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惠州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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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遠谪南荒
宋制，谪官奉到诰命之後，必須立即離任，不待交代，不得逗留，被押解的使臣催督同行。
蘇轼于紹聖元年（1094）閏四月初三奉到新命： “依前左朝奉郎、責知英州（今廣東英德）軍州事。
” 即日進上謝表，辭告文宣王廟（孔廟），火急治裝，率領全家眷口，星夜啟程就道了。
然而，侍禦史虞策複言蘇轼罪重責輕，再诏：“降官為左承議郎。
”按官制：朝奉郎為正七品，承議郎為從七品。
在蘇轼看來，都是一樣。
蘇轼一家，沿着太行山前進。
時在梅雨季節，天色陰沉，心情更是沉重。
到了距定州西南百裡的趙州臨城道中時，天氣突轉晴朗，使蘇轼“西望太行，草木可數；岡巒北走，崖谷秀傑”，甚是高興。
因他回想去年冬季赴定州任時，取道于此，卻逢連日風埃陰晦，未嘗了了得見太行；而今遠戍嶺外，終于看到此山北走的雄姿。
中國人有崇拜山嶽的傳統，因為高山與“天”最為接近。
當此晦黯的行程，得見高山嶽嶽，想到韓愈當年，遇大赦由郴州赴江陵府任法曹參軍，路過衡山，有《谒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詩說：“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
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
須臾淨掃衆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
”來定州時，風雲晦暗，象征此行的不吉，正已應驗。
現在遠赴谪所，則天氣已經晴朗，豈非不久可赦還的吉兆？與韓愈的經驗一樣，蘇轼仰望麗日晴空的太行山脈，精神為之一振，便對兒子們欣然說道：“吾南遷，其速返乎！這是韓退之衡山的吉兆。
” 繼至相州南四十裡的湯陰縣，旅途饑疲，遂在道旁攤肆裡打尖。
大家停下車來，喝了豌豆大麥粥。
蘇轼要兒子們注意，蘇家環境，今不如昔了，現在黃塵蔽天、赤地千裡的路上，能夠得到“青斑照匕箸，脆響鳴牙龈”的新鮮豌豆吃，已很不易，人須勇于忘懷昨日的“玉食”，則今晨的一盂麥粥，未始不是無上的享受。
途中作詩寄定武同僚，則曰： 人事千頭及萬頭，得時何喜失時憂。
隻知紫绶三公貴，不覺黃粱一夢遊。
适見恩綸臨定武，忽遭分職赴英州。
南行若到江幹側，休宿浔陽舊酒樓。
禦史劉拯，落井下石，再言：“蘇轼敢以私憤行于诏诰中，厚誣醜诋，不臣甚矣。
”指的仍是那篇呂惠卿責降诏。
于是，朝廷再加重懲處： “合叙複日不得與叙，仍知英州。
” 十餘日間，三改谪命，朝局之亂，可以想見。
哲宗雖有召章惇為相之意，而李清臣還想搶前一步得手，所以竭力表現變革，恢複熙豐的舊法，除命各路常平使者等等，異常忙碌。
閏四月的天氣已很炎熱，乘着牲口走這麼漫長的道路，如何得了。
蘇轼自忖：“犯三伏之毒暑，陸走炎荒四千餘裡”，則必将死于道途。
十四日到達滑州，乃狀奏朝廷，請求皇帝顧念八年經筵之舊，準賜坐船前往。
十八日至汴京附近的陳留，蘇氏眉州鄉鄰楊濟甫派他的兒子楊明（子微）遄程趕來相送。
這位晚輩，自言懂得“術數”，他看蘇轼絕對不會死于嶺外。
蘇轼聽了很高興，說：“若是應驗了你今天這句話，一定為你寫《道德經》一部，以當酬謝。
” 雍丘縣令米芾派專使來迎，蘇轼答書說： 辱簡，承存慰至厚，哀感不已。
平生不知家事，老境乃有此苦。
蒙仁者矜愍垂誨，奈何，奈何。
入夜目昏，不謹。
從此信中可以看出蘇轼在元祐一朝八年間，雖然官至殿閣學士，封疆大吏，但卻并無積蓄，依然兩袖清風，面對流亡，就不免捉襟見肘起來。
蘇轍罷門下侍郎，出知汝州軍州事，早于上（四）月二十一日到任。
蘇轼自陳留繞道臨汝，往别其弟。
蘇轍的經濟情況，原來很窮，所謂“債務山積”者是也。
但自元祐以來，久官京師，宋朝的俸祿制度，京官比外任官優厚，久居一地，消耗也少，不比蘇轼，常年南北奔走，一點俸給，全都在道路上花光了。
蘇轍分俸七千，交給蘇邁，決定由他帶領一大半眷口，住到宜興去。
可以靠那裡的一點田産生活，也免蘇轼後顧之憂。
1 兄弟相聚不過三四天，前途陰霧重重，混沌一片，也沒有什麼話好說。
匆匆别去，回到陳留，幸已得旨準許舟行，他們一家就在那兒登船續發。
哲宗既已決心紹複熙豐新政，首即起用章惇為相&mdash&mdash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
翰林學士範祖禹力谏“章惇不可用”，以龍圖閣學士出知陝州。
右相範純仁承宣仁太皇太後病榻上諄諄囑托，竭力奮鬥，但也無法挽救這個變局，隻得堅決求去，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颍昌府。
兩範先後罷去，元祐大臣，幾已盡矣。
閏四月二十二日，章惇抵京莅職，馬上援引他的同黨蔡卞、林希、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入朝，分據要津，把持言路，個個彈冠相慶。
帝又召蔡京為戶部尚書。
京，字元長，仙遊人。
他是蔡卞的哥哥，而卞又是王安石的女婿。
蔡京于元豐末年曾知開封府事，司馬光複差役法，阖朝反對，但他固執己見，令限五日之内辦好，大家又認為期限太促，絕無可能。
唯獨開封府如期報辦，司馬丞相大為欣賞。
這次還朝，适逢章相又欲變複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
蔡京便與章惇說：“取熙甯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講為？”雇役遂定，似此毫無原則、一味逢迎的小人，奸僞可知；而北宋後期，卻将國家命運托付到這幫人的手上，實在可悲。
蘇轼行至南都，南都已經喧傳朝中群魔亂舞，一股仇恨的烈焰，像火山爆發一樣，燒遍了汴京。
章惇、蔡卞領頭，熱烈策劃如何向元祐諸臣一個一個地報複，不論已經死亡的，或已貶谪在外的，都要一網打盡。
這一夥人兇焰高漲，肆無忌憚，甚至在殿陛上狂言怒詈，叫嚣成市。
蘇轼的谪命，已經三改。
現在章七得勢了，對于這位英雄人物的性情，轼最了解。
惇有為惡務徹的毒辣、睚眦必報的狠勁，禍患恐怕不止于此，更大的嚴譴，亦在意中，所以寄定州同僚孫敏行（子發）書說： 某旦夕離南都，如聞言者尚紛紛。
英州之命，未保無改也。
凡百委順而已，幸勿深慮。
五月抵邊，行至汴上，晚輩晁以道（說之）置酒餞行，酒酣，情緒激越難制，非一發洩不可，素不善歌的蘇轼遂引吭自歌古《陽關》一阙。
這，豈同平常的筵邊唱曲，直是長歌當哭而已！ 元人陳秀明《東坡詩話錄》引蘇轼手記一則：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
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餘十八年前中秋夜，與子由觀月彭城，作此詩，以《陽關》歌之。
今複此夜，宿于贛上，方遷嶺表，獨歌此曲，聊複書之，以識一時之事，殊未覺有今日之悲，懸知有他日之喜也。
2 這最後兩句勉強自慰的話，實在比痛苦還要感傷。
蘇轼這一路行來，沿途多遇故舊。
如至韋城，遇吳安詩的外甥歐陽思仲，為感激安詩因撰蘇轍告詞而落職，特在客邸書《松醪賦》一幅，托歐陽轉緻；渡黃河，見楊濟甫之子楊明；過雍丘，晤米芾和馬夢得；至汴上，與晁說之飲别，遇任伯雨同舟共載；抵山陽，徐積（仲車）來慰問；至九江，與杭州同僚蘇堅（伯固）相晤，其時伯固将赴湖南澧陽，所以作《歸朝歡》一曲贈他；至虔州，與俞括入崇慶院觀寶輪藏等等，真可以說是交遊天下，故舊滿路了。
無奈再此前行，一過大庾嶺，将被投入一個完全陌生的炎荒之地，孤獨的恐懼，化作他無限凄涼的高歌。
門人張耒，向在京師為著作郎兼史院檢讨，在館八年，苜蓿自甘，後擢起居舍人，現在正以直龍圖閣知潤州事。
蘇轼到揚州，張耒受官法限制，不能迎谒老師，特地挑選了兩名兵士&mdash&mdash王告和顧成，随從南行，沿途照料，一直護送到惠州。
蘇轼很得力于這兩人，與文潛書有： 來兵王告者，極忠厚，方某流離道路時，告奉事無少懈。
顧成亦極小心，可念。
六月初七，阻風于金陵。
初九，兒子們為遵亡母的遺言，再度恭奉阿彌陀佛像于金陵清涼寺，作水陸道場，祈求先靈冥福。
佛事畢，蘇邁一房眷口，先赴宜興，部署一切。
金陵崇因禅院長老宗襲，新造一尊觀世音菩薩像，妙相莊嚴，蘇轼也往瞻拜，就在觀音前許下一個心願：“吾如北歸，必将再過此地，當為大士作頌。
” 續向當塗進發，際此流金铄石的溽暑時節，船上悶熱不堪。
蘇轼忽然記起杭州中和堂的東南頰，“下瞰海門，洞視萬裡”。
即使是三伏天，也常有蕭然的清涼。
而他現在所要去的前途則是炎荒的廣南，這就使他作詩懷念“獨有人間萬裡風”的杭州中和堂來了。
距當塗六十五裡的慈湖夾，船被大風所阻，停了下來。
這條水路，全是韓愈當年貶谪潮州時所走過的路徑，韓詩中記述的地方情景，目前一點沒有改變。
蘇轼悶在船艙中，也寫下《慈湖夾阻風五首》，首先即說“我行都是退之詩，真有人家水半扉。
&hellip&hellip”，一申他那“異代同命”的寂寞之感。
這五首詩，看似平常記行寫景之作，其實盡是蘇轼此日雖身在苦難中，仍不失英邁自許的氣概之作，如：“暴雨過雲聊一快，未妨明月卻當空”&mdash&mdash政治的暴風雨可以摧殘我于一時，而我本明月，無妨志節皎然于人世；“且并水村欹側過，人間何處不巉岩”&mdash&mdash世路艱難，何獨嶺外，隻要小心應付，未嘗不可逃過；“弱纜能争萬裡風”&mdash&mdash六十老翁，萬裡行役，何懼之有。
人生的際遇，常有山窮水盡、絕處逢生的奇迹。
五詩中的第二首，即是寫此秘密的心願： 此生歸路愈茫然，無數青山水拍天。
猶有小船來賣餅，喜聞墟落在山前。
一個人被命運投棄于水天無際的荒江上，不知如何才能突破迷茫，找到出路。
彷徨中，突然看到有賣餅的小船過來，知道村落就在山前，不能沒有蓦然回到人間的喜悅。
這短短二十八字，寫出蘇轼被蒙在命運的黑霧裡，危疑震撼中，尋求一線生機的渴望。
蘇轼躺在船頭，卧看落月，船夫在叫：“風轉向了！”于是他們就可以開船，繼續上路了。
人生經曆患難愈多，精神境界便自不同。
如此次途中，與好友參寥書，蘇轼但言： 某垂老再被嚴譴，皆愚自取，無足言者。
事皆已往，譬之墜甑，無可追計。
從來奉養陋薄，廪入雖微，亦可供粗粝；又子由分俸七千，邁将家大半，就食宜興，既不失所外，何複挂心，實翛然此行也。
已達江上，耳目清快，幸不深念。
知識中有憂我者，以是語之。
英州南北物皆有，某一飽之外，亦無所須。
承問所幹，感懼而已。
“所幹”，宋人的口語，意為“需要什麼幫忙”。
另一方面，章惇、蔡卞執政的朝中，卻是恨火方盛，力謀報複。
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廷了；安石的女婿蔡卞已奉命将《神宗實錄》重寫，以張商英為谏官，正在準備大肆羅織。
五月，元豐間與蔡确、章惇、邢恕互相交結，人稱四兇之一的黃履，又被召回朝來，開複了禦史中丞的原職。
章惇用這兇手的目的，就是為了報複仇怨，所以元祐舊臣，便無一得免了。
侍禦史虞策再度發難，章惇、蔡卞等幕後支持，重議對蘇轼的處分，以為罪大責輕，應該再降。
最後的決定是：“蘇轼，落左承議郎，責授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 其間，還有一個故事。
章惇初登相位，即慨歎道：“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轼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 有人推薦林希（子中），但他現任禮部侍郎，名位高于中書舍人。
章惇立刻保證給予同省執政的地位，他就俯首聽調了。
自此，凡元祐名臣的貶黜制文，都出于林希的手筆。
3 林希與蘇轼為進士同年，素相厚善。
元祐初，蘇轼被擢起居舍人，曾推林希自代，因此得除記注官。
後來又為杭州交代的前後任，平日詩筒書問，往來不絕。
當蘇轼進翰林院日，林希撰啟緻賀，有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
”褒美到無以複加的地步。
現在為利祿所誘，執筆草蘇轼谪降惠州的告詞，則醜诋不遺餘力，如言： &hellip&hellip朕初即位，政出權臣。
引轼兄弟，以為己助。
自謂得計，罔有悛心。
忘國大恩，敢肆怨诽。
若譏朕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诋聖考。
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
在于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複何面目？以至交通閹寺，矜詫幸恩；市井不為，缙紳共恥。
尚屈彜典，止從降黜。
今言者謂其指斥宗廟，罪大罰輕。
國有常刑，朕非可赦。
宥爾萬死，竄之遠方。
雖轼辯足以飾非，言足以惑衆。
自絕君親，又将奚憝？保爾餘息，毋重後愆。
可責授甯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蘇轼一行，抵達當塗縣時，責授建昌軍司馬的告詞才剛下來。
在蘇轼看來，一切都是任人擺布的情勢，無所謂輕重好壞；英州（廣東英德）、惠州（廣東惠州），皆在廣南，都是大庾嶺外，心裡毫無計較。
隻是萬裡投荒，他沒有理由要拖累兒輩，事實上也無法挈帶全家同去，所以堅決主張，他要獨自一人前往貶所。
他的兒媳們絕對不肯讓這六十老翁，在無人照顧之下，獨行萬裡，到那完全陌生的炎荒去生活，大家環繞着他涕泣求行。
最後決定，他隻帶幼子蘇過一人同去，叫次子蘇迨帶領二、三兩房眷口到宜興去，跟大哥蘇邁同居。
是年，蘇過二十三歲，已有侍父遠行的能力了。
六月二十五日，蘇轼在當塗旅次，親書六篇自作的賦，贈别次子。
本集《書六賦後》雲： 予中子迨，本相從英州。
舟行已至姑熟，而予道貶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
不可複以家行，獨與少子過往，而使迨以家歸陽羨，從長子邁居。
迨好學，知為楚詞，有世外奇志，故書此六賦，以贈其行。
紹聖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蘇轼一向保持樸素的家風，在京師時，家伎不過數人。
這與當時士大夫們邸宅裡檀歌不息、美女如雲的豪侈風氣比起來，真是十分寒碜。
且自外放颍、揚以來，本來準備退休，已先陸續遣去數人。
到這時候，還留在家裡的，不過寥寥二三人而已。
姬妾，原是富貴榮華的附件，沒有與家主共患難、同死生的義務，何況此去是南蠻瘴毒之地。
所以，蘇轼要“開閣放伎”，各替她們安排一個去處。
唯有朝雲，她堅決不肯在這患難之中，離棄家主于不顧，尤其是王夫人已經過世了，這孤獨的老翁，豈能沒有一個婦人照顧他的起居飲食？所以，她熱情而又果敢地表示，一定要随侍蘇轼南行。
這種風義，這份熱情，使蘇轼大為感動。
後在惠州，讀《白樂天集》，想到樂天那麼熱愛櫻桃小口的樊素，但最後，樊素還是離開了老病的樂天，遠走高飛。
遂作《朝雲詩》一章，記其感念之情。
詩前有引，曰： 世謂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
然夢得有詩雲：“春盡絮飛留不住，随風好去落誰家。
”樂天亦雲：“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時歸。
”則是樊素竟去也。
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随予南遷。
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
朝雲，姓王氏，錢唐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期而夭雲。
關于白樂天的放伎賣馬，是這樣的： 樂天于唐大和三年（829）五十八歲時歸洛陽，即納樊素為家伎，侍樂天者凡十年。
至開成四年（839）十月，老年的樂天，得了風痹症，體弱目眩，左足不支。
陳寅恪論其事曰：“既然生理的不可能有伎樂，患了風痹，當然遣伎。
”類推，足力不支，當然賣馬。
不料樊素臨别依依，辭曰：“素侍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hellip&hellip”不忍遽去，賣駱馬則曰：“五年花下醉騎行，臨賣回頭嘶一聲。
項藉顧骓猶解歎，樂天别駱豈無情。
”就因這駱馬回嘶，樊素陳辭，使樂天終于不忍割舍，作《不能忘情吟》二百五十五言，兩俱留之。
但是明年三月作《春盡日宴罷感事獨吟》曰：“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時歸。
”則樊素畢竟還是去了。
而朝雲則随侍蘇轼萬裡投荒，同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去生活，使蘇轼對這個紅粉知己，不得不心許她與結發夫妻無異。
希望将來能夠同向三山仙去。
詩曰： 不似楊枝别樂天，卻如通德伴伶玄。
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禅。
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
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從當塗分手，蘇迨等人遂去宜興，蘇轼與兒子過、朝雲并二老婢，主仆五人，徑向江州（江西）進發。
4 傳說蘇轼侍妾，除朝雲外，還有一個碧桃，也于此時親自從南康送至江西都昌縣安頓。
蘇轼還為她留題一詩：“鄱陽湖上都昌縣，燈火樓台一萬家。
水隔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花。
”原詩石刻在縣治内，《都昌縣志》亦載其事。
5 二 過嶺 蘇轼舟過廬山之下，遠望群山，峰巒間亂雲騰湧，天色陰霾。
獨立船頭，仰望山嶽是何等偉大，人則非常渺小，情不自禁地對着廬山也自默禱起來。
時未及午，浮雲盡散，天色豁然晴朗，迎面衆峰凜然，倚天無數青壁。
于是，這多難的老人，臉上便自綻出一絲微笑。
時序進入八月，某夜，船泊分風嶺，已經是三更天了，岩邊忽然人聲鼎沸，許多官差明火執仗，要上蘇家船來。
原來本路發運使已知朝廷新頒的後命，對于這個已被“嚴譴”的罪官，小題大做，連夜派了五百人來攔截，要收回官方供給的坐船。
蘇轼不得不低聲下氣地跟來人商量：“乞準連夜趕往星江，隻要靠着埠頭，即可自行雇船，随将官船繳還。
”幸得來人許諾，但是蘇轼并無把握能夠半夜之内趕到星子，迫得望空向順濟王（龍神）默禱曰： 轼達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事濟矣。
不然，複見使至，則當露寝埔溆矣。
6 不久，江風掠耳而起，篙師亟亟升帆，船帆吃飽了風，就很快開行了。
抵南昌吳城驿，再禱于順濟王廟（每個沿江碼頭，皆有此廟），留題于望湖亭上。
蘇轼此時，流離道路，身受着無比刻薄的政治迫害。
然而，他作望湖亭詩，卻曰： 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疏。
秋風片帆急，暮藹一山孤。
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
岷峨家萬裡，投老得歸無？ 中國的文人，一朝失意，不是高蹈林泉，吟風弄月，便是醇酒婦人，佯狂玩世。
而蘇轼不然，他自認是塵凡中的一個普通人，雖然環境逼得他隻想隐遁求全，但卻并不真能忘懷大地上的芸芸衆生，也不能掩熄他自己生命中的光熱。
即使他所一生服務的政治，變得那麼颠倒錯亂，而此時此際又身受着刻毒的欺淩，但血管裡流着的志士熱血，并不真能冷卻。
到他吟出“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時，任何人都能體會到蘇轼生命的灰燼裡，依然埋着不熄的火種。
到了豫章（南昌），蘇轼自己雇了船，繼續舟行，然而前途等着他的，是長達三百裡的贛石之險。
自贛州府城之北，章、貢二水彙合處開始，一直到萬安縣界，這條三百裡長的水路，不但江流湍急，而且水面下怪石列布，木船碰上巨石，立刻船沉人溺。
這許多水底嶙峋，人稱“贛石”。
贛石形成一十八個險灘，其中以黃公灘為最險。
蘇轼身在叢險中，朝廷告下： “蘇轼落建昌軍司馬，貶甯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 這篇告詞，即是前舉林希的手筆。
蘇轼讀後，但說：“林大亦能作文章耶！”其時，行程适過贛石最險惡的黃公灘，乃作《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詩&mdash&mdash蘇轼故意将“黃公灘”寫作“惶恐灘”，以紀此一時的心境： 七千裡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
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
長風送客添帆腹，積雨浮舟減石鱗。
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進入虔州地界，遊了郁孤台、光孝寺的廉泉、塵外亭和天竺寺。
蘇過也步和父親的韻腳，作了《題郁孤台》詩（《斜川集》）。
蘇轼十二歲那年，老泉從虔州漫遊歸家，給他講過：虔州近城山中天竺寺裡，有白樂天手書真迹的一首詩，筆勢奇逸，墨迹如新。
這首詩曰：“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
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
前台花發後台見，上界鐘清下界聞。
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就詩而論，不是一首好詩，辘轳體的文字遊戲而已。
因為這是一個鄉居童子，靜聽遠歸的老父，說故事一樣講給他聽的旅途見聞，其中蘊蓄着無限溫暖的親情，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四十七年後，這從前的童子，今已五十九的高齡，又是身在負罪被谪的境遇中，也到了虔州的天竺寺，不免去重尋白樂天這個舊存手迹，不料詩已亡失，現在隻有石刻在了。
牽動心事的蘇轼，為之感涕不已，他的哀傷是“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淚橫斜”7。
蘇轼身遭迫害，頓有無地自容的困窒。
于是，道家離世的神秘思想，便很自然地吸引了他。
八月二十三日，與王岩翁同谒虔州祥符宮，他以非常的虔敬，瞻拜了沖妙先生李思聰所制的觀妙法像，自言：“以憂患之餘，皈命真寂。
自惟塵緣深重，恐此志不遂，敢以簽蔔。
”求得一簽雲： 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
執心既堅固，見善勤修學。
蘇轼再拜受教，決心從此學道，誠惶誠懇地說：“敢有廢墜，真聖殛之！” 紹聖元年（1094）九月，遂度大庾嶺。
嶺在江西省大餘縣南，廣東南雄市北。
唐張九齡開山徑，植梅嶺上。
宋時立關于此，名曰梅關。
地居贛粵交界之處，以五嶺分隔中原文明與南國炎荒。
在那個時代，人們對嶺外地方還很陌生，衆皆認是蠻荒瘴惡之地。
宋不殺大臣，大臣負罪，以貶谪嶺外為最重的懲罰。
元祐前期，蔡确在安州作《車蓋亭詩》，謗讪太皇太後，元老文彥博主張要貶蔡确于嶺外，範純仁聽到這消息，便向宰相呂大防勸說道：“我朝自乾興以來，無人被責過嶺，此路早生荊棘已近七十年。
現在如從我們手上，重加開啟，将來政局發生變化，恐怕自己也就不免了。
”大防聞言，遂生警惕，不敢作此主張。
不料哲宗親政，政局果然大變，而第一個被貶嶺外的，卻是從未執行過實際政務，而且是當今皇上自少至長、一向敬愛的師傅。
政治這東西，真是不可思議，像風一樣，是一種權力所化生的氣勢，毫無理性可言，氣勢所至，便成為不可抗拒的力量，蘇轼便是被此一氣勢所沖決到嶺外來的第一人。
但是，人生亦無非一場大夢。
死生禍福，非人所為，人亦執着不得。
蘇轼今日行于大庾嶺上，孑然一身，寵辱兩忘，決心要把自己過往的身世，一齊抛棄在嶺北，要把五十九年身心所受的污染，于此一念之間，洗濯清淨，然後以此清淨之身，投到那個叫作惠州的陌生地方，去安身立命。
蘇轼的學養，使他的眼界不緻如一般人那麼狹窄，那麼局限一隅而患得患失。
現實社會逼得他走投無路時，他的精神生活活躍起來，就另有一個神秘的想象世界收容了他。
将這想象世界形象化的，就是道家海上三神山（瀛洲、方壺和蓬萊）的理想環境。
在那一片充滿和平，沒有名争利奪的自然生活裡，餐霞服氣，煉丹修養，倘與神仙同化，便得長生不老。
此一神秘的向往，幫他超脫坎坷的世網，助他回歸虛靜的自然生活，使他對所熱愛的生命，不緻陷于完全絕望。
蘇轼往大庾嶺途中，就是憑借這種向往，使他的心靈境界，驟然從平凡人世的悲慘現實中，一跳登上了想象世界永恒的邊緣。
蘇轼認為放逐海濱，适足成全他刬落一切過去，勘斷諸般塵緣，“陰學長生”的心願。
即此夢境，使他想起李太白流夜郎贈韋太守詩中，有一聯句子：“仙人拊我頂，結發受長生。
”這十個字，個個閃爍着璀璨的光芒。
作《過大庾嶺》詩，就很大膽地全部借了過來。
詩成，題于嶺巅龍泉鐘上：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淨。
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
今日嶺上行，身世永相忘。
仙人拊我頂，結發受長生。
在嶺路上，蘇轼偶于林麓間，遇見兩個道人。
他們看到蘇轼，便退回茅屋裡去，深入不出。
轼很詫異，對押送他的使臣說：“此中有異人，可同訪之。
”進了屋子，這兩個道人都在，氣度潇灑，問使臣道： “此何人？” “蘇學士。
” “得非子瞻乎？”道人說。
“學士始以文章得，終以文章失。
”使臣說。
兩道人相視而笑，說：“文章豈解能榮辱，富貴從來有盛衰。
” 蘇轼默忖：“何處山林間無有道之士乎！”8 過了大庾嶺，遂從南雄下始興，到韶州，過月華寺而至曹溪，一路遊山玩水，南國風光，一新耳目。
曹溪南華山南華寺，是六祖慧能的道場，原名寶林寺，宋太平興國三年重建，改名南華。
蘇轼至寺，禮拜大鑒塔，塔藏六祖真身。
為題“寶林”兩個大字，作寺額，現在猶存。
《南華寺》詩說：“&hellip&hellip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煉。
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
摳衣禮真相，感動淚雨霰。
&hellip&hellip”一種忘失本來面目、誤落人間的悲哀油然而生。
然後，過英州，遊碧落洞，下浈陽峽，遇到他那學道的朋友潮陽吳複古（子野）于舟中。
複古見面，對于得失禍福之事，一字不提，但勸蘇轼道：“邯鄲之夢，猶足以破除虛妄而歸真。
何況閣下今日，已經目睹而身經了，亦可以稍信矣。
”9 至清遠峽，遊峽山寺，觀瀑布。
至清遠縣，遇見一位當地的秀才，大談惠州風物之美，蘇轼甚為高興，作詩曰： 到處聚觀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
江雲漠漠桂花濕，梅雨翛翛荔子然。
聞道黃柑常抵鵲，不容朱橘更論錢。
恰從神武來宏景，便向羅浮覓稚川。
他在廣州，遊了白雲山上的蒲澗寺、滴水岩等名勝後，便與寶積寺、延祥寺的兩位長老，沖虛觀的道士，當地的巡檢史珏同遊羅浮。
羅浮是嶺南第一名山，也是有名的道教勝地。
中國道教中，葛洪的靈寶教派即以羅浮山為法壇。
羅浮海拔一千二百餘米，白雲隐現，風雨凄迷，山勢峻拔，宛如浮于海上，故神話傳說特多，十分吸引蘇轼惶惶惑惑的心情。
他們先至東莞縣屬的石泷鎮，換乘小船溯溪十五裡至泊頭墟；上岸，改坐轎子走十五裡至羅浮山；憩于延祥寺，由寺尋寶蓋峰，攀登峭崖之上；入寶積寺，飲梁朝景泰禅師的卓錫泉，作《品水記》。
翌日，遊長壽觀；再到沖虛觀參觀了葛洪丹竈的遺迹和朱真人的朝鬥壇，壇北有洞曰朱明，這是道書中所說全國三十六洞天的蓬萊第七洞天，尊稱為“朱明耀真之天”。
蘇轼去看，榛莽封道，進不去。
山泉從洞中流出來，铿铿如鳴琴，水底滿生菖蒲于石上。
蘇轼又往訪道士鄧守安、李道元，兩人都不在；還宿寶積寺中閣，夜大風，适遇山燒，景色壯美，焰中爆裂有聲，歎為奇觀。
蘇轼此行，遊蹤所至，皆有詩；從行的幼子蘇過也幾乎篇篇都有步韻之作，才華初露，頭角峥嵘。
做父親的老懷歡慰，不言可喻，而最使他欣賞的是這小兒子，年紀那麼輕，卻也信起道家的養生法來，每天半夜裡起來打坐；又學作賦，筆力甚健，所以蘇轼《遊羅浮山》詩說：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
近者戲作淩雲賦，筆勢仿佛離騷經。
負書從我盍歸去，群仙正草新宮銘。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紹聖元年（1094）十月初二，他們一行，間關萬裡，到達了惠州貶所。
三 初到惠州 提舉杭州洞霄宮的章惇，既相天下，接替了呂大防的地位，他這一幫人物，便競先報怨，其中以張商英的表現最為兇悍。
初被召為右正言，立即上疏言： 元祐諸臣，一切所為，無非翦除陛下羽翼于内，擊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
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牍，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
商英是個熱衷利祿的小人，但也頗有才幹。
元祐以來，極不得意，他要報複，遂定下了“一網打盡”的毒計。
倘如照他疏述辦理，就檔存章牍來尋資料，則在當時盡廢新法的國策之下，一切語言文字，皆是有憑有據的罪證，元祐臣工，還有誰能逃過這天羅地網？ 哲宗朝紹述之禍的慘烈，從張商英言，“類編元祐群臣章疏及更改事條”一節，是肆毒缙紳、衣冠塗炭的一大始機。
五月間，章惇又把出名的兇手黃履引進朝來。
秋七月，台谏官
蘇轼于紹聖元年（1094）閏四月初三奉到新命： “依前左朝奉郎、責知英州（今廣東英德）軍州事。
” 即日進上謝表，辭告文宣王廟（孔廟），火急治裝，率領全家眷口，星夜啟程就道了。
然而，侍禦史虞策複言蘇轼罪重責輕，再诏：“降官為左承議郎。
”按官制：朝奉郎為正七品，承議郎為從七品。
在蘇轼看來，都是一樣。
蘇轼一家，沿着太行山前進。
時在梅雨季節，天色陰沉，心情更是沉重。
到了距定州西南百裡的趙州臨城道中時，天氣突轉晴朗，使蘇轼“西望太行，草木可數；岡巒北走，崖谷秀傑”，甚是高興。
因他回想去年冬季赴定州任時，取道于此，卻逢連日風埃陰晦，未嘗了了得見太行；而今遠戍嶺外，終于看到此山北走的雄姿。
中國人有崇拜山嶽的傳統，因為高山與“天”最為接近。
當此晦黯的行程，得見高山嶽嶽，想到韓愈當年，遇大赦由郴州赴江陵府任法曹參軍，路過衡山，有《谒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詩說：“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
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
須臾淨掃衆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
”來定州時，風雲晦暗，象征此行的不吉，正已應驗。
現在遠赴谪所，則天氣已經晴朗，豈非不久可赦還的吉兆？與韓愈的經驗一樣，蘇轼仰望麗日晴空的太行山脈，精神為之一振，便對兒子們欣然說道：“吾南遷，其速返乎！這是韓退之衡山的吉兆。
” 繼至相州南四十裡的湯陰縣，旅途饑疲，遂在道旁攤肆裡打尖。
大家停下車來，喝了豌豆大麥粥。
蘇轼要兒子們注意，蘇家環境，今不如昔了，現在黃塵蔽天、赤地千裡的路上，能夠得到“青斑照匕箸，脆響鳴牙龈”的新鮮豌豆吃，已很不易，人須勇于忘懷昨日的“玉食”，則今晨的一盂麥粥，未始不是無上的享受。
途中作詩寄定武同僚，則曰： 人事千頭及萬頭，得時何喜失時憂。
隻知紫绶三公貴，不覺黃粱一夢遊。
适見恩綸臨定武，忽遭分職赴英州。
南行若到江幹側，休宿浔陽舊酒樓。
禦史劉拯，落井下石，再言：“蘇轼敢以私憤行于诏诰中，厚誣醜诋，不臣甚矣。
”指的仍是那篇呂惠卿責降诏。
于是，朝廷再加重懲處： “合叙複日不得與叙，仍知英州。
” 十餘日間，三改谪命，朝局之亂，可以想見。
哲宗雖有召章惇為相之意，而李清臣還想搶前一步得手，所以竭力表現變革，恢複熙豐的舊法，除命各路常平使者等等，異常忙碌。
閏四月的天氣已很炎熱，乘着牲口走這麼漫長的道路，如何得了。
蘇轼自忖：“犯三伏之毒暑，陸走炎荒四千餘裡”，則必将死于道途。
十四日到達滑州，乃狀奏朝廷，請求皇帝顧念八年經筵之舊，準賜坐船前往。
十八日至汴京附近的陳留，蘇氏眉州鄉鄰楊濟甫派他的兒子楊明（子微）遄程趕來相送。
這位晚輩，自言懂得“術數”，他看蘇轼絕對不會死于嶺外。
蘇轼聽了很高興，說：“若是應驗了你今天這句話，一定為你寫《道德經》一部，以當酬謝。
” 雍丘縣令米芾派專使來迎，蘇轼答書說： 辱簡，承存慰至厚，哀感不已。
平生不知家事，老境乃有此苦。
蒙仁者矜愍垂誨，奈何，奈何。
入夜目昏，不謹。
從此信中可以看出蘇轼在元祐一朝八年間，雖然官至殿閣學士，封疆大吏，但卻并無積蓄，依然兩袖清風，面對流亡，就不免捉襟見肘起來。
蘇轍罷門下侍郎，出知汝州軍州事，早于上（四）月二十一日到任。
蘇轼自陳留繞道臨汝，往别其弟。
蘇轍的經濟情況，原來很窮，所謂“債務山積”者是也。
但自元祐以來，久官京師，宋朝的俸祿制度，京官比外任官優厚，久居一地，消耗也少，不比蘇轼，常年南北奔走，一點俸給，全都在道路上花光了。
蘇轍分俸七千，交給蘇邁，決定由他帶領一大半眷口，住到宜興去。
可以靠那裡的一點田産生活，也免蘇轼後顧之憂。
1 兄弟相聚不過三四天，前途陰霧重重，混沌一片，也沒有什麼話好說。
匆匆别去，回到陳留，幸已得旨準許舟行，他們一家就在那兒登船續發。
哲宗既已決心紹複熙豐新政，首即起用章惇為相&mdash&mdash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
翰林學士範祖禹力谏“章惇不可用”，以龍圖閣學士出知陝州。
右相範純仁承宣仁太皇太後病榻上諄諄囑托，竭力奮鬥，但也無法挽救這個變局，隻得堅決求去，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颍昌府。
兩範先後罷去，元祐大臣，幾已盡矣。
閏四月二十二日，章惇抵京莅職，馬上援引他的同黨蔡卞、林希、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入朝，分據要津，把持言路，個個彈冠相慶。
帝又召蔡京為戶部尚書。
京，字元長，仙遊人。
他是蔡卞的哥哥，而卞又是王安石的女婿。
蔡京于元豐末年曾知開封府事，司馬光複差役法，阖朝反對，但他固執己見，令限五日之内辦好，大家又認為期限太促，絕無可能。
唯獨開封府如期報辦，司馬丞相大為欣賞。
這次還朝，适逢章相又欲變複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
蔡京便與章惇說：“取熙甯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講為？”雇役遂定，似此毫無原則、一味逢迎的小人，奸僞可知；而北宋後期，卻将國家命運托付到這幫人的手上，實在可悲。
蘇轼行至南都，南都已經喧傳朝中群魔亂舞，一股仇恨的烈焰，像火山爆發一樣，燒遍了汴京。
章惇、蔡卞領頭，熱烈策劃如何向元祐諸臣一個一個地報複，不論已經死亡的，或已貶谪在外的，都要一網打盡。
這一夥人兇焰高漲，肆無忌憚，甚至在殿陛上狂言怒詈，叫嚣成市。
蘇轼的谪命，已經三改。
現在章七得勢了，對于這位英雄人物的性情，轼最了解。
惇有為惡務徹的毒辣、睚眦必報的狠勁，禍患恐怕不止于此，更大的嚴譴，亦在意中，所以寄定州同僚孫敏行（子發）書說： 某旦夕離南都，如聞言者尚紛紛。
英州之命，未保無改也。
凡百委順而已，幸勿深慮。
五月抵邊，行至汴上，晚輩晁以道（說之）置酒餞行，酒酣，情緒激越難制，非一發洩不可，素不善歌的蘇轼遂引吭自歌古《陽關》一阙。
這，豈同平常的筵邊唱曲，直是長歌當哭而已！ 元人陳秀明《東坡詩話錄》引蘇轼手記一則：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
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餘十八年前中秋夜，與子由觀月彭城，作此詩，以《陽關》歌之。
今複此夜，宿于贛上，方遷嶺表，獨歌此曲，聊複書之，以識一時之事，殊未覺有今日之悲，懸知有他日之喜也。
2 這最後兩句勉強自慰的話，實在比痛苦還要感傷。
蘇轼這一路行來，沿途多遇故舊。
如至韋城，遇吳安詩的外甥歐陽思仲，為感激安詩因撰蘇轍告詞而落職，特在客邸書《松醪賦》一幅，托歐陽轉緻；渡黃河，見楊濟甫之子楊明；過雍丘，晤米芾和馬夢得；至汴上，與晁說之飲别，遇任伯雨同舟共載；抵山陽，徐積（仲車）來慰問；至九江，與杭州同僚蘇堅（伯固）相晤，其時伯固将赴湖南澧陽，所以作《歸朝歡》一曲贈他；至虔州，與俞括入崇慶院觀寶輪藏等等，真可以說是交遊天下，故舊滿路了。
無奈再此前行，一過大庾嶺，将被投入一個完全陌生的炎荒之地，孤獨的恐懼，化作他無限凄涼的高歌。
門人張耒，向在京師為著作郎兼史院檢讨，在館八年，苜蓿自甘，後擢起居舍人，現在正以直龍圖閣知潤州事。
蘇轼到揚州，張耒受官法限制，不能迎谒老師，特地挑選了兩名兵士&mdash&mdash王告和顧成，随從南行，沿途照料，一直護送到惠州。
蘇轼很得力于這兩人，與文潛書有： 來兵王告者，極忠厚，方某流離道路時，告奉事無少懈。
顧成亦極小心，可念。
六月初七，阻風于金陵。
初九，兒子們為遵亡母的遺言，再度恭奉阿彌陀佛像于金陵清涼寺，作水陸道場，祈求先靈冥福。
佛事畢，蘇邁一房眷口，先赴宜興，部署一切。
金陵崇因禅院長老宗襲，新造一尊觀世音菩薩像，妙相莊嚴，蘇轼也往瞻拜，就在觀音前許下一個心願：“吾如北歸，必将再過此地，當為大士作頌。
” 續向當塗進發，際此流金铄石的溽暑時節，船上悶熱不堪。
蘇轼忽然記起杭州中和堂的東南頰，“下瞰海門，洞視萬裡”。
即使是三伏天，也常有蕭然的清涼。
而他現在所要去的前途則是炎荒的廣南，這就使他作詩懷念“獨有人間萬裡風”的杭州中和堂來了。
距當塗六十五裡的慈湖夾，船被大風所阻，停了下來。
這條水路，全是韓愈當年貶谪潮州時所走過的路徑，韓詩中記述的地方情景，目前一點沒有改變。
蘇轼悶在船艙中，也寫下《慈湖夾阻風五首》，首先即說“我行都是退之詩，真有人家水半扉。
&hellip&hellip”，一申他那“異代同命”的寂寞之感。
這五首詩，看似平常記行寫景之作，其實盡是蘇轼此日雖身在苦難中，仍不失英邁自許的氣概之作，如：“暴雨過雲聊一快，未妨明月卻當空”&mdash&mdash政治的暴風雨可以摧殘我于一時，而我本明月，無妨志節皎然于人世；“且并水村欹側過，人間何處不巉岩”&mdash&mdash世路艱難，何獨嶺外，隻要小心應付，未嘗不可逃過；“弱纜能争萬裡風”&mdash&mdash六十老翁，萬裡行役，何懼之有。
人生的際遇，常有山窮水盡、絕處逢生的奇迹。
五詩中的第二首，即是寫此秘密的心願： 此生歸路愈茫然，無數青山水拍天。
猶有小船來賣餅，喜聞墟落在山前。
一個人被命運投棄于水天無際的荒江上，不知如何才能突破迷茫，找到出路。
彷徨中，突然看到有賣餅的小船過來，知道村落就在山前，不能沒有蓦然回到人間的喜悅。
這短短二十八字，寫出蘇轼被蒙在命運的黑霧裡，危疑震撼中，尋求一線生機的渴望。
蘇轼躺在船頭，卧看落月，船夫在叫：“風轉向了！”于是他們就可以開船，繼續上路了。
人生經曆患難愈多，精神境界便自不同。
如此次途中，與好友參寥書，蘇轼但言： 某垂老再被嚴譴，皆愚自取，無足言者。
事皆已往，譬之墜甑，無可追計。
從來奉養陋薄，廪入雖微，亦可供粗粝；又子由分俸七千，邁将家大半，就食宜興，既不失所外，何複挂心，實翛然此行也。
已達江上，耳目清快，幸不深念。
知識中有憂我者，以是語之。
英州南北物皆有，某一飽之外，亦無所須。
承問所幹，感懼而已。
“所幹”，宋人的口語，意為“需要什麼幫忙”。
另一方面，章惇、蔡卞執政的朝中，卻是恨火方盛，力謀報複。
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廷了；安石的女婿蔡卞已奉命将《神宗實錄》重寫，以張商英為谏官，正在準備大肆羅織。
五月，元豐間與蔡确、章惇、邢恕互相交結，人稱四兇之一的黃履，又被召回朝來，開複了禦史中丞的原職。
章惇用這兇手的目的，就是為了報複仇怨，所以元祐舊臣，便無一得免了。
侍禦史虞策再度發難，章惇、蔡卞等幕後支持，重議對蘇轼的處分，以為罪大責輕，應該再降。
最後的決定是：“蘇轼，落左承議郎，責授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 其間，還有一個故事。
章惇初登相位，即慨歎道：“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轼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 有人推薦林希（子中），但他現任禮部侍郎，名位高于中書舍人。
章惇立刻保證給予同省執政的地位，他就俯首聽調了。
自此，凡元祐名臣的貶黜制文，都出于林希的手筆。
3 林希與蘇轼為進士同年，素相厚善。
元祐初，蘇轼被擢起居舍人，曾推林希自代，因此得除記注官。
後來又為杭州交代的前後任，平日詩筒書問，往來不絕。
當蘇轼進翰林院日，林希撰啟緻賀，有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
”褒美到無以複加的地步。
現在為利祿所誘，執筆草蘇轼谪降惠州的告詞，則醜诋不遺餘力，如言： &hellip&hellip朕初即位，政出權臣。
引轼兄弟，以為己助。
自謂得計，罔有悛心。
忘國大恩，敢肆怨诽。
若譏朕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诋聖考。
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
在于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複何面目？以至交通閹寺，矜詫幸恩；市井不為，缙紳共恥。
尚屈彜典，止從降黜。
今言者謂其指斥宗廟，罪大罰輕。
國有常刑，朕非可赦。
宥爾萬死，竄之遠方。
雖轼辯足以飾非，言足以惑衆。
自絕君親，又将奚憝？保爾餘息，毋重後愆。
可責授甯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蘇轼一行，抵達當塗縣時，責授建昌軍司馬的告詞才剛下來。
在蘇轼看來，一切都是任人擺布的情勢，無所謂輕重好壞；英州（廣東英德）、惠州（廣東惠州），皆在廣南，都是大庾嶺外，心裡毫無計較。
隻是萬裡投荒，他沒有理由要拖累兒輩，事實上也無法挈帶全家同去，所以堅決主張，他要獨自一人前往貶所。
他的兒媳們絕對不肯讓這六十老翁，在無人照顧之下，獨行萬裡，到那完全陌生的炎荒去生活，大家環繞着他涕泣求行。
最後決定，他隻帶幼子蘇過一人同去，叫次子蘇迨帶領二、三兩房眷口到宜興去，跟大哥蘇邁同居。
是年，蘇過二十三歲，已有侍父遠行的能力了。
六月二十五日，蘇轼在當塗旅次，親書六篇自作的賦，贈别次子。
本集《書六賦後》雲： 予中子迨，本相從英州。
舟行已至姑熟，而予道貶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
不可複以家行，獨與少子過往，而使迨以家歸陽羨，從長子邁居。
迨好學，知為楚詞，有世外奇志，故書此六賦，以贈其行。
紹聖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蘇轼一向保持樸素的家風，在京師時，家伎不過數人。
這與當時士大夫們邸宅裡檀歌不息、美女如雲的豪侈風氣比起來，真是十分寒碜。
且自外放颍、揚以來，本來準備退休，已先陸續遣去數人。
到這時候，還留在家裡的，不過寥寥二三人而已。
姬妾，原是富貴榮華的附件，沒有與家主共患難、同死生的義務，何況此去是南蠻瘴毒之地。
所以，蘇轼要“開閣放伎”，各替她們安排一個去處。
唯有朝雲，她堅決不肯在這患難之中，離棄家主于不顧，尤其是王夫人已經過世了，這孤獨的老翁，豈能沒有一個婦人照顧他的起居飲食？所以，她熱情而又果敢地表示，一定要随侍蘇轼南行。
這種風義，這份熱情，使蘇轼大為感動。
後在惠州，讀《白樂天集》，想到樂天那麼熱愛櫻桃小口的樊素，但最後，樊素還是離開了老病的樂天，遠走高飛。
遂作《朝雲詩》一章，記其感念之情。
詩前有引，曰： 世謂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
然夢得有詩雲：“春盡絮飛留不住，随風好去落誰家。
”樂天亦雲：“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時歸。
”則是樊素竟去也。
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随予南遷。
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
朝雲，姓王氏，錢唐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期而夭雲。
關于白樂天的放伎賣馬，是這樣的： 樂天于唐大和三年（829）五十八歲時歸洛陽，即納樊素為家伎，侍樂天者凡十年。
至開成四年（839）十月，老年的樂天，得了風痹症，體弱目眩，左足不支。
陳寅恪論其事曰：“既然生理的不可能有伎樂，患了風痹，當然遣伎。
”類推，足力不支，當然賣馬。
不料樊素臨别依依，辭曰：“素侍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hellip&hellip”不忍遽去，賣駱馬則曰：“五年花下醉騎行，臨賣回頭嘶一聲。
項藉顧骓猶解歎，樂天别駱豈無情。
”就因這駱馬回嘶，樊素陳辭，使樂天終于不忍割舍，作《不能忘情吟》二百五十五言，兩俱留之。
但是明年三月作《春盡日宴罷感事獨吟》曰：“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時歸。
”則樊素畢竟還是去了。
而朝雲則随侍蘇轼萬裡投荒，同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去生活，使蘇轼對這個紅粉知己，不得不心許她與結發夫妻無異。
希望将來能夠同向三山仙去。
詩曰： 不似楊枝别樂天，卻如通德伴伶玄。
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禅。
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
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從當塗分手，蘇迨等人遂去宜興，蘇轼與兒子過、朝雲并二老婢，主仆五人，徑向江州（江西）進發。
4 傳說蘇轼侍妾，除朝雲外，還有一個碧桃，也于此時親自從南康送至江西都昌縣安頓。
蘇轼還為她留題一詩：“鄱陽湖上都昌縣，燈火樓台一萬家。
水隔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花。
”原詩石刻在縣治内，《都昌縣志》亦載其事。
5 二 過嶺 蘇轼舟過廬山之下，遠望群山，峰巒間亂雲騰湧，天色陰霾。
獨立船頭，仰望山嶽是何等偉大，人則非常渺小，情不自禁地對着廬山也自默禱起來。
時未及午，浮雲盡散，天色豁然晴朗，迎面衆峰凜然，倚天無數青壁。
于是，這多難的老人，臉上便自綻出一絲微笑。
時序進入八月，某夜，船泊分風嶺，已經是三更天了，岩邊忽然人聲鼎沸，許多官差明火執仗，要上蘇家船來。
原來本路發運使已知朝廷新頒的後命，對于這個已被“嚴譴”的罪官，小題大做，連夜派了五百人來攔截，要收回官方供給的坐船。
蘇轼不得不低聲下氣地跟來人商量：“乞準連夜趕往星江，隻要靠着埠頭，即可自行雇船，随将官船繳還。
”幸得來人許諾，但是蘇轼并無把握能夠半夜之内趕到星子，迫得望空向順濟王（龍神）默禱曰： 轼達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事濟矣。
不然，複見使至，則當露寝埔溆矣。
6 不久，江風掠耳而起，篙師亟亟升帆，船帆吃飽了風，就很快開行了。
抵南昌吳城驿，再禱于順濟王廟（每個沿江碼頭，皆有此廟），留題于望湖亭上。
蘇轼此時，流離道路，身受着無比刻薄的政治迫害。
然而，他作望湖亭詩，卻曰： 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疏。
秋風片帆急，暮藹一山孤。
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
岷峨家萬裡，投老得歸無？ 中國的文人，一朝失意，不是高蹈林泉，吟風弄月，便是醇酒婦人，佯狂玩世。
而蘇轼不然，他自認是塵凡中的一個普通人，雖然環境逼得他隻想隐遁求全，但卻并不真能忘懷大地上的芸芸衆生，也不能掩熄他自己生命中的光熱。
即使他所一生服務的政治，變得那麼颠倒錯亂，而此時此際又身受着刻毒的欺淩，但血管裡流着的志士熱血，并不真能冷卻。
到他吟出“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時，任何人都能體會到蘇轼生命的灰燼裡，依然埋着不熄的火種。
到了豫章（南昌），蘇轼自己雇了船，繼續舟行，然而前途等着他的，是長達三百裡的贛石之險。
自贛州府城之北，章、貢二水彙合處開始，一直到萬安縣界，這條三百裡長的水路，不但江流湍急，而且水面下怪石列布，木船碰上巨石，立刻船沉人溺。
這許多水底嶙峋，人稱“贛石”。
贛石形成一十八個險灘，其中以黃公灘為最險。
蘇轼身在叢險中，朝廷告下： “蘇轼落建昌軍司馬，貶甯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 這篇告詞，即是前舉林希的手筆。
蘇轼讀後，但說：“林大亦能作文章耶！”其時，行程适過贛石最險惡的黃公灘，乃作《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詩&mdash&mdash蘇轼故意将“黃公灘”寫作“惶恐灘”，以紀此一時的心境： 七千裡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
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
長風送客添帆腹，積雨浮舟減石鱗。
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進入虔州地界，遊了郁孤台、光孝寺的廉泉、塵外亭和天竺寺。
蘇過也步和父親的韻腳，作了《題郁孤台》詩（《斜川集》）。
蘇轼十二歲那年，老泉從虔州漫遊歸家，給他講過：虔州近城山中天竺寺裡，有白樂天手書真迹的一首詩，筆勢奇逸，墨迹如新。
這首詩曰：“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
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
前台花發後台見，上界鐘清下界聞。
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就詩而論，不是一首好詩，辘轳體的文字遊戲而已。
因為這是一個鄉居童子，靜聽遠歸的老父，說故事一樣講給他聽的旅途見聞，其中蘊蓄着無限溫暖的親情，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四十七年後，這從前的童子，今已五十九的高齡，又是身在負罪被谪的境遇中，也到了虔州的天竺寺，不免去重尋白樂天這個舊存手迹，不料詩已亡失，現在隻有石刻在了。
牽動心事的蘇轼，為之感涕不已，他的哀傷是“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淚橫斜”7。
蘇轼身遭迫害，頓有無地自容的困窒。
于是，道家離世的神秘思想，便很自然地吸引了他。
八月二十三日，與王岩翁同谒虔州祥符宮，他以非常的虔敬，瞻拜了沖妙先生李思聰所制的觀妙法像，自言：“以憂患之餘，皈命真寂。
自惟塵緣深重，恐此志不遂，敢以簽蔔。
”求得一簽雲： 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
執心既堅固，見善勤修學。
蘇轼再拜受教，決心從此學道，誠惶誠懇地說：“敢有廢墜，真聖殛之！” 紹聖元年（1094）九月，遂度大庾嶺。
嶺在江西省大餘縣南，廣東南雄市北。
唐張九齡開山徑，植梅嶺上。
宋時立關于此，名曰梅關。
地居贛粵交界之處，以五嶺分隔中原文明與南國炎荒。
在那個時代，人們對嶺外地方還很陌生，衆皆認是蠻荒瘴惡之地。
宋不殺大臣，大臣負罪，以貶谪嶺外為最重的懲罰。
元祐前期，蔡确在安州作《車蓋亭詩》，謗讪太皇太後，元老文彥博主張要貶蔡确于嶺外，範純仁聽到這消息，便向宰相呂大防勸說道：“我朝自乾興以來，無人被責過嶺，此路早生荊棘已近七十年。
現在如從我們手上，重加開啟，将來政局發生變化，恐怕自己也就不免了。
”大防聞言，遂生警惕，不敢作此主張。
不料哲宗親政，政局果然大變，而第一個被貶嶺外的，卻是從未執行過實際政務，而且是當今皇上自少至長、一向敬愛的師傅。
政治這東西，真是不可思議，像風一樣，是一種權力所化生的氣勢，毫無理性可言，氣勢所至，便成為不可抗拒的力量，蘇轼便是被此一氣勢所沖決到嶺外來的第一人。
但是，人生亦無非一場大夢。
死生禍福，非人所為，人亦執着不得。
蘇轼今日行于大庾嶺上，孑然一身，寵辱兩忘，決心要把自己過往的身世，一齊抛棄在嶺北，要把五十九年身心所受的污染，于此一念之間，洗濯清淨，然後以此清淨之身，投到那個叫作惠州的陌生地方，去安身立命。
蘇轼的學養，使他的眼界不緻如一般人那麼狹窄，那麼局限一隅而患得患失。
現實社會逼得他走投無路時，他的精神生活活躍起來，就另有一個神秘的想象世界收容了他。
将這想象世界形象化的，就是道家海上三神山（瀛洲、方壺和蓬萊）的理想環境。
在那一片充滿和平，沒有名争利奪的自然生活裡，餐霞服氣，煉丹修養，倘與神仙同化，便得長生不老。
此一神秘的向往，幫他超脫坎坷的世網，助他回歸虛靜的自然生活，使他對所熱愛的生命，不緻陷于完全絕望。
蘇轼往大庾嶺途中，就是憑借這種向往，使他的心靈境界，驟然從平凡人世的悲慘現實中，一跳登上了想象世界永恒的邊緣。
蘇轼認為放逐海濱，适足成全他刬落一切過去，勘斷諸般塵緣，“陰學長生”的心願。
即此夢境，使他想起李太白流夜郎贈韋太守詩中，有一聯句子：“仙人拊我頂，結發受長生。
”這十個字，個個閃爍着璀璨的光芒。
作《過大庾嶺》詩，就很大膽地全部借了過來。
詩成，題于嶺巅龍泉鐘上：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淨。
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
今日嶺上行，身世永相忘。
仙人拊我頂，結發受長生。
在嶺路上，蘇轼偶于林麓間，遇見兩個道人。
他們看到蘇轼，便退回茅屋裡去，深入不出。
轼很詫異，對押送他的使臣說：“此中有異人，可同訪之。
”進了屋子，這兩個道人都在，氣度潇灑，問使臣道： “此何人？” “蘇學士。
” “得非子瞻乎？”道人說。
“學士始以文章得，終以文章失。
”使臣說。
兩道人相視而笑，說：“文章豈解能榮辱，富貴從來有盛衰。
” 蘇轼默忖：“何處山林間無有道之士乎！”8 過了大庾嶺，遂從南雄下始興，到韶州，過月華寺而至曹溪，一路遊山玩水，南國風光，一新耳目。
曹溪南華山南華寺，是六祖慧能的道場，原名寶林寺，宋太平興國三年重建，改名南華。
蘇轼至寺，禮拜大鑒塔，塔藏六祖真身。
為題“寶林”兩個大字，作寺額，現在猶存。
《南華寺》詩說：“&hellip&hellip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煉。
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
摳衣禮真相，感動淚雨霰。
&hellip&hellip”一種忘失本來面目、誤落人間的悲哀油然而生。
然後，過英州，遊碧落洞，下浈陽峽，遇到他那學道的朋友潮陽吳複古（子野）于舟中。
複古見面，對于得失禍福之事，一字不提，但勸蘇轼道：“邯鄲之夢，猶足以破除虛妄而歸真。
何況閣下今日，已經目睹而身經了，亦可以稍信矣。
”9 至清遠峽，遊峽山寺，觀瀑布。
至清遠縣，遇見一位當地的秀才，大談惠州風物之美，蘇轼甚為高興，作詩曰： 到處聚觀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
江雲漠漠桂花濕，梅雨翛翛荔子然。
聞道黃柑常抵鵲，不容朱橘更論錢。
恰從神武來宏景，便向羅浮覓稚川。
他在廣州，遊了白雲山上的蒲澗寺、滴水岩等名勝後，便與寶積寺、延祥寺的兩位長老，沖虛觀的道士，當地的巡檢史珏同遊羅浮。
羅浮是嶺南第一名山，也是有名的道教勝地。
中國道教中，葛洪的靈寶教派即以羅浮山為法壇。
羅浮海拔一千二百餘米，白雲隐現，風雨凄迷，山勢峻拔，宛如浮于海上，故神話傳說特多，十分吸引蘇轼惶惶惑惑的心情。
他們先至東莞縣屬的石泷鎮，換乘小船溯溪十五裡至泊頭墟；上岸，改坐轎子走十五裡至羅浮山；憩于延祥寺，由寺尋寶蓋峰，攀登峭崖之上；入寶積寺，飲梁朝景泰禅師的卓錫泉，作《品水記》。
翌日，遊長壽觀；再到沖虛觀參觀了葛洪丹竈的遺迹和朱真人的朝鬥壇，壇北有洞曰朱明，這是道書中所說全國三十六洞天的蓬萊第七洞天，尊稱為“朱明耀真之天”。
蘇轼去看，榛莽封道，進不去。
山泉從洞中流出來，铿铿如鳴琴，水底滿生菖蒲于石上。
蘇轼又往訪道士鄧守安、李道元，兩人都不在；還宿寶積寺中閣，夜大風，适遇山燒，景色壯美，焰中爆裂有聲，歎為奇觀。
蘇轼此行，遊蹤所至，皆有詩；從行的幼子蘇過也幾乎篇篇都有步韻之作，才華初露，頭角峥嵘。
做父親的老懷歡慰，不言可喻，而最使他欣賞的是這小兒子，年紀那麼輕，卻也信起道家的養生法來，每天半夜裡起來打坐；又學作賦，筆力甚健，所以蘇轼《遊羅浮山》詩說：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
近者戲作淩雲賦，筆勢仿佛離騷經。
負書從我盍歸去，群仙正草新宮銘。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紹聖元年（1094）十月初二，他們一行，間關萬裡，到達了惠州貶所。
三 初到惠州 提舉杭州洞霄宮的章惇，既相天下，接替了呂大防的地位，他這一幫人物，便競先報怨，其中以張商英的表現最為兇悍。
初被召為右正言，立即上疏言： 元祐諸臣，一切所為，無非翦除陛下羽翼于内，擊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
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牍，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
商英是個熱衷利祿的小人，但也頗有才幹。
元祐以來，極不得意，他要報複，遂定下了“一網打盡”的毒計。
倘如照他疏述辦理，就檔存章牍來尋資料，則在當時盡廢新法的國策之下，一切語言文字，皆是有憑有據的罪證，元祐臣工，還有誰能逃過這天羅地網？ 哲宗朝紹述之禍的慘烈，從張商英言，“類編元祐群臣章疏及更改事條”一節，是肆毒缙紳、衣冠塗炭的一大始機。
五月間，章惇又把出名的兇手黃履引進朝來。
秋七月，台谏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