期間，蘇轼忙于為長子完婚，為次子醫病。
蘇迨先天不足，幼不能行，後來雖然會走，但身子依然單薄，常常生病。
蘇轍少時也是一樣，夏則病脾，食欲不振，秋則病肺，畏寒，後在陳州做學官時，得道士李若之傳授服氣法，行之一年，所有病痛，不藥自愈。
蘇轼認為學道養氣，至足有餘者，便能以氣與人，氣足，即百病不侵。
其時，李道士适在京師，就将他請來，與蘇迨對面坐了，為他“布氣”。
蘇迨覺得臍腹間如被初日所照，溫暖舒服，以後，他果然日漸健壯起來了。
蘇轼忽接驸馬都尉王诜折柬邀約，定期于北城外之四照亭中相見。
王诜，字晉卿，太原人，開國元勳王全斌的後裔，尚英宗之女賢惠公主，而公主與今上神宗，是出于宣仁高後的同胞兄妹，他是金枝玉葉的皇親國戚。
王诜是當代山水畫的名家，繼承李營丘（成）後的松石寒林一派的大師，他與蘇轼在繪畫藝術上交好。
三月初二寒食節，蘇轼應約前往，隻見四照亭前，金鞍玉勒的駿馬，排列成行，仆從無數，往來祗應，行帳間香霧蒙蒙，一派豪華氣象。
晉卿設酒待客，帶來六七個侍姬，招呼席面，斟酒下食，個個長得像畫中美人一樣豔麗，蘇轼覺得周昉2畫的美人還嫌太肥一點，而眼前這幾個侍姬，卻都嬌小玲珑，光彩照人，蘇轼自認從來不曾見過如此的絕色。
酒過三巡，管弦随作，清歌曼度，如聞仙樂。
兩年後，蘇轼還懷念此日的北城之遊，走筆為詩寄晉卿雲： 北城寒食煙火微，落花蝴蝶作團飛。
王孫出遊樂忘歸，門前骢馬紫金??。
吹笙帳底煙霏霏，行人舉頭誰敢睎。
扣門狂客君不麾，更遣傾城出翠帷。
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覺周昉肥。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酒酣，倩奴求轼作曲，便為當筵歌唱，蘇轼作《洞仙歌》一首、《喜長春》一首與之。
但今存元本、毛本《東坡樂府》，皆無此二詞，疑《喜長春》即是《??人嬌》的别名。
《??人嬌》題作《小王都尉席上贈侍人》： 滿院桃花，盡是劉郎未見。
于中更、一枝纖軟。
仙家日月，笑人間春晚。
濃睡起，驚飛亂紅千片。
蜜意難傳，羞容易變。
平白地、為伊腸斷。
問君終日，怎安排心眼。
須信道，司空自來見慣。
蘇轼自認窮書生少見多怪，要如貴族們司空見慣，任她國色天香，也不會神魂颠倒。
翌日，王诜送來韓幹畫馬十二匹，共六軸，求轼題跋。
蘇轼論馬（畫）之作甚多，他總堅持一個信念，“生命，隻能存在于自由生活之中”。
養尊處優的廄馬，金羁玉勒，盡失本性，養得太肥了，就顯不出馬的俊骨來。
韓幹這幅牧馬圖上，十二匹馬，在平沙細草上，争先恐後地争馳，才有人馬相得之趣。
詩略曰： 衆工舐筆和朱鉛，先生曹霸弟子韓。
廄馬多肉尻脽圓，肉中畫骨誇尤難。
金羁玉勒繡羅鞍，鞭棰刻烙傷天全，不如此圖近自然。
平沙細草荒芊綿，驚鴻脫兔争後先。
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首服短轅。
“何必俯首服短轅”，蘇轼哀馬，亦所以自哀。
範鎮去洛陽打了一個來回，費時不過一月，可謂來去匆匆，然而他們三人的想望，都落了空。
吳充拜相之初，曾請朝廷召還司馬光、呂公著等，而帝不答，神宗不認為習故安常的老臣，能夠匡救時艱。
司馬光贻書吳充，所說各點，吳充亦不能用，蓋皇上用兵複恥之念未息，而用兵需财，凡是含有财政目的的新法，也就不能停罷。
東園主人一回來，二蘇立刻告辭，他們在京逗留已經過久，蘇轼要趕往徐州到任。
範鎮從洛陽帶來司馬光寫寄蘇轼的《題超然台詩》，蘇也不及作複，到徐州後才寫《與司馬溫公書》曰： 春末，景仁丈自洛還，伏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忭累日。
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随分紛冗，久稽裁謝，悚怍無已。
某強顔苟祿忝竊，所愧于左右者多矣。
未涯瞻奉，惟冀為國自重，謹啟。
五月初，司馬光又将所作《獨樂園記》寫寄徐州，蘇轼報書曰： 某再啟
自笑餐氈典屬國，來看換酒谪仙人”句。
蘇轼常尊公擇為太白，而自比為北海牧羊的蘇武，可能是酒間的玩笑話，成了慣稱。
三個侄子，遲、适、遠都在雪中迎候，帶領他們回家，雖然蘇轍去冬赴京，還沒有回來，但兄弟兩家，闊别多年，一朝團聚，“酒食淋漓渾舍喜”，真是無比歡慶。
蘇轍去冬匆匆赴京，是因朝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有意去作一番觀察，尋找活動的機會。
熙甯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複相，呂惠卿堵塞安石再起的陰謀既完全失敗，同年十月，就被出知陳州。
神宗凜于水旱失常，災禍頻仍，這時候，又有彗星出轸的異象發生，帝權雖是至上，但是不能不怕天怒，所以避殿減膳，诏求直言。
安石進曰：“天道茫遠，未免妄誕。
先王雖有官占，所言者，卻還都是人事。
” 神宗就盯着他道：“聞民間殊苦新法。
” “祁寒暑雨，民猶咨怨，此毋甯恤。
”安石對答。
皇上顯然有被蒙蔽的憤怒，诘曰：“老百姓莫非連祁寒暑雨之怨也都沒有嗎？” 安石碰了這個釘子，郁郁不樂，就此稱病不出。
但是，神宗沒有其他辦法，還是再三慰勉，促令複起視事。
殊不知安石此時，曾、呂皆去，無人為助，隻可依賴他的兒子王雱，而王雱雖有才幹，到底是個狂率少年，他要徹底打擊呂惠卿，卻被惠卿反告一狀。
安石知道了，非常責怪他的莽撞，雱恚慎不平，患發背疽而死。
安石再相後，眼前情況，已與從前大不相同，皇上的信心也已不如往昔，無可作為，屢次稱病求去。
到這個獨子忽爾病亡，老人悲傷不堪，萬念灰滅，力請解職，神宗知道留他無益，才命以使相判江甯府，歸居金陵（今江蘇南京），時在熙甯九年（1076）之十月。
新政派的大頭既皆罷出，帝以吳充、王珪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吳充，字沖卿，與王安石進士同年，年亦相同，又是兒女親家，私人關系非常密切。
由于安石的提拔，熙甯間得越兩制三十餘輩舊人，擢為三司使、樞密副使等要職；但在政治上，吳充卻并不贊同安石的作為，屢次向皇上陳說新法種種不便，神宗也因為他一向中立無與，所以用以為相。
他一上台，處處要顯示與安石不同。
他請帝召還司馬光、呂公著等，力薦因與安石論事不協而遭貶斥的李常、程颢諸人，又稍變新法，多所修正，甚至将安石家兄弟間不睦的私事，也在皇帝面前講了。
無論從皇帝的意向上，還是吳充的作為上來看，這都是政治上一個轉變的關鍵。
其時，蘇轍适罷齊州掌書記的職務，他想捕捉這個變局開始的機會，就匆匆上京，上書皇帝，力言青苗、保甲、免役、市易四事的弊害，以為“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歎，願其速改。
今者皇天悔禍，啟導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睹寬政”，所以請求朝廷即行罷免前述四大弊事，不要太多顧慮，遲遲不決，以失天下民心雲雲。
蘇轼不大現實，對于王安石之再度罷相，認為是一個迷信古書、不達世務的學者，出來操持實際政治，不自量力，終告失敗，借《贈錢道人》詩，緻其無限的悲憫： 書生苦信書，世事仍臆度。
不量力所負，輕出千鈞諾。
當時一快意，事過有餘怍。
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
我生涉憂患，常恐長罪惡。
靜觀殊可喜，腳淺猶容卻。
而況錢夫子，萬事初不作。
相逢更何言，無病亦無藥。
政治波浪中，難得出現一個機會，在這個時機中，蘇氏兄弟表現不同，蘇轍是個行動者，而蘇轼隻是個言論家而已。
蘇轍在京，寄寓郊外範鎮的東園，蜀公與蘇家是鄉裡世舊，留轍在京度歲，所以至今未回。
李常邀蘇轼遊濟南名勝&mdash&mdash大明湖，臨水設宴，舉行折花盛會，公擇又取出他的外甥黃庭堅一束詩文稿來，請轼指教。
其時，庭堅仍在北京國子監當教授，雖然還是無緣相見，但對蘇轼這位學養深厚的人，自有更深一層的印象。
蘇轼在濟南弟弟家住了個把月，日與李常縱談劇飲，他說喝得幾乎把頭都浸到酒裡去了。
二月上旬，才離濟南，蘇轍出京來迎，相遇于澶濮之間的道上，自蘇轼赴杭，後又移知密州，兄弟二人不相見者，已經七年了。
蘇轼約他老弟同往河中，不料行至陳橋驿，奉到诏告，又被改知徐州軍州事。
相将至京師的陳橋門，卻為門官所阻，當時有旨，外官非奉诏，一律不許入國門，于是，隻好同回東園，《栾城集》詩《自南京寄範景仁》，有雲： 敝裘瘦馬不知路，獨向城西尋隐君。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欣然為我解東閣，明窗淨幾舒華茵。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我兄東來自東武（密州），走馬出見黃河濱。
及門卻遣不得入，回顧欲去行無人。
東園桃李正欲發，開門借與停車輪。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留連四月聽鶗鴂，扁舟一去浮奔渾。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蘇氏兄弟在東園一住兩個多月，說是為蘇轼長子邁娶婦于京師，恐亦不盡為此。
其時邁年十九，娶的是同鄉王宜甫的女兒。
當時通行早婚，蘇轼也是十九歲結婚的，蘇轍更早，隻有十七歲。
蘇轼到後不久，東園主人範鎮忽有嵩洛之遊，蘇轼作詩送行，有“小人真暗事，閑退豈公難。
道大吾何病，言深聽者寒”句，蓋從前新政派逼迫範鎮退休，王安石又剝奪一切應與的恩禮，蘇轼心頗不平，此時才敢一吐。
範鎮行前，設宴東園道别，似有不少叮咛，所以蘇轼作《次韻景仁留别》詩，有“臨行一杯酒，此意重山嶽”的話，其間蛛絲馬迹，都可看出他們三人正在進行一個計劃，蜀公此行就是為鼓勵那位在洛陽閉戶纂書的司馬光，出山來匡救時弊，撫慰蒼生。
這些元老們，雖然身在江湖，心當仍存社稷，今則更有“安石已矣，其如帝何”的關切。
範鎮與司馬光交誼非常深切，在朝時議論如出一口，司馬光信為笃誠君子，所以，要說動君實出山，範鎮是第一人選。
範鎮到洛陽後與司馬光的讨論如何，雖不清楚，但司馬光曾自洛陽贻書吳充，書曰： 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
民困于煩苛，迫于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
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
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
&hellip&hellip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
失今不治，遂為瘤疾矣。
司馬此函，與蘇轍上神宗皇帝書裡的建議，如出一轍。
當此“曙光一現”的轉變期中，蘇轼回到别已七年的京城，心裡卻另有一番特别的感受。
檢點變法之初，在京時所作言論，大都出于狂熱的意氣，缺乏冷靜思考，也有很多不盡合理之處，至安石已去，反而覺得今日朝堂中，就缺乏像他這麼一個敢作敢為的勇者，痛自檢點，頗有悔意。
宋至熙甯年間，國家處境，非有一番徹底變革，無以救危圖存。
荊公變法，原是适應時勢要求的産物，并世諸賢，亦莫不抱有求新求變的意圖，即使蘇轼，努力揭發陳弊，亦未始不是力主變革的人，而且部分意見，也有與荊公不謀而合之處。
如朱熹論曰： 熙甯變法，亦是勢當如此，凡荊公所變者，東坡亦欲為之。
及見荊公做得狼狽，遂不複言，卻去攻他。
1 朱熹論蘇，不免門戶之見，并不公平，如蘇轼評騷新法，早在變法之初，豈是看他狼狽，才落井下石的。
不過争論當時，出言落筆，太過意氣用事，卻是事實。
蘇轼今自回顧，當年如有一方面能不那麼偏執，依神宗目前之能從善如流，情形絕不會如現在這樣糟糕。
這次離京後，在與老友滕達道（元發）書中，痛自悔咎道：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為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見，至有同異之論。
雖此心耿耿，歸于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
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
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
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則憂患愈深。
歐陽修次子歐陽奕來訪，亦曾勸他。
奕字仲純，時官光祿寺丞，聽說蘇轼住在東園，他就襆被來訪，對床夜話，直到天光大白。
他們有說不盡的話題，謀道憂時，無所不談，而仲純所關切的，是政治場中，人情險惡，勸蘇轼必須保身遠禍。
蘇轼十分感動，他說：“仲純說這話時，那副懇摯的神情，完全和文忠公一模一樣。
” 二蘇住在東園，等待主人歸來，這期間，蘇轼忙于為長子完婚，為次子醫病。
蘇迨先天不足，幼不能行，後來雖然會走，但身子依然單薄，常常生病。
蘇轍少時也是一樣，夏則病脾，食欲不振，秋則病肺，畏寒，後在陳州做學官時，得道士李若之傳授服氣法，行之一年，所有病痛，不藥自愈。
蘇轼認為學道養氣，至足有餘者，便能以氣與人，氣足，即百病不侵。
其時，李道士适在京師，就将他請來，與蘇迨對面坐了，為他“布氣”。
蘇迨覺得臍腹間如被初日所照，溫暖舒服，以後，他果然日漸健壯起來了。
蘇轼忽接驸馬都尉王诜折柬邀約，定期于北城外之四照亭中相見。
王诜，字晉卿，太原人，開國元勳王全斌的後裔，尚英宗之女賢惠公主，而公主與今上神宗，是出于宣仁高後的同胞兄妹，他是金枝玉葉的皇親國戚。
王诜是當代山水畫的名家，繼承李營丘（成）後的松石寒林一派的大師，他與蘇轼在繪畫藝術上交好。
三月初二寒食節，蘇轼應約前往，隻見四照亭前，金鞍玉勒的駿馬，排列成行，仆從無數，往來祗應，行帳間香霧蒙蒙，一派豪華氣象。
晉卿設酒待客，帶來六七個侍姬，招呼席面，斟酒下食，個個長得像畫中美人一樣豔麗，蘇轼覺得周昉2畫的美人還嫌太肥一點，而眼前這幾個侍姬，卻都嬌小玲珑，光彩照人，蘇轼自認從來不曾見過如此的絕色。
酒過三巡，管弦随作，清歌曼度，如聞仙樂。
兩年後，蘇轼還懷念此日的北城之遊，走筆為詩寄晉卿雲： 北城寒食煙火微，落花蝴蝶作團飛。
王孫出遊樂忘歸，門前骢馬紫金??。
吹笙帳底煙霏霏，行人舉頭誰敢睎。
扣門狂客君不麾，更遣傾城出翠帷。
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覺周昉肥。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酒酣，倩奴求轼作曲，便為當筵歌唱，蘇轼作《洞仙歌》一首、《喜長春》一首與之。
但今存元本、毛本《東坡樂府》，皆無此二詞，疑《喜長春》即是《??人嬌》的别名。
《??人嬌》題作《小王都尉席上贈侍人》： 滿院桃花，盡是劉郎未見。
于中更、一枝纖軟。
仙家日月，笑人間春晚。
濃睡起，驚飛亂紅千片。
蜜意難傳，羞容易變。
平白地、為伊腸斷。
問君終日，怎安排心眼。
須信道，司空自來見慣。
蘇轼自認窮書生少見多怪，要如貴族們司空見慣，任她國色天香，也不會神魂颠倒。
翌日，王诜送來韓幹畫馬十二匹，共六軸，求轼題跋。
蘇轼論馬（畫）之作甚多，他總堅持一個信念，“生命，隻能存在于自由生活之中”。
養尊處優的廄馬，金羁玉勒，盡失本性，養得太肥了，就顯不出馬的俊骨來。
韓幹這幅牧馬圖上，十二匹馬，在平沙細草上，争先恐後地争馳，才有人馬相得之趣。
詩略曰： 衆工舐筆和朱鉛，先生曹霸弟子韓。
廄馬多肉尻脽圓，肉中畫骨誇尤難。
金羁玉勒繡羅鞍，鞭棰刻烙傷天全，不如此圖近自然。
平沙細草荒芊綿，驚鴻脫兔争後先。
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首服短轅。
“何必俯首服短轅”，蘇轼哀馬，亦所以自哀。
範鎮去洛陽打了一個來回，費時不過一月，可謂來去匆匆，然而他們三人的想望，都落了空。
吳充拜相之初，曾請朝廷召還司馬光、呂公著等，而帝不答，神宗不認為習故安常的老臣，能夠匡救時艱。
司馬光贻書吳充，所說各點，吳充亦不能用，蓋皇上用兵複恥之念未息，而用兵需财，凡是含有财政目的的新法，也就不能停罷。
東園主人一回來，二蘇立刻告辭，他們在京逗留已經過久，蘇轼要趕往徐州到任。
範鎮從洛陽帶來司馬光寫寄蘇轼的《題超然台詩》，蘇也不及作複，到徐州後才寫《與司馬溫公書》曰： 春末，景仁丈自洛還，伏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忭累日。
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随分紛冗，久稽裁謝，悚怍無已。
某強顔苟祿忝竊，所愧于左右者多矣。
未涯瞻奉，惟冀為國自重，謹啟。
五月初，司馬光又将所作《獨樂園記》寫寄徐州，蘇轼報書曰： 某再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