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第一次打擊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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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三年遼東大捷,遼東巡撫張學顔還沒有奏報的時候,巡按禦史劉台的捷奏先到北京。

    從程序上說,這是一種手續的錯誤。

    然而不僅是錯誤,這是越權。

    巡按既可越權,巡撫便可卸責,對于封疆大事,當然發生不良的影響。

    從“綜核名實”的立場看來,這是一個不能容許的錯誤。

    因此居正拟旨嚴加申斥。

    居正記得就在這一年,三邊總督石茂華,曾因禦史督戰太急,魯莽進兵,以緻受到不小的挫敗。

    自己還曾去信诰誡過:“今之時政,與先年異。

    公受分陝之寄,凡事當守便宜,謀定而後發,亦不必汲汲求解于群議也。

    ”(1)居正認定邊疆督、撫,不應受禦史的牽掣。

     劉台也有劉台的看法。

    遼東巡按禦史固然是禦史,但是張學顔是右副都禦史、巡撫遼東地方,也是禦史。

    明代官制的演變,形成監察權高于一切的狀态。

    地方長官文的有布政使司左布政,右布政;武的有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以及鎮守沖要的總兵官:這是最初的官制。

    但是後來添了巡按以及巡撫和總督。

    巡按、督、撫雖然各有疆域,但是他們隻是都察院的官,不是地方官。

    他們的官階不一定高,但是地方官不能不受他們的節制,這是監察的權威。

    劉台看到同是代表監察權的中央官,為什麼一個可以調度軍隊,一個連報捷都不可呢?所以他的捷奏還是發出去。

     但是在法制上,巡按和巡撫究竟不同。

    英宗正統四年巡按禦史出巡事宜有這樣的規定:“總兵、鎮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禦侮,凡調度軍馬,區劃邊務,風憲官皆無得幹預。

    ”所以巡按不得過問軍事,曾有明文的規定。

    遼東巡撫的全銜是“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因此調度軍隊,正是巡撫的職權。

    一切都有法制的依據。

    明代巡撫和巡按的職權最容易混淆,居正對于這一點,時時感覺到有糾正的必要。

    萬曆九年他說過: 竊謂撫、按職掌不同,政體亦異。

    振舉綱維,察舉奸弊,摘發幽隐,繩糾貪殘,如疾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

    措處錢糧,調停賦役,整饬武備,撫安軍民,如高山大河,奠潤一方而無壅者,巡撫之職也。

    近來撫、按諸君,不思各舉其職,每緻混雜,下司觀望,不知所守,以故實惠不流。

    至于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職,而侵越巡撫之事,違道以幹譽,徇情以養交,此大謬也。

    (2) 居正認為封疆大吏,不應受到牽掣,在法制有成規,在事理有根據,不能不認為正确。

    假如我們想到萬曆四十七年,楊鎬經略遼東,因為受到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紅旗督戰的迫蹙,以緻倉皇進兵,造成遼東空前大敗的事實,我們更不能不承認居正的主張。

     劉台經過這一次嚴旨申斥,充滿怨憤,就在萬曆四年正月上疏彈劾居正。

    這是居正當國以來所受的第一次打擊,也是他平生所受的最大的打擊。

    原疏如次: 臣聞進言者皆望陛下以堯、舜,而不聞責輔臣以臯、夔。

    何者?陛下有納谏之明,而輔臣無容言之量也。

    高皇帝鑒前代之失,不設丞相,事歸部、院,勢不相攝而職易稱。

    文皇帝始置内閣,參預機務,其時官階未峻,無專肆之萌。

    二百年來,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

    乃大學士張居正偃然以相自處,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

    谏官因事論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請即以祖宗法正之。

     祖宗朝,非開國元勳,生不公,死不王。

    成國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違祖訓,贈以王爵。

    給事中陳吾德一言而外遷,郎中陳有年一争而斥去。

    臣恐公侯之家,布惠厚施,緣例陳乞,将無的極。

    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用内閣、冢宰,必由廷推。

    今居正私薦用張四維、張瀚。

    四維在翰林,被論者數矣,其始去也,不任教習庶吉士也。

    四維之為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顧用之,夫亦以四維善機權,多憑借,自念親老,旦暮不測,二、三年間謀起複,任四維其身後托乎!瀚生平無善狀,巡撫陝西,贓賄狼藉,及驟列铨衡,惟諾若簿吏,官缺必請命。

    所援引者非楚人親戚知識,則親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則恩故之黨助也。

    瀚惟日取四方小吏,權其賄賂,而其他則徒擁虛名。

    聞居正贻南京都禦史趙錦書,“台谏無議及冢宰”:則居正之脅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

    祖宗之法如是乎? 祖宗朝,诏令不便,部臣猶訾閣拟之不審。

    今得一嚴旨,居正辄曰:“我力調劑,故止是。

    ”得一溫旨,居正又曰:“我力請而後得之。

    ”由是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感居正者甚于感陛下。

    威福自己,目無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一切政事,台、省奏陳,部、院題複,撫、按奉行,未聞閣臣有舉劾也。

    居正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冊,一送内閣,一送六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隐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隐蔽則内閣糾之。

    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奏章,舉劾其職也。

    閣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

    居臣創為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

    祖宗之法若是乎? 至于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不欲重挫抑之。

    近日禦史俞一貫以不聽指授,調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氣,莫敢展布。

    所憚獨科臣耳,居正于科臣,既啖之以遷轉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遲,誰肯舍其便利,甘彼齮龁,而盡死言事哉?往年趙參魯以谏遷,猶曰外任也;餘懋學以谏罷,猶曰禁锢也;今傅應祯則谪戍矣,又以應祯故,而及徐貞明、喬岩、李祯矣。

    摧折言官,仇視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 至若為固寵計,則獻白蓮、白燕,緻诏旨責讓,傳笑四方矣;規利田宅,則誣遼王以重罪而奪其府地,今武岡王又得罪矣;為子弟謀舉鄉試,則許禦史舒鳌以京堂,布政施堯臣以巡撫矣,起大第于江陵,費至十萬,制拟官禁,遣錦衣官校監治,鄉郡之脂膏盡矣;惡黃州生儒議其子弟幸售,則假縣令他事,窮治無遺矣;編修李維桢偶談及其豪富,不旋踵即外斥矣。

    蓋居正之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邊鄙。

    不然,輔政末幾,即富甲全楚,何由緻之?宮室、輿馬、姬妾、奉禦,同于王者,又何由緻之?在朝臣工,莫不憤歎,而無敢為陛下明言者,積威之劫也。

     臣舉進士,居正為總裁;臣任部曹,居正薦改禦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訟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

    願陛下察臣愚悃,抑損相權,毋俾偾事誤國,臣死且不朽。

     劉台的奏疏上去了,居正想起明朝開國二百餘年,從來沒有門生彈劾座主的故事,偏偏自己在隆慶五年所取的進士,竟對自己提出彈劾,這是一個異常的刺激。

    三、四年來,當國的苦辛,劉台不一定明白,但是劉台既請皇上抑損相權,自己以後怎樣辦事?最使居正痛心的,是劉台所提出的幾點,不一定是對的,然而也不一定全無根據。

    是劉台的誣蔑呢,還是他的不能體諒?自己的門生,一手提拔的人,還不能體諒,以後又怎樣辦事?自己是大臣,當然談不到和劉台辯駁,他和神宗說: “依法,巡按禦史不得報軍功;去年遼東大捷,劉台違制妄奏,法應降谪,彼時臣僅請旨戒饬,劉台已經憤憤不已。

    後來禦史傅應祯妄言下獄,請旨窮诘黨與,當時并不知道劉台和傅應祯同鄉親近,從中主持,因此劉台妄自驚疑,全不顧忌,對臣洩恨。

    二百年來,沒有門生彈劾座主的故事,如今臣唯有一去以謝劉台。

    ” 神宗看到居正跪在禦座前面,眼淚簌簌地直下,隻有自己扶他起來,和他說: “先生起,朕當責台以謝先生。

    ” 居正仍是具奏請求緻仕,神宗下旨慰留道: “卿赤忠為國,不獨簡在朕心,實天地祖宗所共降監,彼讒邪小人,已有旨重處,卿宜以朕為念,速出輔理,勿介浮言。

    ” 皇上的恩意很顯然了,但是居正還是感覺到辦事的困難,他再疏乞休道: 臣捧讀恩綸,涕泗交集,念臣受先帝重托,既矢以死報矣。

    今皇上聖學,尚未大成;諸凡嘉禮,尚未克舉;朝廷庶事,尚未盡康;海内黎元,尚未鹹若;是臣之所以圖報先帝者,未盡其萬一也,臣豈敢以去?古之聖賢豪傑,負才德而不遇時者多矣,今幸遇神聖天縱不世出之主,所謂千載一時也,臣又豈可言去?皇上寵臣以賓師不名之禮,待臣以手足腹心之托,相親相倚,依然藹然,無論分義當盡,即其恩款之深洽,亦自有不能解其心者,臣又何忍言去?然而臣之必以去為請者,非得已也!蓋臣之所處者危地也,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

    今言者方以臣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王行政者,非威也則福也。

    自今以往,将使臣易其塗轍,勉為巽順以悅下耶,則無以逭于負國之罪;将使臣守其故轍,益竭公忠以事上耶,則無以逃于專擅之譏。

    況今讒邪之黨,實繁有徒,背公行私,習弊已久,臣一日不去,則此輩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則此輩一年不便。

    若使臣之所行者,即其近似而議之,則事事皆可以為作威,事事皆可以為作福,睊睊之讒日嘩于耳,雖皇上聖明,萬萬不為之投杼,而使臣常負疑謗于其身,亦豈臣節之所宜有乎?此臣之所以輾轉反側,而不能不惕于衷也。

    伏望皇上憐臣之志,矜臣之愚,特賜罷歸,以解群議:博求廊廟山林之間,必有才全德備之士,既有益于國而又無惡于衆者,在皇上任之而已。

    臣屢渎宸嚴,無任戰栗隕越之至。

    (3) 神宗随即再下聖旨: 卿精誠可貫天日,雖負重處危,鬼神猶當護佑,讒邪陰計,豈能上幹天道。

    朕亦知卿貞心不貳,決非衆口所能動搖,已遣司禮監随堂官往谕朕意,卿宜即出視事,勉終先帝顧托,勿複再辭。

     這是正月二十六日的事。

    神宗還不放心,再差司禮監太監孫隆前往慰留,并降手谕: 谕元輔:先帝以朕幼小,付托先生。

    先生盡赤忠以輔佐朕,不辭勞,不避怨,不居功,皇天後土祖宗必共鑒知。

    獨此畜物,為黨喪心,狂發悖言,動搖社稷,自有祖宗法度。

    先生不必介意,隻思先帝顧命,朕所倚任,保安社稷為重,即出輔理。

    朕實惓惓伫望。

    特賜燒割一份、手盒二副、長春酒十瓶,用示眷懷,先生其欽承之,慎勿再辭。

     在這個情形之下,居正沒有再辭的理由,他隻有重行出來輔理國事。

    居正對于政治,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負;政權是貫徹這個理想和抱負的工具,他決不輕易放棄政權。

    在他認定神宗對于自己的信任,不但沒有動搖,而且更加堅定的時候,他慨然地說: 夫事惟求諸理之至當,心豈必于人之盡知。

    況臣區區之愚,既特孚于昭鑒,則諸呶呶之口,誠無足為重輕。

    謹當仰體聖懷,益殚赤悃,冰霜自保,雖嫌怨以奚辭,社稷是圖,何發膚之敢惜。

    (4) 政權在自己手中,居正準備繼續貫徹自己的主張。

    “你們諒解也好,不諒解也好,我的行為,自然有我的标準。

    ”他想。

     神宗說起對于劉台,自有祖宗法度,果然派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劉台這厮,讒言亂政,着打一百充軍,拟票來行。

    ”拟旨是内閣的職務,但是交付廷杖,究竟有些困難。

    居正具疏論救,其結果劉台免去廷杖,隻得“除名為民”的處分。

    這一點,當時頗有人認為是居正的寬宏。

    但是居正卻堅決地否認,他說: 古之聖賢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異。

    《易·大過》棟桡。

    《彖》曰:“剛過乎中。

    ”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桡而本末弱矣。

    伊、周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而商、周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為中也。

    仆以一豎儒,擁十餘齡幼主,而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

    況自嘉、隆以來,議論滋多,國事靡定,紀綱倒植,名實混淆。

    自仆當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開衆正之路,杜群枉之門,一切以尊主庇民,振舉頹廢為務,天下始知有君也。

    而疾之者乃倡為異說,欲以抑損主威,搖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所謂剛過乎中,處大過之時者也。

    而丈乃以為失士心,誤矣。

    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hellip&hellip仆今所處何時也?主上舉艱巨之任,付之于眇然之身,今權珰貴戚,奉法遵令,俯首貼耳而不敢肆,狡夷強虜,獻琛修貢,厥角稽首而惟恐後者,獨以仆攝持之耳,其出處去就,所系豈淺淺哉?彼讒人者不畏不愧,職為亂階,且其蓄意甚深,為謀甚狡,上不及主上,旁不及中貴,而獨剚刃于仆之身,又無所污蔑,而獨曰“專擅,專擅”雲雲,欲以竦動幼主,陰間左右,而疑我于上耳。

    賴天地宗廟之靈,默啟宸衷,益堅信任。

    不然,天下之事,豈不為之寒心哉!自有此事,主上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以痛恨于忌者,蓋大舜疾讒說之殄行,孔子惡利口之複邦,故去此人以安仆也,以安社稷也。

    離明允斷,誠理法之正,而仆所以懇懇救之者,蓋以仰答聖恩,下明臣節耳,非欲為沽名之事也。

    (5) 同期中,居正又有上徐階書,(6)答胡邦奇書。

    (7)他說:“颛蒙之見,果于自信,但知竭忠捐軀,可以報國,更不思身。

    ”(8)他又說:“蓋仆素以至誠待人,絕不虞人之傷己:至于近日之事,則反噬出于門牆,怨敵發于知厚,又适出常理之外。

    ”(9)經過三四年的政局,居正對于自己,充滿了自信,他認定唯有自己,才能擔當國家的大任。

    因此從居正看來:攻擊居正,便是攻擊國家;摧毀居正,便是摧毀國家。

    這是必然的邏輯。

    居正說:“其出處去就,所系豈淺淺哉?”自信力的擴大,已經到達驚人的地位,但是倘使把居正當國十年的政局,和萬曆十年以後直到明末的政局比較,我們不能不承認居正見地的正确。

     居正對于劉台的怨憤,真是深刻萬分。

    救止廷杖的事,隻是政治手腕的運用。

    他不願意給一般人以強烈的刺激,所以劉台幸免廷杖的處分。

    萬曆八年,張學顔為戶部尚書,揭發劉台在遼東受賄的事實,再經過遼東巡按于應昌,江西巡撫王宗載的徹查,劉台終于得到流戍浔州的處分。

    嫌疑的陰影,又投射到居正身上。

    居正說:“古雲,&lsquo甯人負我,無我負人&rsquo,況冤親平等,悉歸幻妄,今轉盼之間,已成陳迹矣,何足挂之懷抱乎?”(10)話雖說得淡泊,但是事實上居正不是一個淡泊的人。

    孔子說過:“以直報怨。

    ”什麼是“以直報怨”呢?《禮記·表記》又記孔子之說:“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直”隻是應得的價值,因此“以怨報怨”和“以直報怨”,适成為同義的語句。

    也許居正認為劉台隻得到他應得的價值吧!從近代的政治風度看來;不能不算是可以惋惜的事。

     劉台攻擊居正的貪污,不是沒有根據的誣蔑。

    居正當國以後,曾說:“仆自當事以來,閉門卻掃,士大夫公言之外,不交一談。

    ”(11)又說:“仆近來用人處事,一秉公心,謬持愚見,旁人無所關其說,士大夫公見之外,不延一客,公談之外,不交一語,即有一、二親故,間一過從,不過相與道舊故,遣客懷而已,無一語及于時政。

    ”(12)居正對于自己的生活,不算沒有把握。

    在操守方面,正因為居正對于政權的熱中,我們更可想象他對于貨利的淡泊。

    在言論自由的時期,一旦貪污有據,經人指摘,往往不但成為終身的玷辱,而且會引起政權的動搖。

    這是一個熱中政權的人所不願意的。

    然而明代腐化的空氣,已經彌漫了,腐化的勢力,侵蝕一切,籠罩一切,何況一個全權在握的首輔,更易成為腐化勢力的對象。

    北京隻是居正的寓所,他的家在江陵;居正可以潔身自好,但是居正有仆役,有同族,有兒子,有弟弟,還有父親。

    腐化的勢力,在北京找不到對象,便會找到江陵。

    居正也許還能管束子弟,他能管束父親嗎?尤其張文明那一副放蕩不羁的形态,更不會給一個十幾年不曾見面的兒子以說話的機會。

     明朝的政治,充滿無數腐化的因素。

    現代認為不應存在的事實,在當時隻是一種習慣。

    最痛苦的是在未經指摘的時候,盡管認為習慣,但是一經指摘以後,立刻又成為貪污。

    因此從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時随地,都受着物質的誘惑,也就随時随地,會蒙到仇敵的指摘。

    這是政治生活的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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