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上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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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正在歡喜的時候，擡頭一看，就得發愁了。
這一天是星期四，是作文的日子。
黑闆上寫着兩個題目： 論題：原日本之所由強。
經義題：古之為關也将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将以為暴。
我從來不知道“經義”是怎樣做的，所以想都不敢去想他。
可是日本在天南地北，我還不很清楚，這個“原日本之所由強”又從哪裡說起呢？既不敢去問先生，班上同學又沒有一個熟人，我心裡頗怪沈先生太魯莽，不應該把我升的這麼高，這麼快。
忽然學堂的茶房走到廳上來，對先生說了幾句話，呈上一張字條，先生看了字條，對我說，我家中有要緊事，派了人來領我回家，卷子可以帶回去做，下星期四交卷，我正在着急，聽了先生的話，抄了題目，逃出課堂，趕到門房，才知道三哥病危，二哥在漢口沒有回來，店裡（我家那時在上海南市開一個公義油棧）的管事慌了，所以趕人來領我回去。
我趕到店裡，三哥還能說話。
但不到幾個鐘頭，他就死了，死時他的頭還靠在我手腕上。
第三天，二哥從漢口趕到。
喪事辦了之後，我把升班的事告訴二哥，并且問他“原日本之所由強”一個題目應該參考一些什麼書。
二哥檢了《明治維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叢報彙編》&hellip&hellip一類的書，裝了一大籃，叫我帶回學堂去翻看。
費了幾天的工夫，才勉強湊了一篇論說交進去。
不久我也會做“經義”了。
幾個月之後，我居然算是頭班學生了，但英文還不曾讀完《華英初階》，算學還隻做到“利息”。
這一年梅溪學堂改為梅溪小學，年底要辦畢業第一班。
我們聽說學堂裡要送張在貞、王言、鄭璋和我四個人到上海道衙門去考試。
我和王、鄭二人都不願意去考試，都不等到考試日期，就離開學堂了。
為什麼我們不願受上海道的考試呢？這一年之中，我們都經過了思想上的一種激烈變動，都自命為“新人物”了。
二哥給我的一大籃子的“新書”，其中很多是梁啟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
這時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勢力的時代，他雖不曾明白提倡種族革命，卻在一班少年人的腦海裡種下了不少革命種子。
有一天，王言君借來了一本鄒容的《革命軍》，我們幾個人傳觀，都很受感動。
借來的書是要還人的，所以我們到了晚上，等舍監查夜過去之後，偷偷起來點着蠟燭，輪流抄了一本《革命軍》。
正在傳抄《革命軍》的少年，怎肯投到官廳去考試呢？ 這一年是日俄戰争的第一年。
上海的報紙上每天登着很詳細的戰事新聞，愛看報的少年學生都感覺絕大的興奮。
這時候中國的輿論和民衆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國，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
仇俄的心理增加了不少排滿的心理。
這一年，上海發生了幾件刺激人心的案子。
一件是革命黨萬福華在租界内槍擊前廣西巡撫王之春，因為王之春從前是個聯俄派。
一件是上海黃浦灘上一個甯波木匠周生有被一個俄國水兵無故砍殺。
這兩件事都引起上海報紙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現的《時報》，天天用簡短沉痛的時評替周生有喊冤，攻擊上海的官廳。
我們少年人初讀這種短評，沒有一個不受刺激的。
周生有案的判決使許多人失望。
我和王言、鄭璋三個人都恨極了上海道袁海觀，所以聯合寫了一封長信去痛罵他。
這封信是匿名的，但我們總覺得不願意去受他的考試。
所以我們三個人都離開梅溪學堂了。
（王言是黟縣人，後來不知下落了；鄭璋是潮陽人，後改名仲誠，畢業于複旦，不久病死。
） 二 我進的第二個學堂是澄衷學堂。
這學堂是甯波富商葉成忠先生創辦的，原來的目的是教育甯波的貧寒子弟；後來規模稍大，漸漸成了上海一個有名的私立學校，來學的人便不限止于甯波人了。
這時候的監督是章一山先生，總教是白振民先生。
白先生和我二哥是
這一天是星期四，是作文的日子。
黑闆上寫着兩個題目： 論題：原日本之所由強。
經義題：古之為關也将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将以為暴。
我從來不知道“經義”是怎樣做的，所以想都不敢去想他。
可是日本在天南地北，我還不很清楚，這個“原日本之所由強”又從哪裡說起呢？既不敢去問先生，班上同學又沒有一個熟人，我心裡頗怪沈先生太魯莽，不應該把我升的這麼高，這麼快。
忽然學堂的茶房走到廳上來，對先生說了幾句話，呈上一張字條，先生看了字條，對我說，我家中有要緊事，派了人來領我回家，卷子可以帶回去做，下星期四交卷，我正在着急，聽了先生的話，抄了題目，逃出課堂，趕到門房，才知道三哥病危，二哥在漢口沒有回來，店裡（我家那時在上海南市開一個公義油棧）的管事慌了，所以趕人來領我回去。
我趕到店裡，三哥還能說話。
但不到幾個鐘頭，他就死了，死時他的頭還靠在我手腕上。
第三天，二哥從漢口趕到。
喪事辦了之後，我把升班的事告訴二哥，并且問他“原日本之所由強”一個題目應該參考一些什麼書。
二哥檢了《明治維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叢報彙編》&hellip&hellip一類的書，裝了一大籃，叫我帶回學堂去翻看。
費了幾天的工夫，才勉強湊了一篇論說交進去。
不久我也會做“經義”了。
幾個月之後，我居然算是頭班學生了，但英文還不曾讀完《華英初階》，算學還隻做到“利息”。
這一年梅溪學堂改為梅溪小學，年底要辦畢業第一班。
我們聽說學堂裡要送張在貞、王言、鄭璋和我四個人到上海道衙門去考試。
我和王、鄭二人都不願意去考試，都不等到考試日期，就離開學堂了。
為什麼我們不願受上海道的考試呢？這一年之中，我們都經過了思想上的一種激烈變動，都自命為“新人物”了。
二哥給我的一大籃子的“新書”，其中很多是梁啟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
這時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勢力的時代，他雖不曾明白提倡種族革命，卻在一班少年人的腦海裡種下了不少革命種子。
有一天，王言君借來了一本鄒容的《革命軍》，我們幾個人傳觀，都很受感動。
借來的書是要還人的，所以我們到了晚上，等舍監查夜過去之後，偷偷起來點着蠟燭，輪流抄了一本《革命軍》。
正在傳抄《革命軍》的少年，怎肯投到官廳去考試呢？ 這一年是日俄戰争的第一年。
上海的報紙上每天登着很詳細的戰事新聞，愛看報的少年學生都感覺絕大的興奮。
這時候中國的輿論和民衆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國，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
仇俄的心理增加了不少排滿的心理。
這一年，上海發生了幾件刺激人心的案子。
一件是革命黨萬福華在租界内槍擊前廣西巡撫王之春，因為王之春從前是個聯俄派。
一件是上海黃浦灘上一個甯波木匠周生有被一個俄國水兵無故砍殺。
這兩件事都引起上海報紙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現的《時報》，天天用簡短沉痛的時評替周生有喊冤，攻擊上海的官廳。
我們少年人初讀這種短評，沒有一個不受刺激的。
周生有案的判決使許多人失望。
我和王言、鄭璋三個人都恨極了上海道袁海觀，所以聯合寫了一封長信去痛罵他。
這封信是匿名的，但我們總覺得不願意去受他的考試。
所以我們三個人都離開梅溪學堂了。
（王言是黟縣人，後來不知下落了；鄭璋是潮陽人，後改名仲誠，畢業于複旦，不久病死。
） 二 我進的第二個學堂是澄衷學堂。
這學堂是甯波富商葉成忠先生創辦的，原來的目的是教育甯波的貧寒子弟；後來規模稍大，漸漸成了上海一個有名的私立學校，來學的人便不限止于甯波人了。
這時候的監督是章一山先生，總教是白振民先生。
白先生和我二哥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