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風雨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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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元祐更化
宋神宗趙顼在位十八年（治平四年至元豐八年），既薨，太子趙煦嗣位，是為哲宗。
哲宗嗣位時，年隻十歲，不能親政，于是遵照宋室傳統，尊神宗母後高氏為太皇太後，是為宣仁，權同聽政。
宋朝自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而後，因故不得不由母後暫行攝政者，非自宣仁始。
第一次是仁宗即位時，年隻十三歲，真宗後章獻明肅劉氏垂簾臨朝者十一年，至景祐元年方自親政。
仁宗無嗣，以濮安懿王趙允讓第十三子趙曙嗣位，是為英宗。
英宗多病，仁宗後慈聖光獻曹氏暫攝，方才歸政。
神宗接位的時候，年紀雖輕，但已二十一歲，朝氣蓬勃，果敢有為，确是一個英主，不料得年卻隻三十八歲，西征失敗，赍恨而殁。
哲宗沖齡踐祚，就又不得不由祖母英宗後、宣仁聖烈高氏垂簾攝政。
真宗朝後六十年間，這已是第三度母後臨朝了。
曆史上母後當政時代，常見朝綱不振，大權旁落的現象，或則奢逸享樂，有政失修明之弊，唯有宋朝攝政的這三位母後，卻都知人善任，精勤政事，以厚德深仁，著譽後世。
宣仁太後且有“女中堯舜”之稱，這也是宋史上的一大特色。
宣仁太後尊重祖宗成法，厭聞革新，是個穩健保守的老太太。
她雖深處宮闱，但曆經她的丈夫英宗、兒子神宗的兩朝政事，又非常向往公公仁宗嘉祐時代的太平安樂，嘉祐時代那種寬厚雍睦的政風，所以定年号為“元祐”。
她認為神宗皇帝用王安石、呂惠卿變成法，行新政，顯然已經失敗了，對于邊臣無端挑起征西夏的軍事，招來敗戰的損傷，使神宗驚悸悔咎，奪走了他正在英年的生命，更是痛苦難忘。
所以，一旦臨朝攝政，這位老太太早已成竹在胸，她要立即召用熙（甯）、（元）豐時代的舊臣，恢複熙豐以前的舊政。
她的國策是一切遵循祖宗成法，她的目标是要重拾大宋帝國如嘉祐時代一樣的和平與安樂。
宣仁太後的恢複工作，最重要的是如何着手廢止不合傳統的新法，要做這件大事，唯有熙豐時代的元老舊臣，才能幫她去新複舊，實現她的理想。
舊臣中最初被考慮到的，是仁宗朝名相呂夷簡的兒子，現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揚州的呂公著，诏兼侍讀，命即“乘傳赴阙”，來京陛見。
公著，字晦叔，東萊人，初以進士通判颍州，與當時的郡守歐陽修，交誼很好。
神宗朝，做過翰林學士、開封府尹、禦史中丞。
因為反對新法，才被出知外郡。
次為退居洛陽，在獨樂園中努力著述的司馬光，朝廷依照例定的起複程序，第一步诏知陳州。
太後追念神宗皇帝的遺意，先已複官蘇轼為朝奉郎，随又诏知登州。
太後部署人事，非常穩重，一面按照程序，起複舊臣；一面因王珪病卒，乘機将現任大臣，互作調動，穩住原來的朝局。
五月間，以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蔡确，調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以知樞密院事韓缜，為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以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同時召司馬光過阙入見。
司馬光于熙甯三年（1070），因與王安石議新政不合，堅辭樞密副使的诏命，出為西京留台。
他在洛陽私宅中，網羅了一代史學好手，專心編撰不朽巨著《資治通鑒》，甫于上年（元豐七年），脫稿進呈。
三月間，自洛入京，專程吊唁大行皇帝之喪。
為避免政治嫌疑，既吊即歸，不敢在京逗留。
太後來不及召見，他已匆匆離去，隻得特遣内侍梁惟簡和勞光二人，一路追蹤前往，口傳谕旨就詢：“目前為政何所當先？” 司馬光複奏：“請廣開言路，不論有官無官，均許将朝政缺失及民間疾苦，封狀進聞。
”太後接受此一建議，诏求直言。
短短時間内，收到封事數千件，而内容幾乎全部都是指摘前朝實行新法的不當，訴陳新政下的民生疾苦。
這是一個被鼓勵起來的“不滿現實，人心求變”的輿論浪潮，也可以看作是國策将變的一個政治訊号，以這樣開明的态度，揭開“元祐更化”的序幕。
接着，太皇太後毅然先以中旨遣散修造京城的役夫，停止制造軍器，放寬民間保馬戶原先苛刻的規定，罷京城邏卒，免行錢等，作為接納輿論、與民休息之始，為停罷新政，開其先河。
六月，呂公著應召至京，诏授尚書左丞。
入見後，立即上疏薦舉人才，實即網羅熙豐以來，因與新政不合而散在四方的舊臣。
他舉： 孫覺方正有學識，可充谏議大夫；範純仁剛勁有風力，可充谏議大夫或戶部右曹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備禦史中丞；劉摯資性端厚，可充侍禦史；蘇轼、王岩叟并有才氣，可充谏官或言事禦史。
&hellip&hellip 太後深知人才是政治的根本，同時為尊重司馬光起見，特将上述劄子密封，專差送往洛陽，要司馬光詳再審核，将所陳更張利害，直書以聞。
司馬光複奏，特别保薦者六人：劉摯、趙彥若、傅堯俞、範純仁、唐淑問、範祖禹，認為可處台谏，或侍講讀，必有裨益。
其中劉摯、範純仁二人，與呂公著推薦者同。
另外則作一般的推薦，其人選為呂大防、王存、李常、孫覺、胡宗愈、韓宗道、梁焘、趙君錫、王岩叟、晏知止、範純禮、蘇轼、蘇轍、朱光庭等，請求太後記其名姓，各随器能，随時任使。
最後他說：文彥博、呂公著、馮京、孫固、韓維，都是國家的元老，應該命令他們各舉所知，以便參考異同，無所遺逸。
從這兩份奏狀所列的名單來看，絕大部分是仁宗、英宗兩朝的老臣，為反對新政緻被排斥或消極退讓，于熙豐年間陸續退出中樞政治的保守分子。
他們之中，大多數人都有極好的家世背景，而個人立身處世，品德謹嚴，學問淵博，都是以尊重傳統為重要立場，視疏減民生疾苦為自己本分的君子。
所以曆史家籠統地稱譽他們為“元祐賢者”，稱元祐為“賢人政治”。
不過這班元祐朝士，不是沒有缺點，缺點在于過分持重，守成有餘，進取不足，誠如當時論者所說：“元祐執政，類豐于忠信而廉于才智。
”不足以符時代的要求。
因為宋室到了元祐朝時，經曆多年邊患，被契丹和西夏交相剝削和侵略，大宋帝國實在已經隻剩了一個掏空的殼子，軍備不足，國庫空虛，民生窮困，士氣低落，早已失去了從前那樣的國力，所以消極的保守，既不足以振奮宋室的貧弱，也不足以匡救天下的凋敝。
司馬光受命知陳州，過阙入見，當即被太皇太後留為門下侍郎。
司馬光名滿天下，他來京師，轟動社會，老百姓跟着他的行蹤，疊足聚觀，壅塞道路，竟使馬不能行。
在他們質樸的心地裡，認為司馬光應該是真正的宰相。
司馬依禮往谒現任宰相時，老百姓爬上相邸對面人家的屋頂，騎在屋脊上，爬到樹上看他，相府的衛士們阻擋不了，老百姓說：“我們并不要看你家相公，我們隻要瞻仰司馬相公的風采。
”那些附近人家的屋瓦都被踐碎，樹枝都被踏斷。
1 蘇轼于十月下旬自登州還京，途中也遇着上千老百姓，攔住他的馬頭，向他呼籲：“請您轉告司馬相公，不要離開朝廷，好自珍重，才可以活我百姓。
”老百姓都相信蘇轼會替他們講話。
2蘇轼舊有《詠獨樂園》詩：“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
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
”确是實言。
司馬光一入中樞，便被朝廷倚為柱石，太皇太後對他言聽計從，一切大政賴他擘劃。
眼前即将更新的政治，将為怎樣一個局面？全國都在注視着司馬相公的舉止，仰望他的創造。
政治革新，自以人事調整為先。
以後數月間，朝廷便陸續起複舊臣，如八月以蘇轍為校書郎，九月以秘書少監劉摯為侍禦史，十月二十日告下，以朝奉郎知登州蘇轼為禮部郎中等。
這使得蘇轼到登州任隻有五天，就又匆匆進京，投身到這個熱烘烘的政治洪爐中來了。
十月，以中旨诏範純仁為谏議大夫，唐淑問、蘇轍為司谏，朱光庭、範祖禹為正言。
“除目”（授官文書）已經由宮裡發出來了，太皇太後問宰執道：“這五個人怎麼樣？”大家都說：“甚洽衆望。
” 當時，繼續留任中樞的新政派章惇，認為這個樣子的除官方法，違背祖制，破壞相權，挺身反诘道： “故事：谏官皆由侍從推薦，然後由宰執禀奏。
現在除目既然用中旨發出，不知陛下從何得知此五人可用。
莫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開。
” “實皆大臣所言，無關左右内侍。
”太皇太後說。
“如主意出于大臣，應該公開奏舉，為何密薦？”章惇反問。
至此，呂公著因為範祖禹是他的女婿，司馬光、韓缜因與範純仁各有親戚關系，立刻起來自動聲明。
章惇說：“台谏之設，是朝廷用來糾繩執政之不法的，所以按照制度，執政初除時，凡是他的親戚或他從前所保舉過而現任台谏者，都該轉徙其他官職。
現在，天子沖幼，太皇太後同聽萬幾，一切都該按照制度行事，不可違背祖宗成法。
” 司馬光忍受不住，接着奏道：“純仁、祖禹做谏官，甚合衆望，不可因臣之故，妨礙賢路，臣甯願避位。
” “韓缜、司馬光、呂公著必不至于徇私，但如他日有懷奸當國者據此為例，引用親黨做台谏，恐非國家之福！”章惇理直氣壯地奏說。
這場争論的結果，改範純仁為天章閣侍制，範祖禹為著作佐郎，其他三人順利通過。
蘇轍于他老哥奉旨起複時，先已移知歙州的績溪縣，不久又以校書郎自績溪被召入京，至此則已跻登谏垣了。
蘇轍初得校書郎時興奮非凡，作《初聞得校書郎示同官》詩：“讀書猶記少年狂，萬卷縱橫曬腹囊。
奔走半生頭欲白，今年始得校書郎。
&hellip&hellip”這也難怪，蘇轍十九歲成進士，廿三歲登制科，淹滞于九品小官者達二十餘年，到此才稍揚眉吐氣。
章惇所争的，是政府重要人事的任命，不經過宰相的審核進拟，徑由“宮廷”除目，顯屬侵害了相權，并非沒有道理，無奈說話的态度有欠莊敬，台谏們就抓住這一弱點，對他開始攻擊起來。
後來王岩叟有奏：“風聞章惇于簾前問陛下禦批除谏官事，語涉輕侮。
又問陛下從何而知，是不欲威權在人主也，乞行顯黜。
” 劉摯和朱光庭則攻擊蔡确于神宗皇帝靈駕發引時，既不遵禮入宿幕次，複先馳數十裡之遠以自便，“為臣不恭，莫大于此”。
雖然，太皇太後對此彈章“留中不報”，然而朝中的禦史官和台谏們認為國家安危，系于大臣。
而現在執政大臣中，奸邪過半，如蔡确為左仆射，韓缜為右仆射，張璪為中書侍郎，李清臣為尚書左丞，章惇為知樞密院事，實際政權完全在他們手上。
舊派的一二元老何以得行其志？這是當時熱衷更化的朝士們一緻的認同，他們在積極醞釀，隻侍時機成熟，非要伐倒這幾棵“敵派”的大樹不可。
二 從調和到沖突 司馬光為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幾個月間，兩府之間的關系，已經搞得非常不好。
司馬光的脾氣，雖然不如王安石的“拗”，但也十分固執；而章惇則秉性豪強，從不讓人，共事未久，摩擦已經很深，幾已到了冰炭不能相容的地步。
每遇口舌相争的場合，司馬光是個恂恂儒者，拙于言辭，而章子厚則軀幹修偉，實大聲宏，再加口齒鋒利，咄咄逼人，弄得司馬光真已不堪他的百般虐侮。
蘇轼與章惇多年老友，現在身當兩大之間，義不容辭，應該挺身出來，做這個調人。
于是往見章惇，對他侃侃言道：“司馬君實時望甚重。
從前許靖因為虛名無實，為蜀主劉備所輕視。
法正說：靖有虛名播于四海，若不禮遇，他人以為我們賤視賢者。
劉備立即接受他的建議，以許靖為司徒。
您想，許靖尚且不可輕侮，何況君實？”章惇認為蘇轼的話對，以後對司馬的态度，緩和了不少。
蘇轼抵京才半個月，朝廷降告命：遷起居舍人。
蘇轼起于憂患未久，不願驟然跻登清禁重地，兩上章請辭，皆不許，他隻得親往谒見宰相蔡确，懇切面辭。
蔡确說：“公回翔已久，論資望，朝中無人更出公右。
” 蘇轼堅決辭謝。
“今日誰當在公前者？”蔡确問。
“前與林希同在史館，他年齡比我長。
”他舉林希來代替自己。
“林希真的應該在你之先嗎？”蔡确略作沉吟，搖頭不應。
蘇轼舉以自代的林希，字子中，福建人，與蘇轼、顧臨、胡宗愈等，都是開封府舉人試的同年。
治平三年曾與蘇轼在史館共事，現在外任。
蘇轼推他自代，雖未獲許，不過因此也被執政方面注意到了這個人，不久召回中樞，補了記注官。
宋制：起居郎、起居舍人謂之左右史，職掌宮廷記注和機要政務，俗謂“小侍從”。
蘇轼既任起居舍人，元祐元年二月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蒙恩改賜銀绯。
宋朝官員的服式，有嚴格的規定，文臣自入仕時起，着綠袍，滿二十年才賜換绯袍和銀魚袋，換穿绯袍後再過二十年，才能賜換紫袍、佩金魚袋。
蘇轼入仕，如以仁宗嘉祐六年（1061）中制科授大理評事起計，至元祐元年（1086），為時則已二十五年，但因中經頓挫，所以直到此時才得換绯挂銀，并獲诏賜對衣、金帶、金鍍銀鞍辔馬。
司馬光執政後，一方面大刀闊斧地調整人事，一方面陸續廢止熙豐年間實施的新法。
元豐八年七月罷保甲法，十一月罷方田法，十二月罷市易法、保馬法。
元祐元年閏二月，被人反對得最激烈的青苗法，也告罷廢。
當司馬光、呂公著二人，積極推翻一切新政，徹底清除新政所生的積弊時，新政派的大将韓缜、蔡确和章惇，仍然高踞在原來的相位上，冷眼窺伺得失。
蔡确既為公論之所不容，而章惇跋扈如故。
元祐元年二月間，司馬光上言：免役法有五害，請求恢複差役。
章惇力加駁斥，上章累數千言，筆下一點不為司馬稍留餘地。
這還不算，更在太後簾前與司馬光觌面争論起來，态度非常豪橫，說得沖動，竟在殿上大聲咆哮道：“它日安能奉陪吃劍！”如此狂妄，太皇太後也按捺不住，大怒起來。
于是劉摯奏言：“章惇佻薄險悍，谄事王安石，以邊事欺妄朝廷。
再附呂惠卿，又為蔡确所引，橫議害政，請除惡務盡。
” 當時，尚書左仆射蔡确已先罷政，出知陳州，旋改亳州，朝廷即以司馬光接替蔡确所遺的相位，仍兼門下侍郎原職，所以王岩叟更奏曰：“惇見陛下以司馬光做相，躁忿忌嫉，所以如此。
” 章惇簾前争論，惹怒太後後不久，因孫覺議論邊政，不合其意，他便公然罵道：“議者可斬。
”對于任何一個上書言事的人，一律蔑視為“不逞之徒”，于是滿朝怨毒，群起而攻，并于同月罷官，以正議大夫知汝州。
錢勰（穆夫）時為中書舍人，制行詞，有“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句，非常尖刻。
3 但是，關于罷廢免役法，持反對意見者卻不僅是章惇一人。
朝列中頭腦比較冷靜，不太意氣用事的人，也都認為從前施行的差役法，流弊很多。
改行免役以來，已經十幾年，确比差役進步，法無新舊，以良為是，何必一定要恢複舊法。
如與司馬光非常親密的範純仁，便婉轉勸他道：“為治之道，去其太甚者即可。
差役一事，尤須仔細考慮，不然，徒為民病。
”又道：“宰相的職責，在求人才，變法不必太急。
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一定要謀自己出。
謀自己出，則谄谀逢迎的小人，便得乘虛而入。
”司馬光默不作聲，純仁無奈，隻好退一步說：“假使相公決意要這樣做，不妨挑擇一路，先作試驗，看看恢複之後的利弊如何？” 司馬光為人，有強烈的自尊心和執拗的責任感，堅持已定的主張，不肯接受任何人的建議。
範純仁出來歎道：“憑這個樣子的态度，隻是使人不再說話而已。
我如隻欲媚公以取容悅，不如少年時迎合王安石，早就既富且貴了。
” 當王安石變差役為免役時，蘇氏弟兄都是激烈的反對論者。
蘇轍當時曾說：“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
”蘇轼更曾堅持差役決不可變，但是後在地方上親經曆練，有了實際的體認，便完全改變了原來的觀點，認為王安石新法中，免役确是比差役進步的一個良法。
熙甯初年，蘇轼到底還隻是一個得意太早的書生，缺乏實際的政務經驗，隻因讀書較多，才氣充沛，率然放言高論，不免未盡事實。
等他有了幾年地方政務的實際經驗，才明白從前所行的差役法，積弊很深。
主要的原因是應差服役的老百姓，不懂官府衙門的規矩，遂被胥吏們颠倒捉弄，很多人因此破産亡家。
原先認為“無可取代”的差役，事實上是便利胥吏為害百姓的惡法。
免役法比較簡單，按照老百姓的戶産高下，分等出錢雇役，頗合“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可以斷絕胥吏勒索的機會，隻須把該收的實費之外，另有許多濫加名目的苛雜嚴格禁革，這已經實行了十六年的辦法，沒有改回差役的必要。
司馬光盡罷熙豐新法，罷到差役法時，最不為朝列所同情。
範純仁诤勸無效，蘇轼便賈勇往見，向司馬相公說道： “相公所要施行的，都是上應天心、下合人望的事，唯有役法一節，不可輕議。
差役免役，各有利害。
免役之害，在于掊斂民财。
在上的人聚斂，在下的老百姓便有錢荒之患。
差役之害，在于民常在官，不得專力農事，而胥吏從中作奸。
&hellip&hellip兩害相權，輕重略等，現在要以彼易此，人民未必歡迎。
&hellip&hellip” 蘇轼很婉轉地說開了一個頭，還沒提出正面的意見，司馬光便愕然問道：“那麼，如你所說，計将安出？” “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
”蘇轼先舉原則，然後以兵役作例來做說明：“三代之法，兵農合一，到秦時才分而為二；唐朝中葉，把府兵廢為長征卒，從此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人拿出谷帛來養兵，兵用性命來保衛老百姓的身家，天下稱便。
我想，即使聖人複出，怕也不能變易。
現行的免役法，與此相同。
公欲驟罷免役，改行差役，恰如要罷傭兵而恢複民兵一樣，恐怕不很容易。
&hellip&hellip” 蘇轼稍稍停頓，看司馬光不開口，接續說道： “先帝本意，按民戶大小出錢雇役，使老百姓可以專力農作，雖有貪吏滑胥，無所施其暴虐。
坊場河渡，官自出賣，用這筆錢來雇用衙前，則人民可免倉庫、綱運等破家之患。
此萬世之利，決不可變。
“不過，其中也有兩項弊端，一是把這筆錢移作别用，二是拿寬剩役錢來争購坊場河渡，想賺不實在的漲價利益。
這是王安石、呂惠卿的辦法，并非先帝本意。
“相公如能徹底消滅這兩項流弊，不必變法，則老百姓必然擁護相公，事亦易成。
“至于寬剩役錢，名為十中取二，事實上卻已加半征收。
相公如能把這額外的浮收全部豁免，同時準許老百姓用布帛谷米折納役錢，各從其便，那麼錢荒的毛病也就沒有了。
&hellip&hellip” 司馬光聽後，默不作聲，蘇轼隻得讪讪說道：“若照這樣去做，天下稱便，相公尚有何求。
如其認為現在還不是時候，那麼慢慢再斟酌，也不嫌遲。
” 司馬光成見很深，仍無言語。
蘇轼後來調換話題，和他談熙甯年間曾經實施過的給田募役法，那是用官田及寬剩役錢買民田來募役人，大略如邊郡雇用弓箭手的辦法一樣。
蘇轼說他曾在密州推行過，人民稱便。
所以勸司馬光恢複先帝曾行的此一辦法，不過必須請發内帑，補足全國寬剩錢斛至三千萬貫石，用以推行此法于河北、河東、陝西三路。
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以減少一大半，如此培養民力，可備邊境緩急之用。
司馬光聽了，尤不贊成。
這天談話沒有結果，但是蘇轼不肯死心，第二天直接找到政事堂去，再向司馬相公公開陳述他的反對意見。
司馬光心裡不耐煩，臉上就不免忿然作色起來。
蘇轼也很氣惱，反轉來诘責他的态度： “從前韓魏公（琦）創議于陝西路刺義勇，家有三丁者刺一丁，民情驚懼，軍紀也受影響。
當時公為谏官，極言不便，魏公怒形于色，公亦不顧，略無一言假借，這是蘇轼以前聽公親口告知的。
莫非公今做相，就不容蘇轼盡言了嗎？”4 表面上，司馬相公隻好強笑表示歉意，心裡不免存了芥蒂。
司馬溫公面黃貌癯，而枯瘦自如，目光炯炯峻厲，鼻梁挺直，稀稀朗朗的胡子已經花白了，兩隻耳朵的耳輪，闊厚外向5，使他整個神态，顯得堅強而有勁力，很少有人敢于在他面前争論，争亦無用。
役法，在宋代政治制度中，是件大事，朝廷為了詳定役法，設了一個專門機構的役局，負責研讨役法的改訂，蘇轼也是被诏派參加的一員。
在會議中，他屢與局中官員如孫永、傅堯俞輩激烈辯論，感情弄得很壞。
至政事堂說司馬丞相失敗後，他就以與大臣主張不同為理由，乞罷此一兼差，狀言：“臣既不同，決難随衆簽書，乞早賜罷免，俾議論歸一。
”雖然表露了他的硬漢作風，但也從此得罪了“相門”。
政事堂的争論，司馬相公的臉色，是衆目所共見的，負氣請辭役局的差使，更加造成雙方關系的惡化。
雇役法終于依照司馬光的主張，明令罷廢了，而且，命令限期五日之内，恢複已經停廢了十六年的“差役”。
一般朝臣看到這個命令，都覺得限期那麼迫促，實在不合情理，獨有開封府尹蔡京，居然如期報辦。
司馬光大喜，嘉獎他道：“使人人能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謀自己出，适便小人逢迎，不幸而為範純仁所言中。
更不幸的是古往今來，凡是擁有權勢的大人物，幾乎很少有人偉大到能夠排斥小人的阿谀奉承，賢如司馬溫公，亦屬不免，可為浩歎。
蘇轼喜歡戲谑，朝中公卿，一個一個都給起了诨号，獨于司馬光，一向敬服，不敢造次。
這次争論役法，碰了一個大釘子，心裡非常氣憤，争罷回家，一面卸巾弛帶，一面恨恨地連聲呼叫：“司馬牛！司馬牛！”6 據說，還有一次，蘇轼與司馬光論事不協，轼說：“相公此論，故為鼈厮踢。
”司馬聽不懂他說什麼，還問：“鼈何能厮踢？” “是之謂鼈厮踢！”蘇轼冷冷作答。
7 三 不到中書不是官 元祐元年三月，以吏部侍郎李常為戶部尚書；以中書舍人胡宗愈為給事中；以蘇轼接替胡宗愈的遺缺，特诏：免試為中書舍人。
宋朝的政制，以二府&mdash&mdash中書省和樞密院及計省三司使為中樞政治的中心，直接隸屬于皇帝。
樞密院主管天下軍馬，計省三司使掌理全國财政，除此以外的一切庶政，全部集中于中書省，而中書省又設于禁中。
所以中書舍人的職責非常重要，宋朝官制大抵沿襲盛唐，《唐百官志》： 中書舍人參議表章，百官奏議、考課皆預裁焉。
宋代亦然。
凡事先經給事中書讀，并經中書舍人書行者，才将原本留省，錄黃過尚書省給劄施行。
不過唐制隻有給事中始得封駁，而宋朝則中書舍人認為不可行時，亦可不書而執奏，稱為“繳駁”，實際上，具有除軍馬财經外的全國政務之審核的權力，所以宋有俗諺說：“不到中書不是官。
” 蘇轼在還朝三四個月的時間内，扶搖直上，一再升遷，這事即使他本人勇于自用，不怕權高責重，但也不能不凜于官場中樹大招風的忌諱，所以頗為踧踖不安，立即具狀懇辭，有曰： 起知登州，到任五日而召以省郎，半月而擢為右史。
&hellip&hellip今又冒榮直授，躐等驟遷，非唯其人既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安。
中書舍人這一職務，不但是宰相的屬官，而且例兼“知制诰”，代拟王言。
所以按照宋朝的定制，“知制诰”必先考試而後任命。
宋朝開國百餘年來，免試任命者，隻有陳堯佐、楊億、歐陽修三人而已，現在蘇轼也得特旨免試而用，使他十分不安，同時更畏懼政治圈子裡的時忌。
8 但是他辭不掉，隻得拜表就任，仍改賜章服。
上表謝曰：“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複玷近班。
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
” 中書舍人這職務，最難的是寫作“外制”。
自唐至宋，有個慣例，中書舍人承受詞頭後，就須在省中起草付吏，一直到寫成告命，從不耽擱到第二天。
擔任這個工作的人，自非具有“捷才”不可。
9蘇轼縱然筆快，但文件太多，仍是苦事。
到後來白天來不及寫時，也隻好開夜車把“詞頭”留到燈下來寫，常常寫到半夜才睡。
這時期，曾布（子宣）托他作篇塔記，他複信訴苦道： 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職事如麻，歸即為詞頭所迫，卒以夜半乃息。
五更複起，實未有餘暇。
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
願公一笑而恕之。
四月，以呂公著為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
诏起元老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列宰相之上，以輔助多病的司馬光。
新任禦史呂陶上章彈劾司農少卿範子淵，元豐時提舉河工，靡費巨萬，而所築護堤崩塌，溺死無算，堤工卒無所成，乞行廢放。
多少年來，中樞實施錯誤的治河方法，浪費國帑，犧牲民命，是蘇轼一再激烈反對的政策之一，看了呂陶的彈章，對于這種漠視人民生命财産的官僚，激起了如火的憤怒。
他揮筆作《範子淵改知峽州敕》，有曰： 汝以有限之财，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諸必死之地。
橫費之财，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複生。
痛快淋漓，成為傳誦一時的名言。
蘇轍初任右司谏，以為自王安石變法以來，台谏官過分嚣張，朝士們“一言被及”，馬上就逐出中樞，政風因此大敗。
他倡言朝廷應加約束，使台谏們亦知自律。
蘇轍開始行動，首上《乞選用執政狀》，同時彈劾左右二相，指左仆射蔡确出身獄吏，“??佞刻薄”；論右仆射韓缜，“識暗性暴，才疏行污”；再論張璪、李清臣、安焘，說他們都是鬥筲之人，“持祿固位，安能有為”。
凡七狀攻下右相韓缜，五月，再上狀《乞誅竄呂惠卿》，指他詭變多端，見利忘義。
朝命呂惠卿降官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
大多數朝臣認為這樣處分太輕，蘇轍、王岩叟、朱光庭、王觌、劉摯等交章痛劾，蘇轍且把呂惠卿舉發王安石私書的醜事，也揭發出來，對這種卑鄙的小人行徑，施以無情的撻伐。
于是，呂惠卿再行責降為建甯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
詞頭始下中書，據說，按照輪值次序，此供該由劉攽（貢父）草制。
蘇轼大嚷道：“貢父平生做劊子手，今日才得斬人。
” 貢父知道蘇轼有一肚皮積憤，非吐不快，所以推說身體不舒服，乘間溜走，蘇轼就把這件公事接過手來，痛快淋漓地曆數呂惠卿的罪惡。
10撰“責詞”曰： 呂惠卿以鬥筲之才，穿窬之智，谄事宰輔，同升廟堂。
樂禍貪功，好兵喜殺。
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
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
苛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
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若轉圜。
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鲧；終焉孔子之聖
哲宗嗣位時，年隻十歲，不能親政，于是遵照宋室傳統，尊神宗母後高氏為太皇太後，是為宣仁，權同聽政。
宋朝自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而後，因故不得不由母後暫行攝政者，非自宣仁始。
第一次是仁宗即位時，年隻十三歲，真宗後章獻明肅劉氏垂簾臨朝者十一年，至景祐元年方自親政。
仁宗無嗣，以濮安懿王趙允讓第十三子趙曙嗣位，是為英宗。
英宗多病，仁宗後慈聖光獻曹氏暫攝，方才歸政。
神宗接位的時候，年紀雖輕，但已二十一歲，朝氣蓬勃，果敢有為，确是一個英主，不料得年卻隻三十八歲，西征失敗，赍恨而殁。
哲宗沖齡踐祚，就又不得不由祖母英宗後、宣仁聖烈高氏垂簾攝政。
真宗朝後六十年間，這已是第三度母後臨朝了。
曆史上母後當政時代，常見朝綱不振，大權旁落的現象，或則奢逸享樂，有政失修明之弊，唯有宋朝攝政的這三位母後，卻都知人善任，精勤政事，以厚德深仁，著譽後世。
宣仁太後且有“女中堯舜”之稱，這也是宋史上的一大特色。
宣仁太後尊重祖宗成法，厭聞革新，是個穩健保守的老太太。
她雖深處宮闱，但曆經她的丈夫英宗、兒子神宗的兩朝政事，又非常向往公公仁宗嘉祐時代的太平安樂，嘉祐時代那種寬厚雍睦的政風，所以定年号為“元祐”。
她認為神宗皇帝用王安石、呂惠卿變成法，行新政，顯然已經失敗了，對于邊臣無端挑起征西夏的軍事，招來敗戰的損傷，使神宗驚悸悔咎，奪走了他正在英年的生命，更是痛苦難忘。
所以，一旦臨朝攝政，這位老太太早已成竹在胸，她要立即召用熙（甯）、（元）豐時代的舊臣，恢複熙豐以前的舊政。
她的國策是一切遵循祖宗成法，她的目标是要重拾大宋帝國如嘉祐時代一樣的和平與安樂。
宣仁太後的恢複工作，最重要的是如何着手廢止不合傳統的新法，要做這件大事，唯有熙豐時代的元老舊臣，才能幫她去新複舊，實現她的理想。
舊臣中最初被考慮到的，是仁宗朝名相呂夷簡的兒子，現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揚州的呂公著，诏兼侍讀，命即“乘傳赴阙”，來京陛見。
公著，字晦叔，東萊人，初以進士通判颍州，與當時的郡守歐陽修，交誼很好。
神宗朝，做過翰林學士、開封府尹、禦史中丞。
因為反對新法，才被出知外郡。
次為退居洛陽，在獨樂園中努力著述的司馬光，朝廷依照例定的起複程序，第一步诏知陳州。
太後追念神宗皇帝的遺意，先已複官蘇轼為朝奉郎，随又诏知登州。
太後部署人事，非常穩重，一面按照程序，起複舊臣；一面因王珪病卒，乘機将現任大臣，互作調動，穩住原來的朝局。
五月間，以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蔡确，調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以知樞密院事韓缜，為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以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同時召司馬光過阙入見。
司馬光于熙甯三年（1070），因與王安石議新政不合，堅辭樞密副使的诏命，出為西京留台。
他在洛陽私宅中，網羅了一代史學好手，專心編撰不朽巨著《資治通鑒》，甫于上年（元豐七年），脫稿進呈。
三月間，自洛入京，專程吊唁大行皇帝之喪。
為避免政治嫌疑，既吊即歸，不敢在京逗留。
太後來不及召見，他已匆匆離去，隻得特遣内侍梁惟簡和勞光二人，一路追蹤前往，口傳谕旨就詢：“目前為政何所當先？” 司馬光複奏：“請廣開言路，不論有官無官，均許将朝政缺失及民間疾苦，封狀進聞。
”太後接受此一建議，诏求直言。
短短時間内，收到封事數千件，而内容幾乎全部都是指摘前朝實行新法的不當，訴陳新政下的民生疾苦。
這是一個被鼓勵起來的“不滿現實，人心求變”的輿論浪潮，也可以看作是國策将變的一個政治訊号，以這樣開明的态度，揭開“元祐更化”的序幕。
接着，太皇太後毅然先以中旨遣散修造京城的役夫，停止制造軍器，放寬民間保馬戶原先苛刻的規定，罷京城邏卒，免行錢等，作為接納輿論、與民休息之始，為停罷新政，開其先河。
六月，呂公著應召至京，诏授尚書左丞。
入見後，立即上疏薦舉人才，實即網羅熙豐以來，因與新政不合而散在四方的舊臣。
他舉： 孫覺方正有學識，可充谏議大夫；範純仁剛勁有風力，可充谏議大夫或戶部右曹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備禦史中丞；劉摯資性端厚，可充侍禦史；蘇轼、王岩叟并有才氣，可充谏官或言事禦史。
&hellip&hellip 太後深知人才是政治的根本，同時為尊重司馬光起見，特将上述劄子密封，專差送往洛陽，要司馬光詳再審核，将所陳更張利害，直書以聞。
司馬光複奏，特别保薦者六人：劉摯、趙彥若、傅堯俞、範純仁、唐淑問、範祖禹，認為可處台谏，或侍講讀，必有裨益。
其中劉摯、範純仁二人，與呂公著推薦者同。
另外則作一般的推薦，其人選為呂大防、王存、李常、孫覺、胡宗愈、韓宗道、梁焘、趙君錫、王岩叟、晏知止、範純禮、蘇轼、蘇轍、朱光庭等，請求太後記其名姓，各随器能，随時任使。
最後他說：文彥博、呂公著、馮京、孫固、韓維，都是國家的元老，應該命令他們各舉所知，以便參考異同，無所遺逸。
從這兩份奏狀所列的名單來看，絕大部分是仁宗、英宗兩朝的老臣，為反對新政緻被排斥或消極退讓，于熙豐年間陸續退出中樞政治的保守分子。
他們之中，大多數人都有極好的家世背景，而個人立身處世，品德謹嚴，學問淵博，都是以尊重傳統為重要立場，視疏減民生疾苦為自己本分的君子。
所以曆史家籠統地稱譽他們為“元祐賢者”，稱元祐為“賢人政治”。
不過這班元祐朝士，不是沒有缺點，缺點在于過分持重，守成有餘，進取不足，誠如當時論者所說：“元祐執政，類豐于忠信而廉于才智。
”不足以符時代的要求。
因為宋室到了元祐朝時，經曆多年邊患，被契丹和西夏交相剝削和侵略，大宋帝國實在已經隻剩了一個掏空的殼子，軍備不足，國庫空虛，民生窮困，士氣低落，早已失去了從前那樣的國力，所以消極的保守，既不足以振奮宋室的貧弱，也不足以匡救天下的凋敝。
司馬光受命知陳州，過阙入見，當即被太皇太後留為門下侍郎。
司馬光名滿天下，他來京師，轟動社會，老百姓跟着他的行蹤，疊足聚觀，壅塞道路，竟使馬不能行。
在他們質樸的心地裡，認為司馬光應該是真正的宰相。
司馬依禮往谒現任宰相時，老百姓爬上相邸對面人家的屋頂，騎在屋脊上，爬到樹上看他，相府的衛士們阻擋不了，老百姓說：“我們并不要看你家相公，我們隻要瞻仰司馬相公的風采。
”那些附近人家的屋瓦都被踐碎，樹枝都被踏斷。
1 蘇轼于十月下旬自登州還京，途中也遇着上千老百姓，攔住他的馬頭，向他呼籲：“請您轉告司馬相公，不要離開朝廷，好自珍重，才可以活我百姓。
”老百姓都相信蘇轼會替他們講話。
2蘇轼舊有《詠獨樂園》詩：“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
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
”确是實言。
司馬光一入中樞，便被朝廷倚為柱石，太皇太後對他言聽計從，一切大政賴他擘劃。
眼前即将更新的政治，将為怎樣一個局面？全國都在注視着司馬相公的舉止，仰望他的創造。
政治革新，自以人事調整為先。
以後數月間，朝廷便陸續起複舊臣，如八月以蘇轍為校書郎，九月以秘書少監劉摯為侍禦史，十月二十日告下，以朝奉郎知登州蘇轼為禮部郎中等。
這使得蘇轼到登州任隻有五天，就又匆匆進京，投身到這個熱烘烘的政治洪爐中來了。
十月，以中旨诏範純仁為谏議大夫，唐淑問、蘇轍為司谏，朱光庭、範祖禹為正言。
“除目”（授官文書）已經由宮裡發出來了，太皇太後問宰執道：“這五個人怎麼樣？”大家都說：“甚洽衆望。
” 當時，繼續留任中樞的新政派章惇，認為這個樣子的除官方法，違背祖制，破壞相權，挺身反诘道： “故事：谏官皆由侍從推薦，然後由宰執禀奏。
現在除目既然用中旨發出，不知陛下從何得知此五人可用。
莫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開。
” “實皆大臣所言，無關左右内侍。
”太皇太後說。
“如主意出于大臣，應該公開奏舉，為何密薦？”章惇反問。
至此，呂公著因為範祖禹是他的女婿，司馬光、韓缜因與範純仁各有親戚關系，立刻起來自動聲明。
章惇說：“台谏之設，是朝廷用來糾繩執政之不法的，所以按照制度，執政初除時，凡是他的親戚或他從前所保舉過而現任台谏者，都該轉徙其他官職。
現在，天子沖幼，太皇太後同聽萬幾，一切都該按照制度行事，不可違背祖宗成法。
” 司馬光忍受不住，接着奏道：“純仁、祖禹做谏官，甚合衆望，不可因臣之故，妨礙賢路，臣甯願避位。
” “韓缜、司馬光、呂公著必不至于徇私，但如他日有懷奸當國者據此為例，引用親黨做台谏，恐非國家之福！”章惇理直氣壯地奏說。
這場争論的結果，改範純仁為天章閣侍制，範祖禹為著作佐郎，其他三人順利通過。
蘇轍于他老哥奉旨起複時，先已移知歙州的績溪縣，不久又以校書郎自績溪被召入京，至此則已跻登谏垣了。
蘇轍初得校書郎時興奮非凡，作《初聞得校書郎示同官》詩：“讀書猶記少年狂，萬卷縱橫曬腹囊。
奔走半生頭欲白，今年始得校書郎。
&hellip&hellip”這也難怪，蘇轍十九歲成進士，廿三歲登制科，淹滞于九品小官者達二十餘年，到此才稍揚眉吐氣。
章惇所争的，是政府重要人事的任命，不經過宰相的審核進拟，徑由“宮廷”除目，顯屬侵害了相權，并非沒有道理，無奈說話的态度有欠莊敬，台谏們就抓住這一弱點，對他開始攻擊起來。
後來王岩叟有奏：“風聞章惇于簾前問陛下禦批除谏官事，語涉輕侮。
又問陛下從何而知，是不欲威權在人主也，乞行顯黜。
” 劉摯和朱光庭則攻擊蔡确于神宗皇帝靈駕發引時，既不遵禮入宿幕次，複先馳數十裡之遠以自便，“為臣不恭，莫大于此”。
雖然，太皇太後對此彈章“留中不報”，然而朝中的禦史官和台谏們認為國家安危，系于大臣。
而現在執政大臣中，奸邪過半，如蔡确為左仆射，韓缜為右仆射，張璪為中書侍郎，李清臣為尚書左丞，章惇為知樞密院事，實際政權完全在他們手上。
舊派的一二元老何以得行其志？這是當時熱衷更化的朝士們一緻的認同，他們在積極醞釀，隻侍時機成熟，非要伐倒這幾棵“敵派”的大樹不可。
二 從調和到沖突 司馬光為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幾個月間，兩府之間的關系，已經搞得非常不好。
司馬光的脾氣，雖然不如王安石的“拗”，但也十分固執；而章惇則秉性豪強，從不讓人，共事未久，摩擦已經很深，幾已到了冰炭不能相容的地步。
每遇口舌相争的場合，司馬光是個恂恂儒者，拙于言辭，而章子厚則軀幹修偉，實大聲宏，再加口齒鋒利，咄咄逼人，弄得司馬光真已不堪他的百般虐侮。
蘇轼與章惇多年老友，現在身當兩大之間，義不容辭，應該挺身出來，做這個調人。
于是往見章惇，對他侃侃言道：“司馬君實時望甚重。
從前許靖因為虛名無實，為蜀主劉備所輕視。
法正說：靖有虛名播于四海，若不禮遇，他人以為我們賤視賢者。
劉備立即接受他的建議，以許靖為司徒。
您想，許靖尚且不可輕侮，何況君實？”章惇認為蘇轼的話對，以後對司馬的态度，緩和了不少。
蘇轼抵京才半個月，朝廷降告命：遷起居舍人。
蘇轼起于憂患未久，不願驟然跻登清禁重地，兩上章請辭，皆不許，他隻得親往谒見宰相蔡确，懇切面辭。
蔡确說：“公回翔已久，論資望，朝中無人更出公右。
” 蘇轼堅決辭謝。
“今日誰當在公前者？”蔡确問。
“前與林希同在史館，他年齡比我長。
”他舉林希來代替自己。
“林希真的應該在你之先嗎？”蔡确略作沉吟，搖頭不應。
蘇轼舉以自代的林希，字子中，福建人，與蘇轼、顧臨、胡宗愈等，都是開封府舉人試的同年。
治平三年曾與蘇轼在史館共事，現在外任。
蘇轼推他自代，雖未獲許，不過因此也被執政方面注意到了這個人，不久召回中樞，補了記注官。
宋制：起居郎、起居舍人謂之左右史，職掌宮廷記注和機要政務，俗謂“小侍從”。
蘇轼既任起居舍人，元祐元年二月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蒙恩改賜銀绯。
宋朝官員的服式，有嚴格的規定，文臣自入仕時起，着綠袍，滿二十年才賜換绯袍和銀魚袋，換穿绯袍後再過二十年，才能賜換紫袍、佩金魚袋。
蘇轼入仕，如以仁宗嘉祐六年（1061）中制科授大理評事起計，至元祐元年（1086），為時則已二十五年，但因中經頓挫，所以直到此時才得換绯挂銀，并獲诏賜對衣、金帶、金鍍銀鞍辔馬。
司馬光執政後，一方面大刀闊斧地調整人事，一方面陸續廢止熙豐年間實施的新法。
元豐八年七月罷保甲法，十一月罷方田法，十二月罷市易法、保馬法。
元祐元年閏二月，被人反對得最激烈的青苗法，也告罷廢。
當司馬光、呂公著二人，積極推翻一切新政，徹底清除新政所生的積弊時，新政派的大将韓缜、蔡确和章惇，仍然高踞在原來的相位上，冷眼窺伺得失。
蔡确既為公論之所不容，而章惇跋扈如故。
元祐元年二月間，司馬光上言：免役法有五害，請求恢複差役。
章惇力加駁斥，上章累數千言，筆下一點不為司馬稍留餘地。
這還不算，更在太後簾前與司馬光觌面争論起來，态度非常豪橫，說得沖動，竟在殿上大聲咆哮道：“它日安能奉陪吃劍！”如此狂妄，太皇太後也按捺不住，大怒起來。
于是劉摯奏言：“章惇佻薄險悍，谄事王安石，以邊事欺妄朝廷。
再附呂惠卿，又為蔡确所引，橫議害政，請除惡務盡。
” 當時，尚書左仆射蔡确已先罷政，出知陳州，旋改亳州，朝廷即以司馬光接替蔡确所遺的相位，仍兼門下侍郎原職，所以王岩叟更奏曰：“惇見陛下以司馬光做相，躁忿忌嫉，所以如此。
” 章惇簾前争論，惹怒太後後不久，因孫覺議論邊政，不合其意，他便公然罵道：“議者可斬。
”對于任何一個上書言事的人，一律蔑視為“不逞之徒”，于是滿朝怨毒，群起而攻，并于同月罷官，以正議大夫知汝州。
錢勰（穆夫）時為中書舍人，制行詞，有“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句，非常尖刻。
3 但是，關于罷廢免役法，持反對意見者卻不僅是章惇一人。
朝列中頭腦比較冷靜，不太意氣用事的人，也都認為從前施行的差役法，流弊很多。
改行免役以來，已經十幾年，确比差役進步，法無新舊，以良為是，何必一定要恢複舊法。
如與司馬光非常親密的範純仁，便婉轉勸他道：“為治之道，去其太甚者即可。
差役一事，尤須仔細考慮，不然，徒為民病。
”又道：“宰相的職責，在求人才，變法不必太急。
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一定要謀自己出。
謀自己出，則谄谀逢迎的小人，便得乘虛而入。
”司馬光默不作聲，純仁無奈，隻好退一步說：“假使相公決意要這樣做，不妨挑擇一路，先作試驗，看看恢複之後的利弊如何？” 司馬光為人，有強烈的自尊心和執拗的責任感，堅持已定的主張，不肯接受任何人的建議。
範純仁出來歎道：“憑這個樣子的态度，隻是使人不再說話而已。
我如隻欲媚公以取容悅，不如少年時迎合王安石，早就既富且貴了。
” 當王安石變差役為免役時，蘇氏弟兄都是激烈的反對論者。
蘇轍當時曾說：“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
”蘇轼更曾堅持差役決不可變，但是後在地方上親經曆練，有了實際的體認，便完全改變了原來的觀點，認為王安石新法中，免役确是比差役進步的一個良法。
熙甯初年，蘇轼到底還隻是一個得意太早的書生，缺乏實際的政務經驗，隻因讀書較多，才氣充沛，率然放言高論，不免未盡事實。
等他有了幾年地方政務的實際經驗，才明白從前所行的差役法，積弊很深。
主要的原因是應差服役的老百姓，不懂官府衙門的規矩，遂被胥吏們颠倒捉弄，很多人因此破産亡家。
原先認為“無可取代”的差役，事實上是便利胥吏為害百姓的惡法。
免役法比較簡單，按照老百姓的戶産高下，分等出錢雇役，頗合“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可以斷絕胥吏勒索的機會，隻須把該收的實費之外，另有許多濫加名目的苛雜嚴格禁革，這已經實行了十六年的辦法，沒有改回差役的必要。
司馬光盡罷熙豐新法，罷到差役法時，最不為朝列所同情。
範純仁诤勸無效，蘇轼便賈勇往見，向司馬相公說道： “相公所要施行的，都是上應天心、下合人望的事，唯有役法一節，不可輕議。
差役免役，各有利害。
免役之害，在于掊斂民财。
在上的人聚斂，在下的老百姓便有錢荒之患。
差役之害，在于民常在官，不得專力農事，而胥吏從中作奸。
&hellip&hellip兩害相權，輕重略等，現在要以彼易此，人民未必歡迎。
&hellip&hellip” 蘇轼很婉轉地說開了一個頭，還沒提出正面的意見，司馬光便愕然問道：“那麼，如你所說，計将安出？” “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
”蘇轼先舉原則，然後以兵役作例來做說明：“三代之法，兵農合一，到秦時才分而為二；唐朝中葉，把府兵廢為長征卒，從此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人拿出谷帛來養兵，兵用性命來保衛老百姓的身家，天下稱便。
我想，即使聖人複出，怕也不能變易。
現行的免役法，與此相同。
公欲驟罷免役，改行差役，恰如要罷傭兵而恢複民兵一樣，恐怕不很容易。
&hellip&hellip” 蘇轼稍稍停頓，看司馬光不開口，接續說道： “先帝本意，按民戶大小出錢雇役，使老百姓可以專力農作，雖有貪吏滑胥，無所施其暴虐。
坊場河渡，官自出賣，用這筆錢來雇用衙前，則人民可免倉庫、綱運等破家之患。
此萬世之利，決不可變。
“不過，其中也有兩項弊端，一是把這筆錢移作别用，二是拿寬剩役錢來争購坊場河渡，想賺不實在的漲價利益。
這是王安石、呂惠卿的辦法，并非先帝本意。
“相公如能徹底消滅這兩項流弊，不必變法，則老百姓必然擁護相公，事亦易成。
“至于寬剩役錢，名為十中取二，事實上卻已加半征收。
相公如能把這額外的浮收全部豁免，同時準許老百姓用布帛谷米折納役錢，各從其便，那麼錢荒的毛病也就沒有了。
&hellip&hellip” 司馬光聽後，默不作聲，蘇轼隻得讪讪說道：“若照這樣去做，天下稱便，相公尚有何求。
如其認為現在還不是時候，那麼慢慢再斟酌，也不嫌遲。
” 司馬光成見很深，仍無言語。
蘇轼後來調換話題，和他談熙甯年間曾經實施過的給田募役法，那是用官田及寬剩役錢買民田來募役人，大略如邊郡雇用弓箭手的辦法一樣。
蘇轼說他曾在密州推行過，人民稱便。
所以勸司馬光恢複先帝曾行的此一辦法，不過必須請發内帑，補足全國寬剩錢斛至三千萬貫石，用以推行此法于河北、河東、陝西三路。
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以減少一大半，如此培養民力，可備邊境緩急之用。
司馬光聽了，尤不贊成。
這天談話沒有結果，但是蘇轼不肯死心，第二天直接找到政事堂去，再向司馬相公公開陳述他的反對意見。
司馬光心裡不耐煩，臉上就不免忿然作色起來。
蘇轼也很氣惱，反轉來诘責他的态度： “從前韓魏公（琦）創議于陝西路刺義勇，家有三丁者刺一丁，民情驚懼，軍紀也受影響。
當時公為谏官，極言不便，魏公怒形于色，公亦不顧，略無一言假借，這是蘇轼以前聽公親口告知的。
莫非公今做相，就不容蘇轼盡言了嗎？”4 表面上，司馬相公隻好強笑表示歉意，心裡不免存了芥蒂。
司馬溫公面黃貌癯，而枯瘦自如，目光炯炯峻厲，鼻梁挺直，稀稀朗朗的胡子已經花白了，兩隻耳朵的耳輪，闊厚外向5，使他整個神态，顯得堅強而有勁力，很少有人敢于在他面前争論，争亦無用。
役法，在宋代政治制度中，是件大事，朝廷為了詳定役法，設了一個專門機構的役局，負責研讨役法的改訂，蘇轼也是被诏派參加的一員。
在會議中，他屢與局中官員如孫永、傅堯俞輩激烈辯論，感情弄得很壞。
至政事堂說司馬丞相失敗後，他就以與大臣主張不同為理由，乞罷此一兼差，狀言：“臣既不同，決難随衆簽書，乞早賜罷免，俾議論歸一。
”雖然表露了他的硬漢作風，但也從此得罪了“相門”。
政事堂的争論，司馬相公的臉色，是衆目所共見的，負氣請辭役局的差使，更加造成雙方關系的惡化。
雇役法終于依照司馬光的主張，明令罷廢了，而且，命令限期五日之内，恢複已經停廢了十六年的“差役”。
一般朝臣看到這個命令，都覺得限期那麼迫促，實在不合情理，獨有開封府尹蔡京，居然如期報辦。
司馬光大喜，嘉獎他道：“使人人能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謀自己出，适便小人逢迎，不幸而為範純仁所言中。
更不幸的是古往今來，凡是擁有權勢的大人物，幾乎很少有人偉大到能夠排斥小人的阿谀奉承，賢如司馬溫公，亦屬不免，可為浩歎。
蘇轼喜歡戲谑，朝中公卿，一個一個都給起了诨号，獨于司馬光，一向敬服，不敢造次。
這次争論役法，碰了一個大釘子，心裡非常氣憤，争罷回家，一面卸巾弛帶，一面恨恨地連聲呼叫：“司馬牛！司馬牛！”6 據說，還有一次，蘇轼與司馬光論事不協，轼說：“相公此論，故為鼈厮踢。
”司馬聽不懂他說什麼，還問：“鼈何能厮踢？” “是之謂鼈厮踢！”蘇轼冷冷作答。
7 三 不到中書不是官 元祐元年三月，以吏部侍郎李常為戶部尚書；以中書舍人胡宗愈為給事中；以蘇轼接替胡宗愈的遺缺，特诏：免試為中書舍人。
宋朝的政制，以二府&mdash&mdash中書省和樞密院及計省三司使為中樞政治的中心，直接隸屬于皇帝。
樞密院主管天下軍馬，計省三司使掌理全國财政，除此以外的一切庶政，全部集中于中書省，而中書省又設于禁中。
所以中書舍人的職責非常重要，宋朝官制大抵沿襲盛唐，《唐百官志》： 中書舍人參議表章，百官奏議、考課皆預裁焉。
宋代亦然。
凡事先經給事中書讀，并經中書舍人書行者，才将原本留省，錄黃過尚書省給劄施行。
不過唐制隻有給事中始得封駁，而宋朝則中書舍人認為不可行時，亦可不書而執奏，稱為“繳駁”，實際上，具有除軍馬财經外的全國政務之審核的權力，所以宋有俗諺說：“不到中書不是官。
” 蘇轼在還朝三四個月的時間内，扶搖直上，一再升遷，這事即使他本人勇于自用，不怕權高責重，但也不能不凜于官場中樹大招風的忌諱，所以頗為踧踖不安，立即具狀懇辭，有曰： 起知登州，到任五日而召以省郎，半月而擢為右史。
&hellip&hellip今又冒榮直授，躐等驟遷，非唯其人既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安。
中書舍人這一職務，不但是宰相的屬官，而且例兼“知制诰”，代拟王言。
所以按照宋朝的定制，“知制诰”必先考試而後任命。
宋朝開國百餘年來，免試任命者，隻有陳堯佐、楊億、歐陽修三人而已，現在蘇轼也得特旨免試而用，使他十分不安，同時更畏懼政治圈子裡的時忌。
8 但是他辭不掉，隻得拜表就任，仍改賜章服。
上表謝曰：“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複玷近班。
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
” 中書舍人這職務，最難的是寫作“外制”。
自唐至宋，有個慣例，中書舍人承受詞頭後，就須在省中起草付吏，一直到寫成告命，從不耽擱到第二天。
擔任這個工作的人，自非具有“捷才”不可。
9蘇轼縱然筆快，但文件太多，仍是苦事。
到後來白天來不及寫時，也隻好開夜車把“詞頭”留到燈下來寫，常常寫到半夜才睡。
這時期，曾布（子宣）托他作篇塔記，他複信訴苦道： 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職事如麻，歸即為詞頭所迫，卒以夜半乃息。
五更複起，實未有餘暇。
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
願公一笑而恕之。
四月，以呂公著為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
诏起元老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列宰相之上，以輔助多病的司馬光。
新任禦史呂陶上章彈劾司農少卿範子淵，元豐時提舉河工，靡費巨萬，而所築護堤崩塌，溺死無算，堤工卒無所成，乞行廢放。
多少年來，中樞實施錯誤的治河方法，浪費國帑，犧牲民命，是蘇轼一再激烈反對的政策之一，看了呂陶的彈章，對于這種漠視人民生命财産的官僚，激起了如火的憤怒。
他揮筆作《範子淵改知峽州敕》，有曰： 汝以有限之财，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諸必死之地。
橫費之财，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複生。
痛快淋漓，成為傳誦一時的名言。
蘇轍初任右司谏，以為自王安石變法以來，台谏官過分嚣張，朝士們“一言被及”，馬上就逐出中樞，政風因此大敗。
他倡言朝廷應加約束，使台谏們亦知自律。
蘇轍開始行動，首上《乞選用執政狀》，同時彈劾左右二相，指左仆射蔡确出身獄吏，“??佞刻薄”；論右仆射韓缜，“識暗性暴，才疏行污”；再論張璪、李清臣、安焘，說他們都是鬥筲之人，“持祿固位，安能有為”。
凡七狀攻下右相韓缜，五月，再上狀《乞誅竄呂惠卿》，指他詭變多端，見利忘義。
朝命呂惠卿降官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
大多數朝臣認為這樣處分太輕，蘇轍、王岩叟、朱光庭、王觌、劉摯等交章痛劾，蘇轍且把呂惠卿舉發王安石私書的醜事，也揭發出來，對這種卑鄙的小人行徑，施以無情的撻伐。
于是，呂惠卿再行責降為建甯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
詞頭始下中書，據說，按照輪值次序，此供該由劉攽（貢父）草制。
蘇轼大嚷道：“貢父平生做劊子手，今日才得斬人。
” 貢父知道蘇轼有一肚皮積憤，非吐不快，所以推說身體不舒服，乘間溜走，蘇轼就把這件公事接過手來，痛快淋漓地曆數呂惠卿的罪惡。
10撰“責詞”曰： 呂惠卿以鬥筲之才，穿窬之智，谄事宰輔，同升廟堂。
樂禍貪功，好兵喜殺。
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
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
苛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
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若轉圜。
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鲧；終焉孔子之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