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烏台詩獄
關燈
小
中
大
一 始作俑者&mdash&mdash沈括
沈括，字存中，浙江錢塘人，博學善文詞，于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蔔算，無不通曉，在中國曆史上，自漢有張衡後，他是第二個正史有傳的科學家。
雖然是科學史上成就極大的學者，但在那個時代，士非從政，即無其他出路，而他在現實政治裡所表現的角色，卻是個反複無常的小人。
這與他才能卓越而早年甚不得意有極大的關系。
沈括家貧，遲至三十一歲才中進士，自入仕途，即被冠蓋榮華所眩惑，使他熱衷利祿，竭力營謀進用。
熙甯之初，王安石變法，沈括也曾參與過三司條例司的工作。
當時，王安石權勢正盛，沈括有心依附，竭力擁護新法，安石初亦相當器重他的才能，但是不久就看穿了他的人品。
保甲法将行時，神宗有意委任沈括專主其事，而安石對曰：“沈括壬（小）人，不可親近。
”熙甯六年（1073），沈括才開始得意起來，先是入館閣，為集賢校理，奉诏詳定三司令敕，繼複被派為兩浙路察訪使，口銜天憲，出為欽差大臣了。
陛辭請訓時，神宗面論中，有道：“蘇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 沈括到了杭州，與蘇轼交往論舊，非常熱絡。
将去，要求蘇轼手錄近作詩一通，留為紀念，這也是朋友間的常事，蘇轼也不疑有他，就寫了送他。
其實，沈括心裡非常嫉妒蘇轼，神宗的殿論，對他是一個強烈的刺激，而他又知道安石甚惡蘇轼，所以回京後，除了極口贊揚青苗、助役諸法，絕無不便于民之外，随即将蘇轼的近詩，逐首加以箋注，附在察訪報告裡，簽貼進呈，告他“詞皆讪怼”。
1 神宗置之不問，但是滿朝的人，都已知道有此一事，自然有人告訴蘇轼。
蘇轼認為這種捕風捉影的忌謗之言，英明的皇上不會信他，并不放在心上，倒在寫給劉恕的信上，自嘲道：“不憂進了也。
”意思是不愁沒有人把我的作品進呈禦覽了。
這出把戲，經過五六年，一直沒事。
不料元豐二年，李定、舒亶等人媒孽誣害，所用的手段，就完全是從沈括學的。
蘇轍為兄下獄所上書中提到：“向者曾經臣僚繳進，陛下置而不問。
”指的就是他，所以說，烏台詩獄案的始作俑者，實是沈括。
王安石二次罷相，舉吳充自代。
這時候，沈括官已升至掌理全國财政的三司使，他要走新相國的門路，又看出吳充的作風，事事欲與荊公為異，就秘密條陳常平役法不便諸端，獻與吳充，吳便袖在衣筒裡，密呈神宗。
事為禦史知雜事的蔡确所聞，上疏言： 新法始行，朝廷恐有未便，故諸路各出察訪，以視民願否。
是時，沈括實為兩浙路察訪使。
還，盛言新法可行，百姓悅從，朝廷以其言為可信。
今王安石出，吳充為相，乃徇時好惡，诋毀良法。
其前後之言，自相背戾如此。
疏入，神宗甚惡沈括的反複無常，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貶宣州。
2 所以，烏台詩獄發生時，沈括已不在京師。
蘇轼于元豐二年四月二十日到湖州任，按例，進謝上表。
&hellip&hellip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
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
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
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
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
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
知其愚不适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
魚鳥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
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
不料這篇表文，也會惹禍。
二 被台谏圍剿 宋朝的谏官制度，與唐代不同。
唐代的谏官，隸于門下省，轄屬宰相，所以常為宰相執言，谏诤的對象是皇帝。
宋初，為防大臣專擅，産生侵主的權臣，所以定制谏官皆由皇帝親自選擢，不得由宰相薦舉，于是台谏的地位，就超然獨立，越出執政之外，同時畀以重權，不但有權糾繩大臣，并且可以随時彈劾執政。
朝廷更許谏臣“風聞言事”，說錯話可以不負言責，這固然是皇帝欲依谏官為耳目口舌，鼓勵言論的方法，但使台谏的權勢，變成毫無統馭的野馬。
蘇轼從前上皇帝書中，就曾說過：“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不料今日，竟然身被其禍。
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台谏官的人選，就非常重要，必須個個都是公忠體國之士，否則，如輕付小人以淩駕執政的地位和權力，他如濫用權力，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神宗确然是個勇于有為的英王，後世史家批評他尚義而好名，本來這也不是大缺點，問題出在他隻知要維護尊重輿論的立場，而不深察言事官黨争的私心和奔競利祿的私欲。
他接受了台谏們的“控”狀，還以為不過找蘇轼來問個明白而已，并不覺得事情有那麼嚴重，後來才覺察到台谏們是有計劃的結夥陷害，而蘇轼實陷冤誣，再圖救贖，但這場出死入生的文字獄，卻已如火如荼地燒了起來。
以李定為首的這些台谏官，他們之所以要興起這場詩獄，目的在打擊保守派的潛在勢力，摧毀他們重登政壇的機會，借以鞏固王安石去位後，力量已顯薄弱的新政派的既得政權，是非常明白的事情。
當時的情況是，專政十餘年的王安石已經黯然離京，呂惠卿陰謀敗露，一時決難再起；帝以吳充為相，不過地位中立；王珪是個鄉願式的老官僚，雖然竭誠擁護新政，依附安石，但其政治上的聲望地位，實不足以領導群倫，能力上也不太能夠配合急求事功的皇帝。
他們雖然接下了荊公所遺的重擔，但卻顯得十分吃力。
另一方面，天下所矚目的“真相”，卻在洛陽，受苦受難的老百姓所仰望的及時雨，是婦孺皆知的司馬光。
萬一有一天，神宗覺得無人能為國家做事，念頭一轉，真讓司馬複出的話，以他那種隻一不二的脾氣，這批由王安石選拔出來的“新進”，連現有的祿位都不保了，還有什麼政治前途可言？ 何況王珪僥幸登上相位，急需幹部，所以李定等人就攘臂而起，願為打手。
但是司馬光遠居洛陽，閉戶著書，絕口不談國事，沒有辦法議論他；而王安石公開指責過蘇轼是司馬光反對新政的幕後智囊人物，更有沈括那道“譏讪朝政”的老藥方，可以故技重演，退求其次，殺雞儆猴。
于是，倒黴的蘇轼，禍從天降，就做了新舊政争中的“代罪羔羊”。
他們又以集體圍剿的方式，使尚義而好名的神宗無法回護。
元豐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由權監察禦史裡行的何正臣首先發難，上劄論蘇轼到湖州任謝上表中，有“知其愚不适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指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又說：“一有水旱之災，盜賊之變，轼必倡言歸咎新法，喜動顔色。
轼所為譏諷文字，傳于人者甚衆。
今獨取镂版而鬻于市者進呈。
” 繼起者，亦為監察禦史裡行的舒亶，進劄子說：“臣伏見知湖州蘇轼進謝上表，有譏切時事之言。
流俗翕然，争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
” 這一段冒頭，顯與何正臣互為呼應，其下正文，則獨選可以附會為“謗讪君上”的文字，以激怒神宗，陷蘇轼于“大不敬”的殺頭之罪，用心非常狠毒，文略曰： 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赢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緻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忘解味，爾來三月食無鹽”。
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諷為主。
小則镂版，大則刻石，傳布中外，自以為能。
其尤甚者，至遠引衰漢梁窦專朝之士，雜取小說燕蝠争晨昏之語，旁屬大臣，而緣以指斥乘輿，蓋可謂大不恭矣。
伏望付轼有司，論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為人臣子者，不勝忠憤懇切之至。
以上兩件，神宗批交中書複議。
舒亶，字信道，慈溪人，治平二年進士，初為縣尉，坐手殺人罪，已被停廢多年。
張商英為禦史，言其才可用，始得改官。
3 舒亶得張商英的推薦，始從廢籍中鑽出頭來，重入仕途，辦了蘇轼詩獄案後，他就得意起來，接了張璪知谏院的後任。
其時，商英為中書檢正，給他寫了一封信，并将他的女婿王沩之的課業，送請察看，總不外是私人之間請托的小事。
誰知他翻臉無情，立即上章舉發，曰：“商英官居宰屬，而臣職在言路，事涉幹請，不敢隐默，将各件繳進。
”商英因此降為館閣校勘，監江甯酒。
舒亶之為不折不扣的小人，其為士大夫所不齒，非僅蘇轼一案。
其間，有個國子博士李宜之，初得提舉淮東常平，他也來插上一手。
無他，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官，若能參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
奏狀說： 昨任提舉淮東常平，過宿州靈壁鎮，有張碩秀才稱：蘇轼與本家撰《靈壁張氏園亭記》，内稱“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
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
是教天下之人，必無進之心，以亂取士之法。
無尊君之義，虧大忠之節，顯涉譏諷，乞賜根勘。
緊接着是權禦史中丞李定的壓軸戲，七月二日上劄言蘇轼有可廢之罪四，略曰： 知湖州蘇轼，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有可廢之罪四：轼先騰沮毀之論，陛下稍置之不問，容其改過，轼怙終不悔，其惡已著，此一可廢也。
古人教而不從，然後誅之，蓋吾之所以俟之者盡，然後戮辱随焉，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謂盡矣，而傲悖之語，日聞中外，此二可廢也。
轼所為文辭，雖不中理，亦
雖然是科學史上成就極大的學者，但在那個時代，士非從政，即無其他出路，而他在現實政治裡所表現的角色，卻是個反複無常的小人。
這與他才能卓越而早年甚不得意有極大的關系。
沈括家貧，遲至三十一歲才中進士，自入仕途，即被冠蓋榮華所眩惑，使他熱衷利祿，竭力營謀進用。
熙甯之初，王安石變法，沈括也曾參與過三司條例司的工作。
當時，王安石權勢正盛，沈括有心依附，竭力擁護新法，安石初亦相當器重他的才能，但是不久就看穿了他的人品。
保甲法将行時，神宗有意委任沈括專主其事，而安石對曰：“沈括壬（小）人，不可親近。
”熙甯六年（1073），沈括才開始得意起來，先是入館閣，為集賢校理，奉诏詳定三司令敕，繼複被派為兩浙路察訪使，口銜天憲，出為欽差大臣了。
陛辭請訓時，神宗面論中，有道：“蘇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 沈括到了杭州，與蘇轼交往論舊，非常熱絡。
将去，要求蘇轼手錄近作詩一通，留為紀念，這也是朋友間的常事，蘇轼也不疑有他，就寫了送他。
其實，沈括心裡非常嫉妒蘇轼，神宗的殿論，對他是一個強烈的刺激，而他又知道安石甚惡蘇轼，所以回京後，除了極口贊揚青苗、助役諸法，絕無不便于民之外，随即将蘇轼的近詩，逐首加以箋注，附在察訪報告裡，簽貼進呈，告他“詞皆讪怼”。
1 神宗置之不問，但是滿朝的人，都已知道有此一事，自然有人告訴蘇轼。
蘇轼認為這種捕風捉影的忌謗之言，英明的皇上不會信他，并不放在心上，倒在寫給劉恕的信上，自嘲道：“不憂進了也。
”意思是不愁沒有人把我的作品進呈禦覽了。
這出把戲，經過五六年，一直沒事。
不料元豐二年，李定、舒亶等人媒孽誣害，所用的手段，就完全是從沈括學的。
蘇轍為兄下獄所上書中提到：“向者曾經臣僚繳進，陛下置而不問。
”指的就是他，所以說，烏台詩獄案的始作俑者，實是沈括。
王安石二次罷相，舉吳充自代。
這時候，沈括官已升至掌理全國财政的三司使，他要走新相國的門路，又看出吳充的作風，事事欲與荊公為異，就秘密條陳常平役法不便諸端，獻與吳充，吳便袖在衣筒裡，密呈神宗。
事為禦史知雜事的蔡确所聞，上疏言： 新法始行，朝廷恐有未便，故諸路各出察訪，以視民願否。
是時，沈括實為兩浙路察訪使。
還，盛言新法可行，百姓悅從，朝廷以其言為可信。
今王安石出，吳充為相，乃徇時好惡，诋毀良法。
其前後之言，自相背戾如此。
疏入，神宗甚惡沈括的反複無常，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貶宣州。
2 所以，烏台詩獄發生時，沈括已不在京師。
蘇轼于元豐二年四月二十日到湖州任，按例，進謝上表。
&hellip&hellip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
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
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
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
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
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
知其愚不适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
魚鳥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
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
不料這篇表文，也會惹禍。
二 被台谏圍剿 宋朝的谏官制度，與唐代不同。
唐代的谏官，隸于門下省，轄屬宰相，所以常為宰相執言，谏诤的對象是皇帝。
宋初，為防大臣專擅，産生侵主的權臣，所以定制谏官皆由皇帝親自選擢，不得由宰相薦舉，于是台谏的地位，就超然獨立，越出執政之外，同時畀以重權，不但有權糾繩大臣，并且可以随時彈劾執政。
朝廷更許谏臣“風聞言事”，說錯話可以不負言責，這固然是皇帝欲依谏官為耳目口舌，鼓勵言論的方法，但使台谏的權勢，變成毫無統馭的野馬。
蘇轼從前上皇帝書中，就曾說過：“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不料今日，竟然身被其禍。
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台谏官的人選，就非常重要，必須個個都是公忠體國之士，否則，如輕付小人以淩駕執政的地位和權力，他如濫用權力，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神宗确然是個勇于有為的英王，後世史家批評他尚義而好名，本來這也不是大缺點，問題出在他隻知要維護尊重輿論的立場，而不深察言事官黨争的私心和奔競利祿的私欲。
他接受了台谏們的“控”狀，還以為不過找蘇轼來問個明白而已，并不覺得事情有那麼嚴重，後來才覺察到台谏們是有計劃的結夥陷害，而蘇轼實陷冤誣，再圖救贖，但這場出死入生的文字獄，卻已如火如荼地燒了起來。
以李定為首的這些台谏官，他們之所以要興起這場詩獄，目的在打擊保守派的潛在勢力，摧毀他們重登政壇的機會，借以鞏固王安石去位後，力量已顯薄弱的新政派的既得政權，是非常明白的事情。
當時的情況是，專政十餘年的王安石已經黯然離京，呂惠卿陰謀敗露，一時決難再起；帝以吳充為相，不過地位中立；王珪是個鄉願式的老官僚，雖然竭誠擁護新政，依附安石，但其政治上的聲望地位，實不足以領導群倫，能力上也不太能夠配合急求事功的皇帝。
他們雖然接下了荊公所遺的重擔，但卻顯得十分吃力。
另一方面，天下所矚目的“真相”，卻在洛陽，受苦受難的老百姓所仰望的及時雨，是婦孺皆知的司馬光。
萬一有一天，神宗覺得無人能為國家做事，念頭一轉，真讓司馬複出的話，以他那種隻一不二的脾氣，這批由王安石選拔出來的“新進”，連現有的祿位都不保了，還有什麼政治前途可言？ 何況王珪僥幸登上相位，急需幹部，所以李定等人就攘臂而起，願為打手。
但是司馬光遠居洛陽，閉戶著書，絕口不談國事，沒有辦法議論他；而王安石公開指責過蘇轼是司馬光反對新政的幕後智囊人物，更有沈括那道“譏讪朝政”的老藥方，可以故技重演，退求其次，殺雞儆猴。
于是，倒黴的蘇轼，禍從天降，就做了新舊政争中的“代罪羔羊”。
他們又以集體圍剿的方式，使尚義而好名的神宗無法回護。
元豐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由權監察禦史裡行的何正臣首先發難，上劄論蘇轼到湖州任謝上表中，有“知其愚不适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指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又說：“一有水旱之災，盜賊之變，轼必倡言歸咎新法，喜動顔色。
轼所為譏諷文字，傳于人者甚衆。
今獨取镂版而鬻于市者進呈。
” 繼起者，亦為監察禦史裡行的舒亶，進劄子說：“臣伏見知湖州蘇轼進謝上表，有譏切時事之言。
流俗翕然，争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
” 這一段冒頭，顯與何正臣互為呼應，其下正文，則獨選可以附會為“謗讪君上”的文字，以激怒神宗，陷蘇轼于“大不敬”的殺頭之罪，用心非常狠毒，文略曰： 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赢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緻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忘解味，爾來三月食無鹽”。
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諷為主。
小則镂版，大則刻石，傳布中外，自以為能。
其尤甚者，至遠引衰漢梁窦專朝之士，雜取小說燕蝠争晨昏之語，旁屬大臣，而緣以指斥乘輿，蓋可謂大不恭矣。
伏望付轼有司，論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為人臣子者，不勝忠憤懇切之至。
以上兩件，神宗批交中書複議。
舒亶，字信道，慈溪人，治平二年進士，初為縣尉，坐手殺人罪，已被停廢多年。
張商英為禦史，言其才可用，始得改官。
3 舒亶得張商英的推薦，始從廢籍中鑽出頭來，重入仕途，辦了蘇轼詩獄案後，他就得意起來，接了張璪知谏院的後任。
其時，商英為中書檢正，給他寫了一封信，并将他的女婿王沩之的課業，送請察看，總不外是私人之間請托的小事。
誰知他翻臉無情，立即上章舉發，曰：“商英官居宰屬，而臣職在言路，事涉幹請，不敢隐默，将各件繳進。
”商英因此降為館閣校勘，監江甯酒。
舒亶之為不折不扣的小人，其為士大夫所不齒，非僅蘇轼一案。
其間，有個國子博士李宜之，初得提舉淮東常平，他也來插上一手。
無他，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官，若能參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
奏狀說： 昨任提舉淮東常平，過宿州靈壁鎮，有張碩秀才稱：蘇轼與本家撰《靈壁張氏園亭記》，内稱“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
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
是教天下之人，必無進之心，以亂取士之法。
無尊君之義，虧大忠之節，顯涉譏諷，乞賜根勘。
緊接着是權禦史中丞李定的壓軸戲，七月二日上劄言蘇轼有可廢之罪四，略曰： 知湖州蘇轼，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有可廢之罪四：轼先騰沮毀之論，陛下稍置之不問，容其改過，轼怙終不悔，其惡已著，此一可廢也。
古人教而不從，然後誅之，蓋吾之所以俟之者盡，然後戮辱随焉，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謂盡矣，而傲悖之語，日聞中外，此二可廢也。
轼所為文辭，雖不中理，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