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風雨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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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也。
昔之君子，惟荊（王安石）是師；今之君子，惟溫（司馬光）是随。
所随不同，其随一也。
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随耳。
緻此煩言，蓋始于此。
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
&hellip&hellip 事情鬧得下不了場，宰相呂公著出來疏解。
因此再有诏命： 蘇轼所拟策題，即無譏諷祖宗之意，然自來官司試人，亦無将祖宗治體評議者。
蓋一時失于檢會，劄付學士院知。
令傅堯俞、王岩叟、朱光庭速依舊供職。
宋朝的政治傳統，對于台谏特别尊重，由此可見。
至于蘇轼這方面，本已放罪，乞郡不允而已。
蘇轼雖然從此保持緘默，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平息，他們還是繼續攻讦呂陶不已，以為朱光庭是為乃師程頤報複嫌怨代表洛派，而蘇轼、呂陶都是蜀人，洛蜀二黨之說，遂不胫而走。
大風起于萍末，朋黨分立之勢，就是這樣在别人心目中形成起來的。
右司谏王觌因此上疏道： 朱光庭讦蘇轼策問，呂陶力辯。
臣謂轼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耳。
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此大患也。
太皇太後認為王觌的話很對，同時知樞密院範純仁也勸太後最好兩置不問，而結果是一再下诏，各予安撫，後于五月間，命起居舍人孔文仲為左谏議大夫，呂陶為左司谏兵部員外郎，賈易為右司谏，王岩叟、傅堯俞皆徙官，雙方都得了朝廷的安撫，一場風波，才告平息。
33 雖然蘇轼對于這樣不辨是非黑白，“和稀泥”的辦法甚不滿意，但他總也不能使太皇太後為難，隻是複職視事，但于複職後才再上自辯的第二道劄子，憤然說道： 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
同時将經過函告張方平，書曰： 某以不善俯仰，屢緻紛紛，想已聞其詳。
近者凡四請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
文母英聖，深照情僞，德音琅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遣，而諸公燮和之。
數日有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
蓋不敢兼（堅）卧，嫌若複申前請耳。
蒙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為察之。
褊淺多忤，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悒悒。
蘇轼雖因策問惹起一場風波，橫遭冤誣，然而這次考試于應考進士被拔擢館職的九人中，卻有畢仲遊、黃庭堅、張耒、晁補之、張舜民諸人在内，卻是一大快慰。
畢仲遊從遊已有多年，原任衛尉丞，這次考了第一，補了集賢校理；黃庭堅本為校書郎，亦遷集賢校理、著作佐郎；張耒為太學錄，以範純仁薦試，遷秘書省正字；晁補之為太學正，以李清臣薦試，遷秘書省正字。
蘇門四學士中，隻有秦觀沒有參加這次考試，這是因為凡除館職，必須登進士第，曆任完成一定資格，經大臣保薦，才得召試學士院，考試入等，才能除授館職。
秦觀當時資曆不足，所以未預此選。
六 經筵與驅程 元祐二年（1087）七月，告下，诏蘇轼兼官侍讀。
蘇轼對于此一參加經筵的任命，衷誠地歡喜接受。
一則是皇帝的教育成敗，直接影響未來的國運，他要用循循善誘的功夫，将少年皇帝引向對知識、對曆史、對治術逐漸發生興趣的路子上去，培植聖學，陶鑄人格。
二則照當時的制度，臣子要陛見進言，并不容易。
太皇太後垂簾以來，除了執政的宰輔、台谏、開封府尹和經筵講官外，其他一切臣工，都不易得到面見的機會。
翰林學士雖說是侍從近臣，平常亦隻能從内侍手中承受文件，無由當面論政。
現在得此侍讀經筵的機會，就可以面向皇帝說自己要說的話，随時有進言的機會，提供任何必要的意見。
《辭免侍讀狀》說：“入侍迩英，其選至重，非獨分摘章句，實以仰備顧問。
”皇帝年紀還小，蘇轼要将自己的思想、史識和政見，灌輸給少年皇帝，培養皇帝知人論事的能力，則五六年後親政時，希望以皇帝的權力與他所肯定的拯物濟時的見解互相結合起來，就可使理想變成現實。
這是儒者最高的機會，蘇轼熱烈向往。
有人勸他少在皇帝面前說話，免被别人疑忌，蘇轼認為以他所受恩禮之重，若複喑默不言，則是耳目盡廢了，拒不接受。
據說當時程頤在經筵說書的情形，非常糟：“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考之迹，以眩惑聰明。
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啟以無近女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人。
豈惟勸導以所不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
每至講罷，常自誇道：&lsquo雖孔子複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
&rsquo”（元祐二年八月孔文仲疏語）當時哲宗皇帝還隻有十二歲，不但不能接受他這種無影無蹤的說教，對他那種高岸不遜的态度，尤其反感。
蘇轼力矯程頤之弊，逢到他輪值進講的時候，就揀選曆史故事做教材，以夾叙夾議的方式，講述治亂興衰、邪正得失的緣由，希望這種富有啟迪性的教材和方法，易為童齡皇帝所接受。
至于講述的方法，也很重要，蘇轼怎麼講，固無記載可見。
但他曾經贊譽範祖禹的講書：“言簡而當，無一冗事，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已得講書三昧。
”34推為經筵官第一。
他對講書的理想如此，他的口才本來很好，其動聽當亦不在範淳父之下。
講讀的期日，每年分春秋兩期，春二月至端午為上期，秋八月至冬至為下期。
遇單日皇帝禦迩英閣，輪官講讀。
迩英閣在崇政殿西南，前槐後竹，氣象幽深。
殿前一對古槐，枝幹插天，柯葉覆地，狀如龍蛇，人稱“鳳凰槐”。
蘇轍于元祐元年九月除起居郎，十月入侍迩英，記其所見，作詩曰： 銅瓶灑遍不勝寒，雨點勻圓凍未幹。
回首曈昽朝日上，槐龍對舞覆衣冠。
自蘇轍之為起居郎，兄弟二人，遂得同時入侍皇帝講筵。
蘇轼欣幸老弟的得步青雲，他認為宋代大臣，從講筵間出身的為多，細數當今朝中大老，如仆射呂公著、門下侍郎韓維、尚書右丞劉摯，莫不如此。
故為兄弟相繼入侍迩英，作絕句四章，其第一首即曰： 曈曈日腳曉猶清，細細槐花暖欲零。
坐閱諸公半廊廟，時看黃色起天庭。
蘇轼覺得自己這幾年來的經曆，很像唐人白樂天。
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拜中書舍人；與他自谪居黃州，起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拜中書舍人，出處老少，大略相同。
樂天罷官，悠遊林下，所以他也希望：“複享此翁晚節閑适之樂。
”詩曰： 微生偶脫風波地，歲晚猶存鐵石心。
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
是年九月十五日，講《論語》終篇，皇帝召執政、講讀和史官，舉行秋宴于資善堂，以禦書唐人詩，分贈與宴的近臣，這是前所未有的“異典”。
蘇轼所得是一首詠紫薇花的絕句： 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
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微郎。
連詩題及款共三十四字。
按唐制：翰林學士帶知制诰，許綴中書舍人班；唐天寶元年，改中書為紫微省，舍人曰紫微郎，故所賜白居易前詩，恰符蘇轼身份。
在這段期間内，蘇轼剛正率直的性格，開罪于小人之處很多，舉例述之。
館職試題所引起的那場風波，平息未久，二年五月，朝命秘閣校理諸城趙挺之為監察禦史。
蘇轼聽說此人元豐末年任德州通判時，逢迎提舉官楊景棻的意旨，大力推行市易法，搞得商市大亂，當時監本州島德安鎮的黃庭堅向他請求道：“德安鎮小民貧，不堪誅求，乞稍寬緩一步。
”挺之悍然不許。
現在因大臣之薦改職，須應館試，蘇轼當衆批評道：“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
” 又挺之的嶽父郭概當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令郭概調查，他卻附會隐蔽，被蘇轍彈劾，郭概、韓玠并行黜責。
積此怨尤，趙挺之把蘇氏兄弟恨入骨髓，等到朋黨勢成，他便出盡死力，做了攻讦蘇轼的先鋒。
35 還有一個張商英，字天覺，是章惇薦與王荊公，與薛向同為新法時期的理财能手。
後來被舒亶出賣，宦途一直不很得意。
蘇轼早在鳳翔簽判時，就已與他相識。
元祐初，司馬光曾經有意要用張商英，來問蘇轼，轼曰： 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使安行于八達之衢，為不誤人也。
溫公因此打消了原意。
36 現在他任權開封府的推官，眼看蘇轼位望日隆，自恃與他相熟，便寫信給蘇轼說： 覺老近來見解，與往時不同，若得一把茅蓋頭，老僧欲往烏寺為公呵佛罵祖。
他的意思是要蘇轼舉薦（所謂一把茅草蓋頭，暗指薦字），薦他召入台省，他可以台谏的地位助他排斥異己。
這種話，隻使蘇轼對他非常鄙視，呂相也知道了這件事，很不高興，便将張商英調離中樞，出為提舉河東刑獄。
從此伏下禍根，到哲宗親政時，張商英首先疏劾元祐諸臣，其因在此。
自從館職試題案後，洛學方面的上官均和蜀人呂陶互為攻讦，幾無甯日，太皇太後和執政大臣都已非常厭煩。
于是把這兩人同時調離谏職，出呂陶為京西轉運副使，調上官均為禮部員外郎。
這個處分，使程頤門人右司谏賈易心甚不平，他看出目前這一形勢，對于各派非常不利，單獨上言：“呂陶和上官均的互相攻讦，事由蘇轼、程頤交惡而起，如朝廷真欲澄清黨争，應該并逐蘇、程二人。
”又說：“呂陶依附蘇轼兄弟為黨，幕後實由太師文彥博從中主持。
”同時又對範純仁橫加指摘，語皆無根。
太皇太後認為賈易居然敢于侵犯國家元老，大為憤怒，一定要嚴加懲處，以肅政風。
宰相呂公著奏言：“賈易的話也還正直，不過诋謗大臣太甚而已。
”因此才得從輕發落，罷知懷州。
公著退朝，對同官道：“谏官所言，本來不能議論得失。
不過主上現在年幼，将來如有谀惑上心的，仍要依賴左右诤臣，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路。
”不錯，尊重台谏，是宋朝的政治傳統，但是台谏橫言，使人人畏避，國家事，有誰敢做呢？ 蘇轼答慰呂陶外放書，有曰： 中間承進職，雖少慰人望。
然公當在廟堂，此豈足賀也。
此間語言紛紛，比來尤甚，士大夫相顧避罪而已，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計乎？示谕，但憫然而已。
37 是年八月間，程頤因一細事，燒起了滿朝怒火。
有一天，皇帝因患瘡痛，不能禦迩英閣聽講。
恰巧這天程頤輪值，所以先得這個消息，便往見宰相呂公著，當面責問道：“上不禦殿，您知道嗎？” 公著遜謝未知。
程頤道：“人主有疾，而宰相不知，實在令人寒心。
” 他再推進一步，搬出禮法來：“二聖臨朝，上不禦殿，太皇太後不當獨坐。
”第二天，宰相及其以次大臣，就根據程頤的消息，入宮請安。
太後問他們從何得知，他們把程頤的話都據實奏了，太後很不高興。
于是由禦史中丞胡宗愈、給事中顧臨首先發難，連章力诋程頤不宜再在經筵。
谏議大夫孔文仲奏文措辭非常激烈，他說：“程頤污下??巧，素無鄉行。
經筵陳說，僭橫忘分。
遍谒貴臣，曆造台谏，騰口閑亂，以償恩仇。
緻市井目為五鬼之魁。
請放還田裡，以示典刑。
”此時，司馬門下的劉安世、劉摯也都參加進來，攻擊程頤。
器之說：“程頤、歐陽棐、畢仲遊、楊國寶、孫樸，交結執政子弟，缙紳之間，号為五鬼。
&hellip&hellip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權勢，何不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頤等五人，獨被惡名。
”孫覺說：“若夫紛紛之論，緻疑于頤者，非獨臣言也。
直以自古以來，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于用。
若頤者，特以迂闊之學，要君索價而已。
”蘇轼也上章說：“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嘗假以辭色。
”又指他為“缙紳之所共疾，清議之所不容”。
在此千手所指之下，程頤終于被黜，出為管勾西京國子監。
程頤曾說：“天下重位，惟宰相與經筵。
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以程頤當時在思想學術界的地位，年逾五十，才以處士身份出仕，其目的不為功名富貴，而志在“成就君德”，意甚顯明。
不料一個皓首窮經的人，一旦投身官場，便為政客門人所包圍，所利用，竟至被人指為“五鬼之魁”，指為奔走權門，要君索價的角色，狼狽去職，實甚可悲。
洛蜀雙方互相攻讦之初，劉摯、劉安世那一班司馬門下的官僚集團人物，隻是非常冷靜地坐在高山看虎鬥，一旦勝敗之勢初分，他們立即發動最強的陣勢，參加進來，将弱勢一方的首腦，一擊倒地。
剩下人數不多的幾個蜀人，便易對付，慢慢再來收拾。
但是，蘇轼聲名太盛，簾眷太隆，卻千萬不能讓他再進一步，登上執政的地位。
于是有極善投機的谏議大夫王觌上奏曰： 蘇轼、程頤，向緣小忿，浸結仇怨。
于是頤、轼素所親善之人，更相诋讦，以求勝勢。
前日頤去而言者及轼，故轼乞補外，既降不允，尋複進職經筵。
今執政大臣有阙，若欲保全轼，則且勿大用，庶幾轼不遽及于悔吝。
在舉朝洶洶的驅程風潮中，攻擊程頤最激烈的孔文仲，次年三月，因病逝世。
據《呂申公家傳》的記載，呂公著責怪他受了蘇轼的唆使和利用，曾言：“文仲本來是個生性亢直的人，而又蠢不解事。
他做谏議官，遂為浮薄輩利用以害善良，後來覺悟被人所绐，才憤郁嘔血，以緻不起。
” 這完全不是事實。
是年初，蘇轼知貢舉，文仲奉诏同知，先已染患寒疾，入闱後，力疾從公，終于不支病倒。
考試未畢，闱内的人是不許出來的，大家勸他就在闱内好好休息，但是文仲不肯，謝曰：“居官即應負責，豈敢因病自便。
”于是病更沉重，勉強撐到出闱，嘔血而死，絲毫沒有“被绐憤死”的影子。
公著門下有很多理學人物，大概是出于此輩的僞造。
蘇轼于文仲之喪，拊其柩悼哭道： 世方嘉軟熟而惡峥嵘，求勁直如經父者，今無有矣。
（《宋史》） 這才是真識孔文仲的知己之言。
七 元祐黨争 朋黨是宋代政治的傳統，遠如慶曆黨争，鬧得天翻地覆。
近如熙甯年間，元老舊臣與新政派的互相排斥，搞得波濤洶湧，使全國上下，都為之阢陧不安。
到了元祐開元，宣仁太後所唯一信任依賴的，是息影十餘年的恂恂儒者司馬光，他上承太皇太後絕對的信任，下負天下人的重望，完全掌握進退人才的權力，盈廷朝士，不論是否出于他的門下，皆是他的晚輩，即使一向善于興風作浪的台谏們，也無不仰視司馬的顔色說話，他是元祐更化的主流之主，根本沒有派系孳生的可能。
不幸司馬當國，為時僅及一年，他隻做得把新法罷廢，把主新法的朝官清除了去，卻來不及做進一步的建樹，便爾謝世。
後繼的人沒有他的德望，就開始分裂成為三個派系：一是以司馬門下為骨幹的官僚集團，人稱朔派；一是以洛學程子為主的洛派；一是籍屬西南的朝士，人稱蜀派。
蘇轼位望最隆，所以将這蜀派領袖的帽子扣在他的頭上。
司馬門下，與王安石不同，以個人的道德學問而論，甚少瑕疵可求，但他們大多是職業官僚，凡事遵循典制，以經驗為主，重視實際利害，看不起好高骛遠的空言。
宋朝取士太濫，粥少僧多，爵祿的競争，非常激烈。
司馬既亡，他們為要維護既得的權位，非常自然地結成集團，政治上一經分成派系，則黨同伐異，勢所必至。
人如過度執着于權勢利祿，就會犧牲政治原則，變成一大堆不問是非的政治動物了。
司馬光受命之初，汲引程、蘇，本意在于利用他們學術上的地位、聲望和才華，來輔翼他的經國大業。
洛學的程頤，本是中原理學的重鎮，道德學問，為世表率。
然而一個人的學問愈高，他的知識範圍便愈專門，觀念就愈固定，他的經驗和思考幾乎完全偏在理論和概念方面，與行政業務的相關性就非常薄弱，對于現實政治的了解，實際社會的知識，常常不如一個平常人，何況還要高自崖岸，架子擺得很大，官場上的人事摩擦就從此發生。
所以自古以來，學人從政幾乎命定是要歸于失敗的。
頤兄程颢，胸襟比較通脫，生前與司馬光相交甚好，不料程頤個性，與他哥哥完全不同。
他一上來，即要用三代禮法來指導現實政治，輔弼天子聖學。
他堅持周禮一定可以重行于當世，認為治天下不由井田，經濟民生，終不得平。
引用這樣一個學者，是司馬光的失策；而一向堅守學術本位，至年已半百再出來做官，更是程頤的不智。
《二程語錄》說： 伊川（程頤）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
明道（程颢）與語，直是道得下。
蓋二程論學，本與溫公不同，惟明道性較和易溫粹耳。
論學尚且如此，論政當然更加格格不入了。
蘇氏家學，本于荀卿和孟子，具有自由批評的特質。
蘇轼是非觀念之強，也實不下于司馬光，疾惡如仇，堅持小人之防，努力保衛元祐朝“賢人政治”的原則，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絕不與人妥協，好用激烈的語言文字，掃蕩髒亂。
這樣做，必然要與現實的權力世界，發生直接沖突，使自己在政治社會中變成一個可怕的“異端”。
異端固常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但他本身則将遭受無窮的迫害，何況他的言論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量，何況他有不可輕視的主眷。
怨恨蘇轼的，固然是最先挨打的蔡确、呂惠卿等輩；而司馬門下所結成的那個官僚集團，具有極大的政治野心，嫉忌蘇轼更深，也最不能容忍他。
據說，争論役法後，司馬光生前就有将他“逐外”的意思，而現在，他的門人們自知聲望不如他，簾眷不如他，不得不結起夥來，對付這匹政治上縱橫難馭的野馬。
蘇轼作呂惠卿告詞，辭鋒那麼淩厲，怨已結得不小，這人目前雖然失勢，但黨羽布列内外，仍然具有非常深厚的潛力。
政治變幻無常，一旦機會到時，隐忍的怨恨，都将變為報複的利刃。
這還不算是眼前的對立，最糟的是二蘇又得罪了數代簪纓，父子弟兄相繼為相的豪門&mdash&mdash颍昌韓家。
韓家的門生故吏，此趨彼附，本屬一氣，在官僚政治的結構中，具有極大的勢力，得罪韓家，等于得罪了掌握實際政權之官僚全體，二蘇的禍患，從此便連綿不斷了。
最初是蘇轍把出名兇暴的韓缜攻掉了，後來刑部侍郎範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争議刑名，範百祿堅欲遵守祖宗成規，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谏官呂陶又疏論韓維專權，說他援引親舊，分布要津。
韓維因此罷職。
蘇轼與範百祿、呂陶原是同鄉知舊，所以韓氏之黨遷怒蘇轼，就将他戴上一頂“川黨領袖”的帽子，雖然蘇轼本來出自韓魏公之門，到這個時候，就都無用了。
“川黨”這一名稱，到了洛黨口中，就又變成了“蜀黨”。
然而不論名為川黨或蜀黨，被目為黨人的，隻是氣類相從的幾人而已，豈能與出将入相的豪門以及官場老手的集團相抗衡？故洛黨既敗，蘇轼的孤危，就暴露無遺了。
蘇轼是個文人氣質非常濃厚的人，而官僚與文人，卻是兩種根本不同的人物。
官僚重視利害，文人耽于想象；政治離不開權術，需要客觀冷靜，而文人則一腔熱情，但求發洩。
官僚必然看不起文人，所以朔派領袖劉摯，曾告誡他家子弟道： 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号為文人，無足觀矣。
38 孔文仲死後，呂公著也曾背後罵過蘇轼為“浮薄之輩”。
蘇轼成為現實政治人物輕視之人，是很顯然的了。
至于程、蘇二人，性格更是完全相異。
程頤是個死硬派的理學泰鬥，桃李滿天下，一向被人寵慣了，态度高岸，固執己見，即使面對高官，他也直言無忌，不為他人稍留餘地，所以朝士們幾乎沒有人不對他厭憎。
道學家之不能與語文學，更是必然之理，舉一故事為例。
程頤有一天見到秦觀，突然問道：“天若有情，天也為人煩惱&mdash&mdash這是你寫的詞句嗎？” 少遊以為這回得了老夫子的賞識，恭恭謹謹地拱手遜謝。
哪知程頤卻正色訓道：“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 少遊碰了一鼻子灰，慚惶告退。
39 蘇轼憎惡矯揉造作以權威自命的人物，而聰明人喜歡表現自己，戲谑别人，成了習慣。
當他看到口誦三代聖道，一臉“孔孟再世”的伊川程子，正如文明人見了巫婆，不免覺得可笑；又如一旦發現這道學君子的實際為人，卻又奔走權門，作僞欺世，便再也忍耐不住，要破口大罵了。
在奏狀中也會說：“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嘗假以辭色。
” 蘇轼在程頤眼中呢？隻是個徒逞辭辯的浮薄文人。
他這種觀念，成為理學人物的共識，即如後來的朱熹，也極诋蘇轼為“早拾蘇張之餘緒，晚醉佛老之糟粕”。
一筆抹殺一個天才所有的成就。
以這樣兩個人同列朝班，同預經筵，不必一定得有“戲侮之言”做導火線，早晚是會發生沖突的。
元祐與熙甯不同。
熙甯黨争，一方面為要實現新政理想，一方面則為維護傳統的安定，雖然雙方争得劍拔弩張，“喜于敢為者，罵别人為流俗，樂于無事者，诋他人為亂常”。
雙方都不免意氣用事，但其指歸，皆為國家民族的前途，所争者是國家的利益，人民的生計，不為個人争權奪利。
而元祐朝士不同，黨争的目的，隻是職業官僚的排斥異己，政治上的奪權運動而已，所争者皆是細事，并無一定的政治立場，甚至是一大堆人身攻擊，紛紛叫嚣，盡是權勢欺淩而已。
假如說當時朝士，真是鼎足三分的話，也隻有朔派才具“黨派”的規模，不但羽翼衆多，而且大多數是搞政治的老手。
所謂“蜀派”、所謂“洛派”，根本沒有作為一個政團應有的條件，隻是幾個同鄉朋友，三四個門生，各衛鄉賢師門而已。
何況當時地位超然，有胡說八道特權的台谏官，後來又大都投靠了朔派。
在宋代的政制中，誰抓得住這個政治工具，誰就能夠操縱政局，這豈是迂夫子型的理學人士，天真任性的文人們所能抗衡的呢？ 朔派諸公，大多是職業官僚，具有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他們冷靜察見，洛蜀雙方的摩擦，指日可待，所以穩坐高山，等待虎鬥，若非兩敗，必有一失，到那時候，他們就收漁人之利了。
且看館試策題案起，朔派諸公原來想幫程頤、賈易，先把那個“哓哓好言”的蘇轼揪下台來。
但是後來看太皇太後的臉色不對，劾案的理由也缺乏根基，就此暫時歇手。
等到程頤有隙可攻時，他們又倒在蘇轼、孔文仲、呂陶這一邊，給這位愚不曉事的聖人之徒，先來個緻命的打擊。
程頤、賈易既都罷去，洛學這一派，“樹倒猢狲散”，一部分投機分子又被朔派吸收了去，于是聲勢更盛。
聲勢更盛的朔黨的矛頭，現在可以毫無顧忌地專門對付蘇轼了。
然而蘇轼是個對人對事非常天真的人，毫不警惕眼前的形勢已經非常危險，依然任性任情地議論時事，臧否人物，不留一點餘地，如寫範子淵、呂惠卿制詞，雖然筆墨淋漓，讀者稱快，然而他個人的冤家，也愈結愈多。
他的門人畢仲遊怕他再惹災禍，緻書懇切勸谏： &hellip&hellip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系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
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托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也。
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
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
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膑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
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谏臣，職非禦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
40 畢仲遊是蘇轼主持館職試中，以第一名入選的高材生，這樣苦口婆心的勸說，做座師的當然隻有滿心的感激。
不幸蘇轼生來心直口快，有話非說不可，又嫉惡如仇，遇事一定要分個黑白，個性如此，就毫無選擇的餘地，在這個官僚社會裡，成為一個悲劇的角色。
還有一層，即使蘇轼從此鉗口結舌，廢筆棄硯，他也一樣逃避不了官僚集團的圍攻，那是因為他在當時政治與文化方面過高的聲望使然。
歐陽修逝世後，接任文壇盟主地位的是蘇轼，幾為天下人所公認。
宋是徹底實施文人政治的朝代，像他這樣名滿天下、望重士林的人物，被既得權位的職業官僚所嫉視、所恐懼，毋甯是極為自然的形勢。
所以，“盛名”為蘇轼禍患的根源，實不下于“多言”。
蘇轼讀書求知，總期望能以自己的才智，照亮社會的黑暗，疏解人民的苦難，救助時代的孤危。
何況，入仕以來，自仁宗以次，經曆三朝，一直承受皇室的器重，尤其元祐時期，宣仁太皇太後對他的期望如此殷切。
危身奉上，本是儒者應有的節操，知遇激發勇氣，他那奮不顧身的建言，皆是出于不能自已的赤誠。
且看他此一時期，若幹奏議的“尾言”，便是責任感使他不得不然的苦衷。
元豐八年《論給田募役狀》： 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恩慕感涕，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維哀憐裁幸。
元祐三年《論特奏名》： 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
同年《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今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
同年《乞郡劄子》： 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
故卒言之。
又《論邊将隐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不但得罪邊将，更傷害了包庇邊将們的朝中重臣，奏尾上說： 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
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
蘇轼曾經自己形容他那“難安緘默”的脾氣說：“性不忍事，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一個人的性格，決定他一生的命運，蘇轼也不例外。
雖然，處身在現實政治的巨大壓力下，有過身中奇禍的經驗，中年以後，但在可以謹慎的地方，蘇轼也已頗知謹慎了。
蜀國公範鎮作《司馬溫公墓志銘》，中間有一段寫的是： 在昔熙甯，陽九數終，謂天不足畏，謂民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乃裒頑鞠兇。
&hellip&hellip 稿成，囑蘇轼寫此碑文，蘇轼便複書勸景仁道： 二丈之文，轼不當辭，但恐一寫之後，三家俱要遭禍。
&hellip&hellip41 結果，蘇轼未寫此碑，而今傳銘文，也沒有“裒頑鞠兇”這四個字了。
八 一士谔谔 元祐二年（1087）八月，朝廷得到一件莫大的喜訊。
邊臣遊師雄以種誼軍入洮州，生擒吐蕃首領青宜結鬼章，餘均降撫。
捷報到京，這是宋朝立國以來，受盡邊境寇患，第一次獲逮元兇的勝利，人心振奮，大家計劃拜表稱賀。
西蕃部落中，以唃厮啰最稱強大，朝廷封他西平王，用為屏藩。
唃厮啰死，其子董氈非常桀黠。
神宗朝，建昌軍司理王韶獻平戎策，建議利用他們家族間奪權的混亂，進兵剿治，雖然收複了若幹城池，但是董氈的主力未動，而董的别将青宜結鬼章，就經常前來騷擾河州，
昔之君子，惟荊（王安石）是師；今之君子，惟溫（司馬光）是随。
所随不同，其随一也。
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随耳。
緻此煩言，蓋始于此。
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
&hellip&hellip 事情鬧得下不了場，宰相呂公著出來疏解。
因此再有诏命： 蘇轼所拟策題，即無譏諷祖宗之意，然自來官司試人，亦無将祖宗治體評議者。
蓋一時失于檢會，劄付學士院知。
令傅堯俞、王岩叟、朱光庭速依舊供職。
宋朝的政治傳統，對于台谏特别尊重，由此可見。
至于蘇轼這方面，本已放罪，乞郡不允而已。
蘇轼雖然從此保持緘默，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平息，他們還是繼續攻讦呂陶不已，以為朱光庭是為乃師程頤報複嫌怨代表洛派，而蘇轼、呂陶都是蜀人，洛蜀二黨之說，遂不胫而走。
大風起于萍末，朋黨分立之勢，就是這樣在别人心目中形成起來的。
右司谏王觌因此上疏道： 朱光庭讦蘇轼策問，呂陶力辯。
臣謂轼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耳。
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此大患也。
太皇太後認為王觌的話很對，同時知樞密院範純仁也勸太後最好兩置不問，而結果是一再下诏，各予安撫，後于五月間，命起居舍人孔文仲為左谏議大夫，呂陶為左司谏兵部員外郎，賈易為右司谏，王岩叟、傅堯俞皆徙官，雙方都得了朝廷的安撫，一場風波，才告平息。
33 雖然蘇轼對于這樣不辨是非黑白，“和稀泥”的辦法甚不滿意，但他總也不能使太皇太後為難，隻是複職視事，但于複職後才再上自辯的第二道劄子，憤然說道： 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
同時将經過函告張方平，書曰： 某以不善俯仰，屢緻紛紛，想已聞其詳。
近者凡四請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
文母英聖，深照情僞，德音琅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遣，而諸公燮和之。
數日有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
蓋不敢兼（堅）卧，嫌若複申前請耳。
蒙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為察之。
褊淺多忤，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悒悒。
蘇轼雖因策問惹起一場風波，橫遭冤誣，然而這次考試于應考進士被拔擢館職的九人中，卻有畢仲遊、黃庭堅、張耒、晁補之、張舜民諸人在内，卻是一大快慰。
畢仲遊從遊已有多年，原任衛尉丞，這次考了第一，補了集賢校理；黃庭堅本為校書郎，亦遷集賢校理、著作佐郎；張耒為太學錄，以範純仁薦試，遷秘書省正字；晁補之為太學正，以李清臣薦試，遷秘書省正字。
蘇門四學士中，隻有秦觀沒有參加這次考試，這是因為凡除館職，必須登進士第，曆任完成一定資格，經大臣保薦，才得召試學士院，考試入等，才能除授館職。
秦觀當時資曆不足，所以未預此選。
六 經筵與驅程 元祐二年（1087）七月，告下，诏蘇轼兼官侍讀。
蘇轼對于此一參加經筵的任命，衷誠地歡喜接受。
一則是皇帝的教育成敗，直接影響未來的國運，他要用循循善誘的功夫，将少年皇帝引向對知識、對曆史、對治術逐漸發生興趣的路子上去，培植聖學，陶鑄人格。
二則照當時的制度，臣子要陛見進言，并不容易。
太皇太後垂簾以來，除了執政的宰輔、台谏、開封府尹和經筵講官外，其他一切臣工，都不易得到面見的機會。
翰林學士雖說是侍從近臣，平常亦隻能從内侍手中承受文件，無由當面論政。
現在得此侍讀經筵的機會，就可以面向皇帝說自己要說的話，随時有進言的機會，提供任何必要的意見。
《辭免侍讀狀》說：“入侍迩英，其選至重，非獨分摘章句，實以仰備顧問。
”皇帝年紀還小，蘇轼要将自己的思想、史識和政見，灌輸給少年皇帝，培養皇帝知人論事的能力，則五六年後親政時，希望以皇帝的權力與他所肯定的拯物濟時的見解互相結合起來，就可使理想變成現實。
這是儒者最高的機會，蘇轼熱烈向往。
有人勸他少在皇帝面前說話，免被别人疑忌，蘇轼認為以他所受恩禮之重，若複喑默不言，則是耳目盡廢了，拒不接受。
據說當時程頤在經筵說書的情形，非常糟：“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考之迹，以眩惑聰明。
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啟以無近女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人。
豈惟勸導以所不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
每至講罷，常自誇道：&lsquo雖孔子複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
&rsquo”（元祐二年八月孔文仲疏語）當時哲宗皇帝還隻有十二歲，不但不能接受他這種無影無蹤的說教，對他那種高岸不遜的态度，尤其反感。
蘇轼力矯程頤之弊，逢到他輪值進講的時候，就揀選曆史故事做教材，以夾叙夾議的方式，講述治亂興衰、邪正得失的緣由，希望這種富有啟迪性的教材和方法，易為童齡皇帝所接受。
至于講述的方法，也很重要，蘇轼怎麼講，固無記載可見。
但他曾經贊譽範祖禹的講書：“言簡而當，無一冗事，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已得講書三昧。
”34推為經筵官第一。
他對講書的理想如此，他的口才本來很好，其動聽當亦不在範淳父之下。
講讀的期日，每年分春秋兩期，春二月至端午為上期，秋八月至冬至為下期。
遇單日皇帝禦迩英閣，輪官講讀。
迩英閣在崇政殿西南，前槐後竹，氣象幽深。
殿前一對古槐，枝幹插天，柯葉覆地，狀如龍蛇，人稱“鳳凰槐”。
蘇轍于元祐元年九月除起居郎，十月入侍迩英，記其所見，作詩曰： 銅瓶灑遍不勝寒，雨點勻圓凍未幹。
回首曈昽朝日上，槐龍對舞覆衣冠。
自蘇轍之為起居郎，兄弟二人，遂得同時入侍皇帝講筵。
蘇轼欣幸老弟的得步青雲，他認為宋代大臣，從講筵間出身的為多，細數當今朝中大老，如仆射呂公著、門下侍郎韓維、尚書右丞劉摯，莫不如此。
故為兄弟相繼入侍迩英，作絕句四章，其第一首即曰： 曈曈日腳曉猶清，細細槐花暖欲零。
坐閱諸公半廊廟，時看黃色起天庭。
蘇轼覺得自己這幾年來的經曆，很像唐人白樂天。
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拜中書舍人；與他自谪居黃州，起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拜中書舍人，出處老少，大略相同。
樂天罷官，悠遊林下，所以他也希望：“複享此翁晚節閑适之樂。
”詩曰： 微生偶脫風波地，歲晚猶存鐵石心。
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
是年九月十五日，講《論語》終篇，皇帝召執政、講讀和史官，舉行秋宴于資善堂，以禦書唐人詩，分贈與宴的近臣，這是前所未有的“異典”。
蘇轼所得是一首詠紫薇花的絕句： 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
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微郎。
連詩題及款共三十四字。
按唐制：翰林學士帶知制诰，許綴中書舍人班；唐天寶元年，改中書為紫微省，舍人曰紫微郎，故所賜白居易前詩，恰符蘇轼身份。
在這段期間内，蘇轼剛正率直的性格，開罪于小人之處很多，舉例述之。
館職試題所引起的那場風波，平息未久，二年五月，朝命秘閣校理諸城趙挺之為監察禦史。
蘇轼聽說此人元豐末年任德州通判時，逢迎提舉官楊景棻的意旨，大力推行市易法，搞得商市大亂，當時監本州島德安鎮的黃庭堅向他請求道：“德安鎮小民貧，不堪誅求，乞稍寬緩一步。
”挺之悍然不許。
現在因大臣之薦改職，須應館試，蘇轼當衆批評道：“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
” 又挺之的嶽父郭概當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令郭概調查，他卻附會隐蔽，被蘇轍彈劾，郭概、韓玠并行黜責。
積此怨尤，趙挺之把蘇氏兄弟恨入骨髓，等到朋黨勢成，他便出盡死力，做了攻讦蘇轼的先鋒。
35 還有一個張商英，字天覺，是章惇薦與王荊公，與薛向同為新法時期的理财能手。
後來被舒亶出賣，宦途一直不很得意。
蘇轼早在鳳翔簽判時，就已與他相識。
元祐初，司馬光曾經有意要用張商英，來問蘇轼，轼曰： 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使安行于八達之衢，為不誤人也。
溫公因此打消了原意。
36 現在他任權開封府的推官，眼看蘇轼位望日隆，自恃與他相熟，便寫信給蘇轼說： 覺老近來見解，與往時不同，若得一把茅蓋頭，老僧欲往烏寺為公呵佛罵祖。
他的意思是要蘇轼舉薦（所謂一把茅草蓋頭，暗指薦字），薦他召入台省，他可以台谏的地位助他排斥異己。
這種話，隻使蘇轼對他非常鄙視，呂相也知道了這件事，很不高興，便将張商英調離中樞，出為提舉河東刑獄。
從此伏下禍根，到哲宗親政時，張商英首先疏劾元祐諸臣，其因在此。
自從館職試題案後，洛學方面的上官均和蜀人呂陶互為攻讦，幾無甯日，太皇太後和執政大臣都已非常厭煩。
于是把這兩人同時調離谏職，出呂陶為京西轉運副使，調上官均為禮部員外郎。
這個處分，使程頤門人右司谏賈易心甚不平，他看出目前這一形勢，對于各派非常不利，單獨上言：“呂陶和上官均的互相攻讦，事由蘇轼、程頤交惡而起，如朝廷真欲澄清黨争，應該并逐蘇、程二人。
”又說：“呂陶依附蘇轼兄弟為黨，幕後實由太師文彥博從中主持。
”同時又對範純仁橫加指摘，語皆無根。
太皇太後認為賈易居然敢于侵犯國家元老，大為憤怒，一定要嚴加懲處，以肅政風。
宰相呂公著奏言：“賈易的話也還正直，不過诋謗大臣太甚而已。
”因此才得從輕發落，罷知懷州。
公著退朝，對同官道：“谏官所言，本來不能議論得失。
不過主上現在年幼，将來如有谀惑上心的，仍要依賴左右诤臣，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路。
”不錯，尊重台谏，是宋朝的政治傳統，但是台谏橫言，使人人畏避，國家事，有誰敢做呢？ 蘇轼答慰呂陶外放書，有曰： 中間承進職，雖少慰人望。
然公當在廟堂，此豈足賀也。
此間語言紛紛，比來尤甚，士大夫相顧避罪而已，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計乎？示谕，但憫然而已。
37 是年八月間，程頤因一細事，燒起了滿朝怒火。
有一天，皇帝因患瘡痛，不能禦迩英閣聽講。
恰巧這天程頤輪值，所以先得這個消息，便往見宰相呂公著，當面責問道：“上不禦殿，您知道嗎？” 公著遜謝未知。
程頤道：“人主有疾，而宰相不知，實在令人寒心。
” 他再推進一步，搬出禮法來：“二聖臨朝，上不禦殿，太皇太後不當獨坐。
”第二天，宰相及其以次大臣，就根據程頤的消息，入宮請安。
太後問他們從何得知，他們把程頤的話都據實奏了，太後很不高興。
于是由禦史中丞胡宗愈、給事中顧臨首先發難，連章力诋程頤不宜再在經筵。
谏議大夫孔文仲奏文措辭非常激烈，他說：“程頤污下??巧，素無鄉行。
經筵陳說，僭橫忘分。
遍谒貴臣，曆造台谏，騰口閑亂，以償恩仇。
緻市井目為五鬼之魁。
請放還田裡，以示典刑。
”此時，司馬門下的劉安世、劉摯也都參加進來，攻擊程頤。
器之說：“程頤、歐陽棐、畢仲遊、楊國寶、孫樸，交結執政子弟，缙紳之間，号為五鬼。
&hellip&hellip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權勢，何不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頤等五人，獨被惡名。
”孫覺說：“若夫紛紛之論，緻疑于頤者，非獨臣言也。
直以自古以來，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于用。
若頤者，特以迂闊之學，要君索價而已。
”蘇轼也上章說：“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嘗假以辭色。
”又指他為“缙紳之所共疾，清議之所不容”。
在此千手所指之下，程頤終于被黜，出為管勾西京國子監。
程頤曾說：“天下重位，惟宰相與經筵。
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以程頤當時在思想學術界的地位，年逾五十，才以處士身份出仕，其目的不為功名富貴，而志在“成就君德”，意甚顯明。
不料一個皓首窮經的人，一旦投身官場，便為政客門人所包圍，所利用，竟至被人指為“五鬼之魁”，指為奔走權門，要君索價的角色，狼狽去職，實甚可悲。
洛蜀雙方互相攻讦之初，劉摯、劉安世那一班司馬門下的官僚集團人物，隻是非常冷靜地坐在高山看虎鬥，一旦勝敗之勢初分，他們立即發動最強的陣勢，參加進來，将弱勢一方的首腦，一擊倒地。
剩下人數不多的幾個蜀人，便易對付，慢慢再來收拾。
但是，蘇轼聲名太盛，簾眷太隆，卻千萬不能讓他再進一步，登上執政的地位。
于是有極善投機的谏議大夫王觌上奏曰： 蘇轼、程頤，向緣小忿，浸結仇怨。
于是頤、轼素所親善之人，更相诋讦，以求勝勢。
前日頤去而言者及轼，故轼乞補外，既降不允，尋複進職經筵。
今執政大臣有阙，若欲保全轼，則且勿大用，庶幾轼不遽及于悔吝。
在舉朝洶洶的驅程風潮中，攻擊程頤最激烈的孔文仲，次年三月，因病逝世。
據《呂申公家傳》的記載，呂公著責怪他受了蘇轼的唆使和利用，曾言：“文仲本來是個生性亢直的人，而又蠢不解事。
他做谏議官，遂為浮薄輩利用以害善良，後來覺悟被人所绐，才憤郁嘔血，以緻不起。
” 這完全不是事實。
是年初，蘇轼知貢舉，文仲奉诏同知，先已染患寒疾，入闱後，力疾從公，終于不支病倒。
考試未畢，闱内的人是不許出來的，大家勸他就在闱内好好休息，但是文仲不肯，謝曰：“居官即應負責，豈敢因病自便。
”于是病更沉重，勉強撐到出闱，嘔血而死，絲毫沒有“被绐憤死”的影子。
公著門下有很多理學人物，大概是出于此輩的僞造。
蘇轼于文仲之喪，拊其柩悼哭道： 世方嘉軟熟而惡峥嵘，求勁直如經父者，今無有矣。
（《宋史》） 這才是真識孔文仲的知己之言。
七 元祐黨争 朋黨是宋代政治的傳統，遠如慶曆黨争，鬧得天翻地覆。
近如熙甯年間，元老舊臣與新政派的互相排斥，搞得波濤洶湧，使全國上下，都為之阢陧不安。
到了元祐開元，宣仁太後所唯一信任依賴的，是息影十餘年的恂恂儒者司馬光，他上承太皇太後絕對的信任，下負天下人的重望，完全掌握進退人才的權力，盈廷朝士，不論是否出于他的門下，皆是他的晚輩，即使一向善于興風作浪的台谏們，也無不仰視司馬的顔色說話，他是元祐更化的主流之主，根本沒有派系孳生的可能。
不幸司馬當國，為時僅及一年，他隻做得把新法罷廢，把主新法的朝官清除了去，卻來不及做進一步的建樹，便爾謝世。
後繼的人沒有他的德望，就開始分裂成為三個派系：一是以司馬門下為骨幹的官僚集團，人稱朔派；一是以洛學程子為主的洛派；一是籍屬西南的朝士，人稱蜀派。
蘇轼位望最隆，所以将這蜀派領袖的帽子扣在他的頭上。
司馬門下，與王安石不同，以個人的道德學問而論，甚少瑕疵可求，但他們大多是職業官僚，凡事遵循典制，以經驗為主，重視實際利害，看不起好高骛遠的空言。
宋朝取士太濫，粥少僧多，爵祿的競争，非常激烈。
司馬既亡，他們為要維護既得的權位，非常自然地結成集團，政治上一經分成派系，則黨同伐異，勢所必至。
人如過度執着于權勢利祿，就會犧牲政治原則，變成一大堆不問是非的政治動物了。
司馬光受命之初，汲引程、蘇，本意在于利用他們學術上的地位、聲望和才華，來輔翼他的經國大業。
洛學的程頤，本是中原理學的重鎮，道德學問，為世表率。
然而一個人的學問愈高，他的知識範圍便愈專門，觀念就愈固定，他的經驗和思考幾乎完全偏在理論和概念方面，與行政業務的相關性就非常薄弱，對于現實政治的了解，實際社會的知識，常常不如一個平常人，何況還要高自崖岸，架子擺得很大，官場上的人事摩擦就從此發生。
所以自古以來，學人從政幾乎命定是要歸于失敗的。
頤兄程颢，胸襟比較通脫，生前與司馬光相交甚好，不料程頤個性，與他哥哥完全不同。
他一上來，即要用三代禮法來指導現實政治，輔弼天子聖學。
他堅持周禮一定可以重行于當世，認為治天下不由井田，經濟民生，終不得平。
引用這樣一個學者，是司馬光的失策；而一向堅守學術本位，至年已半百再出來做官，更是程頤的不智。
《二程語錄》說： 伊川（程頤）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
明道（程颢）與語，直是道得下。
蓋二程論學，本與溫公不同，惟明道性較和易溫粹耳。
論學尚且如此，論政當然更加格格不入了。
蘇氏家學，本于荀卿和孟子，具有自由批評的特質。
蘇轼是非觀念之強，也實不下于司馬光，疾惡如仇，堅持小人之防，努力保衛元祐朝“賢人政治”的原則，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絕不與人妥協，好用激烈的語言文字，掃蕩髒亂。
這樣做，必然要與現實的權力世界，發生直接沖突，使自己在政治社會中變成一個可怕的“異端”。
異端固常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但他本身則将遭受無窮的迫害，何況他的言論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量，何況他有不可輕視的主眷。
怨恨蘇轼的，固然是最先挨打的蔡确、呂惠卿等輩；而司馬門下所結成的那個官僚集團，具有極大的政治野心，嫉忌蘇轼更深，也最不能容忍他。
據說，争論役法後，司馬光生前就有将他“逐外”的意思，而現在，他的門人們自知聲望不如他，簾眷不如他，不得不結起夥來，對付這匹政治上縱橫難馭的野馬。
蘇轼作呂惠卿告詞，辭鋒那麼淩厲，怨已結得不小，這人目前雖然失勢，但黨羽布列内外，仍然具有非常深厚的潛力。
政治變幻無常，一旦機會到時，隐忍的怨恨，都将變為報複的利刃。
這還不算是眼前的對立，最糟的是二蘇又得罪了數代簪纓，父子弟兄相繼為相的豪門&mdash&mdash颍昌韓家。
韓家的門生故吏，此趨彼附，本屬一氣，在官僚政治的結構中，具有極大的勢力，得罪韓家，等于得罪了掌握實際政權之官僚全體，二蘇的禍患，從此便連綿不斷了。
最初是蘇轍把出名兇暴的韓缜攻掉了，後來刑部侍郎範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争議刑名，範百祿堅欲遵守祖宗成規，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谏官呂陶又疏論韓維專權，說他援引親舊，分布要津。
韓維因此罷職。
蘇轼與範百祿、呂陶原是同鄉知舊，所以韓氏之黨遷怒蘇轼，就将他戴上一頂“川黨領袖”的帽子，雖然蘇轼本來出自韓魏公之門，到這個時候，就都無用了。
“川黨”這一名稱，到了洛黨口中，就又變成了“蜀黨”。
然而不論名為川黨或蜀黨，被目為黨人的，隻是氣類相從的幾人而已，豈能與出将入相的豪門以及官場老手的集團相抗衡？故洛黨既敗，蘇轼的孤危，就暴露無遺了。
蘇轼是個文人氣質非常濃厚的人，而官僚與文人，卻是兩種根本不同的人物。
官僚重視利害，文人耽于想象；政治離不開權術，需要客觀冷靜，而文人則一腔熱情，但求發洩。
官僚必然看不起文人，所以朔派領袖劉摯，曾告誡他家子弟道： 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号為文人，無足觀矣。
38 孔文仲死後，呂公著也曾背後罵過蘇轼為“浮薄之輩”。
蘇轼成為現實政治人物輕視之人，是很顯然的了。
至于程、蘇二人，性格更是完全相異。
程頤是個死硬派的理學泰鬥，桃李滿天下，一向被人寵慣了，态度高岸，固執己見，即使面對高官，他也直言無忌，不為他人稍留餘地，所以朝士們幾乎沒有人不對他厭憎。
道學家之不能與語文學，更是必然之理，舉一故事為例。
程頤有一天見到秦觀，突然問道：“天若有情，天也為人煩惱&mdash&mdash這是你寫的詞句嗎？” 少遊以為這回得了老夫子的賞識，恭恭謹謹地拱手遜謝。
哪知程頤卻正色訓道：“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 少遊碰了一鼻子灰，慚惶告退。
39 蘇轼憎惡矯揉造作以權威自命的人物，而聰明人喜歡表現自己，戲谑别人，成了習慣。
當他看到口誦三代聖道，一臉“孔孟再世”的伊川程子，正如文明人見了巫婆，不免覺得可笑；又如一旦發現這道學君子的實際為人，卻又奔走權門，作僞欺世，便再也忍耐不住，要破口大罵了。
在奏狀中也會說：“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嘗假以辭色。
” 蘇轼在程頤眼中呢？隻是個徒逞辭辯的浮薄文人。
他這種觀念，成為理學人物的共識，即如後來的朱熹，也極诋蘇轼為“早拾蘇張之餘緒，晚醉佛老之糟粕”。
一筆抹殺一個天才所有的成就。
以這樣兩個人同列朝班，同預經筵，不必一定得有“戲侮之言”做導火線，早晚是會發生沖突的。
元祐與熙甯不同。
熙甯黨争，一方面為要實現新政理想，一方面則為維護傳統的安定，雖然雙方争得劍拔弩張，“喜于敢為者，罵别人為流俗，樂于無事者，诋他人為亂常”。
雙方都不免意氣用事，但其指歸，皆為國家民族的前途，所争者是國家的利益，人民的生計，不為個人争權奪利。
而元祐朝士不同，黨争的目的，隻是職業官僚的排斥異己，政治上的奪權運動而已，所争者皆是細事，并無一定的政治立場，甚至是一大堆人身攻擊，紛紛叫嚣，盡是權勢欺淩而已。
假如說當時朝士，真是鼎足三分的話，也隻有朔派才具“黨派”的規模，不但羽翼衆多，而且大多數是搞政治的老手。
所謂“蜀派”、所謂“洛派”，根本沒有作為一個政團應有的條件，隻是幾個同鄉朋友，三四個門生，各衛鄉賢師門而已。
何況當時地位超然，有胡說八道特權的台谏官，後來又大都投靠了朔派。
在宋代的政制中，誰抓得住這個政治工具，誰就能夠操縱政局，這豈是迂夫子型的理學人士，天真任性的文人們所能抗衡的呢？ 朔派諸公，大多是職業官僚，具有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他們冷靜察見，洛蜀雙方的摩擦，指日可待，所以穩坐高山，等待虎鬥，若非兩敗，必有一失，到那時候，他們就收漁人之利了。
且看館試策題案起，朔派諸公原來想幫程頤、賈易，先把那個“哓哓好言”的蘇轼揪下台來。
但是後來看太皇太後的臉色不對，劾案的理由也缺乏根基，就此暫時歇手。
等到程頤有隙可攻時，他們又倒在蘇轼、孔文仲、呂陶這一邊，給這位愚不曉事的聖人之徒，先來個緻命的打擊。
程頤、賈易既都罷去，洛學這一派，“樹倒猢狲散”，一部分投機分子又被朔派吸收了去，于是聲勢更盛。
聲勢更盛的朔黨的矛頭，現在可以毫無顧忌地專門對付蘇轼了。
然而蘇轼是個對人對事非常天真的人，毫不警惕眼前的形勢已經非常危險，依然任性任情地議論時事，臧否人物，不留一點餘地，如寫範子淵、呂惠卿制詞，雖然筆墨淋漓，讀者稱快，然而他個人的冤家，也愈結愈多。
他的門人畢仲遊怕他再惹災禍，緻書懇切勸谏： &hellip&hellip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系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
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托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也。
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
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
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膑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
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谏臣，職非禦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
40 畢仲遊是蘇轼主持館職試中，以第一名入選的高材生，這樣苦口婆心的勸說，做座師的當然隻有滿心的感激。
不幸蘇轼生來心直口快，有話非說不可，又嫉惡如仇，遇事一定要分個黑白，個性如此，就毫無選擇的餘地，在這個官僚社會裡，成為一個悲劇的角色。
還有一層，即使蘇轼從此鉗口結舌，廢筆棄硯，他也一樣逃避不了官僚集團的圍攻，那是因為他在當時政治與文化方面過高的聲望使然。
歐陽修逝世後，接任文壇盟主地位的是蘇轼，幾為天下人所公認。
宋是徹底實施文人政治的朝代，像他這樣名滿天下、望重士林的人物，被既得權位的職業官僚所嫉視、所恐懼，毋甯是極為自然的形勢。
所以，“盛名”為蘇轼禍患的根源，實不下于“多言”。
蘇轼讀書求知，總期望能以自己的才智，照亮社會的黑暗，疏解人民的苦難，救助時代的孤危。
何況，入仕以來，自仁宗以次，經曆三朝，一直承受皇室的器重，尤其元祐時期，宣仁太皇太後對他的期望如此殷切。
危身奉上，本是儒者應有的節操，知遇激發勇氣，他那奮不顧身的建言，皆是出于不能自已的赤誠。
且看他此一時期，若幹奏議的“尾言”，便是責任感使他不得不然的苦衷。
元豐八年《論給田募役狀》： 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恩慕感涕，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維哀憐裁幸。
元祐三年《論特奏名》： 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
同年《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今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
同年《乞郡劄子》： 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
故卒言之。
又《論邊将隐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不但得罪邊将，更傷害了包庇邊将們的朝中重臣，奏尾上說： 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
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
蘇轼曾經自己形容他那“難安緘默”的脾氣說：“性不忍事，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一個人的性格，決定他一生的命運，蘇轼也不例外。
雖然，處身在現實政治的巨大壓力下，有過身中奇禍的經驗，中年以後，但在可以謹慎的地方，蘇轼也已頗知謹慎了。
蜀國公範鎮作《司馬溫公墓志銘》，中間有一段寫的是： 在昔熙甯，陽九數終，謂天不足畏，謂民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乃裒頑鞠兇。
&hellip&hellip 稿成，囑蘇轼寫此碑文，蘇轼便複書勸景仁道： 二丈之文，轼不當辭，但恐一寫之後，三家俱要遭禍。
&hellip&hellip41 結果，蘇轼未寫此碑，而今傳銘文，也沒有“裒頑鞠兇”這四個字了。
八 一士谔谔 元祐二年（1087）八月，朝廷得到一件莫大的喜訊。
邊臣遊師雄以種誼軍入洮州，生擒吐蕃首領青宜結鬼章，餘均降撫。
捷報到京，這是宋朝立國以來，受盡邊境寇患，第一次獲逮元兇的勝利，人心振奮，大家計劃拜表稱賀。
西蕃部落中，以唃厮啰最稱強大，朝廷封他西平王，用為屏藩。
唃厮啰死，其子董氈非常桀黠。
神宗朝，建昌軍司理王韶獻平戎策，建議利用他們家族間奪權的混亂，進兵剿治，雖然收複了若幹城池，但是董氈的主力未動，而董的别将青宜結鬼章，就經常前來騷擾河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