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初步的建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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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者内獄之起，衆情洶洶，獨公以為朝有人焉，無足慮者。
此足以見公知我之深也。
今士大夫親見仆行事，無一人知及于此者，而公乃在外得之，人之相去，豈不遠哉。
(34) 居正對于當時士大夫之不相知，真有些憤意了。
他對于高拱，不是不恨，但是他沒有置之死地的意念。
他在這一年曾和吳百朋說起：“仆平生所厚士大夫甚多，見背者亦不少，然終不以是而易其好賢之心，即今日内獄之事，可以觀矣。
”(35)這幾句話，透露他對于高拱的怨恨，但是他沒有意思要殺高拱。
居正《雜著》(36)裡，痛責王猛計陷慕容垂的錯誤。
他說：“猛蓋自揣才略，不能駕馭垂，故百計欲去之，以為足以弭将來之患，而乃出于陰賊險狠之謀，類小人女子妒寵忌能者之所為，此諸葛孔明輩所不道也。
”他知道高拱已經倒了，自己有控制的力量，何必得罪清議，更揭示自己的不能容物。
居正的自信力，正在逐日加強。
萬曆元年六月，内閣上疏請随時考成。
在居正的一生，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事業。
居正平時常說遵循祖宗成憲；假如我們要探求居正創制的行為，那便隻有他的考成法。
全文如次： 臣等竊聞堯之命舜曰：“詢事考言，乃言的可績。
”臯陶之論治曰：“率作興事，屢省乃成。
”蓋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不難于聽言，而難于言之必效。
若詢事而不考其終，興事而不加屢省，上無綜核之明，人懷苟且之念，雖使堯舜為君，禹臯為佐，亦恐難以底績而有成也。
臣等竊見近年以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複，殆無虛日。
然敷奏雖勤，而實效蓋鮮。
言官議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言官之責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
部臣議厘一弊，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部臣之責已矣，不必其弊之果厘否也。
某罪當提問矣，或礙于請托之私，概從延緩；某事當議處矣，或牽于可否之說，難于報聞。
征發期會，動經歲月，催督稽驗，取具空文。
雖屢奉明旨，不曰“著實舉行”，必曰“該科記着”，顧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
鄙諺曰，“姑口頑而婦耳頑”，今之從政者殆類于此。
欲望底績而有成，豈不難哉？臣居正當先帝時，曾上《便宜六事》，内《重诏令》一款，亦嘗亹亹言之，随該吏部題複，欲各衙門皆立勘合文簿，事下各撫按官，皆明立程限，責令完報，然亦未聞有如期令而以實應者。
甚者寝格如初。
茲遇皇上躬不世出之資，勵精圖治，百執事亦皆兢兢務修其職業，無敢以玩愒弛廢者；獨所謂考言屢省者，尚未加之意焉，竊恐緻理之道，有未盡也。
查得《大明會典》内一款，“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門題奏本狀，奉聖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禮監交收；又置文簿，陸續編号，開具本狀，俱送監交收。
”又一款，“凡各衙門題奏過本狀，俱附寫文簿，後五日，各衙門具發落日期，赴科注銷，過期稽緩者，參奏。
”又一款，“凡在外司、府衙門，每年将完銷過兩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寫底簿，送各科收貯，以備查考，欽此。
”及查見行事例，在六科，則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繳本；在部院，則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注銷。
以是知稽查章奏，自是祖宗成憲，第歲久因循，視為故事耳。
請自今伊始，申明舊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題奏明旨，或複奏欽依，轉行各該衙門，俱先酌量道裡遠近，事情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終注銷。
除通行章奏不必查考者，照常開具手本外，其有轉行複勘，提問議處，催督查核等項，另造文冊二本，各注緊關略節，及原立程限，一本送科注銷，一本送内閣查考。
該科照冊内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陸續完銷，通行注簿，每于上下半年繳本，類查簿内事件，有無違限未銷。
如有停閣稽遲，即開列具題候旨，下各衙門法問，責令對狀。
次年春、夏季終繳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規避重情，指實參奏。
秋、冬二季亦照此行。
又明年仍複挨查。
必俟完銷乃已，若各該撫、按官，奏行事理，有稽遲延閣者，該部舉之。
各部、院注銷文冊，有容隐欺蔽者，科臣舉之。
六科繳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舉之。
如此，月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而參驗綜核之法嚴，即建言立法者，亦将慮其終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
緻理之要，無逾于此。
伏惟聖明裁斷施行。
(37) 奏疏上去以後，奉聖旨： 卿等說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績？這所奏，都依議行。
其節年未完事件，系緊要的，著該部、院另立期限，責令完報。
若不系錢糧緊要，及年遠難完的，明白奏請開除，毋費文移煩擾。
(38) 居正曾經說過：“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現在他創制了，這是他的有名的考成法。
事情真是簡單異常。
他隻要各衙門分置三本賬簿。
一本記載一切發文、收文、章程、計劃，這是底冊。
在這許多項目之中，把例行公事無須查考的，概行剔除以外，再同樣造成兩本賬簿：一本送各科備注，實行一件、注銷一件，如有積久尚未實行，即由該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内閣查考。
居正的綜核名實，完成萬曆初年之治，最得力的還是這三本賬簿。
政治隻是民族精神的表現。
十六世紀的中國民族血液裡，已經滲入因循的成分，“置郵而傳之四方”，成為一切政令的歸宿。
法令、章程，一切的一切，隻是紙筆的浪費。
幾個腦滿腸肥的人督率着一群面黃肌瘦的人，成日辦公，其實隻是辦紙！紙從北京南紙店裡出來，送進衙門，辦過以後，再出衙門，經過長短不等的公文旅行以後，另進一個衙門歸檔，便從此匿迹銷聲，不見天日。
三百七十年了，想到已往的政治情況，真是不勝警惕。
居正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家。
他知道政務的辦不通，不是機構的缺乏，所以他不主張增加政治機構。
他也知道公文政治不能打倒公文政治，所以他不主張提出新的法令、章程，增加紙筆的浪費。
他隻要清清白白的一個交代。
辦法在紙上說過了，究竟辦到沒有？他要在各科的賬簿上切實注明。
在内閣裡，他自己也有賬簿，可以随時稽考。
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閣控制六科。
這是居正的政治系統。
六科是明朝特有的政治機構。
一切行政事務，分屬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長官，有尚書、左右侍郎。
同時又有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各科有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
尚書是二品，都給事中隻有七品，但是對于六部的封駁、糾劾之權，完全在六科手裡。
明朝的大官可以統率小官，但是小官同樣可以牽掣大官，這是明朝的立法精神。
六科實際上是六部的監察機關，各科給事中分管各科的事，但是對于國家大事，同樣地可以建言；對于奉旨會推内閣大學士，吏、兵二部尚書，及在外總督、總兵的場合，各科都給事中同樣地可以參加；至于光宗逝世的時候，楊漣以從七品的兵科右給事中，和内閣同受顧命，更是特有的創例。
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是明朝的祖制，但是以内閣控制六科，便是一種創制。
内閣本來是皇帝的秘書處，事實上不負行政責任，更談不上監察責任，實施考成法以後，内閣實權顯然擴大，所以萬曆四年劉台劾居正疏，稱：“居正定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冊，一送内閣，一送六科。
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隐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隐蔽則内閣糾之。
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奏章，舉劾其職也。
内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
居正創為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
祖宗之法若是乎？”劉台的言論其實沒有說錯。
考成法的實施，在整理賦稅的方面，發生的影響最大。
中國人受聖經賢傳的影響太大了。
孟子見梁惠王，第一句便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又勸梁惠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
”政治家談到理财，好像做了一件虧心的事。
漢武帝時代，桑弘羊領大農，在整個國家，因為對外戰争，已經走上經濟崩潰的路線以後，居然靠着平準政策的運用，“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39)。
這是多麼大的貢獻，但是蔔式對他的批評，隻是“烹弘羊，天乃雨”。
其實一個有組織的國家，不能沒有國家的經濟政策。
沒有經濟，便沒有政治。
孟子的主張，是十分取一。
白圭問道：“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說；“子之道，貉道也。
”孟子是說無組織的民族，才能二十取一，有組織的國家，不能不十分取一。
這是孟子的經濟政策。
他那“薄稅政”的主張，用現代的術語，其實隻是“養稅源&rsquo。
國家對于人民的賦稅，不能太重，人民才可以謀經濟發展，人民的經濟發展了，國家便增加十分取一的機會。
孟子的主張，其實不是“崇禮義，退财利，複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40)那一套。
居正當國以後，他的主張是富國強兵。
要強兵便先要富國。
富國不外是開源、節流。
在這兩方面，他都盡了最大的努力。
考成法是開源，在考成法以外，當然還有節流。
隆慶二、三年間的預算，每年國家收入二百五十餘萬兩，支出四百餘萬兩。
(41)這是一個岌岌可危的預算。
當時沒有屋上架屋的構機，也談不到親戚故舊的汲引，所以要節流便不僅是裁減“骈枝機關”、“閑散人員”。
隆慶年間的節流是從皇帝和國防入手。
這是大處著墨的方法。
所以隆慶三年穆宗向戶部索銀三十萬兩，内閣便把歲入、歲出的狀況奏明，請求停取銀兩，其結果穆宗隻是說： 朕覽卿等所奏，戶部銀兩缺乏。
内庫亦缺銀兩，朕方取。
既這等說，且取十萬來。
卿等傳示，不必再來奏擾。
(42) 這時的内閣大臣，真是負責任的大臣，穆宗的态度，有一些憊賴，但是皇帝索款，立刻打了三折，不能不算是好的。
隆慶六年居正當國以後，在節流方面，真是“锱铢必較”。
神宗開館纂修《穆宗實錄》，居正上疏，請求免循舊例賜宴。
他說： 臣等夙夜皇皇，方切兢惕，豈敢為此飲食宴樂之事，非惟于禮有不可，于心亦實有不安也。
且一宴之費，動至數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節财之道。
(43) 這一年的冬天，居正在日講的時候，請求次年正月早開日講，不必設宴，并免元夕燈火。
神宗真是一個聽話的孩子，他說： “早吩咐停止了。
伺候聖母用膳的時候，都很簡單，逢到節期，隻有果宴。
” 筵宴停止了，光祿寺春節的供應又省去七百餘金。
萬曆元年十月，居正進講，言及宋仁宗不愛珠飾。
“賢臣才是寶貝，珠玉有什麼用處！”神宗說。
“是呀，”居正再說，“明君貴五谷而賤珠玉；五谷養人，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 “正是，”神宗說，“宮人們喜歡珠玉，但是朕在歲賜上，沒有一次不減省。
” “皇上說到這一點，真是社稷蒼生的福澤。
”居正切實感到少年皇帝的“聖明”，同時也替戶部寬心。
他知道歲出方面，又省去一些不必要的開支。
這年内承運庫太監崔敏上疏請買金珠，奏疏發交内閣，居正看到以後，立即封還，切實給他一個否認。
居正的對付鞑靼，也随時考量到國家的财政問題。
宣大邊外，俺答的問題解決
此足以見公知我之深也。
今士大夫親見仆行事，無一人知及于此者，而公乃在外得之，人之相去，豈不遠哉。
(34) 居正對于當時士大夫之不相知，真有些憤意了。
他對于高拱，不是不恨，但是他沒有置之死地的意念。
他在這一年曾和吳百朋說起：“仆平生所厚士大夫甚多，見背者亦不少，然終不以是而易其好賢之心，即今日内獄之事，可以觀矣。
”(35)這幾句話，透露他對于高拱的怨恨，但是他沒有意思要殺高拱。
居正《雜著》(36)裡，痛責王猛計陷慕容垂的錯誤。
他說：“猛蓋自揣才略，不能駕馭垂，故百計欲去之，以為足以弭将來之患，而乃出于陰賊險狠之謀，類小人女子妒寵忌能者之所為，此諸葛孔明輩所不道也。
”他知道高拱已經倒了，自己有控制的力量，何必得罪清議，更揭示自己的不能容物。
居正的自信力，正在逐日加強。
萬曆元年六月，内閣上疏請随時考成。
在居正的一生，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事業。
居正平時常說遵循祖宗成憲；假如我們要探求居正創制的行為，那便隻有他的考成法。
全文如次： 臣等竊聞堯之命舜曰：“詢事考言，乃言的可績。
”臯陶之論治曰：“率作興事，屢省乃成。
”蓋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不難于聽言，而難于言之必效。
若詢事而不考其終，興事而不加屢省，上無綜核之明，人懷苟且之念，雖使堯舜為君，禹臯為佐，亦恐難以底績而有成也。
臣等竊見近年以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複，殆無虛日。
然敷奏雖勤，而實效蓋鮮。
言官議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言官之責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
部臣議厘一弊，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部臣之責已矣，不必其弊之果厘否也。
某罪當提問矣，或礙于請托之私，概從延緩；某事當議處矣，或牽于可否之說，難于報聞。
征發期會，動經歲月，催督稽驗，取具空文。
雖屢奉明旨，不曰“著實舉行”，必曰“該科記着”，顧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
鄙諺曰，“姑口頑而婦耳頑”，今之從政者殆類于此。
欲望底績而有成，豈不難哉？臣居正當先帝時，曾上《便宜六事》，内《重诏令》一款，亦嘗亹亹言之，随該吏部題複，欲各衙門皆立勘合文簿，事下各撫按官，皆明立程限，責令完報，然亦未聞有如期令而以實應者。
甚者寝格如初。
茲遇皇上躬不世出之資，勵精圖治，百執事亦皆兢兢務修其職業，無敢以玩愒弛廢者；獨所謂考言屢省者，尚未加之意焉，竊恐緻理之道，有未盡也。
查得《大明會典》内一款，“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門題奏本狀，奉聖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禮監交收；又置文簿，陸續編号，開具本狀，俱送監交收。
”又一款，“凡各衙門題奏過本狀，俱附寫文簿，後五日，各衙門具發落日期，赴科注銷，過期稽緩者，參奏。
”又一款，“凡在外司、府衙門，每年将完銷過兩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寫底簿，送各科收貯，以備查考，欽此。
”及查見行事例，在六科，則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繳本；在部院，則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注銷。
以是知稽查章奏，自是祖宗成憲，第歲久因循，視為故事耳。
請自今伊始，申明舊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題奏明旨，或複奏欽依，轉行各該衙門，俱先酌量道裡遠近，事情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終注銷。
除通行章奏不必查考者，照常開具手本外，其有轉行複勘，提問議處，催督查核等項，另造文冊二本，各注緊關略節，及原立程限，一本送科注銷，一本送内閣查考。
該科照冊内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陸續完銷，通行注簿，每于上下半年繳本，類查簿内事件，有無違限未銷。
如有停閣稽遲，即開列具題候旨，下各衙門法問，責令對狀。
次年春、夏季終繳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規避重情，指實參奏。
秋、冬二季亦照此行。
又明年仍複挨查。
必俟完銷乃已，若各該撫、按官，奏行事理，有稽遲延閣者，該部舉之。
各部、院注銷文冊，有容隐欺蔽者，科臣舉之。
六科繳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舉之。
如此，月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而參驗綜核之法嚴，即建言立法者，亦将慮其終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
緻理之要，無逾于此。
伏惟聖明裁斷施行。
(37) 奏疏上去以後，奉聖旨： 卿等說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績？這所奏，都依議行。
其節年未完事件，系緊要的，著該部、院另立期限，責令完報。
若不系錢糧緊要，及年遠難完的，明白奏請開除，毋費文移煩擾。
(38) 居正曾經說過：“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現在他創制了，這是他的有名的考成法。
事情真是簡單異常。
他隻要各衙門分置三本賬簿。
一本記載一切發文、收文、章程、計劃，這是底冊。
在這許多項目之中，把例行公事無須查考的，概行剔除以外，再同樣造成兩本賬簿：一本送各科備注，實行一件、注銷一件，如有積久尚未實行，即由該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内閣查考。
居正的綜核名實，完成萬曆初年之治，最得力的還是這三本賬簿。
政治隻是民族精神的表現。
十六世紀的中國民族血液裡，已經滲入因循的成分，“置郵而傳之四方”，成為一切政令的歸宿。
法令、章程，一切的一切，隻是紙筆的浪費。
幾個腦滿腸肥的人督率着一群面黃肌瘦的人，成日辦公，其實隻是辦紙！紙從北京南紙店裡出來，送進衙門，辦過以後，再出衙門，經過長短不等的公文旅行以後，另進一個衙門歸檔，便從此匿迹銷聲，不見天日。
三百七十年了，想到已往的政治情況，真是不勝警惕。
居正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家。
他知道政務的辦不通，不是機構的缺乏，所以他不主張增加政治機構。
他也知道公文政治不能打倒公文政治，所以他不主張提出新的法令、章程，增加紙筆的浪費。
他隻要清清白白的一個交代。
辦法在紙上說過了，究竟辦到沒有？他要在各科的賬簿上切實注明。
在内閣裡，他自己也有賬簿，可以随時稽考。
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閣控制六科。
這是居正的政治系統。
六科是明朝特有的政治機構。
一切行政事務，分屬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長官，有尚書、左右侍郎。
同時又有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各科有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
尚書是二品，都給事中隻有七品，但是對于六部的封駁、糾劾之權，完全在六科手裡。
明朝的大官可以統率小官，但是小官同樣可以牽掣大官，這是明朝的立法精神。
六科實際上是六部的監察機關，各科給事中分管各科的事，但是對于國家大事，同樣地可以建言；對于奉旨會推内閣大學士，吏、兵二部尚書，及在外總督、總兵的場合，各科都給事中同樣地可以參加；至于光宗逝世的時候，楊漣以從七品的兵科右給事中，和内閣同受顧命，更是特有的創例。
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是明朝的祖制，但是以内閣控制六科，便是一種創制。
内閣本來是皇帝的秘書處，事實上不負行政責任，更談不上監察責任，實施考成法以後，内閣實權顯然擴大，所以萬曆四年劉台劾居正疏，稱：“居正定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冊，一送内閣，一送六科。
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隐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隐蔽則内閣糾之。
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奏章，舉劾其職也。
内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
居正創為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
祖宗之法若是乎？”劉台的言論其實沒有說錯。
考成法的實施，在整理賦稅的方面，發生的影響最大。
中國人受聖經賢傳的影響太大了。
孟子見梁惠王，第一句便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又勸梁惠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
”政治家談到理财，好像做了一件虧心的事。
漢武帝時代，桑弘羊領大農，在整個國家，因為對外戰争，已經走上經濟崩潰的路線以後，居然靠着平準政策的運用，“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39)。
這是多麼大的貢獻，但是蔔式對他的批評，隻是“烹弘羊，天乃雨”。
其實一個有組織的國家，不能沒有國家的經濟政策。
沒有經濟，便沒有政治。
孟子的主張，是十分取一。
白圭問道：“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說；“子之道，貉道也。
”孟子是說無組織的民族，才能二十取一，有組織的國家，不能不十分取一。
這是孟子的經濟政策。
他那“薄稅政”的主張，用現代的術語，其實隻是“養稅源&rsquo。
國家對于人民的賦稅，不能太重，人民才可以謀經濟發展，人民的經濟發展了，國家便增加十分取一的機會。
孟子的主張，其實不是“崇禮義，退财利，複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40)那一套。
居正當國以後，他的主張是富國強兵。
要強兵便先要富國。
富國不外是開源、節流。
在這兩方面，他都盡了最大的努力。
考成法是開源，在考成法以外，當然還有節流。
隆慶二、三年間的預算，每年國家收入二百五十餘萬兩，支出四百餘萬兩。
(41)這是一個岌岌可危的預算。
當時沒有屋上架屋的構機，也談不到親戚故舊的汲引，所以要節流便不僅是裁減“骈枝機關”、“閑散人員”。
隆慶年間的節流是從皇帝和國防入手。
這是大處著墨的方法。
所以隆慶三年穆宗向戶部索銀三十萬兩，内閣便把歲入、歲出的狀況奏明，請求停取銀兩，其結果穆宗隻是說： 朕覽卿等所奏，戶部銀兩缺乏。
内庫亦缺銀兩，朕方取。
既這等說，且取十萬來。
卿等傳示，不必再來奏擾。
(42) 這時的内閣大臣，真是負責任的大臣，穆宗的态度，有一些憊賴，但是皇帝索款，立刻打了三折，不能不算是好的。
隆慶六年居正當國以後，在節流方面，真是“锱铢必較”。
神宗開館纂修《穆宗實錄》，居正上疏，請求免循舊例賜宴。
他說： 臣等夙夜皇皇，方切兢惕，豈敢為此飲食宴樂之事，非惟于禮有不可，于心亦實有不安也。
且一宴之費，動至數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節财之道。
(43) 這一年的冬天，居正在日講的時候，請求次年正月早開日講，不必設宴，并免元夕燈火。
神宗真是一個聽話的孩子，他說： “早吩咐停止了。
伺候聖母用膳的時候，都很簡單，逢到節期，隻有果宴。
” 筵宴停止了，光祿寺春節的供應又省去七百餘金。
萬曆元年十月，居正進講，言及宋仁宗不愛珠飾。
“賢臣才是寶貝，珠玉有什麼用處！”神宗說。
“是呀，”居正再說，“明君貴五谷而賤珠玉；五谷養人，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 “正是，”神宗說，“宮人們喜歡珠玉，但是朕在歲賜上，沒有一次不減省。
” “皇上說到這一點，真是社稷蒼生的福澤。
”居正切實感到少年皇帝的“聖明”，同時也替戶部寬心。
他知道歲出方面，又省去一些不必要的開支。
這年内承運庫太監崔敏上疏請買金珠，奏疏發交内閣，居正看到以後，立即封還，切實給他一個否認。
居正的對付鞑靼，也随時考量到國家的财政問題。
宣大邊外，俺答的問題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