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泛濫中之史學的反動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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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在中國史學的領域中，有一種複古的傾向。
這種複古的傾向，表現于有人企圖把中國的史學研究，拉回古典學派的道路。
這裡所謂古典學派，即指乾嘉學派的“末流之末流”。
我要着重地指出，這種複古的傾向，是中國史學向前發展中的一個反動。
這種反動，不是幾個抱殘守缺的學究之個人的行動，而是“當作一個階級的愚民政策”之一部而出現。
這個階級，現在正向全國的人民宣戰，他們企圖用資本主義的武器，保衛封建的統治，因而史學的複古運動者，也就企圖以腐朽的古典學派作武器，進攻科學曆史學派的城堡。
文化的複古與政治的反動是分不開的。
有王莽的篡漢便有劉歆出現為新莽王朝的國師，替王莽竄亂經傳，以說明王莽篡漢之符合于聖人的教義。
劉歆雖然和王莽一同埋葬了，但“劉歆型”的文化奴才，直到現在依然存在。
這說明了隻要有人想做王莽，就有人願做劉歆。
今天中國雖不是王莽的時代，然而卻有人想做王莽的事業。
因而文化的複古，還是當前重要政治任務。
具體的事實指示出來，早在抗戰期間，學術的複古就在不斷地蠢動，特别是史學的複古。
因為現實的鬥争在史學中反映得格外強烈，格外鮮明。
我記得在抗戰的首都重慶，曾經召開過一次所謂“全國曆史學會”。
在這次會議中，應诏而至者有二百以上大學和專科的史學教授。
這個會議的目的，就是要組成一個古典派的史學陣容，以對抗科學的曆史學派。
不幸因為缺少一個領導人物，這次會議算是白開了。
抗戰結束，内戰展開，政治反動日益強烈，因而史學複古的要求更加迫切。
恰好這時就有劉歆那樣的文化奴才從美國回來，自告奮勇，于是醞釀已久的史學複古運動終于展開了。
說到這位複古運動的領導者，大家應該記得，他在五四運動前後，曾經揭起實驗主義的旗幟以與古典派為敵。
現在為什麼又轉而投到古典派的旗幟下呢？很明白，這不是他個人興趣的轉換，而是他前後的政治任務不同。
在“五四”前後，中國市民階級和美帝國主義的共同敵人是封建殘餘。
當作一個市民學者或文化買辦，他的文化任務，當然是反對作為封建殘餘的意識形态的古典派。
現在，中、美兩國反動派之共同的敵人，是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因而當作一個共同的文化奴才，他的任務自然是糾合一切保
這種複古的傾向，表現于有人企圖把中國的史學研究，拉回古典學派的道路。
這裡所謂古典學派，即指乾嘉學派的“末流之末流”。
我要着重地指出，這種複古的傾向，是中國史學向前發展中的一個反動。
這種反動，不是幾個抱殘守缺的學究之個人的行動，而是“當作一個階級的愚民政策”之一部而出現。
這個階級，現在正向全國的人民宣戰，他們企圖用資本主義的武器，保衛封建的統治，因而史學的複古運動者，也就企圖以腐朽的古典學派作武器，進攻科學曆史學派的城堡。
文化的複古與政治的反動是分不開的。
有王莽的篡漢便有劉歆出現為新莽王朝的國師，替王莽竄亂經傳，以說明王莽篡漢之符合于聖人的教義。
劉歆雖然和王莽一同埋葬了，但“劉歆型”的文化奴才，直到現在依然存在。
這說明了隻要有人想做王莽，就有人願做劉歆。
今天中國雖不是王莽的時代，然而卻有人想做王莽的事業。
因而文化的複古，還是當前重要政治任務。
具體的事實指示出來，早在抗戰期間，學術的複古就在不斷地蠢動，特别是史學的複古。
因為現實的鬥争在史學中反映得格外強烈，格外鮮明。
我記得在抗戰的首都重慶，曾經召開過一次所謂“全國曆史學會”。
在這次會議中，應诏而至者有二百以上大學和專科的史學教授。
這個會議的目的，就是要組成一個古典派的史學陣容，以對抗科學的曆史學派。
不幸因為缺少一個領導人物，這次會議算是白開了。
抗戰結束，内戰展開，政治反動日益強烈，因而史學複古的要求更加迫切。
恰好這時就有劉歆那樣的文化奴才從美國回來，自告奮勇，于是醞釀已久的史學複古運動終于展開了。
說到這位複古運動的領導者，大家應該記得，他在五四運動前後，曾經揭起實驗主義的旗幟以與古典派為敵。
現在為什麼又轉而投到古典派的旗幟下呢？很明白，這不是他個人興趣的轉換，而是他前後的政治任務不同。
在“五四”前後，中國市民階級和美帝國主義的共同敵人是封建殘餘。
當作一個市民學者或文化買辦，他的文化任務，當然是反對作為封建殘餘的意識形态的古典派。
現在，中、美兩國反動派之共同的敵人，是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因而當作一個共同的文化奴才，他的任務自然是糾合一切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