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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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早就想寫一篇關于史料的論文，但總是沒有着筆。
月前複旦大學文學院約我作一次學術講演，我就講《史料與曆史科學》這個問題。
惟講演時，為時間所限，不能作較詳之發揮。
近因書店之約，要我寫一本關于史料學方面的小冊子，我就開始把這次的講演稿加以整理，計有三篇：一、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二、中國考古學上的史料；三、與收集整理史料有關的各種學問。
現在我還隻寫成《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一篇；其餘兩篇，假如我的生活不發生變動，也想繼續寫出來。
翦伯贊 1945年8月2日 一 導言 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真是浩如煙海，學者往往窮畢生之力，而莫測涯際。
即以一部廿四史而論，就有三千二百四十二卷，其卷帙之浩繁，已足令人望洋興歎。
而況廿四史尚不過是史部[1]諸史中之所謂正史。
在史部中，除正史以外，尚有編年史、紀事本末、别史、雜史、實錄、典制、方志、譜牒及筆記等，其數量更百倍千倍于所謂正史[2]。
又況用曆史學的眼光看，不僅史部諸書才是史料，一切史部以外的文獻，都含有史料。
章實齋曰：“六經皆史”，此說甚是；但仍不足以概括史料的範圍。
我們若更廣義地說，則何止“六經皆史”，“諸子亦史”，“諸詩集、文集、詞選、曲錄、傳奇、小說亦史”，乃至政府檔案、私人信劄、碑銘、墓志、道書、佛典、契約賬簿、雜志報紙、傳單廣告以及一切文字的記錄，無一不是史料。
若并此等史料而合計之，其數量又百倍千倍于史部的文獻。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之豐富，正如一座無盡的礦山，其中蘊藏着不可以數計的寶物。
這座“史料的礦山”，在過去，雖曾有不少的人開采過，但都是用的手工業方法，器械不利，發掘不深，因而并沒有觸到史料之主要的礦脈。
例如史部以外之群書上的史料，特别是曆代以來文藝作品中的史料，并沒有系統地發掘出來，應用于曆史的說明。
至于四部以外的文字記錄，則更不曾把我們當作史料而引用。
但是，就史料的價值而論，則史部以外之群書上的史料，其可靠性高于史部諸史上的史料。
因為史部諸史，是有意當作史料而寫的，其寫作的動機，則抱着一種主觀的目的。
例如對某一史實或人物執行褒貶，所謂《春秋》書法。
就是主觀意識之發揮。
這種主觀意識之滲入，當然要使史實受到程度不同的歪曲，乃至塗改，以緻減少了史料的真實性[3]。
至于史部以外的群書，則并非有意為了保存某種史料而寫的，而是無意中保留了或反映出若幹的史料，這樣無意中保留着或反映出的史實，當然要比較真切。
固然，在史部以外的群書中，其行文記事，也夾雜着主觀的意識，特别是各種文藝作品，如詩詞、詩賦、小說之類，甚至還具有比史部諸書更多的主觀意識。
但是在這一類書籍中所表現的主觀意識之本身，就是客觀現實之反映；因而他不但不破壞史料的真實，反而可以從側面反映出更真實的史料。
再就史部諸書而論，則正史上的史料，較之正史以外之諸史，如别史、雜史等中的史料，其可靠性更少。
其中原因甚多，而最主要的原因，則因為所謂正史，都是官撰的史書。
中國之設史官，由來已久[4]。
但自東漢以前，史書撰著，皆出自一家。
如司馬遷之著《史記》，班固之著《漢書》，雖以史官而著史，尚屬一家之言。
自東漢開東觀，大集群儒，遂開集體官撰之始。
自唐以降，曆代政府，皆設置史館，派貴臣為監修；史官記住，皆取禀監修，始能着筆。
自是以後，修史者在政治的限制之下，完全喪失了記錄史實的自由，而所謂正史，幾乎都是曆代政府監督之下寫成的，至少也是經過政府的審查，認為合法的。
雖然大部分正史，都是後代編前代之事，但其資為根據的史料，則系前代的實錄及官書，此種實錄及官書，皆成于當代人之手。
以當代之人，記錄當代之事，當然不允許暴露當時社會的黑暗，特别是統治階級的罪惡。
否則就要遇到危險，如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仇貴族；而吳之韋曜，魏之崔浩，且以觸犯時諱而喪失生命。
所以曆代史官，大抵變亂是非，曲筆阿時。
見皇帝則曰“神聖”，見反對皇帝者則曰“盜賊”，簡直變成了統治階級的紀功錄。
像這樣專捧統治階級而以人民為敵的曆史，當然不可信。
至于正史以外之别史、雜史等，則系私家著述，這一類的著述，并不向政府送審，他能盡量地寫出所見所聞，所以較為真實。
總之，就史料的價值而論，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諸史，正史以外之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書。
為了要使中國的曆史獲得更具體更正确之說明，我們就必須從中國的文獻中，進行史料之廣泛地搜求，從正史中，從正史以外之諸史中，從史部以外之群書中，去發掘史料，提煉史料。
隻有掌握了更豐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國的曆史，在史料的總和中，顯出它的大勢；在史料的分析中，顯出它的細節；在史料的升華中，顯出它的發展法則。
二 正史 首先說到廿四史，即中國史部群書中之所謂正史。
這部書，既非成于一時，更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是曆代積累起來的一部官史。
其中成于漢者二，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是也。
成于晉者一，陳壽《三國志》是也。
成于南北朝者四，宋範晔《後漢書》、梁沈約《宋書》、梁蕭子顯《南齊書》、北齊魏收《魏書》是也。
成于唐者八，房玄齡《晉書》、姚思廉《梁書》、《陳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征《隋書》、李延壽《南史》、《北史》是也。
成于五代者一，後晉劉桒《舊唐書》是也。
成于宋者三，薛居正《舊五代史》、歐陽修《新唐書》、《新五代史》是也。
成于元者三，脫脫《宋史》、《遼史》、《金史》是也。
成于明者一，宋濂《元史》是也。
成于清者一，張廷玉《明史》是也。
以成書的年代而論，大抵皆系後代撰前代之史。
但其中亦有例外，如劉宋撰《後漢書》，唐撰《晉書》，則朝代隔越。
特别是司馬遷的《史記》上溯殷周，遠至傳說時代之五帝，更系以後代之人而追溯遠古。
即因這部書是曆史積累起來的，所以在唐代隻有三史，即《史記》、《漢書》、《三國志》，而成于南北朝的諸史，尚未列入正史。
到宋代，始将宋及其以前所成的諸史列于正史，合為十七史，而《舊唐書》、《舊五代史》，尚不在正史之内。
至于明，又加入宋、遼、金、元四史，而有廿一史。
到清代，再加入《明史》及《舊唐書》、《舊五代史》，始足成今日之所謂廿四史。
晚近又以柯劭忞《新元史》列入正史，增為廿五史。
他日再加入《清史》，就有廿六史了。
廿四史，中國曆來皆稱為正史。
但在我看來，與其稱之曰史，不如稱之曰“史料集成”。
第一，以體裁而論，雖皆為紀傳體，而且其中最大多數皆系紀傳體的斷代史，但其中亦有紀傳體的通史。
如司馬遷的《史記》，則上起五帝，下迄漢武；李延壽的《南史》，則系宋、齊、梁、陳四朝的通史；《北史》，則系北魏、北齊、北周、隋代四朝的通史。
通史與斷代史雜湊，以緻體裁不一。
第二，即以紀傳體而論，亦不盡合于規律。
所謂紀傳體，即以本紀、世家、列傳、書志、年表合而成書。
但《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皆無書志，《隋書》本亦無志，今志乃合梁、陳、齊、周、隋并撰者。
而《後漢書》、《三國志》、《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舊《五代史》，皆無表。
第三，以史實的系列而論，則重複互見。
其中有全部重複者，如《南史》之于宋、齊、梁、陳書，《北史》之于魏、齊、周、隋書，《新唐書》之于《舊唐書》，《新五代史》之于《舊五代史》是也。
亦有局部重複者，如《漢書》紀漢武以前的史實，完全抄錄《史記》原文是也。
又如于朝代交替之間的史實，前史已書，而後史必錄。
如東漢末群雄，《後漢書》有列傳，《三國志》亦有列傳。
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之事迹，已見于《魏志》，而《晉書》又重為之紀。
此外，當割據或偏安之際，同時并世的諸王朝，各有史書，而同一史實既見此史，又出彼史。
如宋、齊、梁、陳書之于魏、北齊、周、隋書，《南史》之于《北史》，《宋史》之于遼、金、元史，其中重出互見之史實，不可勝舉。
至于論“夷狄”，則必追其本系，于是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于槃瓠；高句骊以魚橋複濟，吐谷渾因馬鬥徙居等語，前史已載，後史再抄，重床疊被，千篇一律。
因而以時間系列而論，亦未能前後緊密相含。
第四，因為廿四史都是用紀傳體的方法寫的，所謂紀傳體，即以事系人的體裁。
這種體裁用以保存史料，不失為方法之一。
若用以寫著曆史，則紀一史實，必至前後隔越，彼此錯陳。
因為一人不僅作一事，一事又非一人所作，若以事系人，勢必将一個史實分列于與此事有關之諸人的傳紀中，這樣，所有的史實都要被切為碎片。
所以我們在廿四史中，隻能看到許多孤立的曆史人物，看不到人與人的聯系。
隻能看到無數曆史的碎片，看不到一個史實的發展過程。
既無時間的系列，又無相互的關系。
所以我說廿四史不能稱為曆史，隻是一部史料的集成。
當作曆史，則班、馬之書，亦不敢妄許。
即當作史料，而廿四史中有一部分史料，也隻能當作代數學上的X。
是否正确，尚有待于新史料的證明。
其不可靠的原因，一般地說來，不外如次的幾點： 第一，循環論的觀點。
這種觀點，在《史記》中，已經彰明其義。
《曆書》曰：“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
”《高祖本紀》太史公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複始”。
《天官書》曰：“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
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
又說天變則依五星周轉，應于世變則為五行輪回。
所謂五行者，即土、木、金、水、火，亦曰五德。
中國的曆史，就是三五往複，五德終始，循環古今。
所以曆代受命之君，必于五德中有其一德而王，如某也以土德王，某也以木德王等等。
五行又配以五色，如蒼、赤、黃、白、黑，故以某德王者，則必尚某色。
如漢以火德王，色尚赤。
像這一類循環論的說法，充滿廿四史，并以此而演化為天命論。
如曆史家以秦之祖先為金德，色尚白，漢為火德，色尚赤，于是把漢高祖斬白蛇之事，附會為赤帝子斬白帝子。
又如劉秀繼西漢而王，其德不改，其色亦不改，故當其即位之際，有《赤伏符》自天而降。
又如公孫述，他根據王莽的新五德系統（五行相生）以為土生金。
（王莽自謂以土德王，色尚黃），他繼王莽之後，應為金德，金德王者色尚白，故自稱白帝。
這一類的鬼話，當然不可信。
第二，正統主義的立場。
廿四史，是以帝王為中心的曆史，帝王本紀，是全部曆史的綱領。
所以在任何時代，都必須要找到一個皇帝，而尊之曰“神聖”，替這個皇帝作本紀，替屬于這個皇帝的貴族作世家，官僚、地主、商人作列傳。
任何人，不管他的理由如何，隻要反對這個“神聖”，他就被指為叛逆，為盜賊。
“神聖”可以反道敗德，荒淫無恥，乃至殺人放火，史書上不過說他“略有遜德”，甚至美之曰“為民除暴”。
反之，反對“神聖”的人民，如果殺了幾個貪官污吏，史書上便大書特書，說他們不僅是殺人魔王，而且是吃人大王。
但是他們有時也自相矛盾，即當他們找不到“神聖”的時候，則他們認為是盜賊、叛逆乃至夷狄，皆可以奉之為“神聖”。
如朱溫在《唐書》為盜賊，在《五代史》遂為“神聖”。
燕王棣在同一《明史》，前為叛逆而後為“神聖”。
北魏、北齊、北周之君，《南史》指為索虜，而《北史》則尊為“神聖”。
五代之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皆沙陀之裔，在《五代史》上皆尊為“神聖”。
遼、金、元初諸帝，《宋史》稱之曰賊、曰虜、曰寇，而在遼、金、元史中，則皆為某祖、某宗、某皇帝了。
趙爾巽主編之《清史稿》，對于清朝諸帝，亦無不稱為祖、宗，尊為神聖；對于太平天國，則曰發匪，對于幫助清朝屠殺中國人民的漢奸曾國藩，反而恭維備至。
至于某一時代神聖太多，則于諸神聖中，擇一神聖，而曰此乃正統之神聖，其餘則指為僭僞。
如《三國志》以魏為正統，而以吳、蜀為僭僞[5]；新舊《五代史》以梁、唐、晉、漢、周為正統，而以其餘為僭僞[6]。
像這樣今日叛逆，明日帝王；今日盜賊，明日神聖；今日夷狄，明日祖、宗，以及甲為正統、乙為僭僞的胡說，充滿廿四史。
而且由此而展開“成王敗寇”的書法。
如楚漢之際，項羽實曾分裂天下而王諸侯，但以結局失敗，而史家遂謂司馬遷不應列項羽于本紀。
如西漢之末，劉玄實曾為更始皇帝，亦以結局失敗，而《後漢書》遂不列劉玄于本紀。
此外，如李世民之與窦建德、王世充，朱元璋之與張士誠、陳友諒，清順治之與李自成、張獻忠，其相去實不可以寸計；徒以成敗之故，而或為太祖、太宗，或為盜賊、流寇。
按之史實，豈為正論？所以我以為讀廿四史者，萬勿為正統主義以及由此而演繹的“成王敗寇”的書法所迷惑。
我們應該從假神聖中去找真盜賊，從假盜賊中去找真神聖。
第三，大漢族主義的傳統。
“内諸夏而外夷狄”，是春秋以來發生的一種狹義的民族思想。
這種思想，也充滿了廿四史。
一部廿四史，都是以大漢族為中心，對于國内其他諸種族的曆史活動，或列于四夷列傳，或完全沒有記錄，如《三國志》之《蜀志》、《吳志》，以及《陳書》、《北齊書》，皆無四夷列傳。
其有四夷列傳者，記錄亦極疏略，必其民族與中原王朝發生戰争或重大交涉，始能一現。
至于對各民族之淵源及其自己的發展，則無有系統之記載；有之，則不是把各民族拉扯為漢族的支裔，以圖否定其民族，便是對其他民族加以侮辱。
前者如謂匈奴為夏桀之後，朝鮮為箕子之裔；後者如謂北狄為犬羊之族，南蠻為蟲豸之屬。
又如述漢族之侵略四國，則曰王化廣被，聲教遠播；反之，若其他民族向中原發展，如匈奴隻要越過長城，西羌隻要轉入甘肅，東胡隻要西向遼東，南蠻隻要走出崇山峻嶺，便指為叛變，為入寇。
又如漢族明明向外族獻美女，納歲貢，乃至稱臣稱侄，而美其名曰“懷柔”；反之，其他諸民族，明明是來至中原進行貿易，而必曰“四夷來王”。
諸如此類的偏見不可勝舉，假使
月前複旦大學文學院約我作一次學術講演，我就講《史料與曆史科學》這個問題。
惟講演時，為時間所限，不能作較詳之發揮。
近因書店之約，要我寫一本關于史料學方面的小冊子，我就開始把這次的講演稿加以整理，計有三篇：一、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二、中國考古學上的史料；三、與收集整理史料有關的各種學問。
現在我還隻寫成《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一篇；其餘兩篇，假如我的生活不發生變動，也想繼續寫出來。
翦伯贊 1945年8月2日 一 導言 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真是浩如煙海，學者往往窮畢生之力，而莫測涯際。
即以一部廿四史而論，就有三千二百四十二卷，其卷帙之浩繁，已足令人望洋興歎。
而況廿四史尚不過是史部[1]諸史中之所謂正史。
在史部中，除正史以外，尚有編年史、紀事本末、别史、雜史、實錄、典制、方志、譜牒及筆記等，其數量更百倍千倍于所謂正史[2]。
又況用曆史學的眼光看，不僅史部諸書才是史料，一切史部以外的文獻，都含有史料。
章實齋曰：“六經皆史”，此說甚是；但仍不足以概括史料的範圍。
我們若更廣義地說，則何止“六經皆史”，“諸子亦史”，“諸詩集、文集、詞選、曲錄、傳奇、小說亦史”，乃至政府檔案、私人信劄、碑銘、墓志、道書、佛典、契約賬簿、雜志報紙、傳單廣告以及一切文字的記錄，無一不是史料。
若并此等史料而合計之，其數量又百倍千倍于史部的文獻。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之豐富，正如一座無盡的礦山，其中蘊藏着不可以數計的寶物。
這座“史料的礦山”，在過去，雖曾有不少的人開采過，但都是用的手工業方法，器械不利，發掘不深，因而并沒有觸到史料之主要的礦脈。
例如史部以外之群書上的史料，特别是曆代以來文藝作品中的史料，并沒有系統地發掘出來，應用于曆史的說明。
至于四部以外的文字記錄，則更不曾把我們當作史料而引用。
但是，就史料的價值而論，則史部以外之群書上的史料，其可靠性高于史部諸史上的史料。
因為史部諸史，是有意當作史料而寫的，其寫作的動機，則抱着一種主觀的目的。
例如對某一史實或人物執行褒貶，所謂《春秋》書法。
就是主觀意識之發揮。
這種主觀意識之滲入，當然要使史實受到程度不同的歪曲，乃至塗改，以緻減少了史料的真實性[3]。
至于史部以外的群書，則并非有意為了保存某種史料而寫的，而是無意中保留了或反映出若幹的史料，這樣無意中保留着或反映出的史實，當然要比較真切。
固然，在史部以外的群書中，其行文記事，也夾雜着主觀的意識，特别是各種文藝作品，如詩詞、詩賦、小說之類，甚至還具有比史部諸書更多的主觀意識。
但是在這一類書籍中所表現的主觀意識之本身，就是客觀現實之反映；因而他不但不破壞史料的真實，反而可以從側面反映出更真實的史料。
再就史部諸書而論，則正史上的史料，較之正史以外之諸史，如别史、雜史等中的史料，其可靠性更少。
其中原因甚多，而最主要的原因，則因為所謂正史，都是官撰的史書。
中國之設史官，由來已久[4]。
但自東漢以前，史書撰著，皆出自一家。
如司馬遷之著《史記》，班固之著《漢書》，雖以史官而著史，尚屬一家之言。
自東漢開東觀，大集群儒，遂開集體官撰之始。
自唐以降，曆代政府，皆設置史館，派貴臣為監修；史官記住，皆取禀監修，始能着筆。
自是以後，修史者在政治的限制之下，完全喪失了記錄史實的自由，而所謂正史，幾乎都是曆代政府監督之下寫成的，至少也是經過政府的審查，認為合法的。
雖然大部分正史，都是後代編前代之事，但其資為根據的史料，則系前代的實錄及官書，此種實錄及官書，皆成于當代人之手。
以當代之人，記錄當代之事，當然不允許暴露當時社會的黑暗，特别是統治階級的罪惡。
否則就要遇到危險，如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仇貴族；而吳之韋曜，魏之崔浩，且以觸犯時諱而喪失生命。
所以曆代史官，大抵變亂是非，曲筆阿時。
見皇帝則曰“神聖”，見反對皇帝者則曰“盜賊”，簡直變成了統治階級的紀功錄。
像這樣專捧統治階級而以人民為敵的曆史，當然不可信。
至于正史以外之别史、雜史等，則系私家著述，這一類的著述，并不向政府送審，他能盡量地寫出所見所聞，所以較為真實。
總之，就史料的價值而論，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諸史，正史以外之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書。
為了要使中國的曆史獲得更具體更正确之說明，我們就必須從中國的文獻中，進行史料之廣泛地搜求，從正史中，從正史以外之諸史中，從史部以外之群書中，去發掘史料，提煉史料。
隻有掌握了更豐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國的曆史，在史料的總和中，顯出它的大勢；在史料的分析中，顯出它的細節；在史料的升華中，顯出它的發展法則。
二 正史 首先說到廿四史，即中國史部群書中之所謂正史。
這部書，既非成于一時，更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是曆代積累起來的一部官史。
其中成于漢者二，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是也。
成于晉者一，陳壽《三國志》是也。
成于南北朝者四，宋範晔《後漢書》、梁沈約《宋書》、梁蕭子顯《南齊書》、北齊魏收《魏書》是也。
成于唐者八，房玄齡《晉書》、姚思廉《梁書》、《陳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征《隋書》、李延壽《南史》、《北史》是也。
成于五代者一，後晉劉桒《舊唐書》是也。
成于宋者三，薛居正《舊五代史》、歐陽修《新唐書》、《新五代史》是也。
成于元者三，脫脫《宋史》、《遼史》、《金史》是也。
成于明者一，宋濂《元史》是也。
成于清者一，張廷玉《明史》是也。
以成書的年代而論，大抵皆系後代撰前代之史。
但其中亦有例外，如劉宋撰《後漢書》，唐撰《晉書》，則朝代隔越。
特别是司馬遷的《史記》上溯殷周，遠至傳說時代之五帝，更系以後代之人而追溯遠古。
即因這部書是曆史積累起來的，所以在唐代隻有三史，即《史記》、《漢書》、《三國志》，而成于南北朝的諸史，尚未列入正史。
到宋代，始将宋及其以前所成的諸史列于正史，合為十七史，而《舊唐書》、《舊五代史》，尚不在正史之内。
至于明，又加入宋、遼、金、元四史，而有廿一史。
到清代，再加入《明史》及《舊唐書》、《舊五代史》，始足成今日之所謂廿四史。
晚近又以柯劭忞《新元史》列入正史，增為廿五史。
他日再加入《清史》，就有廿六史了。
廿四史，中國曆來皆稱為正史。
但在我看來，與其稱之曰史，不如稱之曰“史料集成”。
第一，以體裁而論，雖皆為紀傳體，而且其中最大多數皆系紀傳體的斷代史，但其中亦有紀傳體的通史。
如司馬遷的《史記》，則上起五帝，下迄漢武；李延壽的《南史》，則系宋、齊、梁、陳四朝的通史；《北史》，則系北魏、北齊、北周、隋代四朝的通史。
通史與斷代史雜湊，以緻體裁不一。
第二，即以紀傳體而論，亦不盡合于規律。
所謂紀傳體，即以本紀、世家、列傳、書志、年表合而成書。
但《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皆無書志，《隋書》本亦無志，今志乃合梁、陳、齊、周、隋并撰者。
而《後漢書》、《三國志》、《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舊《五代史》，皆無表。
第三，以史實的系列而論，則重複互見。
其中有全部重複者，如《南史》之于宋、齊、梁、陳書，《北史》之于魏、齊、周、隋書，《新唐書》之于《舊唐書》，《新五代史》之于《舊五代史》是也。
亦有局部重複者，如《漢書》紀漢武以前的史實，完全抄錄《史記》原文是也。
又如于朝代交替之間的史實，前史已書，而後史必錄。
如東漢末群雄，《後漢書》有列傳，《三國志》亦有列傳。
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之事迹，已見于《魏志》，而《晉書》又重為之紀。
此外，當割據或偏安之際，同時并世的諸王朝，各有史書，而同一史實既見此史，又出彼史。
如宋、齊、梁、陳書之于魏、北齊、周、隋書，《南史》之于《北史》，《宋史》之于遼、金、元史，其中重出互見之史實，不可勝舉。
至于論“夷狄”，則必追其本系，于是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于槃瓠；高句骊以魚橋複濟，吐谷渾因馬鬥徙居等語，前史已載，後史再抄，重床疊被，千篇一律。
因而以時間系列而論，亦未能前後緊密相含。
第四，因為廿四史都是用紀傳體的方法寫的，所謂紀傳體，即以事系人的體裁。
這種體裁用以保存史料，不失為方法之一。
若用以寫著曆史，則紀一史實，必至前後隔越，彼此錯陳。
因為一人不僅作一事，一事又非一人所作，若以事系人，勢必将一個史實分列于與此事有關之諸人的傳紀中，這樣，所有的史實都要被切為碎片。
所以我們在廿四史中，隻能看到許多孤立的曆史人物，看不到人與人的聯系。
隻能看到無數曆史的碎片，看不到一個史實的發展過程。
既無時間的系列，又無相互的關系。
所以我說廿四史不能稱為曆史，隻是一部史料的集成。
當作曆史，則班、馬之書，亦不敢妄許。
即當作史料，而廿四史中有一部分史料，也隻能當作代數學上的X。
是否正确，尚有待于新史料的證明。
其不可靠的原因，一般地說來，不外如次的幾點： 第一，循環論的觀點。
這種觀點，在《史記》中，已經彰明其義。
《曆書》曰：“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
”《高祖本紀》太史公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複始”。
《天官書》曰：“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
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
又說天變則依五星周轉，應于世變則為五行輪回。
所謂五行者，即土、木、金、水、火，亦曰五德。
中國的曆史，就是三五往複，五德終始，循環古今。
所以曆代受命之君，必于五德中有其一德而王，如某也以土德王，某也以木德王等等。
五行又配以五色，如蒼、赤、黃、白、黑，故以某德王者，則必尚某色。
如漢以火德王，色尚赤。
像這一類循環論的說法，充滿廿四史，并以此而演化為天命論。
如曆史家以秦之祖先為金德，色尚白，漢為火德，色尚赤，于是把漢高祖斬白蛇之事，附會為赤帝子斬白帝子。
又如劉秀繼西漢而王，其德不改，其色亦不改，故當其即位之際，有《赤伏符》自天而降。
又如公孫述，他根據王莽的新五德系統（五行相生）以為土生金。
（王莽自謂以土德王，色尚黃），他繼王莽之後，應為金德，金德王者色尚白，故自稱白帝。
這一類的鬼話，當然不可信。
第二，正統主義的立場。
廿四史，是以帝王為中心的曆史，帝王本紀，是全部曆史的綱領。
所以在任何時代，都必須要找到一個皇帝，而尊之曰“神聖”，替這個皇帝作本紀，替屬于這個皇帝的貴族作世家，官僚、地主、商人作列傳。
任何人，不管他的理由如何，隻要反對這個“神聖”，他就被指為叛逆，為盜賊。
“神聖”可以反道敗德，荒淫無恥，乃至殺人放火，史書上不過說他“略有遜德”，甚至美之曰“為民除暴”。
反之，反對“神聖”的人民，如果殺了幾個貪官污吏，史書上便大書特書，說他們不僅是殺人魔王，而且是吃人大王。
但是他們有時也自相矛盾，即當他們找不到“神聖”的時候，則他們認為是盜賊、叛逆乃至夷狄，皆可以奉之為“神聖”。
如朱溫在《唐書》為盜賊，在《五代史》遂為“神聖”。
燕王棣在同一《明史》，前為叛逆而後為“神聖”。
北魏、北齊、北周之君，《南史》指為索虜，而《北史》則尊為“神聖”。
五代之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皆沙陀之裔，在《五代史》上皆尊為“神聖”。
遼、金、元初諸帝，《宋史》稱之曰賊、曰虜、曰寇，而在遼、金、元史中，則皆為某祖、某宗、某皇帝了。
趙爾巽主編之《清史稿》，對于清朝諸帝，亦無不稱為祖、宗，尊為神聖；對于太平天國，則曰發匪，對于幫助清朝屠殺中國人民的漢奸曾國藩，反而恭維備至。
至于某一時代神聖太多，則于諸神聖中，擇一神聖，而曰此乃正統之神聖，其餘則指為僭僞。
如《三國志》以魏為正統，而以吳、蜀為僭僞[5]；新舊《五代史》以梁、唐、晉、漢、周為正統，而以其餘為僭僞[6]。
像這樣今日叛逆，明日帝王；今日盜賊，明日神聖；今日夷狄，明日祖、宗，以及甲為正統、乙為僭僞的胡說，充滿廿四史。
而且由此而展開“成王敗寇”的書法。
如楚漢之際，項羽實曾分裂天下而王諸侯，但以結局失敗，而史家遂謂司馬遷不應列項羽于本紀。
如西漢之末，劉玄實曾為更始皇帝，亦以結局失敗，而《後漢書》遂不列劉玄于本紀。
此外，如李世民之與窦建德、王世充，朱元璋之與張士誠、陳友諒，清順治之與李自成、張獻忠，其相去實不可以寸計；徒以成敗之故，而或為太祖、太宗，或為盜賊、流寇。
按之史實，豈為正論？所以我以為讀廿四史者，萬勿為正統主義以及由此而演繹的“成王敗寇”的書法所迷惑。
我們應該從假神聖中去找真盜賊，從假盜賊中去找真神聖。
第三，大漢族主義的傳統。
“内諸夏而外夷狄”，是春秋以來發生的一種狹義的民族思想。
這種思想，也充滿了廿四史。
一部廿四史，都是以大漢族為中心，對于國内其他諸種族的曆史活動，或列于四夷列傳，或完全沒有記錄，如《三國志》之《蜀志》、《吳志》，以及《陳書》、《北齊書》，皆無四夷列傳。
其有四夷列傳者，記錄亦極疏略，必其民族與中原王朝發生戰争或重大交涉，始能一現。
至于對各民族之淵源及其自己的發展，則無有系統之記載；有之，則不是把各民族拉扯為漢族的支裔，以圖否定其民族，便是對其他民族加以侮辱。
前者如謂匈奴為夏桀之後，朝鮮為箕子之裔；後者如謂北狄為犬羊之族，南蠻為蟲豸之屬。
又如述漢族之侵略四國，則曰王化廣被，聲教遠播；反之，若其他民族向中原發展，如匈奴隻要越過長城，西羌隻要轉入甘肅，東胡隻要西向遼東，南蠻隻要走出崇山峻嶺，便指為叛變，為入寇。
又如漢族明明向外族獻美女，納歲貢，乃至稱臣稱侄，而美其名曰“懷柔”；反之，其他諸民族，明明是來至中原進行貿易，而必曰“四夷來王”。
諸如此類的偏見不可勝舉，假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