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風雨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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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宰予。
發其宿奸，谪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
複陳罔上之言，繼有砀山之貶。
反複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
始與知己，共為欺君。
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
連起大獄，發其私書。
黨與交攻，幾半天下。
奸贓狼藉，橫被江東。
至其複用之年，始創西戎之隙。
妄出新意，變亂舊章。
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
興言及此，流涕何追。
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诏。
假我号令，成汝詐謀。
不圖渙汗之文，止為款賊之具。
迷國不道，從古罕聞。
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
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蘇轼這篇責詞，固然寫得大為快意，而讀者也覺得“利如并剪”，天下傳誦。
但就個人的利害而言，則其後果，無異于在自己前途上，遍插荊棘，從此以後，終生都在荊棘叢中行路了。
隻有像蘇轼這樣的人才會做如此傻事，官僚決不肯為。
蘇轼為谏官，勇猛更如出山之虎，一鼓作氣，掃蕩群奸。
他對王觌說：“張璪天資邪佞，易以為奸，宜除去。
”連章攻擊，至七月，張璪遂遭罷斥。
張璪于詩獄案時，為知谏院兼侍禦史知雜事，同時受命與李定、何正臣、舒亶共為雜治該案的四兇之一。
再說李定，本已降責：“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為誰氏，強顔匿志，冒榮自欺。
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于揚州居住。
”蘇轼不服，繳進詞頭，與同官範百祿狀奏曰： 臣等看詳李定所犯，朝廷勘會得實，而使無母不孝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廷亦許如此等類得據高位，傷敗風教，為害不淺。
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
11 于是，再被谪放滁州。
這件事，很易被人誤會是蘇轼報複詩獄的仇怨，實則未必盡然。
宋是盛倡以孝道治天下的時代，蘇轼深沐儒學教化，對于悖倫常者，疾視如仇，是其基本觀念，并非隻對李定如此。
同時有旨貶谪虐母的張誠一提舉江州太平觀案，蘇轼一樣反對，認為像這種“惡逆不道之人，雖肆諸市朝，猶不為過”，不肯撰告。
反之，如程遵彥事母至孝，他便據此狀請擢用。
這都是“孝治之極，天下順之”的時代裡，一種維護倫理道德的行動，并不完全出于私人的恩怨。
七八月間，司馬光告病在假，範純仁因為國庫空虛，支應匮乏，奏請再立常平錢谷給斂出息辦法，俾沾國用。
其實，這辦法即是恢複已廢的青苗法，不過換個名目，遮人耳目而已。
章上，台谏劉奏、上官均、王觌、蘇轍交章反對。
司馬光在病中，未經詳細考較，也曾劄奏贊成純仁此議，至案下中書省，蘇轼即上《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揭穿純仁“偷天換日”的把戲，略曰： 熙甯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複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
農民之家，量入為出，縮衣節食，雖貧亦足。
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
許人情願，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
他舉述當年從政地方，親眼目睹的經驗說，不肖官吏，每趁放款時期，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樸賣酒牌子，誘惑借到青苗貸款的農家子弟，前來玩樂，那些農民不明利害，常有将貸款花光，徒手而歸者，作為非理之用的事證。
又曰：“每放青苗，酒課暴增。
臣所親見，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鬻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勝數。
”所以他請求不要再貸放青苗錢，盤剝老百姓，留下的舊欠，也請準于每屆豐熟收成時，分五年歸還，他們這許多年來，付出的利息已經很多，所以，對于四等以下貧戶，應該一律放免。
其時，台谏們也一再上章乞罷此議，事情鬧大，司馬光才注意到事不可行，力疾請對，在太後簾前奏道：“是何奸邪，勸陛下複行此事？” 範純仁也在殿上，心想這個建議是經你同意劄奏的，現在卻說這樣的話，心裡很是憤怒，但在天子之前，執笏卻立，不敢說話。
太皇太後從議，诏複常平舊法，青苗錢更不支俵。
司馬光當朝，凡是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立的新法，無不鏟除務盡，對于熙甯年間執行新法的大臣，也抱着徹底清除的成見。
程頤對他說：“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
現在這些都是可用之才，而且人豈甘心為小人？若宰相用之為君子，誰不為君子？此等事欲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
” 範純仁也主張：“消合黨類，兼收并用。
” 然而，司馬相公的成見牢不可破，他是“泾渭分明，不稍假借”。
當時的朝士如曾子開、侯仲良等事後都說，假如程頤、範純仁的意思，得被溫公采納，必無後來紹聖年間的報複之禍。
這一時期種下的另一惡因，則為對少年嗣君（哲宗）的忽視。
皇帝已漸長大了，但朝事一切進止，但向太皇太後取決，非但不征皇帝同意，甚至皇帝指着問了，大臣也不具對。
蘇頌看到這種情形，覺得很危險，嘗對諸大老說：“不要這樣紛纭多變，到皇帝長大時，誰任其咎呢？”這話，哲宗似亦微有所聞，所以後來親政時，便說：“朝臣中隻有蘇頌最知君臣之禮。
”論及太皇太後垂簾時期的政事時，哲宗說：“朕隻見臀背。
”12可見這青年皇帝的心裡，藏怒宿憤，早已種因此時。
類此的忠告，也有人對司馬光當面說過： “熙豐舊臣，多??巧小人，将來若是有人以父子之義離間皇上和太後時，則大禍起矣。
” 然而司馬丞相隻是危身正色答道：“天若祚宋，必無此事。
” 以道德文章而論，司馬光固是天下第一流人物，但以政治能力來說，則不無疑問，如三朝名臣韓琦便批評過他：“司馬君實才偏量窄。
”程颢也說：“君實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病甚則非所能及。
”13 而宋至元祐，内憂外患，病已甚深，司馬光實在不是一個救時的國手。
至于蘇轼之為中書舍人，也很難适應嚴格的官僚制度。
從來文人都不适于從政，搞政治的人，首重實際利害，而文人隻管發揮自己的理想。
做官的人要用傳統的典常來約束一切，而文人則重視自由意志的考慮，不屑規例。
蘇轼生有極為堅強的個性，其不适于從政，尤其如操持中書省這樣需要最高幕僚技術的實際政務，就處處露出破綻來了。
蘇轼初至中書，當時的執政當局，因為中書省的公事常有洩漏，所以要在舍人廳的後面，築一道露籬，禁與同省其他部門往來。
這本來是一件必要的保密措施，但他看不慣這種作風，便說： 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
這個籬笆雖然暫時停工，但至明年還是築了，他還大發牢騷，說《白樂天集》有這樣一段話：“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窗下飲酒作詩。
”可見唐朝時，可以西掖開窗以通東省，而現在則本省之内都不能自由往來，覺得可歎&mdash&mdash由這件小事，可見他實在不通實際政務。
14 古時的成文法，不如現代完備，所以幕僚業務的法寶，是遵循典故，援引成例。
但是蘇轼認為世事複雜多變，不能以典常成例當作永遠不變的金科玉律，天下沒有任何标準，足以适應萬事萬物。
所以他要運用聰明來随機應變，覺得沒有思想内容的典常則例，隻是妨礙以自由意志來裁量庶政的一種束縛。
蘇轼在中書與司馬門人劉安世（器之）共事，安世是一個熟谙典章的官僚，每遇蘇轼處事逾越分寸時，他必非常冷靜地搬出典故來約束他，蘇轼當時很生氣，背後罵道：“何處把上曳得一個劉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 把上，是農人乘以耕田的工具，相當于現在罵人為土包子的意思。
安世聽得此話，慨然道：“子瞻是怕典故的，但如任他但憑才氣而變亂故常，總不可以。
” 中國幅員太大，政治上向來有南北的地方成見。
王安石領導的新黨，都是南人，如蔡确、呂惠卿是福建晉江人，章惇是浦城人，曾布是江西南豐人，等等；而元祐的主幹，自司馬光、呂公著以至呂大防、劉摯等，幾乎盡是北方人，因此，對南人不免歧視。
當時，朝士間流傳一句罵人的俗諺：“閩蜀同風，腹中有蟲。
”這句話不但罵了福建仔，也罵了四川佬。
蘇轼聽了，遽然作色道：“書稱立賢無方，何得乃爾！” 大名人劉安世冷冷地接口道：“我先前未曾聽說過這句話，不過立賢無方，須是賢者才可以；如是中人以下者，安得不受土地風俗的影響。
” 蘇轼默不作聲，心裡則很不喜歡這個北方籍的鄉下佬。
15 這個故事，充分說明文人從政與職業官僚的處事态度，根本不同。
四 老成凋謝 元祐元年（1086）四月癸巳，王安石薨于金陵。
是年閏二月司馬光拜相時，安石已經卧病在床。
他的弟弟安禮帶了朝報來看他，安石在病床上展讀，他隻慨然說了一句：“司馬十二作相矣。
”别的什麼也沒說。
後來陸續聽到朝廷在頻頻廢止他所創建的新法，他也夷然不以為意，從不說話。
直到聽到罷免役、複差役事時，他才愕然失聲道：“連這個也罷了。
”停頓好久，又緩緩接着道：“此法終究是不該罷廢的。
某與先帝反反複複讨論了兩年，才付諸實行，此中利害，講求無不曲盡，此法終不可罷。
” 安石去世的噩耗傳至京師時，司馬光也在病中，他怕政治上的投機分子，乘勢诋毀這位國家元老，趕忙在病床上倚枕作書給呂公著說：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
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緻忠直疏遠，讒佞輻辏，敗壤百度，以至于此。
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複之徒，必诋毀百端。
光意以為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
苟有所得，辄以上聞。
不識晦叔以為何如？更不煩答以筆劄，扆前力言，則全仗晦叔也。
朝廷追贈太傅，蘇轼撰敕，竭誠推美。
如言：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
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用能于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
又稱其學術造詣曰： 少學孔孟，晚師瞿聃。
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
稱朝廷對他的眷悼，則曰： 朕方臨禦之初，哀疚罔極。
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
究觀規模，想見風采。
豈謂告終之問，在餘諒暗之中。
胡不百年，為之一涕。
安石薨逝之日，正是政治上極端的反對派當權之時，滿朝盡是當年被他排擠的人物，飾終論典，何嘗沒有人不想乘機打一場死老虎！幸而司馬光識得大體，蘇轼也善代王言，元祐朝士胸襟氣度的寬宏闊大，真不可及。
司馬溫公自與王荊公議政不合，退出中樞，居住洛陽，一十五年，邀約門人在獨樂園裡，專心著作《資治通鑒》，脫稿未久，就受宣仁太後的征召還朝，時已六七高齡，身體一向不好，拜相後工作繁劇，于是百病叢生。
但他上則感激太後倚任之重，下則凜懼人民望治之切，無法顧及自己的病體，日夜孜孜，唯恐不及。
他的門人弟子舉諸葛亮“食少事繁，其能久乎”的故事來勸他，他則淡然說道：“死生，命也。
”依然終日營營，不肯稍息。
太皇太後知道司馬光力疾從公的情形，立即下诏免他朝參，準在禁城中乘轎，三日一入省。
司馬光認為“不敢當”，又說：“不見君，不可視事。
”于是太後隻好诏令：由他兒子司馬康扶掖入對。
這樣的情形，何能持久，終于到了真正撐持不住的一天，他隻好寫信給呂公著說： 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
遺憾的是病體拖延已經太久，繼久疾之後，死亡便悄悄來到。
元祐元年（1086）九月初一，宋尚書左仆射司馬光薨于位，享年六十八歲。
還朝主政，為時不過一年，距王荊公之薨于金陵，亦隻差遲四個多月而已。
溫公薨日，皇帝方領大臣舉行明堂祀典，朝臣以緻齋，不能趨奠，至禮成降赦畢，參與祀典的三省官亟欲趕往司馬相邸吊唁時，不料時任崇政殿說書的程頤，攔着衆官道： “《論語》：子于是日哭，則不歌。
豈可賀赦才了，便去吊喪。
”這時候旁邊有人诘難道：“孔子說：&lsquo哭則不歌。
&rsquo沒有說歌則不哭。
” 蘇轼平常就很讨厭這位拘泥古禮、不近人情的道學先生，這時再也按捺不住，便嘲笑程頤道：“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的禮。
”衆官大笑。
16 其時蘇轼已受任翰林學士，作了祭文，不顧程頤的反對，和兩制官一同前往祭奠。
程頤看攔阻衆人不住，便去跟司馬家的孝子說：“不得受悼。
”大家去碰了一個壁，很是生氣。
蘇轼又說：“可謂鏖糟陂裡叔孫通。
”17 程頤為溫公主辦喪事，一切都遵古禮。
用錦綢做囊，把遺體裝在囊中為斂。
蘇轼實在看不過去，便指着錦囊道：“還欠一物，當寫信物一角，送上閻羅大王。
”18 伊川程子是個道貌岸然的人，面色淡黃，目有棱角，顴骨微收，一臉結實剛勁的神氣，短短的白須在頰上如欲飛動，剛方莊重，凜然不可侵犯。
19蘇轼卻那樣笑谑了他，這不但傷害了程頤的尊嚴，而且開罪了視程頤為聖人的一班洛學弟子，遺下後來無窮的後患。
程頤是司馬光、呂公著兩人會同薦舉的河南處士。
他十五六歲時，與其兄程颢從周濂溪學，為承襲宋學的代表人物，人稱“二程子”，居學術界的領導地位。
英宗、神宗兩朝，大臣屢次推薦，他都拒不出任。
元祐初，他因少年皇帝的教育，關系國家未來隆替，所以，以五十之年才出山來，要以成就君德為己任。
初诏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不就，元年二月再召為秘書省校書郎，入對稱旨，改崇政殿說書。
宋制：經筵講官，地位高者為侍講、侍讀，秩卑資淺者為說書。
程頤起于處士，故叙官僅得“說書”，他也不以為意。
隻是照他理想，動辄誦說三代古禮，言則必稱堯舜孔孟，這迂夫子的樣子在官場中卻很惹人厭惡。
蘇轼和他同樣不适于做官，但卻相反，處處以精神自由為重的人，心裡非常鄙薄程頤的矯揉造作，視之為僞君子；程頤看蘇轼，則是一個浮薄文人，彼此都很瞧不起對方。
程頤在經筵為皇帝講書，中間有段休息時間，移坐殿旁小軒。
哲宗當時還是一個十一歲的孩子，閑着，靠在窗檻上，随手折了一條柳枝來玩。
這本是平常小事，不料程頤便拉長了臉告誡起來，說什麼時當春和，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折柳，緻傷天地和氣等，噜噜蘇蘇一大套，說得少年皇帝很不高興，把那條柳枝恨恨地擲在地上。
司馬光聽得這個報告，便很感慨地對門人批評道：“使人主不願親近儒生，正因為有這等樣人的緣故。
”20 其實，一般人都有同樣的觀念，所謂道學家，上焉者自立崖岸，高不可攀；下焉者，冬烘猥瑣，不過供人讪笑。
程頤的作風，遠不如他的老哥程颢通達，他那種僵硬頑固的态度，即使同是研治天人性命之學的洛學泰鬥邵雍（康節），也認為伊川已經鑽入牛角尖裡，救拔甚不容易。
相傳，邵康節病亟将殁，程頤趕去向他問“道”，康節笑道：“正叔，你這人可謂生在姜樹頭上，将來亦必死于姜樹上。
” “此話怎解？”程頤沒能聽懂。
康節張開兩手示意，他還是不解。
康節說：“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時，自身且無着處，何能使别人行？” 然而，他自立朝以來，所言所行，卻仍然是最狹窄的路徑，生姜樹頭的三代古禮。
程門弟子認為蘇轼侮辱了老師，就誣言蘇轼欲主辦溫公的喪事，為程頤所得，因此生了妒嫉之心。
這是卑劣的人身攻擊，蘇轼也不必以主辦丞相的喪事來增高自己的身價。
另有一種批評： “子瞻，溫公門下士也，聞其捐館，不見有慘切之容，悼惜之語，而輕浮谑笑，無異平時。
”21 不論蘇轼對程頤的谑笑，原系極端鄙薄的變形發洩，然而，身臨喪家，态度總欠莊敬，這還不失是一種合理的批評。
司馬光飾終之典，非常隆重，太皇太後和皇上都親臨吊奠，同時辍朝三日志哀。
贈太師溫國公，予谥“文正”，襚以一品禮服，賜龍腦水銀棺斂，赙贈銀三千兩，絹四千匹，派員護喪，歸葬于他的故鄉&mdash&mdash陝州夏縣之涑水鄉。
司馬既逝，朝中大事裨倚右相呂公著，再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輔佐公著。
呂大防，字微仲，原籍汲郡，生長在京兆藍田，是個樸實厚重的北方人。
身長七尺，眉目英秀，說話聲若洪鐘，每日朝會，在殿廷趨跄進退，威儀翼翼，神宗往往目送其退。
大防為人，态度嚴肅，過市，從不左顧右盼，平時家居，終日如對賓客。
在執政中，不免有人以私事幹請，他便正身危坐，隻聽不答，不論多久，絕對不發一言，所以，他有個綽号叫“鐵蛤蜊”。
22 蘇轼與大防向來交好。
後來，蘇轍在朝，與大防合作得更是非常密切，劉摯則成為逆派的領袖，與蘇氏兄弟完全對立了。
五 學士院風波 蘇轼擢升中書舍人，還不滿半年，元祐元年八月間，又蒙太皇太後诏遷翰林學士、知制诰。
金馬玉堂的翰林學士，位三品，是侍從近臣中的高階職官，地位超越給事中、六尚書。
翰林故事：學士入朝，有朱衣院吏二人，雙雙引至朝堂而止；給三省公文，不必用申狀，隻以尺紙直書其事，品位清華，從可想見。
所以，當時的士大夫間，但凡聽到有人新任翰林學士，便稱“一佛出世”，其于世人心目中的尊榮，竟至如此。
然在蘇轼，起自憂患未久，一再升遷，已遭他人側目而視，現在更有新命，預見必将招來許多嫉妒，轉生無窮煩惱。
因此一再懇辭，卻不蒙太皇太後允準。
宋制，兩制以上官，初除之日，須舉自代官一人，此亦沿襲唐朝的舊制，唐則常參官視事之三日，令舉一人自代，目的是擴大延攬人才的門徑，被舉的人，隻是登記儲備，并非真欲進用。
23 蘇轼舉以自代者，是他所尊重的朋友&mdash&mdash黃庭堅。
庭堅初以秘書省校書郎被召入京，不久，除修神宗實錄院檢讨官，與王安石門下的陸佃共事，觀點不同，時生龃龉，工作甚不愉快，而蘇轼舉以自代的狀文，則推重備至，如曰： 伏見某官黃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絕當世。
&hellip&hellip 蘇轼始供翰林學士職，官中派遣西頭供奉官充待诏董士隆到蘇宅來傳讀聖旨，宣召入學士院。
24按唐制，宰相以下，初命都不舉行宣召禮。
唯有翰林學士，則必宣召。
那個氣派，真所謂已極儒臣的尊榮，故《謝宣召入院狀》說： 裡巷傳呼，親臨诏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
&hellip&hellip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為重。
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将相之儲。
學士院設在宮禁内，非内臣宣召，不能進去。
學士院的院門之外，另又設置一道複門，也是因為該院直通宮廷，門禁非得那麼森嚴不可。
25 宋太宗于汴京西郊鑿金明池，簡稱西池，中有台榭，以閱水戲。
26地在順天門外，池九裡三十步。
每年三月一日起開放，準許士庶入園遊覽，至上巳日帝駕臨幸畢，即關閉。
每歲朝廷賜二府從官宴及進士聞喜宴，皆在西池舉行。
張擇端所畫《清明上河圖》，追摹汴京景物，即是此時此事。
蘇轼受任之次年三月十四日，出遊西池，宋肇（懋宗）親見都人聚觀翰林公出遊之盛，作詩征和，黃庭堅次韻詩曰： 金狨系馬曉莺邊，不比春江上水船。
人語車聲喧法曲，花光樓影倒晴天。
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
還作遨頭驚俗眼，風流文物屬蘇仙。
遨頭，蜀人俗語，謂遊樂也。
此詩所說金馬玉堂人物的威儀之重，以及被社會尊崇的普遍，也是宋代文化的特色之一。
蘇轼還朝，不到一年，扶搖直上，忽已身入玉堂，跻位禁林，固非始料所及，而太皇太後對他簾眷之隆，隻是使他自感兩肩沉重，深為踧踖不安。
依照宋朝常例，翰林學士常為宰輔的後備人選，搞政治的人，對這方面最為敏感。
诏命既頒，朝士們就紛紛議論起來，認為照這樣快的進度發展下去，蘇轼遲早會拜相。
有一部分人就生怕蘇轼拜相，照他這種善善惡惡、毫不假借的脾氣，别人還怎麼能“搞政治”？他們有意要給他兜頭澆桶冷水，以杜後患。
有兩個現成的掌故可用，一是從前王安石深膺帝眷，神宗有意大用，咨詢韓琦的意見，韓說：“安石為翰林學士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27現在不是大家都在罵王安石嗎？又如孫升曾對司馬光說：“蘇轼為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
如用文章為執政，則國朝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
”28 現在，孫升為侍禦史奏曰： 輔弼經綸之業，不在乎文章學問。
今蘇轼之學，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
為翰林學士，可謂極其任矣，若或輔佐經綸，則願陛下以王安石為戒。
蘇轼自知生性甚不适于做官，更未期望過輔弼經綸的相業，因為他明白自己缺乏做宰相必需的政治手腕。
意識深處，寄望較為實際的蘇轍，能夠發揮眉山蘇氏的政治抱負。
所以眼見蘇轍同月除起居郎，入侍迩英；十一月又擢升中書舍人，這才是他最大的愉悅。
果然，升遷，在蘇轼不啻是一個新的災難的開頭。
就職後主辦第一次“試館職”，首由洛學弟子借機發難，随後司馬門下的官僚集團也參加了，聯合攻擊起來。
蘇轼的預慮沒有錯，樹大招風，是現實政治上必然會發生的風波。
“試館職”是學士院的職掌。
進士候選館職，必須試而後用。
英宗治平二年，蘇轼自鳳翔任滿還朝，也是通過館職試，才得“直史館”這個職務的。
按照規定，應試的進士經大臣保薦，獲得省劄通知，方具應試資格。
然後，皇帝命太史局擇定日期，到考試前一天，内侍省還要差官一員充監門，鎖學士院29，有如現在的入闱，在院内撰策題三道，送請皇上點定一題。
至第二天清晨，才派員引導應試進士入院考試，參加考試的人可領在藏庫錢三十缗，充作餐費。
試畢，恭錄策題，連同試卷，送呈皇帝禦批等策。
這次考試的策問題，共拟三道。
第一、第二兩題，是翰林承旨鄧溫伯撰的，第三道“師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勵精”題，為蘇轼所拟。
這三道題目由蘇轼親自繕正進呈，蒙禦筆點定用第三道，恰為蘇轼所撰。
30 不料這道題目，卻發生了極大的風波。
這場風波，首先發難的是朱光庭。
光庭，字公掞，偃師人，與蘇轼進士同年，是程頤的得意弟子，以司馬光之薦，于元豐八年為左正言，乞罷青苗法，論蔡确、章惇、韓缜等直言耿耿，故蘇轼作《次韻朱光庭初夏》詩： 朝罷人人識鄭崇，直聲如在履聲中。
卧聞疏響梧桐雨，獨詠微涼殿閣風。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不料現在惡意抨擊他的，卻是這位老朋友。
光庭現任左司谏，他割裂全題中的兩段：一是“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媮。
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
二是“昔漢文寬仁長者，至于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
宣帝綜核名實，至于文理之士，鹹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
既從原題中割出這樣本不連貫的兩段，斷章取義，加以“箋注”，便可據以彈劾蘇轼為臣不忠，譏議先朝，控他有诽謗仁宗、神宗兩代先帝的大罪。
光庭的結論說： 臣以為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為大，漢文不足以為也。
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測，宣帝不足以為也。
今學士院考試官不識大體，反以媮刻為議論，乞正考試官之罪。
章上，太後不相信蘇轼會有譏議先帝的意思，明白谏官們尋瑕摘疵，隻是嫉妒而已，所以下诏：“蘇轼特放罪。
”放罪即免罪之意。
蘇轼認為他本無罪，不甘被人平白誣謗，十二月十八日上章自辯道： 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日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緻此病，于二帝何與焉？至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為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拟二帝之意。
他最後說：“這道策題是經禦筆點定的，若有諷譏之意，豈能逃過聖鑒？”31這封辯狀遞上去後，诏又追命放罪。
其時蜀人呂陶為右司谏，頗為蘇轼不平，上疏糾彈朱光庭。
他說：“蘇轼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答，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
台谏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
” 于是，他揭發此案的真實背景道： 議者謂轼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為報怨。
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為讪謗，恐朋黨之弊自此起矣。
呂陶，字元鈞，蜀之成都人。
蔣堂守蜀，親自到州學考課，呂陶時年十三，所作為蔣太守所激賞，譽為賈誼之文，故有神童之目。
後來成進士，又中熙甯制科，元祐初召為谏官。
本來這件案子，尚屬簡單，不過是洛學弟子為他們的老師報一箭之仇而已。
但在此時，忽然有個謠言說，朝廷以為朱光庭論罪不當，将逐去之，于是司馬門下那班正格的官僚，對蘇轼，不能不生恐懼心理，趁此機會，群起而攻。
十二月二十七日，禦史中丞傅堯俞疏論，二十八日侍禦史王岩叟又繼起上奏，幫朱光庭說話，疏論蘇轼“以文帝有蔽，則仁宗不為無蔽；以宣帝有失，則神宗不為無失，雖不明言，其意在此”，乞正蘇轼應得之罪。
這簡直是以訟師們慣用的伎倆，拿來羅織蘇轼。
蘇轼認為洛學弟子以國家賦予的谏權，作為報複私怨的工具，實在可恥；而司馬門下的傅堯俞，是他多年好友，王岩叟是韓魏公的幕賓，淵源私交，兩皆深厚，現在卻為什麼也來趁火打劫，他不能理解，隻覺得政治上的人情詭變，令他非常沮喪。
二年正月十七日，蘇轼再上辯劄。
十八日太皇太後召傅、王兩人入對，目的本在疏解，不料堯俞、岩叟在太後簾前，卻又再度強調蘇轼策題的不當。
太皇太後憤怒了，面诘道：“這是朱光庭的私意，卿等與朱光庭一黨嗎？” 這話說得太重了一點，弄得傅、王二人下不了台。
堯俞、岩叟便同奏道：“臣等蒙宣論，黨附朱光庭糾彈蘇轼，上辜任使，更不敢詣台供職，伏祈譴斥。
”&mdash&mdash他們隻好自掼紗帽了。
32 蘇轼當朱、傅、王三人聯合圍攻他的時候，逐漸明白這已不是講理的事情，也不是那兩三個人見解差異的問題。
策題的文理，粲若黑白，何嘗有絲毫可以疑似議論先朝的地方，隻是官僚們排斥異己的陣仗，他就不願再和他們做毫無意義的争論，一切不過為了做官而已，不做官就沒有是非，從此不再辯白，因為辯白還有戀棧的意思，他隻接連四上章奏，竭力求去。
蘇轼既已決心請辭，便不去翰林院上班，在家等候诏旨。
作書緻楊繪（元素），略說他的心事道：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于必得耳。
公必聞其略，蓋為台谏所
發其宿奸，谪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
複陳罔上之言，繼有砀山之貶。
反複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
始與知己，共為欺君。
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
連起大獄，發其私書。
黨與交攻，幾半天下。
奸贓狼藉，橫被江東。
至其複用之年，始創西戎之隙。
妄出新意，變亂舊章。
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
興言及此，流涕何追。
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诏。
假我号令，成汝詐謀。
不圖渙汗之文，止為款賊之具。
迷國不道，從古罕聞。
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
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蘇轼這篇責詞，固然寫得大為快意，而讀者也覺得“利如并剪”，天下傳誦。
但就個人的利害而言，則其後果，無異于在自己前途上，遍插荊棘，從此以後，終生都在荊棘叢中行路了。
隻有像蘇轼這樣的人才會做如此傻事，官僚決不肯為。
蘇轼為谏官，勇猛更如出山之虎，一鼓作氣，掃蕩群奸。
他對王觌說：“張璪天資邪佞，易以為奸，宜除去。
”連章攻擊，至七月，張璪遂遭罷斥。
張璪于詩獄案時，為知谏院兼侍禦史知雜事，同時受命與李定、何正臣、舒亶共為雜治該案的四兇之一。
再說李定，本已降責：“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為誰氏，強顔匿志，冒榮自欺。
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于揚州居住。
”蘇轼不服，繳進詞頭，與同官範百祿狀奏曰： 臣等看詳李定所犯，朝廷勘會得實，而使無母不孝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廷亦許如此等類得據高位，傷敗風教，為害不淺。
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
11 于是，再被谪放滁州。
這件事，很易被人誤會是蘇轼報複詩獄的仇怨，實則未必盡然。
宋是盛倡以孝道治天下的時代，蘇轼深沐儒學教化，對于悖倫常者，疾視如仇，是其基本觀念，并非隻對李定如此。
同時有旨貶谪虐母的張誠一提舉江州太平觀案，蘇轼一樣反對，認為像這種“惡逆不道之人，雖肆諸市朝，猶不為過”，不肯撰告。
反之，如程遵彥事母至孝，他便據此狀請擢用。
這都是“孝治之極，天下順之”的時代裡，一種維護倫理道德的行動，并不完全出于私人的恩怨。
七八月間，司馬光告病在假，範純仁因為國庫空虛，支應匮乏，奏請再立常平錢谷給斂出息辦法，俾沾國用。
其實，這辦法即是恢複已廢的青苗法，不過換個名目，遮人耳目而已。
章上，台谏劉奏、上官均、王觌、蘇轍交章反對。
司馬光在病中，未經詳細考較，也曾劄奏贊成純仁此議，至案下中書省，蘇轼即上《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揭穿純仁“偷天換日”的把戲，略曰： 熙甯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複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
農民之家，量入為出，縮衣節食，雖貧亦足。
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
許人情願，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
他舉述當年從政地方，親眼目睹的經驗說，不肖官吏，每趁放款時期，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樸賣酒牌子，誘惑借到青苗貸款的農家子弟，前來玩樂，那些農民不明利害，常有将貸款花光，徒手而歸者，作為非理之用的事證。
又曰：“每放青苗，酒課暴增。
臣所親見，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鬻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勝數。
”所以他請求不要再貸放青苗錢，盤剝老百姓，留下的舊欠，也請準于每屆豐熟收成時，分五年歸還，他們這許多年來，付出的利息已經很多，所以，對于四等以下貧戶，應該一律放免。
其時，台谏們也一再上章乞罷此議，事情鬧大，司馬光才注意到事不可行，力疾請對，在太後簾前奏道：“是何奸邪，勸陛下複行此事？” 範純仁也在殿上，心想這個建議是經你同意劄奏的，現在卻說這樣的話，心裡很是憤怒，但在天子之前，執笏卻立，不敢說話。
太皇太後從議，诏複常平舊法，青苗錢更不支俵。
司馬光當朝，凡是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立的新法，無不鏟除務盡，對于熙甯年間執行新法的大臣，也抱着徹底清除的成見。
程頤對他說：“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
現在這些都是可用之才，而且人豈甘心為小人？若宰相用之為君子，誰不為君子？此等事欲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
” 範純仁也主張：“消合黨類，兼收并用。
” 然而，司馬相公的成見牢不可破，他是“泾渭分明，不稍假借”。
當時的朝士如曾子開、侯仲良等事後都說，假如程頤、範純仁的意思，得被溫公采納，必無後來紹聖年間的報複之禍。
這一時期種下的另一惡因，則為對少年嗣君（哲宗）的忽視。
皇帝已漸長大了，但朝事一切進止，但向太皇太後取決，非但不征皇帝同意，甚至皇帝指着問了，大臣也不具對。
蘇頌看到這種情形，覺得很危險，嘗對諸大老說：“不要這樣紛纭多變，到皇帝長大時，誰任其咎呢？”這話，哲宗似亦微有所聞，所以後來親政時，便說：“朝臣中隻有蘇頌最知君臣之禮。
”論及太皇太後垂簾時期的政事時，哲宗說：“朕隻見臀背。
”12可見這青年皇帝的心裡，藏怒宿憤，早已種因此時。
類此的忠告，也有人對司馬光當面說過： “熙豐舊臣，多??巧小人，将來若是有人以父子之義離間皇上和太後時，則大禍起矣。
” 然而司馬丞相隻是危身正色答道：“天若祚宋，必無此事。
” 以道德文章而論，司馬光固是天下第一流人物，但以政治能力來說，則不無疑問，如三朝名臣韓琦便批評過他：“司馬君實才偏量窄。
”程颢也說：“君實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病甚則非所能及。
”13 而宋至元祐，内憂外患，病已甚深，司馬光實在不是一個救時的國手。
至于蘇轼之為中書舍人，也很難适應嚴格的官僚制度。
從來文人都不适于從政，搞政治的人，首重實際利害，而文人隻管發揮自己的理想。
做官的人要用傳統的典常來約束一切，而文人則重視自由意志的考慮，不屑規例。
蘇轼生有極為堅強的個性，其不适于從政，尤其如操持中書省這樣需要最高幕僚技術的實際政務，就處處露出破綻來了。
蘇轼初至中書，當時的執政當局，因為中書省的公事常有洩漏，所以要在舍人廳的後面，築一道露籬，禁與同省其他部門往來。
這本來是一件必要的保密措施，但他看不慣這種作風，便說： 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
這個籬笆雖然暫時停工，但至明年還是築了，他還大發牢騷，說《白樂天集》有這樣一段話：“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窗下飲酒作詩。
”可見唐朝時，可以西掖開窗以通東省，而現在則本省之内都不能自由往來，覺得可歎&mdash&mdash由這件小事，可見他實在不通實際政務。
14 古時的成文法，不如現代完備，所以幕僚業務的法寶，是遵循典故，援引成例。
但是蘇轼認為世事複雜多變，不能以典常成例當作永遠不變的金科玉律，天下沒有任何标準，足以适應萬事萬物。
所以他要運用聰明來随機應變，覺得沒有思想内容的典常則例，隻是妨礙以自由意志來裁量庶政的一種束縛。
蘇轼在中書與司馬門人劉安世（器之）共事，安世是一個熟谙典章的官僚，每遇蘇轼處事逾越分寸時，他必非常冷靜地搬出典故來約束他，蘇轼當時很生氣，背後罵道：“何處把上曳得一個劉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 把上，是農人乘以耕田的工具，相當于現在罵人為土包子的意思。
安世聽得此話，慨然道：“子瞻是怕典故的，但如任他但憑才氣而變亂故常，總不可以。
” 中國幅員太大，政治上向來有南北的地方成見。
王安石領導的新黨，都是南人，如蔡确、呂惠卿是福建晉江人，章惇是浦城人，曾布是江西南豐人，等等；而元祐的主幹，自司馬光、呂公著以至呂大防、劉摯等，幾乎盡是北方人，因此，對南人不免歧視。
當時，朝士間流傳一句罵人的俗諺：“閩蜀同風，腹中有蟲。
”這句話不但罵了福建仔，也罵了四川佬。
蘇轼聽了，遽然作色道：“書稱立賢無方，何得乃爾！” 大名人劉安世冷冷地接口道：“我先前未曾聽說過這句話，不過立賢無方，須是賢者才可以；如是中人以下者，安得不受土地風俗的影響。
” 蘇轼默不作聲，心裡則很不喜歡這個北方籍的鄉下佬。
15 這個故事，充分說明文人從政與職業官僚的處事态度，根本不同。
四 老成凋謝 元祐元年（1086）四月癸巳，王安石薨于金陵。
是年閏二月司馬光拜相時，安石已經卧病在床。
他的弟弟安禮帶了朝報來看他，安石在病床上展讀，他隻慨然說了一句：“司馬十二作相矣。
”别的什麼也沒說。
後來陸續聽到朝廷在頻頻廢止他所創建的新法，他也夷然不以為意，從不說話。
直到聽到罷免役、複差役事時，他才愕然失聲道：“連這個也罷了。
”停頓好久，又緩緩接着道：“此法終究是不該罷廢的。
某與先帝反反複複讨論了兩年，才付諸實行，此中利害，講求無不曲盡，此法終不可罷。
” 安石去世的噩耗傳至京師時，司馬光也在病中，他怕政治上的投機分子，乘勢诋毀這位國家元老，趕忙在病床上倚枕作書給呂公著說：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
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緻忠直疏遠，讒佞輻辏，敗壤百度，以至于此。
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複之徒，必诋毀百端。
光意以為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
苟有所得，辄以上聞。
不識晦叔以為何如？更不煩答以筆劄，扆前力言，則全仗晦叔也。
朝廷追贈太傅，蘇轼撰敕，竭誠推美。
如言：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
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用能于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
又稱其學術造詣曰： 少學孔孟，晚師瞿聃。
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
稱朝廷對他的眷悼，則曰： 朕方臨禦之初，哀疚罔極。
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
究觀規模，想見風采。
豈謂告終之問，在餘諒暗之中。
胡不百年，為之一涕。
安石薨逝之日，正是政治上極端的反對派當權之時，滿朝盡是當年被他排擠的人物，飾終論典，何嘗沒有人不想乘機打一場死老虎！幸而司馬光識得大體，蘇轼也善代王言，元祐朝士胸襟氣度的寬宏闊大，真不可及。
司馬溫公自與王荊公議政不合，退出中樞，居住洛陽，一十五年，邀約門人在獨樂園裡，專心著作《資治通鑒》，脫稿未久，就受宣仁太後的征召還朝，時已六七高齡，身體一向不好，拜相後工作繁劇，于是百病叢生。
但他上則感激太後倚任之重，下則凜懼人民望治之切，無法顧及自己的病體，日夜孜孜，唯恐不及。
他的門人弟子舉諸葛亮“食少事繁，其能久乎”的故事來勸他，他則淡然說道：“死生，命也。
”依然終日營營，不肯稍息。
太皇太後知道司馬光力疾從公的情形，立即下诏免他朝參，準在禁城中乘轎，三日一入省。
司馬光認為“不敢當”，又說：“不見君，不可視事。
”于是太後隻好诏令：由他兒子司馬康扶掖入對。
這樣的情形，何能持久，終于到了真正撐持不住的一天，他隻好寫信給呂公著說： 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
遺憾的是病體拖延已經太久，繼久疾之後，死亡便悄悄來到。
元祐元年（1086）九月初一，宋尚書左仆射司馬光薨于位，享年六十八歲。
還朝主政，為時不過一年，距王荊公之薨于金陵，亦隻差遲四個多月而已。
溫公薨日，皇帝方領大臣舉行明堂祀典，朝臣以緻齋，不能趨奠，至禮成降赦畢，參與祀典的三省官亟欲趕往司馬相邸吊唁時，不料時任崇政殿說書的程頤，攔着衆官道： “《論語》：子于是日哭，則不歌。
豈可賀赦才了，便去吊喪。
”這時候旁邊有人诘難道：“孔子說：&lsquo哭則不歌。
&rsquo沒有說歌則不哭。
” 蘇轼平常就很讨厭這位拘泥古禮、不近人情的道學先生，這時再也按捺不住，便嘲笑程頤道：“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的禮。
”衆官大笑。
16 其時蘇轼已受任翰林學士，作了祭文，不顧程頤的反對，和兩制官一同前往祭奠。
程頤看攔阻衆人不住，便去跟司馬家的孝子說：“不得受悼。
”大家去碰了一個壁，很是生氣。
蘇轼又說：“可謂鏖糟陂裡叔孫通。
”17 程頤為溫公主辦喪事，一切都遵古禮。
用錦綢做囊，把遺體裝在囊中為斂。
蘇轼實在看不過去，便指着錦囊道：“還欠一物，當寫信物一角，送上閻羅大王。
”18 伊川程子是個道貌岸然的人，面色淡黃，目有棱角，顴骨微收，一臉結實剛勁的神氣，短短的白須在頰上如欲飛動，剛方莊重，凜然不可侵犯。
19蘇轼卻那樣笑谑了他，這不但傷害了程頤的尊嚴，而且開罪了視程頤為聖人的一班洛學弟子，遺下後來無窮的後患。
程頤是司馬光、呂公著兩人會同薦舉的河南處士。
他十五六歲時，與其兄程颢從周濂溪學，為承襲宋學的代表人物，人稱“二程子”，居學術界的領導地位。
英宗、神宗兩朝，大臣屢次推薦，他都拒不出任。
元祐初，他因少年皇帝的教育，關系國家未來隆替，所以，以五十之年才出山來，要以成就君德為己任。
初诏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不就，元年二月再召為秘書省校書郎，入對稱旨，改崇政殿說書。
宋制：經筵講官，地位高者為侍講、侍讀，秩卑資淺者為說書。
程頤起于處士，故叙官僅得“說書”，他也不以為意。
隻是照他理想，動辄誦說三代古禮，言則必稱堯舜孔孟，這迂夫子的樣子在官場中卻很惹人厭惡。
蘇轼和他同樣不适于做官，但卻相反，處處以精神自由為重的人，心裡非常鄙薄程頤的矯揉造作，視之為僞君子；程頤看蘇轼，則是一個浮薄文人，彼此都很瞧不起對方。
程頤在經筵為皇帝講書，中間有段休息時間，移坐殿旁小軒。
哲宗當時還是一個十一歲的孩子，閑着，靠在窗檻上，随手折了一條柳枝來玩。
這本是平常小事，不料程頤便拉長了臉告誡起來，說什麼時當春和，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折柳，緻傷天地和氣等，噜噜蘇蘇一大套，說得少年皇帝很不高興，把那條柳枝恨恨地擲在地上。
司馬光聽得這個報告，便很感慨地對門人批評道：“使人主不願親近儒生，正因為有這等樣人的緣故。
”20 其實，一般人都有同樣的觀念，所謂道學家，上焉者自立崖岸，高不可攀；下焉者，冬烘猥瑣，不過供人讪笑。
程頤的作風，遠不如他的老哥程颢通達，他那種僵硬頑固的态度，即使同是研治天人性命之學的洛學泰鬥邵雍（康節），也認為伊川已經鑽入牛角尖裡，救拔甚不容易。
相傳，邵康節病亟将殁，程頤趕去向他問“道”，康節笑道：“正叔，你這人可謂生在姜樹頭上，将來亦必死于姜樹上。
” “此話怎解？”程頤沒能聽懂。
康節張開兩手示意，他還是不解。
康節說：“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時，自身且無着處，何能使别人行？” 然而，他自立朝以來，所言所行，卻仍然是最狹窄的路徑，生姜樹頭的三代古禮。
程門弟子認為蘇轼侮辱了老師，就誣言蘇轼欲主辦溫公的喪事，為程頤所得，因此生了妒嫉之心。
這是卑劣的人身攻擊，蘇轼也不必以主辦丞相的喪事來增高自己的身價。
另有一種批評： “子瞻，溫公門下士也，聞其捐館，不見有慘切之容，悼惜之語，而輕浮谑笑，無異平時。
”21 不論蘇轼對程頤的谑笑，原系極端鄙薄的變形發洩，然而，身臨喪家，态度總欠莊敬，這還不失是一種合理的批評。
司馬光飾終之典，非常隆重，太皇太後和皇上都親臨吊奠，同時辍朝三日志哀。
贈太師溫國公，予谥“文正”，襚以一品禮服，賜龍腦水銀棺斂，赙贈銀三千兩，絹四千匹，派員護喪，歸葬于他的故鄉&mdash&mdash陝州夏縣之涑水鄉。
司馬既逝，朝中大事裨倚右相呂公著，再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輔佐公著。
呂大防，字微仲，原籍汲郡，生長在京兆藍田，是個樸實厚重的北方人。
身長七尺，眉目英秀，說話聲若洪鐘，每日朝會，在殿廷趨跄進退，威儀翼翼，神宗往往目送其退。
大防為人，态度嚴肅，過市，從不左顧右盼，平時家居，終日如對賓客。
在執政中，不免有人以私事幹請，他便正身危坐，隻聽不答，不論多久，絕對不發一言，所以，他有個綽号叫“鐵蛤蜊”。
22 蘇轼與大防向來交好。
後來，蘇轍在朝，與大防合作得更是非常密切，劉摯則成為逆派的領袖，與蘇氏兄弟完全對立了。
五 學士院風波 蘇轼擢升中書舍人，還不滿半年，元祐元年八月間，又蒙太皇太後诏遷翰林學士、知制诰。
金馬玉堂的翰林學士，位三品，是侍從近臣中的高階職官，地位超越給事中、六尚書。
翰林故事：學士入朝，有朱衣院吏二人，雙雙引至朝堂而止；給三省公文，不必用申狀，隻以尺紙直書其事，品位清華，從可想見。
所以，當時的士大夫間，但凡聽到有人新任翰林學士，便稱“一佛出世”，其于世人心目中的尊榮，竟至如此。
然在蘇轼，起自憂患未久，一再升遷，已遭他人側目而視，現在更有新命，預見必将招來許多嫉妒，轉生無窮煩惱。
因此一再懇辭，卻不蒙太皇太後允準。
宋制，兩制以上官，初除之日，須舉自代官一人，此亦沿襲唐朝的舊制，唐則常參官視事之三日，令舉一人自代，目的是擴大延攬人才的門徑，被舉的人，隻是登記儲備，并非真欲進用。
23 蘇轼舉以自代者，是他所尊重的朋友&mdash&mdash黃庭堅。
庭堅初以秘書省校書郎被召入京，不久，除修神宗實錄院檢讨官，與王安石門下的陸佃共事，觀點不同，時生龃龉，工作甚不愉快，而蘇轼舉以自代的狀文，則推重備至，如曰： 伏見某官黃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絕當世。
&hellip&hellip 蘇轼始供翰林學士職，官中派遣西頭供奉官充待诏董士隆到蘇宅來傳讀聖旨，宣召入學士院。
24按唐制，宰相以下，初命都不舉行宣召禮。
唯有翰林學士，則必宣召。
那個氣派，真所謂已極儒臣的尊榮，故《謝宣召入院狀》說： 裡巷傳呼，親臨诏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
&hellip&hellip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為重。
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将相之儲。
學士院設在宮禁内，非内臣宣召，不能進去。
學士院的院門之外，另又設置一道複門，也是因為該院直通宮廷，門禁非得那麼森嚴不可。
25 宋太宗于汴京西郊鑿金明池，簡稱西池，中有台榭，以閱水戲。
26地在順天門外，池九裡三十步。
每年三月一日起開放，準許士庶入園遊覽，至上巳日帝駕臨幸畢，即關閉。
每歲朝廷賜二府從官宴及進士聞喜宴，皆在西池舉行。
張擇端所畫《清明上河圖》，追摹汴京景物，即是此時此事。
蘇轼受任之次年三月十四日，出遊西池，宋肇（懋宗）親見都人聚觀翰林公出遊之盛，作詩征和，黃庭堅次韻詩曰： 金狨系馬曉莺邊，不比春江上水船。
人語車聲喧法曲，花光樓影倒晴天。
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
還作遨頭驚俗眼，風流文物屬蘇仙。
遨頭，蜀人俗語，謂遊樂也。
此詩所說金馬玉堂人物的威儀之重，以及被社會尊崇的普遍，也是宋代文化的特色之一。
蘇轼還朝，不到一年，扶搖直上，忽已身入玉堂，跻位禁林，固非始料所及，而太皇太後對他簾眷之隆，隻是使他自感兩肩沉重，深為踧踖不安。
依照宋朝常例，翰林學士常為宰輔的後備人選，搞政治的人，對這方面最為敏感。
诏命既頒，朝士們就紛紛議論起來，認為照這樣快的進度發展下去，蘇轼遲早會拜相。
有一部分人就生怕蘇轼拜相，照他這種善善惡惡、毫不假借的脾氣，别人還怎麼能“搞政治”？他們有意要給他兜頭澆桶冷水，以杜後患。
有兩個現成的掌故可用，一是從前王安石深膺帝眷，神宗有意大用，咨詢韓琦的意見，韓說：“安石為翰林學士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27現在不是大家都在罵王安石嗎？又如孫升曾對司馬光說：“蘇轼為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
如用文章為執政，則國朝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
”28 現在，孫升為侍禦史奏曰： 輔弼經綸之業，不在乎文章學問。
今蘇轼之學，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
為翰林學士，可謂極其任矣，若或輔佐經綸，則願陛下以王安石為戒。
蘇轼自知生性甚不适于做官，更未期望過輔弼經綸的相業，因為他明白自己缺乏做宰相必需的政治手腕。
意識深處，寄望較為實際的蘇轍，能夠發揮眉山蘇氏的政治抱負。
所以眼見蘇轍同月除起居郎，入侍迩英；十一月又擢升中書舍人，這才是他最大的愉悅。
果然，升遷，在蘇轼不啻是一個新的災難的開頭。
就職後主辦第一次“試館職”，首由洛學弟子借機發難，随後司馬門下的官僚集團也參加了，聯合攻擊起來。
蘇轼的預慮沒有錯，樹大招風，是現實政治上必然會發生的風波。
“試館職”是學士院的職掌。
進士候選館職，必須試而後用。
英宗治平二年，蘇轼自鳳翔任滿還朝，也是通過館職試，才得“直史館”這個職務的。
按照規定，應試的進士經大臣保薦，獲得省劄通知，方具應試資格。
然後，皇帝命太史局擇定日期，到考試前一天，内侍省還要差官一員充監門，鎖學士院29，有如現在的入闱，在院内撰策題三道，送請皇上點定一題。
至第二天清晨，才派員引導應試進士入院考試，參加考試的人可領在藏庫錢三十缗，充作餐費。
試畢，恭錄策題，連同試卷，送呈皇帝禦批等策。
這次考試的策問題，共拟三道。
第一、第二兩題，是翰林承旨鄧溫伯撰的，第三道“師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勵精”題，為蘇轼所拟。
這三道題目由蘇轼親自繕正進呈，蒙禦筆點定用第三道，恰為蘇轼所撰。
30 不料這道題目，卻發生了極大的風波。
這場風波，首先發難的是朱光庭。
光庭，字公掞，偃師人，與蘇轼進士同年，是程頤的得意弟子，以司馬光之薦，于元豐八年為左正言，乞罷青苗法，論蔡确、章惇、韓缜等直言耿耿，故蘇轼作《次韻朱光庭初夏》詩： 朝罷人人識鄭崇，直聲如在履聲中。
卧聞疏響梧桐雨，獨詠微涼殿閣風。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不料現在惡意抨擊他的，卻是這位老朋友。
光庭現任左司谏，他割裂全題中的兩段：一是“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媮。
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
二是“昔漢文寬仁長者，至于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
宣帝綜核名實，至于文理之士，鹹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
既從原題中割出這樣本不連貫的兩段，斷章取義，加以“箋注”，便可據以彈劾蘇轼為臣不忠，譏議先朝，控他有诽謗仁宗、神宗兩代先帝的大罪。
光庭的結論說： 臣以為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為大，漢文不足以為也。
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測，宣帝不足以為也。
今學士院考試官不識大體，反以媮刻為議論，乞正考試官之罪。
章上，太後不相信蘇轼會有譏議先帝的意思，明白谏官們尋瑕摘疵，隻是嫉妒而已，所以下诏：“蘇轼特放罪。
”放罪即免罪之意。
蘇轼認為他本無罪，不甘被人平白誣謗，十二月十八日上章自辯道： 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日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緻此病，于二帝何與焉？至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為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拟二帝之意。
他最後說：“這道策題是經禦筆點定的，若有諷譏之意，豈能逃過聖鑒？”31這封辯狀遞上去後，诏又追命放罪。
其時蜀人呂陶為右司谏，頗為蘇轼不平，上疏糾彈朱光庭。
他說：“蘇轼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答，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
台谏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
” 于是，他揭發此案的真實背景道： 議者謂轼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為報怨。
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為讪謗，恐朋黨之弊自此起矣。
呂陶，字元鈞，蜀之成都人。
蔣堂守蜀，親自到州學考課，呂陶時年十三，所作為蔣太守所激賞，譽為賈誼之文，故有神童之目。
後來成進士，又中熙甯制科，元祐初召為谏官。
本來這件案子，尚屬簡單，不過是洛學弟子為他們的老師報一箭之仇而已。
但在此時，忽然有個謠言說，朝廷以為朱光庭論罪不當，将逐去之，于是司馬門下那班正格的官僚，對蘇轼，不能不生恐懼心理，趁此機會，群起而攻。
十二月二十七日，禦史中丞傅堯俞疏論，二十八日侍禦史王岩叟又繼起上奏，幫朱光庭說話，疏論蘇轼“以文帝有蔽，則仁宗不為無蔽；以宣帝有失，則神宗不為無失，雖不明言，其意在此”，乞正蘇轼應得之罪。
這簡直是以訟師們慣用的伎倆，拿來羅織蘇轼。
蘇轼認為洛學弟子以國家賦予的谏權，作為報複私怨的工具，實在可恥；而司馬門下的傅堯俞，是他多年好友，王岩叟是韓魏公的幕賓，淵源私交，兩皆深厚，現在卻為什麼也來趁火打劫，他不能理解，隻覺得政治上的人情詭變，令他非常沮喪。
二年正月十七日，蘇轼再上辯劄。
十八日太皇太後召傅、王兩人入對，目的本在疏解，不料堯俞、岩叟在太後簾前，卻又再度強調蘇轼策題的不當。
太皇太後憤怒了，面诘道：“這是朱光庭的私意，卿等與朱光庭一黨嗎？” 這話說得太重了一點，弄得傅、王二人下不了台。
堯俞、岩叟便同奏道：“臣等蒙宣論，黨附朱光庭糾彈蘇轼，上辜任使，更不敢詣台供職，伏祈譴斥。
”&mdash&mdash他們隻好自掼紗帽了。
32 蘇轼當朱、傅、王三人聯合圍攻他的時候，逐漸明白這已不是講理的事情，也不是那兩三個人見解差異的問題。
策題的文理，粲若黑白，何嘗有絲毫可以疑似議論先朝的地方，隻是官僚們排斥異己的陣仗，他就不願再和他們做毫無意義的争論，一切不過為了做官而已，不做官就沒有是非，從此不再辯白，因為辯白還有戀棧的意思，他隻接連四上章奏，竭力求去。
蘇轼既已決心請辭，便不去翰林院上班，在家等候诏旨。
作書緻楊繪（元素），略說他的心事道：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于必得耳。
公必聞其略，蓋為台谏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