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惠州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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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便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為叛道逆理。
竟然主張掘司馬光、呂公著的墳墓，斷棺暴屍。
幸而哲宗将此問于許将，将對曰“此非盛德事”，才未實現，改為追奪贈谥，将墓上所立的神道碑，統統撲毀。
其時，朝中還留着一個鐵面無私、剛正敢言的監察禦史常安民，是他首先揭發蔡京之奸，又說：“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複私怨。
”指斥道：“張商英求官于呂公著，谀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谥為文正，近乃乞斫棺鞭屍。
陛下察此輩之言，出于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皆不報。
新政派人人彈冠相慶，唯有資格最老的呂惠卿頂不得意，蓋因他在政治舞台上演慣了戲，做工太好，一旦被人揭穿，便變得一文不值了。
冬十月，诏以呂惠卿知大名府時，常安民進言于帝曰：“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将過阙，必言先帝而泣，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
”皇上很注意他這句話，決定試試看。
呂惠卿至京，請面對，見了哲宗，一說到先皇帝時，果然伏地大哭。
皇上厭惡極了，正色不答，惠卿之計不售。
常安民再論章惇颛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
終被論為“黨于蘇轼兄弟”，出為滁州監酒稅。
章惇黨既已整肅死人，當然不會放過活口。
虞策再攻蘇轍以漢武帝比先朝，止守近郡，罪大責輕，請遠谪以懲其咎。
哲宗說：“已谪矣，可止也。
”但右正言上官均又并攻呂大防和蘇轍，說他二人“擅權欺君，竊弄威福，朋邪誣罔，同惡相濟”，列舉六大罪狀，同時牽入李之純和現在一力投靠的楊畏、虞策、來之邵等，說他們以前都是大防、蘇轍的黨羽，現在皆應同時清算。
于是，蘇轍被特降為左朝議大夫知袁州。
這篇谪詞，也出于林希的手筆，開頭就說：“太中大夫知汝州蘇轍，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之學，驚愚惑衆。
&hellip&hellip” 蘇轍讀到時，雙手捧着告詞，哭了。
他說：“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耶！”10 這篇告詞中，說到宣仁太皇太後之任用蘇轍，則曰：“垂簾之初，老奸擅國，置在言路，使诋先朝。
”林希代皇上撰文，竟使孫兒大罵祖母為“老奸”，陷哲宗于忤逆不道。
利令智昏，連他自己想想也良心不安，據說某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11 言官有言，三省同議，認為呂大防、劉摯、蘇轍三人，所受處分，不過落職降官，黜知小郡，實在“罪重谪輕，情法相違”，請求更加詳酌；而監察禦史周秩則說：“摯與轍譏斥先朝，不減于轼，大防又用轼之所謀所言，而得罪輕于蘇轼，天下必以為非。
”章惇等又編了一張黑名單，列文彥博以次三十人，拟全部竄逐嶺外。
李清臣為反對章惇，所以進言：“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先臣，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
”皇上乃下诏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
”這張黑名單中的元祐大臣，才得暫時幸免遠谪，改為： 降授知随州的呂大防行秘書監，分司南京，郢州居住；降授知黃州的劉摯，試光祿卿，分司南京，蕲州居住；降授知袁州的蘇轍，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在蘇轼到達惠州之前，轍已回到元豐年間曾監酒稅的江西高安去了。
章惇與蘇轼之間，為何有這樣的深仇大恨，文獻無征，不甚明白。
哲宗紹述熙豐新政的這個時代，剛一揭幕，那些見風轉舵的言官們，放下在京朝的執政大臣不論，第一個拿來開刀的，即是遠在定州的蘇轼，這情形甚不可解，有人解釋為：其時哲宗已有召章惇為相之意，朝中做官的，都想拿打垮蘇轼來作晉見新相的見面禮。
果然如此，則章惇對蘇轼“欲得之而甘心”的毒念，在當時的官僚社會裡，必是盡人皆知的常識了。
蘇轼被責知英州為閏四月初三，後二十餘日，章惇才到京任職。
他一登上相位，果有重議蘇轼讪謗罪責之論，續有責授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的後命，則章惇對蘇轼的惡意，果是事實。
蘇轼與章惇交識甚早，同遊仙遊潭時，蘇轼不敢走兩谷間的獨木橋，章惇平步而過，毫不畏懼。
蘇轼說笑道：“子厚他日必能殺人。
” 元祐初，同在京師，又一類似的故事：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為莫逆交。
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适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的家事。
”12 當時戲言，殊不知章惇今日，所要謀反的，所要殺的，卻是蘇轼。
有人說熙甯八年（1075），章惇知湖州，蘇作《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詩，有“方丈仙人”一聯，使章惇疑在譏嘲他的出身，因此結怨。
這話有個故事的背景：章惇的父親章俞，少年時，行為很不檢點，與他早寡的嶽母楊氏私通，生了章惇。
原想将這私生兒溺斃算了，幸得楊氏之母不忍，勸她留了一手，用一大盒，将這新生兒緘封在内，送與章俞。
章俞推算這孩子的五行（八字）很好，斷定将來可以光大門楣，所以雇用乳母，将他養大了。
後來登第做官，與蘇轼相交，蘇作《送章七出守湖州》詩，首聯：“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
”章惇疑心是在嘲笑他這不大體面的出身，因此懷恨在心。
至紹聖開元，得相天下，遂逼令蘇轼渡海，意在報複雲雲。
13此說流傳甚廣，人雲亦雲，其實不确。
章惇出知湖州後五年，蘇轼因詩獄一案，被谪黃州。
那時候，憂讒畏譏，非至親知交，不敢以文字與人，獨與章子厚書，坦述自己和弟轍經濟窘迫的情況，娓娓詳道黃州的生活；可見他們之間的交情依然深切。
宰相王珪在神宗面前讒害蘇轼，章惇代抱不平，蘇轼贻書有“子厚平居遺我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救恤之”的話，兩人交誼何嘗有所芥蒂？ 元祐初，章惇知樞密院事，與司馬光時時發生摩擦，司馬不堪虐侮，幸賴蘇轼居中調護和疏通，才得稍解。
這許多事實，皆足證明章惇于元祐元年春出知汶州，退出中樞政府之前，與蘇轼的交誼還是非常完滿的，并無嫌怨。
可是，章惇這次離京以後，惇轼之間，确也再無往來形迹。
當然，元祐時期，蘇章二人的政治立場不同，内外有别，使他們疏遠了，這是非常自然的情勢，不足以發生深仇大恨。
所以，章惇相天下，首欲除掉并不在朝的蘇轼，後又千方百計，非欲置之死地不可，恐怕私怨的成分不大，而是政治奪權的情勢下，嚴重的猜疑所造成的禍患。
問題的症結，恐怕還是在于蘇轼與哲宗的關系。
哲宗皇帝生性仁厚，少時有“不踐蝼蟻”的美德，所以絕對不是一個毫無人性的帝王，隻因年少識淺，感情沖動，心理不太正常，便被小人利用而已。
哲宗的仁厚，從下面的事例可以看得出來。
蘇轍當廷頂撞，皇帝已經盛怒；但于出知汝州，侍禦史虞策以為罪重責輕，乞加遠戍時，哲宗便說：“已谪矣，可止也。
”呂大防既谪安州，他的哥哥大忠自泾原入朝，哲宗還問：“大防安否？”而且說：“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湖北），為朕寄聲問之。
大防樸直，為人所賣，二三年可複見也。
” 可見這青年皇帝，還算是個非常念舊的人。
哲宗之與蘇轼，關系更不平常，自他十歲登位以來，蘇轼即是侍從的近臣；經筵講讀，師生之間，相處融洽，又與程頤說書不同。
翰林學士，職司天子的侍從兼顧問，天子任何行動，翰林學士皆預坐，幾乎時時不離左右；至為翰林承旨，更獨承天子的密旨，論君臣關系之近密，更無逾于此職者。
任何人都會想到，哲宗對這舊臣，不會永遠棄置的。
即如蘇轼已經出知杭州，宮中有派使者赴杭之便，哲宗還悄悄地親自緘封一包茶葉，密賜蘇轼。
更可察知皇上對蘇轼的感情，與一般臣工不同。
皇上對于蘇轼這種潛在而又深厚的感情，植根于少年時期的信賴心，可以被強烈的報複沖動所迷亂，蒙混于一時，使蘇轼在那一陣政治風暴的銳勢上，做了第一号犧牲品；但風波總有平靜的一日，皇上一旦醒悟，說不定哪一天忽又念及這“八年經筵之舊”的師傅，誰能保證他不使出無上的君權，徑以中旨給予召還呢？宋代的相權有限，到那時候，章惇無論怎麼蠻橫，也沒有辦法了。
何況，自歐陽、司馬謝世以後，蘇轼名滿天下，人望鼎鼎，絕非章惇可及，萬一哲宗付以政柄，則章惇輩好不容易攫到的政權，豈不天搖地動，大勢去矣！ 基于這個理由，為了他們整個集團的利益，章惇未到之前，要想投靠他的人，已先對準蘇轼，開了第一刀；而章惇上台之後，覺得這一号大敵，單是流放嶺外、不得叙複等平常措施，還不足以杜絕後患，因此發展出後來種種非欲置之死地不可的毒計，皆是政治奪權的狠毒，并非個人私怨。
蘇轼被谪的惠州，唐時叫循州，南漢時改名祯州，宋時才稱惠州。
州治即今廣東省惠州市惠陽區，距廣州三百裡，位于東江之南岸。
清時惠州轄屬歸善、博羅、長甯、永安、海豐、陸豐、龍川、河源、和平等九縣及連平州。
惠陽城南有座飛鵝嶺，所以又稱“鵝城”。
山明水秀，風景絕佳，可惜當時尚未開發，還是化外偏鄙之地。
忽然來了蘇轼這樣一個鼎鼎大名的人物，不由得整個社會轟動起來。
入境的外鄉人少，極易受到注意和被辨認。
所以，蘇轼随便到哪裡走動大家都知道他是誰，對他都很禮貌，一點沒有異鄉人隔閡的感覺。
蘇轼很是高興，寫《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詩： 仿佛曾遊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
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
蘇武豈知還漠北，管甯自欲老遼東。
嶺南萬戶皆春色（嶺南萬戶酒），會有幽人客寓公。
蘇轼初到，地方當局為表示禮遇，特别招待他在合江樓暫住。
這合江樓在三司行衙中，是三司按臨所居的賓館，地居龍川江與西江合流之處，朱樓臨檻，即是大江。
蘇轼住在樓上，遠眺海山蔥茏，雲水浩渺，不禁有仙境不遠之想。
他說：“&hellip&hellip江風初涼睡正美，樓上啼鴉呼我起。
我今身世兩相違，西流白日東流水。
樓中老人日清新，天上豈有癡仙人。
三山咫尺不歸去，一杯付與羅浮春。
” 過嶺以來，沿途地方官多來求見，如羅陽推官程天侔（全父）途中晉谒，自此訂交，蘇轼後來再貶海南，得他甚多照顧。
惠州太守詹範，字器之，建安人，與已故的黃州太守徐大受（君猷）是非常交好的朋友，因此與蘇轼一見投契。
他也時時攜酒來訪，相與共飲，與當時黃州的情形一樣。
李安正出守蒼梧，繞道來訪，竟為居留十日。
程鄉縣令侯晉叔及歸善主簿譚汲來，陪他同遊縣西八十裡的大雲寺，松下野飲，設松黃湯14，轼有詞記遊： 羅襪空飛洛浦塵，錦袍不見谪仙人。
攜壺藉草亦天真。
玉粉輕黃千歲藥，雪花浮動萬家春。
醉歸江路野梅新。
蘇轼對這侯晉叔印象很好，認為頗有文采氣節，實為佳士；所以後來将與程之才聯絡的重要任務，交給他辦。
合江樓是三司行館，隻能暫時招待，不是谪官可以久居之地。
月之十八日，蘇轼數口便搬到嘉祐寺去住了。
合江樓在惠州府，為水西；嘉祐寺在歸善縣城内，為水東。
縣城沿江而築，一面跨山，寺亦造在山邊，山上有松風亭，與寺甚近。
蘇轼甚愛寺居的幽深窈窕，覺得不比合江樓壞。
嶺南氣候溫和，十月下旬，松風亭下的梅花就已盛開了。
蘇轼想起當年貶谪黃州，路過麻城縣春風嶺上看梅的舊事，覺得梅花每與流落的生涯相糾結，不禁感慨萬千，作詩曰：“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
豈知流落複相見，蠻風蜑雨愁黃昏。
&hellip&hellip”又作：“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骨冰為魂。
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
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栖荒園。
天香國豔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溫。
&hellip&hellip” 雖然同樣是在天涯流落中看到梅開，但在去黃州途中的春風嶺上，細雨梅花，不免還有窮途失路的悲哀，而現在這栖園病鶴，他的心情卻已非常平和。
“酒醒夢覺起繞樹，妙意有在終無言。
”又曰：“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黏空樽。
”蘇轼的修養境界，便自完全不同了。
蘇轼心境的平和，由于他已完全看透了人生。
到惠州後數月，答參寥書，有極善譬喻的自述： &hellip&hellip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
大略隻似靈隐天竺和尚退院後，卻在一個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飯吃，便過一生也得。
其餘，瘴疠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
京師國醫手裡死漢尤多。
參寥聞此一笑，當不複憂我也。
&hellip&hellip 嶺南地熱，春來特早，一過了年，就已百花齊放。
大地上綴滿了缤紛的彩色。
蘇轼寓居嘉祐寺，也和在黃州一樣，日常以各處閑逛為消遣。
紹聖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他和幾個朋友“野步”走到嘉祐僧舍東南，見有一個本地人家，院子裡雜花盛開，色香濃郁，蘇轼禁不住扣門求觀。
出來應門的林姓老媪，白發青裙，青年守寡，獨居已經三十年。
蘇轼感歎之餘，寫下一首色彩非常濃豔的名詩： 缥蒂缃枝出绛房，綠陰青子送春忙。
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
落日孤煙知客恨，短籬破屋為誰香。
主人白發青裙袂，子美詩中黃四娘。
最奇的是兄弟同在如此嚴重的患難中，他寫寄蘇轍的萬裡家書，卻隻傳授在惠州啃羊脊骨的美味，好像一個向來寒素的老饕，道其一飲一啄的喜悅。
書言： 惠州市井寥落，然猶日殺一羊。
不敢與仕者争，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熱煮漉出（不乘熱出，則抱水不幹），漬酒中，點薄鹽，炙微焦，食之。
終日抉剔，得铢兩于肯綮之間，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數日辄一食，甚覺有補。
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刍豢，沒齒而不得骨，豈複知此味乎？戲書此紙遺之。
雖戲書，實可施用也。
然此說行，則衆狗不悅矣！ 蘇轼竭力掙紮，就是要掙脫這三十多年來的邯鄲大夢。
但是夢雖醒矣，卻發現自己已被政治迫害所捆縛，茫茫來日，不知将有怎樣的命運來到，仍然不免有心如“挂鈎之魚”那樣的痛苦與焦灼。
一天，他從嘉祐寺徒步上山往松風亭，山徑陡峭，足力不濟，坐在路隅休息時，忽然得了徹底的解悟。
作《記遊松風亭》短文曰： 餘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
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
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挂鈎之魚，忽得解脫。
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恁麼時，也不妨熟歇。
四 借刀殺人之計 宋不殺大臣，是太祖高皇帝手定的家訓，沒有人敢于違背，“違則不祥”。
蘇轼既被竄逐嶺外，幾乎已是最重的懲治了，若不另有新的布置，甚難再度給予緻命的一擊。
唯有熟悉蘇家家事的章惇，才能想到利用程之才與他有先世宿怨這個過節，設下借刀殺人的毒計。
程之才，字正輔，蘇母成國太夫人的胞侄，也是蘇轼亡姊八娘的夫婿。
蘇程兩家本是“親上加親”的至戚，不料八娘嫁過去後，不得舅姑歡心，不得志而死，似乎不是善終。
老蘇痛失愛女，憤恨之極，作《蘇氏族譜亭記》，對程家大肆毒罵，不但從此斷絕與嶽家來往，并且告誡子孫，不認這門親戚，即使成國太夫人逝世，也不通訃吊。
橫亘在這兩代間的怨隙，自仁宗皇祐五年（1053）至今哲宗紹聖二年（1095），已經四十二載，可以說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了。
章惇知道蘇程兩家有這一段宿怨，所以特别起用程之才做廣南這一路的提刑。
提刑，即是世俗所謂巡按大臣，代表朝廷，巡察地方，有發奸摘伏、整肅官吏的大權；而且程之才本人也是個非常精幹、敢作敢為的健吏，用他來對付一個流落在嶺南的罪官蘇轼，盡可以殺人不見一滴鮮血。
提刑駐節韶州，蘇轼路過該地未久，程之才就跟着到任了。
紹聖二年正月，新任提刑按臨廣州之後，他是必定要到惠州來的。
與程家絕交時，蘇轼還隻十八歲，現在，他不知道要怎樣與這位名分上既是表兄，又是姊丈的憲使見面。
這是樁非常難處的事情，并不一定為了内中隐伏有什麼殺機，蘇轼甚為躊躇。
蘇轼再三思量，這種事，除了挺身出來，面對現實，沒有其他辦法。
程之才還在廣州，蘇轼就托與他同遊大雲寺的程鄉縣令侯晉叔，先為緻意，探探之才的反應。
侯晉叔來回話：程之才示結非常關切，于是蘇轼第一次寫了給他的短柬： 近聞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問候，長官來，伏承傳誨，意旨甚厚，感怍深矣。
比日履茲新春，起居佳勝，知車騎不久東按，倘獲一見，慰幸可量。
未間，伏冀以時自重。
接着，接到蘇轍來信說，在湖口見到程之才的兒子和媳婦，知道之才對他們不但沒有惡意，而且頗為關懷。
于是蘇轼覺得輕松一點，繼又寫了第二封信，約他觌面晤談： 竄逐海上，諸況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思。
昔人以三十年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
念此令人凄斷，不知兄果能為弟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某獲譴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
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
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末禮而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
其餘區區，殆非紙墨所能盡，惟千萬照悉而已。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程之才寄來回信，說他對于兩家陳舊的嫌隙，一向耿耿于懷，苦無機會溝通，表示甚深的遺憾。
于是，蘇轼複書，就說： 承谕，感念至泣下。
老弟亦不免如此，蘊結之懷，非一見終不能解也。
蘇程之間多年的隔閡，就是這樣輕輕突破的，至于後來怎樣演變，隻好等到見面以後，聽其自然發展了。
蘇邁在宜興，苦念南行的老父，大嶺隔絕，音訊難通，一家人憂愁不堪。
蘇轼有個世交晚輩錢世雄（濟明），服官吳中。
蘇邁來與世雄商量，世雄遂将此事與蘇州定慧院的長老守欽說起，該院淨人卓契順慨然願意擔當這個差使，對蘇邁道： “你何必那麼憂愁，惠州不在天上，隻要走，總走得到的。
我為你帶家書去探問。
” 于是，他就從蘇州徒步出發，涉江度嶺，曉行露宿地來了。
途中也曾生過病，但仍不顧一切，曉行露宿，黧面繭足地走到了惠州。
時在紹聖二年（1095）三月初二。
蘇轼對這古道熱腸的僧徒，當然非常感激，看他那麼樸拙的樣子，便和他開玩笑道：“帶什麼土物來？”契順無可奈何，攤展空空兩手。
轼曰：“可惜許數千裡，空手來！” 契順裝作挑副擔子的模樣，然後就不好意思地避過一邊。
這一副老實人的憨态使蘇轼更是歡喜。
15 蘇轼并不認識定慧院的守欽長老，但欽老能詩，寄來《拟寒山十頌》緻意，蘇轼寫了和詩八首，原已交與契順囑他帶回去的，臨行，想想不太妥當，又取回來燒了。
果然，守欽後來與參寥同樣被陷還俗，如還有與南遷的蘇轼詩文往返的話，恐怕麻煩更大。
佛印和尚聽到卓契順南行的消息，也托他順便捎了信來。
佛印此函，氣概不凡，不愧是蘇轼的知己朋友，也隻有像他這樣一個聲氣廣通的政治和尚，才能“一語破的”，說出“權臣忌子瞻為宰相”這樣的話。
書言： 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于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為宰相耳。
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
何不一筆鈎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
萬劫常住，永無堕落。
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骖駕鸾鶴，翺翔三島為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
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雲：在行住坐卧處，着衣吃飯處，痾尿剌溺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
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 三世諸佛，隻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
子瞻若能腳下承當，把三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16 這是佛印與蘇轼最後一次往來，紹聖四年（1097），他就離開了凡塵。
卓契順在惠州住了半個多月，明白了蘇家人生活平善，取得了複信，就要回去了。
蘇轼問他：“你要些什麼？” “契順便因無所求才來惠州。
如有所求，當上京都去了。
”順答。
蘇轼為要表示一點心意，苦苦追問，契順才說： “從前有個蔡明遠，不過是鄱陽一個軍校而已。
顔魯公絕糧江淮間，明遠背了米去接濟。
魯公感激他的熱心，寫了一張字送他，使天下人到現在還知道世上曾經有過一個蔡明遠。
“今日，契順雖然無米與公，然而區區萬裡行勞，倘然可以援明遠為例，也能得公數字之贈嗎？” 蘇轼欣然伸紙和墨，為他寫了一幅淵明《歸去來辭》17。
嶺北的故人，得到了消息，紛紛派遣專人到惠州來探問。
詩僧參寥既先派人前來問訊，陳慥續有函至，表示要親自到惠州來看他，蘇轼連忙複信勸止，說：“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遠慮，決須幅巾草履相從于林下也。
亦莫遣人來，彼此須髯如戟，莫作兒女态也。
” 後六客中的曹輔（子方）先派人送天門冬煎（草藥）來給他禦瘴；二年二月赴提點廣西刑獄任，繞道惠州來陪他住了幾天。
吳子野的兒子芘仲，從潮陽送了許多食物來，蘇轼将廣州買的數斤檀香，分了一半回贈，他說買這些檀香，原是預備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靜坐所用。
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來，陪他同寓嘉祐寺兩個多月，同遊幾處附近名勝。
故黃州太守徐大受的弟弟大正（得之）也專人前來問候，惠州太守詹範，與大受、大正兄弟親厚，特地招呼他格外照顧這流亡中的老人。
蘇轼一生，熱愛朋友，所以即使身陷這等景況，生活還不寂寞。
傳聞程之才将于三月初到達惠州，蘇轼叫兒子過作代表，往迎江上。
之才抵惠之翌日，就到嘉祐寺來看他，饋遺甚厚。
他們兩人，本是眉縣同鄉，兩代姻親，所以原是情同手足的朋友，交識彼此成長的環境，互相了解少年時代的夢想，熟識兩家三代以内的親長和平輩的兄弟姊妹&hellip&hellip這些關系，在年輕闖蕩江湖的時候，并不覺得重要，但時至今日，兩人都經曆了将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奔走過東西南北的行腳，眼見無數人事滄桑的變幻，身經世路不斷的坎坷和患難，青春作别，白首重逢，一旦執手于離鄉萬裡的嶺南，誰能不為這一片骨肉親情所激動，感到彼此血肉相連的關切。
所以這中表兄弟二人，在嘉祐寺裡對坐下來，就情不自禁地訴說闊别以來的各家情況。
久違的鄉情，變遷的親故，在甚多唏噓嗟歎之間，心理上的隔閡逐漸消融，迷茫的宿嫌，早如隔世，消失得無影無蹤。
蘇轼詩說：“世間誰似老兄弟，笃愛不複相疵瑕。
”章惇輩的陰謀，完全落了空。
之才講起他的曾祖父程仁霸，仗義欲平一件盜案的冤獄，因果報應的故事，求蘇轼作記。
轼以陶潛曾作外祖父孟嘉傳為例，撰書《外曾祖程公逸事》。
翌日，蘇轼親往三司行衙，回拜程之才，會于合江樓。
之才知道蘇轼初來時，曾寓此處，便囑咐有司，待他去後，請蘇轼仍然還居此樓。
所以，之才離去後的三月十九日，蘇轼從嘉祐寺又回到合江樓來住了。
知惠州事的詹範，也是一個詩寫得很好、文人氣質很重而不大會做官的人，對于蘇轼的敬禮和親切，不減當年黃州太守徐大受。
蘇轼谪居黃州時，每年重九，君猷一定置酒名勝處，邀請這位失意的谪官同度佳節，現在惠州的詹器之亦然如此。
紹聖二年（1095）上元夜，詹太守帶了廚子和酒菜到嘉祐寺來，陪他過節。
蘇轼飲酒薄醉，回想即此最近三年的上元之夜，他個人的景況也年複不同，白雲蒼狗，世事無常，不禁有無限的感慨。
作《上元夜》詩曰： 前年侍玉辇，端門萬枝燈。
璧月挂罘罳，珠星綴觚棱。
去年中山府（定州），老病亦宵興。
牙旂穿夜市，鐵馬響春冰。
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
亦複舉膏火，松間見層層。
散策桄榔林，林疏月鬅鬙。
使君置酒罷，箫鼓轉松陵。
狂生來索酒，一舉辄數升。
浩歌出門去，我亦歸瞢騰。
詩中穿插一個瘋狂的賈道士前來闖席乞酒，隐用李太白“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意思，可見蘇轼此時，看似低頭認命，而胸中一股浩蕩的豪氣依然未死。
二月十九日，蘇轼攜白酒鲈魚，報訪詹範，采槐葉的新穿濾汁，和面作餅，稱“槐葉冷淘”，詩曰：“青浮卵碗槐芽餅，紅點冰盤藿葉魚。
醉飽高眠真事業，此生有味在三餘。
”三餘者，用董遇“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月之餘”，意思指閑暇無事之時。
蘇轼好動，尤其喜歡遊山玩水，到了嶺南，他便遍遊惠州州境範圍内所有的名山古刹，如在惠州東北二十裡的白水山佛迹岩，他曾一遊再遊。
不僅為了欣賞它那懸注百餘丈的大瀑布，愛好沐浴的蘇轼，更歡喜此山特有的溫泉。
初到惠州不久，他即帶了蘇過同去，作白水山遊記：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于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
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
山八九折，折處辄為潭，深者缒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迹數十，所謂佛迹也。
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
俯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
到家二鼓，複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18，顧影頹然，不複甚寐。
較近一點的，則去豐湖上的栖禅寺和羅浮道院，徜徉終日，樂以忘歸。
豐湖在惠州城西，原名西湖，後因湖上出産甚豐，又名豐湖。
蘇轼常在那裡玩。
他曆知杭州、颍州，都有一個西湖，現在惠州也有西湖，所以秦觀詩說：“先生所至有西湖。
” 蘇轼的遊伴也不少，除去當地的長官如惠守詹範、博羅縣令林抃（天和）、推官柯常等外，則是虔州處士王原、賴仙芝、和尚昙穎、行全、道士何宗一&hellip&hellip兒子蘇過經常侍行，都有詩作，取悅老父。
紹聖開元，朝廷認為元祐時期所修《神宗實錄》，多有诋誣，诏由蔡卞主持重修。
蔡卞以王安石《日錄》作底本，徹底翻案，完全改寫。
元年十二月，書成，進呈禦覽，然後追議當初的纂修官，認為他們都有诋誣之罪。
首先責問黃庭堅，指他所書“鐵爪治河，有同兒戲”事，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兒戲耳！”凡有所問，都直辭以對，聞者壯之。
結果是貶涪州别駕，黔州安置。
範祖禹曾力言“章惇不可用”。
章惇恨之切骨，也借了這個案子，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别駕，安置永州，後遷賀州，最後徙化州而死。
趙彥若貶澧州。
晁補之也牽涉此案，并坐修造之事，貶官監蕲州酒稅。
呂大防當時為相，例兼監修實錄之職，事實上挂名而已，今亦因此加罪，诏徙安州居住。
這些消息，都是張耒派了士兵王告再度來惠州時相告的。
其時，秦觀因坐黨籍，已經出判杭州。
所謂蘇門四學士中，未遭貶谪的，隻剩張耒一人，現在潤州任上；但至紹聖二年十一月因坐蘇轼黨，降職宣州；不久，再遭貶谪為監黃州酒稅官了。
蘇轼以土産桄榔杖一枚，回贈張耒。
對于他帶來的消息，既不沮喪，也無怨言。
但說唐朝曲江張九齡為相，主張放臣不宜與善地。
劉禹錫作詩追恨，蘇轼認為不必如禹錫那樣認真。
又稱贊文潛真如孔融一樣，是個重視朋友風義的男子漢。
詩題是“桄榔杖寄張文潛一首，時初聞黃魯直遷黔南、範淳夫九疑也”。
睡起風清酒在亡，身随殘夢兩茫茫。
江邊曳杖桄榔瘦，林下尋苗荜撥香。
獨步倘逢勾漏令（葛洪），遠來莫恨曲江張（張九齡）。
遙知魯國（孔融）真男子，獨憶平生盛孝章。
五 勞己以“為人” 古時讀書人，用世的途徑非常狹窄，一旦遭逢患難，不得已須過退隐生活時，大多隻能照顧自己，不再留心世事了。
上焉者，葺治庭園，吟風弄月，作一身安适之謀；下焉者，征歌選色，恣意口腹，盡量發洩肉體官能的享樂。
唯有蘇轼不然，雖已年近花甲，而且被放于蠻荒的嶺外，但他依然精神飽滿，按捺不住“為人”的一腔熱情。
雖然他沒有很多錢，可以大規模做幫助别人的事，也沒有權勢，可以影響别人來做社會福利工作；但他還是随時找機會，做他能夠做的施予之事，從施予中獲得滿足，汲取快樂
竟然主張掘司馬光、呂公著的墳墓，斷棺暴屍。
幸而哲宗将此問于許将，将對曰“此非盛德事”，才未實現，改為追奪贈谥，将墓上所立的神道碑，統統撲毀。
其時，朝中還留着一個鐵面無私、剛正敢言的監察禦史常安民，是他首先揭發蔡京之奸，又說：“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複私怨。
”指斥道：“張商英求官于呂公著，谀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谥為文正，近乃乞斫棺鞭屍。
陛下察此輩之言，出于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皆不報。
新政派人人彈冠相慶，唯有資格最老的呂惠卿頂不得意，蓋因他在政治舞台上演慣了戲，做工太好，一旦被人揭穿，便變得一文不值了。
冬十月，诏以呂惠卿知大名府時，常安民進言于帝曰：“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将過阙，必言先帝而泣，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
”皇上很注意他這句話，決定試試看。
呂惠卿至京，請面對，見了哲宗，一說到先皇帝時，果然伏地大哭。
皇上厭惡極了，正色不答，惠卿之計不售。
常安民再論章惇颛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
終被論為“黨于蘇轼兄弟”，出為滁州監酒稅。
章惇黨既已整肅死人，當然不會放過活口。
虞策再攻蘇轍以漢武帝比先朝，止守近郡，罪大責輕，請遠谪以懲其咎。
哲宗說：“已谪矣，可止也。
”但右正言上官均又并攻呂大防和蘇轍，說他二人“擅權欺君，竊弄威福，朋邪誣罔，同惡相濟”，列舉六大罪狀，同時牽入李之純和現在一力投靠的楊畏、虞策、來之邵等，說他們以前都是大防、蘇轍的黨羽，現在皆應同時清算。
于是，蘇轍被特降為左朝議大夫知袁州。
這篇谪詞，也出于林希的手筆，開頭就說：“太中大夫知汝州蘇轍，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之學，驚愚惑衆。
&hellip&hellip” 蘇轍讀到時，雙手捧着告詞，哭了。
他說：“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耶！”10 這篇告詞中，說到宣仁太皇太後之任用蘇轍，則曰：“垂簾之初，老奸擅國，置在言路，使诋先朝。
”林希代皇上撰文，竟使孫兒大罵祖母為“老奸”，陷哲宗于忤逆不道。
利令智昏，連他自己想想也良心不安，據說某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11 言官有言，三省同議，認為呂大防、劉摯、蘇轍三人，所受處分，不過落職降官，黜知小郡，實在“罪重谪輕，情法相違”，請求更加詳酌；而監察禦史周秩則說：“摯與轍譏斥先朝，不減于轼，大防又用轼之所謀所言，而得罪輕于蘇轼，天下必以為非。
”章惇等又編了一張黑名單，列文彥博以次三十人，拟全部竄逐嶺外。
李清臣為反對章惇，所以進言：“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先臣，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
”皇上乃下诏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
”這張黑名單中的元祐大臣，才得暫時幸免遠谪，改為： 降授知随州的呂大防行秘書監，分司南京，郢州居住；降授知黃州的劉摯，試光祿卿，分司南京，蕲州居住；降授知袁州的蘇轍，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在蘇轼到達惠州之前，轍已回到元豐年間曾監酒稅的江西高安去了。
章惇與蘇轼之間，為何有這樣的深仇大恨，文獻無征，不甚明白。
哲宗紹述熙豐新政的這個時代，剛一揭幕，那些見風轉舵的言官們，放下在京朝的執政大臣不論，第一個拿來開刀的，即是遠在定州的蘇轼，這情形甚不可解，有人解釋為：其時哲宗已有召章惇為相之意，朝中做官的，都想拿打垮蘇轼來作晉見新相的見面禮。
果然如此，則章惇對蘇轼“欲得之而甘心”的毒念，在當時的官僚社會裡，必是盡人皆知的常識了。
蘇轼被責知英州為閏四月初三，後二十餘日，章惇才到京任職。
他一登上相位，果有重議蘇轼讪謗罪責之論，續有責授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的後命，則章惇對蘇轼的惡意，果是事實。
蘇轼與章惇交識甚早，同遊仙遊潭時，蘇轼不敢走兩谷間的獨木橋，章惇平步而過，毫不畏懼。
蘇轼說笑道：“子厚他日必能殺人。
” 元祐初，同在京師，又一類似的故事：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為莫逆交。
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适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的家事。
”12 當時戲言，殊不知章惇今日，所要謀反的，所要殺的，卻是蘇轼。
有人說熙甯八年（1075），章惇知湖州，蘇作《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詩，有“方丈仙人”一聯，使章惇疑在譏嘲他的出身，因此結怨。
這話有個故事的背景：章惇的父親章俞，少年時，行為很不檢點，與他早寡的嶽母楊氏私通，生了章惇。
原想将這私生兒溺斃算了，幸得楊氏之母不忍，勸她留了一手，用一大盒，将這新生兒緘封在内，送與章俞。
章俞推算這孩子的五行（八字）很好，斷定将來可以光大門楣，所以雇用乳母，将他養大了。
後來登第做官，與蘇轼相交，蘇作《送章七出守湖州》詩，首聯：“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
”章惇疑心是在嘲笑他這不大體面的出身，因此懷恨在心。
至紹聖開元，得相天下，遂逼令蘇轼渡海，意在報複雲雲。
13此說流傳甚廣，人雲亦雲，其實不确。
章惇出知湖州後五年，蘇轼因詩獄一案，被谪黃州。
那時候，憂讒畏譏，非至親知交，不敢以文字與人，獨與章子厚書，坦述自己和弟轍經濟窘迫的情況，娓娓詳道黃州的生活；可見他們之間的交情依然深切。
宰相王珪在神宗面前讒害蘇轼，章惇代抱不平，蘇轼贻書有“子厚平居遺我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救恤之”的話，兩人交誼何嘗有所芥蒂？ 元祐初，章惇知樞密院事，與司馬光時時發生摩擦，司馬不堪虐侮，幸賴蘇轼居中調護和疏通，才得稍解。
這許多事實，皆足證明章惇于元祐元年春出知汶州，退出中樞政府之前，與蘇轼的交誼還是非常完滿的，并無嫌怨。
可是，章惇這次離京以後，惇轼之間，确也再無往來形迹。
當然，元祐時期，蘇章二人的政治立場不同，内外有别，使他們疏遠了，這是非常自然的情勢，不足以發生深仇大恨。
所以，章惇相天下，首欲除掉并不在朝的蘇轼，後又千方百計，非欲置之死地不可，恐怕私怨的成分不大，而是政治奪權的情勢下，嚴重的猜疑所造成的禍患。
問題的症結，恐怕還是在于蘇轼與哲宗的關系。
哲宗皇帝生性仁厚，少時有“不踐蝼蟻”的美德，所以絕對不是一個毫無人性的帝王，隻因年少識淺，感情沖動，心理不太正常，便被小人利用而已。
哲宗的仁厚，從下面的事例可以看得出來。
蘇轍當廷頂撞，皇帝已經盛怒；但于出知汝州，侍禦史虞策以為罪重責輕，乞加遠戍時，哲宗便說：“已谪矣，可止也。
”呂大防既谪安州，他的哥哥大忠自泾原入朝，哲宗還問：“大防安否？”而且說：“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湖北），為朕寄聲問之。
大防樸直，為人所賣，二三年可複見也。
” 可見這青年皇帝，還算是個非常念舊的人。
哲宗之與蘇轼，關系更不平常，自他十歲登位以來，蘇轼即是侍從的近臣；經筵講讀，師生之間，相處融洽，又與程頤說書不同。
翰林學士，職司天子的侍從兼顧問，天子任何行動，翰林學士皆預坐，幾乎時時不離左右；至為翰林承旨，更獨承天子的密旨，論君臣關系之近密，更無逾于此職者。
任何人都會想到，哲宗對這舊臣，不會永遠棄置的。
即如蘇轼已經出知杭州，宮中有派使者赴杭之便，哲宗還悄悄地親自緘封一包茶葉，密賜蘇轼。
更可察知皇上對蘇轼的感情，與一般臣工不同。
皇上對于蘇轼這種潛在而又深厚的感情，植根于少年時期的信賴心，可以被強烈的報複沖動所迷亂，蒙混于一時，使蘇轼在那一陣政治風暴的銳勢上，做了第一号犧牲品；但風波總有平靜的一日，皇上一旦醒悟，說不定哪一天忽又念及這“八年經筵之舊”的師傅，誰能保證他不使出無上的君權，徑以中旨給予召還呢？宋代的相權有限，到那時候，章惇無論怎麼蠻橫，也沒有辦法了。
何況，自歐陽、司馬謝世以後，蘇轼名滿天下，人望鼎鼎，絕非章惇可及，萬一哲宗付以政柄，則章惇輩好不容易攫到的政權，豈不天搖地動，大勢去矣！ 基于這個理由，為了他們整個集團的利益，章惇未到之前，要想投靠他的人，已先對準蘇轼，開了第一刀；而章惇上台之後，覺得這一号大敵，單是流放嶺外、不得叙複等平常措施，還不足以杜絕後患，因此發展出後來種種非欲置之死地不可的毒計，皆是政治奪權的狠毒，并非個人私怨。
蘇轼被谪的惠州，唐時叫循州，南漢時改名祯州，宋時才稱惠州。
州治即今廣東省惠州市惠陽區，距廣州三百裡，位于東江之南岸。
清時惠州轄屬歸善、博羅、長甯、永安、海豐、陸豐、龍川、河源、和平等九縣及連平州。
惠陽城南有座飛鵝嶺，所以又稱“鵝城”。
山明水秀，風景絕佳，可惜當時尚未開發，還是化外偏鄙之地。
忽然來了蘇轼這樣一個鼎鼎大名的人物，不由得整個社會轟動起來。
入境的外鄉人少，極易受到注意和被辨認。
所以，蘇轼随便到哪裡走動大家都知道他是誰，對他都很禮貌，一點沒有異鄉人隔閡的感覺。
蘇轼很是高興，寫《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詩： 仿佛曾遊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
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
蘇武豈知還漠北，管甯自欲老遼東。
嶺南萬戶皆春色（嶺南萬戶酒），會有幽人客寓公。
蘇轼初到，地方當局為表示禮遇，特别招待他在合江樓暫住。
這合江樓在三司行衙中，是三司按臨所居的賓館，地居龍川江與西江合流之處，朱樓臨檻，即是大江。
蘇轼住在樓上，遠眺海山蔥茏，雲水浩渺，不禁有仙境不遠之想。
他說：“&hellip&hellip江風初涼睡正美，樓上啼鴉呼我起。
我今身世兩相違，西流白日東流水。
樓中老人日清新，天上豈有癡仙人。
三山咫尺不歸去，一杯付與羅浮春。
” 過嶺以來，沿途地方官多來求見，如羅陽推官程天侔（全父）途中晉谒，自此訂交，蘇轼後來再貶海南，得他甚多照顧。
惠州太守詹範，字器之，建安人，與已故的黃州太守徐大受（君猷）是非常交好的朋友，因此與蘇轼一見投契。
他也時時攜酒來訪，相與共飲，與當時黃州的情形一樣。
李安正出守蒼梧，繞道來訪，竟為居留十日。
程鄉縣令侯晉叔及歸善主簿譚汲來，陪他同遊縣西八十裡的大雲寺，松下野飲，設松黃湯14，轼有詞記遊： 羅襪空飛洛浦塵，錦袍不見谪仙人。
攜壺藉草亦天真。
玉粉輕黃千歲藥，雪花浮動萬家春。
醉歸江路野梅新。
蘇轼對這侯晉叔印象很好，認為頗有文采氣節，實為佳士；所以後來将與程之才聯絡的重要任務，交給他辦。
合江樓是三司行館，隻能暫時招待，不是谪官可以久居之地。
月之十八日，蘇轼數口便搬到嘉祐寺去住了。
合江樓在惠州府，為水西；嘉祐寺在歸善縣城内，為水東。
縣城沿江而築，一面跨山，寺亦造在山邊，山上有松風亭，與寺甚近。
蘇轼甚愛寺居的幽深窈窕，覺得不比合江樓壞。
嶺南氣候溫和，十月下旬，松風亭下的梅花就已盛開了。
蘇轼想起當年貶谪黃州，路過麻城縣春風嶺上看梅的舊事，覺得梅花每與流落的生涯相糾結，不禁感慨萬千，作詩曰：“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
豈知流落複相見，蠻風蜑雨愁黃昏。
&hellip&hellip”又作：“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骨冰為魂。
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
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栖荒園。
天香國豔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溫。
&hellip&hellip” 雖然同樣是在天涯流落中看到梅開，但在去黃州途中的春風嶺上，細雨梅花，不免還有窮途失路的悲哀，而現在這栖園病鶴，他的心情卻已非常平和。
“酒醒夢覺起繞樹，妙意有在終無言。
”又曰：“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黏空樽。
”蘇轼的修養境界，便自完全不同了。
蘇轼心境的平和，由于他已完全看透了人生。
到惠州後數月，答參寥書，有極善譬喻的自述： &hellip&hellip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
大略隻似靈隐天竺和尚退院後，卻在一個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飯吃，便過一生也得。
其餘，瘴疠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
京師國醫手裡死漢尤多。
參寥聞此一笑，當不複憂我也。
&hellip&hellip 嶺南地熱，春來特早，一過了年，就已百花齊放。
大地上綴滿了缤紛的彩色。
蘇轼寓居嘉祐寺，也和在黃州一樣，日常以各處閑逛為消遣。
紹聖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他和幾個朋友“野步”走到嘉祐僧舍東南，見有一個本地人家，院子裡雜花盛開，色香濃郁，蘇轼禁不住扣門求觀。
出來應門的林姓老媪，白發青裙，青年守寡，獨居已經三十年。
蘇轼感歎之餘，寫下一首色彩非常濃豔的名詩： 缥蒂缃枝出绛房，綠陰青子送春忙。
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
落日孤煙知客恨，短籬破屋為誰香。
主人白發青裙袂，子美詩中黃四娘。
最奇的是兄弟同在如此嚴重的患難中，他寫寄蘇轍的萬裡家書，卻隻傳授在惠州啃羊脊骨的美味，好像一個向來寒素的老饕，道其一飲一啄的喜悅。
書言： 惠州市井寥落，然猶日殺一羊。
不敢與仕者争，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熱煮漉出（不乘熱出，則抱水不幹），漬酒中，點薄鹽，炙微焦，食之。
終日抉剔，得铢兩于肯綮之間，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數日辄一食，甚覺有補。
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刍豢，沒齒而不得骨，豈複知此味乎？戲書此紙遺之。
雖戲書，實可施用也。
然此說行，則衆狗不悅矣！ 蘇轼竭力掙紮，就是要掙脫這三十多年來的邯鄲大夢。
但是夢雖醒矣，卻發現自己已被政治迫害所捆縛，茫茫來日，不知将有怎樣的命運來到，仍然不免有心如“挂鈎之魚”那樣的痛苦與焦灼。
一天，他從嘉祐寺徒步上山往松風亭，山徑陡峭，足力不濟，坐在路隅休息時，忽然得了徹底的解悟。
作《記遊松風亭》短文曰： 餘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
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
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挂鈎之魚，忽得解脫。
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恁麼時，也不妨熟歇。
四 借刀殺人之計 宋不殺大臣，是太祖高皇帝手定的家訓，沒有人敢于違背，“違則不祥”。
蘇轼既被竄逐嶺外，幾乎已是最重的懲治了，若不另有新的布置，甚難再度給予緻命的一擊。
唯有熟悉蘇家家事的章惇，才能想到利用程之才與他有先世宿怨這個過節，設下借刀殺人的毒計。
程之才，字正輔，蘇母成國太夫人的胞侄，也是蘇轼亡姊八娘的夫婿。
蘇程兩家本是“親上加親”的至戚，不料八娘嫁過去後，不得舅姑歡心，不得志而死，似乎不是善終。
老蘇痛失愛女，憤恨之極，作《蘇氏族譜亭記》，對程家大肆毒罵，不但從此斷絕與嶽家來往，并且告誡子孫，不認這門親戚，即使成國太夫人逝世，也不通訃吊。
橫亘在這兩代間的怨隙，自仁宗皇祐五年（1053）至今哲宗紹聖二年（1095），已經四十二載，可以說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了。
章惇知道蘇程兩家有這一段宿怨，所以特别起用程之才做廣南這一路的提刑。
提刑，即是世俗所謂巡按大臣，代表朝廷，巡察地方，有發奸摘伏、整肅官吏的大權；而且程之才本人也是個非常精幹、敢作敢為的健吏，用他來對付一個流落在嶺南的罪官蘇轼，盡可以殺人不見一滴鮮血。
提刑駐節韶州，蘇轼路過該地未久，程之才就跟着到任了。
紹聖二年正月，新任提刑按臨廣州之後，他是必定要到惠州來的。
與程家絕交時，蘇轼還隻十八歲，現在，他不知道要怎樣與這位名分上既是表兄，又是姊丈的憲使見面。
這是樁非常難處的事情，并不一定為了内中隐伏有什麼殺機，蘇轼甚為躊躇。
蘇轼再三思量，這種事，除了挺身出來，面對現實，沒有其他辦法。
程之才還在廣州，蘇轼就托與他同遊大雲寺的程鄉縣令侯晉叔，先為緻意，探探之才的反應。
侯晉叔來回話：程之才示結非常關切，于是蘇轼第一次寫了給他的短柬： 近聞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問候，長官來，伏承傳誨，意旨甚厚，感怍深矣。
比日履茲新春，起居佳勝，知車騎不久東按，倘獲一見，慰幸可量。
未間，伏冀以時自重。
接着，接到蘇轍來信說，在湖口見到程之才的兒子和媳婦，知道之才對他們不但沒有惡意，而且頗為關懷。
于是蘇轼覺得輕松一點，繼又寫了第二封信，約他觌面晤談： 竄逐海上，諸況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思。
昔人以三十年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
念此令人凄斷，不知兄果能為弟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某獲譴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
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
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末禮而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
其餘區區，殆非紙墨所能盡，惟千萬照悉而已。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程之才寄來回信，說他對于兩家陳舊的嫌隙，一向耿耿于懷，苦無機會溝通，表示甚深的遺憾。
于是，蘇轼複書，就說： 承谕，感念至泣下。
老弟亦不免如此，蘊結之懷，非一見終不能解也。
蘇程之間多年的隔閡，就是這樣輕輕突破的，至于後來怎樣演變，隻好等到見面以後，聽其自然發展了。
蘇邁在宜興，苦念南行的老父，大嶺隔絕，音訊難通，一家人憂愁不堪。
蘇轼有個世交晚輩錢世雄（濟明），服官吳中。
蘇邁來與世雄商量，世雄遂将此事與蘇州定慧院的長老守欽說起，該院淨人卓契順慨然願意擔當這個差使，對蘇邁道： “你何必那麼憂愁，惠州不在天上，隻要走，總走得到的。
我為你帶家書去探問。
” 于是，他就從蘇州徒步出發，涉江度嶺，曉行露宿地來了。
途中也曾生過病，但仍不顧一切，曉行露宿，黧面繭足地走到了惠州。
時在紹聖二年（1095）三月初二。
蘇轼對這古道熱腸的僧徒，當然非常感激，看他那麼樸拙的樣子，便和他開玩笑道：“帶什麼土物來？”契順無可奈何，攤展空空兩手。
轼曰：“可惜許數千裡，空手來！” 契順裝作挑副擔子的模樣，然後就不好意思地避過一邊。
這一副老實人的憨态使蘇轼更是歡喜。
15 蘇轼并不認識定慧院的守欽長老，但欽老能詩，寄來《拟寒山十頌》緻意，蘇轼寫了和詩八首，原已交與契順囑他帶回去的，臨行，想想不太妥當，又取回來燒了。
果然，守欽後來與參寥同樣被陷還俗，如還有與南遷的蘇轼詩文往返的話，恐怕麻煩更大。
佛印和尚聽到卓契順南行的消息，也托他順便捎了信來。
佛印此函，氣概不凡，不愧是蘇轼的知己朋友，也隻有像他這樣一個聲氣廣通的政治和尚，才能“一語破的”，說出“權臣忌子瞻為宰相”這樣的話。
書言： 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于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為宰相耳。
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
何不一筆鈎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
萬劫常住，永無堕落。
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骖駕鸾鶴，翺翔三島為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
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雲：在行住坐卧處，着衣吃飯處，痾尿剌溺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
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 三世諸佛，隻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
子瞻若能腳下承當，把三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16 這是佛印與蘇轼最後一次往來，紹聖四年（1097），他就離開了凡塵。
卓契順在惠州住了半個多月，明白了蘇家人生活平善，取得了複信，就要回去了。
蘇轼問他：“你要些什麼？” “契順便因無所求才來惠州。
如有所求，當上京都去了。
”順答。
蘇轼為要表示一點心意，苦苦追問，契順才說： “從前有個蔡明遠，不過是鄱陽一個軍校而已。
顔魯公絕糧江淮間，明遠背了米去接濟。
魯公感激他的熱心，寫了一張字送他，使天下人到現在還知道世上曾經有過一個蔡明遠。
“今日，契順雖然無米與公，然而區區萬裡行勞，倘然可以援明遠為例，也能得公數字之贈嗎？” 蘇轼欣然伸紙和墨，為他寫了一幅淵明《歸去來辭》17。
嶺北的故人，得到了消息，紛紛派遣專人到惠州來探問。
詩僧參寥既先派人前來問訊，陳慥續有函至，表示要親自到惠州來看他，蘇轼連忙複信勸止，說：“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遠慮，決須幅巾草履相從于林下也。
亦莫遣人來，彼此須髯如戟，莫作兒女态也。
” 後六客中的曹輔（子方）先派人送天門冬煎（草藥）來給他禦瘴；二年二月赴提點廣西刑獄任，繞道惠州來陪他住了幾天。
吳子野的兒子芘仲，從潮陽送了許多食物來，蘇轼将廣州買的數斤檀香，分了一半回贈，他說買這些檀香，原是預備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靜坐所用。
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來，陪他同寓嘉祐寺兩個多月，同遊幾處附近名勝。
故黃州太守徐大受的弟弟大正（得之）也專人前來問候，惠州太守詹範，與大受、大正兄弟親厚，特地招呼他格外照顧這流亡中的老人。
蘇轼一生，熱愛朋友，所以即使身陷這等景況，生活還不寂寞。
傳聞程之才将于三月初到達惠州，蘇轼叫兒子過作代表，往迎江上。
之才抵惠之翌日，就到嘉祐寺來看他，饋遺甚厚。
他們兩人，本是眉縣同鄉，兩代姻親，所以原是情同手足的朋友，交識彼此成長的環境，互相了解少年時代的夢想，熟識兩家三代以内的親長和平輩的兄弟姊妹&hellip&hellip這些關系，在年輕闖蕩江湖的時候，并不覺得重要，但時至今日，兩人都經曆了将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奔走過東西南北的行腳，眼見無數人事滄桑的變幻，身經世路不斷的坎坷和患難，青春作别，白首重逢，一旦執手于離鄉萬裡的嶺南，誰能不為這一片骨肉親情所激動，感到彼此血肉相連的關切。
所以這中表兄弟二人，在嘉祐寺裡對坐下來，就情不自禁地訴說闊别以來的各家情況。
久違的鄉情，變遷的親故，在甚多唏噓嗟歎之間，心理上的隔閡逐漸消融，迷茫的宿嫌，早如隔世，消失得無影無蹤。
蘇轼詩說：“世間誰似老兄弟，笃愛不複相疵瑕。
”章惇輩的陰謀，完全落了空。
之才講起他的曾祖父程仁霸，仗義欲平一件盜案的冤獄，因果報應的故事，求蘇轼作記。
轼以陶潛曾作外祖父孟嘉傳為例，撰書《外曾祖程公逸事》。
翌日，蘇轼親往三司行衙，回拜程之才，會于合江樓。
之才知道蘇轼初來時，曾寓此處，便囑咐有司，待他去後，請蘇轼仍然還居此樓。
所以，之才離去後的三月十九日，蘇轼從嘉祐寺又回到合江樓來住了。
知惠州事的詹範，也是一個詩寫得很好、文人氣質很重而不大會做官的人，對于蘇轼的敬禮和親切，不減當年黃州太守徐大受。
蘇轼谪居黃州時，每年重九，君猷一定置酒名勝處，邀請這位失意的谪官同度佳節，現在惠州的詹器之亦然如此。
紹聖二年（1095）上元夜，詹太守帶了廚子和酒菜到嘉祐寺來，陪他過節。
蘇轼飲酒薄醉，回想即此最近三年的上元之夜，他個人的景況也年複不同，白雲蒼狗，世事無常，不禁有無限的感慨。
作《上元夜》詩曰： 前年侍玉辇，端門萬枝燈。
璧月挂罘罳，珠星綴觚棱。
去年中山府（定州），老病亦宵興。
牙旂穿夜市，鐵馬響春冰。
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
亦複舉膏火，松間見層層。
散策桄榔林，林疏月鬅鬙。
使君置酒罷，箫鼓轉松陵。
狂生來索酒，一舉辄數升。
浩歌出門去，我亦歸瞢騰。
詩中穿插一個瘋狂的賈道士前來闖席乞酒，隐用李太白“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意思，可見蘇轼此時，看似低頭認命，而胸中一股浩蕩的豪氣依然未死。
二月十九日，蘇轼攜白酒鲈魚，報訪詹範，采槐葉的新穿濾汁，和面作餅，稱“槐葉冷淘”，詩曰：“青浮卵碗槐芽餅，紅點冰盤藿葉魚。
醉飽高眠真事業，此生有味在三餘。
”三餘者，用董遇“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月之餘”，意思指閑暇無事之時。
蘇轼好動，尤其喜歡遊山玩水，到了嶺南，他便遍遊惠州州境範圍内所有的名山古刹，如在惠州東北二十裡的白水山佛迹岩，他曾一遊再遊。
不僅為了欣賞它那懸注百餘丈的大瀑布，愛好沐浴的蘇轼，更歡喜此山特有的溫泉。
初到惠州不久，他即帶了蘇過同去，作白水山遊記：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于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
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
山八九折，折處辄為潭，深者缒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迹數十，所謂佛迹也。
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
俯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
到家二鼓，複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18，顧影頹然，不複甚寐。
較近一點的，則去豐湖上的栖禅寺和羅浮道院，徜徉終日，樂以忘歸。
豐湖在惠州城西，原名西湖，後因湖上出産甚豐，又名豐湖。
蘇轼常在那裡玩。
他曆知杭州、颍州，都有一個西湖，現在惠州也有西湖，所以秦觀詩說：“先生所至有西湖。
” 蘇轼的遊伴也不少，除去當地的長官如惠守詹範、博羅縣令林抃（天和）、推官柯常等外，則是虔州處士王原、賴仙芝、和尚昙穎、行全、道士何宗一&hellip&hellip兒子蘇過經常侍行，都有詩作，取悅老父。
紹聖開元，朝廷認為元祐時期所修《神宗實錄》，多有诋誣，诏由蔡卞主持重修。
蔡卞以王安石《日錄》作底本，徹底翻案，完全改寫。
元年十二月，書成，進呈禦覽，然後追議當初的纂修官，認為他們都有诋誣之罪。
首先責問黃庭堅，指他所書“鐵爪治河，有同兒戲”事，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兒戲耳！”凡有所問，都直辭以對，聞者壯之。
結果是貶涪州别駕，黔州安置。
範祖禹曾力言“章惇不可用”。
章惇恨之切骨，也借了這個案子，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别駕，安置永州，後遷賀州，最後徙化州而死。
趙彥若貶澧州。
晁補之也牽涉此案，并坐修造之事，貶官監蕲州酒稅。
呂大防當時為相，例兼監修實錄之職，事實上挂名而已，今亦因此加罪，诏徙安州居住。
這些消息，都是張耒派了士兵王告再度來惠州時相告的。
其時，秦觀因坐黨籍，已經出判杭州。
所謂蘇門四學士中，未遭貶谪的，隻剩張耒一人，現在潤州任上；但至紹聖二年十一月因坐蘇轼黨，降職宣州；不久，再遭貶谪為監黃州酒稅官了。
蘇轼以土産桄榔杖一枚，回贈張耒。
對于他帶來的消息，既不沮喪，也無怨言。
但說唐朝曲江張九齡為相，主張放臣不宜與善地。
劉禹錫作詩追恨，蘇轼認為不必如禹錫那樣認真。
又稱贊文潛真如孔融一樣，是個重視朋友風義的男子漢。
詩題是“桄榔杖寄張文潛一首，時初聞黃魯直遷黔南、範淳夫九疑也”。
睡起風清酒在亡，身随殘夢兩茫茫。
江邊曳杖桄榔瘦，林下尋苗荜撥香。
獨步倘逢勾漏令（葛洪），遠來莫恨曲江張（張九齡）。
遙知魯國（孔融）真男子，獨憶平生盛孝章。
五 勞己以“為人” 古時讀書人，用世的途徑非常狹窄，一旦遭逢患難，不得已須過退隐生活時，大多隻能照顧自己，不再留心世事了。
上焉者，葺治庭園，吟風弄月，作一身安适之謀；下焉者，征歌選色，恣意口腹，盡量發洩肉體官能的享樂。
唯有蘇轼不然，雖已年近花甲，而且被放于蠻荒的嶺外，但他依然精神飽滿，按捺不住“為人”的一腔熱情。
雖然他沒有很多錢，可以大規模做幫助别人的事，也沒有權勢，可以影響别人來做社會福利工作；但他還是随時找機會，做他能夠做的施予之事，從施予中獲得滿足，汲取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