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從奪情到歸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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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七年，居正曾經看到父親一面。
十九年的日月了，居正從一個平凡的翰林院編修，成為當國的首輔，文明也從一個平凡的府學生，成為首輔的父親。
在北京的掌握政權，在江陵的掌握利權。
誰能說文明的不是呢？遼王府到手了，重行翻造，純忠堂、捧日樓都蓋好了，沙洲來了，劉總兵送來的銀子，也從瞿塘三峽下來了。
快得很，李太白不曾說過嗎？“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一位七十歲的府學生想起。
其餘的，還有許多許多數不清的事件。
七十歲的人，應當休息一下，但是這一家的事，交給誰呢？不錯，還有居易、居敬，但是文明究竟放心不下。
居正也談起要迎養到北京，可是老年人擱不下江陵的山水，擱不下自己的姬妾，擱不下一切的家事。
萬曆三年神宗忽然問起左右的人來：“張先生的父母還在嗎？”“先生的父母已經七十幾歲了，”大家說，“還是好好的。
” 神宗高興得很，吩咐準備賞賜，一面親筆寫信給居正： 聞先生父母俱存，年各古稀，康健榮享，朕心喜悅。
特賜大紅蟒衣一襲，銀錢二十兩；又玉花墜七件，彩衣紗六匹，乃奉聖母恩賜：鹹宜欽承，著家僮往赍之。
大緻是萬曆五年夏間，文明病了，有時連走路都困難，居正準備請假省親，偏偏神宗大婚的問題來了，後來婚期決定在萬曆六年三月，居正看到暫時走不得，索性定在大婚以後再行回去。
他在給王之诰的信上提起：“老父頃患甚劇，今雖暫愈，然聞動履尚屬艱難，桑榆暮景，風燭可虞。
颛拟主上大婚後，乃敢乞身。
(1)今定婚期于來歲三月，則陳情之舉，當在夏初矣。
遙望此期，以日為歲，奈何？”(2) 文明這一年七十四歲，疾病纏綿，(3)終于在九月十三日逝世了。
那時從江陵到北京，交通困難，九月二十五日，居正才得到訃聞。
内閣同僚呂調陽、張四維奏明神宗，神宗頒賜禦筆給居正說： 朕今覽二輔所奏，得知先生之父，棄世十餘日了，痛悼良久。
先生哀痛之心，當不知何如裡！然天降先生，非尋常者比，親承先帝付托，輔朕沖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
先生父靈，必是歡妥，今宜以朕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
朕幸甚，天下幸甚。
(4) 神宗賜銀五百兩、纻絲十表裡、新鈔一萬貫、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各樣碎香二十斤、蠟燭一百對、麻布五十匹。
兩宮皇太後也是照樣賜唁。
二十八日禮部奉聖旨，文明“著照例與祭葬，仍加祭五壇”，身後恤典，一切從厚。
但是重大的問題來了。
明代内外官吏人等有丁憂的制度，在遇到承重祖父母、親父母的喪事，自聞喪日起，不計閏，守制二十七月，期滿起複。
英宗正統七年令，“凡官吏匿喪者，俱發原籍為民”；十二年令，“内外大小官員丁憂者，不許保奏奪情起複”。
“丁憂”指親喪二十七個月中，必須解職的事；期滿而後，照舊做官，稱為“起複”。
在二十七個月中，由皇上特别指定，不許解職，稱為“奪情”。
奪情之事，平常很少見，但是在軍隊中，尤其是在作戰的時候，原談不到“丁憂”，這一類的事，古人稱為“墨绖從戎”，又稱“金革之事不避”。
在宗法社會裡面，政治就是教化，官吏就是師長；主持教化的師長，在教忠、教孝的社會裡，自己先行履行對于亡父、亡母的義務，不能不算是一種合理的行為。
居正照例咨行吏部，題請放回原籍守制。
吏部随即奉到聖旨： 朕元輔受皇考付托，輔朕沖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賴，豈可一日離朕？父制當守，君父尤重，準過七七，不随朝，你部裡即往谕著，不必具辭。
(5) 居正九月二十五日得訃，這道不許守制的上谕，也在九月發下，一切都是四、五日間之事，沒有回旋的餘地。
本來居正奪情的事情太嚴重了，居正身後，經過神宗十年到四十八年這個很長的階段，一般人因為後來神宗對于居正的反感，無從追求正确的結論；等到神宗死後，讨論可以自由的時候，奪情的經過已經成為長遠的過去，時日不清楚了，事實不清楚了，僞造的根據，曲解的現實，到處作祟。
于是奪情的是非，遂成為一個謎。
據說第一個主張奪情的是戶部侍郎李幼孜，馮保主張奪情，居正也有意奪情，因此造成奪情的局勢。
其實幼孜第一個提出這個呼聲，隻提出時代的要求，而造成這個時代要求的，卻是居正本人。
自從隆慶六年六月，居正當國以來，這五年三個月的時間，整個國家安定了。
政治上了軌道，經濟有了把握，太倉粟支十年，太仆寺積金四百餘萬；北邊的俺答屈服了，土蠻雖然沒有屈服，但是不斷地潰敗，解除了東北方的威脅；内閣裡面，安靜到沒有一點波浪，更是嘉靖、隆慶以來沒有的現象；這一切是誰的大功？居正去了，這個局面，交付那一個？徐階七十五歲了，高拱更和馮保結下生死大仇，都談不到回朝，在野的還有哪一個幹練的大臣？呂調陽是一個忠厚老實的人，他自己沒有大的抱負；張四維也許還有些才氣，但是資曆太差，而且也沒有人望，在朝的又交給誰？居正固然有三個主人，但是慈聖太後和馮保，都說不到自己掌握政權，明代根本沒有太後臨朝和宦官執政(6)的前例；至于神宗，這時才十五歲，慈聖太後還把他當小孩看待呢，更說不到自己負責。
一切的形勢竟造成居正非留不可的局面。
這一個局面是居正自己造成的，居正自己也看到。
其次大學士丁憂起複，不是沒有故事的。
成祖永樂六年六月楊榮丁憂，十月起複。
宣宗宣德元年正月金幼孜丁憂，随即起複。
四年八月楊溥丁憂，随即起複。
景帝景泰四年五月王文丁憂，九月起複。
憲宗成化二年三月李賢丁憂，五月起複。
這都是故事。
五人之中，唯有李賢是首輔，而李賢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太平的時代，成化二年，憲宗已經二十一歲，即使李賢丁憂，也還和現在非留不可的局面，有些不同。
這一切，慈聖太後、神宗、馮保，連同居正也都看到。
不許守制的上谕下來了，居正再行上疏請求，自稱“是臣以二十七月報臣父，以終身事皇上”，但是語氣并不十分堅定，他甚至說： 臣聞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報。
夫非常者固非常理之所能拘也。
臣一介草茅，忝司政本，十有餘年，受先皇顧托之重，荷聖主倚毗之專，無論平日所承，隆恩異數，超轶古今，即頃者聞憂之日，兩宮聖母為臣憫恻，聖心感動，為臣凄惋，慰吊之使，絡繹道途，赙赗之赉，充溢筐篚，又蒙皇上親灑宸翰，特降玺書，中間慰藉之勤笃，勉喻之諄切，尚有溢于聖言之外者。
臣伏而讀之，一字一淚，雖旁觀近聽之人，亦無不傷心酸鼻者。
夫自古人臣，以忠結主，商則成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周則成王之于公旦，漢則昭烈之于諸葛亮，其隆禮渥眷，辭命诰谕之文，載在史冊，至今可考，固未有謙抑下巽，親信敬禮，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懇笃者，此所謂非常之恩也。
臣于此時，舉其草芥微軀，摩頂放踵，粉為微塵，猶不足以仰答于萬一，又何暇顧旁人之非議，徇匹夫之小節，而拘于常理之内乎？且人之大倫，各有所重，使幸而不相值，則固可各伸其重，而盡其所當為；不幸而相值，難以并盡，則宜權其尤重者而行之。
今臣處君臣、父子，兩倫相值，而不容并盡之時，正宜稱量而審處之者也。
況奉聖谕，謂“父制當守，君父尤重”，臣又豈敢不思以仰體，而酌其輕重乎？(7) 無疑地，居正是在考慮應否守制的問題了。
十月初二日奉聖旨： 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朕昔當十齡，皇考見背，丁甯以朕屬卿，卿盡心輔導，迄今海内乂安，蠻貊率服，朕沖年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得，安能遠待三年？且卿身系社稷安危，又豈金革之事可比？其強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辭。
(8) 奉旨以後，居正上《再乞守制疏》，十月初五日複奉聖旨： 覽奏，詞益哀懇，朕恻然不甯。
但卿言終是常理，今朕沖年，國家事重，豈常時可同？連日不得面卿，朕心如有所失。
七七之期，猶以為遠，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無一不從，今日此事，卻望卿從朕，毋得再有所陳。
(9) 神宗甚至和呂調陽、張四維說起，即使居正再上百本，亦不能準。
守制的請求，已經成為僵局，居正隻得再從旁面提出，他說： 仰窺皇上之心，不過以數年以來，舉天下之重，盡屬于臣，見臣鞠躬盡瘁，頗稱意指，将謂國家之事，有非臣不辦者。
此殆不然也！夫人之才識，不甚相遠，顧上用之何如。
臣之不肖，豈真有卓荦超世之才，奔轶絕塵之力，惟皇上幸而用之，故臣得盡其愚耳！今在廷之臣，自輔臣以至于百執事，孰非臣所引薦者？觀其器能，鹹極一時之選。
若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諸臣，諸臣以臣心之忠而事皇上，将臣平日所稱聖賢道理，祖宗法度，此兩言者，兢兢守之，持而勿失，則固可以端委廟堂而天下鹹理。
是臣雖去，猶未去也，何必專任一人，而使天下賢者，不得以各效其能乎？且臣尚有老母，年亦七十二歲，素嬰多病，昨有家人到，緻臣母意，囑臣早歸。
田野之人，不知朝廷法度，将謂臣父既沒，理必奔喪，屈指終朝，倚闾而望，今若知臣求歸未得，相見無期，郁郁懷思，因而緻病，則臣之心，益有不能自安者矣。
皇上方以孝養兩宮，何不推此心以及臣之母乎？(10) 神宗的聖旨又下了，他說： 朕為天下留卿，豈不轸卿迫切至情，忍相違拒？但今日卿實不可離朕左右。
著司禮監差随堂官一員，同卿子編修、嗣修，馳驿前去，營葬卿父；完日，即迎卿母，來京侍養，用全孝思。
卿宜仰體朕委曲眷留至意，其勿再辭。
(11) 這道聖旨，由内閣傳下，神宗再命司禮監太監何進帶去親筆谕旨： 谕元輔：朕以幼沖、賴先生為師，朝夕納誨，以匡不逮。
今再三陳乞守制，于常理固盡，于先帝付托大義，豈不鮮終？況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一日、二日萬幾，尚未谙理；若先生一旦遠去，則數年啟沃之功，盡棄之矣。
先生何忍！已有旨，特差司禮監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完便就迎接先生老母，來京侍養，以慰先生孝思，務要勉遵前旨，入閣辦事，豈獨為朕，實所以為社稷，為蒼生也。
萬望先生仰體聖母與朕惓惓懇留至意，毋勞又有所陳。
(12) 這時禦史曾士楚，給事中陳三谟都上疏，請留居正了。
吏部尚書張瀚奉上谕慰留居正，連忙和左侍郎何維柏商議。
“丁憂守制，”維柏說，“是天經地義的事，遷就不得的。
”張瀚的宗旨決定了，索性給他一個不理。
吏部司官們和尚書說，請他複奏，張瀚隻是一味地裝糊塗。
他說： “大學士奔喪，應當加恩；這是禮部的事，和吏部有什麼相幹！” 皇帝奪情的诏書屢次下來了，官員們正在紛紛請留居正，張瀚隻是捶着胸膛歎息，他認為從此以後，綱常掃地，對于奉命慰留居正的上谕，始終置之不理。
給事中王道成、禦史謝思啟上疏彈劾張瀚、何維柏，其結果張瀚勒令緻仕，維柏罰俸三月，一切都是十月初的事。
奪情的局勢既成，居正沒有回旋的餘地，他隻有承認了。
他說： 凡朝士大夫，見者聞者，無不恫切歎頌，皆以大義責臣，謂殊恩不可以橫幹，君命不可以屢抗，既以身任國家之重，不宜複顧其私。
臣連日枕塊自思，且感且懼，欲再行陳乞，恐重獲罪戾。
且大婚期近，先帝之所付托，與國家之大典禮，莫此為重，乃一旦委而去之，不思效一手一足之力，雖居田裡，于心甯安？用是茹忍哀悰，不敢再申前請，謹當恪遵前旨，候七七滿日，不随朝，赴閣辦事，随侍講讀。
(13) 他提出五個條件，（一）所有應支俸薪，概行辭免；（二）所有祭祀吉禮，概不敢與；（三）入侍講讀，在閣辦事，俱容青衣角帶(14)；（四）章奏具銜，準加“守制”二字；（五）仍容明年乞假葬父，便迎老母，一同來京。
條件提出以後，奉聖旨：“卿為朕勉出，朕心始慰，這所奏，俱準。
歸葬一節，還候旨行。
”(15) 居正奪情之事，雖然是局勢造成的，但是造成這個局勢的，何嘗不是居正？張瀚勒令緻仕的時候，居正還沒有承認在閣辦事，但是他已經推薦王國光繼任吏部尚書了。
他和國光說：“铨衡重任，非公不足以當之。
比時孤方乞歸，然不敢以去國之故，而忘謀國之心，故敢以公進。
然公之忠亮，實素簡于帝心，故疏上即荷俞允，非俟孤言以為用舍也。
”(16)在苫塊昏迷的當中，居正何嘗有一日忘去政權？居正稱道伊尹，(17)也許他看上伊尹以天下自任的那一點，但是以天下自任，正是熱中政權的一個解釋。
從居正十九年沒有看見文明一面的事實看來，父子之間的感情，委實已經生疏了。
居正和文明中間，無論在志趣上，在事業上，都看不出一些共同的場所。
十九年的日月，三千裡的距離，在父子之間，造成最大的隔閡。
居正當然知道丁憂隻是二十七個月的請假，在這個時間以後，随時可以起複。
但是起複隻是一個理論。
徐階緻仕了，陳以勤、李春芳緻仕了，高拱、殷士儋也緻仕了，除了高拱偶然一度重來以外，其餘沒有一個再看到北京的城阙。
政權正和年光一樣，是不輕易回轉的。
居正自從二十三歲舉進士以後，經過三十一年的政治奮鬥，才取得現在的政治地位，他怎能不留戀呢？ 明朝的故事，首輔去位三日以後，次輔便把座位，從内閣的右邊遷到左邊，翰林院後輩和内閣僚屬都穿紅袍到内閣道賀。
這一次他們穿紅袍到内閣來了，大家向次輔呂調陽道賀。
調陽是一個老實人，他雖然沒有把座位移到左邊，但是居然接受大衆的道賀。
一切增加居正的恚忿。
他認識自己還沒有去位，人情已經變了，将來當真去位，那還了得！夏言、嚴嵩對于當日的政權，都曾經支付血腥的代價；以後徐階、高拱，也都經過最大的危險。
現在會不會需要自己償還這一筆血債！ 留戀、畏懼，這兩種強烈的情緒，占有居正的胸中。
但是最大的原因，還是他舍不得當時的國家。
在自己當國的五年三個月中間，整個明朝，已經從困頓的狀态中解放出來，成為富強的國家；自己去位以後，會不會重行回到困頓中去？這一切，隻為了一個十九年不曾見面的父親，代價未免太大了。
居正覺得李幼孜的語句還在自己耳朵裡響着： “皇帝沖齡，天下不可一日無相公，相公怎樣忍得回去守制呀！” 這樣他才決定辭俸守制的辦法。
萬曆八年他在奏疏中說過： 臣又查得前代典禮與本朝律令，凡奪情起複者，皆居官食祿，與見任不殊。
故先年大學士楊溥、李賢等，皆從服中升官考滿，以事同見任故也。
今臣乃辭俸守制，皇上原未奪臣之情，臣亦未嘗于制中起複，比之諸臣，事體原自不同。
(18) 居正辭俸守制，但是神宗沒有讓他枵腹從公的道理，所以萬曆五年十月傳旨： 元輔張先生，俸薪都辭了。
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著光祿寺每日送酒飯一桌，各該衙門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葉三十斤、鹽一百斤、黃白蠟燭一百支、柴二十扛、炭三十包，服滿日止。
(19) 居正曾和順天巡撫陳道基談起當日的心境： 唁贶再臨，又辱别谕雲雲，敢不敬承雅意。
但孤暫留在此，實守制以備顧問耳，與奪情起複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祿，下不通四方交遺，惟赤條條一身，光淨淨一心，以理國家之務，終顧命之托，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所謂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
此孤之微志也。
(20) “辭俸守制”是居正發見的名辭，但是一般人目光中，隻看到他不奔喪，不守制，怙權貪位。
居正曾經談到“聖賢道理，祖宗法度”，這句話更引起他們的反感。
《論語》是一部家喻戶曉的書，哪一個不曾讀過？在宰我提出要把三年之喪更行縮短的時候，孔子生了大氣，《論語》裡還記着：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 孔子的邏輯，認定小孩在出身以後的三年中，全靠父母的愛護，因此在父母身死以後，應當守制三年，報答父母的恩愛。
現在居正照舊入閣辦事，還說什麼守
十九年的日月了，居正從一個平凡的翰林院編修，成為當國的首輔，文明也從一個平凡的府學生，成為首輔的父親。
在北京的掌握政權，在江陵的掌握利權。
誰能說文明的不是呢？遼王府到手了，重行翻造，純忠堂、捧日樓都蓋好了，沙洲來了，劉總兵送來的銀子，也從瞿塘三峽下來了。
快得很，李太白不曾說過嗎？“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一位七十歲的府學生想起。
其餘的，還有許多許多數不清的事件。
七十歲的人，應當休息一下，但是這一家的事，交給誰呢？不錯，還有居易、居敬，但是文明究竟放心不下。
居正也談起要迎養到北京，可是老年人擱不下江陵的山水，擱不下自己的姬妾，擱不下一切的家事。
萬曆三年神宗忽然問起左右的人來：“張先生的父母還在嗎？”“先生的父母已經七十幾歲了，”大家說，“還是好好的。
” 神宗高興得很，吩咐準備賞賜，一面親筆寫信給居正： 聞先生父母俱存，年各古稀，康健榮享，朕心喜悅。
特賜大紅蟒衣一襲，銀錢二十兩；又玉花墜七件，彩衣紗六匹，乃奉聖母恩賜：鹹宜欽承，著家僮往赍之。
大緻是萬曆五年夏間，文明病了，有時連走路都困難，居正準備請假省親，偏偏神宗大婚的問題來了，後來婚期決定在萬曆六年三月，居正看到暫時走不得，索性定在大婚以後再行回去。
他在給王之诰的信上提起：“老父頃患甚劇，今雖暫愈，然聞動履尚屬艱難，桑榆暮景，風燭可虞。
颛拟主上大婚後，乃敢乞身。
(1)今定婚期于來歲三月，則陳情之舉，當在夏初矣。
遙望此期，以日為歲，奈何？”(2) 文明這一年七十四歲，疾病纏綿，(3)終于在九月十三日逝世了。
那時從江陵到北京，交通困難，九月二十五日，居正才得到訃聞。
内閣同僚呂調陽、張四維奏明神宗，神宗頒賜禦筆給居正說： 朕今覽二輔所奏，得知先生之父，棄世十餘日了，痛悼良久。
先生哀痛之心，當不知何如裡！然天降先生，非尋常者比，親承先帝付托，輔朕沖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
先生父靈，必是歡妥，今宜以朕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
朕幸甚，天下幸甚。
(4) 神宗賜銀五百兩、纻絲十表裡、新鈔一萬貫、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各樣碎香二十斤、蠟燭一百對、麻布五十匹。
兩宮皇太後也是照樣賜唁。
二十八日禮部奉聖旨，文明“著照例與祭葬，仍加祭五壇”，身後恤典，一切從厚。
但是重大的問題來了。
明代内外官吏人等有丁憂的制度，在遇到承重祖父母、親父母的喪事，自聞喪日起，不計閏，守制二十七月，期滿起複。
英宗正統七年令，“凡官吏匿喪者，俱發原籍為民”；十二年令，“内外大小官員丁憂者，不許保奏奪情起複”。
“丁憂”指親喪二十七個月中，必須解職的事；期滿而後，照舊做官，稱為“起複”。
在二十七個月中，由皇上特别指定，不許解職，稱為“奪情”。
奪情之事，平常很少見，但是在軍隊中，尤其是在作戰的時候，原談不到“丁憂”，這一類的事，古人稱為“墨绖從戎”，又稱“金革之事不避”。
在宗法社會裡面，政治就是教化，官吏就是師長；主持教化的師長，在教忠、教孝的社會裡，自己先行履行對于亡父、亡母的義務，不能不算是一種合理的行為。
居正照例咨行吏部，題請放回原籍守制。
吏部随即奉到聖旨： 朕元輔受皇考付托，輔朕沖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賴，豈可一日離朕？父制當守，君父尤重，準過七七，不随朝，你部裡即往谕著，不必具辭。
(5) 居正九月二十五日得訃，這道不許守制的上谕，也在九月發下，一切都是四、五日間之事，沒有回旋的餘地。
本來居正奪情的事情太嚴重了，居正身後，經過神宗十年到四十八年這個很長的階段，一般人因為後來神宗對于居正的反感，無從追求正确的結論；等到神宗死後，讨論可以自由的時候，奪情的經過已經成為長遠的過去，時日不清楚了，事實不清楚了，僞造的根據，曲解的現實，到處作祟。
于是奪情的是非，遂成為一個謎。
據說第一個主張奪情的是戶部侍郎李幼孜，馮保主張奪情，居正也有意奪情，因此造成奪情的局勢。
其實幼孜第一個提出這個呼聲，隻提出時代的要求，而造成這個時代要求的，卻是居正本人。
自從隆慶六年六月，居正當國以來，這五年三個月的時間，整個國家安定了。
政治上了軌道，經濟有了把握，太倉粟支十年，太仆寺積金四百餘萬；北邊的俺答屈服了，土蠻雖然沒有屈服，但是不斷地潰敗，解除了東北方的威脅；内閣裡面，安靜到沒有一點波浪，更是嘉靖、隆慶以來沒有的現象；這一切是誰的大功？居正去了，這個局面，交付那一個？徐階七十五歲了，高拱更和馮保結下生死大仇，都談不到回朝，在野的還有哪一個幹練的大臣？呂調陽是一個忠厚老實的人，他自己沒有大的抱負；張四維也許還有些才氣，但是資曆太差，而且也沒有人望，在朝的又交給誰？居正固然有三個主人，但是慈聖太後和馮保，都說不到自己掌握政權，明代根本沒有太後臨朝和宦官執政(6)的前例；至于神宗，這時才十五歲，慈聖太後還把他當小孩看待呢，更說不到自己負責。
一切的形勢竟造成居正非留不可的局面。
這一個局面是居正自己造成的，居正自己也看到。
其次大學士丁憂起複，不是沒有故事的。
成祖永樂六年六月楊榮丁憂，十月起複。
宣宗宣德元年正月金幼孜丁憂，随即起複。
四年八月楊溥丁憂，随即起複。
景帝景泰四年五月王文丁憂，九月起複。
憲宗成化二年三月李賢丁憂，五月起複。
這都是故事。
五人之中，唯有李賢是首輔，而李賢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太平的時代，成化二年，憲宗已經二十一歲，即使李賢丁憂，也還和現在非留不可的局面，有些不同。
這一切，慈聖太後、神宗、馮保，連同居正也都看到。
不許守制的上谕下來了，居正再行上疏請求，自稱“是臣以二十七月報臣父，以終身事皇上”，但是語氣并不十分堅定，他甚至說： 臣聞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報。
夫非常者固非常理之所能拘也。
臣一介草茅，忝司政本，十有餘年，受先皇顧托之重，荷聖主倚毗之專，無論平日所承，隆恩異數，超轶古今，即頃者聞憂之日，兩宮聖母為臣憫恻，聖心感動，為臣凄惋，慰吊之使，絡繹道途，赙赗之赉，充溢筐篚，又蒙皇上親灑宸翰，特降玺書，中間慰藉之勤笃，勉喻之諄切，尚有溢于聖言之外者。
臣伏而讀之，一字一淚，雖旁觀近聽之人，亦無不傷心酸鼻者。
夫自古人臣，以忠結主，商則成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周則成王之于公旦，漢則昭烈之于諸葛亮，其隆禮渥眷，辭命诰谕之文，載在史冊，至今可考，固未有謙抑下巽，親信敬禮，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懇笃者，此所謂非常之恩也。
臣于此時，舉其草芥微軀，摩頂放踵，粉為微塵，猶不足以仰答于萬一，又何暇顧旁人之非議，徇匹夫之小節，而拘于常理之内乎？且人之大倫，各有所重，使幸而不相值，則固可各伸其重，而盡其所當為；不幸而相值，難以并盡，則宜權其尤重者而行之。
今臣處君臣、父子，兩倫相值，而不容并盡之時，正宜稱量而審處之者也。
況奉聖谕，謂“父制當守，君父尤重”，臣又豈敢不思以仰體，而酌其輕重乎？(7) 無疑地，居正是在考慮應否守制的問題了。
十月初二日奉聖旨： 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朕昔當十齡，皇考見背，丁甯以朕屬卿，卿盡心輔導，迄今海内乂安，蠻貊率服，朕沖年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得，安能遠待三年？且卿身系社稷安危，又豈金革之事可比？其強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辭。
(8) 奉旨以後，居正上《再乞守制疏》，十月初五日複奉聖旨： 覽奏，詞益哀懇，朕恻然不甯。
但卿言終是常理，今朕沖年，國家事重，豈常時可同？連日不得面卿，朕心如有所失。
七七之期，猶以為遠，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無一不從，今日此事，卻望卿從朕，毋得再有所陳。
(9) 神宗甚至和呂調陽、張四維說起，即使居正再上百本，亦不能準。
守制的請求，已經成為僵局，居正隻得再從旁面提出，他說： 仰窺皇上之心，不過以數年以來，舉天下之重，盡屬于臣，見臣鞠躬盡瘁，頗稱意指，将謂國家之事，有非臣不辦者。
此殆不然也！夫人之才識，不甚相遠，顧上用之何如。
臣之不肖，豈真有卓荦超世之才，奔轶絕塵之力，惟皇上幸而用之，故臣得盡其愚耳！今在廷之臣，自輔臣以至于百執事，孰非臣所引薦者？觀其器能，鹹極一時之選。
若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諸臣，諸臣以臣心之忠而事皇上，将臣平日所稱聖賢道理，祖宗法度，此兩言者，兢兢守之，持而勿失，則固可以端委廟堂而天下鹹理。
是臣雖去，猶未去也，何必專任一人，而使天下賢者，不得以各效其能乎？且臣尚有老母，年亦七十二歲，素嬰多病，昨有家人到，緻臣母意，囑臣早歸。
田野之人，不知朝廷法度，将謂臣父既沒，理必奔喪，屈指終朝，倚闾而望，今若知臣求歸未得，相見無期，郁郁懷思，因而緻病，則臣之心，益有不能自安者矣。
皇上方以孝養兩宮，何不推此心以及臣之母乎？(10) 神宗的聖旨又下了，他說： 朕為天下留卿，豈不轸卿迫切至情，忍相違拒？但今日卿實不可離朕左右。
著司禮監差随堂官一員，同卿子編修、嗣修，馳驿前去，營葬卿父；完日，即迎卿母，來京侍養，用全孝思。
卿宜仰體朕委曲眷留至意，其勿再辭。
(11) 這道聖旨，由内閣傳下，神宗再命司禮監太監何進帶去親筆谕旨： 谕元輔：朕以幼沖、賴先生為師，朝夕納誨，以匡不逮。
今再三陳乞守制，于常理固盡，于先帝付托大義，豈不鮮終？況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一日、二日萬幾，尚未谙理；若先生一旦遠去，則數年啟沃之功，盡棄之矣。
先生何忍！已有旨，特差司禮監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完便就迎接先生老母，來京侍養，以慰先生孝思，務要勉遵前旨，入閣辦事，豈獨為朕，實所以為社稷，為蒼生也。
萬望先生仰體聖母與朕惓惓懇留至意，毋勞又有所陳。
(12) 這時禦史曾士楚，給事中陳三谟都上疏，請留居正了。
吏部尚書張瀚奉上谕慰留居正，連忙和左侍郎何維柏商議。
“丁憂守制，”維柏說，“是天經地義的事，遷就不得的。
”張瀚的宗旨決定了，索性給他一個不理。
吏部司官們和尚書說，請他複奏，張瀚隻是一味地裝糊塗。
他說： “大學士奔喪，應當加恩；這是禮部的事，和吏部有什麼相幹！” 皇帝奪情的诏書屢次下來了，官員們正在紛紛請留居正，張瀚隻是捶着胸膛歎息，他認為從此以後，綱常掃地，對于奉命慰留居正的上谕，始終置之不理。
給事中王道成、禦史謝思啟上疏彈劾張瀚、何維柏，其結果張瀚勒令緻仕，維柏罰俸三月，一切都是十月初的事。
奪情的局勢既成，居正沒有回旋的餘地，他隻有承認了。
他說： 凡朝士大夫，見者聞者，無不恫切歎頌，皆以大義責臣，謂殊恩不可以橫幹，君命不可以屢抗，既以身任國家之重，不宜複顧其私。
臣連日枕塊自思，且感且懼，欲再行陳乞，恐重獲罪戾。
且大婚期近，先帝之所付托，與國家之大典禮，莫此為重，乃一旦委而去之，不思效一手一足之力，雖居田裡，于心甯安？用是茹忍哀悰，不敢再申前請，謹當恪遵前旨，候七七滿日，不随朝，赴閣辦事，随侍講讀。
(13) 他提出五個條件，（一）所有應支俸薪，概行辭免；（二）所有祭祀吉禮，概不敢與；（三）入侍講讀，在閣辦事，俱容青衣角帶(14)；（四）章奏具銜，準加“守制”二字；（五）仍容明年乞假葬父，便迎老母，一同來京。
條件提出以後，奉聖旨：“卿為朕勉出，朕心始慰，這所奏，俱準。
歸葬一節，還候旨行。
”(15) 居正奪情之事，雖然是局勢造成的，但是造成這個局勢的，何嘗不是居正？張瀚勒令緻仕的時候，居正還沒有承認在閣辦事，但是他已經推薦王國光繼任吏部尚書了。
他和國光說：“铨衡重任，非公不足以當之。
比時孤方乞歸，然不敢以去國之故，而忘謀國之心，故敢以公進。
然公之忠亮，實素簡于帝心，故疏上即荷俞允，非俟孤言以為用舍也。
”(16)在苫塊昏迷的當中，居正何嘗有一日忘去政權？居正稱道伊尹，(17)也許他看上伊尹以天下自任的那一點，但是以天下自任，正是熱中政權的一個解釋。
從居正十九年沒有看見文明一面的事實看來，父子之間的感情，委實已經生疏了。
居正和文明中間，無論在志趣上，在事業上，都看不出一些共同的場所。
十九年的日月，三千裡的距離，在父子之間，造成最大的隔閡。
居正當然知道丁憂隻是二十七個月的請假，在這個時間以後，随時可以起複。
但是起複隻是一個理論。
徐階緻仕了，陳以勤、李春芳緻仕了，高拱、殷士儋也緻仕了，除了高拱偶然一度重來以外，其餘沒有一個再看到北京的城阙。
政權正和年光一樣，是不輕易回轉的。
居正自從二十三歲舉進士以後，經過三十一年的政治奮鬥，才取得現在的政治地位，他怎能不留戀呢？ 明朝的故事，首輔去位三日以後，次輔便把座位，從内閣的右邊遷到左邊，翰林院後輩和内閣僚屬都穿紅袍到内閣道賀。
這一次他們穿紅袍到内閣來了，大家向次輔呂調陽道賀。
調陽是一個老實人，他雖然沒有把座位移到左邊，但是居然接受大衆的道賀。
一切增加居正的恚忿。
他認識自己還沒有去位，人情已經變了，将來當真去位，那還了得！夏言、嚴嵩對于當日的政權，都曾經支付血腥的代價；以後徐階、高拱，也都經過最大的危險。
現在會不會需要自己償還這一筆血債！ 留戀、畏懼，這兩種強烈的情緒，占有居正的胸中。
但是最大的原因，還是他舍不得當時的國家。
在自己當國的五年三個月中間，整個明朝，已經從困頓的狀态中解放出來，成為富強的國家；自己去位以後，會不會重行回到困頓中去？這一切，隻為了一個十九年不曾見面的父親，代價未免太大了。
居正覺得李幼孜的語句還在自己耳朵裡響着： “皇帝沖齡，天下不可一日無相公，相公怎樣忍得回去守制呀！” 這樣他才決定辭俸守制的辦法。
萬曆八年他在奏疏中說過： 臣又查得前代典禮與本朝律令，凡奪情起複者，皆居官食祿，與見任不殊。
故先年大學士楊溥、李賢等，皆從服中升官考滿，以事同見任故也。
今臣乃辭俸守制，皇上原未奪臣之情，臣亦未嘗于制中起複，比之諸臣，事體原自不同。
(18) 居正辭俸守制，但是神宗沒有讓他枵腹從公的道理，所以萬曆五年十月傳旨： 元輔張先生，俸薪都辭了。
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著光祿寺每日送酒飯一桌，各該衙門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葉三十斤、鹽一百斤、黃白蠟燭一百支、柴二十扛、炭三十包，服滿日止。
(19) 居正曾和順天巡撫陳道基談起當日的心境： 唁贶再臨，又辱别谕雲雲，敢不敬承雅意。
但孤暫留在此，實守制以備顧問耳，與奪情起複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祿，下不通四方交遺，惟赤條條一身，光淨淨一心，以理國家之務，終顧命之托，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所謂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
此孤之微志也。
(20) “辭俸守制”是居正發見的名辭，但是一般人目光中，隻看到他不奔喪，不守制，怙權貪位。
居正曾經談到“聖賢道理，祖宗法度”，這句話更引起他們的反感。
《論語》是一部家喻戶曉的書，哪一個不曾讀過？在宰我提出要把三年之喪更行縮短的時候，孔子生了大氣，《論語》裡還記着：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 孔子的邏輯，認定小孩在出身以後的三年中，全靠父母的愛護，因此在父母身死以後，應當守制三年，報答父母的恩愛。
現在居正照舊入閣辦事，還說什麼守
