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處理若幹曆史問題的初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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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何處理曆史上的階級關系
階級矛盾和階級鬥争是曆史的動力，在寫曆史的時候，忽略了這一點就會犯原則性的錯誤。
階級矛盾有兩方面，不能隻寫一面。
要着重地寫革命，也要寫反革命。
矛盾不僅存在于敵對階級之間，也存在于同一階級内部各階層之間乃至同一階層内部各集團之間。
不要把階級矛盾簡單化，要着重地寫敵對階級間的矛盾，也要寫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
寫矛盾要分清主要與次要。
要着重地寫主要矛盾，也要寫次要矛盾，還要寫出它們的交織和轉化。
主要矛盾不同于基本矛盾，在階級社會，基本矛盾永遠是敵對階級間的矛盾。
這種矛盾，像一條紅線貫串着整個階級社會的曆史。
敵對階級間的矛盾常常是曆史上的主要矛盾，但主要矛盾不完全是敵對階級間的矛盾，它有時是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有時是民族間的矛盾。
不要把任何曆史時期的主要矛盾都說成是敵對階級間的矛盾。
農民戰争是封建社會的階級矛盾的最高表現形式，必須承認它對曆史所起的推動作用。
但農民戰争發生的時期有先有後，規模有大有小，持續的時間有長有短，對封建社會打擊的廣度和深度有輕有重，所起的作用也就各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論。
在經曆了一個大的農民戰争之後，封建統治階級為了恢複封建秩序，穩定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有時對農民做出一定程度的讓步，但不是對每一次農民戰争都讓步，他們對于那些小的局部的農民戰争是不會讓步的。
讓不讓，讓多少，這要決定于階級對抗的形勢，決定于農民戰争帶來的階級力量的對比的變化。
不要毫無分析地在每一次農民戰争之後，照例寫上一節封建統治階級的讓步。
農民反對封建壓迫、剝削，但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把封建當作一個制度來反對。
農民反對封建地主，但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把地主當作一個階級來反對。
農民反對封建皇帝，但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把皇權當作一個主義來反對。
說農民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把地主當作一個階級、把封建當作一個制度來反對，不等于說農民不反對封建制度、地主階級，隻是說他們是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反對的，或者說，農民所進行的反封建、反地主階級的階級鬥争是自發的，不是自覺的。
封建社會的農民的階級覺悟，還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壓迫和剝削他們的，不是個别的個人而是一個階級，一種制度，是不足為奇的。
資本主義初期的工人階級還是如此，他們反對的鋒芒，不是一開始就指向資本主義制度，而是指向機器。
一直到19世紀90年代，俄國的工人雖然已經感覺到他們同廠主利益的對抗，但工人當時還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他們的利益同整個現代社會政治制度的不可調和的矛盾。
說農民所進行的反封建、反地主階級的階級鬥争是自發的，并不排除在自發性中逐漸出現自覺性的萌芽，但在沒有工人階級領導以前，農民戰争基本上是自發的，不是自覺的。
農民能夠建立自己的政權，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在于這種政權的性質。
在我看來，在同樣的封建經濟基礎之上，不可能建立兩種性質不同的政權。
農民建立的政權，隻能是封建性的政權。
農民戰争的領袖人物，應該肯定，但不要把他們理想化，現代化，以至把他們說得和現代無産階級的革命領袖一樣。
由于曆史的局限性，他們是有缺點的。
不要因為他們有缺點就否定他們，也不要因為要肯定他們，就說他們沒有任何缺點。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但在農民戰争中曾經起過動員和組織的作用。
誇大宗教的作用是不對的，不承認宗教的作用，也不符合曆史事實。
正像皇權主義不是俄國農民戰争的特點一樣，宗教也不是德國農民戰争的特點。
道教、佛教、基督教都曾經被中國的農民利用為動員和組織的工具。
在寫農民戰争的時候，不要忘記農民戰争是發生在封建時代，不要忘記農民是小所有者，也不要忘記農民并不代表新的生産力。
應該曆史主義地對待農民戰争，不要強調農民戰争的落後性、盲目性，也不要誇大農民戰争的組織性和自覺性。
二 如何處理曆史上的民族關系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除漢族以外，還有很多民族。
作為一個民族，他們都是各為一個民族，但作為多民族國家的一個成員，他們都是中國人。
因此，我們寫中國曆史，要注意不要使漢族人民的曆史與中國其他各族人民的曆史相分離。
各民族一律平等，這是我們對待民族問題的原則。
離開這個原則，我們就要犯錯誤。
但應用這種原則去處理曆史上的民族關系，不是用簡單方法把不平等的民族關系從曆史上删去，或者從那些不平等的關系中挑選一些類似平等的個别史實來證明這個原則在中國古代就已經實現，更不是把曆史上的不平等的民族關系說成是平等的。
而是要揭露曆史上的不平等關系，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批判的态度，指出這些不平等的民族關系的曆史根源和實質。
民族矛盾，本質上是階級矛盾，必須用階級觀點去分析民族矛盾。
但用階級觀點去分析民族矛盾，不是要把曆史上的民族矛盾都說成是階級矛盾。
民族矛盾是階級矛盾在民族關系
階級矛盾有兩方面，不能隻寫一面。
要着重地寫革命，也要寫反革命。
矛盾不僅存在于敵對階級之間，也存在于同一階級内部各階層之間乃至同一階層内部各集團之間。
不要把階級矛盾簡單化，要着重地寫敵對階級間的矛盾，也要寫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
寫矛盾要分清主要與次要。
要着重地寫主要矛盾，也要寫次要矛盾，還要寫出它們的交織和轉化。
主要矛盾不同于基本矛盾，在階級社會，基本矛盾永遠是敵對階級間的矛盾。
這種矛盾，像一條紅線貫串着整個階級社會的曆史。
敵對階級間的矛盾常常是曆史上的主要矛盾，但主要矛盾不完全是敵對階級間的矛盾，它有時是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有時是民族間的矛盾。
不要把任何曆史時期的主要矛盾都說成是敵對階級間的矛盾。
農民戰争是封建社會的階級矛盾的最高表現形式，必須承認它對曆史所起的推動作用。
但農民戰争發生的時期有先有後，規模有大有小，持續的時間有長有短，對封建社會打擊的廣度和深度有輕有重，所起的作用也就各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論。
在經曆了一個大的農民戰争之後，封建統治階級為了恢複封建秩序，穩定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有時對農民做出一定程度的讓步，但不是對每一次農民戰争都讓步，他們對于那些小的局部的農民戰争是不會讓步的。
讓不讓，讓多少，這要決定于階級對抗的形勢，決定于農民戰争帶來的階級力量的對比的變化。
不要毫無分析地在每一次農民戰争之後，照例寫上一節封建統治階級的讓步。
農民反對封建壓迫、剝削，但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把封建當作一個制度來反對。
農民反對封建地主，但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把地主當作一個階級來反對。
農民反對封建皇帝，但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把皇權當作一個主義來反對。
說農民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把地主當作一個階級、把封建當作一個制度來反對，不等于說農民不反對封建制度、地主階級，隻是說他們是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反對的，或者說，農民所進行的反封建、反地主階級的階級鬥争是自發的，不是自覺的。
封建社會的農民的階級覺悟，還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壓迫和剝削他們的，不是個别的個人而是一個階級，一種制度，是不足為奇的。
資本主義初期的工人階級還是如此，他們反對的鋒芒，不是一開始就指向資本主義制度，而是指向機器。
一直到19世紀90年代，俄國的工人雖然已經感覺到他們同廠主利益的對抗，但工人當時還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他們的利益同整個現代社會政治制度的不可調和的矛盾。
說農民所進行的反封建、反地主階級的階級鬥争是自發的，并不排除在自發性中逐漸出現自覺性的萌芽，但在沒有工人階級領導以前，農民戰争基本上是自發的，不是自覺的。
農民能夠建立自己的政權，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在于這種政權的性質。
在我看來，在同樣的封建經濟基礎之上，不可能建立兩種性質不同的政權。
農民建立的政權，隻能是封建性的政權。
農民戰争的領袖人物，應該肯定，但不要把他們理想化，現代化，以至把他們說得和現代無産階級的革命領袖一樣。
由于曆史的局限性，他們是有缺點的。
不要因為他們有缺點就否定他們，也不要因為要肯定他們，就說他們沒有任何缺點。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但在農民戰争中曾經起過動員和組織的作用。
誇大宗教的作用是不對的，不承認宗教的作用，也不符合曆史事實。
正像皇權主義不是俄國農民戰争的特點一樣，宗教也不是德國農民戰争的特點。
道教、佛教、基督教都曾經被中國的農民利用為動員和組織的工具。
在寫農民戰争的時候，不要忘記農民戰争是發生在封建時代，不要忘記農民是小所有者，也不要忘記農民并不代表新的生産力。
應該曆史主義地對待農民戰争，不要強調農民戰争的落後性、盲目性，也不要誇大農民戰争的組織性和自覺性。
二 如何處理曆史上的民族關系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除漢族以外，還有很多民族。
作為一個民族，他們都是各為一個民族，但作為多民族國家的一個成員，他們都是中國人。
因此，我們寫中國曆史，要注意不要使漢族人民的曆史與中國其他各族人民的曆史相分離。
各民族一律平等，這是我們對待民族問題的原則。
離開這個原則，我們就要犯錯誤。
但應用這種原則去處理曆史上的民族關系，不是用簡單方法把不平等的民族關系從曆史上删去，或者從那些不平等的關系中挑選一些類似平等的個别史實來證明這個原則在中國古代就已經實現，更不是把曆史上的不平等的民族關系說成是平等的。
而是要揭露曆史上的不平等關系，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批判的态度，指出這些不平等的民族關系的曆史根源和實質。
民族矛盾，本質上是階級矛盾，必須用階級觀點去分析民族矛盾。
但用階級觀點去分析民族矛盾，不是要把曆史上的民族矛盾都說成是階級矛盾。
民族矛盾是階級矛盾在民族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