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上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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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公學是因為光緒乙巳年（1905）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我國的留日學生認為侮辱中國，其中一部分憤慨回國的人在上海創辦的。
當風潮最烈的時候，湖南陳天華投海自殺，勉勵國人努力救國，一時人心大震動，所以回國的很多。
回國之後，大家主張在國内辦一個公立的大學。
乙巳十二月中，十三省的代表全體會決議，定名為“中國公學”。
次年（丙午，1906）春天在上海新靶子路黃闆橋北租屋開學。
但這時候反對取締規則的風潮已漸漸松懈了，許多官費生多回去複學了。
上海那時還是一個眼界很小的商埠，看見中國公學裡許多剪發洋裝的少年人自己辦學堂，都認為奇怪的事。
政府官吏疑心他們是革命黨，社會叫他們作怪物。
所以贊助捐錢的人很少，學堂開門不到一個半月，就陷入了絕境。
公學的幹事姚弘業先生（湖南益陽人）激于義憤，遂于三月十三日投江自殺，遺書幾千字，說：“我之死，為中國公學死也。
”遺書發表之後，輿論都對他表敬意，社會受了一大震動，贊助的人稍多，公學才稍稍站得住。
我也是當時讀了姚烈士的遺書大受感動的一個小孩子。
夏天我去投考，監試的是總教習馬君武先生。
國文題目是《言志》，我不記得說了一些什麼，後來君武先生告訴我，他看了我的卷子，拿去給譚心休、彭施滌先生傳觀，都說是為公學得了一個好學生。
我搬進公學之後，見許多同學都是剪了辮子，穿着和服，拖着木屐的；又有一些是内地剛出來的老先生，戴着老花眼鏡，捧着水煙袋的。
他們的年紀都比我大的多。
我是做慣班長的人，到這裡才感覺我是個小孩子。
不久我已感得公學的英文、數學都很淺，我在甲班裡很不費氣力。
那時候，中國教育界的科學程度太淺，中國公學至多不過可比現在的兩級中學程度，然而有好幾門功課都不能不請日本教員來教。
如高等代數、解析幾何、博物學，最初都是日本人教授，由懂日語的同學翻譯。
甲班的同學有朱經農、李琴鶴等，都曾擔任翻譯。
又有幾位同學還兼任學校的職員或教員，如但懋辛便是我們的體操教員。
當時的同學和我年紀不相上下的，隻有周烈忠、李駿、孫粹存、孫競存等幾個人。
教員和年長的同學都把我們看作小弟弟，特别愛護我們，鼓勵我們。
我和這一班年事稍長，閱曆較深的師友們往來，受他們的影響最大。
我從小本來就沒有過小孩子的生活，現在天天和這班年長的人在一塊，更覺得自己不是個小孩子了。
中國公學的教職員和同學之中，有不少的革命黨人。
所以在這裡要看東京出版的《民報》，是最方便的。
暑假年假中，許多同學把《民報》縫在枕頭裡帶回内地去傳觀。
還有一些激烈的同學往往強迫有辮子的同學剪去辮子。
但我在公學三年多，始終沒有人強迫我剪辮，也沒有人勸我加入同盟會。
直到二十年後，但懋辛先生才告訴我，當時校裡的同盟會員曾商量過，大家都認我将來可以做學問，他們要愛護我，所以不勸我參加革命的事。
但在當時，他們有些活動也并不瞞我。
有一晚十點鐘的時候，我快睡了，但君來找我，說，有個女學生從日本回國，替朋友帶了一隻手提小皮箱，江海關上要檢查，她說沒有鑰匙，海關上不放行。
但君因為我可以說幾句英國話，要我到海關上去辦交涉。
我知道箱子裡是危險的違禁品，就跟了他到海關碼頭，這時候已過十一點鐘，誰都不在了。
我們隻好怏怏回去。
第二天，那位女學生也走了，箱子她丢在關上不要了。
我們現在看見上海各學校都用國語講授，絕不能想象二十年前的上海還完全是上海話的世界，各學校全用上海話教書。
學生全得學上海話。
中國公學是第一個用“普通話”教授的學校。
學校裡的學生，四川、湖南、河南、廣東的人最多，其餘各省的人也差不多全有。
大家都說“普通話”，教員也用“普通話”。
江浙的教員，如宋耀如、王仙華、沈翔雲諸先生，在講堂上也都得勉強說官話。
我初入學時，隻會說徽州話和上海話，但在學校不久也就會說“普通話”了。
我的同學中四川人最多；四川話清楚幹淨，我最愛學他，所以我說的普通話最近于四川話。
二三年後，我到四川客棧（元記、厚記等）去看朋友，四川人隻問：“貴府是川東？是川南？”他們都把我看作四川人了。
中國公學創辦的時候，同學都是創辦人，職員都是同學中舉出來的，所以沒有職員和學生的界限。
當初創辦的人都有革命思想，想在這學校裡試行一種民主政治的制度。
姚弘業烈士遺書中所謂“以大公無我之心，行共和之法”，即是此意。
全校的組織分為“執行”與“評議”兩部。
執行部的職員（教務幹事、庶務幹事、商務幹事）都是評議部舉出來的，有一定的任期，并且對于評議部要負責任。
評議部是班長和室長組織成的，有監督和彈劾職員之權。
評議部開會時，往往有激烈的辯論，有時直到點名熄燈時方才散會。
評議員之中，最出名的是四川人龔從龍，口齒清楚，态度從容，是一個好議長。
這種訓練是很有益的。
我年紀太小，第一年不夠當評議員，有時在門外聽聽他們的辯論，不禁感
當風潮最烈的時候，湖南陳天華投海自殺，勉勵國人努力救國，一時人心大震動，所以回國的很多。
回國之後，大家主張在國内辦一個公立的大學。
乙巳十二月中，十三省的代表全體會決議，定名為“中國公學”。
次年（丙午，1906）春天在上海新靶子路黃闆橋北租屋開學。
但這時候反對取締規則的風潮已漸漸松懈了，許多官費生多回去複學了。
上海那時還是一個眼界很小的商埠，看見中國公學裡許多剪發洋裝的少年人自己辦學堂，都認為奇怪的事。
政府官吏疑心他們是革命黨，社會叫他們作怪物。
所以贊助捐錢的人很少，學堂開門不到一個半月，就陷入了絕境。
公學的幹事姚弘業先生（湖南益陽人）激于義憤，遂于三月十三日投江自殺，遺書幾千字，說：“我之死，為中國公學死也。
”遺書發表之後，輿論都對他表敬意，社會受了一大震動，贊助的人稍多，公學才稍稍站得住。
我也是當時讀了姚烈士的遺書大受感動的一個小孩子。
夏天我去投考，監試的是總教習馬君武先生。
國文題目是《言志》，我不記得說了一些什麼，後來君武先生告訴我，他看了我的卷子，拿去給譚心休、彭施滌先生傳觀，都說是為公學得了一個好學生。
我搬進公學之後，見許多同學都是剪了辮子，穿着和服，拖着木屐的；又有一些是内地剛出來的老先生，戴着老花眼鏡，捧着水煙袋的。
他們的年紀都比我大的多。
我是做慣班長的人，到這裡才感覺我是個小孩子。
不久我已感得公學的英文、數學都很淺，我在甲班裡很不費氣力。
那時候，中國教育界的科學程度太淺，中國公學至多不過可比現在的兩級中學程度，然而有好幾門功課都不能不請日本教員來教。
如高等代數、解析幾何、博物學，最初都是日本人教授，由懂日語的同學翻譯。
甲班的同學有朱經農、李琴鶴等，都曾擔任翻譯。
又有幾位同學還兼任學校的職員或教員，如但懋辛便是我們的體操教員。
當時的同學和我年紀不相上下的，隻有周烈忠、李駿、孫粹存、孫競存等幾個人。
教員和年長的同學都把我們看作小弟弟，特别愛護我們，鼓勵我們。
我和這一班年事稍長，閱曆較深的師友們往來，受他們的影響最大。
我從小本來就沒有過小孩子的生活，現在天天和這班年長的人在一塊，更覺得自己不是個小孩子了。
中國公學的教職員和同學之中，有不少的革命黨人。
所以在這裡要看東京出版的《民報》，是最方便的。
暑假年假中，許多同學把《民報》縫在枕頭裡帶回内地去傳觀。
還有一些激烈的同學往往強迫有辮子的同學剪去辮子。
但我在公學三年多，始終沒有人強迫我剪辮，也沒有人勸我加入同盟會。
直到二十年後，但懋辛先生才告訴我，當時校裡的同盟會員曾商量過，大家都認我将來可以做學問，他們要愛護我，所以不勸我參加革命的事。
但在當時，他們有些活動也并不瞞我。
有一晚十點鐘的時候，我快睡了，但君來找我，說，有個女學生從日本回國，替朋友帶了一隻手提小皮箱，江海關上要檢查，她說沒有鑰匙，海關上不放行。
但君因為我可以說幾句英國話，要我到海關上去辦交涉。
我知道箱子裡是危險的違禁品，就跟了他到海關碼頭，這時候已過十一點鐘，誰都不在了。
我們隻好怏怏回去。
第二天，那位女學生也走了，箱子她丢在關上不要了。
我們現在看見上海各學校都用國語講授，絕不能想象二十年前的上海還完全是上海話的世界，各學校全用上海話教書。
學生全得學上海話。
中國公學是第一個用“普通話”教授的學校。
學校裡的學生，四川、湖南、河南、廣東的人最多，其餘各省的人也差不多全有。
大家都說“普通話”，教員也用“普通話”。
江浙的教員，如宋耀如、王仙華、沈翔雲諸先生，在講堂上也都得勉強說官話。
我初入學時，隻會說徽州話和上海話，但在學校不久也就會說“普通話”了。
我的同學中四川人最多；四川話清楚幹淨，我最愛學他，所以我說的普通話最近于四川話。
二三年後，我到四川客棧（元記、厚記等）去看朋友，四川人隻問：“貴府是川東？是川南？”他們都把我看作四川人了。
中國公學創辦的時候，同學都是創辦人，職員都是同學中舉出來的，所以沒有職員和學生的界限。
當初創辦的人都有革命思想，想在這學校裡試行一種民主政治的制度。
姚弘業烈士遺書中所謂“以大公無我之心，行共和之法”，即是此意。
全校的組織分為“執行”與“評議”兩部。
執行部的職員（教務幹事、庶務幹事、商務幹事）都是評議部舉出來的，有一定的任期，并且對于評議部要負責任。
評議部是班長和室長組織成的，有監督和彈劾職員之權。
評議部開會時，往往有激烈的辯論，有時直到點名熄燈時方才散會。
評議員之中，最出名的是四川人龔從龍，口齒清楚，态度從容，是一個好議長。
這種訓練是很有益的。
我年紀太小，第一年不夠當評議員，有時在門外聽聽他們的辯論，不禁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