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上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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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他看見了我在梅溪作的文字，勸我進澄衷學堂。
光緒乙巳年（1905），我就進了澄衷學堂。
澄衷共有十二班，課堂分東西兩排，最高一班稱為東一齋，第二班為西一齋，以下直到西六齋。
這時候還沒有嚴格規定的學制，也沒有什麼中學小學的分别。
用現在的名稱來分，可說前六班為中學，其餘六班為小學。
澄衷的學科比較完全多了，國文、英文、算學之外，還有物理、化學、博物、圖畫諸科。
分班略依各科的平均程度，但英文、算學程度過低的都不能入高班。
我初進澄衷時，因英文、算學太低，被編在東三齋（第五班）。
下半年便升入東二齋（第三班），第二年（丙午，1906）又升入西一齋（第二班）。
澄衷管理很嚴，每月有月考，每半年有大考，月考大考都出榜公布，考前三名的有獎品。
我的考試成績常常在第一，故一年升了四班。
我在這一年半之中，最有進步的是英文、算學。
教英文的謝昌熙先生、陳詩豪先生、張鏡人先生，教算學的郁耀卿先生，都給了我很多的益處。
我這時候對于算學最感覺興趣，常常在宿舍熄燈之後，起來演習算學問題。
卧房裡沒有桌子，我想出一個法子來，把蠟燭放在帳子外床架上，我伏在被窩裡，仰起頭來，把石闆放在枕頭上做算題。
因為下半年要跳過一班，所以我須要自己補習代數。
我買了一部丁福保先生編的代數書，在一個夏天把初等代數習完了，下半年安然升班。
這樣的用功，睡眠不夠，就影響到身體的健康。
有一個時期，我的兩隻耳朵幾乎全聾了。
但後來身體漸漸複原，耳朵也不聾了。
我小時身體多病，出門之後，逐漸強健。
重要的原因我想是因為我在梅溪和澄衷兩年半之中從來不曾缺一點鐘體操的功課。
我從沒有加入競賽的運動，但我上體操的課，總很用氣力做種種體操。
澄衷的教員之中，我受楊千裡先生（天骥）的影響最大。
我在東三齋時，他是西二齋的國文教員，人都說他思想很新。
我去看他，他很鼓勵我，在我的作文稿本上題了“言論自由”四個字。
後來我在東二齋和西一齋，他都做過國文教員。
有一次，他教我們班上買吳汝綸删節的嚴複譯本《天演論》來做讀本，這是我第一次讀《天演論》，高興的很。
他出的作文題目也很特别，有一次的題目是“物競天擇，适者生存，試申其義。
”（我的一篇，前幾年澄衷校長曹錫爵先生和現在的校長葛祖蘭先生曾在舊課卷内尋出，至今還保存在校内。
）這種題目自然不是我們十幾歲小孩子能發揮的，但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
《天演論》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
讀這書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
他們能了解的隻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
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醜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
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着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
“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禅”。
還有許多人愛用這種名詞做自己或兒女的名字。
陳炯明不是号競存嗎？我有兩個同學，一個叫作孫競存，一個叫作楊天擇。
我自己的名字也是這種風氣底下的紀念品。
我在學堂裡的名字是胡洪。
有一天的早晨，我請我二哥代我想一個表字，二哥一面洗臉，一面說：“就用&lsquo物競天擇适者生存&rsquo的&lsquo适&rsquo字，好不好？”我很高興，就用“适之”二字。
（二哥字紹之，三哥字振之。
）後來我發表文字，偶然用“胡适”作筆名，直到考試留美官費時（1910）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
光緒乙巳年（1905），我就進了澄衷學堂。
澄衷共有十二班，課堂分東西兩排，最高一班稱為東一齋，第二班為西一齋，以下直到西六齋。
這時候還沒有嚴格規定的學制，也沒有什麼中學小學的分别。
用現在的名稱來分，可說前六班為中學，其餘六班為小學。
澄衷的學科比較完全多了，國文、英文、算學之外，還有物理、化學、博物、圖畫諸科。
分班略依各科的平均程度，但英文、算學程度過低的都不能入高班。
我初進澄衷時，因英文、算學太低，被編在東三齋（第五班）。
下半年便升入東二齋（第三班），第二年（丙午，1906）又升入西一齋（第二班）。
澄衷管理很嚴，每月有月考，每半年有大考，月考大考都出榜公布，考前三名的有獎品。
我的考試成績常常在第一，故一年升了四班。
我在這一年半之中，最有進步的是英文、算學。
教英文的謝昌熙先生、陳詩豪先生、張鏡人先生，教算學的郁耀卿先生，都給了我很多的益處。
我這時候對于算學最感覺興趣，常常在宿舍熄燈之後，起來演習算學問題。
卧房裡沒有桌子，我想出一個法子來，把蠟燭放在帳子外床架上，我伏在被窩裡，仰起頭來，把石闆放在枕頭上做算題。
因為下半年要跳過一班，所以我須要自己補習代數。
我買了一部丁福保先生編的代數書，在一個夏天把初等代數習完了，下半年安然升班。
這樣的用功，睡眠不夠，就影響到身體的健康。
有一個時期，我的兩隻耳朵幾乎全聾了。
但後來身體漸漸複原，耳朵也不聾了。
我小時身體多病，出門之後，逐漸強健。
重要的原因我想是因為我在梅溪和澄衷兩年半之中從來不曾缺一點鐘體操的功課。
我從沒有加入競賽的運動，但我上體操的課，總很用氣力做種種體操。
澄衷的教員之中，我受楊千裡先生（天骥）的影響最大。
我在東三齋時，他是西二齋的國文教員，人都說他思想很新。
我去看他，他很鼓勵我，在我的作文稿本上題了“言論自由”四個字。
後來我在東二齋和西一齋，他都做過國文教員。
有一次，他教我們班上買吳汝綸删節的嚴複譯本《天演論》來做讀本，這是我第一次讀《天演論》，高興的很。
他出的作文題目也很特别，有一次的題目是“物競天擇，适者生存，試申其義。
”（我的一篇，前幾年澄衷校長曹錫爵先生和現在的校長葛祖蘭先生曾在舊課卷内尋出，至今還保存在校内。
）這種題目自然不是我們十幾歲小孩子能發揮的，但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
《天演論》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
讀這書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
他們能了解的隻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
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醜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
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着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
“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禅”。
還有許多人愛用這種名詞做自己或兒女的名字。
陳炯明不是号競存嗎？我有兩個同學，一個叫作孫競存，一個叫作楊天擇。
我自己的名字也是這種風氣底下的紀念品。
我在學堂裡的名字是胡洪。
有一天的早晨，我請我二哥代我想一個表字，二哥一面洗臉，一面說：“就用&lsquo物競天擇适者生存&rsquo的&lsquo适&rsquo字，好不好？”我很高興，就用“适之”二字。
（二哥字紹之，三哥字振之。
）後來我發表文字，偶然用“胡适”作筆名，直到考試留美官費時（1910）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