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初步的建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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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慶六年六月以後，政權落到居正手中了。
他的志願，是把整個的生命貢獻給國家。
他還記得在五年冬天，正在内閣中的鬥争，愈演愈烈，自己的政治生活，岌岌不保的時候，他曾經有過兩句偈語： 願以深心奉塵刹，不于自身求利益。
他對于政治的認識，是隻有把握，沒有放棄；隻有前進，沒有後退；隻有犧牲，沒有畏縮。
現在是他的時代了。
萬曆元年，他曾講到這時的心理狀态： 去年、當主少國疑之時，以藐然之軀，橫當天下之變，比時惟知辦此深心，不複計身為己有。
(1) 他認定嘉靖年間的廢弛，和隆慶年間的混亂，一切的症結隻是紀綱不振。
所以他入手的方略便是整饬紀綱。
明代掌握政權者的武器是京察，京察的大權在手，便可以澄清吏治，整肅官常。
就在隆慶六年七月間，居正奏請舉行京察，五品以下的由吏部、都察院會同考察，四品以上的責令自陳。
京察終了，十六日神宗下诏戒谕群臣，這是居正的手筆： 朕以幼沖，獲嗣丕基，夙夜兢兢，若臨淵谷，所賴文武群臣，同心畢力，弼予寡昧，共的升平。
乃自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刓缺，鑽窺隙窦，巧為躐取之媒，鼓煽朋俦，公肆擠排之術，诋老成廉退為無用，謂讒佞便捷為有才。
愛惡橫生，恩仇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為人臣酬報之資，四維幾至于不振，九德何由而鹹事。
朕初承大統，深燭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濁，但念臨禦茲始，解澤方覃，铦鋤或及于芝蘭，密網恐驚乎鸾鳳，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懲，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
《書》不雲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王道之成。
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淟涊以随時，毋噂沓翕訾以亂政。
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于淫朋，以塞公正之路。
典铨衡者當虛心鑒物，毋任情于好惡，以開邪枉之門。
有官守者，或内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
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宜奮谠直以資聽納。
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砺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
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歸于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綿祿蔭于子孫，顧不美欤？若或沉溺故常，堅守舊轍，以朝廷為必可背，以法紀為必可幹，則我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
百爾有位，宜悉朕懷，欽哉故谕！(2) 在舉行察典的當中，居正對于“以言幹政”的人，确實去了幾個，他自己也說“芝蘭當路，不得不鋤”。
但是在執行的時候，居正自有相當的分寸，所以在慰留張佳胤的書中，引用韓愈“蔡人即吾人”一句；後來《與南台長書》(3)又言：“或曰，&lsquo某為新鄭(4)之黨，不宜留之。
&rsquo或曰：&lsquo某為新鄭所進，不宜用之。
&rsquo紛紛藉藉，日引月長，甚無謂也！”他在當時，曾把自己的主張和楊博說起；後來又和李漸庵說： 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顧铨衡者，每雜之以私意，持之以偏見，遂緻品流混雜，措置違宜，乃委咎雲“乏才”，誤矣！仆之淺薄，雖不足以與知人，然一念為國之公，實無所作。
故自當事以來，諄諄以此意告于铨曹，無問是誰親故鄉黨，無計從來所作眚過，但能辦國家事、有禮于君者，即舉而錄之。
用三驅以顯比，懸一鏡以虛照，故一時群才，鹹有帝臣之願。
今部署已定，以後仍當綜核名實，一一而吹之。
第恐人樂混同，必有以為刻核者。
然非是無以考成績而亮天工也。
(5) 居正進用人才，要求“能辦國家事，有禮于君者”，這是為的國家，但是何嘗不是為的士大夫。
但是從那一群不能辦事、履進履退、坐食養望的人看來，便是剛很刻核。
直到萬曆四年，居正已經當國五年，大衆還不能體諒，居正曾說： 仆一念為國家，為士大夫之心，自省肫誠專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于流俗者，要之欲成吾為國家、為士大夫之心耳。
仆嘗有言：“使吾為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
”又一偈雲：“高岡虎方怒，深林蟒正嗅，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
”丈深于佛學者，豈不知此機乎？(6) 盡管隆慶六年的士大夫不能體諒，萬曆四年的士大夫不能體諒，甚至永遠不能體諒，但是居正抱定決心，為國家擔負這一個重大的責任。
他的待人是“旁求賢哲，共熙帝載”(7)，他的自稱是“别無他長，但性耐煩耳”(8)。
忍耐，忍耐！這是他從徐階那裡學到的秘密：徐階忍耐着應付貌合神離的同僚，居正忍耐着應付千頭萬緒的政局。
七月間舉行京察，上仁聖皇太後、慈聖皇太後尊号。
九月葬穆宗，居正又趕到大峪嶺，“周視山川形勢”(9)。
煩真是煩極了，居正還忍耐着。
居正準備實行大政，一般大臣也期待他實行大政。
他們讀過聖賢之書，希望居正做孔子、孟子，他們要行王政。
他們還記得建文帝在位的時候，烽火已經照遍南、北二京，皇帝還和方孝孺這一群人讨論周禮應門、臯門的制度：固然那一次還是失敗了，但是現在是太平時代，為什麼不可以再試一下？然而居正的行為又使得他們失望了，他們甚至公然說道： “我們以為張公在朝，當行帝王之道。
現在看他的議論，不過是富國強兵，僅僅這樣，真真使人失望。
” 居正聽了以後，隻是一笑道：“這是太客氣了，我怎樣能使國富兵強呢？” 到萬曆七年，在這方面，有了一些把握，居正才昌言道： 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
舜令十二牧曰：“食哉維時。
”周公立政：“其克诘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才涉富強，便雲“霸術”。
不知王霸之辨，義理之間，在心不在迹，奚必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也？仆自秉政以來，除密勿敷陳，培養沖德外，其播之命令者，實不外此二事。
今已七八年矣，而闾裡愁歎之聲，尚猶未息，倉卒意外之變，尚或難支，焉在其為富且強哉！(10) 居正對于國事的認識，是富國強兵，但是這一群人要行王政，要談堯舜，談周孔。
居正便提出堯、舜、周、孔的議論和他們辯難。
他們有時談到宋朝周、程、張、朱的主張，居正便不客氣地認為“皆宋時奸臣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餘談”。
但是居正是政治家，他沒有公開喊出，隻是說：“這是太客氣了，我怎樣能使國富兵強呢？” 事實上，居正還是感覺很大的困難。
難在哪裡？難在嘉靖、隆慶以來，積弱之勢已成。
世宗時代的萎靡不振，不要管了；穆宗時代，又因為内閣中的鬥争，幾個名臣的力量，都浪費在正負相消的局面中。
居正說過： 天下之勢最患于成，成則未可以驟反。
治之勢成，欲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
(11) 國勢強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
譬人元氣充實，年力少壯，間有疾病，旋治旋愈，湯劑針砭，鹹得收功：元氣衰弱，年力衰憊，一有病患，補東則耗西，實上則虛下，雖有扁盧，無可奈何！(12) 幸虧隆慶末年的積弱，還沒有到不可救藥的境界，這是一個關鍵，居正決不能放過。
他正豫備實現自己的主張：“是以君子為國，務強其根本，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釁，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使滋蔓，蔓難圖矣。
”(13) 富國強兵，其實隻是一件事：富國是中間的過程，強兵是終極的目标；要有良好的經濟基礎，才談得上國防建設。
居正當國之初，在軍事方面，廣東廣西的僮人，福建的人民，不斷起義，情勢固然相當嚴重，但是這些無關國防。
重點隻在北邊，這是對于鞑靼的防禦。
隆慶五年，俺答封貢的事情已經确定了，接後，吉能、切盡台吉這一群西部首領的貢市又告成功。
北邊是安靜了，但是居正始終隻認為這是停戰，不是和平。
他永遠主張“外示羁縻，内修戰守”。
他認為對于鞑靼的方略，是“犬搖尾乞憐，固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則大杖加焉”(14)。
大杖始終要握在手裡。
他的計劃，是足食足兵。
他和王崇古也說過： 天生五材，民并用之，誰能去兵？孔子稱必不得已而去。
今之時，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務為強兵而務為去兵，則唐季世是矣。
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則舍屯種莫路焉。
誠使邊政之地，萬畝皆興．三時不害，但令野無曠土，毋與小民争利，則遠方失業之人，皆襁負而至，家自為戰，人自為守，不求兵而兵自足矣。
此言似迂，然在往時誠不暇，今則其時矣，故願公留意焉。
(15) 這還是隆慶五年的事。
居正對于北邊的國防，永遠沒有松手。
但是他對于一般人談守邊設險的計劃，總還不能放心。
隆慶初年，有人提議沿邊種樹，居正就說：“種樹設險，固是守邊要務，但如議者所言，決無成效。
”當時大家不以為然，但是盡管種了多年的樹，一株也沒有長成。
居正隻有切實地說：“天下事豈有不從實幹而能有濟者哉！”(16) 這也是隆慶五年的話。
就在這一年，居正說過： 來歲拟遣大臣閱視，大行賞罰。
如猶玩愒難振，則仆自請如先朝故事，杖钺巡邊。
人臣受國厚恩，坐享利祿，不思一報，非義也。
(17) 隆慶六年十月，一切煩雜的事，都有了頭緒，居正實行派遣大臣巡邊的計劃：第一，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巡視薊、遼；第二，兵部右侍郎吳百朋巡視宣、大、山西三鎮；第三，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王遴巡視陝西四鎮。
這三位都是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恰恰是居正的同年。
這一次閱視的成績，并不十分完滿，在居正和百朋、王進的私交上，更發生了不小的裂痕。
汪道昆到薊、遼去，事情很簡單。
臨去的時候，居正給戚繼光一封信： 汪司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禮，必從優厚，頃已面囑之，然渠亦自不俟囑也。
但足下自處，又且務崇謙抑，毋自啟侮。
昔李愬屬櫜鞬谒裴度于道，唐史美之。
蓋重命使，所以尊朝廷也。
司馬此行，于薊甚有關系，幸留意焉。
(18) 道昆去後，一切很順利；事畢上疏，議額饷，議增設墩台，都是些例行公事。
居正給他去信說：“敷奏明切，文辭粹美，讀之再過，歎挹彌襟。
”(19)道昆本來隻是一個文人，文人的才能，隻有在文辭方面表見；所幸薊遼是譚綸、戚繼光經營的局面，居正沒有什麼不放心。
王遴和居正本不十分融洽，到陝西去後，把巡閱的事情辦妥，不久便告病還鄉，這個當然是有些不滿了，居正去信說： 唐虞之世，九官十二牧，師師濟濟，各效其能，豈必人為禹稷，位皆百揆，而後惬于心哉？誠欣于時世之遇也。
方今堯舜在上，屬任忠賢，仆躬履貫魚之行，寤寐孜孜，用天下賢者，效之于上。
士生于今，義無所逃，以其時則可矣。
公乃獨傲然遠引，慨慕巢由，嘲哂禹契，欲自越乎不可逃之分，而背乎不易得之時，此愚蒙之所未譬也。
雖然，人各有志，何可相強？聊為道其區區如此，惟高明裁之。
(20) 吳百朋到宣大、山西去的時候，便發生困難。
宣大總督王崇古唯恐百朋要來掣肘，百朋的朋友又認為這是一種貶谪，居正無法，隻有向雙方解釋： 比者奉翰教，
他的志願，是把整個的生命貢獻給國家。
他還記得在五年冬天，正在内閣中的鬥争，愈演愈烈，自己的政治生活，岌岌不保的時候，他曾經有過兩句偈語： 願以深心奉塵刹，不于自身求利益。
他對于政治的認識，是隻有把握，沒有放棄；隻有前進，沒有後退；隻有犧牲，沒有畏縮。
現在是他的時代了。
萬曆元年，他曾講到這時的心理狀态： 去年、當主少國疑之時，以藐然之軀，橫當天下之變，比時惟知辦此深心，不複計身為己有。
(1) 他認定嘉靖年間的廢弛，和隆慶年間的混亂，一切的症結隻是紀綱不振。
所以他入手的方略便是整饬紀綱。
明代掌握政權者的武器是京察，京察的大權在手，便可以澄清吏治，整肅官常。
就在隆慶六年七月間，居正奏請舉行京察，五品以下的由吏部、都察院會同考察，四品以上的責令自陳。
京察終了，十六日神宗下诏戒谕群臣，這是居正的手筆： 朕以幼沖，獲嗣丕基，夙夜兢兢，若臨淵谷，所賴文武群臣，同心畢力，弼予寡昧，共的升平。
乃自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刓缺，鑽窺隙窦，巧為躐取之媒，鼓煽朋俦，公肆擠排之術，诋老成廉退為無用，謂讒佞便捷為有才。
愛惡橫生，恩仇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為人臣酬報之資，四維幾至于不振，九德何由而鹹事。
朕初承大統，深燭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濁，但念臨禦茲始，解澤方覃，铦鋤或及于芝蘭，密網恐驚乎鸾鳳，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懲，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
《書》不雲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王道之成。
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淟涊以随時，毋噂沓翕訾以亂政。
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于淫朋，以塞公正之路。
典铨衡者當虛心鑒物，毋任情于好惡，以開邪枉之門。
有官守者，或内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
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宜奮谠直以資聽納。
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砺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
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歸于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綿祿蔭于子孫，顧不美欤？若或沉溺故常，堅守舊轍，以朝廷為必可背，以法紀為必可幹，則我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
百爾有位，宜悉朕懷，欽哉故谕！(2) 在舉行察典的當中，居正對于“以言幹政”的人，确實去了幾個，他自己也說“芝蘭當路，不得不鋤”。
但是在執行的時候，居正自有相當的分寸，所以在慰留張佳胤的書中，引用韓愈“蔡人即吾人”一句；後來《與南台長書》(3)又言：“或曰，&lsquo某為新鄭(4)之黨，不宜留之。
&rsquo或曰：&lsquo某為新鄭所進，不宜用之。
&rsquo紛紛藉藉，日引月長，甚無謂也！”他在當時，曾把自己的主張和楊博說起；後來又和李漸庵說： 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顧铨衡者，每雜之以私意，持之以偏見，遂緻品流混雜，措置違宜，乃委咎雲“乏才”，誤矣！仆之淺薄，雖不足以與知人，然一念為國之公，實無所作。
故自當事以來，諄諄以此意告于铨曹，無問是誰親故鄉黨，無計從來所作眚過，但能辦國家事、有禮于君者，即舉而錄之。
用三驅以顯比，懸一鏡以虛照，故一時群才，鹹有帝臣之願。
今部署已定，以後仍當綜核名實，一一而吹之。
第恐人樂混同，必有以為刻核者。
然非是無以考成績而亮天工也。
(5) 居正進用人才，要求“能辦國家事，有禮于君者”，這是為的國家，但是何嘗不是為的士大夫。
但是從那一群不能辦事、履進履退、坐食養望的人看來，便是剛很刻核。
直到萬曆四年，居正已經當國五年，大衆還不能體諒，居正曾說： 仆一念為國家，為士大夫之心，自省肫誠專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于流俗者，要之欲成吾為國家、為士大夫之心耳。
仆嘗有言：“使吾為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
”又一偈雲：“高岡虎方怒，深林蟒正嗅，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
”丈深于佛學者，豈不知此機乎？(6) 盡管隆慶六年的士大夫不能體諒，萬曆四年的士大夫不能體諒，甚至永遠不能體諒，但是居正抱定決心，為國家擔負這一個重大的責任。
他的待人是“旁求賢哲，共熙帝載”(7)，他的自稱是“别無他長，但性耐煩耳”(8)。
忍耐，忍耐！這是他從徐階那裡學到的秘密：徐階忍耐着應付貌合神離的同僚，居正忍耐着應付千頭萬緒的政局。
七月間舉行京察，上仁聖皇太後、慈聖皇太後尊号。
九月葬穆宗，居正又趕到大峪嶺，“周視山川形勢”(9)。
煩真是煩極了，居正還忍耐着。
居正準備實行大政，一般大臣也期待他實行大政。
他們讀過聖賢之書，希望居正做孔子、孟子，他們要行王政。
他們還記得建文帝在位的時候，烽火已經照遍南、北二京，皇帝還和方孝孺這一群人讨論周禮應門、臯門的制度：固然那一次還是失敗了，但是現在是太平時代，為什麼不可以再試一下？然而居正的行為又使得他們失望了，他們甚至公然說道： “我們以為張公在朝，當行帝王之道。
現在看他的議論，不過是富國強兵，僅僅這樣，真真使人失望。
” 居正聽了以後，隻是一笑道：“這是太客氣了，我怎樣能使國富兵強呢？” 到萬曆七年，在這方面，有了一些把握，居正才昌言道： 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
舜令十二牧曰：“食哉維時。
”周公立政：“其克诘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才涉富強，便雲“霸術”。
不知王霸之辨，義理之間，在心不在迹，奚必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也？仆自秉政以來，除密勿敷陳，培養沖德外，其播之命令者，實不外此二事。
今已七八年矣，而闾裡愁歎之聲，尚猶未息，倉卒意外之變，尚或難支，焉在其為富且強哉！(10) 居正對于國事的認識，是富國強兵，但是這一群人要行王政，要談堯舜，談周孔。
居正便提出堯、舜、周、孔的議論和他們辯難。
他們有時談到宋朝周、程、張、朱的主張，居正便不客氣地認為“皆宋時奸臣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餘談”。
但是居正是政治家，他沒有公開喊出，隻是說：“這是太客氣了，我怎樣能使國富兵強呢？” 事實上，居正還是感覺很大的困難。
難在哪裡？難在嘉靖、隆慶以來，積弱之勢已成。
世宗時代的萎靡不振，不要管了；穆宗時代，又因為内閣中的鬥争，幾個名臣的力量，都浪費在正負相消的局面中。
居正說過： 天下之勢最患于成，成則未可以驟反。
治之勢成，欲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
(11) 國勢強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
譬人元氣充實，年力少壯，間有疾病，旋治旋愈，湯劑針砭，鹹得收功：元氣衰弱，年力衰憊，一有病患，補東則耗西，實上則虛下，雖有扁盧，無可奈何！(12) 幸虧隆慶末年的積弱，還沒有到不可救藥的境界，這是一個關鍵，居正決不能放過。
他正豫備實現自己的主張：“是以君子為國，務強其根本，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釁，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使滋蔓，蔓難圖矣。
”(13) 富國強兵，其實隻是一件事：富國是中間的過程，強兵是終極的目标；要有良好的經濟基礎，才談得上國防建設。
居正當國之初，在軍事方面，廣東廣西的僮人，福建的人民，不斷起義，情勢固然相當嚴重，但是這些無關國防。
重點隻在北邊，這是對于鞑靼的防禦。
隆慶五年，俺答封貢的事情已經确定了，接後，吉能、切盡台吉這一群西部首領的貢市又告成功。
北邊是安靜了，但是居正始終隻認為這是停戰，不是和平。
他永遠主張“外示羁縻，内修戰守”。
他認為對于鞑靼的方略，是“犬搖尾乞憐，固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則大杖加焉”(14)。
大杖始終要握在手裡。
他的計劃，是足食足兵。
他和王崇古也說過： 天生五材，民并用之，誰能去兵？孔子稱必不得已而去。
今之時，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務為強兵而務為去兵，則唐季世是矣。
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則舍屯種莫路焉。
誠使邊政之地，萬畝皆興．三時不害，但令野無曠土，毋與小民争利，則遠方失業之人，皆襁負而至，家自為戰，人自為守，不求兵而兵自足矣。
此言似迂，然在往時誠不暇，今則其時矣，故願公留意焉。
(15) 這還是隆慶五年的事。
居正對于北邊的國防，永遠沒有松手。
但是他對于一般人談守邊設險的計劃，總還不能放心。
隆慶初年，有人提議沿邊種樹，居正就說：“種樹設險，固是守邊要務，但如議者所言，決無成效。
”當時大家不以為然，但是盡管種了多年的樹，一株也沒有長成。
居正隻有切實地說：“天下事豈有不從實幹而能有濟者哉！”(16) 這也是隆慶五年的話。
就在這一年，居正說過： 來歲拟遣大臣閱視，大行賞罰。
如猶玩愒難振，則仆自請如先朝故事，杖钺巡邊。
人臣受國厚恩，坐享利祿，不思一報，非義也。
(17) 隆慶六年十月，一切煩雜的事，都有了頭緒，居正實行派遣大臣巡邊的計劃：第一，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巡視薊、遼；第二，兵部右侍郎吳百朋巡視宣、大、山西三鎮；第三，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王遴巡視陝西四鎮。
這三位都是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恰恰是居正的同年。
這一次閱視的成績，并不十分完滿，在居正和百朋、王進的私交上，更發生了不小的裂痕。
汪道昆到薊、遼去，事情很簡單。
臨去的時候，居正給戚繼光一封信： 汪司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禮，必從優厚，頃已面囑之，然渠亦自不俟囑也。
但足下自處，又且務崇謙抑，毋自啟侮。
昔李愬屬櫜鞬谒裴度于道，唐史美之。
蓋重命使，所以尊朝廷也。
司馬此行，于薊甚有關系，幸留意焉。
(18) 道昆去後，一切很順利；事畢上疏，議額饷，議增設墩台，都是些例行公事。
居正給他去信說：“敷奏明切，文辭粹美，讀之再過，歎挹彌襟。
”(19)道昆本來隻是一個文人，文人的才能，隻有在文辭方面表見；所幸薊遼是譚綸、戚繼光經營的局面，居正沒有什麼不放心。
王遴和居正本不十分融洽，到陝西去後，把巡閱的事情辦妥，不久便告病還鄉，這個當然是有些不滿了，居正去信說： 唐虞之世，九官十二牧，師師濟濟，各效其能，豈必人為禹稷，位皆百揆，而後惬于心哉？誠欣于時世之遇也。
方今堯舜在上，屬任忠賢，仆躬履貫魚之行，寤寐孜孜，用天下賢者，效之于上。
士生于今，義無所逃，以其時則可矣。
公乃獨傲然遠引，慨慕巢由，嘲哂禹契，欲自越乎不可逃之分，而背乎不易得之時，此愚蒙之所未譬也。
雖然，人各有志，何可相強？聊為道其區區如此，惟高明裁之。
(20) 吳百朋到宣大、山西去的時候，便發生困難。
宣大總督王崇古唯恐百朋要來掣肘，百朋的朋友又認為這是一種貶谪，居正無法，隻有向雙方解釋： 比者奉翰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