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上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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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光緒甲辰年（1904）的春天，三哥的肺病已到了很危險的時期，他決定到上海去醫治。
我母親也決定叫我跟他到上海去上學。
那時我名為十四歲，其實隻有十二歲有零。
這一次我和母親分别之後，十四年之中，我隻回家三次，和她在一塊的時候還不滿六個月。
她隻有我一個人，隻因為愛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腸，送我向遠地去求學。
臨别的時候，她裝出很高興的樣子，不曾掉一滴眼淚。
我就這樣出門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裡去尋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mdash&mdash孤零零的一個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隻是一個慈母的愛，一點點用功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
我在上海住了六年（1904&mdash1910），換了四個學校（梅溪學堂，澄衷學堂，中國公學，中國新公學）。
這是我一生的第二個段落。
我父親生平最佩服一個朋友&mdash&mdash上海張煥綸先生（字經甫）。
張先生是提倡新教育最早的人，他自己辦了一個梅溪書院，後來改為梅溪學堂。
二哥三哥都在梅溪書院住過，所以我到了上海也就進了梅溪學堂。
我隻見過張煥綸先生一次，不久他就死了。
現在談中國教育史的人，很少能知道這一位新教育的老先鋒了。
他死了二十二年之後，我在巴黎見着趙诒先生（字頌南，無錫人），他是張先生的得意學生，他說他在梅溪書院很久，最佩服張先生的人格，受他的感化最深。
他說，張先生教人的宗旨隻是一句話：“千萬不要僅僅做個自了漢。
”我坐在巴黎鄉間的草地上，聽着趙先生說話，想着趙先生夫婦的刻苦生活和奮鬥精神，&mdash&mdash這時候，我心裡想：“張先生的一句話影響了他的一個學生的一生，張先生的教育事業不算是失敗。
” 梅溪學堂的課程是很不完備的，隻有國文、算學、英文三項。
分班的标準是國文程度。
英文、算學的程度雖好，國文不到頭班，仍不能畢業。
國文到了頭班，英文、算學還很幼稚，卻可以畢業。
這個辦法雖然不算頂好，但這和當時教會學堂的偏重英文，都是過渡時代的特别情形。
我初到上海的時候，全不懂得上海話。
進學堂拜見張先生時，我穿着藍呢的夾袍，绛色呢大袖馬褂，完全是個鄉下人。
許多小學生圍攏來看我這鄉下人。
因為我不懂話，又不曾“開筆”做文章，所以暫時編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
班上讀的是文明書局的《蒙學讀本》，英文班上用《華英初階》，算學班上用《筆算數學》。
我是讀了許多古書的，現在讀《蒙學讀本》，自然毫不費力，所以有工夫專讀英文、算學。
這樣過了六個星期。
到了第四十二天，我的機會來了。
教《蒙學讀本》的沈先生大概也瞧不起這樣淺近的書，更料不到這班小孩子裡面有人站起來駁正他的錯誤。
這一天，他講的一課書裡有這樣一段引語： 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沈先生随口說這是《左傳》上的話。
我那時已勉強能說幾句上海話了，等他講完之後，我拿着書，走到他的桌邊，低聲對他說：“這個&lsquo傳曰&rsquo是《易經》的《系辭傳》，不是《左傳》。
”先生臉紅了，說：“侬讀過《易經》？”我說讀過。
他又問：“阿曾讀過别樣經書？”我說讀過《詩經》《書經》《禮記》。
他問我做過文章沒有，我說沒有做過。
他說：“我出個題目，撥侬做做試試看。
”他出了“孝弟說”三個字，我回到座位上，勉強寫了一百多字，交給先生看。
他看了對我說：“侬跟我來。
”我卷了書包，跟他下樓走到前廳。
前廳上東面是頭班，西面是二班。
沈先生到二班課堂上，對教員顧先生說了一些話，顧先生就叫我坐在末一排的桌子上。
我才知道我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做第二班的學生了。
可
我母親也決定叫我跟他到上海去上學。
那時我名為十四歲，其實隻有十二歲有零。
這一次我和母親分别之後，十四年之中，我隻回家三次，和她在一塊的時候還不滿六個月。
她隻有我一個人，隻因為愛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腸，送我向遠地去求學。
臨别的時候，她裝出很高興的樣子，不曾掉一滴眼淚。
我就這樣出門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裡去尋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mdash&mdash孤零零的一個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隻是一個慈母的愛，一點點用功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
我在上海住了六年（1904&mdash1910），換了四個學校（梅溪學堂，澄衷學堂，中國公學，中國新公學）。
這是我一生的第二個段落。
我父親生平最佩服一個朋友&mdash&mdash上海張煥綸先生（字經甫）。
張先生是提倡新教育最早的人，他自己辦了一個梅溪書院，後來改為梅溪學堂。
二哥三哥都在梅溪書院住過，所以我到了上海也就進了梅溪學堂。
我隻見過張煥綸先生一次，不久他就死了。
現在談中國教育史的人，很少能知道這一位新教育的老先鋒了。
他死了二十二年之後，我在巴黎見着趙诒先生（字頌南，無錫人），他是張先生的得意學生，他說他在梅溪書院很久，最佩服張先生的人格，受他的感化最深。
他說，張先生教人的宗旨隻是一句話：“千萬不要僅僅做個自了漢。
”我坐在巴黎鄉間的草地上，聽着趙先生說話，想着趙先生夫婦的刻苦生活和奮鬥精神，&mdash&mdash這時候，我心裡想：“張先生的一句話影響了他的一個學生的一生，張先生的教育事業不算是失敗。
” 梅溪學堂的課程是很不完備的，隻有國文、算學、英文三項。
分班的标準是國文程度。
英文、算學的程度雖好，國文不到頭班，仍不能畢業。
國文到了頭班，英文、算學還很幼稚，卻可以畢業。
這個辦法雖然不算頂好，但這和當時教會學堂的偏重英文，都是過渡時代的特别情形。
我初到上海的時候，全不懂得上海話。
進學堂拜見張先生時，我穿着藍呢的夾袍，绛色呢大袖馬褂，完全是個鄉下人。
許多小學生圍攏來看我這鄉下人。
因為我不懂話，又不曾“開筆”做文章，所以暫時編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
班上讀的是文明書局的《蒙學讀本》，英文班上用《華英初階》，算學班上用《筆算數學》。
我是讀了許多古書的，現在讀《蒙學讀本》，自然毫不費力，所以有工夫專讀英文、算學。
這樣過了六個星期。
到了第四十二天，我的機會來了。
教《蒙學讀本》的沈先生大概也瞧不起這樣淺近的書，更料不到這班小孩子裡面有人站起來駁正他的錯誤。
這一天，他講的一課書裡有這樣一段引語： 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沈先生随口說這是《左傳》上的話。
我那時已勉強能說幾句上海話了，等他講完之後，我拿着書，走到他的桌邊，低聲對他說：“這個&lsquo傳曰&rsquo是《易經》的《系辭傳》，不是《左傳》。
”先生臉紅了，說：“侬讀過《易經》？”我說讀過。
他又問：“阿曾讀過别樣經書？”我說讀過《詩經》《書經》《禮記》。
他問我做過文章沒有，我說沒有做過。
他說：“我出個題目，撥侬做做試試看。
”他出了“孝弟說”三個字，我回到座位上，勉強寫了一百多字，交給先生看。
他看了對我說：“侬跟我來。
”我卷了書包，跟他下樓走到前廳。
前廳上東面是頭班，西面是二班。
沈先生到二班課堂上，對教員顧先生說了一些話，顧先生就叫我坐在末一排的桌子上。
我才知道我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做第二班的學生了。
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