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書齋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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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家融融
蘇轼元祐還朝，雖然被人強迫戴上黨派的帽子，被官僚集團圍剿得遍體鱗傷，身心交瘁，但是同一時期的私人生活，卻是百花齊放，燦爛非常。
汴京比較高級的朝官，為了上朝方便，大都住在皇城附近。
這皇城的城門，朱漆金釘，非常輝煌；城壁磚石間，甃嵌着龍鳳飛雲的圖案，雕甍畫棟，峻桷層榱；城樓上覆蓋的琉璃瓦，在太陽下閃爍生光，真是一派皇家氣象，帝阙風光。
1 沿着皇城城牆，整整齊齊地種着高槐古柳，濃蔭覆地，甯靜有如山居。
楊奂《汴故宮記》：“登聞鼓院之西，曰右掖門。
翰林知制诰者，多居西掖。
”黃庭堅有《雨過至城西蘇家》詩，頗能寫出當地的如畫景色： 飄然一雨灑青春，九陌淨無車馬塵。
漸散紫煙籠帝阙，稍回晴日麗天津。
花飛衣袖紅香濕，柳拂鞍鞯綠色勻。
管領風光唯痛飲，都城誰是得閑人？ 蘇氏兄弟并不住在一起，但是蘇轼退朝，常常先到蘇轍家盤桓一番，然後回家，相距應不甚遠。
二蘇自分别出仕以來，已有二十餘年不能同在一地居住，現在雖然還不能達到“同歸林下，夜雨對床”的樂境，但比兩地分居，動辄要三五年才得晤叙一次，卻要好得多了。
兩兄弟公餘之暇，日有過從，可以元祐三年十月作《出局》詩為證。
那一天，蘇轼局中早出，天色陰晦欲雪，而蘇轍在戶部因公未歸，蘇轼便在家裡煮酒等他，作《出局》詩，親密地寫下“子由除一字同叔”，并稱他的乳名叫“卯君”，此因他生于寶元二年己卯之故。
詩雲：“急景歸來早，濃陰晚不開。
傾杯不能飲，待得卯君來。
” 二蘇友愛之笃，固是脍炙人口的曆史佳話，而彼此互愛子侄，也是毫無異緻。
如元祐二年除夕，蘇轍被派在辦公廳裡值夜（省宿緻齋），不能回家，他家孩子們過年不見父親，當然很失望。
第二天元旦，蘇轼朝賀一畢，帽子上插了禦賜的銀幡，立刻趕往弟弟家去，陪他的侄子們玩耍。
作詩三首，錄一： 白發蒼顔五十三，家人遙遣試春衫。
朝回兩袖天香滿，頭上銀幡笑阿鹹。
轼家二十餘口，除出長子蘇邁尚在江西當德興縣尉外，餘自王夫人以次，十七歲的蘇迨、十五歲的蘇過、侍妾朝雲等，一家團叙，其樂融融。
《次韻和王鞏》詩說：“子還可責同元亮，妻卻差賢勝敬通。
”夫人不妒忌，兒子個個好學，使他覺得比漢朝的馮衍、晉朝的陶潛幸運得多。
王夫人出身青神農家，她有農家婦女刻苦耐勞的習性，是治家能手；雖然教育程度上有點隔閡，因此不能充分了解她的丈夫，但她謹守傳統的婦德，一切依從他，敬愛他，尊重他的一切愛好，包括容納朝雲在内。
朝雲冰雪聰明，善解人意，是個很讨人喜歡的女孩。
例如，有一日，蘇轼退朝還家，食罷，按照他的養生法，在室内扪腹徐行。
旁有侍兒，他忽然指着自己的大肚皮問她們道：“你們且說，此中藏有何物？”一婢說：“都是文章。
”一婢說：“都是識見。
”主人搖頭不以為然。
朝雲說：“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
” 蘇轼捧腹大笑&mdash&mdash果然是個紅粉知己。
2 全家抵京半年後，蘇轍上《乞兄子邁罷德興尉狀》，大約未久，長子那一房也已來京團聚。
蘇邁照當時大戶人家早婚的風習，十九歲即已娶婦，娶的是同鄉世交王宜甫的女兒。
翌年，元豐元年，蘇轼就已有了孫兒蘇箪。
此時，他家一個屋檐下，已經三代同堂，兒孫繞膝，充滿了笑語和喧阗。
蘇轼抵京不久，即往晉谒師門，拜見師母&mdash&mdash歐陽太夫人，歐陽修的長子發（伯和）已經過世了，遂與歐陽斐（叔弼）、辯（季默）兄弟時常交往。
歐陽家托蘇轼撰《文忠公神道碑》；蘇轼則入見太夫人，為他十七歲的次子蘇迨求婚于歐陽斐的千金，太夫人說這是“師友之義”，一口允諾。
從此與師門又成了兒女姻親。
蘇轼在京，公事既忙，再因朋友衆多，趣味廣泛，所以很少會有在家空閑的時光。
不過他對于兒子的學業還是非常用心的，次子蘇迨雖然長大了，但是身體還是病弱，所以不太管他，對稚子蘇過則常親自督教。
叔黨天生性分，最像父親，非常努力于詩賦的學習，詩賦是當時科舉的主科，又是蘇門光輝的家學，蘇轼手寫一則《評詩人寫物》給他，開導他作寫物詩的訣竅： 詩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
林逋梅花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黃昏，決非桃李詩也。
皮日休白蓮詩雲：“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堕時。
”決非紅蓮詩。
此乃寫物之工。
若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
”此至陋，蓋村學中語。
有一次，蘇過念《南史》，父親睡在床上聽。
讀到一個段落時，蘇轼便對兒子說道：“王僧虔家住建康禁中裡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當時人稱譽馬糞王家都是長厚的人。
東漢贊論李固，有句話說：&lsquo視胡廣、趙戒如糞土。
&rsquo糞土本是穢物，但用在王僧虔家，便是佳号；用來比胡、趙，則糞土有時而不幸。
” &mdash&mdash前者是修辭的技法，後者則是剀切明白的人格教育，兩者皆不偏廢。
蘇轼平常生活很有秩序，講究養生之道。
他在家晨興夜寝，各有一定的法門： 每日五更初起床，梳頭數百遍，盥洗後，就和衣還卧另一幹淨榻上，假寐數刻，據說“美不可言”；直到天色平明，吏役齊集，他即起身換朝服，冠帶上馬，入宮早朝。
夜眠，蘇轼頗以“自得此中三昧”為豪，他的方法是：初睡即在床上安置四體，使無一處不穩；如有一處未穩，即重新安排，務令穩貼。
身體上如有任何輕微倦痛的地方，則略自按摩，然後閉目，靜聽自己的呼吸，直到呼吸平勻，心也跟着靜定，如此一頓飯時，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意既至，即便呼呼入夢，雖寐不昏。
3 蘇轼的個性，樂與朋友群居，而不昵婦人，即使家中婦女，他也很少和她們說話。
4宋代士大夫社會裡，飲宴的風氣甚盛，高等門第，家有伎樂，但以隻應賓客為主。
蘇家雖也不能免俗，養了幾個能歌善舞的侍兒，不過蘇轼接待賓客，卻有各别的對待：凡遇“不可與言”而又不得不招待的俗客來到，他就搬出“搽粉的虞候”來，以絲竹和歌聲來逃避乏味的言語；若遇佳客臨門，則屏絕聲色，隻備清茗佳釀，相與坐談累夕，興會淋漓。
5 蘇轼推托不掉應酬，他也樂意欣賞女性的明慧和美麗，他會用最美的辭章來贊美她們，贈詩作曲之外，甚至還為她們作畫，但都是過眼雲煙，從不輕付感情。
所以，蘇轼能以生平不耽女色自豪，五十歲後，有詩曰：“已将鏡鑷投諸地，喜見蒼顔白發新。
曆數三朝軒冕客，色聲誰是獨完人。
” 固然，這是蘇轼“不昵婦人”的性情，但與道家養生之說也有關系，黃州的“雪堂四戒”中，有一條即是“皓齒峨眉，命曰伐性之斧”。
他認為四戒中“去欲”最難，以蘇武為例，他身陷胡地，齧雪吞氈，死生一線，但仍不免與胡婦生子，“乃知此事不易消除”。
他的朋友中，如多情詞人秦觀、風流成性的楊繪和雅好聲色的王鞏，都經他再三勸告“戒之在色”。
如定國（王鞏）谪賓州，緻書有曰：“粉白黛綠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幹之流，深願以道眼看破。
” 飲茶，是蘇轼生活上的一大樂趣，一大享受。
但在北宋當年，茶的種植制作，還在推廣時期，好茶不多，如丁謂于真宗朝所制的“龍鳳團”茶餅，每年僅産四十餅，隻夠宮廷禦用，皇族以外是不敢奢望的；至慶曆朝，蔡襄努力改良品種，另創一種“小團茶”，歐陽修《歸田錄》記述： 茶之品，莫貴于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
慶曆中蔡君谟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純精，謂之小團，凡廿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
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緻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
宮人往往镂金花于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嗣後，植茶事業不斷推廣，至元豐年間，神宗有旨下建州造“密雲龍”，質量更是超越小龍團而上，官廷赍賞，限于王公近臣，所以蘇轼珍視異常，自己偶爾品啜一瓯，絕不用以招待一般賓客。
他曾作很美的一阕茶詞，專門歌頌這“密雲龍”，調寄《行香子》： 绮席才終，歡意猶濃，酒闌時高興無窮。
共誇君賜，初拆臣封。
看分香餅，黃金镂，密雲龍。
鬥赢一水，功敵千鐘，覺涼生兩腋清風。
暫留紅袖，少卻紗籠。
放笙歌散，庭館靜，略從容。
能夠分享這珍藏的，據說僅限于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所謂“蘇門四學士”來時，他才吩咐家人：“取密雲龍。
” 一天，蘇轼在外廳會客，忽命取密雲龍，蘇宅内眷總以為當是黃、秦、晁、張中的哪一位來了，屏後偷觑，卻是晚登蘇門的廖明略（正一）。
6 二 蘇門六君子 元祐之初，由司馬光和呂公著舉薦起用的盈廷朝士，大部分是蘇轼的同輩朋友，但當面對現實政治，利害不同時，即使多年交好，立刻就變臉色。
蘇轼對于人情的變化莫測，獨自感歎道：“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
”蘇轼的友誼生活中，真能與他義氣相投的，不過幾個知愛的後輩，他如有所汲引，也隻這幾個慣坐冷衙門的書生而已，此外，兩三個書畫名家，做在朝時期的詩伴畫友而已。
說到晚輩朋友，立刻就會想到大家習聞的“蘇門四學士”，即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和張耒。
黃庭堅與蘇轼本為筆友，詩文往還已有多年，而從未識面。
這次從監德州德安鎮任上，被朝廷召為秘書省校書郎，甫于元祐元年入京，一月初八，第一次來谒蘇轼，以洮河石硯為贽。
秦觀登進士第未久，原在外任定海主簿、蔡州教授，蘇轼以賢良方正薦于朝，除太學博士，做校正秘書省書籍的工作。
晁補之，字無咎，為從學蘇門最早的一人，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别院，都是第一。
神宗親閱其文，稱：“是深于經術者，可革浮薄。
”原為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入京為太學正，後遷秘閣校理。
張耒，字文潛，少年時在陳州遊學，蘇轍時任學官，深愛其才，蘇轼是在老弟家中認識他的，稱其文：“汪洋沖淡，有一唱三歎之緻。
”張耒感切知己，因從轼遊。
以進士官著作佐郎，原在京師。
文潛雖自及第以來，一直度其苜蓿生涯，但長得軀幹魁偉，大腹便便，貌似寺廟中的彌勒佛，陳後山詠文潛曰：“張侯便然腹如鼓，雷為饑聲汗為雨。
”刻畫得非常傳神。
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蘇轼主試館職。
宋制，凡除館職，必須進士及第，曆任成資（符合一定的年資），經大臣保薦，學士院考試入等（合格），才能授職。
宋沿唐制，設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合稱三館。
凡在三館者，皆謂館職；職居校理、檢讨、校勘以上者，皆稱學士。
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
這次學士院舉行館職試，黃庭堅以李常或孫覺薦，晁補之以李清臣薦，張耒、晁補之、張舜民等五人，并擢館職。
黃庭堅遷著作佐郎，加集賢院校理，張耒、晁補之并遷秘書省正字。
秦觀未與薦試，因為他的“曆仕成資”還不夠格。
因為他們是蘇轼主試所拔擢的職官，一日之間，建立了座師與門生關系，而他們後來都做到三館檢校以上的職務，所以并稱“蘇門四學士”。
張耒有詩稱述他們師弟幾人當年的風姿，如言： “長公（轼）波濤萬頃陂，少公（轍）巉秀千尋麓，黃郎（山谷）蕭蕭日下鶴，陳子（師道）峭峭霜中竹，秦（觀）文倩麗舒桃李，晁（補之）論峥嵘走珠玉。
”7雖是一門之言，卻頗能道出各人不同的風格，包括做人的風度和作品所表現的内容在内。
詩中所說的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又号後山居士，先由蘇轼會同李常、孫覺合薦，以布衣為徐州教授，後用梁焘薦，除太常博士來京，從蘇轼遊，蹤迹甚密，所以有人把他和李方叔（廌）加上，合稱“蘇門六君子”。
不過無己自言他的師承是曾鞏，有句曰：“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
”後來他與黃庭堅共為江西詩派的宗師。
宋代制度，京朝小官，俸祿甚薄，而以從事文教工作的先生們為最窮。
蘇門這幾位學士，自然不能例外。
不要說元祐初期，他們都還官小祿薄，即使後來官階高了一點，依然還是窮酸。
如秦少遊于紹聖年間，已官黃本校勘，住東華門之堆垛場，與時官戶部尚書的錢穆父（勰）為鄰。
某年春日，少遊實在窮得過不下去了，作詩緻隔鄰的穆父求助，詩曰： 三年京國鬓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
日典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
穆父立刻派人送了兩石米去，赒濟他的困境。
8 晁無咎也是一樣，蘇轼詩《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說：“晁子拙生事，舉家聞食粥。
&hellip&hellip”又《戲用晁補之韻》詩曰： 昔我嘗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詩老詩。
清詩咀嚼那得飽，瘦竹潇灑令人饑。
試問鳳凰饑食竹，何如驽馬肥苜蓿。
知君忍饑空誦詩，口頰瀾翻如布谷。
如陳師道，清寒耿介，一絲不苟，最後竟因無衣禦寒而死。
那是建中靖國初年的事，師道時任秘書省正字，被派陪祀郊丘。
時值嚴冬，非重裘不能禦寒，他隻有一襲舊皮袍，他的夫人與趙挺之的夫人是嫡親姊妹，就向趙家借了一件，師道問這是哪裡來的，他夫人不敢隐瞞，從實說了，師道說：“你豈不知道，我從來不穿别人衣服的？”拒不肯穿，隻着一領單裘到郊野去，竟感寒疾而死。
9得年才四十九歲。
元祐當時，蘇轼位高，祿亦較厚，而且依照慣例，撰内外制都有額外的“潤筆”收入，如草宰相“麻”，退即有旨，賜牌子金一百兩。
所以經濟情況比諸在三館的門人，要好得多。
不過蘇轼向不看重金錢，毫無積蓄，而且認為一般人所說的節儉，實是悭吝的别名。
這時期，收入雖然豐厚，但他還是四壁蕭然，室無長物，甚至不怕小偷光顧。
曾自記元祐在京一事： 近日頗多賊，兩夜皆來入吾室。
吾近護魏王葬，得數千缗，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當是不知耳。
10 蘇門中以李廌為最窮，蘇轼常常赒濟他。
蘇轼出知杭州時，朝廷賜物中有馬一匹，便将它送與李廌，并且顧慮到李廌得馬救窮，一定要賣的，則必須寫張公據給他，證明來源，才能脫手。
于是他親筆寫了一張措辭委婉，又絕對不傷李廌自尊心的“馬券”給他，原文是： 元祐元年，餘初入玉堂，蒙恩賜玉鼻骍；今年出守杭州，複沾此賜。
東南例乘肩輿，得一馬足矣，而李方叔未有馬，故以贈之。
又恐方叔别獲嘉馬，不免賣此，故為書公據。
元祐四年四月十五日。
11 這馬券，後在眉州刻了石，有拓本流傳。
又有黃庭堅題跋一則，極饒風趣，跋曰：“天廄馬加以妙墨作券，此馬價應十倍。
方叔豆羹常不繼，将不能有此馬，或又責方叔受翰林公之惠，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癢痛者從旁論砭疽爾。
使有義士能捐二十萬，并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懸，亦足以豪矣。
遇人中磊磊者，試以予書示之。
” 蘇轼的仁厚，不在贈馬，在于那一番體貼别人的心腸。
不過，“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是精神世界裡的滿足，物質上的匮乏，不足以壓倒他們。
蘇門中人，各有獨特的成就，相成的關系甚淺。
蘇轼是個天才型的人物，挾其天馬行空的氣魄，逞其健筆，昂首高歌，趙翼論之曰：“坡詩不以鍛煉為工，其妙處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其獨絕也。
” 黃庭堅和陳師道卻截然與他相反。
庭堅認為文學上的成就，終須由積學而來，與徐師川書說：“詩正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深，讀老杜、李白、韓退之詩不熟耳。
”庭堅對于蘇轼的天才和氣魄，自知無法超越，故有意無意之間，想要另辟蹊徑，出奇制勝，但是鍛煉過甚，則不免走入生澀拗僻的魔陣。
陳師道是北宋第一個苦吟詩人，專心緻志，逐字推敲，葉夢得《石林詩話》傳述道： 世言陳無己每登臨得意，即急歸卧一榻，以被蒙頭，謂之吟榻。
家人知之，即犬貓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至鄰家。
作詩如此嘔心瀝血，與蘇轼全憑才氣的路子不同，所以後來他盡棄所學，與黃庭堅同宗老杜，開江西一派的詩運。
12 秦觀是個感情非常豐富的人，故其文字抒情婉約、寫景清麗，時人譏其纖弱，秦觀亦自認少時用心作賦，習慣已成，雖風調優美，總脫不掉“詞人之詩”的面貌。
張耒為詩，自然清新，務為平淡，頗受白樂天的影響，而蘇轼對他們兩人，則曰：“秦得吾工，張得吾易。
” 晁補之以文自雄，詩不如賦。
李廌文詞肆放，蘇賦稱之“有飛沙走石之勢”，詩亦才氣橫溢，似乎有點師門氣概了；然而畢生窮愁潦倒，終至豪氣盡失，變入幽逸一路。
蘇門師友，各有風格，而蘇轼也真能尊重他人獨立的成就，他自己是不受任何格律束縛的天才詩人，所以也不強人與他同調。
正因有此涵量，所以他能網羅天下人才，創出自由的文風。
故東坡時代的宋詩，萬象紛呈，各具自家面目，别有氣象；盡脫唐人窠臼，賦予宋代文學以新生命，創出宋詩的新境界，下啟江西詩派二百餘年的新詩運。
蘇門六君子中，蘇轼獨于黃庭堅較敬重。
一是山谷在諸生中，年紀最長，元祐元年，他已四十二歲，隻比蘇轼小九歲。
兩人相見時，黃已頗有聲望，所以他們的關系始終是在亦師亦友之間。
二是山谷少年早慧，很有一點恃才傲物的脾氣，蘇黃二人，格調不同，因為太熟的關系，有時也不免互為譏诮。
如蘇轼論山谷詩文說： 魯直詩文如蝤蛴、江珧拄，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
庭堅雖因後輩，不便指名直說，但言： 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
意亦暗指轼詩。
13 秦觀每以庭堅對蘇轼的态度不夠敬重，心懷不平。
山谷《避暑李氏園》詩：“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谪仙蘇二來。
”少遊便向老師抱怨：“以先生為蘇二，大似相薄。
”14但是蘇轼并不在乎。
至蘇轼下世，庭堅獨尊詩壇，時人以“蘇黃”并稱，山谷連稱“不敢”，他終生以師禮事蘇轼，這種風範，尤其可貴。
蘇轼在及門諸生中，對秦觀的期望最深，因此，求全責備，态度也較嚴格。
元祐初，少遊晉京谒蘇，一見面，蘇轼便說：“不意别後卻學柳七作詞。
” “某雖無學，亦不至于如此。
”少遊誠惶誠恐，不知此言何來。
柳永是被他們共認為格調卑下的詞家，蘇轼一向瞧他不起，便說：“銷魂當此際，還不像柳七的口吻嗎？” 蘇轼又問别作何詞，少遊舉了一阕新作，中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雕毂鞍驟”這樣兩句。
蘇轼說：“用了十三個字，隻說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
”搖首不以為然&mdash&mdash蘇轼指導後輩，精密如此。
蘇轼當時，名滿天下，不但一般士人望之如北鬥，誰不希望一登龍門，而身價十倍。
歐陽文忠開創出宋代文學的革新運動，得蘇轼接替繼續領導當代文運，發揚光大。
雖已奠定非常深厚的基礎，然而時光飛逝，蘇轼現在也已進入中年，行将老矣，他必須要将歐陽交付給他的這根棒子，尋到一個有資格接棒的人。
今如欲為交付，不能不把這份深重的責任，期望于這幾個門人身上。
一次，他公開這份心事于其門人曰（據李廌《師友談記》）：“國家的文運，必須要有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此道統才不至于墜失。
方今太平盛世，文士輩出，必定要使這一代的文運有個宗主。
從前，歐陽文忠公把這個責任交給了我，我不敢不努力以赴；但将來這文章盟主的責任，都該由諸君負責接手，正如文忠與我之間的傳承一樣。
” 蘇轼在知杭州時，作《太息一首送秦少章》，表示他所屬意的，是“秦得吾工，張得吾易”的秦張二生，言曰： 張文潛、秦少遊，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
非獨吾雲耳，二三子亦自以為莫及也。
但在以後歲月裡，他卻并未放棄繼續發掘人才的努力，直到身被竄逐蠻荒，他才斷了念頭，與李廌（方叔）書曰： 頃年于稠人中，驟得張（耒）、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益未艾也。
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
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于先，必有覺于後也。
15 但至紹述禍作，蘇轼及其門下，身且不保，遑論其他。
秦觀與他同遭貶谪，死于道途，先老師而亡；蘇轼逝世這一年，陳師道也死了；三年後，黃庭堅卒于宜州貶所。
蘇轼寄望接棒的另一人&mdash&mdash張耒，雖然年壽最長，後蘇轼十三年謝世，但他就因在薦福寺祭奠師喪，成了罪狀，被谪房州别駕，步武老師被政府“安置黃州”；文潛好酒，晚年因酒精中毒，患麻痹以緻語言都有障礙，即山谷詩所謂“張子耽酒語蹇吃”，更自潦倒不堪。
出身蘇門的人，幸得不死，也必颠沛流離，救死不遑，還有什麼機會講學，還有什麼地位領導文運？文化帝國的太平盛世已經過去了，大局擾攘，根本沒有文壇存在，又遑論宗主。
&mdash&mdash這是蘇轼不複自見的一重悲哀。
三 王鞏 烏台詩獄案内，因收受有譏諷文字，不申繳而牽連受罰的二十九人中，太原王鞏（定國）是第一名，處分居然重過主犯，谪官監賓州酒鹽稅。
賓州（今廣西賓陽）為廣南濱海煙瘴之地，比黃州、筠州都更遠、更荒僻。
蘇轼獲罪之初，不暇自哀，耿耿于懷者，是那些被連累的朋友，尤其對遠谪的王鞏更加擔心。
怕他會心懷怨恨，又不敢寫信去問詢，成為心理上一個極其難堪的重壓。
幸而定國于啟程前先已來了信，使蘇轼有機會傾吐自己的歉疚。
複書曰： 某啟：罪大責輕，得此甚幸，未嘗戚戚。
但知識數十人，緣我得罪，而定國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闊，每念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
今得來教，既不見棄絕，而能以道自遣，無絲發蒂介，然後知定國為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顔白發，廁賓客之末也，幸甚，幸甚。
蘇轼認為王鞏是兩代宰相家的貴族子弟，一向嬌生慣養，怕他吃不了遠谪南荒的辛苦，誰知定國卻很堅忍刻勵，和蘇轍在筠州一樣，晨起到稅局去做鹽稅酒稅的雜事，下班後，窮經著書或則詩酒自娛，生活得還很安甯。
在黃州的第三年，王鞏自賓州寄詩來，蘇轼有《次韻和王鞏六首》之作，清清楚楚寫出他的歉疚，要為他祈禱的沉重的心理： 況子三年囚，苦霧變飲食。
吉人終不死，仰荷天地德。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此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
蘇轼在黃州，最常挂念的，也是遠谪廣南的王鞏。
那年重九，登栖霞樓，凄然歌《千秋歲》詞，所念即是定國： 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
酒力漸消風力軟，飕飕，破帽多情卻戀頭。
佳節若為酬，但把清樽斷送秋。
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
此詞末句，特為引用從前在徐州逍遙堂中，夜與定國和詩的舊句，缱绻的舊情與無憑的人事，交織成寥落無歸的沉哀，自有一種震撼感情的力量，使當日同座諸人，不論認不認識王鞏的，都為之想望這位漂泊嶺外的朋友。
所幸元豐六年，王鞏先自賓州放歸，蘇轼欣慰非常，作《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對于定國“歸來貌如故，妙語仍破镝。
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禅寂”，平安度過一場因他牽累而起的災難，慶幸之情，溢于言表。
其實，在這三年中，定國的遭遇很壞。
“以餘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
”（《王定國詩集·序》）但是王鞏從來不怨蘇轼，還時時和他談論昔日徐州從遊之樂的舊事，蘇轼一面欣然見他“十年冰蘖戰膏粱，萬裡煙波濯纨绮”的新境界，一面則怅然對他說道：“卻思庾嶺今何在？更說彭城真夢耳。
”新近度嶺的痛苦經驗都已悄然過去了，那裡還有徐州遊樂的夢痕。
經曆憂患的蘇轼，深深體認了人生的虛幻。
寫上述詩時，蘇轼也已離開黃州，在江淮一帶求田問舍，預定明春去南都谒見王鞏的嶽父，樂全老人張方平。
後來王鞏去了汴京，所以蘇轼到揚州、到南都，似乎都未曾與他相見。
定國有一歌姬，姓宇文，名柔奴，眉目娟麗，頗善應對。
其家世住京師，從定國南遷，蘇轼後有一次問她： “廣南風土應是不好？” “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柔奴回答。
這似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話，但在一個體驗過憂患的人聽來，卻如針刺要穴，凜然感到語中充滿着哲理和智慧，特地為她填了一阕《定風波》詞：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
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萬裡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
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元豐八年（1085），宣仁太皇太後聽政，下诏求直言，一時上封事者五千件，司馬光看詳，以孔宗翰居第一，定國第二，因此得早兩年“磨勘”，司馬光薦為宗正寺丞。
元祐元年八月，本來已有颍州通判的新命，尚未赴任，蘇轼薦舉他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的制科試，不料為台谏們斥為奸邪，斥為谄事蘇轼。
這句話非常刺激蘇轼，不得不大聲駁斥道：“臣與王鞏，自幼相知，從我為學，何名谄事？台谏要攻擊的是我，王鞏受我連累而已，這樣無理誣陷，能不令人悚懼？”一陣擾攘之後，王鞏終被出為西京通判，他又是蘇門中第一個代罪的羔羊。
因此，蘇轼和王鞏元祐初同在京師的時間，還不到一年。
王鞏在西京通判任上不過七八個月，二年秋間又轉任揚州通
汴京比較高級的朝官，為了上朝方便，大都住在皇城附近。
這皇城的城門，朱漆金釘，非常輝煌；城壁磚石間，甃嵌着龍鳳飛雲的圖案，雕甍畫棟，峻桷層榱；城樓上覆蓋的琉璃瓦，在太陽下閃爍生光，真是一派皇家氣象，帝阙風光。
1 沿着皇城城牆，整整齊齊地種着高槐古柳，濃蔭覆地，甯靜有如山居。
楊奂《汴故宮記》：“登聞鼓院之西，曰右掖門。
翰林知制诰者，多居西掖。
”黃庭堅有《雨過至城西蘇家》詩，頗能寫出當地的如畫景色： 飄然一雨灑青春，九陌淨無車馬塵。
漸散紫煙籠帝阙，稍回晴日麗天津。
花飛衣袖紅香濕，柳拂鞍鞯綠色勻。
管領風光唯痛飲，都城誰是得閑人？ 蘇氏兄弟并不住在一起，但是蘇轼退朝，常常先到蘇轍家盤桓一番，然後回家，相距應不甚遠。
二蘇自分别出仕以來，已有二十餘年不能同在一地居住，現在雖然還不能達到“同歸林下，夜雨對床”的樂境，但比兩地分居，動辄要三五年才得晤叙一次，卻要好得多了。
兩兄弟公餘之暇，日有過從，可以元祐三年十月作《出局》詩為證。
那一天，蘇轼局中早出，天色陰晦欲雪，而蘇轍在戶部因公未歸，蘇轼便在家裡煮酒等他，作《出局》詩，親密地寫下“子由除一字同叔”，并稱他的乳名叫“卯君”，此因他生于寶元二年己卯之故。
詩雲：“急景歸來早，濃陰晚不開。
傾杯不能飲，待得卯君來。
” 二蘇友愛之笃，固是脍炙人口的曆史佳話，而彼此互愛子侄，也是毫無異緻。
如元祐二年除夕，蘇轍被派在辦公廳裡值夜（省宿緻齋），不能回家，他家孩子們過年不見父親，當然很失望。
第二天元旦，蘇轼朝賀一畢，帽子上插了禦賜的銀幡，立刻趕往弟弟家去，陪他的侄子們玩耍。
作詩三首，錄一： 白發蒼顔五十三，家人遙遣試春衫。
朝回兩袖天香滿，頭上銀幡笑阿鹹。
轼家二十餘口，除出長子蘇邁尚在江西當德興縣尉外，餘自王夫人以次，十七歲的蘇迨、十五歲的蘇過、侍妾朝雲等，一家團叙，其樂融融。
《次韻和王鞏》詩說：“子還可責同元亮，妻卻差賢勝敬通。
”夫人不妒忌，兒子個個好學，使他覺得比漢朝的馮衍、晉朝的陶潛幸運得多。
王夫人出身青神農家，她有農家婦女刻苦耐勞的習性，是治家能手；雖然教育程度上有點隔閡，因此不能充分了解她的丈夫，但她謹守傳統的婦德，一切依從他，敬愛他，尊重他的一切愛好，包括容納朝雲在内。
朝雲冰雪聰明，善解人意，是個很讨人喜歡的女孩。
例如，有一日，蘇轼退朝還家，食罷，按照他的養生法，在室内扪腹徐行。
旁有侍兒，他忽然指着自己的大肚皮問她們道：“你們且說，此中藏有何物？”一婢說：“都是文章。
”一婢說：“都是識見。
”主人搖頭不以為然。
朝雲說：“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
” 蘇轼捧腹大笑&mdash&mdash果然是個紅粉知己。
2 全家抵京半年後，蘇轍上《乞兄子邁罷德興尉狀》，大約未久，長子那一房也已來京團聚。
蘇邁照當時大戶人家早婚的風習，十九歲即已娶婦，娶的是同鄉世交王宜甫的女兒。
翌年，元豐元年，蘇轼就已有了孫兒蘇箪。
此時，他家一個屋檐下，已經三代同堂，兒孫繞膝，充滿了笑語和喧阗。
蘇轼抵京不久，即往晉谒師門，拜見師母&mdash&mdash歐陽太夫人，歐陽修的長子發（伯和）已經過世了，遂與歐陽斐（叔弼）、辯（季默）兄弟時常交往。
歐陽家托蘇轼撰《文忠公神道碑》；蘇轼則入見太夫人，為他十七歲的次子蘇迨求婚于歐陽斐的千金，太夫人說這是“師友之義”，一口允諾。
從此與師門又成了兒女姻親。
蘇轼在京，公事既忙，再因朋友衆多，趣味廣泛，所以很少會有在家空閑的時光。
不過他對于兒子的學業還是非常用心的，次子蘇迨雖然長大了，但是身體還是病弱，所以不太管他，對稚子蘇過則常親自督教。
叔黨天生性分，最像父親，非常努力于詩賦的學習，詩賦是當時科舉的主科，又是蘇門光輝的家學，蘇轼手寫一則《評詩人寫物》給他，開導他作寫物詩的訣竅： 詩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
林逋梅花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黃昏，決非桃李詩也。
皮日休白蓮詩雲：“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堕時。
”決非紅蓮詩。
此乃寫物之工。
若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
”此至陋，蓋村學中語。
有一次，蘇過念《南史》，父親睡在床上聽。
讀到一個段落時，蘇轼便對兒子說道：“王僧虔家住建康禁中裡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當時人稱譽馬糞王家都是長厚的人。
東漢贊論李固，有句話說：&lsquo視胡廣、趙戒如糞土。
&rsquo糞土本是穢物，但用在王僧虔家，便是佳号；用來比胡、趙，則糞土有時而不幸。
” &mdash&mdash前者是修辭的技法，後者則是剀切明白的人格教育，兩者皆不偏廢。
蘇轼平常生活很有秩序，講究養生之道。
他在家晨興夜寝，各有一定的法門： 每日五更初起床，梳頭數百遍，盥洗後，就和衣還卧另一幹淨榻上，假寐數刻，據說“美不可言”；直到天色平明，吏役齊集，他即起身換朝服，冠帶上馬，入宮早朝。
夜眠，蘇轼頗以“自得此中三昧”為豪，他的方法是：初睡即在床上安置四體，使無一處不穩；如有一處未穩，即重新安排，務令穩貼。
身體上如有任何輕微倦痛的地方，則略自按摩，然後閉目，靜聽自己的呼吸，直到呼吸平勻，心也跟着靜定，如此一頓飯時，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意既至，即便呼呼入夢，雖寐不昏。
3 蘇轼的個性，樂與朋友群居，而不昵婦人，即使家中婦女，他也很少和她們說話。
4宋代士大夫社會裡，飲宴的風氣甚盛，高等門第，家有伎樂，但以隻應賓客為主。
蘇家雖也不能免俗，養了幾個能歌善舞的侍兒，不過蘇轼接待賓客，卻有各别的對待：凡遇“不可與言”而又不得不招待的俗客來到，他就搬出“搽粉的虞候”來，以絲竹和歌聲來逃避乏味的言語；若遇佳客臨門，則屏絕聲色，隻備清茗佳釀，相與坐談累夕，興會淋漓。
5 蘇轼推托不掉應酬，他也樂意欣賞女性的明慧和美麗，他會用最美的辭章來贊美她們，贈詩作曲之外，甚至還為她們作畫，但都是過眼雲煙，從不輕付感情。
所以，蘇轼能以生平不耽女色自豪，五十歲後，有詩曰：“已将鏡鑷投諸地，喜見蒼顔白發新。
曆數三朝軒冕客，色聲誰是獨完人。
” 固然，這是蘇轼“不昵婦人”的性情，但與道家養生之說也有關系，黃州的“雪堂四戒”中，有一條即是“皓齒峨眉，命曰伐性之斧”。
他認為四戒中“去欲”最難，以蘇武為例，他身陷胡地，齧雪吞氈，死生一線，但仍不免與胡婦生子，“乃知此事不易消除”。
他的朋友中，如多情詞人秦觀、風流成性的楊繪和雅好聲色的王鞏，都經他再三勸告“戒之在色”。
如定國（王鞏）谪賓州，緻書有曰：“粉白黛綠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幹之流，深願以道眼看破。
” 飲茶，是蘇轼生活上的一大樂趣，一大享受。
但在北宋當年，茶的種植制作，還在推廣時期，好茶不多，如丁謂于真宗朝所制的“龍鳳團”茶餅，每年僅産四十餅，隻夠宮廷禦用，皇族以外是不敢奢望的；至慶曆朝，蔡襄努力改良品種，另創一種“小團茶”，歐陽修《歸田錄》記述： 茶之品，莫貴于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
慶曆中蔡君谟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純精，謂之小團，凡廿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
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緻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
宮人往往镂金花于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嗣後，植茶事業不斷推廣，至元豐年間，神宗有旨下建州造“密雲龍”，質量更是超越小龍團而上，官廷赍賞，限于王公近臣，所以蘇轼珍視異常，自己偶爾品啜一瓯，絕不用以招待一般賓客。
他曾作很美的一阕茶詞，專門歌頌這“密雲龍”，調寄《行香子》： 绮席才終，歡意猶濃，酒闌時高興無窮。
共誇君賜，初拆臣封。
看分香餅，黃金镂，密雲龍。
鬥赢一水，功敵千鐘，覺涼生兩腋清風。
暫留紅袖，少卻紗籠。
放笙歌散，庭館靜，略從容。
能夠分享這珍藏的，據說僅限于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所謂“蘇門四學士”來時，他才吩咐家人：“取密雲龍。
” 一天，蘇轼在外廳會客，忽命取密雲龍，蘇宅内眷總以為當是黃、秦、晁、張中的哪一位來了，屏後偷觑，卻是晚登蘇門的廖明略（正一）。
6 二 蘇門六君子 元祐之初，由司馬光和呂公著舉薦起用的盈廷朝士，大部分是蘇轼的同輩朋友，但當面對現實政治，利害不同時，即使多年交好，立刻就變臉色。
蘇轼對于人情的變化莫測，獨自感歎道：“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
”蘇轼的友誼生活中，真能與他義氣相投的，不過幾個知愛的後輩，他如有所汲引，也隻這幾個慣坐冷衙門的書生而已，此外，兩三個書畫名家，做在朝時期的詩伴畫友而已。
說到晚輩朋友，立刻就會想到大家習聞的“蘇門四學士”，即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和張耒。
黃庭堅與蘇轼本為筆友，詩文往還已有多年，而從未識面。
這次從監德州德安鎮任上，被朝廷召為秘書省校書郎，甫于元祐元年入京，一月初八，第一次來谒蘇轼，以洮河石硯為贽。
秦觀登進士第未久，原在外任定海主簿、蔡州教授，蘇轼以賢良方正薦于朝，除太學博士，做校正秘書省書籍的工作。
晁補之，字無咎，為從學蘇門最早的一人，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别院，都是第一。
神宗親閱其文，稱：“是深于經術者，可革浮薄。
”原為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入京為太學正，後遷秘閣校理。
張耒，字文潛，少年時在陳州遊學，蘇轍時任學官，深愛其才，蘇轼是在老弟家中認識他的，稱其文：“汪洋沖淡，有一唱三歎之緻。
”張耒感切知己，因從轼遊。
以進士官著作佐郎，原在京師。
文潛雖自及第以來，一直度其苜蓿生涯，但長得軀幹魁偉，大腹便便，貌似寺廟中的彌勒佛，陳後山詠文潛曰：“張侯便然腹如鼓，雷為饑聲汗為雨。
”刻畫得非常傳神。
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蘇轼主試館職。
宋制，凡除館職，必須進士及第，曆任成資（符合一定的年資），經大臣保薦，學士院考試入等（合格），才能授職。
宋沿唐制，設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合稱三館。
凡在三館者，皆謂館職；職居校理、檢讨、校勘以上者，皆稱學士。
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
這次學士院舉行館職試，黃庭堅以李常或孫覺薦，晁補之以李清臣薦，張耒、晁補之、張舜民等五人，并擢館職。
黃庭堅遷著作佐郎，加集賢院校理，張耒、晁補之并遷秘書省正字。
秦觀未與薦試，因為他的“曆仕成資”還不夠格。
因為他們是蘇轼主試所拔擢的職官，一日之間，建立了座師與門生關系，而他們後來都做到三館檢校以上的職務，所以并稱“蘇門四學士”。
張耒有詩稱述他們師弟幾人當年的風姿，如言： “長公（轼）波濤萬頃陂，少公（轍）巉秀千尋麓，黃郎（山谷）蕭蕭日下鶴，陳子（師道）峭峭霜中竹，秦（觀）文倩麗舒桃李，晁（補之）論峥嵘走珠玉。
”7雖是一門之言，卻頗能道出各人不同的風格，包括做人的風度和作品所表現的内容在内。
詩中所說的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又号後山居士，先由蘇轼會同李常、孫覺合薦，以布衣為徐州教授，後用梁焘薦，除太常博士來京，從蘇轼遊，蹤迹甚密，所以有人把他和李方叔（廌）加上，合稱“蘇門六君子”。
不過無己自言他的師承是曾鞏，有句曰：“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
”後來他與黃庭堅共為江西詩派的宗師。
宋代制度，京朝小官，俸祿甚薄，而以從事文教工作的先生們為最窮。
蘇門這幾位學士，自然不能例外。
不要說元祐初期，他們都還官小祿薄，即使後來官階高了一點，依然還是窮酸。
如秦少遊于紹聖年間，已官黃本校勘，住東華門之堆垛場，與時官戶部尚書的錢穆父（勰）為鄰。
某年春日，少遊實在窮得過不下去了，作詩緻隔鄰的穆父求助，詩曰： 三年京國鬓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
日典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
穆父立刻派人送了兩石米去，赒濟他的困境。
8 晁無咎也是一樣，蘇轼詩《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說：“晁子拙生事，舉家聞食粥。
&hellip&hellip”又《戲用晁補之韻》詩曰： 昔我嘗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詩老詩。
清詩咀嚼那得飽，瘦竹潇灑令人饑。
試問鳳凰饑食竹，何如驽馬肥苜蓿。
知君忍饑空誦詩，口頰瀾翻如布谷。
如陳師道，清寒耿介，一絲不苟，最後竟因無衣禦寒而死。
那是建中靖國初年的事，師道時任秘書省正字，被派陪祀郊丘。
時值嚴冬，非重裘不能禦寒，他隻有一襲舊皮袍，他的夫人與趙挺之的夫人是嫡親姊妹，就向趙家借了一件，師道問這是哪裡來的，他夫人不敢隐瞞，從實說了，師道說：“你豈不知道，我從來不穿别人衣服的？”拒不肯穿，隻着一領單裘到郊野去，竟感寒疾而死。
9得年才四十九歲。
元祐當時，蘇轼位高，祿亦較厚，而且依照慣例，撰内外制都有額外的“潤筆”收入，如草宰相“麻”，退即有旨，賜牌子金一百兩。
所以經濟情況比諸在三館的門人，要好得多。
不過蘇轼向不看重金錢，毫無積蓄，而且認為一般人所說的節儉，實是悭吝的别名。
這時期，收入雖然豐厚，但他還是四壁蕭然，室無長物，甚至不怕小偷光顧。
曾自記元祐在京一事： 近日頗多賊，兩夜皆來入吾室。
吾近護魏王葬，得數千缗，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當是不知耳。
10 蘇門中以李廌為最窮，蘇轼常常赒濟他。
蘇轼出知杭州時，朝廷賜物中有馬一匹，便将它送與李廌，并且顧慮到李廌得馬救窮，一定要賣的，則必須寫張公據給他，證明來源，才能脫手。
于是他親筆寫了一張措辭委婉，又絕對不傷李廌自尊心的“馬券”給他，原文是： 元祐元年，餘初入玉堂，蒙恩賜玉鼻骍；今年出守杭州，複沾此賜。
東南例乘肩輿，得一馬足矣，而李方叔未有馬，故以贈之。
又恐方叔别獲嘉馬，不免賣此，故為書公據。
元祐四年四月十五日。
11 這馬券，後在眉州刻了石，有拓本流傳。
又有黃庭堅題跋一則，極饒風趣，跋曰：“天廄馬加以妙墨作券，此馬價應十倍。
方叔豆羹常不繼，将不能有此馬，或又責方叔受翰林公之惠，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癢痛者從旁論砭疽爾。
使有義士能捐二十萬，并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懸，亦足以豪矣。
遇人中磊磊者，試以予書示之。
” 蘇轼的仁厚，不在贈馬，在于那一番體貼别人的心腸。
不過，“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是精神世界裡的滿足，物質上的匮乏，不足以壓倒他們。
蘇門中人，各有獨特的成就，相成的關系甚淺。
蘇轼是個天才型的人物，挾其天馬行空的氣魄，逞其健筆，昂首高歌，趙翼論之曰：“坡詩不以鍛煉為工，其妙處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其獨絕也。
” 黃庭堅和陳師道卻截然與他相反。
庭堅認為文學上的成就，終須由積學而來，與徐師川書說：“詩正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深，讀老杜、李白、韓退之詩不熟耳。
”庭堅對于蘇轼的天才和氣魄，自知無法超越，故有意無意之間，想要另辟蹊徑，出奇制勝，但是鍛煉過甚，則不免走入生澀拗僻的魔陣。
陳師道是北宋第一個苦吟詩人，專心緻志，逐字推敲，葉夢得《石林詩話》傳述道： 世言陳無己每登臨得意，即急歸卧一榻，以被蒙頭，謂之吟榻。
家人知之，即犬貓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至鄰家。
作詩如此嘔心瀝血，與蘇轼全憑才氣的路子不同，所以後來他盡棄所學，與黃庭堅同宗老杜，開江西一派的詩運。
12 秦觀是個感情非常豐富的人，故其文字抒情婉約、寫景清麗，時人譏其纖弱，秦觀亦自認少時用心作賦，習慣已成，雖風調優美，總脫不掉“詞人之詩”的面貌。
張耒為詩，自然清新，務為平淡，頗受白樂天的影響，而蘇轼對他們兩人，則曰：“秦得吾工，張得吾易。
” 晁補之以文自雄，詩不如賦。
李廌文詞肆放，蘇賦稱之“有飛沙走石之勢”，詩亦才氣橫溢，似乎有點師門氣概了；然而畢生窮愁潦倒，終至豪氣盡失，變入幽逸一路。
蘇門師友，各有風格，而蘇轼也真能尊重他人獨立的成就，他自己是不受任何格律束縛的天才詩人，所以也不強人與他同調。
正因有此涵量，所以他能網羅天下人才，創出自由的文風。
故東坡時代的宋詩，萬象紛呈，各具自家面目，别有氣象；盡脫唐人窠臼，賦予宋代文學以新生命，創出宋詩的新境界，下啟江西詩派二百餘年的新詩運。
蘇門六君子中，蘇轼獨于黃庭堅較敬重。
一是山谷在諸生中，年紀最長，元祐元年，他已四十二歲，隻比蘇轼小九歲。
兩人相見時，黃已頗有聲望，所以他們的關系始終是在亦師亦友之間。
二是山谷少年早慧，很有一點恃才傲物的脾氣，蘇黃二人，格調不同，因為太熟的關系，有時也不免互為譏诮。
如蘇轼論山谷詩文說： 魯直詩文如蝤蛴、江珧拄，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
庭堅雖因後輩，不便指名直說，但言： 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
意亦暗指轼詩。
13 秦觀每以庭堅對蘇轼的态度不夠敬重，心懷不平。
山谷《避暑李氏園》詩：“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谪仙蘇二來。
”少遊便向老師抱怨：“以先生為蘇二，大似相薄。
”14但是蘇轼并不在乎。
至蘇轼下世，庭堅獨尊詩壇，時人以“蘇黃”并稱，山谷連稱“不敢”，他終生以師禮事蘇轼，這種風範，尤其可貴。
蘇轼在及門諸生中，對秦觀的期望最深，因此，求全責備，态度也較嚴格。
元祐初，少遊晉京谒蘇，一見面，蘇轼便說：“不意别後卻學柳七作詞。
” “某雖無學，亦不至于如此。
”少遊誠惶誠恐，不知此言何來。
柳永是被他們共認為格調卑下的詞家，蘇轼一向瞧他不起，便說：“銷魂當此際，還不像柳七的口吻嗎？” 蘇轼又問别作何詞，少遊舉了一阕新作，中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雕毂鞍驟”這樣兩句。
蘇轼說：“用了十三個字，隻說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
”搖首不以為然&mdash&mdash蘇轼指導後輩，精密如此。
蘇轼當時，名滿天下，不但一般士人望之如北鬥，誰不希望一登龍門，而身價十倍。
歐陽文忠開創出宋代文學的革新運動，得蘇轼接替繼續領導當代文運，發揚光大。
雖已奠定非常深厚的基礎，然而時光飛逝，蘇轼現在也已進入中年，行将老矣，他必須要将歐陽交付給他的這根棒子，尋到一個有資格接棒的人。
今如欲為交付，不能不把這份深重的責任，期望于這幾個門人身上。
一次，他公開這份心事于其門人曰（據李廌《師友談記》）：“國家的文運，必須要有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此道統才不至于墜失。
方今太平盛世，文士輩出，必定要使這一代的文運有個宗主。
從前，歐陽文忠公把這個責任交給了我，我不敢不努力以赴；但将來這文章盟主的責任，都該由諸君負責接手，正如文忠與我之間的傳承一樣。
” 蘇轼在知杭州時，作《太息一首送秦少章》，表示他所屬意的，是“秦得吾工，張得吾易”的秦張二生，言曰： 張文潛、秦少遊，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
非獨吾雲耳，二三子亦自以為莫及也。
但在以後歲月裡，他卻并未放棄繼續發掘人才的努力，直到身被竄逐蠻荒，他才斷了念頭，與李廌（方叔）書曰： 頃年于稠人中，驟得張（耒）、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益未艾也。
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
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于先，必有覺于後也。
15 但至紹述禍作，蘇轼及其門下，身且不保，遑論其他。
秦觀與他同遭貶谪，死于道途，先老師而亡；蘇轼逝世這一年，陳師道也死了；三年後，黃庭堅卒于宜州貶所。
蘇轼寄望接棒的另一人&mdash&mdash張耒，雖然年壽最長，後蘇轼十三年謝世，但他就因在薦福寺祭奠師喪，成了罪狀，被谪房州别駕，步武老師被政府“安置黃州”；文潛好酒，晚年因酒精中毒，患麻痹以緻語言都有障礙，即山谷詩所謂“張子耽酒語蹇吃”，更自潦倒不堪。
出身蘇門的人，幸得不死，也必颠沛流離，救死不遑，還有什麼機會講學，還有什麼地位領導文運？文化帝國的太平盛世已經過去了，大局擾攘，根本沒有文壇存在，又遑論宗主。
&mdash&mdash這是蘇轼不複自見的一重悲哀。
三 王鞏 烏台詩獄案内，因收受有譏諷文字，不申繳而牽連受罰的二十九人中，太原王鞏（定國）是第一名，處分居然重過主犯，谪官監賓州酒鹽稅。
賓州（今廣西賓陽）為廣南濱海煙瘴之地，比黃州、筠州都更遠、更荒僻。
蘇轼獲罪之初，不暇自哀，耿耿于懷者，是那些被連累的朋友，尤其對遠谪的王鞏更加擔心。
怕他會心懷怨恨，又不敢寫信去問詢，成為心理上一個極其難堪的重壓。
幸而定國于啟程前先已來了信，使蘇轼有機會傾吐自己的歉疚。
複書曰： 某啟：罪大責輕，得此甚幸，未嘗戚戚。
但知識數十人，緣我得罪，而定國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闊，每念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
今得來教，既不見棄絕，而能以道自遣，無絲發蒂介，然後知定國為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顔白發，廁賓客之末也，幸甚，幸甚。
蘇轼認為王鞏是兩代宰相家的貴族子弟，一向嬌生慣養，怕他吃不了遠谪南荒的辛苦，誰知定國卻很堅忍刻勵，和蘇轍在筠州一樣，晨起到稅局去做鹽稅酒稅的雜事，下班後，窮經著書或則詩酒自娛，生活得還很安甯。
在黃州的第三年，王鞏自賓州寄詩來，蘇轼有《次韻和王鞏六首》之作，清清楚楚寫出他的歉疚，要為他祈禱的沉重的心理： 況子三年囚，苦霧變飲食。
吉人終不死，仰荷天地德。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此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
蘇轼在黃州，最常挂念的，也是遠谪廣南的王鞏。
那年重九，登栖霞樓，凄然歌《千秋歲》詞，所念即是定國： 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
酒力漸消風力軟，飕飕，破帽多情卻戀頭。
佳節若為酬，但把清樽斷送秋。
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
此詞末句，特為引用從前在徐州逍遙堂中，夜與定國和詩的舊句，缱绻的舊情與無憑的人事，交織成寥落無歸的沉哀，自有一種震撼感情的力量，使當日同座諸人，不論認不認識王鞏的，都為之想望這位漂泊嶺外的朋友。
所幸元豐六年，王鞏先自賓州放歸，蘇轼欣慰非常，作《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對于定國“歸來貌如故，妙語仍破镝。
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禅寂”，平安度過一場因他牽累而起的災難，慶幸之情，溢于言表。
其實，在這三年中，定國的遭遇很壞。
“以餘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
”（《王定國詩集·序》）但是王鞏從來不怨蘇轼，還時時和他談論昔日徐州從遊之樂的舊事，蘇轼一面欣然見他“十年冰蘖戰膏粱，萬裡煙波濯纨绮”的新境界，一面則怅然對他說道：“卻思庾嶺今何在？更說彭城真夢耳。
”新近度嶺的痛苦經驗都已悄然過去了，那裡還有徐州遊樂的夢痕。
經曆憂患的蘇轼，深深體認了人生的虛幻。
寫上述詩時，蘇轼也已離開黃州，在江淮一帶求田問舍，預定明春去南都谒見王鞏的嶽父，樂全老人張方平。
後來王鞏去了汴京，所以蘇轼到揚州、到南都，似乎都未曾與他相見。
定國有一歌姬，姓宇文，名柔奴，眉目娟麗，頗善應對。
其家世住京師，從定國南遷，蘇轼後有一次問她： “廣南風土應是不好？” “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柔奴回答。
這似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話，但在一個體驗過憂患的人聽來，卻如針刺要穴，凜然感到語中充滿着哲理和智慧，特地為她填了一阕《定風波》詞：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
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萬裡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
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元豐八年（1085），宣仁太皇太後聽政，下诏求直言，一時上封事者五千件，司馬光看詳，以孔宗翰居第一，定國第二，因此得早兩年“磨勘”，司馬光薦為宗正寺丞。
元祐元年八月，本來已有颍州通判的新命，尚未赴任，蘇轼薦舉他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的制科試，不料為台谏們斥為奸邪，斥為谄事蘇轼。
這句話非常刺激蘇轼，不得不大聲駁斥道：“臣與王鞏，自幼相知，從我為學，何名谄事？台谏要攻擊的是我，王鞏受我連累而已，這樣無理誣陷，能不令人悚懼？”一陣擾攘之後，王鞏終被出為西京通判，他又是蘇門中第一個代罪的羔羊。
因此，蘇轼和王鞏元祐初同在京師的時間，還不到一年。
王鞏在西京通判任上不過七八個月，二年秋間又轉任揚州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