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海外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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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事迹，但仍透着無比的凄涼。
誰知張中這個性情中人，不忍抛撇蘇轼父子，從三月初挨到是年十二月，一直逗留了十個月，遲遲其行。
到此真已迫得非走不可時，才來辭行。
這天他就在蘇家坐了一個通宵，所以蘇轼再送張中詩《和陶王撫軍座送客》，反而安慰這個行者：“汝去莫相憐，我生本無依。
”“莫作往來相，而生愛見悲。
”張中坐到天亮，蘇轼别緒依依地說：“懸知冬夜長，恨不晨光遲。
” 《和陶答龐參軍三送張中》詩，則是老人一片慈心的诤言。
張中少學兵法，甚好談兵，才智非不如人，功名卻無緣分。
蘇轼認為徒然憤懑，無補于事，該趁年富力強之日，果斷去邊疆治兵，學以緻用的好。
張中此去，不久即以病死傳聞。
蘇轼初送詩中，有“恐無再見日”的話，真個一語成谶。
四 讀書著作 海南“百物皆無”的生活環境，是任何人都不能忍受的；而精神食糧&mdash&mdash書物的匮乏，對一個讀書人所造成的威脅，像失落靈魂一樣的痛苦，就不是平常人所能想象的了。
蘇轼當日倉皇渡海，當然不會攜帶書物，住定以後，就為無書可讀而非常煩惱。
第一次由張中陪同往訪黎子雲時，見到他家有《柳宗元集》數冊，正如久渴之人得見一瓯清泉那樣急切，立即借了回來，終日玩誦。
曾季狸說：“前人論詩，初不知有韋蘇州、柳子厚。
&hellip&hellip至東坡而後發此秘。
”許彥周說：“東坡在海外，盛稱柳柳州詩。
黎子雲家有柳文，日久玩味，雖東坡觀書亦須着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10正因沒有他書分散注意，終日玩誦，得與作者神會，始生歡喜。
故陸遊說：“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柳子厚、陶淵明二集，謂之南遷二友。
”11其故在此。
後得在惠州服官的老朋友鄭嘉會（靖老）來書，說有書千餘卷，将托舶運裝到海南來借他，蘇轼原本有意用著述來排遣憂患，因為沒有參考書，就什麼也不能作，正如陶淵明《贈羊長史》詩所說：“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
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
”所以就和此詩，以謝鄭君。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結發事文史，俯仰六十逾。
老馬不耐放，長鳴思服輿。
故知根塵在，未免病藥俱。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鄭嘉會借書，先後兩次，都是托由廣州道士何德順經手船寄的。
船本不多，書又笨重，所以寄運甚費時日，真是無可奈何之事。
蘇轼沒處可跑，常往黎子雲家去玩。
一日碰到天下大雨，借了一頂鬥笠，一雙木屐，穿戴起來回去。
後來有人畫了一幅“東坡笠屐圖”，他自己作贊曰：“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
”12就是用柳宗元的句法。
海南人慣以椰子殼作冠，從蘇轼父子看來，卻很新鮮，父子二人都作了《椰子冠》詩。
然而蘇轼不能忘情于元祐前期，他所創制的筒高檐短帽，士大夫争相仿制的“子瞻樣”，慨然曰：“更着短檐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違時。
” 詩人心靈中，充盈着許多熱烈的感情，被現實生活激發起來的思想和感覺，血液裡面膨脹的欲望和情緒，錯綜變幻，構成詩人一串串的夢。
将這些夢，用語言文字編織出來，就是詩。
詩中，蘊蓄着詩人真誠的生命。
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是他歸向自然生活的夢，幾乎全部用意象來喚起讀者的情感。
詩中表現一波一波的意象，盡是他樸素的夢想。
這個夢畫出隐逸生活的情景，使所有困于塵俗的讀者為之神往。
蘇轼是一個流落天涯而又失去自由的人，更是隻好以一個夢想來編織他的精神世界，作他無可奈何的歸宿&mdash&mdash“以無何有之鄉為家”，則雖身羁海外，亦未嘗不歸，這就是蘇轼今日“以不歸為歸”的哲學。
紹聖五年二月，蘇轼作《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首揭其由，這是一個“夢”&mdash&mdash“歸去來兮，吾方南遷安得歸？&hellip&hellip懷西南之歸路，夢良是而覺非。
”夢裡确是歸鄉，醒來卻空無其事。
他所夢想的歸鄉，不寫舟車之勞：“我歸甚易，匪馳匪奔。
俯仰還家，下車阖門。
”這個倦于塵勞世患的老人，隻能在夢中滿足他歸鄉的欲望。
也隻有夢還，則不論海南漢北（蜀）距離多麼遙遠，往來都很方便。
續曰： 歸去來兮，請終老于斯遊。
我先人之敝廬，複舍此而焉求？均海南與漢北，挈往來而無憂。
&hellip&hellip方饑須糧，已濟無舟。
忽人牛之皆喪，但喬木與高丘。
警六用之無成，自一根之返流。
望故家而求息，曷中道之三休。
已矣乎！吾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亦無留。
&hellip&hellip 此文寫成後，寄與弟轍，要他同作。
這時候，蘇轍方從雷州再遷循州，一時無暇及此，就将它擱下來了。
直到轼已故後，蘇轍整理家中舊書，才又撿出這篇遺稿，乃泣而和之。
13又據晁說之（以道）說：“建中靖國年間，東坡所和《歸去來兮辭》，方才傳至京師，他的門下賓客中，有好幾個人跟着和作，都自以為&lsquo得意&rsquo。
陶淵明于一日間紛然滿人目前了。
”參寥也忽然拿了一篇和作來給晁以道看，約他同賦，以道婉謝曰： “童子無居住，先生無并行。
我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于淵明間可也。
” 參寥領悟，索回和作，納入袈裟袖第中，用杭州土話說道： “罪過公，悔不先與公話。
”14 和《歸去來兮辭》後，蘇轼意猶未盡，又把陶的原作拆散，寫成《歸去來集字十首》。
自到海南後，蘇轼對于道家神仙之說，已經遠無初到惠州那時的狂熱；而這晉代田園詩人，卻恍然如在身畔，行起坐卧，似同一室，他和我們一樣，兩隻腳踏在這痛苦的大地上，和我們共同享有從這大地上生出來的悲歡和苦樂。
不過，陶蘇二人經驗不同，天分有别。
淵明意主澹逸，詩語“微至”已足；東坡豪邁，故多豁達之辭。
所以轼雖和陶，而意境不同；蘇轼學不到淵明的澹逸，但他也自有其恢詭陸奇的達人本色，各有不同的精神面貌。
正如我們眼前有這樣兩個人：一個是三家村中的恂恂宿儒，神閑氣靜，眉目清澄，語言全從平凡的情理出發，令人覺得可親；一是做過大事、經曆風濤的豪士，眉宇軒昂，英氣内斂，辭鋒犀利而坦率，令人覺得豁達。
前者是陶潛，後者便是蘇轼。
淵明的人生哲學，寓于“形、影、神”三詩之内，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恬淡主義者，他的生活理想，但求平淡安适。
他認為人有生死，與草木之有榮枯一樣，死亡既是不可避免，則有生之日，便該從容享受酒與感官的快樂。
形是身，影如名，形影不能分離，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
既然人有必然要死的命運，形影皆空，所以人生應該聽任“神”之自然，“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不必刻意惜生，徒然陷形神于無助的痛苦之中。
蘇轼則好以浪漫的神秘知覺來體驗人生。
他認為大千世界中，一切形象變化，彈指頃事，微不足道。
唯有物我心靈間的妙悟，超脫形象之外，始入永恒。
他認為形與影相因而成，随物而化。
形如火上之煙，火盡，煙即消失。
人之形體，不但要因時間的摧殘而老衰，甚至一念前後，已失其故，所以不足依托。
影如鏡中之像，鏡子壞了，而影仍不滅，因它“無心但因物”，萬變而不竭。
道家的仙境，釋氏的佛國，都很渺茫。
本想跟從陶翁，避到酒鄉去住，無奈醉有醒時，依然難逃人生劫數。
回顧平生，真同兒戲，被人指目毀譽，了無意義，不如弄起一把火來（弄火，佛語），好的壞的一起燒了，從此肩上沒有負擔，“神”就自然超脫。
陶、蘇二人，對人生的基本觀念，歧異在此。
蘇轼初至海南，即将自揚州和陶《飲酒》起至紹聖四年丁醜十二月止，所作和詩一百零九首，檢寄蘇轍，要他作“叙”，意欲單獨别為一集。
後在海南，續有和作，至元符三年四月，聞赦命後，寫成最後一首《和陶始經曲阿》詩止，共得一百二十四首，輯成《和陶别集》。
《和陶歸去來兮辭》與《歸去來集字十首》不在前數之内。
因為前者不是詩，後者不是和作，隻能算是附錄。
蘇過作《志隐》一篇，自跋雲：“&hellip&hellip遂賦《志隐》一篇，效昔人解嘲、賓戲之類，将以混得喪，忘羁旅。
非特以自廣，且以為老人之娛。
”全文甚長，姑引片段，聊見一斑： 大塊之間，有生同之。
喜怒哀樂，巨細不遺。
蟻蜂之君臣，蠻觸之雄雌。
以我觀之，物何足疑？彭聃以寒暑為朝暮，蟪蛄以春秋為期頤。
孰壽孰夭？孰欣孰悲？ 況吾與子，好惡性習，一緻同歸。
寓此世間，美惡幾希。
乃欲誇三晉而陋百粵，棄遠俗而鄙島夷。
竊為子不取也。
子知魚之安于水也，而魚何擇夫河漢之與江湖；知獸之安于薮也，而獸何擇于雲夢之與孟諸。
松柏之後凋，萑葦之易枯，乃物性之自然，豈土地之能殊乎？&hellip&hellip 這篇文章之整個風格，特别是氣勢與雄辯這一特色，将它置于《東坡集》中，恐怕誰也無法分辨。
尤其全文立意，脫胎于莊子齊物哲學而成其曠達，簡直就是蘇轼人格之再現。
難怪老人讀了，不禁大喜道：“吾可以安于島夷矣！” 蘇轼有意跟着自寫一篇《廣志隐》，更深一層來讨論窮通得喪之理；但對兒子，卻勸他作《孔子弟子别傳》。
兒子還年輕，應該接受儒家的正統思想，求為世用，而不該走老莊這條路子。
這也是天下做父親的人，同樣的苦心。
父子二人，在桄榔庵裡，以努力寫作排遣孤寂。
餘下時間，他又勉勵兒子抄書。
那個時代，雕版印刷術雖已出現，但是書籍的流布還不太廣，求書仍不甚易，讀書士子還是習慣于手抄經史，因為抄書不但可以免費得書，還能幫助記誦，練習書法。
到海南後，蘇過先抄了一部《唐書》，再又借了一部《漢書》來抄。
蘇轼《與程（儒）秀才書》雲： 兒子到此，抄得《唐書》一部。
又借得《前漢》欲抄。
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
呵呵！老拙亦欲為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
元符二年（1099）五月間，惠州友人鄭嘉會舶寄的書籍已經運到，父子二人就忙着将書編排整齊，列諸座隅，作書報謝說：“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
諸史滿前，甚有與語者也。
借書，則日與小兒編排整齊之，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
&hellip&hellip” 有了必要的書籍，蘇轼就開始整理黃州所作《易傳》的未完稿，又續撰《書傳》。
《和陶雜詩之九》自述傳經之志，有曰： 餘齡難把玩，妙解寄筆端。
常恐抱永歎，不及丘明遷。
親友複勸我，放心餞華颠。
虛名非我有，至味知誰餐。
思我無所思，安能觀諸緣。
已矣複何歎，舊說易兩篇。
《書傳》十三卷，收入《四庫全書》時，提要曰： 轼究心經史之學，明于事勢，又長于議論，于治亂興亡，披抉明暢，較他經獨為擅長。
&hellip&hellip洛閩諸儒，以程子之故，與蘇氏如水火，惟于此書有取焉，則其書可知矣。
學問，畢竟是天下的公器，即使門戶森嚴的那些理學之徒，對于轼撰《書傳》，亦不得不有所取。
但當日這花甲老人，苟生蠻邦，栖身于桄榔庵裡，過着食芋飲水的日子，皓首窮經，雖說是做着傳世之盛業，實在也還是人不能堪的憂患之書。
蘇轼谪黃州時，撰《論語說》五卷，現又繼續編成《易傳》九卷，至元符三年五月又完成了《書傳》十三卷，遂并作題語說： 孔壁汲冢，竹簡科鬥，皆漆書也，終于蠹壞。
景鐘石鼓益堅，古人為不朽計亦至矣。
然其妙意所以不墜者，特以人傳人耳。
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吾作易、書傳、論語說，亦粗備矣。
嗚呼，又何以多為？ 蘇轼于此三稿，心力所寄，也很自負。
如北歸時，與蘇伯固書雲： 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過。
如來書所論：其他何足道？三複誨語，欽誦不已。
這三部書的現存印本，《易傳》九卷（一名《毗陵易傳》），《四庫》入經部易類二，據明焦竑舊刊本著錄，另有明烏程闵齊伋朱墨闆套印本、《津逮秘書》第二集、《學津讨原》第一集各刊本。
《書傳》十三卷，《四庫》入經部書類一，另有明烏程闵氏刊朱墨套印本、《學津讨原》第二集本、明萬曆二十五年畢氏刊《兩蘇經解》本，為二十卷；又吳興淩氏刊朱墨套印本，亦二十卷。
最不幸的是《論語說》五卷（《文獻通考》作十卷），于清人修《四庫全書》時，已經不見傳本。
紹聖間，場屋中流行的是王安石及其子王雱口義的《論語解》。
南宋中葉後流行朱子注，也許這是蘇轼原著湮沒失傳的一個原因。
幸有蘇轍的《颍濱論語拾遺》傳世，據其自序，蘇轼的意見，雖然并不與他完全相合，但《拾遺》書中取轼說者亦十有二三，聊可豹窺一斑。
今有《指海》本、《說郛》本。
蘇轍作《子瞻墓志》時說：“&hellip&hellip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
”則蘇轼尚有論《中庸》之作。
又《栾城遺言》雲：“東坡遺文，流傳海内，《中庸》上、中、下篇&hellip&hellip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為阙典。
”但現在通行的明成化刊本《蘇文忠公全集續集》輯有此作，或是蘇轍當時所見刊本不全耳。
蘇過與葉少蘊言，其父在海外，曾經計劃撰《志林》一書，預定一百篇，但隻寫了十二篇，蒙赦放還，未能成書。
15散篇今亦輯入全集。
至于有稱《東坡志林》的單行本，則是後人雜取本集短記、題跋之類的編本，并非原定的著作。
元符二、三年間，蘇轼尚在儋州，劉沔編集蘇轼詩文二十卷，寄到海南來請他親自校訂。
沔是蘇轼同年的後人，有此心意，蘇轼非常歡喜，作書報之曰： 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
轼平生以語言文字見知于世，亦以此取疾于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
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為喑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随手雲散鳥沒矣。
不知足下默随其後，掇拾編綴，清無遺者。
覽之慚汗，可為多言之戒。
然世之蓄轼詩文者多矣，率真僞相半。
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
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
知足下緻力于斯文久矣。
轼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
然幼子過，文益奇。
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為數日喜，寝食有味。
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
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
故勉作報書，匆匆，不宣。
蘇轼即使自知因語言文字之故而蹭蹬一生，受盡折磨，但他仍視文學如生命，在此書簡中，情見于辭。
五 家人朋友 蘇轼南遷，遠竄惠州，後又渡海而去“非人所居”的昌化，都由稚子蘇過随侍。
朝雲逝世後，老人生理晝夜寒暑一切生活上的需要和雜務，都由蘇過一人擔承，從不嫌煩嫌難，這已非常難得。
他還要常常陪着老父出遊，遊必有詩，則過也必有和作，意在取娛老人。
所以轼作《和陶遊斜川》詩中，曾經非常得意地說道：“過子詩似翁，我唱而辄酬。
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否？” 紹聖五年（1098）戊寅歲的上元，軍使張中約了蘇過到他家去度節，老人獨自看家，靜觀蜥蠍盤在月照的窗上，風吹帏幔，似能聽到蟲子被震動落地的聲音。
靠在床上，不覺睡去，夢見了故世已經五年的亡妻同安君。
醒後，凄然有感，作詩曰：“&hellip&hellip燈花結盡吾猶夢，香篆消時汝欲歸。
搔首凄涼十年事，傳柑歸遺滿朝衣。
” 至元符三年（1100）庚辰的上元節，記起前年此日，獨自看家，夢見王夫人的事，不覺一晃又已兩年。
想到過子從他南遷之初，還隻二十三歲，遂爾抛撇妻兒，跟到南荒來，一切家務雜事，靠他一個人操作，這且不說，年輕夫婦如此茫茫無期的隔絕，蘇轼雖喜子媳笃孝，卻不能沒有愧歉。
于是作《追和戊寅歲上元》詩，綴以自跋曰： 戊寅上元，餘寓儋耳，過子夜出，餘獨守舍，作違字韻詩。
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
誰知張中這個性情中人，不忍抛撇蘇轼父子，從三月初挨到是年十二月，一直逗留了十個月，遲遲其行。
到此真已迫得非走不可時，才來辭行。
這天他就在蘇家坐了一個通宵，所以蘇轼再送張中詩《和陶王撫軍座送客》，反而安慰這個行者：“汝去莫相憐，我生本無依。
”“莫作往來相，而生愛見悲。
”張中坐到天亮，蘇轼别緒依依地說：“懸知冬夜長，恨不晨光遲。
” 《和陶答龐參軍三送張中》詩，則是老人一片慈心的诤言。
張中少學兵法，甚好談兵，才智非不如人，功名卻無緣分。
蘇轼認為徒然憤懑，無補于事，該趁年富力強之日，果斷去邊疆治兵，學以緻用的好。
張中此去，不久即以病死傳聞。
蘇轼初送詩中，有“恐無再見日”的話，真個一語成谶。
四 讀書著作 海南“百物皆無”的生活環境，是任何人都不能忍受的；而精神食糧&mdash&mdash書物的匮乏，對一個讀書人所造成的威脅，像失落靈魂一樣的痛苦，就不是平常人所能想象的了。
蘇轼當日倉皇渡海，當然不會攜帶書物，住定以後，就為無書可讀而非常煩惱。
第一次由張中陪同往訪黎子雲時，見到他家有《柳宗元集》數冊，正如久渴之人得見一瓯清泉那樣急切，立即借了回來，終日玩誦。
曾季狸說：“前人論詩，初不知有韋蘇州、柳子厚。
&hellip&hellip至東坡而後發此秘。
”許彥周說：“東坡在海外，盛稱柳柳州詩。
黎子雲家有柳文，日久玩味，雖東坡觀書亦須着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10正因沒有他書分散注意，終日玩誦，得與作者神會，始生歡喜。
故陸遊說：“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柳子厚、陶淵明二集，謂之南遷二友。
”11其故在此。
後得在惠州服官的老朋友鄭嘉會（靖老）來書，說有書千餘卷，将托舶運裝到海南來借他，蘇轼原本有意用著述來排遣憂患，因為沒有參考書，就什麼也不能作，正如陶淵明《贈羊長史》詩所說：“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
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
”所以就和此詩，以謝鄭君。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結發事文史，俯仰六十逾。
老馬不耐放，長鳴思服輿。
故知根塵在，未免病藥俱。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鄭嘉會借書，先後兩次，都是托由廣州道士何德順經手船寄的。
船本不多，書又笨重，所以寄運甚費時日，真是無可奈何之事。
蘇轼沒處可跑，常往黎子雲家去玩。
一日碰到天下大雨，借了一頂鬥笠，一雙木屐，穿戴起來回去。
後來有人畫了一幅“東坡笠屐圖”，他自己作贊曰：“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
”12就是用柳宗元的句法。
海南人慣以椰子殼作冠，從蘇轼父子看來，卻很新鮮，父子二人都作了《椰子冠》詩。
然而蘇轼不能忘情于元祐前期，他所創制的筒高檐短帽，士大夫争相仿制的“子瞻樣”，慨然曰：“更着短檐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違時。
” 詩人心靈中，充盈着許多熱烈的感情，被現實生活激發起來的思想和感覺，血液裡面膨脹的欲望和情緒，錯綜變幻，構成詩人一串串的夢。
将這些夢，用語言文字編織出來，就是詩。
詩中，蘊蓄着詩人真誠的生命。
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是他歸向自然生活的夢，幾乎全部用意象來喚起讀者的情感。
詩中表現一波一波的意象，盡是他樸素的夢想。
這個夢畫出隐逸生活的情景，使所有困于塵俗的讀者為之神往。
蘇轼是一個流落天涯而又失去自由的人，更是隻好以一個夢想來編織他的精神世界，作他無可奈何的歸宿&mdash&mdash“以無何有之鄉為家”，則雖身羁海外，亦未嘗不歸，這就是蘇轼今日“以不歸為歸”的哲學。
紹聖五年二月，蘇轼作《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首揭其由，這是一個“夢”&mdash&mdash“歸去來兮，吾方南遷安得歸？&hellip&hellip懷西南之歸路，夢良是而覺非。
”夢裡确是歸鄉，醒來卻空無其事。
他所夢想的歸鄉，不寫舟車之勞：“我歸甚易，匪馳匪奔。
俯仰還家，下車阖門。
”這個倦于塵勞世患的老人，隻能在夢中滿足他歸鄉的欲望。
也隻有夢還，則不論海南漢北（蜀）距離多麼遙遠，往來都很方便。
續曰： 歸去來兮，請終老于斯遊。
我先人之敝廬，複舍此而焉求？均海南與漢北，挈往來而無憂。
&hellip&hellip方饑須糧，已濟無舟。
忽人牛之皆喪，但喬木與高丘。
警六用之無成，自一根之返流。
望故家而求息，曷中道之三休。
已矣乎！吾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亦無留。
&hellip&hellip 此文寫成後，寄與弟轍，要他同作。
這時候，蘇轍方從雷州再遷循州，一時無暇及此，就将它擱下來了。
直到轼已故後，蘇轍整理家中舊書，才又撿出這篇遺稿，乃泣而和之。
13又據晁說之（以道）說：“建中靖國年間，東坡所和《歸去來兮辭》，方才傳至京師，他的門下賓客中，有好幾個人跟着和作，都自以為&lsquo得意&rsquo。
陶淵明于一日間紛然滿人目前了。
”參寥也忽然拿了一篇和作來給晁以道看，約他同賦，以道婉謝曰： “童子無居住，先生無并行。
我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于淵明間可也。
” 參寥領悟，索回和作，納入袈裟袖第中，用杭州土話說道： “罪過公，悔不先與公話。
”14 和《歸去來兮辭》後，蘇轼意猶未盡，又把陶的原作拆散，寫成《歸去來集字十首》。
自到海南後，蘇轼對于道家神仙之說，已經遠無初到惠州那時的狂熱；而這晉代田園詩人，卻恍然如在身畔，行起坐卧，似同一室，他和我們一樣，兩隻腳踏在這痛苦的大地上，和我們共同享有從這大地上生出來的悲歡和苦樂。
不過，陶蘇二人經驗不同，天分有别。
淵明意主澹逸，詩語“微至”已足；東坡豪邁，故多豁達之辭。
所以轼雖和陶，而意境不同；蘇轼學不到淵明的澹逸，但他也自有其恢詭陸奇的達人本色，各有不同的精神面貌。
正如我們眼前有這樣兩個人：一個是三家村中的恂恂宿儒，神閑氣靜，眉目清澄，語言全從平凡的情理出發，令人覺得可親；一是做過大事、經曆風濤的豪士，眉宇軒昂，英氣内斂，辭鋒犀利而坦率，令人覺得豁達。
前者是陶潛，後者便是蘇轼。
淵明的人生哲學，寓于“形、影、神”三詩之内，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恬淡主義者，他的生活理想，但求平淡安适。
他認為人有生死，與草木之有榮枯一樣，死亡既是不可避免，則有生之日，便該從容享受酒與感官的快樂。
形是身，影如名，形影不能分離，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
既然人有必然要死的命運，形影皆空，所以人生應該聽任“神”之自然，“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不必刻意惜生，徒然陷形神于無助的痛苦之中。
蘇轼則好以浪漫的神秘知覺來體驗人生。
他認為大千世界中，一切形象變化，彈指頃事，微不足道。
唯有物我心靈間的妙悟，超脫形象之外，始入永恒。
他認為形與影相因而成，随物而化。
形如火上之煙，火盡，煙即消失。
人之形體，不但要因時間的摧殘而老衰，甚至一念前後，已失其故，所以不足依托。
影如鏡中之像，鏡子壞了，而影仍不滅，因它“無心但因物”，萬變而不竭。
道家的仙境，釋氏的佛國，都很渺茫。
本想跟從陶翁，避到酒鄉去住，無奈醉有醒時，依然難逃人生劫數。
回顧平生，真同兒戲，被人指目毀譽，了無意義，不如弄起一把火來（弄火，佛語），好的壞的一起燒了，從此肩上沒有負擔，“神”就自然超脫。
陶、蘇二人，對人生的基本觀念，歧異在此。
蘇轼初至海南，即将自揚州和陶《飲酒》起至紹聖四年丁醜十二月止，所作和詩一百零九首，檢寄蘇轍，要他作“叙”，意欲單獨别為一集。
後在海南，續有和作，至元符三年四月，聞赦命後，寫成最後一首《和陶始經曲阿》詩止，共得一百二十四首，輯成《和陶别集》。
《和陶歸去來兮辭》與《歸去來集字十首》不在前數之内。
因為前者不是詩，後者不是和作，隻能算是附錄。
蘇過作《志隐》一篇，自跋雲：“&hellip&hellip遂賦《志隐》一篇，效昔人解嘲、賓戲之類，将以混得喪，忘羁旅。
非特以自廣，且以為老人之娛。
”全文甚長，姑引片段，聊見一斑： 大塊之間，有生同之。
喜怒哀樂，巨細不遺。
蟻蜂之君臣，蠻觸之雄雌。
以我觀之，物何足疑？彭聃以寒暑為朝暮，蟪蛄以春秋為期頤。
孰壽孰夭？孰欣孰悲？ 況吾與子，好惡性習，一緻同歸。
寓此世間，美惡幾希。
乃欲誇三晉而陋百粵，棄遠俗而鄙島夷。
竊為子不取也。
子知魚之安于水也，而魚何擇夫河漢之與江湖；知獸之安于薮也，而獸何擇于雲夢之與孟諸。
松柏之後凋，萑葦之易枯，乃物性之自然，豈土地之能殊乎？&hellip&hellip 這篇文章之整個風格，特别是氣勢與雄辯這一特色，将它置于《東坡集》中，恐怕誰也無法分辨。
尤其全文立意，脫胎于莊子齊物哲學而成其曠達，簡直就是蘇轼人格之再現。
難怪老人讀了，不禁大喜道：“吾可以安于島夷矣！” 蘇轼有意跟着自寫一篇《廣志隐》，更深一層來讨論窮通得喪之理；但對兒子，卻勸他作《孔子弟子别傳》。
兒子還年輕，應該接受儒家的正統思想，求為世用，而不該走老莊這條路子。
這也是天下做父親的人，同樣的苦心。
父子二人，在桄榔庵裡，以努力寫作排遣孤寂。
餘下時間，他又勉勵兒子抄書。
那個時代，雕版印刷術雖已出現，但是書籍的流布還不太廣，求書仍不甚易，讀書士子還是習慣于手抄經史，因為抄書不但可以免費得書，還能幫助記誦，練習書法。
到海南後，蘇過先抄了一部《唐書》，再又借了一部《漢書》來抄。
蘇轼《與程（儒）秀才書》雲： 兒子到此，抄得《唐書》一部。
又借得《前漢》欲抄。
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
呵呵！老拙亦欲為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
元符二年（1099）五月間，惠州友人鄭嘉會舶寄的書籍已經運到，父子二人就忙着将書編排整齊，列諸座隅，作書報謝說：“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
諸史滿前，甚有與語者也。
借書，則日與小兒編排整齊之，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
&hellip&hellip” 有了必要的書籍，蘇轼就開始整理黃州所作《易傳》的未完稿，又續撰《書傳》。
《和陶雜詩之九》自述傳經之志，有曰： 餘齡難把玩，妙解寄筆端。
常恐抱永歎，不及丘明遷。
親友複勸我，放心餞華颠。
虛名非我有，至味知誰餐。
思我無所思，安能觀諸緣。
已矣複何歎，舊說易兩篇。
《書傳》十三卷，收入《四庫全書》時，提要曰： 轼究心經史之學，明于事勢，又長于議論，于治亂興亡，披抉明暢，較他經獨為擅長。
&hellip&hellip洛閩諸儒，以程子之故，與蘇氏如水火，惟于此書有取焉，則其書可知矣。
學問，畢竟是天下的公器，即使門戶森嚴的那些理學之徒，對于轼撰《書傳》，亦不得不有所取。
但當日這花甲老人，苟生蠻邦，栖身于桄榔庵裡，過着食芋飲水的日子，皓首窮經，雖說是做着傳世之盛業，實在也還是人不能堪的憂患之書。
蘇轼谪黃州時，撰《論語說》五卷，現又繼續編成《易傳》九卷，至元符三年五月又完成了《書傳》十三卷，遂并作題語說： 孔壁汲冢，竹簡科鬥，皆漆書也，終于蠹壞。
景鐘石鼓益堅，古人為不朽計亦至矣。
然其妙意所以不墜者，特以人傳人耳。
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吾作易、書傳、論語說，亦粗備矣。
嗚呼，又何以多為？ 蘇轼于此三稿，心力所寄，也很自負。
如北歸時，與蘇伯固書雲： 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過。
如來書所論：其他何足道？三複誨語，欽誦不已。
這三部書的現存印本，《易傳》九卷（一名《毗陵易傳》），《四庫》入經部易類二，據明焦竑舊刊本著錄，另有明烏程闵齊伋朱墨闆套印本、《津逮秘書》第二集、《學津讨原》第一集各刊本。
《書傳》十三卷，《四庫》入經部書類一，另有明烏程闵氏刊朱墨套印本、《學津讨原》第二集本、明萬曆二十五年畢氏刊《兩蘇經解》本，為二十卷；又吳興淩氏刊朱墨套印本，亦二十卷。
最不幸的是《論語說》五卷（《文獻通考》作十卷），于清人修《四庫全書》時，已經不見傳本。
紹聖間，場屋中流行的是王安石及其子王雱口義的《論語解》。
南宋中葉後流行朱子注，也許這是蘇轼原著湮沒失傳的一個原因。
幸有蘇轍的《颍濱論語拾遺》傳世，據其自序，蘇轼的意見，雖然并不與他完全相合，但《拾遺》書中取轼說者亦十有二三，聊可豹窺一斑。
今有《指海》本、《說郛》本。
蘇轍作《子瞻墓志》時說：“&hellip&hellip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
”則蘇轼尚有論《中庸》之作。
又《栾城遺言》雲：“東坡遺文，流傳海内，《中庸》上、中、下篇&hellip&hellip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為阙典。
”但現在通行的明成化刊本《蘇文忠公全集續集》輯有此作，或是蘇轍當時所見刊本不全耳。
蘇過與葉少蘊言，其父在海外，曾經計劃撰《志林》一書，預定一百篇，但隻寫了十二篇，蒙赦放還，未能成書。
15散篇今亦輯入全集。
至于有稱《東坡志林》的單行本，則是後人雜取本集短記、題跋之類的編本，并非原定的著作。
元符二、三年間，蘇轼尚在儋州，劉沔編集蘇轼詩文二十卷，寄到海南來請他親自校訂。
沔是蘇轼同年的後人，有此心意，蘇轼非常歡喜，作書報之曰： 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
轼平生以語言文字見知于世，亦以此取疾于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
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為喑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随手雲散鳥沒矣。
不知足下默随其後，掇拾編綴，清無遺者。
覽之慚汗，可為多言之戒。
然世之蓄轼詩文者多矣，率真僞相半。
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
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
知足下緻力于斯文久矣。
轼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
然幼子過，文益奇。
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為數日喜，寝食有味。
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
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
故勉作報書，匆匆，不宣。
蘇轼即使自知因語言文字之故而蹭蹬一生，受盡折磨，但他仍視文學如生命，在此書簡中，情見于辭。
五 家人朋友 蘇轼南遷，遠竄惠州，後又渡海而去“非人所居”的昌化，都由稚子蘇過随侍。
朝雲逝世後，老人生理晝夜寒暑一切生活上的需要和雜務，都由蘇過一人擔承，從不嫌煩嫌難，這已非常難得。
他還要常常陪着老父出遊，遊必有詩，則過也必有和作，意在取娛老人。
所以轼作《和陶遊斜川》詩中，曾經非常得意地說道：“過子詩似翁，我唱而辄酬。
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否？” 紹聖五年（1098）戊寅歲的上元，軍使張中約了蘇過到他家去度節，老人獨自看家，靜觀蜥蠍盤在月照的窗上，風吹帏幔，似能聽到蟲子被震動落地的聲音。
靠在床上，不覺睡去，夢見了故世已經五年的亡妻同安君。
醒後，凄然有感，作詩曰：“&hellip&hellip燈花結盡吾猶夢，香篆消時汝欲歸。
搔首凄涼十年事，傳柑歸遺滿朝衣。
” 至元符三年（1100）庚辰的上元節，記起前年此日，獨自看家，夢見王夫人的事，不覺一晃又已兩年。
想到過子從他南遷之初，還隻二十三歲，遂爾抛撇妻兒，跟到南荒來，一切家務雜事，靠他一個人操作，這且不說，年輕夫婦如此茫茫無期的隔絕，蘇轼雖喜子媳笃孝，卻不能沒有愧歉。
于是作《追和戊寅歲上元》詩，綴以自跋曰： 戊寅上元，餘寓儋耳，過子夜出，餘獨守舍，作違字韻詩。
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