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怎樣到外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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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戊申（1908）九月間，中國公學鬧出了一次大風潮，結果是大多數學生退學出來，另組織一個中國新公學。
這一次的風潮為的是一個憲法的問題。
中國公學在最初的時代，純然是一個共和國家，評議部為最高立法機關，執行部的幹事即由公選産生出來。
不幸這種共和制度實行了九個月（丙午二月至十一月），就修改了。
修改的原因，約有幾種：一是因為發起的留日學生逐漸減少，而新招來的學生逐漸加多，已不是當初發起時學生與辦事人完全不分界限的情形了。
二是因為社會和政府對于這種共和制度都很疑忌。
三是因為公學既無校舍，又無基金，有請求官款補助的必要，所以不能避免外界對于公學内部的疑忌。
為了這種種原因，公學的辦事人就在丙午（1906）年的冬天，請了鄭孝胥、張謇、熊希齡等幾十人作中國公學的董事，修改章程，于是學生主體的制度就變成了董事會主體的制度。
董事會根據新章程，公舉鄭孝胥為監督。
一年後，鄭孝胥辭職，董事會又舉夏敬觀為監督。
這兩位都是有名的詩人，他們都不常到學校，所以我們也不大覺得監督制的可畏。
可是在董事會與監督之下，公學的幹事就不能由同學公選了。
評議部是新章所沒有的。
選舉的幹事改為學校聘任的教務長、庶務長、齋務長了。
這幾位辦事人，外面要四出募捐，裡面要擔負維持學校的責任，自然感覺他們的地位有穩定的必要。
況且前面已說過，校章的修改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
但我們少年人可不能那樣想。
中國公學的校章上明明載着“非經全體三分之二承認，不得修改”。
這是我們的憲法上載着的唯一的修正方法。
三位幹事私自修改校章，是非法的。
評議部的取消也是非法的。
這裡面也還有個人的問題。
當家日子久了，總難免“貓狗皆嫌”。
何況同學之中有許多本是幹事諸君的舊日同輩的朋友呢？在校上課的同學自然在學業上日日有長進，而幹事諸君辦事久了，學問上沒有進境，卻當着教務長一類的學術任務，自然有時難免受舊同學的輕視。
法的問題和這種人的問題混合在一塊，風潮就不容易避免了。
代議制的評議部取消之後，全體同學就組織了一個“校友會”，其實就等于今日各校的學生會。
校友會和三幹事争了幾個月，幹事答應了校章可由全體學生修改。
又費了幾個月的時間，校友會把許多修正案整理成一個草案，又開了幾次會，才議定了一本校章。
一年多的争執，經過了多少度的磋商，新監督夏先生與幹事諸君均不肯承認這新改的校章。
到了戊申（1908）九月初三日，校友會開大會報告校章交涉的經過，會尚未散，監督忽出布告，完全否認學生有訂改校章之權，這竟是完全取消幹事承認全體修改校章的布告了。
接着又出了兩道布告，一道說“集會演說，學堂懸為厲禁。
&hellip&hellip校友會以後不準再行開會”。
一道說學生代表朱經、朱绂華“倡首煽衆，私發傳單，侮辱職員，要挾發布所自改印章程，屢誡不悛，純用意氣，實屬有意破壞公學。
照章應即斥退，限一日内搬移出校”。
初四日，全體學生簽名停課，在操場上開大會。
下午幹事又出布告，開除學生羅君毅、周烈忠、文之孝等七人，并且說：“如仍附從停課，即當将停課學生全行解散，另行組織。
”初五日，教員出來調停，想請董事會出來挽救。
但董事會不肯開會。
初七日學生大會遂決議籌備萬一學校解散後的辦法。
初八日董事陳三立先生出來調停，但全校人心已到了很激昂的程度，不容易挽回了。
初九日，校中布告：“今定于星期日暫停膳食。
所有被脅諸生可先行退出校外，暫住數日，準于今日午後一時起，在寰球中國學生會發給旅膳費。
俟本公學将此案辦結後，再行布告來校上課。
” 這樣的壓迫手段激起了校中絕大多數同學的公憤。
他們決定退學，遂推舉幹事籌備另創新校的事。
退學的那一天，秋雨淋漓，大家冒雨搬到愛爾近路慶祥裡新租的校舍裡。
廚房雖然尋來了一家，飯廳上桌凳都不夠，碗碟也不夠。
大家都知道這是我們自己創立的學校，所以不但不叫苦，還要各自掏腰包，捐出錢來作學校的開辦費。
有些學生把綢衣、金表都拿去當了錢來捐給學堂做開辦費。
十天之内，新學校籌備
這一次的風潮為的是一個憲法的問題。
中國公學在最初的時代，純然是一個共和國家，評議部為最高立法機關，執行部的幹事即由公選産生出來。
不幸這種共和制度實行了九個月（丙午二月至十一月），就修改了。
修改的原因，約有幾種：一是因為發起的留日學生逐漸減少，而新招來的學生逐漸加多，已不是當初發起時學生與辦事人完全不分界限的情形了。
二是因為社會和政府對于這種共和制度都很疑忌。
三是因為公學既無校舍，又無基金，有請求官款補助的必要，所以不能避免外界對于公學内部的疑忌。
為了這種種原因，公學的辦事人就在丙午（1906）年的冬天，請了鄭孝胥、張謇、熊希齡等幾十人作中國公學的董事，修改章程，于是學生主體的制度就變成了董事會主體的制度。
董事會根據新章程，公舉鄭孝胥為監督。
一年後，鄭孝胥辭職，董事會又舉夏敬觀為監督。
這兩位都是有名的詩人，他們都不常到學校，所以我們也不大覺得監督制的可畏。
可是在董事會與監督之下，公學的幹事就不能由同學公選了。
評議部是新章所沒有的。
選舉的幹事改為學校聘任的教務長、庶務長、齋務長了。
這幾位辦事人，外面要四出募捐，裡面要擔負維持學校的責任，自然感覺他們的地位有穩定的必要。
況且前面已說過，校章的修改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
但我們少年人可不能那樣想。
中國公學的校章上明明載着“非經全體三分之二承認，不得修改”。
這是我們的憲法上載着的唯一的修正方法。
三位幹事私自修改校章，是非法的。
評議部的取消也是非法的。
這裡面也還有個人的問題。
當家日子久了，總難免“貓狗皆嫌”。
何況同學之中有許多本是幹事諸君的舊日同輩的朋友呢？在校上課的同學自然在學業上日日有長進，而幹事諸君辦事久了，學問上沒有進境，卻當着教務長一類的學術任務，自然有時難免受舊同學的輕視。
法的問題和這種人的問題混合在一塊，風潮就不容易避免了。
代議制的評議部取消之後，全體同學就組織了一個“校友會”，其實就等于今日各校的學生會。
校友會和三幹事争了幾個月，幹事答應了校章可由全體學生修改。
又費了幾個月的時間，校友會把許多修正案整理成一個草案，又開了幾次會，才議定了一本校章。
一年多的争執，經過了多少度的磋商，新監督夏先生與幹事諸君均不肯承認這新改的校章。
到了戊申（1908）九月初三日，校友會開大會報告校章交涉的經過，會尚未散，監督忽出布告，完全否認學生有訂改校章之權，這竟是完全取消幹事承認全體修改校章的布告了。
接着又出了兩道布告，一道說“集會演說，學堂懸為厲禁。
&hellip&hellip校友會以後不準再行開會”。
一道說學生代表朱經、朱绂華“倡首煽衆，私發傳單，侮辱職員，要挾發布所自改印章程，屢誡不悛，純用意氣，實屬有意破壞公學。
照章應即斥退，限一日内搬移出校”。
初四日，全體學生簽名停課，在操場上開大會。
下午幹事又出布告，開除學生羅君毅、周烈忠、文之孝等七人，并且說：“如仍附從停課，即當将停課學生全行解散，另行組織。
”初五日，教員出來調停，想請董事會出來挽救。
但董事會不肯開會。
初七日學生大會遂決議籌備萬一學校解散後的辦法。
初八日董事陳三立先生出來調停，但全校人心已到了很激昂的程度，不容易挽回了。
初九日，校中布告：“今定于星期日暫停膳食。
所有被脅諸生可先行退出校外，暫住數日，準于今日午後一時起，在寰球中國學生會發給旅膳費。
俟本公學将此案辦結後，再行布告來校上課。
” 這樣的壓迫手段激起了校中絕大多數同學的公憤。
他們決定退學，遂推舉幹事籌備另創新校的事。
退學的那一天，秋雨淋漓，大家冒雨搬到愛爾近路慶祥裡新租的校舍裡。
廚房雖然尋來了一家，飯廳上桌凳都不夠，碗碟也不夠。
大家都知道這是我們自己創立的學校，所以不但不叫苦，還要各自掏腰包，捐出錢來作學校的開辦費。
有些學生把綢衣、金表都拿去當了錢來捐給學堂做開辦費。
十天之内，新學校籌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