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打破王朝體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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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算什麼壞習慣，我們就用不着把它們從中國曆史上去掉。
如果說王朝有些封建氣味，那麼公元和世紀還帶有基督教的氣味。
也許有人說，正因為王朝帶有國别的性質，不是世界史上通用的時代符号，所以不如用公元或世紀，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準确性。
我完全同意在中國通史中使用公元或世紀，但我建議除了公元和世紀以外，還要保留王朝的稱号。
當然，這不是說在任何地方都要寫上王朝的稱号，隻是說需要用王朝的稱号加強時間概念的地方最好寫上王朝。
很明白，對于某一個特定的國家的古史來說，那個國家的王朝稱号，比之公元和世紀是一種更為明确的時代符号，因為王朝所指示的時間不是一般的時間、空洞的時間，而是被一種特定的曆史内容充實了的時間。
例如，說公元581年到公元907年，或者說6世紀末到10世紀初，那隻是一般的空洞的時間概念。
如果加上隋唐時代，則公元和世紀就具有中國曆史的内容了。
所以寫上王朝的稱号，隻有好處，沒有壞處。
第三，作為時代的稱号，王朝的稱号和公元與世紀一樣并不妨礙我們去發現曆史規律性。
妨礙我們發現曆史規律性的，是以帝王為中心的思想體系，不是王朝的稱号。
也許有人說，王朝替我們在曆史上劃出了一些不必要的段落，有些王朝更替并不表現社會經濟的變革，例如宋、齊、梁、陳就是如此。
另一方面，在曆史上應該劃分段落的時候，王朝又沒有更替，例如鴉片戰争以前和鴉片戰争以後的中國社會顯然起了本質上的變革，而清朝并沒有因為這種變革而垮台。
這種情況就替史學家帶來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這的确是麻煩，但我以為史學家應該承擔這種麻煩。
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要從這種當斷不斷，不當斷而斷的錯綜複雜的曆史事實中，找出整個曆史發展的脈絡、傾向及其規律性。
馬克思、恩格斯、列甯和毛主席，在叙述事件的曆史進程時，常常使用王朝或國王的紀年。
例如馬克思在《拿破侖霧月政變記》中，用過“複辟王朝時代”，也用過“第二波拿巴時代”、“拿破侖時代”等等。
在《法蘭西内戰》中，用過“七月王朝時代”，也用過“路易斐立普時代”。
在《資本論》第一卷《所謂原始積累》一章中，用過很多國王治世的年代作為時代的符号。
如“亨利七世以來”、“在亨利八世治下的第二七年”、“伊利薩伯治下的第一八年”、“路易十六世初期”、“愛德華三世治下1349年”、“喬治二世時代”、“斐特烈二世時代”等等。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用過“塔西佗時代”、“凱撒時代”、“英雄時代的希臘人”、“帝政時代的羅馬人”等等。
列甯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一文中，也用過“莫斯科皇朝時代”。
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一文中，也用王朝作時代的符号，如“秦以前的一個時代”、“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當他叙述中國曆史上的農民革命領導人物時，用了秦、漢、隋、唐、宋、元、明、清等王朝。
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也用過“自周秦以來”。
這些例子，充分地證明了王朝的稱号不會妨礙我們對曆史進行科學的分析，也不
如果說王朝有些封建氣味，那麼公元和世紀還帶有基督教的氣味。
也許有人說，正因為王朝帶有國别的性質，不是世界史上通用的時代符号，所以不如用公元或世紀，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準确性。
我完全同意在中國通史中使用公元或世紀，但我建議除了公元和世紀以外，還要保留王朝的稱号。
當然，這不是說在任何地方都要寫上王朝的稱号，隻是說需要用王朝的稱号加強時間概念的地方最好寫上王朝。
很明白，對于某一個特定的國家的古史來說，那個國家的王朝稱号，比之公元和世紀是一種更為明确的時代符号，因為王朝所指示的時間不是一般的時間、空洞的時間，而是被一種特定的曆史内容充實了的時間。
例如，說公元581年到公元907年，或者說6世紀末到10世紀初，那隻是一般的空洞的時間概念。
如果加上隋唐時代，則公元和世紀就具有中國曆史的内容了。
所以寫上王朝的稱号，隻有好處，沒有壞處。
第三，作為時代的稱号，王朝的稱号和公元與世紀一樣并不妨礙我們去發現曆史規律性。
妨礙我們發現曆史規律性的，是以帝王為中心的思想體系，不是王朝的稱号。
也許有人說，王朝替我們在曆史上劃出了一些不必要的段落，有些王朝更替并不表現社會經濟的變革，例如宋、齊、梁、陳就是如此。
另一方面，在曆史上應該劃分段落的時候，王朝又沒有更替，例如鴉片戰争以前和鴉片戰争以後的中國社會顯然起了本質上的變革，而清朝并沒有因為這種變革而垮台。
這種情況就替史學家帶來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這的确是麻煩，但我以為史學家應該承擔這種麻煩。
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要從這種當斷不斷，不當斷而斷的錯綜複雜的曆史事實中，找出整個曆史發展的脈絡、傾向及其規律性。
馬克思、恩格斯、列甯和毛主席，在叙述事件的曆史進程時，常常使用王朝或國王的紀年。
例如馬克思在《拿破侖霧月政變記》中，用過“複辟王朝時代”，也用過“第二波拿巴時代”、“拿破侖時代”等等。
在《法蘭西内戰》中，用過“七月王朝時代”，也用過“路易斐立普時代”。
在《資本論》第一卷《所謂原始積累》一章中，用過很多國王治世的年代作為時代的符号。
如“亨利七世以來”、“在亨利八世治下的第二七年”、“伊利薩伯治下的第一八年”、“路易十六世初期”、“愛德華三世治下1349年”、“喬治二世時代”、“斐特烈二世時代”等等。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用過“塔西佗時代”、“凱撒時代”、“英雄時代的希臘人”、“帝政時代的羅馬人”等等。
列甯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一文中，也用過“莫斯科皇朝時代”。
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一文中，也用王朝作時代的符号，如“秦以前的一個時代”、“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當他叙述中國曆史上的農民革命領導人物時，用了秦、漢、隋、唐、宋、元、明、清等王朝。
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也用過“自周秦以來”。
這些例子，充分地證明了王朝的稱号不會妨礙我們對曆史進行科學的分析，也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